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共9篇）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篇1

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为了改善其公共政策环境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影响政府官员使其按企业的意愿行事而确保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对其经营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所以企业的政治行为在西方国家就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对企业政治行为持开放态度的国家里, 企业的政治文化非常浓郁。当然, 具体到单个的企业, 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些企业具有非常久远的政府关系管理的传统, 而一些新兴企业, 就稍显“落后”。但是无论早晚, 企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他们的行为就都具有一些普遍特征。

一、微软的“政治觉醒”之路

从1989到1998年初, 微软用于资助政治家参选的“软钱” (即为政治家竞选进行媒体造势所花费的金钱) 总计不过16.2万美元, 这在美国政治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而且这些“软钱”不是捐给某一个参选人, 而是某一个党派。观察家们曾评论说:“微软的感觉与其他的技术类公司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华盛顿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生活在政治范畴之外。”微软真的可以如其所愿远离政治吗?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 当反垄断的指控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 微软完全改变了它的战略。该公司迅速开办了一个华盛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扩充到19人, 其中4人专门游说国会议员, 每人专门负责在参众两院中的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因为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实力去这样做。除此之外, 仅2003年1年, 微软就雇用了20多家游说公司去游说美国联邦政府, 在各个州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游说队伍。

微软还建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从1998年到2004年, 该公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美国联邦层次的竞选人提供了超过1 3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在所有美国企业中名列第1。自1998年至年, 微软还在游说上花费了万美元, 这使它成为华盛顿最大的游说者之一和电脑行业最大的游说者。

在微软的2001财年, 微软向各类慈善团体捐赠了3 66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79亿美元的软件。这些捐赠给微软带来了接触重要政治家的机会。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到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 他们都是这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者。微软还是德雷儿童基金会的主要捐助人。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基金会是由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德雷创办的。仅2003年1年, 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就向德雷儿童基金会捐赠了10万美元。

除了单独采取行动外, 微软还慷慨地资助各种行业协会, 例如软件选择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电脑技术行业协会、竞争技术协会等。这些协会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微软的立场。

微软之所以改变了远离政治的态度, 正如微软的联邦政府事务总监杰克·克鲁霍茨所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大多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懂得互联网技术, 但他们在作着决策。微软认识到教育这些人是微软的责任。二是这宗反垄断诉讼案, 微软必须勇敢地面对。一些微软的高层私下里也说, 如果他们很早就参与关于此案件的辩论, 他们就很可能被免于反垄断起诉。

二、美国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征

实际上, 微软的政治行为并不是独特的。美国的大企业普遍采取了政治行动, 很多比微软“觉醒”得更早, 经验更丰富。通过对奥驰集团、布朗和威廉姆森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美国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集团、贝克特尔建筑公司以及微软等大企业的分析, 笔者发现这些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他们的政府关系管理团队规模大, 动辄上百人, 有时甚至可达200人以上;人员基本是专职的。相关部门被明确冠以“政府事务”或“政府关系”的名称, 这一点与英国企业的隐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员通常被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团队。二是在战术的运用上, 除了与立法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外, 它们也不避讳采取复杂的、大张旗鼓的、甚至是敌意的战术 (如诉讼) 去达到影响立法的目的。三是这些企业经常参与本行业或跨行业的集体政治行动。四是这些企业施加影响的目标包括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 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3个系统的权力部门。企业对它们的影响活动常常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同时进行。五是同英国的情况不同, 美国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对它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不大, 企业或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度也并不能左右其政治活动的成效。

三、美国企业政治行为特征的原因分析

以上这些特征与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划分特点密不可分。美国的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分享立法权, 每一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又实行3权分立。同时, 总统与国会、州长与各州议会是分别选举的, 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这就造成了权力分散、相互掣肘的局面。一项法令的通过往往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的政党不像英国一样那么纪律严明, 党员往往能够独立表达自己对某项法案的意见, 而不必顾及大多数党员或是政党领袖的意见。所以, 企业往往不得不拥有庞大的专业团队来处理与政府各个权力主体甚至是每一个议员的关系, 而这个团队往往又根据政府权力划分的特点分成联邦和州两个团队。

同时, 美国的权力平等、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 美国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了公民有权对政府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字记录进行查阅, 因此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企业也不必费心对自己的政治行动遮遮掩掩, 否则一旦被善于挖掘“污秽”的媒体揭露, 反而有损自己和政府官员的声誉。而美国民众认为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力, 企业进行政治捐款或是其他政治活动是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再加上, 美国民众中的诉讼文化也很强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 而不是等待政府的幡然悔悟或者是施舍。况且, 司法独立可以确保在美国议会或行政系统出现违反现有法令的行为时, 进行独立的裁决。所以, 经常看到美国企业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 还经常通过群众运动式的草根行动来迫使政府就范, 如果这些做法还是不能奏效, 那就把政府告上法庭。

长期以来, 美国的各个行业协会非常活跃, 这是因为集会的权力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因此美国企业常常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政治活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其文化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并且包容性较强。因此, 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物的理解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 企业的公众形象在各种文化中也并不一致。所以利用公众形象来左右政府的决定也不太可能。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发展本地经济, 对当地某些有争议, 或声誉并不十分好的行业或企业会加以保护, 并支持他们的诉求, 向联邦或其他州政府施压, 并最终取得胜利, 比如烟草行业的案例。再深究一步, 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样是由于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州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对于本州的支柱产业理所当然地加以保护;而本州民众的生计也有赖于这些企业和行业来维持, 因此也能获得本州民众的支持。这个行业的声誉好坏就不会对其政治行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英国, 中央政府就要考虑其他地区民众的呼声, 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护本地的这些声誉不好的支柱产业,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往往对企业政治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同时, 美国经济总量巨大, 各个行业在全国范围来讲发展的各有所长, 国家经济不存在特别依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情况, 这使得企业利用其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来增强其在联邦政府面前的议价能力的可能性降低。所以, 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大而获得政府支持的现象并不多见。

综上, 从微软的案例可以看出, 企业的政治行为必须符合其经营所在国的特征, 如所在国的权力分配特征、政治氛围、民众的价值取向以及企业所在行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程度等等。这种现象符合制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 即组织行为会受到由认知、观念、文化、习俗、制度、社会价值观等因素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为了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企业往往根据自身所处的这种制度环境来决定所采取的行动, 以确保行动的有效。由于不同的国家其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 因此, 企业在不同国家中的政治行为应该不同, 对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HK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篇2

