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会计研究述评

行为会计研究述评（通用9篇）

行为会计研究述评 篇1

行为会计的内涵

1.行为会计的基本内容

Gary Siege认为, 行为会计是阐述会计系统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研究范式。[1]

高俊翔指出, 行为会计是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和优化人类行为的策略。[2]

顾欣如、彭文娟均指出, 行为会计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行为对设计、构建和运用会计系统的影响;二是会计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三是人类行为的预测方法和优化策略。行为会计的六个相关理论包括认知论、动机论、激励论、信息论、决策论、控制论。[3,4]

泰德·普林斯认为, 行为会计包含两部分:一是行为和主观的认知偏差对会计工作的影响;二是公司高管的行为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5]

2.行为会计的职能

吴瑜指出, 行为会计的基本职能分为行为财务会计和行为管理会计。[6]

赵淑惠指出, 行为会计研究的基础, 是会计的管理主义视角, 寻求可设计出能够确保组织目标实现的管理控制系统。[7]

3.行为会计的理论基础

程淑君认为, 行为会计学说的理论基础有, 理性经济人假设、交易成本理论、行为规则约束假设和受托责任理论。[8]

赵淑惠认为, 行为会计研究的基础是会计的管理主义视角。[7]

彭文娟指出, 行为会计的理论基础包括, 心理学中的认知论、行为科学中的激励理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论。[4]

4.行为会计的研究对象

顾欣如认为, 行为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行为会计的各种当事人主要有, 企业或集团的内部人员和利益相关团体、管理当局及相关管理部门、协会、政府组织、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等。[3]

5.行为会计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Birnberg、shields指出, 行为会计的研究范围可以分为, 会计信息处理、会计信息系统设计、管理控制、审计过程研究、组织社会学五大领域。[9]

除以上五大领域外, 根据Meyer、Rigsby的总结, 行为会计研究领域还新增加了会计职业发展、会计道德、行为会计研究设计等领域的研究。

行为会计涵盖了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实验室研究、实地实验四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行为会计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依然是实验。[10]赵淑惠指出, 行为会计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行为科学, 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察、分析和归纳, 提供对会计信息系统和管理活动有益的信息。[7]

上述研究介绍了行为会计的定义、基本内容、职能、理论基础, 以及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 指出行为会计研究的是会计系统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 它为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社会维度的软信息。

行为会计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1.国外行为会计的发展历程回顾

行为会计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已被纳入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

Birnberg、shields提出, “行为会计”一词最早出现于1967年。[9]

1981年, 美国会计学会成立了“会计、行为与组织分部”。1989年, 该分部创办了《行为会计研究》刊物。与此同时, 《会计评论》、《会计研究杂志》、《会计、组织和社会》等主流期刊上也开始出现以行为会计研究为主题的文章。

陈勇认为, 美国的行为会计理论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逐步完善, 其理论体系已基本建立。其发展历程经历了酝酿阶段 (50年代) 、觉醒阶段 (60年代) 、扩展阶段 (70年代) 、成熟阶段 (80—90年代) 、继续发展阶段 (90年代以后) 。这五个阶段均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 陈勇还指出了中美两国行为会计发展的差异。[11]

彭文娟指出, 国外关于行为会计的研究内容已形成了管理控制、会计信息处理、审计、会计职业和会计道德四大体系。[4]

Ahmed Belkaoui在其所著《行为会计》中指出, 行为会计就是行为科学在会计中的应用。[12]

S·W·Becker指出, 行为会计研究主要是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和方法, 来检验人类行为与财务信息处理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13]

T·Hofstedt、J·Kinard指出, 行为会计研究的是会计人员及受到会计报告影响的非会计人员的行为。

2.国内行为会计的发展历程回顾

在我国管理会计研究领域, 对行为会计的研究并不普遍和典型, 只初步涉及了钢铁业、煤炭业、银行业, 真正意义上的行为会计研究尚未系统展开。

陈勇指出, 我国的行为会计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11]

毛柏林在《试论会计管理行为及其优化的途径》一文中, 首次提出了我国行为会计研究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 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为我国的行为会计理论研究揭开了序幕。上世纪90年代, 厦门大学的于增彪博士在《行为会计的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一文中, 为我国行为会计学的全方位研究打下基础。毛柏林在《中国行为会计研究的兴起与会计行为学的建设》一文中, 系统地阐述了建立中国行为会计学的基本构想。

彭文娟指出,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行为会计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 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等方面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4]

尽管我国学者在近20年来专注于行为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且已取得一系列的成就,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的阶段。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的行为会计研究存在许多不足和难点,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行为会计的发展进程。因此, 我们应积极学习和总结国外行为会计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思想, 去除糟粕、取其精华, 深入发展我国的行为会计研究。

行为会计的应用价值

1.宏观层面

从个人、企业、国家三个角度出发, 程淑君阐述了行为会计的社会实践价值, 指出行为会计对社会效益与企业经济行为具有协调作用。[8]

从会计行业发展角度出发, 彭文娟认为, 行为会计的发展, 有助于完善和发展委托代理制, 优化会计行为。其研究和推广将会大大推动责任会计的发展和运作。[4]

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 张郁婧等认为, 目前行为会计的研究有助于协调经济利益与会计行为的合理性, 协调企业经济行为与社会效益、人事管理与组织监控、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等。[14]

2.微观层面

从企业整体角度出发, 符怡提出了决策、预算、绩效评价、激励四个方面在行为管理会计中的应用。[15]

从企业内部控制领域出发, 陈志芳等指出了行为会计理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措施、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五个要素的影响。[16]高俊翔认为, 行为会计能够开发和挖掘人的潜能, 激发人的有益行为, 有助于企业经营行为合法化与合理化。[2]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David Hirshleifer、Siew Hong Teoh在《财政报告重述》中, 阐述了心理学吸引法理论研究对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的影响, 发现心理偏差会影响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论文还探究了风险披露、历史成本、业绩平滑、稳健性原则等方面的心理学原因。[17]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往往具有自利倾向, 会把公司的不良业绩归因于暂时性的外部因素, 从而忽略真正导致不良影响的内在原因, 造成信息披露的不客观性。

以上学者从宏观或微观角度, 分析了行为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应用, 通过重视人的行为研究, 以行为科学为导向, 构建了现代管理会计理论框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行为会计的社会实践价值也随之被人们所认可, 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必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行为会计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熊淑娟等认为, 导致企业作出错误决策的原因有:国有企业的项目决策缺乏自主性, 长期投资项目缺乏科学的论证和相应的监控体系, 投资决策中不重视财务管理的地位, 投资决策无根基。

符怡认为, 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形同虚设、预算编制内容片面、预算编制方法落后。在经营决策方面, 国有企业决策者并不完全承担经营成本低且决策所带来的风险;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企业不够尽心尽力, 经营管理的责任感缺失;国有企业经营者受到利益驱动, 急于树立社会形象等。[15]

程淑君指出, 行为会计学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不能与西方会计接轨, 不接纳与融合西方的行为会计理论;二是社会环境和客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如改革开放为会计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支持;三是传统的“会计工具论”被“会计管理活动论”逐渐取代, 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得到了深化。[8]

吴瑜认为, 行为会计过多依赖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 缺乏实践, 不利于社会价值的实现。[6]

以上学者从企业的长期投资、预算管理和经营决策出发, 提出企业在行为会计中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行为会计学发展的制约因素。

行为会计理论的解决对策与方案

雍小青针对企业在行为会计中暴露的问题, 从组织文化角度出发, 认为应有针对性地修缮组织文化的纰漏和差错, 减少不当会计行为的发生, 建议提高专业素质, 优化企业文化。[18]

吴瑜呼吁, 要根据我国民情, 分析行为会计在管理中的问题, 加强企业财务分析和财务监督,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发展责任会计。[6]

程淑君提出,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增强考核过程中与员工的互动、加强对银行绩效考核的监管等政策建议。[8]

韩文肖等指出, 将行为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一是要规范经营者的管理行为;二是要从人的行为动因出发, 实施人事和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解决约束及激励机制缺失问题;三是要建立价值约束和激励机制。

高俊翔指出, 要把行为会计理论与内部控制结合起来,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重视内部风险管理, 加强内部会计监督。必须做到: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重视内部风险管理, 加强内部会计监督。[2]

可见, 我国的行为会计研究, 其理论与实践经验均需发展和完善。我们应用理论指导实践, 同时,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 借鉴国外先进理念, 将行为会计的研究不断深入。

行为会计的未来与展望

1.行为会计的未来发展

赵淑惠阐述了行为会计发展的趋势路径之一是管理控制领域, 指出当前我国的行为会计研究, 应重点集中于管理控制领域,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 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 致力于企业战略的实施和企业目标的实现。[7]

赵燕指出, 除了管理控制领域之外, 未来行为会计的研究, 还将集中于会计信息处理和审计两大核心领域。当今的行为会计与会计、财务管理与审计都有交叉关系, 三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9]

Anthony G.Hopwood认为, 在中国, 行为会计尤其要重视。[20]

从行为财务和行为会计的发展状况可看出, 在理想状态下, 会计应与财务具有相同的潜力, 但这种潜力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应用。

2.行为会计的发展展望

吴瑜认为, 行为会计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 很多方面都有待完善, 这对管理者也是一种挑战。面对诸多行为会计涉及的问题, 企业应做好事前预算工作, 加强内控管理, 明确责任制, 建立完善规范的财务制度, 预防并降低财务风险, 为企业的良好发展做好铺垫。[6]

发展行为会计理论研究, 能更好地完善企业的会计行为, 而行为会计的应用也依托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在一定条件下, 运用适当的预测、激励等方法, 可引导人趋向良好的经济行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 将为行为会计的传播与推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相信行为会计的研究与应用将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行为会计研究述评 篇2

