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行为选择

会计行为选择（共12篇）

会计行为选择 篇1

摘要：本文从会计政策及选择的基本涵义出发, 阐明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动因, 分析了目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存在的不良倾向, 并就如何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经济行为动因,不良倾向,建议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涵义

1、会计政策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 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在我国, 关于会计政策的内涵, 《会计法》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各单位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前后各期应当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确有必要变更的, 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并将变更的原因、情况及影响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说明。”

2、会计选择的经济行为涵义

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主体在会计准则等规范的约束下选择会计政策的一种经济行为, 其本质是为目标企业应当在国家会计法规的指导下,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选择最能恰当地反映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某种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动因

1、企业相关利益博弈的需要

由于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及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 并要求企业管理当局将其付诸实施, 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从某种意义来看可以解释为一种通过博弈对各种关系协调的手段。

2、企业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需要

由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 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 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 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 会计准则、制度就有必要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3、利益共享的需要

企业的财务会计应向其相关的利益各方 (包括政府、现有的股东、潜在的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等) 充分披露其会计信息。而这些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彼此之间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利益, 且利益不完全一致, 尤其是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相关性更低。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行为的不良倾向

1、政策选择行为存在着机会主义和盈余管理的倾向

企业高层领导授意会计人员选择突出眼前业绩的会计政策, 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适度的会计政策选择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但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在进行政策选择时, 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 如为了规避管制、降低税负、粉饰业绩、操纵股价等目的而进行的政策选择。

2、会计政策选择形式过于单一, 有选择权利用不足的倾向

在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和所得税核算方法等进行选择中,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采用了简便易行的直线折旧法、加权平均计价法和应付税款法。政策选择单一, 使得在一定空间内的选择权流于形式, 管理者当局只是为了披露而披露, 从业人员没有真正从企业自身出发, 有时仅注重备选方法操作简单, 而未考虑备选方法在真实反映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方面是否具有优越性。管理当局图简便省事而放弃选择权, 不注重会计政策组合的整体优化, 有选择权利用不足的倾向。

3、会计人员认识不足, 政策选择行为有随意性倾向

尽管我国接连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和新会计制度, 给企业以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但大部分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还没有进行会计政策科学选择的意识, 即使是有, 部分企业也没有真正理性地选择会计政策。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大多数会计人员缺乏对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正确认识。首先, 认为正确的会计政策就是突出国家利益。其次, 认为正确的会计政策就是“想办法避税”。

四、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行为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应尽量减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 以减少企业利用其操纵利润, 粉饰报表的可能性;制定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既要符合现实经济状况, 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 应尽量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并且在理论上具有适度超前的优越性, 从而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 避免企业在无章可选时自行选择会计政策, 操纵利润。

2、健全法制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应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为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提供更科学更规范的依据。独立审计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保证, 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法律效用, 有利于健全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约束机制。我国《会计法》应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此外, 应与国际接轨, 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和相应的民事诉讼机制。

3、应注重会计政策选择的整体优化, 加强规范和监管力度

企业会计政策是一个系统, 各项看似独立的会计政策却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各项会计政策发挥的各自效用却未必一致, 由于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时所处的环境不同, 从单一动机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往往十分有限, 甚至适得其反。因此, 企业高层领导应该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企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不断加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和监管力度, 制定出企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4、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揭示程度及其披露

会计政策揭示是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结果的综合披露。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会计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 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在会计政策披露的范围上, 不仅要规范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和影响数, 还要披露变更的性质以及对变更的判断。要求企业在财务情况说明表中披露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以便能够集中、系统、详细地揭示本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便于增进对会计报表信息的理解和利用。

参考文献

[1]杨成文.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02

[2]王凡, 马永健.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J].山东经济.2007 (01)

[3]王昕媛.论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及对策[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 (01)

会计行为选择 篇2

1、被称为研究组织内部人的行为的里程碑是（霍桑试验）。

2、面谈法属于组织行为学研究方法的：（调查法）。

3、完成复杂工作，需要有创造力的工作，或在作出决策太快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时，（异质群体）将会达到最高的工作绩效。

4、一个人经常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性和非倾向性特征的总和是：

21、如果职工A认为和职工B相比，自己报酬偏低，根据公平理论，A会采取以下哪种行为（减少自己的投入）。

22、当某种行为出现后，给予某种带有强制性、威胁性的不利后果，以期减少这种行为出现的可能性或消除该行为，这种强化方式是（惩罚）。

23、通过不予理睬来减弱某种不良行为的强化方式是（自然消退）。

24、临时检查卫生、学生抽查考试，都属于什么样的强化方式：（可变间隔的37、“途径——目标”理论是（豪斯）提出的。

38、管理系统理论是由（利克特）提出的。

39、大型组织拥有的成员一般在多少人左右：（1000～45000人）。[注意3～30人——小； 30～1000人——中； 45 000人以上——巨型。] 40、帕森斯是从哪个角度来划分组织类型的：（社会功能）。