从理论上讲，境内外商企业投资收益列入东道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而该项利润收益的处置却是跨国企业全球转移价格行为的组成部分，操纵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企业手中。近年来，上述外商投资企业较大规模投资收益的流出状况，已直接导致了我国国际收支收益项下的持续逆差。因此，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分析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行为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其中的利润留用结构状况，对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政策，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利润处置中留用存量与结构的分析，因此其分析基于以下条件：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真实可靠；避税行为合理；现行法规的承诺和宏观经济面稳定。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分析

一般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利润处置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1)逐年分配利润并及时汇出；(2)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3)利润逐年分配但不汇出，留用企业内部周转；(4)利润不作分配而留用。其中，后三类属利润留用的处置方式。进一步调查显示，对已留用企业内部的外方利润，还有不计利、计单利或计复利的不同处置方法。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利益最大化驱动了其利润处置方式的理性选择，进而决定资金的流动方向。因此，我们首先采用单一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价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理性行为。表1推导中设定的变量为：l：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表示资金在境外的平均收益水平，取1年期利率在20各月的平均值3．4％(数据取自《中国外汇管理》各期)；r：境内盈利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8％(数据由江苏省外资企业平均实现利润与平均资本总额推算而来)；t：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第1-2年免税，第3—5年减半税率为 16．5％；i:利润留用企业内部所享受的年利率，按江苏省外资企业联合年检中的平均水平4％计息。x：企业期初获取利润为100万美元。假设条件为：(1)忽略资金汇出费用；(2)不计利息税因素；(3)忽略利润再投资的退税因素；(4)假定该企业连续选择同一种利润处置方式；(5)不考虑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中，选择利润留用的整体收益明显大于利润汇出，而在留用利润中，又以转增资和再投资的平均收益为最大，且计复利情况下的整体收益均高于计单利和不计利。

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会计行为分析

从理论上讲，上述利润处置的理性选择属于企业财务决策范畴。为便于分析这一决策行为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实际影响，我们还需从财务角度对其会计特征作进一步界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具体操作和会计核算过程一般为：(1)对税后净利润，贷记结转至“未分配利润”科目(出现亏损时，相应冲减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如有未弥补亏损，则作为未分配利润的减项反映)；(2)根据董事会确定的“三项基金”提取比例、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投资方股权份额进行股利分配时，借记冲减“未分配利润”，贷记转入“应付股利”科目(也有不规范地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中的)；(3)投资者提取股利时，则借记冲减“应付股利”余额。所以，从会计核算角度划分，企业利润处置的结果包括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两部分。这两类资金在性质、使用和会计核算上都有较大的不同。

“应付股利”是经董事会批准，已分配给投资者、而投资者暂未支取的利润，其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在会计核算中，“应付股利”被归入“流动负债”类科目。一旦投资者需要提劝应付股利”时，企业必须按账面余额随时予以拨付。从本文研究的角度看，企业拨付部分即为“利润汇出”，未使用部分即为“利润留用”。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篇3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引导

1 引言

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在1998年曾指出，“新时代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就是网络政治（cyberpolitik） ”。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将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政府管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有关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网络对于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

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未来研究中，有必要对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现状进行梳理，并根据青少年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教育特点，对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提出引导对策。本课题选择这一方向进行研究，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在肯定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价值的同时，对于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突出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引导研究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对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优化发展提供了借鉴，为规范化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提供依据。同时，本课题的深入研究，也为公众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网络政治参与，通过不断规范网络政治参与体系，在全民族实现民主政治，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教育发展的角度而言，该研究的实施，有利于青少年理性看待政治事件，客观公正的参与政治讨论及政治行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 网络政治参与对于青少年的影响

从目前信息时代的发展特点和自媒体网络的盛行来看，目前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激发了青少年政治参与热情，使青少年更乐意于参与到国家的民主管理之中，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网络政治参与缺乏必要的引导，加之网络监管体系的不够完善，青少年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其健康成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2.1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价值体现

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的弊端，激发了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意识。青少年普遍认为，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平等的话语权，凸显主体地位，这种优越感，提高了自身参与政治行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问题

网络政治这一新生事物，在青少年参与的过程中，不断体现其价值，但由于相关机制的不够健全，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如由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相关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青少年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表现出了无序化及非理性化的特点；对于政治信息甄别存在迷茫；政治参与行为的知性偏差；等等。

3 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引导策略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但管理体系的欠缺及引导教育的缺位，使得青少年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问题日益凸显，实现对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已经势在必行。本课题认为，有效的引导策略可以从四个方面体现。

3.1畅通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完善网络政治管理体系

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价值体现了其优越性，在引导及规范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应该不断畅通网络政治参与渠道，激发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及积极性，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价值。

3.2强化引领疏导，积极发挥共青团思想阵地作用

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引导，还需要学校打造一批专业素质和技术素质都过硬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引领和疏导。网络政治参与出现问题后，利用高校共青团及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疏导，避免问题的进一步蔓延和传播。

3.3加大青少年社会实践力度，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实践出真知。学校管理部门要引导并规范青少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必须加大社会实践力度，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升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及政治参与的使命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明确对于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参与应该规避简单化倾向。

3.4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社会信息辨识能力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关注思想的灌输与引导，对于青少年社会信息辨识能力的培养关注不足，这就使得很多青少年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仅凭一腔热血，转载一些不实言论，不仅影响了网络舆论环境，而且对于自身的政治成长也造成较大影响。鉴于此，在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对于青少年学生社会信息辨识能力的培养，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尽快实现自身政治社会化。

参考文献：

[1]金万成，郭刚.大学生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特征[J].人民论坛，2011.07.

[2]苏淼.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03）.

[3]陆士桢，郑玲，王丽英.对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07.

浅谈我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 篇4

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 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就企业数量而言, 占全国企业的绝大多数, 其中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是基本形式;民营经济中的股份制经济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 它是一种混合经济, 具有资本社会化的明显特征。

今天的广大民营企业家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党和国家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在城镇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都达到了相当程度。

与民营企业发展的曲折路径相对应, 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少民营企业, 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就是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特点

(一) 模式特征

1.“红帽子”模式

在1988年以前民营企业只能按个体工商户注册, 为无限责任, 雇用人数不得超过八人。1988年以后才取消了这些限制。但在土地使用, 办照, 纳税, 工商检查, 银行贷款, 甚至法院判案等方面仍有许多不公平。私企为了避免被歧视, 往往假装为集体企业, 就是所谓苏南模式的红帽子企业。另外一种避免私有制名义的办法是承包或租用国营企业, 这些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属于个人。

2.“参政议政”模式

随着民营企业家参政热潮的出现, “参政议政”模式浮出水面。一批最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如刘永好、楼忠福等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常委;次一级的民营企业家, 成为省一级的人大代表;企业再小一些的, 则成为市级、县级的人大代表。参政对企业家来说是有利的, 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 成功参政后企业家的企业和他本人的财产由此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更不容易被侵犯;其次, 他们也将有可能在经济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一种优势。

