动态循环

2024-09-03

动态循环(通用5篇)

动态循环 篇1

1 引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指出, 我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条件, 决定了未来较长时期内,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将居于主体地位。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煤矿安全乃至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任务也将更为艰巨繁重。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煤矿安全监察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到2000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正式成立, 标志着垂直管理的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在我国诞生。在实行政企分开的基础上,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的垂直管理监察体制为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1]。1999-2009年, 全国煤炭总产量由1999年的10.4亿吨增长到2009年的29.5亿吨, 增长近2倍;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由“十五”高峰期2002年的6 995人减少到2009年的2 630人, 下降了62.4%;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起数由2000年的75起减少到2009年的20起, 下降了73.3%。全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由2000年的5.71下降到2009年的0.892, 下降了84.4%, 历史性地降到了1以下。2000-2009年事故死亡人数及百万吨死亡率见图1。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骆琳指出, 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事故总量仍然过大, 重特大事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安全生产基础仍然薄弱, 非法违法行为、违规违章现象屡禁不止。需要抓紧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各类问题, 安全生产不容松懈。纵观以往对煤矿监管博弈的研究文献, 其中, 文献[1]分析了垂直管理的煤矿生产安全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责任小获益大在安全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文献[2]具体分析了煤矿安全投入与安全事故发生量之间的关系, 建立安全投入的博弈模型并进行分析。文献[3]从外部监督博弈和内部监督博弈两方面进行分析, 着重增加对监管者的“努力”行为的激励, 来改进监督的效果。文献[4]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煤矿企业、矿工等四方主体分别建立博弈模型, 分析各主体之间的博弈对煤矿安全政策最终结果的影响。以往文献中煤矿监管博弈通常都是在不同博弈主体如何选择上徘徊,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问题, 但还没有文献主要针对安全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因此, 本文在分析监管博弈过程的基础上, 将该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建立循环动态博弈模型, 即第一阶段检查阶段博弈模型、第二阶段监督阶段博弈模型和第三阶段事故发生阶段博弈模型, 并对这3个阶段用最基本的成本和经济效益等因素进行计算分析, 建立煤矿企业和监察部门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关系式, 分析各个策略选择形成的原因。

2 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2.1 第一阶段———检查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假设在第一阶段博弈模型中, 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合格的成本为C1, 概率为Pa, 其安全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为L1;煤矿企业如果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成本为C2, 概率为 (1-Pa) , 此时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为L2 (包括违法违规生产收益) 。监察部门的检查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检查和不检查, 其概率分别为Pb和 (1-Pb) , 其中在进行检查时也会采用严格检查和敷衍检查两种方式, 其中严格检查的成本为C3, 敷衍检查的成本为C4 (通常C4

根据表1的得益矩阵,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2.1.1 从监察部门的期望收益角度考虑

监察部门严格检查的期望收益:M1=PaPbPc (-C3) + (1-Pa) PbPc (F1-C3) = (1-Pa) PbPcF1-PbPcC3;

监察部门敷衍检查的期望收益:M2=PaPb (1-Pc) (-C4) + (1-Pa) Pb (1-Pc) (-C4) =-Pb (1-Pc) C4。

由于国家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越来越重视, 地方监察部门在对煤矿企业监察过程中, 往往不存在不检查的情况, 即“不检查”这个策略选择已经弱化掉了, 而只剩下严格检查和敷衍检查这两种情况, 因此, 在监察部门进行严格检查和敷衍检查的预期收益无差异的情况下 (令M1=M2) , 可以计算出煤矿企业在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

(1) 式表明, 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与监察部门采取的两种策略概率、成本和检查出不合格的罚金额度有关, 而与检查概率Pb无关。

(1) 当给定检查频率Pc和所处罚金F1时, 安全不合格概率由两种方式的检查成本的大小决定 (前提假定C4

因为, 当C4的值非常接近C3的值时, (1) 式可以演变成:;当C4的值远小于C3的值时, 含有C4的项可以忽略不计, 则 (1) 式可以演变成:。因此, 无论C4和C3取值关系如何, 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几乎都取决于C3的大小。因此降低严格检查的成本, 将有效降低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

(2) 当给定检查成本和严格检查概率Pc时, (1) 式中安全投入不合格概率的大小与罚金F1呈反比关系。因此, 监察部门加大惩罚力度, 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就会降低。

(3) 当给定检查成本和罚金时, (1) 式演变成:

;安全投入不合格概率与严格检查概率Pc呈反比关系, 因此, 增加严格检查概率Pc的值, 也会有效降低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

2.1.2 从煤炭企业的期望收益角度考虑

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合格的期望收益:N1=PbPc (L1-C1) +Pb (1-Pc) (L1-C1) ;

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期望收益:N2=PbPc (L2-F1-C2) +Pb (1-Pc) (L2-C2) 。

同样, 监察部门采取的策略不检查的部分被忽略掉。当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合格与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期望收益相等 (令N1=N2) 时, 可计算出监察部门严格检查的概率Pc:

由 (2) 式可以看出, (L1-C1) 表示煤矿企业在安全投入合格的情况下所得的净收益, (L2-C2) 表示煤矿企业在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情况下所得的净收益, 而两者的差值就是煤矿企业采取不合格安全投入的违规违法所得。因此, 当罚金F1已知的情况下, 非法所得越大, 相应的监察部门的严格检查概率也应随之增大, 否则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就越大;同理, 相应增加罚金F1的金额, 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的可能性减小, 监察部门严格检查的概率也会降低。

2.2 第二阶段———监督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对于检查阶段博弈模型中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合格的策略时, 不论监察部门选择何种策略, 都不进入监督阶段博弈而是继续循环进行检查阶段博弈。当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策略, 监察部门选择敷衍检查策略时, 虽然煤矿企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但是由于监察部门自身的问题而使安全隐患得以存在, 这种情况也随之再次进入检查阶段博弈。而当煤矿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策略, 而监察部门选择严格检查策略时, 会出现该煤矿企业被罚罚金且责令其整改的局面, 这种策略选择使得博弈双方进入第二阶段监督博弈阶段。煤矿企业同样会有两种选择策略:安全隐患消除和安全隐患不消除。而监察部门对煤矿企业整改过程的监督也会有两种选择策略:监督和不监督。

