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精选11篇）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1

摘要：侵权行为概念是侵权行为法理论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判断、侵权行为法保障权益范围的界定以及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等多方面问题。然有关侵权行为概念的界定,各国立法不尽相同,学界亦争议颇多。侵权行为有其独特的内涵,过错、违法性和损害事实均不是侵权行为的共性,其构成要件的核心在于侵害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权利与利益。

关键词：违法性,犯罪行为,侵权民事责任

一、侵权行为概念的国内外考察

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侵权法理论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课题,因为侵权行为的概念涉及到对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判断、侵权行为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以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多方面题。”然而,学界对于侵权行为概念的界定一直争论不休,正如有学者所指:“为了给侵权行为下定义,人们已经作了许多尝试。但似乎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

(一)国外关于侵权行为概念的各种学说

概括来讲,国外学者关于侵权行为概念的界定共有四种学说:过错行为说、债务说、过错责任说以及违反法定义务说。其中过错行为说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过错。如英国学者福莱明指出:“侵权行为是一种民事过错,而不是违反合同,对这种过错,法院将在一种损害赔偿的诉讼形式中提供补救”。与之不同,债务说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债务。如日本学者川井健所称:“所谓侵权行为,乃是一种对他人给予违法性损害的违法行为,由此损害制造人与被损害人之间构成了能够发生法定的债权债务的法律要件,所以,侵权行为在民法上是债发生的原因之一。”过错责任说亦称赔偿责任说,认为侵权行为就是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如法国大多数学者通常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的规定,认为侵权行为就是一种损害赔偿的责任。违反法定义务说则从违反法定义务的角度来界定侵权行为概念。如英国学者温菲尔德从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相区别的角度,将侵权行为定义为:“侵权行为的责任系由违反法律事先规定的义务引起,此种义务针对一般公民而言,违反此种义务的补救办法,就是对未清偿的损害赔偿的诉讼。”

笔者认为,上述学说虽颇有道理,但仍值得商榷。过错说仅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个要件给侵权行为下定义,极易造成与侵权民事责任的混淆,同时也不能合理解释特殊侵权行为的存在,因此有以偏概全之嫌。债务说将侵权行为界定为一种债务,实际上是将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犯了明显的逻辑错误。责任说按照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界定侵权行为,一方面无法指出侵权行为与侵权民事责任的区别,另一方面极易将侵权行为与侵权民事责任混为一同,显然不妥。违反法定义务说尽管从行为的违法性角度正确地界分了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关系,但民法“私法自治”的本质使得“法定义务”的内涵较为抽象,使其并不能很好揭示侵权行为的本质。

(二)中国学界对于侵权行为概念的各种表述

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是围绕制定法的规定给侵权行为下定义,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侵权行为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表述。详而言之,有的从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得出侵权行为是违法行为或过错责任行为。如王利明先生所称“侵权行为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损害行为。”也有的从行为侵害民事权利的后果出发,得出侵权行为是一种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如杨立新先生认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或者在法律特别规定的场合无过错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的行为。”张新宝先生亦主张,“侵权行为,是指民事主体非法侵害他人法定的民事权利和利益,依民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对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使得中国学者对侵权行为概念的认识无法达成统一,要对侵权行为概念作出准确界定,必须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析。

二、侵权行为概念的涵义探析

西方比较法权威学者Tunc教授曾说过,“用一句话来描述侵权行为,亦即给侵权行为下定义,是公认的一桩难事”。笔者认为要对侵权行为作出准确的界定,首先必须弄清楚侵权行为概念的潜在内涵,下面笔者将从语义分析及构成要件角度来分别探讨侵权行为的深刻内涵。

(一)侵权行为概念的语义分析

从中文构词法的角度看,“侵权行为”属于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行为”是词组的基础,“侵权”则是行为的修饰语。笔者认为,此处的“行为”是作为名词来使用,特指某种动作、举动、行动或者行动的过程,而不是行为之后的某种后果。因此,“侵权行为”应当被解释为“什么什么行为”是侵权行为,而不应解释为责任、债务或者过错。之所以这样理解,原因有二:其一,责任、债务和过错分别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涵,它们之间不存在互相包容的关系,属于并列关系,不能形成属概念。若将其中任意一个等同于“行为”,将引起侵权行为本身的混乱。其二,行为是因,责任和债务等是果。这种因果关系既不能倒置也不能等同。因此将侵权行为表述为一种责任、一种债务、一种过错本身就犯有逻辑上的错误。

需强调的是,侵权行为作为一种能够引起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是一种客观的、对外界造成实际影响的行为,法律并不考虑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其主观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意欲变动法律关系的意图以及该意图的内容,也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就直接规定其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正如英国学者福莱明所说:“不管侵权人主观是否可受责难,无辜的受害者都应当获得赔偿。”因此,侵权行为不具有意思表示的要素,属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侵权行为概念的构成要件分析

长期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一直倾向于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界定侵权行为概念,并在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等要素能否成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这一问题上争议颇大。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上述三种要素均不能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过错”与“侵权行为”无必然联系,其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不足。首先,侵权行为作为一种事实行为,法律并不考虑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其主观状态如何。故只要在客观上存在侵害性就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而不能因无过错不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就否定行为本身的侵害性。其次,从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再到公平责任的过程。不论是无过错责任还是公平责任,均不要求当事具有过错,它们是法律对侵权人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强制规定,其本质在于通过强制力来实现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法律认可和保护的合法权益,即使行为人内心没有过错,同样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1)再次,侵权行为法的立法本意是保护无辜的受害人。即使行为人内心没有故意或过失,但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对受害人予以救济。

第二,“违法性”并非“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将其列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无法解释合法行为导致侵权的问题。如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曾看到这样一则事例:2001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就播出某一高压电站的设置完成符合国家要求,但其附近一户居民的三个女儿均因高压电站设置的影响而得一种怪病,故而起诉高压电站。这里难道能因“完全符合国家规定”就不认为是侵权吗?我们就可以打着“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幌子而置受害人的利益于不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见社会生活的现实,已向传统侵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将“违法性”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很值得商榷。

第三,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事实实属一种常态,但绝非任何侵权行为都会造成损害事实,故“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于理不通。举例示之,某工厂擅自印制了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并贴在自己的产品上准备出售。后因被举报,伪造的商标标识被工商局查封、销毁。本案中该厂的行为并未给商标权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否就因此不认定其为侵权行为?对此,学界虽无统一定论,但笔者以为英美侵权法中关于“名义上损害赔偿”的界定为我们提供了有利借鉴。(2)如日本在1925年11月28日大审院判决的大学浴室事件就曾判定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一定非要构成对某种权利的侵害后果。这一结论揭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损害事实通常是指可以证明的实际损失,实际上是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侵权行为侧重的是侵害,“侵害”在本质上涉及的是利益的衡平和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以违反义务法定为实质。而违反义务法定的判断以是否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和整体法秩序的精神目的为依据。因此,侵权行为并不必然与损害事实相联,“凡是非法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了实然损害,还是只有名义上的损害,抑或暂时还没有损害,均应视为侵权行为”。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性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笔者认为,过错、违法性、损害事实均不是侵权行为的共性,不能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在现实中所触及领域极广,存在形态亦多种多样,每一种侵权行为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几个要素来囊括所有的侵权行为类型,把形态迥异的侵权行为硬套进三要件四要件的框框中是不现实的,对侵权行为的界定必须另寻出路。

三、侵权行为概念的正确界定

(一)界定侵权行为概念的指导思想

在对中国相关学说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界定侵权行为概念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是以侵害的对象或客体为视角,以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中心来取代“无过错即无责任”及“无损害即无救济”的传统观念,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侵权行为概念必须具有缜密的逻辑结构。逻辑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概念有“属”与“种”之分。属概念反映某类事物的共同性,种概念反映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种概念包括在属概念之中。侵权行为作为属概念,应当反映各类侵权行为的共同本质属性,它应该既能包含所有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还要能够将侵权行为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而如上文所述的“违法性”、“过错”、“赔偿”等要素,它们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互不包含,形不成属概念,因此很难揭示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

第二,侵权行为概念必须反映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与共同特征。如上所述,学界通常从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角度来给侵权行为下定义,“这种定义的重心在于规范的可操作性。由于定义给出了侵权行为的识别标志及构成要件,法官只要按照三段论的推理方法,确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便可作出判决。这样定义即成为法律实施的前提,成了法律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化身。”基于这种思路,学界对侵权行为构成的认识形成了三要件、四要件乃至五要件、六要件论。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他们忽视对从形形色色具体的侵权行为中去发现侵权行为的共性与本质属性,才导致这种现状的出现。侵权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合法权益受到了某种行为的侵害,对侵权行为的科学界定必须抓住这一核心要素。

第三,侵权行为概念必须与违约行为概念作严格区分。对此,笔者比较赞成胡吕银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两者违反的义务内容不同,前者违反的是法定的义务,而后者违反的则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义务。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最本质的区别则在于,当发生侵权行为时主张救济的主体不同,侵权行为是由受害人主张救济;犯罪行为则主要由国家公立机关主张救济。在这里之所以说“主要由国家公立机关主张救济”,是因为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是由受害人来主张救济的。

(二)侵权行为概念的科学界定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侵权行为可以界定为:因行为人侵害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合法权益而只能由受害人主张救济的行为。这一概念与以往概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以往在界定侵权行为概念时,着眼点是放在侵权人方面,重点强调侵权行为本身是否违法或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而本文对侵权行为的界定,是将着眼点放在被侵害的对象或客体上,即凡是为法律所确认的合法权益都应受到保护。其次,这一概念用“只能由受害人主张救济”来限定“行为”,对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作了很好的区分,从而避免了“最简单原则”下容易使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混为一谈的错误。这里再对这种定义做一些简要说明:

第一,侵权行为的客体是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那么哪些属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笔者认为可分三种情况来认定:第一,侵害的客体属于法律绝对保护的权益。这种权益具有对世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其义务人具有不特定性。第二,侵害的客体属于法律“相对保护”的客体。即法律在一定范围或者一定的条件下,对于行为人对客体进行的某种伤害,既不禁止也不谴责,甚至鼓励。但是法律同时也对其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只有在行为人违反这些条件时,法律才给予保护。如最典型的竞技体育比赛,运动员在遵守竞技规则的前提下,因合理冲撞而伤害了对方的身体,这为法律允许,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但运动员若违反规则,故意伤害对方,则应当认定为侵权。第三,侵害的客体属于“法律不予确认和保护的客体”。如为了制止正在行凶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将其击毙或者击伤属于“正当防卫”,这自然不是侵权。

第二,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作为其必要构成条件。随着民事权益观念的扩张,现代侵权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保护权利的法,而且是一个保护权益的法,人格利益、纯经济损失概念的发展正体现了这点,这也是侵权法发展的一个趋势,这充分体现了现代侵权行为法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精神。在这种时局中,如果我们还固守于侵权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势必会使生活中由于合法行为侵权而蒙受不利益的受害者无法得到救济,这对于受害人极不公平,同时也与现代侵权法的理念与精神不相吻合。基于此,笔者在对侵权行为下定义时,将其落脚点放在了“行为”上,尽可能将所有侵害法律所保护和确认的权利及利益的行为都囊括在内。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2

●广义的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是研究行为规律的科学，它不仅研究人的行为规律，也研究动物的行为规律，主要是研究人的行为规律。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提出人的行为规律公式：

B=f（P，E）

B：行为；

P：个人因素； E：环境因素；

人的行为是个人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人因素包括：

人的个性特征（气质、性格、兴趣、能力）

人的个性倾向性（态度、习惯、信念、期望、价值取向）

●环境因素包括：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

外部刺激→心里加工→行为产生

↑

个性特征、个性倾向性

●思维活动过程：

认知→组合→分析→判断

●人的显意识与潜意识

显意识：指脑波频率在14-21周的人类意识活动，显意识的特点是能理性的思考、逻辑的分析。

潜意识：指脑波频率在14-21周的人类意识活动，其特点是习惯性的行为，人类百分之八十的行为是由潜意识支配的，即由习惯确定的。

●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

1、意识反复刺激形成潜意识。

2、无意识反复刺激形成潜意识。

3、意识瞬间强力刺激形成潜意识。

4、无意识瞬间潜力刺激形成潜意识。

〃充分利用能动潜意识的功能与作用——转变人的行为。

〃学习、掌握人的行为规律，就可以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行为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

行为科学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主，研究人的行为基础规律的一门学科。

●个人因素中的人格（Personality）

奥尔波特：

“人格是个体内部身心系统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了个体对环境的独特调节方式。”

人格是个体对他人的反映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总和。

●人员个性类型

〃控制型 〃权威型 〃实用型 〃自尊型 〃自律型 〃冒险型 〃情感型

●侠义的行为科学

组织行为学（Behavioral science），是研究各类组织中人的工作行为。一方面研究工作组织如何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等；另一方面研究人的行为及其效果如何影响组织效率。

1、研究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了解和掌握有关人的个性、知觉、态度、需要、动机等规律，进而引导人的行为。¤目的：a为人员的选拔、任用、安排、培训、发展和考核等提供科学依据；b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c职业管理；d挖掘人的潜力；e提升执行力

2、研究组织中的群体行为。研究群体行为规律对于作好管理有重要意义。从群体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研究群体行为。〃静态方面主要指群体的规模、结构等。

〃动态方面指影响群体行为动向的各种因素，如群体的规范、压力、凝聚力、沟通、冲突以及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等。

〃如何进行有效的团队建设 〃团队协作与冲突管理 〃人员配制、优势互补

〃集思广益、群体效益最大化

3、研究组织行为

主要内容包括组织结构、组织发展、组织变革以及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等一系列问题

公司再造、创建学习型组织

4、研究领导力

主要内容包括领导的品质理论、领导的行为理论、领导的情景理论。

行为经济学与概念测试 篇3

一种对行为经济学的表面解读提出了一个观点（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以更好地了解经济选择和决策）：传统的概念测试中用以捕捉消费者行为的工具具有不恰当性，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以系统1中的方式思考的消费者是不理性的。

2. 问卷调查迫使消费者在对新产品作出自己的回应时想得过多，思考的方式与系统1不相符。

3. 与其他概念测试度量标准相比，情感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捕捉消费者真实行为的度量标准。

然而，仔细推敲上面的假设，你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真正反映消费者决策，上述情感也不是一种可以预测试验的神奇度量标准。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行为经济学和概念测试——

消费者是不理性的吗？

消费者和购物者是有目的的，而且在行为上更有可能与他们内心的偏好的动机保持一致。这也是为什么消费者都是那么一致的理性。这里的理性并没有假设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动机和决定过程。以系统1 的方式思考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始终做出最一贯的决定，但那并不能在本质上使他们成为不理性的消费者。例如，依靠我们的直觉—一种典型的系统1 策略—是一种避免做出错误选择的有效方法。总而言之，如果前提是消费者是不理性的，那么衡量与新产品有关的感知、情感或购买意向都永远不会被用来预测市场内行为。

问卷调查是否使消费者的反应偏向了新概念？

消费者不会花时间仔细思考一种新产品是否满足了某种需要或是否与他们的生活相关。消费者的“薄片”判断像形成特殊形式直觉判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快速敲击键盘或点击屏幕，通过迅速的思维和感觉对概念进行回应。

情感对新概念来说是否是神奇的度量标准？

认为情感的直接测量是“神奇的度量标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消费者在市场中实际行为更紧密相关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在概念测试中，购买意图之外，情感不再是包装消费品购买的最好预测指标。依靠情感的直接测量与购买意向一样，在概念的潜在吸引力测量上造成了同样的偏差：益普索六年前进行的一项包含100个概念的研发测试结果表明购买意向对交易执行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会过多地受到消费者的感觉影响。

益普索的方法是测量概念以及每位消费者最经常购买的产品的相关性、昂贵性和差异性（我们称之为RED 测量要素）。这种方法与决策的行为洞察是一致的：

参考点（如：最经常购买的产品）是判断和决策情况的典型成分（消费者是否是处于“自我导航模式”或者睁大了眼睛对产品进行评价）。

相关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昂贵性）是动机的基石，避免了只依靠情感的扭曲效应。

差异性是概念评估（使用相似性和差异性对比的过程）的一个关键成分，影响消费者的评价和决策。

消费者在货架前几乎不会花费太多精力，无论是视觉注意力还是去思考品牌、过往的经验、视觉线索等。结果是，消费者在购物过道中是处于“自我导航模式”，做出基于RED 的快速决定，而不会非常仔细地去思考。

此外，市场营销人员需要基本的诊断以对这些令人失望的概念测试结果采取行动。除了在去或不去的决定上，购买意向或情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RED 诊断使市场营销人员可以将一个不是很有吸引力的概念变成大众市场赢家，并意识到消费者将他们的创新视为模仿（因为差异化只是看问题的角度问题）。

最后，预测新概念的市场成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接近消费者自动化的自我。除非将概念反应至少转化为试验，并检验出能够较好地调整新概念的可用性、估算重复率（例如使用固定样本成分）及预测量的磨练，否则很难从情感或意向的度量角度来了解通往市场成功的整个过程。

避免系统1 定型

行为经济学深化了我们关于消费者如何做出决定的观点，也显示了品牌广告商如何可以最好地与消费者行为的动机和机制保持一致。最后，它进一步揭示了用以了解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工具和方法的优势和弱点。

然而，应该避免将消费者定型为系统1决策者，因为其并不能反映出消费者在他们的购买行为中系统1和系统2思考的思维能力和方式。虽然消费者在包装消费品的购买上不会做太多考虑，他们的确会做出快速的决定。这些决定受到了他们对一种产品的相关性、昂贵性和差异性的印象的影响。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他们对新产品概念的思维过程。因此，在概念测试中过分集中于情感不会对市场成功与否做出预测。

基于消费者行为的自我概念研究 篇4

美国心理学之父William James (1890) 认为, 个体所拥有的物品对于定义自我有所帮助。[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西方心理学家尤其是西方消费心理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不是由商品所具有的实际功能价值所唯一决定的, 在同质化程度日益增高的市场环境下, 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更多的是依赖于产品与自己的自我概念之间的相关联程度, 而不是产品的功能性物理特征[2]。因此, 1959年, Levy根据早期研究的结果指出,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能很少真正受到产品的功能性价值影响, 而更多的是受消费者所察觉到的产品自身体现的形象所制约, 也就是说,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与消费者自我概念相联系的产品形象的交互影响[3]。Levy的这一论断的最大影响是“心理学家开始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Sirgy, 1982) 。通过消费者自我概念来了解消费者行为特征也由此成为了消费心理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消费者自我概念, 或者称自我形象, 是指消费者“把自己作为对象, 对自己的整体观念和感觉”。自20世纪60年代起, 自我概念就开始引起消费者研究者的注意。学术界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模式通常是从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入手, 研究消费者在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若干调节变量的影响下的心理行为规律。因此, 在西方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 自我概念的研究是其核心课题之一。

二、消费者自我概念研究发展及路线

在西方消费者行为研究中, 自我概念理论的应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者个性研究, Levy认为, 消费者不是功能导向的, 消费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商品中蕴涵的象征意义的影响。虽然Levy的观点并不被视为是构建一种理论, 但却使消费者行为研究者敏感地认为到, 消费者自我概念对消费行为的潜在影响。