41、要帮助领导者对组织的一切“变化”（个性）。

5、决定人的心理活动动力特征的是：（气质）。

6、弗洛依德认为个性中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的部分是：（本我）。

7、老心理分析论的代表人物是：（佛洛依德）。

8、具有高水平的专长，善于在活动中进行创造性思维，引发灵感，活动成果突出而异的人属于：（天才）。

9、明确目的，自觉支配行动的性格属于（意志型）。

10、通过社会知觉获得个体某一行为特征的突出印象，进而将此扩大为他的整体行为特征，这种知觉属于：（晕轮效应）。

11、提出需要层次论的是：（马斯洛）。

12、双因素理论的提出者是：（赫兹伯格）。

13、表扬、奖励员工，让他们参与管理，给他们提供培训机会，能满足员工的（尊重需要）。

14、以下各项表述正确的是（保健因素通常与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有关，而激励因素与工作内容和工作本身有关）。

15、赫兹伯格认为，激励员工的关键在于（设计出一种能让员工感到工作本身就是激励的工作任务）。

16、不仅提出需要层次的“满足——上升”趋势，而且也指出“挫折——倒退”趋势的理论是哪一种：（ERG理论——成长理论）。

17、麦克利兰的研究表明，对主管人员而言，比较强烈的需要是（成就需要）。

18、内容型激励理论包括（需要层次论、双因素理论、成就需要理论）。

19、过程型激励理论包括（期望理论、公平理论）。

20、行为型激励理论包括（挫折理论；归因理论；强化理论）。强化）。

25、某公司年终进行奖励时，发给受奖员工每人一台电风扇，结果许多员工很不满意，认为公司花钱给他们买了个没用又占地方的东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公司没有做到奖人所需，形式多变）。

26、某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宜参加剧烈运动项目，但他却想成为一名长跑运动员，想而不得，他很苦恼，他这种挫折感源于（个人本身能力有限）。

27、提出期望理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

28、某人对完成某项任务的把握性较大，因此他对干这项工作的的积极性会：（可能高也可能低）。

29、由组织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群体成员有固定的编制，有规定的权力和义务，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的群体属于：（正式群体）。

30、工作比较单纯，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和技能，完成一项工作需要大家的配合，或从事连锁性的工作，（同质群体）可能达到最高的工作绩效。

31、完成复杂工作，需要有创造力的工作，或在作出决策太快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时，（异质群体）将会达到最高的工作绩效。

32、任务角色和维护角色都多的群体属于（团队群体）。

33、任务角色多而维护角色少的群体属于（任务群体）。

34、在紧急情况下或与公司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冲突的处理方式是（强制）。

35、目标很重要，但不值得和对方闹翻或当对方权力与自己相当时，处理冲突的方式是（妥协）。

36、管理方格图中，最有效的领导方式有（团队式）。

做出有效管理的设计理论是（自由型组织结构）。

42、下面哪一个不是组织的基本要素：（人际关系）。

43、“熵”能测量环境的什么特性：（有序性）。

44、我们平常所说的企业精神核心是一种（价值观念）。

45、一个造纸厂的商业环境最能反应组织环境的哪一特性：（稳定性）。

46、不能用现成的规范和程序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而需要专业管理人员对环境有深入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这类环境是（复杂-动态环境）。

47、当群体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时，凝聚力与生产率的关系就会出现（高生产率高凝聚力）

48、斯托迪尔没有把领导按（社会特性）来划分。

49、研究领导行为的管理系统理论是（利克特）提出的。50、艾桑尼是从哪个角度来划分组织类型的：（对成员的控制方式）。

会计行为选择 篇3

关键词：契约关系；会计政策；政策选择

一、会计政策及其选择的含义

（一）会计政策的含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是会计处理上所选择的能够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会计政策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桥梁，它体现了会计理论思想，又规范着企业会计实务，对资本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意义重大。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含义

会计政策选择是一种决策，是管理层根据特定情况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的选择。其主要目的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影响(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影响)会计系统产出的信息。

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客观上造成了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只要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范围内对会计处理方法有选择的权力-这种不确定性就始终存在。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会计报告系统可以看作信号显示系统，它旨在向所有者传递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能力。例如，稳健的会计政策传递着这样的信号：公司的盈利质量高，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充满信心。如会计政策的稳定性向外界传递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相对稳定。会计政策一旦选定，就不得随意变更。许多面临亏损和违约边缘的公司，往往通过无理由地变更会计政策，使亏损变为盈利。