设定煤矿企业消除安全隐患使得安全投入达到合格状态需要成本为 (C1-C2) , 不消除安全隐患的成本为0, 整改期间由于停产造成的损失为L3, 采取这两种策略的概率分别为Pd和 (1-Pd) 。监察部门在对煤矿企业整改期间进行监督的成本为C5, 不监督的成本为0, 采取这两种策略的概率分别为Pe和 (1-Pe) 。监察部门选择监督策略时, 煤矿企业并没有按要求达到合格状态, 则再对其处以罚金F2, 再循环进入监督博弈阶段。下面建立监督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 如表2所示。

2.2.1 从监察部门的期望收益角度考虑

监察部门监督的期望收益:M3=Pd (-C5) + (1-Pd) (F2-C5) =F2-C5-PdF2;

监察部门不监督的期望收益:M4=0。

当监察部门在选择两种策略时的期望收益相等 (令M3=M4) 时, 得到Pd的关系式:

由 (3) 式可以看出, 监察部门减少监督成本C5或增加罚金F2的金额将有效地使煤矿企业选择不消除安全隐患策略的概率减小。

2.2.2 从煤炭企业的期望收益角度考虑

煤炭企业选择消除安全隐患的期望收益为:N3=Pe[-L3- (C1-C2) ]+ (1-Pe) [-L3- (C1-C2) ]=-L3- (C1-C2) ;

煤炭企业选择不消除安全隐患的期望收益为:N4=Pe (-F2-L3) + (1-Pe) (-L3) =-PeF2+L3。

当煤炭企业选择两种策略的期望效益相同 (令N3=N4) 时, 得到Pe的关系式:

由 (4) 式可以看出, Pe的大小与第一阶段煤炭企业安全投入欠账的大小呈正比关系, 而与罚金F2呈反比关系, 因为采取了发现安全投入不合格就勒令停产整改的措施, 使得整改期间效益L3与监督力度无关。这也就验证了 (3) 式的解释, 如果煤炭企业安全投入欠账多, 监察部门就应该加大对其整改时的监督力度, 而增加罚金F2的金额也会对选择不消除安全隐患的煤炭企业有一定震慑作用, 促使其选择投资消除安全隐患的策略, 从而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2.3 第三阶段———事故发生阶段分析

煤炭企业和监察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重复执行检查阶段和监督阶段的博弈模型。煤炭企业发生事故之后, 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事故发生阶段。在事故发生阶段, 由于企业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巨大的赔偿金额、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使得煤炭企业一定会选择瞒报的策略, 试图蒙混过关, 因此, 要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 必须从源头抓起, 将安全生产过程严格控制在前两个阶段之中。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博弈分析, 可知煤炭企业在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策略时, 监察部门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可能选择敷衍检查策略, 这样安全隐患一直存在, 其发生事故的概率为 (1-Pa) (1-Pc) 。同理, 当监察部门在第一阶段博弈中选择严格检查策略, 而在第二阶段博弈中选择了不监督策略, 也会使得安全隐患存在, 从而导致事故发生, 其概率为: (1-Pa) Pc (1-Pd) (1-Pe) 。对于监察部门来说, 提高Pc和Pe的概率就能有效地减少事故的发生, 同时也能使煤炭企业选择安全投入不合格的概率 (1-Pa) 和不消除安全隐患的概率 (1-Pd) 相应减小。因此, 充分分析检查和监督过程的特点, 将安全隐患遏制在前两个阶段, 将是降低安全事故发生概率的重点。

3 结论

我国安全生产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相关矛盾、问题和隐患依然突出, 形势不容乐观。如何提高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国家监察部门监察执法和煤炭企业生产过程的分析, 将煤矿安全监察过程分为3个阶段, 分别为检查阶段、监督阶段和事故发生阶段, 并对这3个阶段建立博弈模型, 计算出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 从双方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关系式入手, 找出影响其策略选择的因素, 并根据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得出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应该首先以监察部门的严格执法为基础, 从提高罚金和减少检查及监督成本入手, 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结论。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煤矿安全监察过程的不同特点, 将其分为3个阶段:检查阶段、监督阶段和事故发生阶段。运用博弈论的观点对不同阶段的安全生产和监察过程建立安全监察循环动态博弈模型, 分析煤矿企业安全监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期望效益函数建立煤炭企业和监察部门选择策略的概率关系式, 探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监察中存在的弊端和改进措施。

关键词:煤矿安全,安全生产,循环动态博弈

参考文献

[1]李豪峰, 高鹤.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04 (7) :72-75.

[2]陈宁, 林汉川.我国煤矿企业安全投入的博弈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4 (2) .

[3]禹金云, 罗一新.基于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研究的博弈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7, 17 (3) :67-70.

[4]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煤矿事故频发的博弈解释[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7) :28-34.

动态循环 篇2

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国内经营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企业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元。通常企业应对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多元文化差异的知识和能力储备远远低于其对母国文化的认知和管理能力。相比货物进出口贸易而言,企业海外并购整个过程中所面临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风险具有长期性、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1]。

我国企业开始成规模的国际化经营是从2000年开始,这一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将“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加以鼓励和推动。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风险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 文化体系的总体显著差异性使得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结构更加复杂

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传承下来的文明,在长期历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特点,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同时其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特点。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之间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性。民族文化方面,我国在民族文化的五个维度方面与西方主要国家都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商业文化方面,农业文明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商业活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低,在商业活动中更强调人情、关系,而对契约和规则的重视度不高;西方商业文化则建立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之上,更注重规则和法律。企业文化方面,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比较短,企业文化建设整体上尚处于发展阶段,企业文化体系具有体系不够完整、企业文化影响力低、企业文化延续性和稳定性差等特点。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这种相对弱势的企业文化使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中处于被动位置。由于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着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民族文化三个层次的巨大差异,且三大差异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使得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结构比较复杂[2]。

2.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冷战思维和偏见增加了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风险

由于冷战的影响,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西方国家妖魔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形成了比较强的偏见、误解和敌对情绪。这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在经济领域很容易转化成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偏见和敌对情绪。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屡屡遭受的指责和阻挠有力证明了这一点。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对于来自中国的挑战者,出于市场利益的考量,打压和排斥是一种天然的反应。无论是思想意识上的歧视和敌对,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压制,都将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生态形成消极的影响,从而加大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风险。换言之,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注定要遭受比其他国家企业更多的文化风险。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的认识误区