在Levy之后, 出现了许多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消费者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中的具体作用的自我概念模型。自我强化 (self-enhancement) 是首先被提出来的理论, 自我强化理论认为, 自我概念对个体有价值: (1) 个体行为趋向于维护和强化自我概念; (2) 商品的购买、展示和使用可以向个体或者其他人传递象征意义; (3) 个体的消费行为趋向于通过消费具有象征意义的商品来强化自我概念。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把商品消费和消费者的自我概念联系起来, 但是, 它并没有说明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如何形成以及有什么特征。

继自我强化理论之后, 基于符号互动学派的环境自我形象 (Situational self-image) 理论出现, 该理论认为, 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是行为导向的, 并且自我概念有多个侧面;更重要的是, 环境自我形象理论表明自我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取代了现实自我、理想自我等众多静态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 Sirgy提出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包含形象意义的产品通常会激发包含同样形象的自我概念。例如, 一个包含“高贵身份”意义的产品会激发消费者自我概念中的“高贵身份”形象。这一理论不仅说明产品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间的各种关系, 也表明了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一致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性理论奠定了在消费者研究中自我概念理论的应用基础。[4]

在Sirgy提出这个理论之后, 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学中的应用基本上是沿着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的方向发展。目前, 消费者自我概念理论研究路线有五条:

(1) 研究消费者自我概念与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2) 研究作为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性的功能的消费者行为。 (3) 研究作为自我概念直接影响结果的消费者行为。 (4) 研究作为消费者行为结果的产品形象。 (5) 研究在消费者行为结果影响下的自我概念。

从这五条消费者自我概念研究路线中可以看出, 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 研究者们对消费者行为与自我概念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一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即消费者行为既是自我概念的结果, 又反过来影响自我概念。对自我概念的研究路线已经转向对自我概念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消费者自我概念对消费者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而且, 西方的消费者行为学研究表明, 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决定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反过来, 消费行为也会影响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因此, 从消费者自我概念出发研究消费者行为规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线。

三、消费者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 消费行为中自我概念的作用

消费者任何购买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一定的需要, 对于消费者来说, 某一种产品都可以满足他们两大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满足功能的需要, 如买矿泉水用来解渴, 这种消费者对功能性价值的追求体现了购买行为的功能一致性;另一方面是满足形象的需要, 即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自我概念所制约, 需要通过某种产品的使用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形象, 如穿某一款式、颜色的服饰除了保暖外, 还要能表现一定的风度、气质、价值观等, 这种消费者对形象性价值的追求体现了购买行为的自我一致性。

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对产品的价值追求不再局限于其本身所固有的性能所带来的实际利益, 特别是社会物质资源异常丰富, 产品的同质化程度日益突出的今天, 人们更多在追求形象性价值, 希望自己的购买行为和使用的产品能充分体现自己的自我概念, 实现自我一致性。因为产品形象指的是消费者对某一产品典型使用者或者一般使用者所具有的刻板印象。因此, 产品形象和消费者自我概念之间的所实现的自我一致性在消费决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消费行为中自我概念的地位

我们已经知道,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为了获得产品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 而且还要获得其形象性价值。一些学者认为, 某些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特别丰富的含义, 它们能向别人传递关于自我概念很重要的信息。贝尔克 (Belk, R.W.) 用“延伸自我 (Extended Self) ”来说明这类产品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 延伸自我由自我和拥有的产品两部分构成。消费者往往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拥有物来界定自我, 因为某些拥有物不仅是自我概念的外在显示, 同时也是自我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

消费者决定其实际的和追求的自我概念并使其消费行为与之一致,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应该会循环地产生影响, 而且可以说最后消费者自我概念所受到的强化将进一步坚定了消费者对自我的认识, 从而导致再次购买类似具有体现这一形象的产品。这实质上就反映了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中的地位。

所以说,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就是为了拥有某种产品并通过产品的形象性价值向社会传递关于消费者自我概念的不同方面。这正是自我概念决定人们的期望这又一心理功能的体现, 也意味着营销人员应该努力塑造产品形象使之与目标消费者的自我概念相一致。

参考文献

[1] (台) 钟敏华.品牌概念、消费者品牌认同程度与产品线延伸策略对品牌评价之影响[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未公开发表之博士论文, 2002.

[2]Graff, Timothy R.Using Promotional Messages to Manage the Effects of Brand and Self-Image on Brand Evaluations[J].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996 (13) :4.

[3]Morgan, Amy J.The Evolving Self in Consumer Behavior:Exploring Possible Selves[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93, (20) .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5

腐败是一个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将反腐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国际社会也试图通过反腐败全球合作和地区合作，推动遏制和消除腐败的进程。然而，究竟何谓腐败以及如何界定腐败行为，各国不尽相同，学界也说法不一。

一、国外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

腐败原指有机物由于微生物的滋长而受到破坏，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来，这个概念被引伸到社会领域，用于分析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因不合规范的行为滋生而使社会有机体受到破坏的现象。国外学界和政界以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为背景，从不同角度对腐败进行分析和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从公共职位的角度定义。把腐败视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对公职规范（主要指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背离。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关于腐败的定义方式。对“腐败”一词，美国官方特指“社会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官员及所有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经济违法活动”。日本官方或学术界对于何谓“腐败”并未形成统一概念，一般理解为“政治家、官僚与企业经营者等拥有公权力者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1964年的印度《防治腐败委员会报告》中认为，“腐败包括不正当和自私地运用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拥有的公职和特殊地位所具备的权力和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透明国际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官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多边组织将腐败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

2．从市场取向的角度定义。该学说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将腐败视为，“官员将所掌握的权力进行一种经营活动，尽量扩大权力所带来的收益，由此而导致的寻租活动就是腐败”。

3．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定义。该理论从行为后果的角度将腐败看作是，“担任公职的人员，为了特殊利益（个人的、家庭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而对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损害”。德国内政部对腐败的定义是：“腐败被理解为对于官方职务、经济职权以及某一政治授权的滥用，这种滥用可能是由于他人的诱导也可能是出于自身意愿，但都是为了自己或第三方能获得利益而使公众利益或企业利益蒙受损失或陷于可预料的不利状况。”

4．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定义。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确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属于腐败的范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主张以“多数公民的意见”来判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为腐败行为；二是主张以“公众与公共官员判断的相互作用”作为判断标准，并将滥用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分为“黑色腐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不容并要求处以刑罚），“灰色腐败”（介于“黑色腐败”和“白色腐败”之间，不同的社会集团对之持不同态度）和“白色腐败”（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容忍，不支持对之予以惩罚）。法国“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在2001年度的报告中将腐败定义为，“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滥用公共或社会权力或不公正的决策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欺诈”，其覆盖范围比单纯的“腐败”要广泛得多，英国政府设有“反欺诈局”而不是“反腐败局”。英国财政部将“欺诈”定义为：“利用欺骗手段，旨在获得某种好处、避免某种义务或对另外一方造成损失”。英国财政部每年发布年度“反欺诈报告”。

综上所述，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包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和现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对腐败进行阐述，其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即腐败的主体是掌控公共权力的人，腐败的目的是获取个人的、家庭的或小集团的利益，腐败的手段是假公济私。

二、关于腐败的范围和程度

1．依据外延的大小，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等。狭义的腐败，专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即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领导人以增加权力或财富为目的而滥用受委托的权力，则是高度腐败的表现。这种腐败不一定涉及金钱交换，而可能采取“影响的交易”或通过许诺以获得政治和资金支持。这种腐败涉及政治领导人任职前、任职期内和离任后的各种犯罪和非法行为。一般关注的腐败主要是狭义腐败。

2．依据影响程度的深浅，腐败又可分为一般性腐败、扩散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小规模、小范围的腐败行为，没有扩展开来，对社会的危害面也比较窄，可以受到反腐败机构（包括法律制度、会计和审计制度、预算、竞争性采购和公民监督）比较有效的控制。一般性腐败扩展开来就会形成腐败的圈子，各种不同的圈子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扩展性质的腐败，此时的腐败不再以个案方式存在，而具有连带性。制度性腐败的特点则是，往往与现行制度纠缠在一起，借助制度体系提供的便利条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监控机构和反腐败斗争往往难以短期取得成效，是当今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最艰巨的任务。秘鲁前总统腐败案是近几年拉美地区少见的大案，涉案金额达6亿美元。在他当政的10年中，秘鲁在政治权力中已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机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与再次取得总统职位和非法致富联系在一起的，参与腐败的成员组成了一个腐败网络，几乎涉及司法、政治、军队、海关等所有重要领域。

三、对于腐败行为的界定

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然不同，但总体上各国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均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传统上是指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腐败主体有扩大化趋势，包括其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部门和机构的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的主观目的是谋取私利。指公职人员在主观上有追求和收受私利的故意。

第三，腐败行为的实现手段是利用职权。公职人员利用掌握权力的有利地位，违反职务上的义务要求，把手中的权力运用于私利的目的，使权力脱离了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轨道，陷于没有规范依据的状态。

第四，腐败行为的客观后果具有危害性。腐败行为构成对公共权力关系和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

世界各国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各国对腐败行为的具体界定也不尽相同。从行为内容来看主要有4类，即：贪污贿赂、滥用征税权、卖官鬻爵和敲诈勒索。

美国官方界定的腐败行为主要是各种贿赂。在美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中，贿赂公务员、贿赂证人、公务员受贿、证人受贿、非法收受报酬、从事有损政府的事务、假公济私、收取来自非政府的报酬、营业上受贿、容许或援助脱逃、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上知识投机或赌博、涉外贿赂、内部情报交易等，均被界定为腐败行为。