[摘要]企业迁徙行为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应对环境变动，成为实施战略调整的有效路径，也显著影响到原有区位与目的地区位的经济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原因与企业如何进行迁徙，以及向何处迁徙，便成为当前学界与政府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此，系统梳理企业迁徙行为的类型及其支撑的相关理论，分析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特点，从内部动因包括企业家特质、自身发展需求与机会成本，外部动因包括成本要素、产业集群机制与政策要素等两个方面对影响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因素进行总结，提出将未来企业迁徙的研究着力点定位于创业型企业与企业家特质两个方面，为企业迁徙行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方向。

[关键词]企业迁徙；迁徙动因；企业家特质；创业型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4-037-06

一、引言

随着现代产业“走出去，引进来”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迁徙行为日渐频繁，尤其是新兴创新创业企业的孵化出同，使得企业迁徙现象成为常态。比如沿海产业向周边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扩散、国内企业向东南亚等邻近地区转移等。相关研究表明，企业迁徙作为一种战略调整的有效路径，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成功的迁徙行为带动了资金、产品、企业家的流动，能够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空间，突破经济发展的诸多限制，有助于企业在最适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成长，倍增实力；而失败的迁徙行为则会为企业带来损失，甚至灭亡。与此同时，企业的迁徙行为还能够直接影响到原有区位与目的地区位的经济发展，原有区位如何留住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目的地区位如何甄别、吸引带动区域产业繁荣的企业，当前已成为地方政府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对企业迁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企业迁徙行为的影响机制，既有利于减少企业因迁徙行为产生的风险，又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纵观学者们对企业迁徙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 与某一因素对迁徙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而以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以各类企业迁徙行为的实际情况为对象所进行的迁徙行为整体研究还十分鲜见。为此，本文将从企业迁徙行为的定义与分类出发，对相关的支撑理论与要素进行归纳梳理，进一步分析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特点，提出将未来企业迁徙的研究着力点定位于创业型企业与企业家特质，以构建企业迁徙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企业迁徙行为及其分类

企业迁徙（又称企业迁移）行为作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常态、一种战略，成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需要与资本逐利性的自然体现，目前又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着力点之一，主要分为决策、搜寻、评价、选择以及实施五个过程。Mc Laughlin等首先对企业迁徙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成本增加与频繁的战争等因素，是造成中世纪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各州进行迁徙的重要因素。之后，随着企业迁徙实践的加快，迁徙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展开。按照不同的标准，企业迁徙行为可分为若干类型，如表1所示。

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企业迁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针对企业迁徙行为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了不同的描述，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区位，认为企业通过区位调整，不论是区域内外，还是国内外的迁徙行为，其目的都在于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与技术变革；其二是强调决策及其过程，认为企业的迁徙行为更多或更关键的环节在于搜寻满足其成长所需要素的决策过程。

我们认为企业的迁徙行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企业迁徙是企业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转移决策与运转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企业经营活动空间的再配置，不仅包括企业从原有区位向目的地区位的完全转移，也包括企业在原有区位维持运作，在新区位另设新部门或新的子企业的部分转移。狭义上来说，企业迁徙主要聚焦于企业将现有的经营场所、人才队伍等要素完全从原有区位中撤离出来，向新的目的地区位进行经营转移的迁徙过程。

三、企业迁徙行为的支撑理论与要素

企业迁徙理论的现有研究，大都以区位理论作为依据，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极大地丰富了理论研究的框架，然而由于学者们所属研究流派不同，研究成果也不统一，至今没有高度公认的理论框架，各流派的核心要素也各不相同。

（一）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利润空间要素

新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所能够盈利的空间，当超过这一空间的边界时，生产成本将升高或者企业获得的收益将减少，在此种情形下，企业往往难以维持自身生存。而影响利润空间的要素既可能是区位的基础设施，也可能是区域内集群经济的规模、市场前景等因素。因此，为了保证企业的良好运转，企业将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置于盈利空间内部，或“最小成本区域”，或“利润空间最大区域”的区位。一旦企业不再置身于最优空间之内，企业就会发生迁徙行为。除此之外，新古典区位理论解释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另一大因素在于那些使得企业不得不留在原先区位的要素。例如，若企业在迁徙过程中会造成巨额固定成本的损失，那么，在此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暂时不会选择进行区位的变动。

纵览新古典区位理论对影响企业迁徙行为的分析，可见其主要通过拉力因素、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三类影响因素对企业迁徙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见表2）。

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研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学者们的质疑，认为区位因素并不能够作为决定企业迁徙的最关键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企业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所做出的迁徙决策只有在决策者具备完全理性与充分信息的假设之下才具有说服力；其二，基于此理论的研究并未将企业迁徙成本考虑在内；其三，该理论未考虑企业自身扩张成长的需求要素。

（二）基于行为区位理论的决策要素

行为区位理论没有过多地关注成本、价格、利润等客观因素投入，主要对决策者在不完全信息、非完全理性情形下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具有有限理性与有限信息的组织，根据“最大满意化”原则，企业对迁徙区域的选择往往只达到了次优。信息来源广泛、充足，且能够对信息进行高效运用的企业所做出的区位决策往往接近于最优。

由于基于行为区位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迁徙决策过程，因此学者们对企业迁徙行为的决策阶段进行了不同视角的阐述。Louw（1996）认为，空间区位要素在定位阶段与选择阶段起到显著性作用，而财务与契约安排则对谈判阶段产生显著性影响；Van Steen（2005）认为不同属性的企业组织发生迁徙的频率存在着明显差异，服务、交通、建筑以及批发企业所产生的迁徙动机往往比农业、零售业与大众服务业企业所产生的动机更强。有学者将此现象解释为：第一类企业往往更容易具备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其与地区的粘性不强，因此更容易发生迁徙行为。

行为区位理论认为驱动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的内部要素，如表3所示。

行为区位理论不仅考虑了外部因素对迁徙行为的影响，还着重研究了内部因素对决策过程的作用路径。然而，该理论过度关注静态环境下区位因素对企业迁徙行为的影响，对企业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影响迁徙行为的作用机理关注不够。因而，侧重于研究特定环境下企业迁徙行为的演化区位理论得以发展。

（三）基于演化区位理论的路径与网络因素

基于演化区位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迁徙行为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中做出的决策，企业所处区域环境的制度因素、迁出地以及迁入地的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都会对迁徙决策的制定产生巨大影响。正如Granovetter所指出的，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路之中，受到社会文化制度与价值系统的影响。现实与理论也均表明，环境对企业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美国硅谷等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区域，各个企业之间会形成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而密集的网络。演化区位理论便是基于制度环境的概念对具体企业的迁徙行为进行研究的。

演化区位理论主要依据达尔文的演化概念对企业迁徙行为的原因展开研究。它并非对一个孤立的企业进行研究，而是将企业放入特定的环境网络之下，强调正式与非正式网络对企业所发生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之间所形成的网络联系不仅仅包括商品之间的联系，也包括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其中，Krugman（1991）在其模型中指出，现实中的产业形成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甚至锁定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决策者将很容易忽略一些其他可能的市场机会，因为他们倾向于依赖特定的迁徙路径与产业集聚区域。

基于演化区位理沦对驱动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原因解释主要包括制度要素与外部要素（见表4）。

通过对三种主要的区位理论进行研究总结（见表5），可以发现，学者们不断完善企业迁徙行为的研究，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动因分析也不断丰富。但也应注意到，研究主要针对于理沦与经验分析，特别是基于制度/演化区位理论的研究。另外，现有的研究大多针对于大型企业，而对中小型企业的研究并不多见，使得现有的部分研究成果在经济新常态下，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现状缺乏可借鉴意义。

四、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特点与动因分析

我国的企业迁徙现象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而出现并逐渐活跃的。我国现有企业迁徙行为研究的理沦在迁徙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仍存在不足，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未结合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复杂的市场环境决定了企业迁徙行为的复杂性。鉴于此，需要从我国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现实特点出发，结合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影响企业迁徙行为的动因。

（一）企业迁徙行为的特点

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企业迁徙行为主要呈现出下行流迁徙、路径依赖、创业企业迁徙为主、发展扩张需要、企业领导者主导等特征。

首先，我国企业迁徙行为呈下行流迁徙的趋势。下行流迁徙趋势主要指企业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进行转移，表现出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向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从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向其周边地区进行迁徙的路径选择趋势。随着发达地区物价的上升、成本上涨与产业升级的压力迫使部分企业转移向一些成本低廉的周边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例如，珠江三角洲内的部分传统企业向广东地区周边、中西部地区甚至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进行迁徙与战略转移。

其次，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目标区域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相同类型的企业会沿着较为相似的区位迁徙路径进行转移，最终形成产业的集群化，如工业同、科技同的形成。环境对于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产业集聚现象是由相关性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集聚搬迁而形成的，有利于带动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对于迁徙的企业而言，能够在产业集聚氛围之下获得更加有利的创新氛围，并且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同时，集群创业社会网络为网络内的各行为主体提供了学习与创新的机会，提高了知识共享与扩散能力以及创业企业创新的绩效。

再次，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主体目前以创业企业为主。经济“三期”叠加困境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浪潮使得创业型企业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坚力量。研究与实践数据均表明，创业型企业，特别是小微创业型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从原有区位中脱离出来，向其他地区进行迁徙。鉴于创业型企业灵活、反应快速等优势特征，企业可很快适应不同市场的变化，因此，创业型企业发生迁徙行为的频率将高于成熟型企业。创业型企业迁徙行为的攀升带动了国内大规模企业迁徙潮的发生，特别是由于以往企业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创业优势已经被直线上升的创业成本所耗尽，一线城市能运营一年的资金在二线城市足够支撑两年，同时，“互联网+”经济使得许多原有的区位制约因素得到有效缓解，促进了很多企业从一线城市转移或撤离到二线城市。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创业型企业这一重要的经济力量投入更多的研究。