从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文化整合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海外并购中缺乏正确的心态。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以成败论英雄思维的影响,部分企业在文化整合中采取强者心态。从目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来看,能够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往往是本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这些企业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优势,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更容易延续这种心理优势,从而在文化整合中希望更多地被并购企业接受本企业或本民族的文化,这种主观性容易使企业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失去客观判断和科学分析。另一方面,还有部分企业对自身的竞争力缺乏足够的自信,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和能力,在国际化经营中形成比较自卑的心态,从而在跨国并购中缺乏应有的主动性。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对文化整合的风险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海外并购中漠视文化风险的存在。无论是自傲、自卑还是漠视的心态,都会使企业在并购的文化整合方面偏离客观的判断,从而加大文化整合的风险[3]。

第二,将文化整合看成一个一次性项目,而非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企业并购中的有形资源整合,文化整合因文化自身的内隐性和文化粘性而使得其整合的过程注定不能一蹴而就。文化整合的过程实际上包括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对立、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阶段,而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因文化结构自身的复杂性,文化整合的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变数。因此,文化整合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可能在一个事先指定的时间节点之前完成[4]。

第三,将文化差异等同于文化风险,片面认为文化差异就是消极的东西,一定要加以防范和修正,使文化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跨国经营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个阶段,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到达一定程度时,企业的战略必将转向全球化经营。文化差异性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企业需要容忍内部多元文化的存在。根据文化资源观的理论,如同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的多元性也是一种资源。文化多样性在企业的市场开拓、公共关系管理、研究开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自身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企业能更加正确地在多元文化的市场环境中采取恰当的本土化策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如果对多元文化的影响有辨证的思考,在海外并购中就不会一味追求文化价值的机械统一。

第四,对文化整合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方法。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都是影响并购成败及并购效益的重要风险因素,但文化风险对海外并购的影响所获得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它风险。为了完成海外并购,企业会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相关的专业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但是对文化风险却缺乏相应的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风险评估,也鲜有企业成立专门的文化整合管理团队,这些都说明文化整合风险还没有得到企业管理者的充分重视。文化风险管理没有得到管理层的重视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文化风险管理自身的复杂性。文化风险不同于其它并购风险,它具有抽象性、可测度性差、可控性低等特点,使得企业对于文化风险管理的实践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不对文化风险管理敬而远之,不想做认真地投入,要不就是将文化风险管理简单化,期望通过几场讲座或者文化培训就能达到文化风险管理的效果,而缺乏对文化风险的系统化思维和体系化方案[5]。

三、海外并购文化风险的要素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出口贸易型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文化风险更加复杂和深入。风险、人和时间是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文化风险管理必须同时考虑的三个维度(如图1)。在风险管理体系中,人是主体,是风险的产生源、载体和管理者,风险是客体,而时间则是风险存在和管理的必要条件。根据经典的文化分层理论,文化风险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每个层次的文化风险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法才能对文化风险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并进行针对性的防范。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文化风险始终存在,只是存在的形式和表现的方式不同,作用和影响也不一样,因此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文化风险的评估、防范和应对。此外,并购活动会对企业全体人员产生影响。随着并购的进行,并购所涉及的人员会日益增多,并购完成后,在双方企业的融合过程中,人员交流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增加,文化风险的概率和程度亦将大幅增加。鉴于海外并购中文化风险的结构复杂性、影响的全过程性和影响范围的全员性特点,需要采用全面风险管理的方法才能发挥比较好的效果。

在并购前期,主要的工作是并购调查、并购谈判和并购协议的拟订。此阶段,并购企业不仅要与目标企业接触,还要接触目标企业所在国家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目标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等。由于并购双方初次接触,因此民族文化和商业文化的风险在此阶段相对比较显著,但出于双方初始交往的克制和尊重,文化风险并不剧烈,而企业文化的风险在此阶段并没有显著的体现。在此阶段,主要对并购活动进行调研和框架性战略的制定,企业并购的参与人员范围较小,主要为企业战略决策人员。

在并购中期,主要的活动包括并购协议的签署、并购方案的实施。具体而言,包括组织机构的整合、人员的调配、资产的划拨等工作。在并购中期,并购双方的接触进入了更深层次,此时民族文化、商业文化的冲突依然存在,并且走向深入,而企业文化的冲突逐步显现。在此阶段,并购的实施主要由企业管理人员组织执行,因此文化风险更多在该层次发生。

在并购后期,完成并购的双方企业开始了全方位的接触和融合,文化风险渗透到企业日常管理的各个层面,涉及到企业全体员工。在此阶段,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加和理解的加深,民族文化风险会逐步减少,而商业文化风险会凸现,企业文化风险将更加突出表现出来。

四、全面文化风险管理动态循环模型

全面风险管理CREM(Comprehensive Enterprises Risk Management)是西方对企业风险管理的一种系统理论,该理论起源于Kent D.Miller(1992)提出的整合风险管理(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提出了类似于整体风险管理的概念。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者提出了完全风险管理(Total risk management)的理论,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综合风险管理(Global risk management)的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上述理论不断走向融合,从而形成了内涵上不断统一的整体风险管理体系和理论。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风险贯穿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三个阶段,而文化的整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摸索、试错、校正的过程,用机械、静止和线性的方法和态度来实施文化整合将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文化整合一方面要进行人为的介入和引导,另一方面则需要遵循文化演变自身的规律性。文化尽职调查是海外并购文化整合的开端和基础,其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整合的成败。与财务尽职调查一样,文化尽职调查也需要缜密的方案和专业的知识技能。在文化尽职调查的基础上,需要制定系统的文化整合方案。对于商业文化和民族文化来说,整合的过程更多是认知、理解和接受的过程,而企业文化的整合则往往需要根据双方文化的对比和企业业务需要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而不同的整合模式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整合方案。整合方案的实施是文化整合的核心阶段,整合的实施在并购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上都应该有具体的实施措施[6]。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体系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了融合与创新,这种融合与创新是否符合企业的战略和业务,需要进行评估,以确定下一轮文化整合的方向和目标(如图2)。

文化整合的实施需要建立相关的支撑系统。其中,文化风险信息系统为文化整合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的支撑,它包括文化数据库、文化风险动态检测数据;文化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为文化整合提供组织保障、文化风险的评估系统保证文化整合处于正确的轨道;文化风险控制系统对文化整合中出现的各种文化风险能够迅速有效处理和控制。

1. 文化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并购过程中掌握目标企业现状的有效措施,是预防并购风险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并购调查主要针对目标企业的财务信息,一方面是因为财务信息自身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是基于财务信息的可量化性与可获得性。传统的并购理论主要针对一国之内所发生的并购活动,由于该并购活动处于同一民族文化或国家文化范围之内,文化的冲突相对温和,文化方面的尽职调查很少为企业所重视。海外并购不仅仅涉及到不同的企业文化,更涉及到具有显著差异性的民族文化和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形成的风险有可能对并购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通过文化尽职调查了解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以及这些企业文化所根植的民族文化和商业文化,并通过文化的对比了解两种文化之间融合的成本、风险及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方向是非常必要的。