日本典型的腐败行为有非法收受政治资金、贪污渎职、行贿受贿。日本《刑法》中对“贿赂罪”的规定最为详尽，包括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赠贿罪等，后又新增了“斡旋获利罪”。

英国关于“欺诈”行为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欺骗、贿赂、伪造、敲诈、腐败、盗窃、隐瞒、贪污、挪用、合谋等。其中，盗窃是指以不诚实的方式占有他人财产，包括挪用或滥用资产、基金或现金；贿赂和腐败是指提供、给予、要求或者接受某种利诱或报酬，旨在对某一机构及（或者）其人员或官员的行为造成影响；“合谋”则是指任何人通过煽动、教唆、策划或者帮助等方式试图从事“欺诈”行为。英国财政部认为，盗窃、做假帐、贿赂和腐败是政府部门三种最主要的欺诈行为。

法国将公职人员选举舞弊、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视为腐败。如政党非法集资，贿选，在全国大选或地方选举中舞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徇私舞弊；在公共采购、公共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和验收等环节中接受佣金、回扣等，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交易，为私人谋取好处；贿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工作人员，洗钱等。

德国不仅视行贿、受贿、贪污等严重违法行为是腐败，而且视公私不分等小的行为也为腐败。在德国公众心目中除了触犯刑法的严重腐败行为外，一些小的行为也都属于腐败行为，如公车私用、将“免费里程”作为私用等，而且这些行为有的已经或正在准备列入联邦或州的行政人员管理条例中。

智利将公职人员行使职责过程中的不守法和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列为腐败犯罪。如权力的盗用（包括滥用职权和权力僭越）、互相推诿勒索、伪造公文、文件管理不诚实、违反保密要求、贿赂、妨碍和违抗命令、拒绝提供协助和无故离岗、人员滥用、非法任命、与公共官员要求不相符的交际、专用信息的不当使用、盗用公共财产（包括资金转移、未经受权的分配、拒绝支付或交付）等。

阿根廷将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区分为10种方式，并界定为13种腐败犯罪。如欺诈、贪污公款、滥用权力、欺骗性管理、不相符的谈判、违反公职人员的职责、违法结盟、非法收缴（征税）、伪造公文、不正当致富、包庇、行贿受贿、宣誓证词的数据有误等。

秘鲁将行贿受贿、勒索、盗用公款、非法致富、受权力影响的交易、贪污基金等界定为腐败行为。

2008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

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三、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

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

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八、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九、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

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十一、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国际社会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界定的几点看法

1．腐败现象具有历史性。腐败并非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它有一个产生、泛滥和消亡的过程。腐败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自出现公共权力后，也随之产生了公共权力行使中的不规范行为，当这种不规范行为超出一定界限，即对社会有机体造成破坏时，腐败问题便出现了。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社会财富出现极大涌流、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公共权力与社会完全结合之时，腐败就会逐渐消失。只要存在公共权力与社会相对分离，腐败就会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有较大的差异。

2．腐败高发具有规律性。腐败的扩展蔓延，大多发生在社会制度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当今世界处于转型期或转轨期的国家，也大多有腐败扩展蔓延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政权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期，也往往是制度最不健全，管理最不协调的时期，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拉美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制度结构的调整期，大多数国家的腐败都是制度性腐败。

腐败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优势资源集中、拥有较大资源分配权的行业和部门，也是产生腐败行为、出现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地带。从各国情况来看，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公共权力部门，特别是手握实权的部门，如交通、能源、通讯等战略性部门和公共采购、城建、重大工程、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机构。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6

一、教师教育行为

1、教师教育行为的概念

教师教育行为是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具体指出教师的教育行为是什么，有什么特征表现，确是众说一词。如高潇怡等整理已有对教师教育行为研究的概念，认为“教师教育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定义是将教师的教育行为等同于教师对儿童所实施的全部教育；另一种是相对狭义的定义，主要是指外显的教育行为。”刘英丽指出“教育行为，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外显性活动和动作，它是教师教育教学思想、情感等的外在表现。”笔者认为教师教育行为是教师与幼儿互动过程中教师教育方法、策略以及教师所采用的一系列的教育手段和教师的思想观念，语言，情感以及人格魅力等因素的体现。

2、教师教育行为的维度

（1）期望

期望是指教师是否对学前儿童的行为建立恰当的标准，并努力要求学前儿童达到这些标准。例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教育活动的目标等影响教师对幼儿的期望。

（2）接受

接受是指教师对学前儿童接纳和关爱的程度以及对学前儿童合理的心理需要敏感程度和满足程度。

二、学前儿童自我概念

学前儿童自我概念是学前儿童对自身的感觉和认识。学前儿童自我意识的萌芽，是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基础。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核心机制，是他们在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存在着与他人的相互作用。

三、教师教育行为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

现象学指出，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是理解我们行为的基础。我们做什么，以至我们学习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我们的自我概念。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拿破仑，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像拿破仑，至少也会表达他对拿破仑的看法。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反应迟钝或者觉得自己很笨，这种自我概念会影响他的认知表现。幼儿后期到童年期，幼儿的自我认识不断提高；自我中心性减弱，对成人的依赖性不断提高，顺从权威；二者相对平衡稳定地向前发展。教师的教育行为在这一阶段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初步形成具有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教师教育行为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

1、师幼互动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部分总则第五条：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幼儿园的一日规程里面，活动是最主要的，那么师幼互动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在互动过程中，如果教师对某个幼儿关注很多，经常给予表扬或者奖励，该幼儿在活动中表现的则更为积极，“我很棒，我是优秀的，我听老师的话，我积极回答问题”，建构积极的自我概念。但是如果教师经常对某些不太聪明或者很调皮的幼儿置之不理甚至用讽刺挖苦批评的语言，幼儿表现的很温顺，在活动中也极少表现自己。“我比较笨，老师不喜欢我；我不聪明；我不知道；我很讨厌”，建构消极的自我概念。例如笔者在幼儿园小班观察师幼互动中幼儿的反应，一位叫莹莹的小女孩（4岁）总是有些胆怯，很少回答问题，看到老师就有些紧张。有次教师要求幼儿用纸叠一些形状，莹莹动手能力似乎不强，教师见她很久都未叠好，便说到：“怎么这么笨！”我对莹莹说：“不要急，慢慢来。”她说：“我很笨，不会叠。”并且在以后的观察当中，发现该老师经常用本地话骂幼儿，如果表现不好，甚至用手去戳他们的脑袋或者禁止参加游戏。

因此，教師与幼儿积极的互动，运用鼓励性的语言或者动作会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反之则亦然。

2、教师的性格特征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

幼儿教师的性格特征在其决定了教育方式，影响着她的教育活动模式，对幼儿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方开朗的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会积极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关注每一位儿童的发展，对待不同个性的幼儿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性格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理念、不拘泥于死板的教学模式的老师，会采用更加适合幼儿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手段，幼儿也会逐渐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在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优势。相反，如果教师的性格属于安于现状思想比较保守类型，活动中坚持固有的理念，不懂变通，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单调，可能会造成幼儿消极的自我概念。良好性格特征的教师与幼儿的关系融洽，幼儿乐意亲近喜爱自己的老师，“我喜欢你；我很喜欢X老师；我以后也要像X老师那样……”。反之，个性沉闷或者态度生硬的教师，幼儿表现出害怕或者恐惧教师，“我不喜欢上幼儿园；我不喜欢老师”。

3、教师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

在日常活动中，教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法与幼儿互动，使幼儿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教师必须具备幼儿心理学以及教育学方面的知识，了解本班幼儿的心理发展状况，每个幼儿不同的个性，在制定教育目标和实施教育方法时因人而异，幼儿能够逐渐的认识自我，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以及自我的重要性。自信心也是自我的表现形式之一。幼儿对自我持肯定的态度，会表现出自信、乐观、开朗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当中采用适度的教育方法，合理的进行表扬或者批评，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自我概念的培养是随着年龄的成长逐渐发展起来的，教师要量力而行，切不可拔苗助长。但也不要认为孩子很小，什么都不能接受，进行这样的教育就没有必要了。疏不知，自我概念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具有很大的作用，也许教师的一句话可能对孩子的一生都能产生影响。

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处于初步形成时期，教师对其影响性逐渐增大，经常会出现在家里不听话，但在幼儿园非常听老师话的情况，喜欢模仿成人，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教师在幼儿互动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形象、语言、性格特征等教育行为都会影响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

[1]高潇怡，庞丽娟．幼儿学习过程中的教师教育行为研究[J]．教育科学，2006，（10）：71．

[2]刘英丽．幼儿教师教育行为偏颇的潜制度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6，（04）：104．

[3][美]艾伦·C．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汉金斯，著，柯森，译．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2）：135．□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7

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不端行为,概念,特点,措施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科研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笔者对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 1994～2007年的年度报告进行简单数据统计后发现,作为高密度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的机构,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率也相当高。在这14年间,被ORI判定为有不端行为的案件总数为173件,其中有132件出自大学,比例高达76.3%。[1]涉案大学绝大多数为研究型大学。这不禁令人感叹,大学似乎不再是圣洁的象牙塔,科学家可能也同样是追名逐利的“俗人”。

科研不端行为现象并非科研竞争激励的美国独有,在其他任何国家同样存在。[2]鉴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世界影响力,探讨其科研不端行为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概念、特点以及措施进行分析。