另外，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目的主要出于企业扩张的需要。企业进行迁徙行为的出发点首先出于自身经营的需求，更深层次的目的则集中于谋求企业快速、坚实且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从目前企业迁徙行为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迁徙的方式主要以到另一地点进行投资办厂的扩张性方式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进行整体迁徙的仅占调研企业的9.8%，而83.7%的企业是通过新增产能扩张或拓展转移的；在浙江346家省际迁徙企业中，选择全体迁徙、总体迁徙与生产基地迁徙的企业分别占4.3%、9.5%与17.1%，而68.8%的企业选择去外省投资扩张迁徙发展。

最后，企业领导者的特征与特质深刻影响着企业迁徙行为决策。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企业家特质能够对企业的成长、企业经营绩效、企业资源的获取与员工创新行为等多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企业迁徙行为作为企业战略的子战略，企业家的特征与特质同样能够对其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的创业型企业，企业家特征与特质的影响程度会更强大。不同特质的企业家会根据自身组织所具有的能力、不同发展背景等因素，对是否迁徙与迁徙区位做出选择。因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对创新方式的选择不尽相同，那些具有强烈领袖风范的创业企业家能够给予团队成员更多的精神鼓舞，创业企业家坚韧不拔和迎难而上的精神能激励团队成员与企业共进退。从理论上来说，具有上述特质的企业家做出迁徙决策的可能性往往比保守型企业家要高。另外，诸多研究表明，移民企业家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力量能够影响到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Mai Thi& Ekaterina以移民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对其迁徙目的地的选择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其考虑得更多的是目的地的文化与地域的熟悉度，而非就业机会或成本等因素。而对于企业处于发展初期、经济较为窘迫的企业家来说，则更有可能会考虑成本较为低廉的地区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刘新民等指出，企业家会出于自身需求、合作精神、文化氛围等原因形成集群现象，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企业迁徙行为的发生。因此，企业家特质及与企业家相关的因素均能够深刻影响所在企业的迁徙战略决策，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二）企业迁徙行为动因分析

结合理论研究及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特点，影响我国企业迁徙行为的动因可从内部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总结（见表6）。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企业迁徙行为的概念、分类与相关理论研究的总结，结合我国企业迁徙行为所表现出的特点，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提出了影响企业迁徙行为的动因。其中，内部动因主要从企业家特质、自身发展需求、机会成本三方面进行归纳；外部因素则主要从成本要素、产业集群机制与政策要素变动三方面进行阐述。

游客破坏行为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破坏行为,综述

一、破坏行为的定义

破坏行为定义的范围相当广泛, 认定标准也有所不同:Clark认为破坏行为是游客在从事游憩活动时所产生任何对社会环境或实质环境有所伤害的行为;Ewing和Willis认为破坏行为指在环境中遗留痕迹的不当行为, 通常称为破坏行为, 破坏行为因其对象多为自然环境及设施物, 因此可以成为“无受害者的犯罪”;Christiansen破坏行为过去曾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行为的明显性范围, 从偶发性琐碎性的事件到真实性发生的犯罪行为。笔者将学者们对于破坏行为提出的定义进行综合认为, 破坏行为的定义是一种游客个人或群体的任何活动与行为, 可能是蓄意或者无意, 也有可能是常态性或者是偶发性, 造成自然或人文资源毁坏或降低其价值的结果, 进而影响到整体环境或休憩品质的行为。

二、破坏行为相关研究现状

破坏行为在已有文献当中也称不当行为、违章行为和不文明旅游行为等, 已有文献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破坏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以及破坏行为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内容, 具体如下:

(1) 破坏行为的影响因素

游客破坏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大方面, 一是内部因素, 而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动机理论、刺激反应理论以及观察学习理论等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 包括旅游者的内在动因 (如好奇、好玩、无聊、获取利益等) 、无知性、游客个人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环境态度、成本感知等:出于内在动因方面如Samp认为在寻求刺激的动机之下, 游客如认为旅游区所提供活动带来的刺激性低于破坏行为则导致破坏行为的发生;Christiansen认为破坏行为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于财物的渴望, 后来的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如郝明亮、付晓燕等在对小五台山植物资源破坏行为的研究当中认为当地植物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面临的经济利益驱使等。成本感知方面如侯锦雄在实证分析当中得出的结论, 即游客所认为自己做出不正当行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为了方便”, 这一比重高达37.5%;Gramann指出当人们认为所需成本 (包括不便性、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 较低时, 利社会成本发生的可能性较大。环境态度方面如Gramann等学者认为一些特定情况下, 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游客比社会责任感较低游客更愿意遵守保护条例, 从而减少破坏行为的发生。

外部因素相关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在对人们内部心理因素探讨的延生, 认为包括环境暗示、景区规划、法规限制以及管理监控等在内的外部因素会对人的心理或行为造成影响、进而导致破坏行为的产生:Samdahl等人认为当环境遭到破坏之后, 其通常会给予人“该环境下破坏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等类似暗示, 随后他又通过对露营区餐桌的具体调查, 得出“先遭到破坏餐桌上刻字痕迹更多”的结论, 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观点, 此外, Cialdinie在对公共场所乱丢垃圾的行为研究当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Phillips认为当景区在规划设计当中未对游客需求加以考虑时, 人们可能会不依照设计初衷或直接对环境进行改造以适应自身的需求, 张俊彦等以台中市中山公园为例, 从环境认知的角度探讨了游客破坏行为产生的原因, 同样认为“规划不当之规范责任忽视”和“被破坏行为信号之释放”两个影响因素的认知程度最高;Swearingen和Johnson认为有人员在旁监视, 的确会影响破坏行为的发生, 即使没有采用强烈的手法, 但却加强游客的信念, 不遵守会导致不好的后果;且个体行为受所属团体之影响, 有时个体行为获得所属团体成员的认同或接纳, 尽管该为规范与社会规范相违背, 个体很可能选择顺从前者。

(2) 破坏行为管理

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破坏行为管理通常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类:

直接管理策略以法律强制、管理监控、付费使用、活动禁止等最为常见, 这类策略以直接干涉改变游客行为实现破坏行为管理的目的:Namba和Dustin提出通过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以此最大限度的防止破坏行为的发生;Gramann等通过研究证明知道罚款信息的游客比未收到此信息的游客更能遵守相关规范;黄正鹄提出, 如若景区对游客破坏行为采取处罚措施, 游客将能够学到适当行为;Swearingen在对雷尼山国家公园游客不当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当有着制服员工在周边监视时, 游客不当行为比率将从原来的2.5%降至0.6%。

间接管理策略以借助环境教育、规划设计等最为常见, 通过影响游客使其自发修正自身行为达到管理破坏行为的目的:如Johnson于1996提出的通过导览解说、旅行手册等向游客灌输信念, 使游客自觉遵守相关规范;侯锦雄、郭彰仁探讨了公园游客环境态度与不当行为管理策略认同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二者存在显著相关性, 且同时正面提高游客的环境态度有助于提高游客对不当行为管理策略的认同;Cialdinie等认为解说标识等信息传递地点距破坏行为发生地点越近、则其制止游客发生破坏行为的效果越好。

三、总结

根据前文对破坏行为现有文献的整理和分析, 游客的破坏行为研究整体上表现为研究内容以破坏行为影响因素探讨和管理对策研究为主;研究已颇具深度, 对破坏行为影响因素的归纳已经十分全面, 但成果多出现于国外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对该领域涉及甚少且深度有限。

参考文献

[1]余勇, 钟永德.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环境行为预测—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10, 5:514-519.

[2]胡塞强.城市开放空间景观破坏行为成因及解决对策探讨[J].中国园林, 2013, 1:83-86.

西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证研究述评 篇4

关键词：公允价值；相关性；金融工具；股票期权；资产减值

国际学术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试图从资本市场证据中验证公允价值是否对投资者有用。比较典型的研究话题为考察确认和披露的公允价值是否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相关，以及具备足够可靠性的计量金额对投资者是否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上运用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行回顾。

一、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研究

大部分价值相关性的研究都是从Ohlson（1995）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演化而来，检验净资产账面价值（或会计收益）对股票价格（或股票收益）横截面变化的解释力。如果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被可靠地计量并具有相关性，那么净资产总额应该与股票价格成正相关关系。

以美国为背景的公允价值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工具进行，尤其研究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增量相关性，包括投资证券、贷款、存款和长期债务等的公允价值的披露和计量。Barth（1994）以1971年~1990年间美国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估价模型和收益模式检验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以及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投资证券的账面价值后，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与银行股票价格增量关联，而检验年度未确认的证券损益相对于其他的收入因素是否提供增量解释力却得到混合的结果。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是尽管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的估计误差很小，使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价值相关性，但当采用连续两年的公允价值来计算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投资收益时，两年的估计误差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投资证券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不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另一种解释是，证券投资的投资收益可能被其它资产和负债的未实现损益（如套期活动中的被套期工具）所抵消。Barth（1994）、Petroni and Wahlen（1995）都证实，权益投资和国债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相关，但对不易取得市场价格的投资（如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的公允价值则不相关。表明从活跃的交易市场取得的公允价值比从非活跃的交易市场（或通过内部估价模型）取得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更相关。使用大致相同的数据，Barth et al.（1995）证实了Barth（1994）的发现，显示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净利润比历史成本为基础的净利润更加不稳定，但增量不稳定性没有反映到银行的股票价格上，进一步支持计量误差具有解释力的说法。