文化尽职调查除了依托自身的并购团队之外,还需要利用外部的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通过专业机构在文化尽职调查方面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保证文化尽职调查的质量。文化尽职调查一方面需要了解并购双方文化体系的可能冲突风险,另外还要从文化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目标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并购企业文化体系的积极和正向作用[7]。

2. 文化整合方案的制定

文化整合方案是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制定的文化整合的系统性文件,它应充分体现可操作性、系统性。系统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整合的对象应该包含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民族文化三个维度,同时还应该包括文化的核心层、中间层和表层。从整合方案的内容来看,对整合的目标、方法、路径、评估等都需要全面细致的部署,其内容需要充分完备。可操作性要求整合方案在实施细则上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首先,能够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手段来了解和测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其次,能够对各种可能风险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法和手段,同时这些方案和措施能够达到最后的预期目标,使整合后的企业文化能促进更好的企业业绩的出现;最后,这些方案还必须能够被并购双方的大部分员工所接受。在方案制定的团队构成方面,文化整合涉及到并购双方,因此整合方案的制定需要包含并购双方的代表,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整合专业人员。

3. 文化整合实施

文化整合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企业的不同层面上都应该有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因文化整合本身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且需要动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因此其实施首先要得到企业管理层的大力支持,需要企业员工改变心理定势;其次,需要严格遵守整合方案的规定,并完善整合的具体操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计划有序进行;第三,需要组成专门的协调组织团队,成立由双方员工、管理层、专业第三方咨询机构组成的文化整合团队,在组织上为文化整合的实施提供保障;第四,要遵守人性化的原则,在整合过程中充分尊重双方的差异,给予双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适应和调整。

4. 文化融合与创新

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是指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企业文化通过整合实现了相互交融,并在企业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结构的现象。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文化强弱通常处于非均衡地位,因此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通常展现为不同的模式,如融合、隔离、移植、渗透、自主等模式,不同模式下新的企业文化或多或少带有原有企业文化的因素,即使是在移植或隔离这两种文化整合模式中,新的企业文化也已经与原有的文化具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形成了新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特质,构成了文化的创新。但这种文化的创新是否对企业经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还需要进行评估。企业文化的整合如此,民族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整合也存在类似的创新情形,即在文化的接触与碰撞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新的文化因素和特征。这种文化融合和创新是文化整合的外力引导下的结果,包含了两种文化体系自然相互作用的因素。

5. 文化整合评估

文化整合评估是文化整合完成后对文化整合效果进行的评估。文化评估主要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文化整合是否达到了与企业战略的高度契合,也就是说,在文化整合完成后,企业的经营指标是否能够稳定甚至优化,这需要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段内进行考察,也需要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测量。这些指标既包括市场和财务指标,如销售额、市场占有率、股价、利润率等,还包括生产类和人力资源类指标,如员工离职率、产品报废率。其次,在精神层面上,文化整合后,企业员工的精神面貌是否得到稳定或提升,包括工作态度、工作积极性、合作精神、企业归属感、工作幸福感等。第三,文化整合之后,新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该文化与企业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否契合。

文化整合效果的评估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辅之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同时还要结合评估指标确定合适的评估周期,以及时了解文化整合的动态信息。在文化评估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甄别各个评估指标与文化整合的相关性,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上述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具有动态性和循环性的特点。首先,它充分考虑到了企业并购过程中的文化变化,将文化作为一个变化过程来对待,而不是以静止和机械的观点来处理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其次,在上述模式中,文化的整合不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而更多是一个长期和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经过“整合———创新———评估———再整合”的循环过程不断得到引导,最终不断提高文化与企业战略的匹配度,提高企业的战略竞争力,实现企业业务和战略目标的达成。

五、结语

动态循环 篇3

建设“两型”社会,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区域作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纳入实际操作层面的主要载体之一, 其良性发展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因此, 科学地评价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是从整体上把握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科学地制定建设规划与措施的依据。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循环经济评价问题, 并提出许多评价方法[1,2,3,4,5,6,7,8]。这些方法各有其特点和优势, 但也表现出不足。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评价仅考察了循环经济在某个时间点的综合评价值, 即一个时间截面上的静态评价, 而动态评价方法所见甚少。据不完全统计, 虽有文献对循环经济动态评价进行了相关的研究[7,8], 其结合多年数据进行评估与预测, 注意到循环经济发展的时滞性, 但方法理论复杂, 结构确定困难, 不易实现;有的不能完全体现动态性的内涵, 且方法均没有考虑各指标的发展变化趋势。循环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持续过程, 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历史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体现了循环经济总体发展水平, 仅以当前的数据评价当前发展水平会导致评价的失真, 因此需要考虑多个时间的综合评价值。同时, 循环经济指标值的增减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展变化趋势, 是循环经济是否可持续的考察标准之一。鉴于此, 本文在对现有动态综合评价方法[9,10,11,12,13,14]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区域循环经济的动态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结合各评价对象多个时间的数据评价值, 并综合考虑评价指标值的好坏程度、增减变化, 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针对现有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实际操作性、动态可比性差的缺点,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并以“3R”原则为指导, 遵循完备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以及动态性原则, 在参考相关文献[15,16,17,18]的基础上, 建立由目标层、子目标层、准则层组成的自上而下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备注:cmin、cmax分别为各指标的最小、最大值, 对于极小型和极大型指标目标值为c, 区间型指标目标值为一个区间[c1, c2]。目标值的设定主要参考美国、德国和日本2004年相应水平标准及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相关文件设定。

2 综合评价方法

区域循环经济动态多指标综合评价的特征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1) 考虑指标作用的时滞性, 需要综合评价对象在多个时段的运行状况; (2) 反映循环经济发展变化趋势, 需要考虑各指标值随时间的增减变化及变化程度; (3) 不同时间的评价指标值对系统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同, 需要考虑时间重要性程度, 即时间权; (4) 从整体和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便于区域间比较, 找出优劣。基于此, 本文在指标集、评价对象集的基础上增加时间向量, 用三维立体时序数据对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纵横”向的比较。