一、概念

在关于科学界弄虚作假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用以表述弄虚作假行为的核心概念繁多。其中较常见的有“Scientific/Research Misconduct”(科研/研究不端行为)、“Scientific Deviance”(科研越轨行为)、“Scientific/Academic Fraud”(科研/学术舞弊)等。其中,“Scientific Misconduct”和“Research Mis conduct”较常出现在美国科研管理机构的文件和报告中,研究者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差异不大,经常混用。当论及具体弄虚作假行为时,较常见的概念有“Fabrication”(捏造)、“Falsification”(篡改)和“Plagiarism”(剽窃)、“Duplicate Publication”(一稿多投)、“Gift Authorship”(人情作者)等。除上述从反面表述弄虚作假行为的概念之外,“Scientific Integrity”(科研诚信)从正面强调诚信的科研行为应是怎样。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科研不端行为?这是认识问题的关键和基础。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Public Health Service,PHS)、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等机构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几经修改,仍未能达成一致。其他一些大学、学会和科研机构也做出了相应界定。PHS,NSF和NIH界定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将捏造、篡改和剽窃这三种行为明确列入概念中。未能达成一致之处在于,如何把握概念中“其他严重背离科学界常规的行为”或者“其他不合规则的行为”这样的模糊表述,如何进一步界定“捏造、篡改和剽窃”(FFP)这三个核心概念。

为了使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制度化和规范化,联邦政府制定了统一的定义。该定义由政府1995年任命的科研诚信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几经修改最终确定。该委员会于1999年推出科研不端行为的新定义,“科研不端行为”指的是“在申报、开展或评议研究项目,以及报告研究结论等过程中的捏造、篡改或者剽窃的行为”。[3]该定义于2000年11月6日以新政策的形式出台,取代了NSF、PHS等联邦科研资助机构各自的定义,并应用到其他联邦科研资助机构以及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机构中。

较之其他机构先前的定义,联邦政府的定义将不端行为限定在“FFP”,诸如人类被试和实验室动物的保护、实验室的性骚扰等内容都被略去,作者署名权滥用问题,如果未涉及“剽窃”也将不被视为科研不端行为。对于这一做法,该委员会的解释是,被略去的不端行为可通过别的机制加以治理。[4]该定义还确定了“FFP”详细的二级定义,其中“捏造”指的是编造结果并且将其记录或者写入研究报告中;“篡改”指的是人为操纵研究材料、研究设备或者研究过程,改变或者省略研究数据或者研究结果,研究记录并未准确地显示所做的研究;“剽窃”指的是盗用他人的研究观点、过程、结论或者表述方式而未加以恰当的注解,这也包括在秘密评议他人的研究申请或者研究报告时的盗用行为。[5]

美国联邦政府关注科研不端行为问题具有警示作用,管理操作之便亦是其界定概念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联邦政府定义中侧重科研过程中违反技术性规范的行为,诸如论文发表、期刊论文审查或同行评议等与科研相关的社会化活动中的一些不端行为,则未被纳入概念中。事实上,与科研有关的社会化活动是科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捏造、篡改和剽窃等不端行为与科学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捏造、篡改和剽窃单列为科研不端行为破坏了科学社会系统本身的整体性,似乎不利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二、特点

科研诚信办公室是美国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科研管理机构,其采用的不端行为定义几经修改,最终与联邦政府的要求一致。自1999年以来将不端行为限制在“FFP”范围内(即捏造、篡改和剽窃这三种行为),其调查对象限于接受了PHS的科研资助或者试图申请PHS资助的科研项目。笔者通过分析其年度报告探索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科研不端行为的特点。

1. 科研不端行为数量

由图1可以看出,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频率相当高。1994～2007年间,被确定有不端行为案件总数为173件,其中出自大学的案件数为132件,比例高达76.3%。从报告中还可得知,这些大学绝大多数为研究型大学,其中不乏哈佛、耶鲁、斯坦福、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此外,还可以看出,1994～2007年间,被ORI判定有不端行为案件的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1997年后,大学科研不端行为数量基本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由于1994～1999年,ORI所采用的不端行为定义较宽泛,类似研究者捏造学历的做法也被视为不端行为,而2000年以后的案件处理中,这样的行为未被视为不端行为,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1994～1999年间科研不端行为数量较多。

2. 科研不端行为类型

图2的数据表明,1994～2007年间,在被判定的132件不端行为案件中,单独的篡改行为数量最高,为48件,所占比例为36.4%。单独的捏造行为数量也较高,为26件,比例为19.7%。发生比例最低的是剽窃行为,单独的剽窃行为数量为5件,比例仅为3.8%。同时发生捏造和篡改行为的案件发生率也较高,数量46件,所占比例34.8%。同时发生剽窃、篡改行为案件数为4件,同时发生捏造、剽窃行为案件数量为2件,同时发生捏造、篡改和剽窃行为的案件数为1件。总得来说,篡改的数量最多,捏造次之,而剽窃最少。

3. 科研不端行为者的学术地位

图3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科研不端行为与大学的晋升、聘任、职称等级之间存在的联系。数据显示,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被判定有不端行为的数量最高,为34件,比例达25.8%,教授、博士后和博士生的比例也较高。申请课题、发表文章是科研人员实力的体现,也是他们攀爬学术金字塔的基石。除了科研人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问题之外,“往上爬”的竞争压力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之一。从动机来讲,助理教授及副教授离教授之职仅一步之遥,博士生和博士后面临就业压力,教授则可能是为了获得终身教职、更高的荣誉和地位或者更丰厚的物质回报。为了取得学术职位晋升或者聘任中的优势,他们更易步入歧途。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博士后或者博士生的科研工作往往受到上司以及同事的严格监视而极易被举报。

4. 科研不端行为举报

科研不端行为举报是ORI接受科研不端行为案件的重要环节。从1994～1997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在ORI接手的案件中,同事以及包括副校长、部门主管、系主任、实验室主管、项目负责人、导师以及其他的机构行政人员等在内的上级管理者举报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26.8%和24.8%,两者比重之和超过50%,他们是最为主要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此外,“关系未知者”以及博士后、研究生、技术员和助理研究员等下级被管理者所占比重分别是14.8%和10.7%。资助申请评议者以及调查监督人员占举报者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7%和5.4%。可见,除大学研究机构内部人员的监督举报之外,同行评议以及设置专门监督调查人员也是监督和举报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机制。

科研不端行为举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大学这种研究体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同事和上级管理者成为主要举报者的主要原因在于,上级管理者是机构的权力拥有者,对包括不端行为在内的各项事宜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而同事则由于长期的共事合作,发现并举报不端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大。通过简单的数据比例分析还发现,同事所举报案件的被证实程度较低,在其举报的40件案件中,仅有10件被ORI证实存在不端行为,其他举报者所举报案件的被证实比例则较为一致。同事之间的竞争以及利益冲突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一现象。在一个科研机构中,诸如晋升、资助申请、丰厚的工资待遇等优质资源总是相对稀缺,同事之间除合作关系外,还存在争夺优质资源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举报同事不存在的不端行为可能就成为一种不良的竞争手段。

最令人好奇的是“未知关系者”这一项,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及与被举报者关系的举报者可能是什么人?为何不愿意透露关系?在ORI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参与调查的68名举报者中,有69%的人反映因举报而遭受一次以上的不良后果,25%的人反映受到严重的打击报复,如被撤职、不授予终身教职、不予提薪或者晋升。报复行为源于研究机构的管理者、被举报者、同事和专业学会。其中最严重的报复行为往往源于机构管理者。[6]可见,举报者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在于害怕举报行为对自身产生不良后果。

三、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等的压力下,美国科研管理机构和联邦政府对科研不端行为问题做出了积极反应,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召开国会听证会,制定政策法案以及设置专门机构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其中,科研诚信办公室是美国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专门机构,自成立至今开展了一系列有益而全方位的工作。

1. 召开国会听证会,制定政策法案,设置专门机构

1981年国会众议员戈尔(Albert Gore)召开了第一次听证会,公开处理1980年间4个发生在生物医学领域权威研究机构中的不端行为案件,这是科研不端行为成为公共事务的标志性事件。国会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关注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健康研究补充法案》(Health Research Extension Act),该法案要求申请政府资助或者奖金的科研机构建立一套管理程序来负责核查涉及不端行为的研究,调查被举报的案件,并向政府提交报告。1989年,健康与人类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补充了《公共健康服务法案》赋予资助机构调查和解决科学科研不端行为的权力。

1989年3月,PHS设立了“科学诚信审查办公室”(the Office of.Scientific Integrity Review,OSIR),负责制定PHS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监察所属单位的研究活动,审查不端行为调查的最终报告,并提出制裁或进一步独立调查的建议。与此同时,PHS在NIH之下设立了“科学诚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OSI),负责监察接受PHS资助的研究机构是否依照PHS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调查。1992年5月,OSIR和OSI合并改组为“科研诚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负责对不端行为的调查和监督,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和应对的具体措施,并与大学、学会以及专业团体合作开展科研诚信和伦理教育研究,解决调查活动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7]除了ORI之外,美国还在NSF之下设立了独立于NSF的“监察长办公室”(th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OIG),受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以及开展专业的科学审计和调查。[8]

2. 处理举报案件,开展调查工作

处理举报案件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之后,科研诚信办公室方开展调查:(1)被举报的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在PHS资助的项目中或者与试图申请PHS资助的项目有关;(2)符合PHS有关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3)具有充分、真实的信息以开展调查。调查工作由其调查监督部(the Division of Integrity Oversight,DIO)负责,该部门的成员都是由生命科学领域各项专门研究工作的专业研究者构成。调查工作一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询查”(inquiry),即研究机构按照要求对机构内可能存在的不端行为自行组织调查。一般情况之下,研究机构无需向科研诚信办公室报告询查结果,但是如果科研机构是在ORI接到举报并命其开展询查的情况之下,科研机构需向ORI提交询查报告,以确证是否有必要进行正式的调查;第二部分为“调查”(investigation),即一旦案件被确认有必要进行调查时,由ORI进行调查。这一部分的调查工作一般情况之下由研究机构进行,并向ORI提交报告,报告主要包括不端行为存在与否、谁有不端行为、不端行为的影响有多大等方面的内容。ORI的主要工作是对研究机构上交的调查报告的彻底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只有在科研机构拒绝调查或者提供信息,或者调查不利有必要进行新的调查的情况之下,ORI才会亲自展开案件事实确认调查。[9]