3.“影响立法”模式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 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了宪法。2000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立法法》, 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近年来, 各地纷纷“开门立法”。“开门立法”为不同利益团体提供了申诉自身利益的途径, 也提供了利益博弈的新平台。

(二) 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 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利, 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税收风险和收益基本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自己承担, 民营经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发展环境和空间, 同时民营经济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政绩。地方政府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 地方政府用足、用活中央政策,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治、社会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其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同程度的在土地使用、项目审批、证照办理、工商税费、人才培养、技术指导、信息咨询等方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和服务。有的还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能源、交通、通讯条件等软硬件投资环境上下了很大功夫。地方政府的上述努力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2.地方政府推动作用的局限性

第一, 产权不清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虽然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但是却往往与地方政府在产权问题上纠缠不清。随着90年代改制的进行, 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产权上的矛盾凸现出来。例如:龚家龙的天发, 仰融一直无法置身事外的华晨汽车系, 顾雏军翻身落马的科龙, 张海最终锒铛入狱的健力宝等等, 它们多半创始于80年代中后期, 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大量税收, 做大后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钱, 从此迅猛扩张。然而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来产权的争夺, 企业主导者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 大都败走麦城。

第二, 地方政府的“准企业行为”。

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具有“准企业行为”。在乡镇企业发展之初, 由于其规模小、数量少, 政府官员接近于像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的谙熟企业的经营情况, 使其经营决策容易与企业达到共识, 也使政府对企业的监督比较容易。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其经营管理事务日趋复杂, 使得作为所有者的地方政府与作为经营者的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直接插手企业日常事务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逐渐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掣肘。

第三, 企业被迫承担社会职能。

由于产权不清, 政府对于企业干涉权力大, 企业往往需要承担额外的社会职能。例如:天发集团迫于政府压力收购仅账面亏损就达2个多亿 (实际亏损5个多亿) 的国企活力28。为了偿还活力28的巨额债务, 天发集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此类原因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的民营企业绝不仅仅是天发集团一个。

综上所述, 地方政府这种有限的推动作用, 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追求的目标不同。民营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壮大, 而政府则是政绩导向。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税源, 也为当地政府官员提供了政绩, 这是地方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不过一旦民营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容忍”范围, 地方政府就从“推动者”转变为“挚肘者”。

三、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 历史因素

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都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了五种模式, 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 (海城、兴城、诸城) 模式。民营企业在与政府的关系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苏南模式

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 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 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 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 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 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从1996年开始, 苏南各地相继两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 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 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 最终彻底地明确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 基本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

2.温州模式

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政府采用“无为”的管理方式, 尽量少干预经济。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 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 尽量少干预经济。

3.珠江模式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 但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 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 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 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 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4.中关村模式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 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 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经营若干年后, 产权问题突出。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 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 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5.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 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在企业改制以后, 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

(二) 企业盈利模式

像中石化和中石油, 是完全靠国家的垄断资源发展的, 这种企业注定和政府之间关系紧密。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企业, 比如互联网公司, 像新浪、搜狐等, 他们用的是海外资金, 不是靠银行贷款;赖以发家的是高科技, 这类企业发展更多的是靠市场, 而不是政策。因此盈利模式将影响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行为的积极性。

(三) 对政府掌控资源的依赖程度

在中国, 政府掌握有大量的资源, 包括资源、金融等。对政府掌握资源依赖程度会影响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行为的积极性。资源性企业, 像一些垄断企业, 和政府的联系比较紧密。非资源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度较低, 因此企业对资源的利用度越大, 与政府的关联度就越高。在资本市场上, 如果融资渠道只有商业银行贷款一条路, 在银行贷款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倾向的前提下, 与政府关系就成为获取银行贷款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而极大的影响到企业采取政治行为的积极性。

(四) 企业规模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就能够在税收, 就业等方面为地方政府创造巨大的政绩, 政府必然会对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进行“保驾护航”, 甚至某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能够成为地方政府“依赖”的对象。从而能够通过与政府的“交换”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源优势。

(五)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意识和态度

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作为创业者的民营企业家, 其风格能够决定一个民营企业的文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意识和态度也能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被认为是很有政治敏感性的。在正泰, 依靠一些从原来的党政机关退休后聘请来的老党员, 南存辉在温州的民营企业中最早开展党建工作。早在1993年, 在老党员吴炎的帮助下, 正泰在温州民营企业中率先成立了党支部;1998年, 党支部又升格为温州首家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委……

四、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风险

(一) 资源分配风险

采取政治行为需要相应的资源投入, 这种投入会和市场上的资源投入形成零和关系。投入在企业政治行为上的资源多了, 投入在市场上的资源就相应减少。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企业家运用才能对资源的政治和市场投入进行合理分配。过多地关注企业政治行为而忽视企业自身在市场上的发展, 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

(二) 稳定性风险

政府的承诺具有不稳定性,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的政策本身具有不稳定性。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采取的政治行为正是在这种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太平洋建设的BT模式和打包收购国有资产成就了严介和的财富神话, 但是随着2006年初四部委的一纸文件, 带资承包被明令禁止, 打包收购国有企业也受到地方国资委的抵制, 严介和太平洋建设的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

2.政府的官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民营企业通过与特定政府官员建立关系而获取的优势, 会因为官员的离职和调遣而受到影响。

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会影响到民营企业已获得的竞争优势的稳定性, 例如铁本事件。地方政府越权审批, 公然与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进行对抗, 而铁本也就成了地方政府“过热”的牺牲品。

(三) 权钱交易的法律风险

由于民营企业受到的歧视性待遇, 更由于现有制度的缺陷, 民营企业缺乏利益申诉的渠道, 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当中存在着灰色地带, 这被称为“寻租”。“寻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企业的声誉受到影响, 甚至会触动法律。

五、结论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有其自己独特的历程, 在中国的经济形式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民营经济从国有经济和外资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直至今日获得历史性的转变。民营经济的出现、发展和壮大过程中都有政府在起作用: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 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转变, 政府政策法规的导向, 地方政府的态度等等都影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 民营企业就是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文章通过分析和研究, 认为影响我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历史因素、企业盈利模式、对政府掌控资源的依赖程度、企业规模等企业政治资源和企业家的政治意识等;而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风险主要包括了资源分配风险、稳定性风险和权钱交易的法律风险等。文章对发展中的中国市场下的民营企业运营与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民营经济从国有经济和外资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整个阶段都有政府在起作用: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 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转变, 政府政策法规的导向, 地方政府的态度等等都影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 民营企业就是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缺乏政治行为的案例, 但缺乏参与政治行为的理论指导。鉴于此, 本文着力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特点, 并就民企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指出了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中存在的风险, 以期对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有所启发。