设评价对象 (既参评区域) 集为F={f1, f2, …, fm};设时间样本点为Tk (k=1, 2, …, g) ,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时间以年度为单位;设准则层评价指标集为P={p1, p2, …, pn}, 6个子目标层指标集为Z={z1, z2, …, z6}。准则层各指标权重W= (w1, w2, …, wn) T及子目标层各指标的权重δ= (δ1, δ2, …, δ6) T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 具体方法见文献[20], 这里不再给出详细过程。对时间样本点Tk的评价矩阵记为:

p1?p2??pn

由于指标有“极大型”、“极小型”和“区间型”三类, 且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位, 因此, 为了将不同类型的指标均转化为极大型指标并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不同所带来的不可公度性, 需要将所有的指标值进行规范化处理。本文采用文献[19]中给出的规范化方法, 将评价矩阵Ak进行规范化并记为Ck= (cijk) (k=1, 2, …, g) 。

动态综合评价不仅要考虑影响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各指标各时点的静态状态好坏, 也要考虑其增减变化及程度, 故引入变量bijk, 令

bijk=cijk-cij (k-i) k=2, 3, …, g i=1, 2, …, m j=1, 2, …, n (2)

构成时间样本点Tk的增长评价矩阵Bk= (bijk) m×n (k=2, 3, …, g;i=1, 2, …, m;j=1, 2, …, n) 。综合考虑好坏程度和增长程度, 将规范化后的评价系数矩阵Ck和增长矩阵Bk (k=2, 3, …, g) 进行集成得到各时间点的综合评价系数矩阵Fk= (fijk) m×n (k=2, 3, …, g) 。其中:

fijk=αcijk+βbijk k=2, 3, …, g i=1, 2, …, m j=1, 2, …, n (3)

式 (3) 中α和β表示相对重要程度, 并满足0≤1, β≤1, α+β=1。当α=1, β=0时, 评价中仅考虑准则层各指标的好坏程度;当α=0, β=1时, 评价中仅考虑指标的增长程度;其它情况综合考虑好坏程度和增长程度。模型体现了“奖优罚劣”的思想, β≠0时, 若bijk>0, 表示指标向良性方向增长, 给予奖励;若bijk<0, 表示指标有恶性下降趋势, 评价中给予惩罚。

此外, 由于不同时刻评价指标值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不同, 科学地确定时间权向量λ= (λ1, λ2, …, λg) T是得到合理评价结果的关键。离测评时间越近的时间点的评价值通常越能反映系统的发展状态, 即随时间递增评价指标值的影响程度也递增, 体现“厚今薄古”的思想。故时间权向量满足约束:

k=1gλk=10λk1λkλk-1k=1, 2, …, g (4)

由于这里取指标的评价值与增长值集成得到综合值作为各时间点的参考值, 时间点T1无求得的增长值, 不记入综合评价, 即λ1=0。对λk (k=2, 3, …, g) 采用文献[21]中的G1-法 (序关系分析法) 求得。取:

λk/λk-1=dk k=3, 4, …, g (5)

dk (k=3, 4, …, g) 表示时间Tk与Tk-1的重要性程度之比, 是由专家根据专业知识、经验, 并结合环境发展变化趋势所给出的带有理性预期特征的判断函数, 且dk>1。根据时间权约束函数 (5) , 求得:

λ2= (1+k=3gi=3kdi) -1 (6)

而 λk=dkλk-1=dkdk-1…d3λ2 k=3, 4, …, g (7)

将所得的λk (k=2, 3, …, g) 作为时间权重。

最后, 通过3次加权集结得到整体综合评价值。首先采用前置综合法取得各评价对象的各评价指标值在“时间维”上的综合, 得到第i个对象的第j个评价指标在整个时间段上的动态综合值:

zij=k=2gλkfijki=12mj=12n (8)

将立体时序数据表转化为平面数据表, 得到静态综合评价矩阵Z= (zij) m×n。

根据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用层次分析法求得的准则层指标权重W= (w1, w2, …, wn) T, 用线形加权方法分别求得各区域6个子系统的动态评价值为Zih (i=1, 2, …, m;h=1, 2, …, 6) 。如:区域i的资源减量投入子目标的动态综合评价值为:

Ζi1=j=13wjziji=12m (9)

其它5个子目标计算方法同式 (9) , 其值可反映各区域循环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

再将6个子目标层评价值综合, 得到:

Ζi=h=16δhΖihi=12m (10)

Zi反映各区域循环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

3 实证分析

下面根据改进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对中国10个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做出评价。测算数据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相关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和省环保部门年度数据统计公报, 取2004~2006年连续3年统计数据。各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详见表1, 取dk均为2, 时间权计算为λ= (0, 0.33, 0.67) T。3个时间样本点的评价矩阵分别为:

相应的, 计算“增长”矩阵分别为:

取α=1, β=0和α=0.5, β=0.5两种情况, 根据公式 (3) ~ (10) 分别计算得到各子目标层和总目标层的动态综合评价结果, 见表2:

通过分析综合评价结果和对各指标值的监测,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结合α=1, β=0时的测算结果, 分析各地区的循环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所选的10个城市按综合指数高低大致可分为3个方阵。第一方阵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 三大城市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 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人才、科技及教育优势, 走在全国的前列, 综合指数均超过0.7。第二方阵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的沿海经济大省, 其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处于0.55~0.7之间。第三方阵包括河南、湖北、湖南3个中部省份, 相比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 循环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距, 综合评价指数处于0.55以下。

(2) 结合α=0.5, β=0.5时的测算结果, 分析各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在考虑指标增减变化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下的评价结果, 部分地区综合排名发生变化。大部分地区循环经济呈现良性发展趋势。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湖南相对发展较快, 排名位次上都有上升, 与这些地区近年来对循环经济的大力推广和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有较大的关系。其中, 湖南省名次上升最为明显, 虽然其总体发展水平与其它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但发展势头良好。