1991年，FASB发布了SFAS 107号准则《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其持有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之后，FASB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从表外披露逐步扩展到表内确认。Barth et al.（1996）、Eccher et al.（1996）和Nelson（1996）分别检验了在SFAS 107号准则生效的头两年（1992年、1993年）主要类别的银行资产和负债（投资证券、贷款、存款和长期债务等）的公允价值的增量相关性，三项研究都支持Barth（1994）的发现，认为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相对于它们的账面价值具有增量信息含量。Eccher et al.（1996）的研究发现贷款和资产负债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显著相关。尽管有人担心贷款估价可能存在人为的计量误差，净贷款的公允价值信息还是具有相关性，只是和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其相关性要弱一些，表明尽管非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比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要大，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比批评者担心的程度要小。不过该研究也发现，历史成本信息与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在绝对量和增量上能提供更多的价值相关的信息，而转向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抵消一些价值相关的历史成本信息，因此该研究结果对银行监管者评估两种计量模式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有趣的事，使用同一时期相同的研究样本，Nelson（1996）得出了和Barth et al.（1996）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Nelson（1996）的研究认为，相对于账面价值，只有被确认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而仅仅对公允价值进行披露则不具有解释力。而Barth et al.（1996）的研究则认为，根据准则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比账面价值具有更显著的解释力。两项针对同一样本的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结果，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研究模型差异所致。Simko（1999）研究发现，按照SFAS 107要求披露的260家非金融机构长期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对解释企业在1993年~1995年间的市场价值具有统计显著性。Venkatachlam（1996）的研究认为是SFAS 119号准则使得表外披露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得到改进，因此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相关。

二、 职工股票期权（ESO）

职工股票期权是公司报酬计划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大企业的股票期权占所有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的比例平均在7%左右，而其中高层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期权占大约三分之一（Core and Guay，2001）。股票期权的处理是最具争议的会计问题之一，美国公司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曾经大力游说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反对强制性费用化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Guay et al.，2003）。SFAS 123号准则《以股票为基础报酬的会计处理》规定对职工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估计进行披露，从而出现了一些针对披露要求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其中包括Bell et al.（2002）、Aboody et al.（2004）和Landsman et al.（2005）。

Bell et al.（2002）对一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比较用SFAS 123和APB 25规定的两种方法取得会计数据，证实职工股票期权费用对投资者具有价值相关性。Keating et al.（2002）也发现，网络公司的职工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与权益价格显著正相关，与Aboody et al.（2004）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控制了由期权价值和股票价格引起的内生性偏差后，包括Aboody（1996）、Aboody et al.（2001）以及Chamberlain and Hseih（1999）等在内的研究都得出职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与权益市场价格显著负相关的结论。

根据SFAS 123号准则的规定，公司必须在附注中披露股票期权价值，附注披露的期权补助金（options grants）价值要求用Black—Scholes模型来估算，通过无风险利率、股票的波动性和预期股利收益来评价期权的时间价值。如果投资者相信期权充分刺激了员工提高业绩的积极性，有大量股票期权的公司应该业绩更好，而不是更差。然而Aboody et al.（2004）的研究发现，那些对期权费用有较高估计公司的业绩比对期权费用估计较低的公司业绩更差。不管估计的数字正确与否，投资者对此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会对此做出反应。基于1997年~2001年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数据，Landsman et al.（2005）通过模型对四种备选的职工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分别是SFAS 123法、APB 25法、1993年FASB ED法和资产负债法）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只有一种方法取得的会计数据在股东价值上正确地反映了职工股票期权的稀释效应，其他的方法都高估了现行权益价值，对在行使日以后行使职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

三、 资产的重估增值

尽管现有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工具，但西方也有一些针对非金融工具项目运用公允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允许资产重估增值（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针对允许对资产重估增值的国家，检验其资产重估增值的价值相关性。 Easton et al.（1993）、Barth and Clinch（1996）、Barth and Clinch（1998）以及Peasnell and Lin（2000）等研究关注的都是有形固定资产的重估增值。Easton et al.（1993）以澳大利亚公司的大样本为基础分析了自1981年起的10年间的资产评估实务，检验评估价与股票市场价格和股票收益的关系。研究表明，资产重估准备的年度增长对年度收益有显著的解释力，说明资产重估与资产价值的变化是一致的。Aboody et al.（1999）对英国的研究主要针对金融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营业利润和经营现金来反映企业已实现的未来经营业绩，研究发现金融类公司和非金融类公司的重估投资增值都一致地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Barth and Clinch（1998）研究澳大利亚企业的投资、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现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正相关，但非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只在某些情况下相关。上述研究表明，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形资产公允价值估计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相关的。

四、 资产减值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 36、美国SFAS 144、英国FRS 11以及澳大利亚AASB 1010等会计准则都有对资产减值的要求。这一系列相关准则的发布虽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以资产减值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却屈指可数。由于资产冲销往往对公司的会计盈余和资产账面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管理者在冲销数量与时间上具有相当的选择权，使得资产减值信息不同于其它会计信息（Alciatore et al.，1998），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对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愿减值行为的分析；另一类是对强制性减值行为的分析，比如Alciatore et al.（2000）。

资产减值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出于积极的原因，反映企业在资产价值毁损的情况下恰当的应对行为，通过资产减值向市场传递公司业绩低下或经济环境变化等信号。这时，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将通过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形式得到合理估计和及时确认。大部分的相关研究表明，减值公司在减值之前的业绩要明显低于非减值公司（Elliott and Shaw，1988）。另外，对自愿性资产减值公司的研究结果以比较微弱的证据表明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Francis et al.，1996、Rees et al.，1996），与强制性资产减值研究（主要以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为研究样本）的结论有所不同。Alciatore et al.（2000）的研究针对1984年~1987年间石油业采取全部成本法的公司对资产减值的处理：非参数分析结果表明，在回报与减值金额之间部分存在着秩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后一季度的回报和减值金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减值金额在发生的当季没有完全反映在回报中。研究证实减值金额对股票的回报有显著的增量解释力，股票市场在减值发生的时候能够反映出资产价值的下降，这些信息对信息使用者十分有用。Nurnberg and Dittmar（1997）的研究发现，SFAS 144号准则对非流动资产的减值要求对企业的财务报表有显著影响。

五、 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针对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影响。丹麦银行利用市价计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管制资本进行计量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Bernard et al.（1995）对丹麦银行的研究关注相对于公允价值对投资者的价值相关性，市价计值会计对管制资本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虽然发现存在盈余管理，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丹麦银行通过操纵市价计值数字来规避管制资本的约束。相反，有研究证据表明美国银行的经理通过逐步确认贷款损失来延迟报告信用风险，因此与美国的银行业相比，丹麦银行的市价计值净权益账面价值比它们的权益市场价值更可靠。Bernard et al.（1995）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丹麦银行系统的监管十分严格，因此其市价计值数字的可靠性能够得到相应的保证，也间接地证实公允价值会计对美国的投资者和储户更有利。

Dietrich et al.（2001）证实经理在对年度的非流动资产进行重估价时对报告利润进行平滑处理，并且在发行新的债务之前提高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但是，当公允价值通过外部评估者取得并由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其可靠性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有效性以及公司潜在的经济现实和公允价值信息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关系是上述一系列研究的两个重要假设。如果市场无效，或者公允价值和企业潜在的经济条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那么上述研究所反映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的共同运动本身不一定意味着相关性存在（Sloan，1999）。正因为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存在着不一致的结果，Choy（2005）试图确定公允价值相关性存在的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评价这些条件是否总是被满足的经济模型。他的模型显示，公允价值相关性存在的充要条件包括在企业的经济现实和公允价值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以及信息使用者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但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不是总存在，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需要依靠其他的信号（如企业的经济收益）来判断公允价值的相关性。

六、 结语

“在当今动荡多变的市场中，无论买或卖，人们都想知道资产现行的价值是多少”（Day，2000）。国外会计学术界对公允价值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的实证结果表明，历史成本基础上的收益信息已经很难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公允价值对于投资者决策具有相关性。其中，有形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关性更强，公允价值通过外部资产评估师评估确定时可靠性较高，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实证结果也反映出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比稳定性较弱，不确定性较强。当活跃市场不存在时，公允价值的确定容易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也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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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andsman，R．W．，K Peasnell，P．Pope，an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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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hoy A．K．Fair Value as a Relevant Metric：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Washington Universit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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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ietrich，J．R．，M．S．Harris & K．A．Muller．The reliability of investment property fair value estimate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0）：12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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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路晓燕，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

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述评 篇5

一、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内涵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 不同的研究者在其研究领域及实践活动中都会融入自己的看法及见解。寇彧等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对于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行为, 以帮助、分享、合作、同情、安慰等为典型的亲社会行为。金盛华、赵章留等把亲社会行为看作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儿童亲社会行为则是将亲社会行为理论及研究视角放于特定的群体——儿童上。

二、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工具与方法

目前存在的研究主要有基于思辨的质性研究以及实证调查的定量研究两个方面;采用的反馈形式主要有自陈和他评两种形式;而在研究中使用的工具及方法则有问卷调查法、自陈量表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等。

三、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内容

(一)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现状研究

方芳、谢广田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小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情况不理想, 且各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分布不均, 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蒋仕菁、冯维总结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特点包括对特殊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的关注和研究、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内隐研究成为新的研究方法、培养和干预研究逐渐增多。丰富的研究侧面, 多样的研究内容, 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依据。

(二)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儿童时期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对其整个人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因素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性别、同伴关系、重要他人的评价、社会传媒、个体因素等。李静指出农村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因素有家庭、学校、同伴、社会传媒等。张晓贤、桑标认为内疚情绪能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黎志华、尹霞云等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影响。