关键词：民营企业,政治行为,影响因素,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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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性探讨 篇5

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与政府政策对企业利益的巨大影响, 导致企业纷纷采取政治行动, 影响政府政策, 维护自身利益。本文认为企业政治行为是指企业为谋求自身利益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或公共政策来的行为。这里所强调的是, 企业政治行为不同于企业领导人等个体的政治行为, 虽然企业某些政治行为可以通过企业领导等个体来体现, 但是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团体, 在公共决策中扮演中重要角色。伴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 经济地位得到满足的同时, 争取政治权利的欲望表现的异常强烈。当前非公有制企业规范性政治行为主要体现在: (1) 企业领导通过选举的方式担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村干部。 (2) 企业领导通过推荐的方式加入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 协调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 (3) 企业按照公开透明的程序向政府部门或官员反映情况或是提供调研报告, 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 (4) 企业支持公益事业, 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 (5) 企业组建党支部、工会等党群组织, 获得政府的信任等等。非公有制企业非规范性政治行为主要体现在: (1) 企业领导贿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干部等。 (2) 企业利用与政府领导的私下关系, 高薪聘请政府官员或给官员亲属“特护安排”等手段,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3) 通过物质、金钱、性贿赂等方式向政府官员行贿, 谋求经济特权。 (4) 雇佣专家发表歪曲的见解, 给政府政策造成不正当的舆论压力。当前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很多非规范性政治行为, 诱使权力寻租的大量滋生, 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公正性, 因此,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非公有制企业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原因

2.1利益驱动

马克思曾说过:“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实现和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愿望, 因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间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 掌握政治权力或是深刻地影响政治权力都有可能获得经济利益。非公有制企业领导通过贿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治名誉和政治资本, 在于凭政治身份来排除企业发展的干扰因素, 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 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与党政官员建立长期的私人关系。

2.2政治体制障碍

当今社会中, 政府许多具体的职能部门为难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现象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 就会与政府官员拉关系, 甚至通过行贿等方式拉拢收买官员, 减少政府的干预, 获得优惠政策。一方面, 政府掌握的权力过大。政府有关部门尤其对非公有制企业有关资格的认定等诸环节实行“前置”审批较多, 不利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 政府行为透明度不够。地方政府某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与贪赃枉法的行为司空见惯。由于政府行为拥有很大的非透明性的自由裁量权和变通空间, 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为了自身利益, 不得实施非规范性政治行为。

2.3制度缺陷

一定意义上说, 制度决定着人民如何实现个人目标和利益, 制度缺陷会诱导非公有制企业寻租现象的发生。主要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 法制不完备。我国一些法律原则性规定多, 具体细节少, 缺乏操作性。另外, 我国仍存在着一些法律盲区。第二, 监督机制的缺陷。由于监督机制存在的不足, 给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行贿和党政官员的受贿留有余地, 纵容企业通过重金拉拢收买领导干部等非规范性政治行为为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 如发生在浙江台州市的两名房地产商贿赂四名县处级干部事件就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人民的公权就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 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2.4官商文化腐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君权神授”、“官本位”、“人治”等封建等级观念, 早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这为非公有制企业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思想上的可能性, 当它们通过正规方式不能满足自自利益时, 就会寻求变通的方式来减少交易成本, 转向非正规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为企业实施非规范性政治行为提供思想上的“温床”。

2.5自身因素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存在着文化素质不高、政治素质不强的缺点。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 急需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为了达到目的, 会把经济运行中的行为方式和交易原则引入政治领域, 实施金钱干预政治等非规范性政治行为, 搞钱权交易, 冲击着我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

3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对策

3.1政府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制度文化环境

(1) 健全法制。

从规范企业 (人士) 和政府 (官员) 行为两方面入手, 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营造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制度氛围。一是加强企业 (人士) 方面的法律建设。完善《村委会组织法》, 明确界定贿选行为, 应将送礼、请客、承诺都包括在贿选范围内, 对于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遏制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领导利用制度缺陷搞贿选的可能性。完善企业政治活动公开方面的法律。我国应通过立法规定企业以书面形式定期向专门机构提交与政府间建立及维持关系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辅以审查机构的审查, 并由专门部门定期将信息予以公开, 监管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将企业政治活动公开化与透明化。二是加强政府 (官员) 方面的法律建设。完善《国家公务员法》, 对官员辞职下海方面的规定进行细化, 加大对违规官员的惩处力度, 诉诸于刑事处罚, 并明确规定部门对辞职后的领导干部做好从业行为的追踪工作, 对受处罚的领导干部做好监督工作。这样, 增加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 减少腐败行为的产生, 达到间接规范非公有制企业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目的。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完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增加官员受贿的成本, 遏制企业的行贿行为。规定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种类、受理及审查机关、违法申报的法律责任等, 另外, 将财产申报的情况通过各种方式公布于众, 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对于隐瞒申报或是不申报者, 一经查处除采用党纪、政纪等处分方法外, 还应引入刑罚。这样, 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 政府官员通过收受贿赂以达到经济寻租目的的行为会有所收敛, 从而企业通过金钱拉拢、贿赂政府官员的行为的载体就会减少, 推动企业政治行为的逐步规范。还应出台《公民举报法》等相关法律, 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间接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

(2) 强化监督机制。

由于我国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 因此, 我国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 应强化监督机制, 完善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体系, 即从中央到地方、从执法机构到新闻媒体再到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监督的监督体系, 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性。首先, 要加强和改进人大、纪检、行政监察的监督体制, 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切实保障他们的监督职能;其次, 要完善舆论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独特功能。新闻媒体应强化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 如企业行贿、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企业领导参与贿选等, 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另外, 还应借助网络媒体, 强化网络舆论的监督。再次, 应加强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 发挥出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的功能。最后, 应落实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 加大对政府官员职权腐败和企业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监督, 约束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走向规范化。

(3) 加强教育与引导。

要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 教育与引导必不可少。第一,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的教育引导, 提高综合素质。坚持党中央提出的“团结、帮助、教育、引导”的方针, 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与引导, 增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民主意识。通过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培训教育, 使他们从思想和行动上杜绝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发生。第二, 加大反腐力度, 推动廉政建设。非公有制企业与政府官员间的权钱交易, 易导致腐败的产生。然而, 腐败破坏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因此, 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 使其树立起良好的“官德”, 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另一方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以便根除某些干部吃企业、挖企业、压企业的腐败作风等。

(4) 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如前所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权威崇拜”等封建等级观念, 为非公有制企业实施非规范性政治行为提供思想上的可能性。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 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 剔除糟粕, 塑造体现民主、平等、和谐特点的社会政治文化, 为非公有制企业规范政治行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从思想上消除封建等级思想的渗透作用。

3.2非公有制企业加强自律

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 除了政府努力营造其规范化的制度文化环境外, 关键就在于企业本身, 企业应通过加强自律, 保证自身政治行为的规范化。

首先, 非公有制企业应认真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意识到国家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增强企业人士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 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其次, 非公有制企业应努力构建社会责任型的企业文化, 将诚信的理念真正落实到企业中。再次, 非公有制企业应加强党建工作。由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私有性和逐利性, 企业中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等原因, 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党组织建设的覆盖面低, 工作的效果差。因此, 企业在抓好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 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党组织的运行机制, 利用党组织实现并规范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行为。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四道槛阻碍非公经济发展[J].企业家信息, 2007, (2) .