(3) 结合各子系统监测评价结果看, 资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和政策支持力度3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较高, 但地区间差距大, 尤其是在资源减量投入上, 中部地区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在整体水平和发展效率上相对滞后;资源循环使用、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3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较低。其中各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但结合指标增减变化所反映的发展趋势来看, 各地区经济均呈稳步上升;资源循环使用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效率均较低。结果说明:近年来, 各地区对循环经济已引起了充分的重视, 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在各地区的落实也初见成效, 但地区之间的基础差距大, 部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区域差异;此外, 由于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仍是起步阶段, 缺少配套的技术支持体系和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 产业结构仍不合理, 产业间的资源有效利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且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不足, 导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低下, 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仍是限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4) 结合各指标值和指标增长值看, 大部分指标呈良性发展, 少量指标出现恶化的迹象。其中较明显的是:单位GDP能耗、水耗、占用土地面积基本是减少趋势, 工业“三废”的治理效果和工业废物利用效率相关指标也表现出逐步上升, 可见循环经济在各地工业中的应用已初见成效;但大部分地区人均绿地面积、污染治理投资在2006年中有下降趋势, 特别是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指标, 10个地区均逐年增大, 应当引起充分的关注。数据也说明伴随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重视, 尽管环保投资在绝对额上在逐步增加, 但环保投资增加的幅度低于GDP增加的幅度, 环保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社会认知度不足, 尚缺少自觉的资源节约意识, 对水、电的浪费严重, 需要加大在社会中的宣传和推广, 将从循环工业、循环农业的建设扩展到循环三产、循环型社会, 从生产上的控制到消费理念上的转变, 为构建“两型社会”提供全面的保障。

4 结束语

本文应用改进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 采用立体时序数据对我国10个省 (市) 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做出评价。评价综合考虑各指标静态值及增减变化, 更好地反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持续性, 并通过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能够发现优势和不足。根据不同情况下的测算结果, 能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反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评价结论更加全面、合理, 对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准确把握其发展状况是关键。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应用改进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 采用立体时序数据对我国10个省 (市) 地区循环经济发展作出评价, 根据不同情况下的测算结果, 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反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结论更加全面、合理。

动态循环 篇4

为了能够做到循环系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预防,对人体的循环机能进行定期的和持续的检测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人体不附加任何外科处理的无创性检测法无疑是最为期待的方法。而且,不仅仅在医院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自由行动时(通常称之为无拘束)也能随时掌握循环机能信息的话,对于人们的日常健康监测与循环系疾病的预防,以及提高早期发现率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介绍了我们课题组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的经费支持下,新近开发的便携式无创性、长时间血压、心拍出量等循环机能信息连续检测系统的原理及部分检测结果。

1 检测技术及其原理

本系统所采用的检测技术,主要包括无创性血压检测技术和无创性心拍出量检测技术。前者是指利用生物光电特性的容积振动法[1]和容积补偿法[2],后者是指利用生物电特性的胸部电阻抗法。本系统所采用的无创性血压检测技术和无创性心拍出量检测技术的原理如图1所示。

血管的力学特性通常用血管的内外压差与血管的内容积(或者血管内径)的关系来表示。当血管的内外压差(Ptr)接近零时,血管壁内的较软的弹性纤维在受力方面起主导作用;而内外压差较大时,血管壁内不容易变形的胶质纤维在受力方面起主导作用[3]。这种利用血管自身的强非线性力学特性而形成的血压检测方法称之为容积振动法和容积补偿法。如图1(a)所示,在容积振动法中,通过给袖带加压来控制血管内外的压差。使用上为便利起见,采用光电容积检测法来检出血管的内容积(PGp),观察光电容积曲线的出现点(SEP)以及振幅最大点(MAP)所对应的袖带压力(Pc),来确定最高血压(SBP)以及平均血压(MBP)。这种方法由于受其检测原理的限制,它无法直接测到最低血压(DBP)。但是,考虑到容积脉波与压力脉波的相似性,利用图中所给出的计算公式,最低血压(DBP)可以间接地求出[4]。

容积补偿法的检测原理如图1(b)所示。前述容积振动法中所测得的光电容积曲线的振幅最大点(MAP)所对应的直流成分的容积信号(PG)的平均值,即无负荷状态时的血管内容积,作为伺服控制的基准值(Vref),如果控制袖带的压力使去掉脉动成份后的血管内容积始终与基准值(Vref)大致相等,那么伺服控制的袖带压力就会总是与动脉血管的内压力相平衡。因此,通过测得袖带的压力就可以实现动脉压力波形以及每一心拍下的SBP与DBP(或者MBP)的连续检测。

在心拍出量(CO)的无创性检测方面,考虑到检测的便利性以及连续检测的可实现性,目前唯一的方法是胸部电阻抗法[5](Electrical impedance cardiography;ICG),或者与阻抗成倒数关系的电导纳法(Electrical admittance cardiography;ACG)。实用上,电导纳法更为便利[3]。如图1(c)所示,把胸廓考虑成一个圆筒,在它的中心部有大动脉贯穿,这模型被称为Nyboer二重圆筒模型。在脖子和上腹部分别装上通电用和检出用带状电极,当心脏泵出血液时(△V[ml]),检测出与泵出的血液量成对应关系的导纳变化△Y[S]。这里,假设血液泵入胸廓前的全部导纳为Y0,泵入后的导纳为Y,则泵入的血液的导纳Yb(=△V/ρbL2)可根据电路的原理考虑为与Y0并联联接的模型(并联导体模型[6]),其变化量为:

假设血液泵入胸廓时,在心室泵出时间(Ts[S])内血液没有从胸廓流出,则由于血液流入而引起的导纳变化△Y*可近似于以△Y的初期梯度在期间Ts的增加,即:

把上式代入(1)式,并将△V换成心脏搏动一次的拍出量SV,则利用图中所给出的式子就可求出心脏一个拍动的拍出量。这里,血液比阻抗ρb[Ωcm]需要根据血液中红血球所占的比例的大小加以补正,但正常人的血液比阻抗值通常取为150Ωcm的定值[5]。这样,假设瞬时心拍数用HR(=60/PP)[1/min]来表示,则每一心拍的血液拍出量(瞬时心拍出量)CO[1/min]由下式求出:

容积振动法和容积补偿法具有很高的检测精度,这已通过试验并与血压直接检测法比较得到了验证[1]、[7]。但是,在手指作为检测部位时,即使是四肢没有血管疾病的健康人,由于血行力学的原因,其测得的血压值也会比在上臂部位测得的血压值高出0.665~1.33 kPa[1]、[7]。

另一方面,在应用ICG或ACG法进行SV与CO的无创性连续检测时,由于只需装上两对电极,所以较为便利。但是,图1所示的电极配置能否适用于整个胸廓,或者血液泵出时所使用的胸部圆筒模型是否适用,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为此,关于ICG或ACG法和有创性检测法(如指示药稀释法等)的检测精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对比试验和精度评价。最近,我们课题组也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ACG法与采用热稀释法的CO连续检测装置(Vigilance,Edwards Life-sciences Corp.,USA)的对比试验,结果ACG法的CO检测值与热稀释法的检测值相比大约低10%左右,但是两者的相对变化是一致的。