(三) 儿童亲社会行为培养策略研究

苏中红通过试验法得出利用动画片进行的干预实验可以显著提高幼儿的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彭宇、傅鑫媛等认为有效促进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方法有言语说服、以理服人与以情动人、培养移情能力、角色扮演、游戏和模拟等方式。王楠 (2012) 论证了移情训练对5~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以上的研究不难看出, 目前存在的培养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措施主要包括内在激励以及外在支持。

四、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展望

(一) 加强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追踪性研究

就中国近十年的关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来看, 大部分集中于横向研究, 而追踪性研究则相对较少。为深刻全面地了解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现现状、存在问题、成长历程, 综合运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方法是好的选择。

(二) 加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

大脑神经机制是人类思想与活动的基础,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势必也与一定的大脑神经机制相关。了解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 无疑可以对其提供较为可靠的实证依据。目前已有的研究已逐渐向这个方面靠拢, 但就研究的力度来讲, 还是明显不足的。

(三) 加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目前关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将视角集中在发展心理学上来进行的, 而亲社会行为却是一个内涵广阔的概念, 它可以和很多学科相融合。儿童亲社会行为不仅事关自身的发展, 也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亲社会行为是指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符合社会期望并对他人、群体和社会有利的行为。在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领域中,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受到了大量研究者的青睐。本文以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为基础, 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内涵、研究工具与方法、研究现状、影响因素、培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并对未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展望。

反生产行为研究述评与启示 篇6

一、反生产行为内涵与概念辨析

Kaplan (1975) 对反生产行为的关注来源于对员工越轨行为的研究, 他认为反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自发性, 而且很多是因为员工缺乏遵守组织规则的意识而产生的, 是一种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损坏行为。Mangione和Quinn (1975) 尝试性的提出有关工作场所反生产行为的概念, 他认为这是一种员工不配合的表现, 是一种与给所在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工作表现不相符的行为。在Kaplan和Quinn的概念基础上, Fox、Spector和Miles (2001) 等学者将反生产行为视为—个合成的概念, 他们认为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是在工作场所中存在的各种各样消极行为的总和, 包括攻击、冲突、消极怠工和偷盗财物等一系列可能会损害到企业或企业员工进而影响员工个人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率的各种行为的总和。Vivian、Wing和Jane (2003) 等人指出, 反生产行为是员工有意破坏组织成员工作效率或者损害组织效率的一种行为。

国内对反生产行为的重视和研究较晚, 在总结国外研究者对员工反生产概念的研究基础上, 张建卫和刘玉新 (2009) 提出可以将反生产行为定义为:“企业员工故意实施的, 不管是否违反企业正式或非正式制度, 也无论实施反生产行为的个人是否因此受到惩罚, 只要客观上给企业和企业员工的各种财产带来损坏的行为。王琛和陈维政 (2009) 指出, 工作场所中出现的员工反生产行为是组织员工采取的各种有意破坏企业利益的行为, 其结果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企业员工绩效和企业总体绩效的下降。林玲和唐汉瑛等 (2010) 认为, 可以将反生产行为定义为企业雇员在工作中采取的故意损坏企业利益或其他企业雇员利益的行为。冉霞 (2011) 认为, 反生产行为是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对立面出现的, 每个企业都可能存在, 轻微的如迟到, 严重的有偷窃甚至违法等。王妍媛 (2012) 认为, 工作职责之外可能会有损于企业利益的消极行为被称为“反生产行为”。

虽然很多学者对员工反生产行为概念的陈述各有特点, 但对反生产行为概念有以下几点共识:一是反生产行位的实施者必须是组织员工, 并且是针对组织或组织雇员的;二是反生产行为属于雇员故意采取的行为;三是反生产行为违背了组织的制度、规范及程序;四是反生产行为对组织和组织雇员的利益造成了毁坏。

二、反生产行为的理论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 目前国内外对反生产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有“挫折—攻击”理论、“压力源—情绪”理论和因果推理理论。

(一) “挫折—攻击”理论模型

Dollard (1939) 首次提出“挫折—攻击”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是, 行为个体遭受挫折和打击就会引起攻击行为。依据“挫折—攻击”理论, 挫折很可能会引致某种方式的攻击, 可能为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行为, 指向组织内部或组织外部, 并且攻击也总是以挫折为先决条件。Berkowitz (1989) 对Dollard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认为挫折要产生攻击行为, 必须要到达能够产生消极情感的程度, 他揭示出了“挫折—攻击”理论中隐含的情感中介变量, 得出了“挫折事件—消极情感—攻击行为”的“认知新联结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发生令人受挫的事, 然后引起情感的反应, 情感反应在引起行动的反应。“挫折—攻击”理论实际上是将攻击行为视为人们内心情感发泄的一种途径, 而是不是会选择这一途径则会受到外界条件的制约, 并且因人对挫折的反应而异。

(二) “压力源—情绪”理论

“压力源—情绪”是由Spetor第一次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论述了环境和个人因素是如何通过调节感知和情绪来引发反生产行为的。来自环境的压力被个人感知和评估, 形成压力源。对坏境压力的感知和评价受个体基本情感状态的影响。情绪对感知的控制和个性共同影响行为, 而行为也影响着情感和感知控制, 即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反过来还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 使得环境更具有压力性, 从而导致反生产行为重复发生。

“压力源—情绪”理论的重点之处, 在于它从压力源的角度对反生产行为进行分析。考察了来自环境的压力对反生产行为的发生地影响过程, 即个人感受到来自环境中的各种压力然后个体在对这些压力给自己造成的负面情绪进行控制。

(三) 因果关系理论

2002年, Martinko和Gundlach正式提出因果推理理论, 他们在对已有反生产行为各种理论进行总结之后, 将归因理论应用到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领域, 意在整合和总结已有的反生产行位理论。

该理论指出, 反生产行为是员工个人与员工工作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员工个人对自己工作环境的因果性推理是决定他是否参与反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同员工的内在或外在、稳定或不稳定因素, 会引致员工不一样的情绪反应, 而不同的情绪反应则可能引发指向自身或外部的不同形式的反生产行为。

以上几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员工反生产行为进行了归因分析, 分别阐述了产生反生产行为的几个不同原因, 这几个理论阐述的共同点是都论述了不同个体在面对同样的能激发反生产行为的因素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以积极的心态在面对挫折、压力时或许不会产生反生产行为, 或许产生反生产行为的概率会低些;反之, 产生反生产行为的几率就会增大。

三、反生产行为控制研究

尽管在前文讨论了工作场所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及作用反生产行为的理论, 但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最关注的问题是怎样预防和控制工作场所中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一) 员工入职性格特征测试与沟通———事前控制

事前控制即员工入职前为预防发生反生产行为而采取的措施。王琛 (2009) 认为, 人格特征测试能减少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众多学者认为, 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就应该采用人格特征测试, 因为人格特征与工作效率有关。在招聘的时候选择具有正直、情绪稳定性、诚实等特征的员工能帮减少企业采取预防和控制反生产行位发生的成本。王庆军、张盼 (2012) 认为, 责任心低、情绪稳定性差、自我控制度弱的核心员工很容易实施反生产行为, 因此, 需要对知识型核心员工的个性、人格等进行把关, 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招聘时应该对应聘人员进行素质、人格测评, 挑选那些责任感强、心理素质强的人员入职。

(二) 非强制性契约控制———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即员工在工作过程中预防发生反生产行为的措施, 主要包括加强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认同的共同的价值取向, 企业文化创造的工作环境对企业雇员的凝聚力是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比的。近年来, 许多企业的领导者素质不高, 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不够。把企业文化建设看成是表面形式, 没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文化, 从而影响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吕峰 (2011) 认为,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通则, 可以营造一种从众的环境。尤其是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中都会包含一些英雄人物, 典型事迹、形成组织成员从众的对象。这些从众的对象不仅能够影响员工的价值观, 而且能够将企业文化内化为个体认同并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从而潜移默化地纠正员工的行为, 使其按照组织要求的方向发展。毛军权 (2012) 认为, 企业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 如在企业组织设置监察岗、突击性地对雇员办公用具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来监督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这样就可以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 从而减少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发生。

(三) 负激励———事后控制

事后控制即反生产行为发生后的管理措施。这对其他员工有较好的警戒作用。朱青梅和孙晓燕 (2009) 认为, 管理过程中对员工的激励仅用正面表扬、奖励等激励手段是不够的, 还要使用降职、惩罚、等负激励手段, 要使下属感到担忧、焦虑, 从而达到激发下属潜能、调动下属积极性的目的。吴雨欣和包亦亦 (2008) 也认为, 通过负激励员工可以自觉调整、改造, 朝着组织和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去行动。它实际上是对人负需求的一种克制, 在管理活动中直接起着约束性作用。

四、研究启示

近年来, 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绩效表现, 反生产行为逐渐凸显它的重要性, 成为组织行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但是, 对反生产行为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 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个体水平上的反生产工作行为。目前, 除北美、欧洲外, 其他国家还较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而诸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 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反生产行为的也寥寥可数。由此,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 未来应加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反生产行为的研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反生产行为在中国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表现及国外应用的反生产行为的研究工具是否适合研究我国的反生产行为都是我们以后探讨和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孙婷.反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 2012 (11) .

[2]毛军权, 汤馥萍.员工反生产行为组织控制的演化博弈分析[J].经济与管理, 2012 (01) .