论中小企业管理中的政治行为 篇6

关键词：中小企业,政治行为,政治环境

随着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和多元化进程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制定过程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 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企业这种影响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 (Corporate Politica Action.简称CPA)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政治环境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政治环境的变化都深刻影响着中小企业的行为特性。鉴于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研究其经营与管理中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现阶段中小企业面临的不利政治环境因素

中小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要体现在政府、法律法规、政策和政治事件等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一些不利的政治环境因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

我国属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 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尤其成了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如, 政府政策的随意性、模糊性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 导致了中小企业不能形成长期预期, 进而缺乏投资信誉和维护信誉的动机。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双转轨的国家,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促进企业市场竞争的法治环境, 转轨时期的无序状态与成熟的法治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尤其是现有法律的不完善和急需法律法规出台的滞后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障碍。

2. 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由于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到位, 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合理控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 (如土地等) 的控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企业行为间接调控、以及行政审批、产业政策等等还不够规范。这也导致了中小企业时常面对一个不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 使其降低了经营效率, 增加了交易成本。

3. 中小企业无法有效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

我国中小企业由于发展过程中疲于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往往极少参与政治, 并且由于种种限制因素的存在, 参与渠道基本不畅。中小企业的政治行为往往不规范, 大多通过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进行, 如主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及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这种形式往往会导致政府与中小企业关系的复杂化, 并且掩盖大量的非法政治行为。这些都导致了中小企业无法有效预测产业政治环境可能的变化并及时做出应对策略。

4. 与国有企业在政治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性

由于中小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企业性质存在不同, 导致了其政治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往往与主流政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在政治信息的获取及政治职务的晋升方面, 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有着明显的优势。政治体制设计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国有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加容易获得政治权利上的保障。

二、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1. 将企业政治行为纳入到经营管理战略

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独特竞争环境, 中小企业管理层应有清晰的政治战略意识, 高度重视企业政治行为, 并将其纳入到企业经营管理战略中来。为此, 中小企业自创立伊始便应将对政府政策倾向及变化的预测纳入到企业战略规划中, 适时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机制, 设立专职部门与人员, 并展开相关培训, 为企业政治战略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与机制。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规范, 中小企业应根据其经营管理战略适时调整企业政治行为, 不断丰富企业政治行为策略, 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赢得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使企业赢得更加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环境。

2. 提升中小企业主体的政治素质

中小企业欲参与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其主体必须深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 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 使之具有参政议政的科学文化知识, 具有一定的决策、评议、监督等能力。最后, 还必须注重中小企业主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 政府政策的出台才能够保证其合理性。

3. 联合其他企业与政府沟通

伴随我国各项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和完善, 市场竞争环境将日益公平和规范, 政府也将越来越不可能对个别企业实施特别优待, 中小企业政治行为的目标也应定位于争取有利的公共政策或行业政策上。因此, 中小企业可通过联合其他企业, 以行业协会、联盟的形式通过集体的力量发挥影响, 反映整个行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争取政府决策有利于行业的整体利益。

4. 积极主动的履行杜会责任

近年来, 对优美的环境、安全的产品等方面的要求, 以及类似的社会问题已经将企业置于社会的关注中心。中小企业由于管理层级较少等优点, 使其对市场反应敏锐, 行为灵活, 能相对更有效地满足顾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为了扩大在政府部门的声誉和影响, 中小企业应把握有利时机满足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期望, 即企业要担负社会责任, 使政府了解企业对社会、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来赢得政府的信任, 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总之, 中小企业应采取措施不断适应企业政治环境, 将企业政治行为战略化, 维持长期密切的政企关系, 塑造企业在政府甚至于社会中良好的整体形象, 从而化解企业运营中出现的企业政治问题, 推动企业不断提高市场生存与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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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胜会焦璞润:论企业外部政治环境管理[J].时代经贸, 2008, 6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篇7

一、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存在的问题

(一) 向政府官员行贿

向官员行贿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目前, 非公有制企业行贿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类是直接贿赂:给政府官员送钱、送贵重礼物等拉拢领导干部, 用金钱联络感情, 从而获得政府官员的支持。另一类是变相贿赂:一种是企业通过送干股、分红利的方式或通过给官员家属以“特殊安排”等手段, 以此取得经济上的特权;还有一种是“性贿赂”, 主要是通过女色引诱政府官员获得利益。

(二) 寻求政治代言人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寻求政治代言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非公有制企业通过直接吸纳政府官员加盟企业, 如高薪聘请在任或退休官员, 利用官员与政府各方面的联系, 分享部分体制内的政治资本。另一种是聘请政府官员当顾问, 将与官员的关系深深嵌入到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中, 不断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

(三) 贿选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主贿选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贿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通过参政表达利益诉求;另一种是通过贿赂参与农村村委会的选举, 企业主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力, 不断扩充社会关系网络, 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二、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一) 有利于市场资源合理配置

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影响着公共权力, 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屡见不鲜, 致使通过行贿而实现参政的非公有制企业享受到更多优惠政策, 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 通过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体系的构建, 增加政府官员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违法成本, 严格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 严厉打击政府官员以权谋私, 为企业间的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氛围, 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二) 有利于减少官员腐败

非公有制企业行贿、寻求政治代言人等政治行为, 滋生大量腐败现象, 损害党政干部的形象。通过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体系的构建, 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违规政治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违纪行为给予严惩, 遏制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中的问题, 减少权钱交易现象, 降低官员腐败的发生率。

(三) 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官员腐败案件曝光的背后, 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行贿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政治行为一旦公布于众, 会影响到企业的社会形象。通过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体系的构建, 在治理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问题的基础上, 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规范化, 为非公有制企业参政行为营造良好氛围, 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持续、稳定及健康的发展。