在有效市场假说(EMH)条件下，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会影响证券的市场价格，除非不同的会计政策具有直接的现金流量后果。各种会计政策如摊销方法的选择、存货的先进先出法还是后进先出法，只会影响报告期的账面利润，并不会影响现金流以及股利。只要企业披露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与之相关的变化信息，投资者自然会根据差异作出相应的调整，不会被不同的会计政策所干扰。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信息不对称导致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增加，股东的契约监督成本很高，通过对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影响契约监督成本，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以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

三、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

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点，目的是试图解释和预测各利益集团是如何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各自的目标。从契约理论出发，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与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府契约密切相关。

（一）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相关契约，主要是报酬契约。由于二者的目标并不一致，所有者想要使财富最大化，而管理者则想要更多报酬和享受。管理层可能会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样的代理问题。所有者为了提高企业价值，须支付给管理者更高的享受成本，为了有效解决利益冲突，通过签订最佳管理报酬契约，所有者向管理者提供激励，促使其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努力。

为检验报酬契约和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Watts和Zimmerman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之一的“红利计划假说(The Bonus Pla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分红计划并不总是促进企业管理人员选择可增加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通过操纵不同期间的会计收益，将会影响经理人员红利报酬的现值，并增加其获取报酬的确定性程度。

（二）债务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债务契约是指企业经理人员代表股东与债权人签订的、用于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文书，包括各种贷款契约、债券发行契约等。企业通常应以一定的债务偿付能力或水平等限制性条款来保证债权的安全，如規定最低限度的流动比率，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防止支付清算股利，限制可能增加企业风险的兼并或投资活动，规定利息保障倍数，限制企业发行新债等。

Watts和Zimmerman提出的“负债权益假说”。该假说认为，较高的负债权益比意味着较高的负债程度，它能给企业带来杠杆利益，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当企业负债融资的成本小于投资带来的报酬率时，企业管理人员就有可能选择提高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当负债融资的成本大于投资带来的报酬率时，企业管理人员就有可能选择降低当期亏损的会计政策。

红利计划假说是针对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内部代理契约关系而言的。负债权益比率假说则针对的是管理者与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外部代理契约关系。

（三）政府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政府契约是政府为限制、规范社会团体或个人行为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等，在此仅指与会计核算相关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税收法规等。

Watts和Zimmerman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导致企业的财富部分地被转移至经营者以外的个人手中。这种由于政治活动对企业造成的损失称为政治成本，原因可能来自政府、社会舆论及公众，其内容具体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

按照政治成本假说(Po1itical Cost Hypothesis)，政治成本较大的公司更希望在政府和公众面前表现得成熟和稳定，此外，这类企业的自身财务制度往往相对健全，对企业或个人的声誉比较珍惜。相比之下，政治成本较小的公司，受到的关注少，声誉成本低，更可能采取会计造假手段来操纵利润。因此，对政治成本大的企业而言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平滑各期的会计收益。

参考文献：

[1]戴奉祥.论债务契约约束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J].重庆商学院学报，2001,(03).

[2]张咏梅.债务契约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性分析[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5,(03).

[3]赵艳,刘玉冰.契约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研究[J].财会月刊（综合版）,2006,(07).

浅析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 篇4

1.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完备

首先,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企业对同类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并允许会计政策变更, 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使上市公司能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经营环境自主选择会计政策, 从而更准确更完备地提供有关财务状况和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但这些弹性空间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

其次, 会计准则制定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经济管理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使会计准则存在时滞。加之会计相关制度本身就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制定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的经济行为、新的经济业务、新的金融工具的涌现, 使得会计准则因缺乏前瞻性而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和经济行为的更新, 导致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带有很大的弹性。

最后, 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要求不严格, 会计政策变更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广义范围内, 变更也是选择的一种。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变更后除了确实无法合理确定累积影响数外, 均要求用追溯调整法, 调整最早期间期初的留存收益, 这种做法为企业提供了逃逸通道。

2. 企业不良动机导致

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 往往会利用会计政策的自主选择权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企业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在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 于是企业就会产生寻租动机。不管企业出于何种不良动机,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就是虚增利润。对于企业来说, 会计政策的选择无疑是最容易操控的。由此,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给予寻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性。

3. 控制不严监管不力导致会计寻租愈演愈烈

从企业内部来看, 当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企业的会计由单位负责人管理, 在委托-代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激励机制也不健全, 代理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 经常进行寻租。委托人也会因各种目的或顾忌而听之任之, 没有对其进行控制约束。

对于投资者来说, 投资于股票大多是为了获得资本利得。在资本市场上, 只要有炒作机会, 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收益, 只要能获得更多租金, 他们就会采取姑息放任的态度。可见, 投资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租金, 使投资理念出现偏差, 导致会计寻租情况不但没有纠正, 反而愈演愈烈。

从企业外部来看, 我国《会计法》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虽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 但由于《会计法》对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要求依从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 而我国会计制度并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做出严格的限定, 从而使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审计、监督组织无法做出是否合法的判断, 造成对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执法困难的尴尬。