有机食品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述评 篇7

关键词：有机食品,消费动机,消费者行为

一、引言

最近几年, 在食品供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消费者对食品质量问题的焦虑 (Miles&Frewer2001)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怀疑, 特别关注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化学药剂的使用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剂的使用对环境和人身体健康的长期的危害性。有机食品因为原料是对化学药剂严格限制的有机农产品而且加工过程也有严格的监控被消费者认为是更健康, 对环境更有益的食品, 而受到欢迎。有机食品市场已经成为食品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在最近5年内, 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有机食品的销售量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

市场需求的激增, 使有机食品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谁是有机食品的消费者;消费者的动机是什么?消费者态度以及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之间不一致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也就是有机食品市场增长较快的国家, 但最近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相关的研究, 如亚洲的印度和泰国等。从研究方法上了看以往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 这也符合消费者行为研究方法的习惯。

本文在文献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对西方学者关于有机食品的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进行梳理, 并简要分析我国有机食品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有机食品的消费者

对有机食品消费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描述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某些指标上稍有不同, 但是各个国家的有机食品消费者有很多一致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有机食品的消费者通常是女性, 年龄在45-54之间, 她们基于对孩子和家人的健康考虑, 购买了更多的有机食品, 购买的次数也比男性多, 而且这些女性家庭中一般有年龄小于12岁的孩子, 很多消费者食品购买行为的改变都是从开是养育孩子开始。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另外一个比较共同的特征就是教育水平一般都比较高。

消费者的年龄不是非常明显的特征, 但有趣的是, 相对于年轻人有更强的购买欲望, 年龄较大的消费者却是有机食品的主要购买者。在欧美国家, 家庭收入与有机食品消费的相关性也不显著。但在印度和泰国的研究结果显示, 有机食品的购买者一般有较高的家庭收收入。这可能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从性别角度来看, 在泰国男性是更主要的购买者。

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基础上, 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识别有机食品消费者复杂的心理变量特征, 研究发现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类消费者将购买有机的产品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水平的衡量, 利他主义、生态主义、仁爱厚道、精神至上、自律等词汇都是有机食品经常性消费者特征的描述。总的来说, 这一类的有机食品消费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者, 他们关注生活质量, , 被称为乐活族 (LOHAOS)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有机食品的消费者特征与西方国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方面, 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

三、有机食品的消费动机

J.布赖恩认为, 动机是行动的简单理由。所以在消费者行为中, 研究者对动机非常重视, 因为它能解释为什么会有某种行为发生。一个人的动机比其行为更加稳定, 从动机出发可以更好的预测人们的行为。所以, 有机食品购买动机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成果。

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一类是追求健康营养、口味 (质量) 和饮食安全的利己型动机;一类是出于保护环境、动物福利以及支持农业发展等利他型动机。而且与利他型动机相比, 利己型动机更有力在推动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 (Magnusson et al., 2003) 。

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化学药物、添加剂被认为对人身体的健康有不利影响。有机食品原料是没有化学药物的有机农产品, 而且在加工过程没有添加剂, 所以消费者认为有机食品是比较天然的食品 (Wandel and Bugge, 1997;Magnusson et al., 2001) 。追求健康是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最主要的原因 (Tregear et al.1994;Huang, 1996;Hutchins and Greehalgh, 1995;Schifferstyuein and Ophuis 1998) 。另外, 尽管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有机食品更有营养。但一些研究还是证实消费者追求食品营养而购买有机食品。 (Jolly, 1991;Hill and Lynchehaun, 2002) 。更好的口味也是购买有机食品的非常重要的动机, (Roddy et al., 1996;Schifferstyuein and Ophuis1998;Magnusson et al., 2001) 因为较高的价格, 所以消费者认为有机食品比传统食品有更好的质量和口味。

近几年来, 爆发的疯牛病, 口蹄疫等事件使人们更加怀疑传统的生产方式。一些研究表明消费者认为有机农业比传统农业更加安全。关注食品安全也被认为是购买有机食品的原因之一。 (Jolly, 1991;Schifferstyuein and Ophuis 1998;Soler et al., 2002) 。但是很多研究没有清楚的界定出食品安全的框架, 只能由怀疑者自己解释了 (Squires et al, 2001) 。

s关心环境也是消费者的动机之一 (Roddy et al., 1996;Wandel and Bugge, 1997;Soler et al., 2002) 。消费者认为化学物质和杀虫剂对环境是有害的, 相对而言, 有机食品是一种环境友好型产品。尽管环境因素对消费者的态度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但并不是驱动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动机。 (Mitsostergios andSkiadas, 1994;Zanoli and Nasptte, 2002)

还有其他的动机促使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例如 (1) 支持当地经济, 因为很多地区有机食品由当地的较小的或者是家庭农场提供的。希腊的消费者在食品购买时就较强的民族倾向。 (2) Hill and Lynchehaun (2002) 表明一些消费者认为购买有机食品很时尚;Chinnic et al. (2002) 发现有机食品的一个细分市场是由于消费者的好奇。

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最主要的动机是健康、口味和环保。但发生作用的的次序, 会因为消费者所处的国家不同而不同。在有机食品最大的市场——欧洲, 大部分消费者的最主要的购买动机是健康和营养;但德国和丹麦的消费者更多的是基于有机食品的环境友好性质而购买 (Mette Wie et al.2008) 。同样在美国的调查研究证实了有钱人追求健康是有机食品消费最主要动机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在美国绿色消费者构成了主要的有机食品购买群体 (Hartman&Wright, 1999) 。希腊和意大利的消费者更感兴趣的是有机食品能带来更好的饮食享受 (Fotopoulos etal., 2003;) 。而亚洲的印度和泰国的消费者并没有特别强的环保意识, 他们更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消费者购买动机还会受到购买的食品的种类的影响 (Susanne Padel, Carolyn Foster, 2005) 。有机水果和蔬菜的购买者的主要动机是健康和环保, 而奶制品和肉类的购买者最主要的动机是动物福利。英国消费者因为关注动物福利问题, 而更多地购买有机奶制品和有机肉食 (Morven G.Mc Eachern, Joyce Willock, 2004) 。

消费者也会因为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购买动机。年龄作为一个调节变量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动机。研究表明, 年纪较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动机是追求建康, 而年轻的消费更多是由于保护环境和好奇以及追求时尚等原因而购买有机食品的。很多研究表明, 随着全球环境不断恶化, 环保动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驱使力量。

四、消费者的态度与行为

有机食品消费者的态度与行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消费者态度与行为之间不一致的影响因素;二是研究消费者支付意愿。

消费者的态度与行为的研究中, 许多消费者 (31-60%) 声明对有机食品有兴趣, 持有积极的态度 (Ekelund, 1989;Misra et al., 1991;) 。Magnusson et a (2001) 的研究也表明由46-67%被调查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是积极。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购买有机食品的人数比重仍然很低, 在Magnusson的研究中, 有购买意向的调查者只有4-10%。即使欧美国家, 有机食品的经常购买者只有8%-20%左右, 例如德国19% (Von Alvensleben, 1998) , 挪威15% (Wandek and Bugge, 1997) , 瑞典13% (Mara K.Magnusson e al., 2001) 。在英国有机食品的消费量只占总食品消费量的1/10左右, 在亚洲这个数字就更低了。由此可见, 消费对有机食品的态度和他们的购买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是非常明显的。

Byrne et al. (1992) 提出有机食品较高的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障碍, 在以后的很多研究中, 这一观点不断被证实。供应不足和购买不便也是影响有机食品销售的重要因素 (Zanoli and Naspetti2002) 。另外, 对有机认证缺乏信任也阻碍了消费者的购买, 在欧洲的调查发现, 由于食品供应丑闻事件使消费者对认证机构不信任, 导致了对有机食品的价值的怀疑。在泰国、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果。市场营销活动的不足也是导致有机食品购买行为较低的原因。有机食品促销和终端布货的不足, 造成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相关知识的非常缺乏, 消费者知识仅限于对“有机”概念的理解, 对有机食品定位、品牌等营销知识了解甚少, 影响了其购买行为 (Roddy et al, 1996;Chryssochoidis 2000) 。Magnusson (2001) 发现瑞典消费者由于对传统食品味道等比较满意所以不轻易改变食品的选择, 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些影响有机食品购买行为的不利因素, 应该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课题。

由于价格因素在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对消费者的有机食品支付意愿 (WTP) 的研究被很多人关注。Millock (2002) 发现消费者愿意为有机食品支付溢价, 但认为现在的价格过高。Francisco Soler et ai. (2002) 的研究也证实了消费者认为有机食品的价格高于认知价值。消费者到底愿意支付多少溢价, 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 要扩大有机食品的销售, 必须要降低成本。

与传统食品一样, 有机食品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受到消费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Davis et al. (1995) 提出女性的支付意愿高于男性。Laroche er ai. (2001) 综合相关研究提出正在抚养未成年儿童的已婚女性的支付意愿更高。Angulo et al (2003) 研究证实了收入影响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反映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新增价值的评价。所以与传统食品不同的是消费者的动机以及购买食品种类的差异也影响了支付意愿。Krystallis and Chryssohoidis (2005) 发现希腊的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质量、安全等因素的认知与支付意愿有更强的联系, 比人口经济特征的影响力强, 也就是说当消费者确信有机食品具备健康、环保等属性时, 才会产生支付意愿。所以现阶段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知识的缺乏影响了他们的支付意愿。另外Mett Wire et al. (2008) , 提出利他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非常高, 当消费者基愿意为环保或者动物福利支付更高的溢价。Krystallis and Chryssohoidis (2005) 调查发现有机水果和蔬菜是希腊最常见的也是消费者最经常购买的有机食品, 消费者对这两类产品的支付意愿最高, 所以消费购买的有机食品种类也影响了支付意愿, 对于经常购买的食品的支付意愿较高。

通过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能够使有机食品供应链上的相关利益者们看到存在的问题, 为有机食品市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五、启示