3. 倡导科研诚信,开展科研不端行为教育防范项目

与大学、学会以及其他专业团体合作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和不端行为防范项目逐渐成为ORI的工作重心,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教育与诚信部(the Division of Education and Integrity,DEI)负责。教育与诚信部开展了一系列的“负责任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如2002年开展的“资源发展项目”(RCR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此外,ORI还与学会和大学合作开展科研诚信教育项目,如于2002年开始与美国医学院联合会合作开展“专业学会负责任研究行为项目”(RCR Program for Academic Societies),支持学术团体开展提高其成员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活动;于2004年开始与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CGS)合作开展“研究生院负责任研究行为项目”,将负责任研究行为教育纳入研究生教育体系中。为促使科研机构有效执行PHS有关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措施,ORI还开展了“研究诚信长官培训项目”(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参与培训者是机构中处理不端行为的负责人,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受理举报案件、获取数据、保护举报者、管理询查调查委员会等。

4. 公开化处理调查报告信息,保护相关者个人隐私

ORI公开科研不端行为处理信息的做法值得注意。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使得公众能够获得联邦机构的大部分信息档案资料,而信息自由局是将政府文稿公开并传递给公众的机关。被ORI判定为不端行为的事例,其内容摘要将发表于ORI的《通讯》(News Letter)中,并通过印刷物和网页广泛公开。ORI的相关报告在公开发表之前都得到了被调查者的许可,报告资料将被视为公共信息,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便可获得相关的信息。ORI负责处理获取相关信息资料的要求,同时也处理涉及不端行为者要求保护隐私的请求。

5. 开展相关研究,加强合作交流

在科研诚信办公室研究项目的支持下,ORI机构内部以及外部研究机构就科研诚信和科研不端行为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研究涉及机构如何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案件以及提高科研诚信等方面的主体,此外还着重研究了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人等影响科研诚信的因素的消极和积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能够加深对科研不端行为和科研诚信问题的认识,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此外,ORI创建了网站,网站上资料丰富全面,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员都有访问权和下载权。

参考文献

[1]ORI Annual Report:1994～2007[EB/OL].http://www.ori. dhhs.gov/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shtml,2009-01-05.

[2]山崎茂明.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M].杨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

[3]ORI Annual Report 2001[EB/OL].http://www.ori.dhhs.gov/ 2008-08-10.

[4]Campbell,P.W,White House Release Long-awaited Definition of Research Misconduct,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999-10-22.A40.

[5]Ellen Paul,Reviewing the Proposed New Federal Research Misconduct policy.Bioscience,2000.Vol.50,No.3.

[6]ORI Annual Report 1995[EB/OL].http://www,ori.dhhs. gov/documents/annual_reports/ori_annual_report_ 1995.pdf, 2008-08-10.

[7]About ORI-History[EB/OL].http://www.ori.dhhs.gov/about/ history.shtml,2008-08-10.

[8]OIG:Our Mission,Vision and Values[EB/OL].http://www. oig.nsf.gov/2008-08-10.

把握核心概念改进教学行为 篇8

一、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

语文课程究竟是一门怎样的课程?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等问题, 已经困扰了语文教师好长时间。特别是课改以来, 许多教师觉得语文课越来越不会教了, 甚至部分教师不清楚语文课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 至于教到什么程度更是一片茫然。课堂上热热闹闹, 课后学生收获甚微……通过认真学习课标, 我觉得语文课程必须抓住“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这一核心目标。那么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呢?

根据新课标“教学建议”的要求, 阅读教学可以从语言文字运用现象入手, 通过对课文语言的品读、咀嚼来探索文本的意蕴;也可从整体阅读的感悟出发, 到语言文字中找出依据。总之, 要紧扣语言文字的运用。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生学习如何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性课程。学习语文, 首先应该花工夫在对具体语言材料的积累、品味、感悟上, 在语言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 再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基础, 帮助学生认识语文运用规律。

二、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课标实验稿的四个基本理念之一, 课标修订稿保留了这一基本理念。这就要求现行的语文课程在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 还应注重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提高。

什么是语文素养?课标修订组负责人温儒敏教授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语文素养’这个概念, 体现一种新的更阔大的教育视野。课程标准所说的‘语文素养’, 是指中小学生具有的比较稳定、最基本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温教授把语文素养界定在三个重要方面:听说读写能力、文学文章的学识修养、人格修养。而这三个方面, 都离不开语文的本质, 即“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怎样促使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提高呢?首先是学校要实施素质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 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 并指出“要坚持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语文学科是学校教学时间最多的学科, 语文的思想内涵最丰富、最具感染力。语文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这一战略主题的重要载体, 是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说到底, 语文是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核心课程。所以, 学校应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其次是要加强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根据温儒敏教授的界定, 语文素养是一种能力, 是听说读写能力。“听说能力”的培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当今社会的口头表达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应引导学生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听和说”是“读和写”的基础, 小学生的习作就是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 先说出来然后再写出来。降低了习作难度, 让学生有话说, 有内容可写。

阅读能力更需加强。课标修订稿在“教学建议”中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 增加阅读量, 提高阅读品味;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 好读书, 读好书, 读整本的书;关注学生通过多种媒介的阅读, 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 开展各种课外阅读活动, 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因此, 语文教学要重视阅读兴趣的培养, 提倡围绕教材主题推荐多种媒介的读物, 定期组织读书报告会、故事会等, 交流分享读书体会和收获,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培养人人爱读书的好习惯。

三、实施语文课程的有效途径——必须加强语文实践

语文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课程, 必须要求学生在阅读、表达的实践上下工夫, 应避免围绕知识条文、概念定义耗费精力。要培养这方面的实践能力, 要改变作业现状, 课标中指出:“要重视学生读书、写作、口语交际、搜集处理信息等语文实践, 提倡多读多写, 改变机械、粗糙、繁琐的作业方式, 让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学习语文, 学会学习。”要设计各种学习活动, 让学生把语言文字的运用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和各种学科的学习联系起来, 根据生活和学习的实际需要, 在运用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能力。

学习语文还必须树立大语文观,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要密切相关, 把语文课程中学到的语言文字应用于生活, 并且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四、语文课程的价值追求——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新课标指出:“要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因为语文课程应该将人文关怀和道德品格的教育、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融入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中。”因此, 语文课的教学目标应该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设计, 使其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促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促使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学习方法的习得、语文素养的形成。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9

随着网络交易的普及，消费者的个人隐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消费者在网络上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信用卡信息和交易记录等。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对客户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商业趋势和提高交易成功率;另一方面，消费者却普遍担心商家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监视其活动，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收集消费者的个人资料。消费者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中的行为，最终影响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采纳。研究表明，文化和制度因素将对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和网上交易行为起着关键作用[1,2,3]。与美国消费者相比，中国的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网络隐私问题，如网络安全设施的欠缺、国家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法制的不健全，即缺乏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相关的立法和执法等。

本文提出一个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和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强调在具体的文化和制度情境下研究消费者隐私关注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针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具体的情境因素，将网络隐私定义为“在互联网上消费者对个人信息保护和控制的权利”。从理论角度看，研究可以为现有网络隐私和电子商务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从实践角度看，从文化和制度的视角对网络隐私问题的研究更有利于对中国具体情境因素的认识，从而加深对中国消费者网络隐私问题的理解。

2 概念模型的建立

在考察消费者对隐私的态度时，西方学者常引入“隐私关注”的概念用以测量消费者对信息隐私的态度。隐私关注(privacy concerns)的定义经常出现在信息系统研究方面的文献中，即“消费者对控制、收集和使用其个人信息的关注”[4]。许多研究表明，消费者隐私关注对其网上购物意向有明显的影响[5]。

现有文献也从不同角度对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从组织和社会层面来看，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主要受到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法律和规章制度、人的基本信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等。如Martinsons通过对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和消费者采纳意愿的案例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证下，消费者更愿意使用网上交易的原因，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关系是“以关系为基础的”[6]。从个人层面来看，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主要受到个人特性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等;另外，消费者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感知，如身份盗用、搜索引擎等，也对网络隐私关注和其行为产生影响。如Malhotra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隐私风险感知是网络隐私关注和网络隐私行为意向之间的中介变量[3]。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以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模型中共有6个变量，其中包括网络隐私关注、网络隐私行为意向、文化因素、制度因素、消费者个人因素和网络隐私风险感知，如图1所示。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文化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质性，文化已经越来越受到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们在对网络隐私相关的研究中分析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中，使用了Hofstede文化理论中的3个维度：权力距离感、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倾向。Cockcroft和Heales利用Hofstede理论来描述文化维度，并研究了文化因素对隐私关注的影响[7]。除了Hofstede理论的文化维度，也有学者考虑到各国特有的文化属性，如Park通过比较美国和韩国消费者对网络隐私的态度，分析了在文化因素的调节下隐私政策和互联网隐私需求之间的一致性[8];Shin等人通过实证研究了中国文化特征下：孔子思想(儒家思想)、集体主义、关系3个文化维度对信息共享行为的产生影响[9]。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中有反对“自我”意识和“隐私”保护的倾向，人们普遍对隐私的意识淡薄。研究发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更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个人也更愿意分享他们的信息。如《论语》第七章表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明君子应当有宽广的胸怀，容纳各种事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而心胸狭窄，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就不可能成为君子。Naumov和Puffer使用Hofstede理论中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特质进行了对比，如表1所示[10]。中国文化具有低“个人主义”，高“集体主义”的特征，高“集体主义”强化了集体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所以消费者在互联网上毫无顾忌地提交个人信息，如出生日期，手机号码，甚至身份证号码。