2系统构成

如图2所示,本系统由(1)便携式检测装置以及压力控制装置;(2)检测装置与显示装置间起连接作用的据置装置;(3)检测结果的显示装置等三部分组成。其中,检测装置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内含光电容积脉波计、导纳式心拍出量计以及心电计等模拟回路,主要用于光电容积信号、心拍出量信号和心电信号的检测。检出的信号通过12位A/D转换器输入到内装μT-Engine嵌入式系统的芯板中,并在这里进行数据的处理、记录与存储;与此同时,血压连续检测时容积补偿控制的分析、计算与处理也在该芯板中进行,并由此向压力控制装置中的执行元件下达指令。检测装置的正面外侧安装有液晶屏,实时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为保证系统在便携式状态下能够长时间使用,检测装置中装有大容量锂性电池为整个系统提供电能。检测装置由一个特制的坎肩固定在被检者的上半身。另外,在被检者的上半身装有点状电极,用来检测心电信号以及胸廓部分的阻抗(导纳)变化。在指用局部加压型袖带装置内部装有近红外光和红色光两个发光二极管、一个光电二极管和一个压力传感器,用以检测袖带加压时指动脉血管内容积变化和袖带内的压力变化。由各种传感器和电极检测到的信号统一集中到检测装置,并经处理后储存在μT-Engine芯板上的SD卡中。同时,当检测到的数据达到系统所设定的警戒条件后,它还可以通过检测装置中内藏的PSH卡,经PSH公众回线直接送到医疗单位的服务器中,由值班大夫观察处理后向被检者下达医嘱。

压力控制装置由控制芯板、压力产生与控制部分和内藏指用袖带及各种传感器的检测部分等组成。与以往采用的压电型双压电晶片式电空变换器相比,本系统所采用的移动线圈式电空变换器使动作噪音大幅降低。由小型气泵泵出的空气经电空变换器送往加压系统的袖带中,送气量的多少是通过电空变换器调节气道的开闭间隙来控制的,进而控制袖带压力。压力控制装置由一个可伸缩的万能粘带固定在被检者的手臂上。

显示装置通过一个可输出模拟波形的据置装置与检测装置相连。在无拘束检测时,通过据置装置进行检测初始时的各项设定、确认,以及检测完了后的数据读取、计算、分析及显示。在据置式检测时,可进行实时计算、分析,并经由据置装置在电脑上实时显示。

3关键技术

大量的前期研究与应用试验表明,便携式监测系统无疑是自由行动中循环动态分析以及自律神经活动分析与评价的有效手段。但是,实际检测时传感器长时间直接与皮肤接触会产生不适感以及其他问题是实用上的主要问题。例如,①手指作为检测对象时,应用带状指用袖带所引起的袖带压迫感以及末梢血管的淤血问题;②控制袖带进气量(袖带压力)所使用的电空变换器的噪音问题;③心拍出量检测时,因脖子和上腹部周围粘贴4根带状电极而引起的不适感,④以及长时间使用时引发的皮肤炎症等问题。通过本检测系统的研究开发,上述所存在的实用上的问题,全部或者部分地得到了有效解决。

3.1 袖带加压方式与检测的稳定性

关于上述应用带状指用袖带所引起的袖带压迫感以及末梢血管的淤血问题,我们通过将通常的带状袖带改为局部加压式袖带,使手指的压迫感和末梢血管的淤血有了很大改观。此外,为了保持长时间使用时的检测稳定性,采用了立体圆筒状袖带内藏光电传感器PD、LED结构,并将PD、LED间的角度选定为45°。指用袖带的结构如图3所示。

如图3中所示,采用局部加压时,加压装置中只有袖带部分和袖带对侧的支持部分与手指接触,因此由袖带加压引起的不适感大幅减低。另外,光电传感器不受袖带膨胀状态的影响,总是能与手指紧密接触,这就保证了长时间使用时检测的稳定性。图4是采用容积补偿法进行血压连续检测(Pc)时不同袖带的淤血情况比较。图中(a)是通常所使用的带状袖带的检测结果(上),(b)本系统所采用的局部加压式袖带的检测结果(下)。并且,记录的最初部分是为了求取伺服控制目标值采用容积振动法检测的结果。袖带末梢血管的淤血评价方法如同图4左侧的插图所示,在指尖处安装一个反射型光电容积传感器,袖带安装前传感器的输出作为最小(0%),带状袖带加压时手指动脉完全压闭后的输出作为最大100%,其他状态的输出信号以上述最小、最大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处理(PGdistal),并由此评价淤血的程度。另外,图4 (b)中所表示的结果分别为使用局部加压袖带时最初1.5min、30~32min、以及60~62min时间段的检测结果。

图4中还可以看出,使用带状袖带时,容积振动法实施后的20秒内,手指的末梢部分已经完全处于淤血状态;而改用局部加压袖带后,淤血程度始终保持在20~30%,被检者的手指压迫感大为减轻,由淤血引起的不适感基本解消。从检测的结果看,本系统所采用的局部加压袖带与通常所使用的带状袖带都与直接法检测时的上臂动脉血压有良好的相关性。另外,在袖带中内藏光源为两种波长(分别为660 nm和970 nm)的LED和高灵敏度光电二极管PD作为反射型光电容积检测器,用以检测血液容积的变化,并从检测到的两种波长LED的容积信号得到动脉血氧饱和度。

3.2 新型电空变换器

关于电空变换器的噪音问题,通常袖带内空气压力的控制方法是采用压电型双压电晶片控制管嘴的开闭来实现。但是,由于压电型双压电晶片本身变形的限制以及转矩的问题等,伴随着管嘴的开闭会产生很大的噪声。此外,还有其他技术上和实用上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课题组开发了如图5所示的新型移动线圈式线性调控电空变换器。从实验结果来看,使用新型电空变换器大大降低了压力控制装置的噪声。

3.3 点状电极的最佳配置

如果能将通常所使用的带状电极换成点状电极,则由粘附电极而带来的不适感就会大幅降低。到目前为止,关于将带状电极换成点式电极的尝试有很多的研究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几乎全集中在探讨采用Kubicek的带状4电极法所检测到的结果与采用点式电极法所检测到的结果的一致性上。实际上,点式电极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是,将内含大动脉的胸部简化成电两重圆筒模型的本身是否成立。如果电两重圆筒模型成立,那么(1)电流通过时胸廓的电流分布应该是均等的,(2)血液泵出时胸廓的电流分布也应该是均等的,这两个条件必须满足。在实际检测中,检测电流分布是很困难的。考虑到电流与电位之间的正交关系,可以通过检测电位分布来替代检测电流分布,即检测出的胸廓电阻抗分布图,如果能同时满足(1)与(2)的电流分布条件,则点状电极的配置即是最佳电极配置。