三、构建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规范体系的建议

(一) 政府营造良好的法制和舆论环境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 完善规范企业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关于企业或企业人员行贿问题的规范, 在商业贿赂的规定中也有所提及, 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在认定是否存在贿赂问题上就会存在一些困难, 且操作随意性较强, 因此, 制定《反商业贿赂法》, 应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含义, 应将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有形的好处和无形的好处都视为贿赂, 尤其是通过性贿赂、资助出国考察等方式。明确规定所应承担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增加企业违法成本。还应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分工, 加强配合, 严厉查处贿赂犯罪案件。另外, 完善《村委会组织法》, 主要规范非公有制企业主贿选村干部问题。在明确界定贿选行为的同时, 并细化惩处措施, 减少利用经济强势进行的政治寻租, 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和谐发展。

其次, 完善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家公务员法》, 严厉打击政府官员被聘请到非公有制企业中兼职屡禁不止的现象。一方面应加大处罚力度, 诉诸于刑事处罚, 增加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另一方面应做好对承担处罚责任官员的监督工作, 真正落实好处罚决定, 对减少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增强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约束力。明确界定财产申报的主题、范围、种类、受理及审查机关、违法申报的法律责任等, 还应将财产申报情况公布于众, 并引用刑罚强化申报制度的严肃性, 在起到遏制政府官员腐败作用的同时, 达到间接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

最后, 完善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行为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舆论监督法》, 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廉洁官员和社会责任型非公有制企业, 强化对权钱交易的监督, 逐步规范政府官员行为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行为。制定《公民举报法》, 揭发非公有制企业通过行贿等方式导致的腐败案件。一方面要严格保障举报人的个人隐私, 以免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应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鼓励公民大胆举报, 对非公有制企业和政府官员起到警示作用, 利于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规范化。

2. 健全政企沟通的渠道

拓宽企业政治参与渠道, 合理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有序政治参与, 是规范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重要途径。一是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比例, 让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人士具有参政议政的机会;二是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团体, 如工商联、行业协会等, 在组织、教育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政议政中的积极作用;三是鼓励广泛利用网络媒介, 开辟企业家论坛、网上征求和议案等方式, 为非公有制企业参政开辟合法通畅的新渠道。

3. 加强宣传教育

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 宣传教育必不可少。政府一方面要推动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不仅要加强对党政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 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 自觉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 还应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以便根除某些干部吃企业、挖企业、压企业的腐败作风等。另一方面, 政府应积极倡导企业自律。首先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政治责任感。其次, 鼓励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自觉参与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再次, 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引导教育, 把他们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都纳入到现在的政治体系当中。

(二) 企业自律

1.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文化建设

在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积极培育企业廉洁文化, 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首先, 非公有制企业应树立廉洁文化价值观和制定企业的廉洁从业行为准则, 大力宣贯廉洁文化价值观, 促进员工树立廉洁理念。其次, 非公有制企业领导要严格按照廉洁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 带头示范, 从行动上带动企业员工投身到廉洁文化的建设中。最后,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投身公益事业, 树立非公有制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加强非公有制企业的文化建设, 增强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意识, 有利于通过规范化的手段实现参政议政, 有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

2. 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是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 同时, 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对其政治行为具有引导与监督的作用。因此, 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对引导和监督其政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应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 特别是要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 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运行机制。坚持从实际出发, 理清改进和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逐步实现党组织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及长效化, 正确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行为。

(三) 社会监督

首先, 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健全舆论监督制度的基础上, 强化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 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行贿、非公有制企业主贿选等, 增强政府行为及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同时, 要合理利用网络媒体, 做好对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监督工作。

其次, 充分发挥好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利用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 既要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 又要监督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 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实现政治参与, 通过合法的手段增强竞争力,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绝不姑息放纵。

最后, 落实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社会公众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 加大对政府官员职权腐败和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监督, 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政治行为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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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政治行为探索性研究分析 篇8

组织政治行为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 孙汉银认为组织政治行为由五个因素组成: (1) 一般政治行为的政治知觉; (2) 保持沉默, 静待好处的政治知觉; (3) 同事及小团体行为的政治知觉; (4) 上级行为的政治知觉; (5) 薪酬与晋升政策的政治知觉[1]。黄忠东提出组织员工政治行为的结构要素包括:讨好奉承、塑造良好形象、自我宣传、建立联盟、贬低竞争对手和利益交换等六个方面[2]。马超认为, 中国企业员工组织政治认知有自利行为、薪酬与晋升以及同事关系等三个维度[3]。刘军从个体政治技能探讨, 认为政治技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社交敏锐性、人际影响力、关系网络能力、外显真诚性[4]。组织政治是组织、群体与个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这三个主体对组织政治行为的构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涉及不同层面, 既涉及组织层面因素组织利益、制度和文化等, 涉及群体层面因素小团体利益和亚文化等, 又涉及个体层面因素个体面子和利益, 能否以这几个层次为基础探讨构成要素?

组织政治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卫武通过普通回归模型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因素通过组织因素间接地影响企业政治行为, 经济因素既间接 (通过组织因素) 又直接地影响企业政治行为[5]。马超认为, 资源缺乏、信任范围、集权化和正式化是出生组织政治的主要因子[3]。研究结论有部分是可以交叉的, 比如资源缺乏和经济因素;也有矛盾的, 比如集权产生组织政治, 民主领导就没有组织政治了吗?领导对创造组织内部运行环境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不可忽视的, 能否将领导作用引进来。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收集数据, 运用SPSS软件建立个体对组织政治行为认识, 考察组织政治的具体表现以及探索引起组织政治行为的具体原因, 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假设组织政治行为存在, 潜在变量有:个体面子、领导控制力、个体影响力和利益影响, 形成组织政治行为的潜在变量有:个体因素、组织环境因素、最高领导作用和领导自身运用政治能力。

考虑到学者马超研究得出广东和辽宁企业的员工组织政治认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的结论。在设计样本收集没有考虑地点影响因素, 随机采样。虽然不同背景的员工组织政治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样本内个别差异或变异量加大, 但不同背景人员合成一个较大样本, 易于获得清楚而稳定的因素结构。

设计一些个人认为组织政治行为的表现, 探索其是否有共性的规律。问卷设计完毕后, 寻找受测者进行预实验。对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问卷题项进一步修改, 删除看法一致的陈述, 修改某些明显含有暗示的题项, 最后选出33个有意义的陈述, 得到最后的赖克梯量表, 确定最终问卷。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收集106份问卷,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组织政治的结构进行探讨, 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统计软件SPSS。