然而，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些特征却会增加了消费者对网络隐私的关注。一方面，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关系”的认识可能会阻碍其在互联网上给不熟悉的商家或个人共享信息，Martinsons认为正是中国所具有的“关系”型文化使得中国消费者很难在一个可信任的体制约束下进行交易[6];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具有高“权力距离感”和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特征，如表1所示。权力距离感是指民族文化的一个维度，它是不同国家人们对如何对待他们之间不平等这一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的不同回应。中国文化的高“权利距离感”与电子商务“平等交易关系”的本质属性显然背道而驰，所以网络用户在使用政府网站或者一些更“权威”的网站往往不那么担心自己的隐私，而对一些信誉稍低的网站的态度则相反。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中人们对不确定性和变化抱有一种焦虑的态度，他们会采取很多措施来事前防范和避免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消费者可能会对网络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个人信息安全有较高的焦虑，从而更加关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综上，这些文化维度对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产生了不同影响，特别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属性使得网络隐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对隐私不太重视，但在互联网和网络交易的虚拟情境下，各文化维度对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以及行为意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的总体程度如何?笔者认为，通过跨文化的实证研究来考察各文化维度的重要性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3.2 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包括政府层面的约束，如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律、互联网安全管理规章等;企业组织层面的约束，如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企业的网络隐私政策等。相比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社会普遍更强调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保护[6]，所以消费者私人财产和个人隐私权常常被人们所忽略。近年来，伴随着网络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典型的就是网络或短信运营商擅自使用和出售消费者个人信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擅自出售通过互联网获得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已经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问题[11]。政府机构和企业迫切需要采取相关行动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降低消费者对个人隐私的忧虑，进而促进网上交易的发展。

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通过以法律规章为主的形式来保护消费者的网络隐私。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较弱的情境中，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较强[1]。因此，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对消费者网络隐私进行保护。虽然，我国有针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宪法第四十条关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刑法中也有对单位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处罚规定。然而在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上，目前我国基本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涉及这一问题的只有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提及“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网络的特殊性要求法律对网络隐私权的保障不仅是停留在一般原则性的笼统规定，而是要提供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则，在细节上体现出对公民隐私权的关怀，这还需要国家制定专项法规，使电子商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处于有法可依的状态。

从行业和企业组织层面来看，行业自律公约或企业隐私政策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互联网行业和商家如何收集和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为了减少消费者的隐私关注，提高网络交易的使用率，商业组织必须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禁止电子商务企业未经许可披露用户注册资料或者以其他方式用于商业目的。然而，我国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保护策略严重滞后，不仅缺乏有效的行业公约，也没有建立广泛承认的在线隐私政策体系。有研究发现，与英文网站相比，中文网站的隐私协议内容普遍不够完善[12]。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用户的个人信息被记录在企业的数据库中，如果企业缺乏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消费者就会增加对网络隐私的顾虑，进而不愿意与企业进行网上交易。

目前，我国对网络隐私的保护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对私有空间的需求，同时也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电子商务交易环境，就必须对消费者网络隐私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建立起有关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采取政策引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政府制定法律法规，主要是为消费者网络隐私提供强制性的保障措施，可以减少消费者隐私关注，增强消费者信心;企业的行业自律和隐私政策则可以依照不同的产业和商业行为，有弹性地调整其内涵，为消费者提供更佳的保障。

3.3 个人因素

很多学者研究了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性因素对隐私关注的影响。例如，Zukowski的研究发现，某些个人特性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隐私关注都有明显影响，而互联网使用经验则对其没有影响[13]。所以，在研究消费者网络隐私问题时，除了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必须考虑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学特性，如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10～19岁网民所占比重增大，成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用户群体，而且互联网也日益向低学历人口普及[14]。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注重市场细分，网络供应商应该对消费者的个人特性给予更多的重视。只有充分了解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教育水平的消费者对网络隐私的态度和行为意向，企业才能够制定出切合实际的隐私保护政策，满足不同用户对网络隐私安全的需求。

3.4 风险因素

随着消费者逐渐将互联网视作交易的渠道,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对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决策就会产生更大影响。Cockcroft[7]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网络隐私的关注会增加其对隐私风险的感知。大部分网络隐私风险来自于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和银行帐号等)。身份盗用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犯罪已经被很多学者重视,如Milne分析了身份盗用产生的风险与在线消费者隐私保护行为的关系，并说明不仅身份盗贼是在线身份盗用的罪魁祸首，企业组织和政府同样不知不觉地发布消费者的个人信息[15]。如本文3.1节提到的，正是由于“关系”的存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频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兜售”。据CCTV报道，从某些网络商家手中花100元就能够得到1 000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姓名、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等，这无疑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11]。

另外，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也促成了某些网络隐私风险。例如，中国网民都很熟悉的一个名词“人肉搜索引擎”，就是指利用网民来寻找特定的人或事。近年来“人肉搜索引擎”导致被搜索者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在网络上被广泛公布，因其侵犯了隐私权，加深了消费者对个人隐私的忧虑，部分网民的生活甚至受到了极大干扰，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其实这正反映出我国隐私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对落后。

显然，网络隐私风险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包括诸如身份盗用等的网络安全问题，还包括由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带来的风险。减少网络隐私风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企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各类网络隐私风险，从而减少消费者对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忧虑。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包括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和风险因素，并通过分析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情境，讨论了一些网络隐私关注和行为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对消费者网络隐私的理论研究主要源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不同国家在文化和制度情境上的差异将影响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我国具体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对现有的理论模型进行改进并验证。对本文提出的各变量进行详细的维度分析，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总之，对消费者网络隐私的保护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本文正是基于此目的，将文化和制度因素与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结合起来，对消费者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希望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可以为网络隐私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网络交易的普及,消费者网络隐私成为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提出了一个网络隐私关注与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包括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和风险因素,并针对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情境,对网络隐私关注和行为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10

关键词：组织公民行为,动机,角色知觉

组织公民行为一直是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在研究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结果的关系时, 研究者们发现工作满意度并不能直接提高工作绩效, 但却对员工的某些行为产生影响。这些行为后来被定义为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指“由员工自由决定的、不由正式奖励系统认可、独立于工作描述之外的行为, 总体上能够改善组织运营的效率”。

一、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理论的普遍结论

在几十年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研究角度是以下几个方面:

(1) 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与维度。从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被提出时, 研究者们进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其概念内涵, 逐渐的形成了对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的一些共同认同, 首先, 普遍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独立于工作职责之外的员工自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不会被纳入组织的奖励体系和激励体系, 也即这些行为的发生应当不会为员工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其次, 组织公民行为能够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 因为员工承担了公民的角色, 他们关心组织的发展并为此付出了额外的努力, 因此能够为组织带来有益的结果。第三, 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维度划分。例如有的学者将组织公民行为按照对象的不同划分为针对组织的公民行为和针对个体的公民行为, 也有的学者将组织公民行为按照内容的不同划分为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帮助行为、公民美德等维度, 还有的学者根据性质的不同将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亲和型组织公民行为与挑战型公民行为。

(2) 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研究开展的初期, 大部分研究者关注个体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如员工个性、性格、情感。这部分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开展, 基本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 如责任意识高的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较高, 积极情感的员工表现的公民行为较多。然后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环境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以及不同因素之间产生的中介、缓冲作用。这部分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共同假设:基于良好动机的角色外行为。

二、对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质疑

无论是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哪类研究, 几乎都将组织公民假定为基于良好的动机, 即员工出于想要帮助组织或者帮助其他组织成员的良好动机, 才产生了组织公民行为。而实际上, 组织公民行为却不一定是出于良好动机的。

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 组织公民行为不一定独立于组织的奖励体系, 它的存在能够为员工带来额外的奖励。在有些组织中绩效的高低不能够客观的被区分, 组织公民行为成为了获得上级注意力的表现机会, 当大家在工作任务上的表现没有差距时, 组织公民行为成为了影响上级对下级绩效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或者当员工无法大幅提高工作绩效时, 组织公民行为能够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补充。又或者, 因为受到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限制, 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很难被上级观察到, 这时在上级面前表现出公民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好的评价。有不少研究发现, 组织公民行为能够提高上级对下级的绩效评价、增强上级对下级的喜爱或者为下级带来晋升的机会。既然上级会因为下级的公民行为而提高对他们的评价, 那么下级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公民行为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

三、对组织公民行为角色知觉的质疑

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中, 将其定义为工作角色之外的行为。然而在实际情况中, 在组织共不同的个体对组织公民行为是角色内行为还是角色外行为的认知是不同的, 也即, 一部分人可能将帮助同事、提出意见、表现出公民美德等行为认为是与工作认为不相关的角色外行为, 另外一部分员工却有可能将公民行为认知成工作任务的一部分, 是任何承担此岗位责任的员工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员工如何定义自己的工作角色是会受到组织、个体因素影响的, 角色定义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不同组织环境中员工也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义。在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很有可能是对员工的工作角色定义产生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组织公民行为。

四、未来研究方向

对一个概念进行的研究, 不应当对其基本动机进行限制, 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

(1) 组织公民行为中多种动机存在的可能性, 及动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利他性动机和自我服务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若能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证明自我服务动机的存在, 也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研究者们可以从自我服务动机角度入手考虑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构思更加全面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制。