虽然有机食品的消费者行为研究在西方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但在我国, 由于有机农业的发展起步较晚, 关于有机食品市场的研究也较少, 特别是基于消费者视角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我国发展有机农业对解决环境问题,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民收入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有机农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入支持, 长期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动, 扩大有机食品市场需求。但我国现阶段有机食品的市场非常狭小, 要扩大市场, 必须从研究消费者入手, 研究内容应该涉及消费者的认知、消费者态度、消费者行为等方面, 在研究中应该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但要考虑我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上市公司大股东制衡行为研究述评 篇8

一、大股东制衡制约因素研究

(一)股权性质因素

大股东股权的性质与背景决定了股权制衡的形成。Gomes和Novaes认为股权制衡的企业股东大多有相同的背景, 如家族企业与合资企业。[1]La Porta等发现当存在多个大股东时 ,最大现金流权的持有者类型不同(家族、金融机构、股权分散或国有),公司价值与现金流权差异间的负相关更明显, 这表明他们类型不同时不易形成合谋。[2]

国内相关文献中,朱红军和汪辉通过对宏智科技争夺控制权进行分析,认为被西方奉为神灵的股权制衡机制对我国民营企业失去效力。[3]李学伟和马忠发现多个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影响其做出合谋或监督的决策,当股权性质不同时,其他大股东更倾向于监督制衡最终控制人。[4]在新兴转轨市场环境下, 股权结构问题既要关注股东持股比例,同时还要考虑制衡股东异质性带来的制衡效果差异。 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5]

(二)持股差异因素

文献显示持股比例相近时易出现制衡行为。 Bloch和Hege认为大股东与小股东组成的公司控制联盟是持股相近的多个大股东采用制衡的方式获得公司控制权的结果,大股东获得控制权后将承诺小股东减少私有权收益。 朱红军和汪辉发现在宏智科技这种“相近持股比”的股权结构下,控制性股东因过小的现金流权具有无限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而持股比例相近且具备控制公司能力的非控制性股东对此不能容忍,由此导致矛盾激化与公司衰落。[3]王奇波发现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效果随着大股东股权之间的差距越发明显,随着法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效果在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被发现的概率变大时会更加明显。[6]宗计川和赵旸的研究认为, 如果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可比较, 持股比例相差不大,那么大股东间更容易形成控制权竞争的制衡关系。[7]

(三)法制水平因素

文献对股权制衡与法律保护程度的关系没有统一的结论。 大股东制衡是法律保护不足的替代观点主要有:La Porta等认为无论在法律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国家,多个大股东的存在都是对法制保护不足的替代,若法律体系对小股东的保护不足,大股东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会去接受对企业无效率的项目。[2]在小股东保护不足的法律环境中,分权控制与大股东控制都会出现,而前者的情况将比较常见。[1]

也存在大股东制衡与法律保护无必然联系的观点。 Becht和Mayer对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法制保护不足的国家中,没有证据表明第二或者第三大股东的存在是普遍现象。[8]Bloch和Hege认为股权制衡也存在于投资者保护水平比较高的环境中。 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情况下,投资者的保护水平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数的增加而减少,而在控制权竞争差异与投资者保护水平均较高时,投资者的保护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数的增加而增强。 刘伟和姚明安选择沪深两市2005—2007年间已公告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872家样本公司,研究表明,由几个大股东共同控制的公司未必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大股东间也可能合谋共同剥削小股东。[9]

二、大股东制衡的经济后果研究

(一)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制衡提高企业业绩。 由于多个大股东存在利益博弈,通过对控制性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减少其对上市公司资源的侵占,使“隧道效应”下降并提高公司的绩效。Lehman和Weigand通过对德国上市公司分析认为,第二大股东的存在使制衡成为可能并提高了公司业绩。[10]Gutierrez和Ttibo通过西班牙的数据发现,企业绩效随着控制权集团持股数的增加而改善;在控制权集团持股固定的情况下,股东数量增加也会使企业绩效改善。[11]Maury和Pajuste检验了芬兰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大股东间股权均衡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在家族企业中显著性更高。[12]国内学者也取得了类似结论,陈德萍和陈永圣以深圳中小板块3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股权制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因此大股东多元化的制衡机制有助于解决公司治理问题。[13]龚光明和张柳亮以2007—2010年A股79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 发现考虑股权结构的内生外生前提下,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公司绩效对股权制衡存在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14]

制衡降低企业绩效。 与大股东制衡提高企业绩效的观点不同,也有大股东制衡降低企业绩效的例证。 Gomes和Novaes认为在不完全信息博弈框架下,股权转让使控股股东具有“权益效应”,少数控股股东之间讨价还价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业务瘫痪,产生“折中效应”。 “权益效应”和“折中效应”引发控股股东监督过度问题并降低公司绩效。[1]徐莉萍等以大股东的股权性质清晰界定为基础,通过对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成长性、生产效率四个方面的实证研究, 发现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控股股东中,明显存在经营绩效和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程度过高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效应。[15]张光荣和曾勇研究表明股权制衡机制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产生了制约,促进了公平,但降低了决策效率,对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16]

制衡非线性作用企业绩效。 与股权制衡提高或降低企业绩效不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大股东制衡与企业绩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是S型、倒U型等非线性关系。 国内研究中,黄渝祥等用Z2345表示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程度, 研究表明当Z2345∈ [1.18,3.09] 时 , 公司业绩与制衡度正相关 ,Z2345∈ [0,1.18] 与Z2345∈[3.09,∞]时,公司业绩与制衡度负相关。 拐点在Z2345<2.13,当Z2345∈[1.18,2.13]时,业绩增加 慢于股权 制衡度的 增加 ,Z2345∈[2.13,3.09] 时,业绩增加快于股权制衡度增加,股权制衡的效果最好。 彭中文和何静雅对股权制衡度、控制权转移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17]颜爱民和马箭研究表明在成长阶段,股权集中与绩效正相关,股权制衡影响为负;成熟阶段时,股权集中作用不显著,股权制衡影响为正;衰退阶段时,股权集中与绩效正相关,股权制衡影响不显著;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正U、倒U或其他曲线关系。[18]

(二)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制衡提高企业价值。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大股东制衡提高了企业价值。 Laeven和Levine发现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差距较小时,企业价值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Gomes和Novaes认为,当多个大股东股权制衡时,内部化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成本,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和非效率投资行为降低, 提高了公司价值。 Najah等以东亚9个国家 ( 地区 ) 的125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多个大股东的存在、身份、数量与规模在抑制大股东寻求个人利益过程中是否发挥监督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多个大股东发挥了有价值的监督作用;第二,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间的控制权争夺的增强,即最大两个股东(或公司的前5大股东)间的控股相对均衡提高了公司价值,这表明多股东监督控股股东的动力和能力依赖于控股股东间的投票权的分散。[19]国内部分学者也持相同观点。 高楠和马连福以2007—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1422家公司作为样本, 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在两权分离度增加导致公司价值下降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效应,弱化两权特征对公司价值有不利影响。[20]蒋弘和刘星选取2001—2009并购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制衡对信息披露质量与主并公司价值影响, 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 主并公司的价值正向相关。[21]

制衡降低企业价值。 也有证据显示大股东制衡降低企业价值。 Volpin研究了意大利的上市公司发现,当控制性大股东持有的现金流权比例低于50% 时,该类公司价值显著低于被大股东绝对控股的公司。[22]朱红军和汪辉以宏智科技控制权争夺为例说明股权制衡模式不适用我国民营企业,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股权集中或许更有效。[3]徐莉萍等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对企业价值没有促进作用,过高的制衡程度对企业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制衡效果在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中差别显著,股权制衡因公司控股股东性质差异其表现也不尽一致。[15]

制衡非线性作用企业价值。 有学者认为两者并非简单的提高或降低线性关系, 可能存在其他类型。 黄渝祥等认为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间呈现三次非线性关系。 吴红军和吴世农研究表明,随着其他大股东制衡能力的增加,第一大股东的掏空呈现倒U型,公司价值表现U型。[23]毛世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终极控制人研究发现,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制衡效应使公司价值降低,而在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则提高了公司价值。[24]佟岩和陈莎莎认为上市公司的价值因生命周期不同而表现不同,在成长期,一股独大上市公司价值均值大于股权制衡公司价值,但统计不显著,在成熟期,一股独大上市公司价值显著低于股权制衡公司价值。[25]

(三)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持大股东制衡能提高投资效率的学者认为,针对分散型所有权结构下的股东搭便车弊端,大股东更多地参加了经营管理过程,能有效防止大股东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安灵、刘星和白艺昕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在重新测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集中度基础上,研究了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股权制衡可以限制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26]胡国柳和周德建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使得多个大股东相互制约,他们都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同时对管理层制定的投资决策实施更有效的监督,股权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过度。[27]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作为公司治理微观组成不可或缺的大股东制衡, 其选择与否是大股东对股权性质、持股差异及法制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权衡,在股权性质相同、持股差异不大及法制化水平低的情形下,大股东具有形成制衡的有利条件,但并非必然形成制衡状态。 而学者对大股东制衡的经济后果给予了更多关注, 既有支持有利于经济后果的成果, 也有不利经济后果的证据,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上述结论差异或不足可能源于以下方面:(1)现有研究更多思考如何改进度量制衡的指标体系,而忽视了大股东制衡行为是否发生的事实。 多个大股东的存在是制衡发生的条件, 而并非必然导致制衡形成, 制衡行为的确定必须先于指标的筛选。 (2)股权性质、持股差异与投资者保护环境等是影响制衡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它们影响的途径、时机、强度等没有深入探究,这必然影响我们判断其对制衡的作用力度与方向。 (3)制衡经济后果的结论迥异是制衡机理缺失的必然反映,内部机理决定表面现象,制衡机理研究相对较薄弱,机理不明将导致其作用后果的不清。