三、探索性统计分析

在因素分析之前, 先将鉴别率较低题目删除, 其标准为:平均数大于5.30或小于1.70、标准差小于0.90。按照此标准经验所有题项都符合条件。

1. 组织政治存在因子的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 (Alpha) 大于0.6, 因此问卷度量具有可靠性。KMO为0.655,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49.540, p值非常接近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组织存在一个潜变量, 假设这个变量为就是组织政治自身存在。第一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数据为:组织层面政治0.734, 群体层面政治0.664, 个体层面政治0.593。

2. 组织政治表现因子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 (Alpha) 基本上大于0.6, 问卷度量具有可靠性。KMO为0.727,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599.550, p值非常接近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提炼的四个潜在变量为:个体面子、领导控制力、个体影响力和物质利益影响。个体面子关系主要内涵是个体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看到该因素排序为:首先自我能力或成绩的夸大, 其次是贬低对手, 政治行为意识强的个体肯定自己前提下也保全对手颜面。领导控制力, 个体层面的组织政治关系中, 物质利益或者非物质利益绞合在一起, 比如同事维护相关小群体利益, 挑战法不责众的制度权威。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领导主要控制策略在于团结可以成为联盟的人;其次领导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的权威, 即使有决策失误, 组织愿意掩盖;最后领导就是晋升自己联盟的人。个体影响力, 有两个渠道可以获得, 一个具有超人的某方面能力, 成为组织稀缺资源。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将默契配合关系作为自己实际处事的原则, 形成的影响力会更大[6]。物质利益影响, 政治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物质利益。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知道组织自身的表现影响力最大, 表明整体利益优先;其次是组织为了局部利益不公开信息, 组织防止可能出现员工产生不公平心理, 不完全公开实际的物质利益分配;第三是利益的分配, 考虑自己联盟利益优先, 群体利益其次;第四是个体利益排在最后。

3. 组织政治影响结果因子分析。

可知信度 (Alpha) 基本上大于0.402, 信度不是很好。其原因主要是调查对象不了解组织政治, 目前又不是管理者。KMO为0.545,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12.277, p值为0.006, 从结果看不是完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分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可见, 仅仅提炼出一个潜在变量, 可以将其理解为组织政治表现结果变量, 从其贡献度上可以分析, 组织政治最大的表现是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压力, 其次造成了组织的不公平, 至于对于企业目标贡献度较弱, 还不能肯定其一定对组织目标造成障碍。

4. 形成组织政治原因因子分析。

可知信度 (Alpha) 分别为0.6538、0.474、0.393, 问卷度量个人部分可靠性较好, 组织部分具有可靠性不是很好, 原因主要是调查对象可能目前不是管理者。KMO为0.661,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184.022, p值为0.006,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提炼的四个潜在变量为:个体因素、组织环境因素、最高领导作用和各级领导运用政治能力。个体因素主要考虑是个体动机导致组织政治。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出个体最大原因是后天掌握的政治知识造成的, 其次承认个体的可遗传的先天特性, 比如争强好胜、善于人际交往等。第三与个人经历积累的社会经验有关。最后与个体性格和成长环境关系最弱。组织环境因素, 主要包括组织制度是否完善, 对组织公平的维护, 领导平衡各方面利益水平等多方面。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主要因素是组织制度, 可以理解为制度不完善给某些组织政治行为创造机会, 也可以理解为组织执行制度的本身存在政治行为。其次工作环境, 最后就是群体的相互影响。最高领导作用, 政治行为没有对错之分, 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关键在于领导驾驭的能力, 掌握控制的力度, 某些组织政治行为可能因为领导自身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而存在。群体相互影响对本因子也有一定的影响。各级领导运用政治能力。领导存在影响个体薪酬与晋升方面结果的权力, 领导不是普通个体, 而是兼顾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综合个体。就组织政治行为而言, 领导运用是否比普通个体强, 如果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至少认为是可以研究的一个特质。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领导运用是否比普通个体强是最大因素, 其次是后天政治成功激励。

四、结论与讨论

组织政治是客观存在的, 是组织、群体和个体等各层面相互影响的结果, 但组织层面的影响较个体影响强, 个体应顺势而为。

组织可以通过研究对物质利益的分配, 个体面子的尊重, 领导关键事件的控制, 以及同事间的人际关系等, 了解组织政治。个体有可能夸大自己成绩或能力, 在听取个体成绩时候, 应该获取一定的佐证信息。领导控制力主要控制策略在于团结可以成为联盟的人, 保持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 利用组织政治形成较大的力量, 约束个体有损组织目标行为。个体可能加强个体间的相互关系, 保护自己或小团队的物质利益, 这需要管理者谨慎处理, 一方面顾及法不责众, 另一方面要有一定措施, 防止其阻碍企业发展。

五、结论的缺陷性

以上结论虽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 但由于量表是设计过程中有主观成分, 因此研究开始存在一定先天缺陷。部分样本可能不是管理者, 不了解组织政治的理论含义和实际表现。在潜变量提取方面有部分主观因素, 少数潜在变量与仅仅一个问题显性相关, 结论有一定牵强性, 还需要进一步形成结构方程检验。

参考文献

[1]孙汉银.论组织行为学中的组织政治知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 :45-49.

[2]黄忠东.组织政治行为评价结构及其与个人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 2005, (12) :45-49.

[3]马超.组织政治认知对员工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 2006, (6) .

[4]刘军.政治与关系视角的员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探讨[J].心理学报, 2008, (2) :201-209.

[5]卫武.企业政治行为:经济与组织对其影响的研究[J].管理科学, 2004, (3) :1-7.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篇9

关键词：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失范行为

我国自1999年开始, 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 即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在这近14年的时间里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普通化、大众化。高校的急剧扩招, 本旨在拉动内需和解决就业, 但反观我国目前经济水平在地域、社会阶层上的不均衡, 高校高昂的学费未必是在每个普通家庭承受能力之内。这样一味追求教育振兴而忽视贫困家庭经济能力的情况下, 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的经济贫困只是暂时的, 但由此带来的思想、心理和精神等方面问题却不容忽视。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在校大学生的失范行为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面对贫困大学生失范行为, 高校如何在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加强对失范行为的防范, 是我们不得不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高校贫困大学生现状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高校贫困大学生现状和失范行为的表现形式, 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 对广东培正学院部分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选择了会计系和外语系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了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98份, 占被试总体的99%。其中贫困生72人, 非贫困生126人。

(一) 高校贫困生认定。

贫困一般指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相对贫穷。而对于大学生贫困来说, 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上, 如:高校学费不能按时缴清、日常消费水平普遍低于一般大学生生活费标准、衣着简朴和社交方面花费比例少等具体领域。此次调查内容包括大学生对贫困家庭困难的认识、贫困生的标准和所在班级的贫困生认定 (表1、2) 。