基于上述的观点,我们课题组开发了胸廓表面等电位分布检测系统,并获得了胸廓表面的电气阻抗分布图。由此,探讨了胸廓两重圆筒模型是否成立,以及如果两重圆筒模型成立应该怎样配置点状电极等问题。其结果,若将通电用点状电极粘附在离胸廓较远的位置,则整个胸廓可以近似地看作两重圆筒模型。但是,血液泵出时所引起的电位变化对整个胸廓而言并不均等,即前述的两重圆筒模型并不成立。但在胸廓前部的正中附近,血液泵出时所引起的电位变化近似于均等,因此在胸廓正中附近的两重圆筒模型可以近似成立。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通电用点状电极的粘附位置为前额一膝部,检测用点状电极的粘附位置为锁骨中央一剑状凸起是最佳电极配置。另外,通过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还发现通电用点状电极的下部粘附位置,在膝部与下腹部之间对电流的分布没有多大影响,实用上电极的最佳配置如图6所示,即通电用点状电极粘贴在耳根一下腹部(腰骨附近),检测用点状电极粘贴在锁骨中央一剑状凸起。

4 检测结果与考察

应用本循环监测系统对人体在每一心拍下的生理信息参数进行了检测试验。这里,血压连续检测时采用了容积补偿法、心拍出量检测时采用了电气阻抗法。图7为一例健康被试验者在正常驾驶汽车时每一心拍下的循环生理信息检测的记录。

图7中右边的部分是检测结果在72.5min~75.5min的3min间的放大图。另外,检测结果的下端是关于被检者的驾驶条件的说明。图7中各循环量记号的含义为,RR:心电图R—R间隔,PEP:心室血液泵出的全期间(与心肌交感神经活动有关的指标),Ts:心室血液泵出时间,HR:瞬时心拍数(=60/RR),BP:血压(SBP:最高血压;MBP:平均血压;DBP:最低血压),SV:心室搏动一次的拍出量,CO:心拍出量(=SV×HR),TPR:总的末梢循环阻抗(=MBP/CO),RPP:心脏氧气消耗量指标(SBP×HR),以及Resp:呼吸次数。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即便是健康人,由于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压力以及行动的变化,循环信息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另外,通过对这些变动进行时域分析或频谱分析,还可对自律神经系统的循环调节机能进行间接的评价。

5 结论

本循环动态监测系统的开发为人们在自由行动下每一心拍循环动态变化的检测提供了有效工具。同时,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行动下的循环调节响应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今后,将增加被检者数量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和分析试验,使监测系统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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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循环 篇5

庙沟铁矿 循环水1#630KAV、 2#800KVA变压器加装BPI动态平衡能量系统需要的标准运行条件是 :相对海拔高度在1000m以下、相对湿度月平均 ≤ 90%、日平均≤ 95%、最高气温 +45℃、 最低气温 -25℃,日温差最高为25℃、地震裂度不高于8度、大地的水平加速度为0.25 g,大地的垂直加速度为0.125g,安全系数为1.67,污秽等级为三级。由于庙沟铁矿昼夜温差较大(在15℃以上),夏季湿度也较大,因此原变压器加装BPI动态平衡能量系统在上述条件下不仅不能正常工作,而且能耗较大,针对上述问题, 2013年初庙沟铁矿对循环水1#630KAV、 2#800KVA变压器加装BPI动态平衡能量系统进行了优化改造。

1庙沟铁矿循环水所用变压器存在的问题

截止2012年10月末,庙沟铁矿循环水1号630KAV、2号800KVA变压器加装BPI动态平衡能量系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昼夜温差较大(在15℃以上),日温差超过20℃时也不适应 ;

(2)夏季相对湿度也较大,相对湿度25℃(月平均)> 90%、25℃(日平均)> 95% ;

(3)水平及垂直加速度还不完全适应。

2优化方案

2.1型号 : BPI380/-630-3ZT

BPI380/-800-3ZT

2.2主要元器件

3 BPI装置技术方案 :

安装方式 : 户内。

额定容量 :630KVA、800KVA

型号 :BPI380/-630-3ZT 、BPI380/800-3ZT

数量 :2台

自身损耗小于0.3% ;

4出厂试验

5施工方案

(1)在改造的变压器系统既有的出线开关侧引出一条回路,与BPI装置连接, 实现单台变压器通过BPI装置向负载供电。

(2)施工所配线路与原线路保持一致,柜体颜色与周围柜体颜色搭配。

(3)线路图如下 :

(4) BPI装置安装位置应位于配电室等无显著摇动、冲击、振动的室内 ;室温不能过高,湿度适中,不得带有腐蚀性。

6节电率检测方案及说明

遵循“节电和旁路两种状态下检测的时间前后一致,检测时的工况相对一致的原则”, 采用下列方案为节电效果的检测方案 :

6.1电量比对法

在节电和旁路两种模式下,分别确定两个相同时间段,选择两个近似工况。

在其变压器的一次侧,用同一仪器分别测量两个时间段的相关数据(测试数据应大于30组)。

将两个时间段测试得到的数据组群, 各取数学期望值,用数学期望值计算出两个用电量,将二个用电量比对,界定节电量。

6.2节电状态和旁路状态两种模式下用电量计算方法

节电模式 用电量计 算 :

旁路模式 用电量计 算 :

( 3 ) 节电量为

本次改造投入使用后,对节电器进行跟踪记录,通过分析试验数据,在旁路状态与节电状态的对比当中,节电状态下电力供应质量明显比旁路状态下高,明显提高功率因数,从原来0.88提高到现在的0.94,供电电压也更平稳。

1# 变压器旁路和节电状态对比结果如下表 :

2# 变压器旁路和节电状态对比结果如下表 :

备注 :节电率计算公式为 :(旁路状态节电状态)/ 旁路状态 ×100%

7结论

经2013年8月初步统计,优化系统投入运营后,节电率可达到6.4左右 %,可月节约用电量22464度,预计年节电量为269568度。每年可节约电费18.87万元。

摘要:本文阐述了BPI动态平衡能量系统在庙沟铁矿循环水变压器中的应用,以及BPI动态平衡系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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