鉴于以上分析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思路:(1)大股东制衡的界定。 对于制衡的研究应建立在大股东制衡的事实之上, 而非度量指标替代制衡行为,在没有明确制衡行为发生的前提下,不能去思考采取哪类指标去衡量其强度,制衡行为边界的明确是首要应解决的问题。 (2)股权制衡形成路径研究。 股权制衡的形成是个复杂的经济活动过程,可能通过诸多路径到达某种制衡状态,不同制衡状态下的路径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3)股权制衡机理研究。 制衡的不同经济后果结论源于制衡机理的探析不足,解密制衡机理黑箱将是诠释不同结论的新思路。

摘要：作为公司治理微观组成不可或缺的大股东制衡,其选择与否是大股东对股权性质、持股差异及法制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权衡,在股权性质相同、持股差异不大及法制化水平低的情形下,大股东具有形成制衡的有利条件,但并非必然形成制衡状态。而学者对大股东制衡的经济后果给予了更多关注,既有支持有利于经济后果的成果,也有不利经济后果的证据,没有形成统一结论。上述结论差异或不足的可能缘由:一是现有研究更多地思考如何改进度量制衡的指标体系,而忽视了大股东制衡行为是否发生的事实;二是股权性质、持股差异与投资者保护环境等是影响制衡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它们影响的途径、时机、强度等没有深入探究;三是制衡经济后果的结论迥异是制衡机理缺失的必然反映,内部机理决定表面现象,制衡机理研究相对较薄弱,机理不明将导致其作用后果不清。

行为会计研究述评 篇9

长久以来, 精神病态人格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在宗教、政治和司法等领域的定义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法国精神病学家Philippe Pinel (1801/1962) 最先对精神病态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有必要区分那些具有自我中心、反社会行为 (不一定有犯罪行为) 但是又没有明显心理疾病的人。他创造出“不伴谵妄的躁狂症”一次来描述那些残忍、无责任心、无道德感的行为障碍。

尽管以前的研究为精神病态贡献很大, 但是直到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Cleckley 1941年的《心智健全的面具》这一著作的出版, 精神病态才真正的走入人们的视野。Cleckley通过他长期的工作, 定义了16种精神病态人格特质, 他认为它体现了精神病态人格的本质。这16种特质如下:

(1) 表面迷人和良好的智力; (2) 没有妄想或其他荒谬的思维障碍; (3) 没有其他精神病、神经症的症状; (4) 不可靠, 没有责任感; (5) 不真实、不忠诚; (6) 没有悔过或自责的心理; (7) 反社会行为缺乏充分的动机; (8) 判断力差, 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9) 病理性自我中心和不能真正地爱和依恋别人; (10) 缺乏主要的情感反应; (11) 缺乏洞察力; (12) 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不协调; (13) 无论是否饮过酒, 都出现古怪而令人讨厌的行为; (14) 很少有自杀行为; (15) 轻浮而不正当的性生活; (16) 对生活没有计划和长远打算。

Cleckley的精神病态的构念之所以区别于以前的对于精神病态的描述, 是因为他将暴力行为与反社会行为也包括在内。但是与精神病态后来的构念相比, Cleckley对精神病态者的描述缺乏行为特点 (e.g.Hare, 1991/2003) 。

二、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

DSM-III中开始持续使用反社会人格障碍, 特指那些具有“从儿童或青年早期直到成年, 始终魔术师和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模式的个体”。精神病态与反社会人格虽然不尽相同, 但是随着DSM的不多修订, 二者之间的定义已经十分接近了。

由于DSM最早提出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 它的诊断与评估也是目前最权威的。

反社会人格的基本特征是:有持续侵犯他人的行为史;个体必须年满18周岁, 而且在15岁之前就有出项某些行为障碍的特征。因此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目标就不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诊断反社会人格障碍之前, 必须通过观察到以下行为的至少三种, 以证明模式和侵犯他人权利是个体一贯的行为方式。

1、不遵守社会规范或刑法, 且因此行为频繁被捕。

2、易激怒性和异常的攻击性, 表现为屡次的斗殴或伤害行为。

3、一贯的无责任感, 反映为工作表现差或者拖欠债务。

4、冲动性, 事先无计划。

5、欺诈, 反映为经常性撒谎、使用假身份, 或者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享乐二欺骗他人。

6、不顾他人或自己的安全, 不考虑后果。

7、对所犯错事缺乏自责和罪恶感, 表现为对伤害、虐待或偷窃行为的满不在乎或合理化辩解。

DSM-IV还概括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其他症状, 包括偷窃、打架、逃学和抗拒权威——这是一些典型的儿童期症状;反社会人格障碍者 (antisocial personalities, ASPs) 缺乏共情, 对感情、权利和他人疾苦表现出冷漠、玩世不恭和藐视的态度;他们常常表现出早熟和侵犯性的性行为, 过量饮酒、使用违禁药品;他们明显缺乏维持与家庭、朋友或性伙伴之间长远而密切、热情而信赖关系的能力。他们冲动妄为, 做事情缺乏计划。其实这些症状的一点点丰富, 也说明了反社会人格和精神病态在定义上越来越相似和接近, 有些研究者常常将二者混淆,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2]。

三、精神病态核查表 (PCL-R)

精神病态检测表 (psychopathy checklist PCL-R) , 是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教授编制的。他是在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Hervey Cleckley的基础上编制的病态人格检测表。

相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 Cleckley和Hare更偏爱于精神病态 (psychopathy) 这一概念, 而不是反社会人格, 他们认为精神病态比反社会人格更多的考虑了情绪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而反社会人格障碍则更注重行为方面, 也有更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反社会人格障碍相对精神病态来说是一个更窄的定义。

PCL量表很大程度上基于Cleckley (1976) 对精神病态的定义。在其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研究编制了病态人格检测表。病态人格检测表目前有如下几个版本, 分别是修订版PCL-R (1991, 2003) 、筛查版PCL-SV以及青少版PCL-YV。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PCL-R (2003) 。

PCL-R的20个题目

(1) 圆滑善辩, 表面迷人; (2) 自我中心, 自我价值的夸大感; (3) 易于厌烦, 易于波动; (4) 病理性扯谎、欺骗; (5) 对别人发号施令, 缺乏对人忠诚的态度; (6) 缺乏悔过和自责心理; (7) 情绪和情感表面化、浮浅;8) 冷酷, 缺乏同情心; (9) 寄生式生活方式; (10) 性情急躁, 行为缺乏控制; (11) 乱伦的性关系; (12) 发育中早期的行为紊乱; (13) 没有现实的长期计划和生活打算; (14) 易冲动; (15) 对于女不负责任; (16) 不稳定, 多变的婚姻关系; (17) 少年时期有犯罪行为; (18) 极少得到缓刑的处理或假释后很快重新犯罪; (19) 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20) 有多种犯罪行为, 缺乏充分动机。

每个题目在被试身上使用3点计分, 0分表示从来没有, 1分表示偶尔有, 2分则为常常如此。这样分数就是0-40, 一般30分以上可以诊断为精神病态, 当然一些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也得出25分为判断标准。

另外, 病态人格检测表的测量是半结构化的, 需要对被试进行访问, 还要自我报告, 行为观察和其他佐证资料, 如父母、家庭成员、朋友、被捕和法庭记录。重要从情绪、人际关系行为和社会方面对精神病态进行评估。

PCL-R作为一个精神病态的心理测量工具, 其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已经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 (Hare, 1991/2003) 。早期的研究就发些PCL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和评分者信度 (Harpur et al., 1988) 。之后有关PCL-R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自从有了PCL, 研究者发些, 得分高的罪犯与得分低的罪犯差异十分显著[3]

最初时候, PCL-R因子分析后得到两个因子结构。第一个是与理论精神病态人格相一致的, 包括如下人格特质: (1) 圆滑善辩, 表面迷人; (2) 自我中心, 自我价值的夸大感; (4) 病理性扯谎、欺骗; (5) 对别人发号施令, 缺乏对人忠诚的态度; (6) 缺乏悔过和自责心理; (7) 情绪和情感表面化、浮浅; (8) 冷酷, 缺乏同情心; (16) 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因子二则是一些行为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9项: (3) 易于厌烦, 易于波动; (9) 寄生式生活方式; (10) 性情急躁, 行为缺乏控制; (12) 发育中早期的行为紊乱; (13) 没有现实的长期计划和生活打算; (14) 易冲动; (15) 对子女不负责任; (18) 青少年时有违法记录 (19) 极少得到缓刑的处理或假释后很快重新犯罪;其他三项不包括在不包括在这两个因子之中。

这种两因子结构的模型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同其人格特质同样重要。有研究者认为, 两因子的结构模型虽然对研究精神病态意义重大, 但是仍然不能充分的解释精神病态。他们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三因素的模型, 以更好的解释这种障碍的人格特质。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傲慢不忠诚的人际关系方式”, “缺陷的情绪体验”和“冲动与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 (Cooke and Michie, 2001) 。

讨论

精神病态的临床构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其对未来暴力犯罪的更加准确的风险预测作用。这种发展从临床知识到实证效度的构念,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神病态检测表和其相关量表的标准化。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精神病态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但是精神病态与暴力的关系仍然十分复杂。研究最多的是两因子模型, 因子一测量情绪和人际特质, 因子二测量不稳定的反社会生活方式 (Hare, 1991/2003) 。两个因子的大概区别相当于原发性精神病态和继发性精神病态的区别 (Blackburn&Lee-Evans, 1985) 。但是这样区分不能为我们提供二者的准确的差异所在。再者, 我们目前对于精神病态的主要方面, 用反社会行为作为诊断这一人格障碍的主要指标其实在本质上是同意反复的, 也就是说为了判定你是精神病态, 你必须有精神病态史或者反社会行为史。所以,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邦惠:《国外反社会人格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 (2) :253~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