从调查显示, 贫困家庭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导致, 贫困生在大学就读期间, 家庭综合收入相对于高校收费标准以及学习生活费用支出不平衡的状态。因此, 大学生陷入无法在短时间内一次性支付大学费用的窘境。这是阶段性的贫困, 是相对的。

从调查中了解到:经由贫困证明认定的占到34.4%, 经辅导员或班委决定和贫困证明占29.8%, 不了解认定程序的占22.7%, 仅需辅导员或班委决定占7.1%。可以看出, 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是该校界定的重要标准, 但也不乏少部分学生对贫困生评定程序的不了解。

据悉, 目前国家的资助体系在不断地完善, 但各高校对贫困生的界定都尚未有统一的标准。笔者经走访了解到, 本次问卷调查受访的广东培正学院贫困生认定的基本程序:由学校下发文件对贫困生认定工作进行安排, 随后由有需要的同学递交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 然后由班级所任职的辅导员进行学生走访了解真实情况, 在名额上做出相应选择, 再将确定出来的名单上报到院系。学院再对材料进行相关审核后, 名单会在学院相应布告栏进行公示。最终名单上报到学校, 并在学校相关网页内公示。

(二) 高校贫困大学生群体产生的根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扩招政策, 高校大学生数量在日益增长的同时, 贫困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高等教育不合理的收费制度正是大学生贫困的制度根源, 高昂学费大大超出了困难家庭学生的承受能力之内。随着不断出现的高校“乱收费”、“高收费”等现象, 收费标准绝不能任由市场调节。对于贫困生的生源地来说, 他们大多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 以广东培正学院为例:该校生源不少是来自粤西和粤东两个较为薄弱的经济区域, 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珠三角地区。单纯依靠务农这一条件是无法在支撑家庭情况下抚养成才出一位大学生。另外, 贫困生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能力普遍低于城市水平, 大学生自身单纯地依靠家庭目前的经济能力是无法解决高校就读和日常开支的费用。这是自然历史条件形成的。

(三) 高校贫困生思想教育现状。

长期以来, 高校对贫困生扶助工作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对其物质生活上提供必要帮助, 而忽视了对贫困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尤其是在心理、自立自强品格等方面上的塑造。从贫困生群体来说, 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不同于其他在校大学生, 物质生活条件上的限制在平时生活花费、学习压力上等极易产生心态不正。特别是在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时, 无疑让贫苦生感受到身份所带来的自卑感。在此次调查问卷中, 为了客观真实了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理解, 问卷设计上主要从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以及希望通过这门课程了解那些方面知识进行调查。从受访学生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意义一般占44.9%, 认为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占38.4%, 说明大多数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因此,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可以多切合贫困生的心理特点, 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对他们加以引导, 这将有助于他们调整自身良好心态, 更好完成学业以回报社会。

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 受访学生中想学习党的大政方针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政策、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立身做人的道理和科技、历史、心理等常识占到17.2%。可以看出除目前高校政治课程编录的方面外, 不少学生还希望能了解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政策、立身做人的道理, 以及科技、历史、心理等常识, 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说明大学生在对党和国家的认识前提下, 渴望更多信息来充实自己对世界政治和立身做人等方面的认识。

二、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失范行为问题

(一) 失范行为的界定。

失范, 最早这一词来自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的《自杀论》中, 他强调的是“与道德规范不一致的社会现象”。后来经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阐释为泛指人类行为违反了社会活动中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范, 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活动置于社会规范、道德和法律之外。对于大学生失范行为来说, 大致归集为三类:一是违反学生守则、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二是违反道德;三是违反法律。因此, 在校大学生日常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考试作弊、打架斗殴、不遵守校方纪律、吸毒犯罪等等。对于贫困生群体来说, 由于在特殊身份下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使自身心理素质下降, 进而易悲观失望。其失范行为更多体现在贫困证明真实性、生活追崇高消费、沉迷网络和超期未偿还学费贷款等方面。

(二) 大学生失范行为现状 (表4) 。

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对失范行为理解为违反学生守则、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法律、道德的占33.8%, 认为仅违反法律、道德的占25.3%, 认为仅违反学生守则、法律、道德占7.1%。这说明大多数同学对失范行为的界定存在模糊概念, 自身未意识到哪些行为对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由此可见,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状况不容乐观, 扭曲了对事物的认知, 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他人利益, 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的力度, 及时在预期内做到防范措施和实际出现工作中做好矫正工作, 引导大学生积极健康成长。

(三) 贫困大学生失范行为根源。

一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 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无疑也在加剧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边远农村学子和城镇低收入家庭来说, 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阶级。贫困生对现实社会的生活往往焦虑不堪。由于在校期间经济困难上引起的自卑心理影响至学习压力和思想压力。他们常常处于低落和失败感等多重精神下, 由此更容易导致失范行为的出现。二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下, 网络等新鲜事物对大学生的冲击力度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刚从象牙塔走出的青少年来说, 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仍不明确, 对触犯道德和法律等事物的界限还尚未有良好的辨别能力。除此之外, 教育制度改革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学校教学质量和数量上有了偏差, 不少高校硬件和软件设施均不完善的情况下对贫困生群体的工作更是马虎大意。同时, 扩招政策降低了对学生素质的要求, 生源良莠不齐, 客观上放任了对学生行为的管束。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失范行为的防范作用

解决贫困大学生失范行为, 构建大学贫困生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平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以来都肩负着为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责任, 特别是通过教师、教学、教育上来实现育人成才的。在对于构建大学贫困生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平台的必要程度问题上, 调查显示认为应该占到61.6%, 觉得没必要占到22.2%, 而认为无所谓的占到15.7%, 未具体填写占0.5%。可见, 大学生对建立双向平台工作的大力支持。说明引导贫困生正确认识自身问题,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辅导, 努力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性。

高校一般在贫困生群体开展工作中多数在心理辅导方面做大功夫, 殊不知所谓的心理咨询室基本门雀可罗, 无人问津。这就需要工作者们拓展思路, 一是高校工作应该有的放矢, 针对贫困生档案建立“一对一”双向平台, 切实可行地指引贫困生认识到贫困不是自己的错误, 贫困仅仅是暂时性的局面。它不能代表个人的能力大小, 更不是说明什么地位高低贵贱之分。二是高校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培养、建设基地, 应当点面结合。在双向平台下灌输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两方面关注, 把握他们的心理、思想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进而有针对性提出教育方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其对学习和生活不断有更高地追求。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相信对于高校贫苦生群体的助困工作能起到一定成效。特别是对于失范行为这一复杂问题情况下, 能起到更好地防范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昌松.高校贫困生工作[M].泰安:泰山出版社, 2010

[2]梁金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热点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3]许冰.浅议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关怀[J].民族论坛,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