(2) 组织公民行为的角色知觉。员工是否是因为只是将组织公民行为认定是工作职责?倘若如此, 管理者可以思考如何模糊化员工的工作任务观念, 让他们将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纳入到工作责任范畴, 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

(3) 在不同动机、角色知觉影响下, 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的影响。出于对自身利益考虑下形成的公民行为是否会对组织产生不利的影响?将组织公民行为当做工作任务的员工的公民行为质量是否会显著降低?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中可以深入讨论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展翔。组织公民行为本质初探[J]。现代商业, 2008, (6) 。

[2]、徐兰, 陈维政。组织公民行为的工具性价值探析[J]。知识经济, 2008, (2) 。

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篇11

诚信是我国传统价值观和商家的经营之道, 是消费者信任得以维系和提升的基础。然而近期, 个别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都存在道德缺失的情况。从苏丹红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 以及鲜榨果汁添加剂事件等都对消费市场、社会信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消费者对涉案企业、甚至相关行业的信任面临完全坍塌。因而, 企业诚信和消费者信任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普遍关注。在理论研究上, 虽然消费者信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 但关于消费者信任的概念、类型的划分及各类型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没有系统的探讨。本文将结合前人关于消费者信任问题的研究, 阐释消费者信任的概念及其层级结构, 对消费者信任的不同层次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并进一步研究不同层级的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最后将结合我国的市场现状给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二、消费者信任的概念及其结构

(一) 消费者信任的概念

尽管关于信任在理论上已有大量研究, 但目前消费者信任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但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定义消费者信任。

反映论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映, 是由情景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认为消费者信任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对销售人员的情感信赖, 在可能存在风险情况下对销售人员仍有所依赖的信念;即使预期到销售人员可能存在欺骗行为, 消费者也坚持执行信任行为, 或在明显感知到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情况下, 对另一方行为和信息仍有很强的依赖。这种信任来源于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可信赖的积极预期, 认为销售人员会以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作为行事准则。

特质论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 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这种观点认为消费者信任是一种信仰, 交易伙伴的言语和承诺是可依赖的, 在交易关系中, 对方将完成他的义务。

关系论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 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认为信任是消费者对销售人员可信和真诚程度、诚信和可靠程度的感知;同时也是个体对其他个体将来行为中存在偶然的可能损失的接受程度。

制度论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认为信任是个体间和组织间一种关系状态, 建立在交易一方的施信方对交易另一方受信方可信赖特征积极预期的基础之上;它影响着对对方行为的预期, 对对方可依赖性的评估, 以及在不确定的环境下, 对对方反应的预见。

(二) 消费者信任的结构

根据与消费者信任对象、范围和影响可以将消费者信任划分成低层级信任和高层级信任。

1、低层级信任是指消费者对个别具体公司及其代表的信任, 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 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信任。

这种类型的信任是消费者在收集目标对象信息的过程中增强的。在此过程中的信息通常来自于第一手的接触交往, 但是如声誉信息等二手资料也可以触发这类信任。先前的研究, 如Doney等 (1997) , 表明低层级信任可以是和个人也可以是和组织建立、发展某个关系, 因此低层级信任包括对员工个体的信任、对具体公司的信任。

对员工个体的信任:基于企业组织员工个人特质而产生的人际间的信任。消费者通过一定时间和过程的接触和了解, 与特定员工建立关系并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在顾客客户化和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的组织中常常表现得更明确, 程度也较高。

对具体公司的信任:客户基于产品、品牌、服务等公司层面因素而形成的信任。消费者在与公司接触的过程中, 对感受到公司的产品品质、服务等是否能够有效地满足其需求, 同时消费者如果把满足其需求的原因归结为企业, 认为是企业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 同时又是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为导向, 客户会产生对公司的信任。

2、高层级信任是指消费者对更宽泛的社会背景环境的信任, 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大。

它是指某一个特定消费者所持有的对一群组织或所处商业背景的信任。高层级信任适用于所有在某一特定背景环境中运营的组织和个人, 包括系统信任和普遍信任。

系统信任:Lewis和Weigert (1985) 定义为“对于宏观系统和保障机能能够执行的信任”。Milgrom等 (1990) 和Hardin (1996) 研究表明, 消费者认为第三方会公布缺乏诚信的人或企业的信息, 并会对不诚信的行为施加惩罚。系统信任是针对具体环境的, 包括行业信任、国家信任、地区信任等。

普遍信任:在特定社会环境影响下, 某一消费者对系统中所有成员的信任趋势。Humphrey等 (1996) 用“普遍信任”来指对于人总体上的信任, 也就是消费者对于所有提供其产品满足其需求的提供者的信任。它不论部门和背景环境, 不受情景的影响。它受到基本心理倾向的影响, 也受文化的社会化, 以及家庭培养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此这种信任也反映了一个人认为恰当的关系的标准, 并需要在长时间的多重互动中获得和形成。

三、不同层级信任之间关系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关于消费者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存在两种主要理论观点——功能理论和制度理论。总的来说, 功能理论观点 (如Luhmann, 1979) 认为在消费者对商业环境的信任和消费者对公司及其代表的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高层级信任是低层级信任的功能替代, 因此, 高效的经济系统中不可能两者都具有高水平, 二者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也是独立的。制度理论观点 (如Bachmann, 2004) 认为消费者高层级信任和消费者低层级信任是正相关关系, 高层级的信任是能够促进低层级信任, 并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

(一) 基于功能理论的观点

根据Durkhei (1933) , 功能理论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依赖于特定因素/机制有效的设定和高效的运转, 而信任是保证其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运转过程中会有很多因素/机制产生, 经过一段时间, 冗余和低效的因素/机制将会被抛弃, 被有效率的因素/机制替代。

功能主义观点认为信任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减小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由于低层级信任必须在每次遇到新的交易伙伴时重新建立, 并且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与陌生人的交往很频繁, 因而低层级信任减小不确定性的功能代价高昂。而高层级信任不需要每次都建立新的关系, 更高效且成本效益高地执行减小不确定性的功能, 导致更少的低层级信任。

功能理论认为高层级信任和低层级信任能够影响消费者态度, 导致客户忠诚;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提高市场份额, 拉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溢价。高、低层级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独立且直接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影响可以相互替代。高层级信任增加, 会降低低层级信任的影响, 促使消费者更少地依赖低层级信任。消费者认知理论也认为,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仅受到公司、产品的影响, 还受到公司所在地、行业的影响, 这些不同层次的因素会形成消费者不同层级的信任:消费者对产品/公司的低层级信任, 消费者对社会环境背景的高层级信任, 而这两种层级的信任都能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具体影响关系见图1。

(二) 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和个人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合法性。合法化的行动是指对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游戏规则来说, 合适和恰当的行动。这些规则作为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约束, 广泛地为人接受, 如法律、道德、信任、规范、文化等。它们鼓励所有在这一系统里运营的企业和个人按系统的制度所鼓励的方式去行为和思考, 信任就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信任能够使得人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其他人是如何行为的, 因而在特定环境里可以更有效地运营。

Lane和Bachmannn (1996) 以及Budros (1992) 等研究认为低层级信任减小了经济生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当制度化的信任对低层级信任合法化后, 低层级的信任更有可能提高。制度化的信任可以是正式的 (如系统信任) ,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如普遍信任) 。合法化的信任使得建立信任是发展交换关系的标准途径, 那些建立信任的企业或个人就能够有效地在这个系统中运行, 而不建立起信任的人就不太受欢迎, 难以取得成功。

制度主义理论也认为不同层级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都有积极的影响;但制度理论认为低层级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高层级的信任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低层级信任中介实现的。高层级信任的增加能够促进消费者对低层级信任的增加, 它是对低层级信任进行合法化, 从而影响了消费者, 其中低层级信任起中介作用。具体作用关系见图2。

四、启示与建议

低层级信任会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因此企业应当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技术, 努力提升消费者对公司、员工的低层级信任, 以此提高顾客满意、促进顾客购买。如果现实是如制度理论观点所言, 高层级信任的影响是通过低层级信任完全中介的, 那么企业就更要努力提升消费者对企业或其代表的低层级信任, 以此来获得相对于具有同样的外部资源 (高层级信任) 的企业的竞争优势。

不管高层级信任具有直接还是间接效应, 最终都会对消费者态度 (如满意度) 和消费者行为 (如购买) 产生积极影响。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整合内部的资源, 投资高层级信任建设, 提高消费者的高层级信任。同时, 这也会带来搭便车的问题。因为, 当一家企业利用自己的资源来进行高层级信任的投资, 会带来消费者高层级信任的提高, 也就是对使得消费者对企业所处的背景环境或整个行业的信任的提高。那么受益的不仅仅是这一家企业, 这一背景环境或行业中所处的企业都将受益。不过我们可以将高层级信任看作一种公共产品, 由政府或行业协会来承担投资建设高层级信任的责任。实际上, 此次奶业的信任危机中, 政府就承担了一个重塑奶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的责任。通过这一途径就可以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 信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尤其是消费者信任受到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国外关于消费者信任的研究成果, 就消费者信任的概念、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并在消费者信任不同层级划分的基础上, 分别从制度理论和功能理论视角探讨了不同层级消费者信任之间的关系, 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关键词：消费者信任,消费者态度,消费者行为

参考文献

[1]Doney, Patricia M, Cannon, Joseph P.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ust in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7, 61 (20) :35-51.

[2]Grayson, Kent, Johnson, D, and Chen, Der-Fa Robert.Is Firm Trust Essential in a Trusted Environment?How Trust in the Business Context Influence Customer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8, 45 (2) :241-256.

[3]Lewis, J.David and Weigert, Andrew,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J].Social Forces, 1985, 63 (June) :96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