二、会计政策选择寻租带来的后果

1. 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生成会计信息的基础。会计信息是会计政策执行的结果, 是反映会计主体经济业务活动的实际运行状况、运行特征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经济信息。

会计政策寻租的结果是财务报表中利润和每股收益增加了, 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的信息是:公司有持续的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公司未来发展的风险不大。会计政策选择寻租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 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低下。

2. 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会计政策的寻租是寻租方式的一种, 也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企业在寻租, 那么利益相关者岂会袖手旁观?按财务管理的双方交易原则, 要求企业在财务交易时, 在谋求利益的同时要注意对方的存在, 对方也会遵循自利原则行事。那么, 作为得到利益的一方, 是不是要分一杯羹给别人呢?在完全的市场中, 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 如果某些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自己的不良动机, 会不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效仿呢?于是乎, 你寻我寻大家寻, 经济效率下降、财富分配不公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3. 增加社会成本, 浪费社会资源

相关监管机构为了研究如何去制止寻租, 要花费准则修订成本;准则变化会增加会计人员相应的培训成本以及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成本。

最为重要的是, 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成本。会计信息失真向投资者传递错误的信息, 让经济要素错误地流入和流出, 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浪费, 因为在财务管理中要高度重视机会成本。

三、遏制会计政策选择寻租行为的建议

1. 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充分发挥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

(1) 建立由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要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首先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要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尽量使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确定的会计空间与利益空间相一致。制定各方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 从而减少相关利益集团的可寻租空间。

(2) 会计准则的制定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适当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尽量减少寻租的弹性空间。制定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现实经济状况, 同时又要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会计环境的变化, 具有一定超前的分析和预测, 使制度和准则能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即使面对一些改革和变动, 也能很快适应形势的发展, 从而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

(3) 压缩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应缩小企业会计政策可选择的空间, 更加严格地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虽然这可能会造成会计核算的机械化, 但总会比寻租成本小得多。这样也压缩了租金的来源, 使得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寻租丧失了“先天性”的可能。

(4) 严格信息披露。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是在报表附注中, 披露的范围和内容太少太空泛, 所以一定要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 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

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 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这就使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 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2. 完善公司治理、监督、激励机制

(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在领导管理、控制约束方面的制度和原则, 会计系统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运行, 必然受其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 还会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会计系统的工作离不开科学严密的企业组织的引导和控制, 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会计政策选择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障。同时, 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普遍过高, 这样就难以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而主管部门的介入则无法消除政府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干预。因此, 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特别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

(2) 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 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有时候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会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或是为了职务消费和政治前途, 使追求目标短期化, 这就难免出现寻租行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使经营者的付出与回报成正比, 这种稳定的收入可以使代理人暂时放弃高风险的寻租、创租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寻租行为的继续。所以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相关的激励机制, 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 使管理当局的目标与所有者的目标尽量趋于一致, 以增强公司管理当局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 减少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3) 强化监督管理力度。第一, 减少政府部门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监管部门投鼠忌器, 无力下手。我们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缩小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第二, 赋予证劵市场更大的监管权力。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赋予证券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权力。

3. 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法治和德治并重

(1) 提高职业道德水平。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诚实守信”,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提出:中国会计精神应当是诚实守信的品质、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怀和进取创新的追求。其中的诚实守信是灵魂, 由此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通过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寻租者的思想道德素质, 使他们主动放弃寻租。如果道德约束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具有体制和法律无法相比的力量, 因为从根本上讲, 对寻租活动最好的控制和防范在于经济人的自律。因此, 努力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 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加大惩处力度。从法制层面看, 要加大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的力度。提高寻租活动的事后曝光率, 从而使寻租者不得不放弃寻租。我国在经济立法和规范方面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 寻租本身就是钻空子, 所以一定要加强法制、规范建设。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惩罚机制, 加大对寻租者的打击力度, 以增加寻租的违法成本和其他损失, 对报告虚假信息, 给信息使用者造成损失者, 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决不姑息。对寻租者的行为选择起到震慑作用, 使寻租者不得不对自己的得失进行权衡, 从而规避寻租行为所带来的风险, 使得寻租的长期目标、收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失去保障, 进而使寻租收益下降, 最终使寻租成本大于或接近于寻租收益, 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寻租行为。

四、结论

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 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有其寻租理论的共同性, 也有其特殊性。会计政策寻租由于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完备、企业战略发展目的和利益相关者的推波助澜, 从可能性成为必然性。会计寻租行为的危害性很大, 所以, 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寻租行为应严加控制和监管, 从而发挥会计的职能,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生成会计信息的基础, 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经济后果就是给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公司都在积极地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不可避免。本文探讨了会计政策选择中寻租产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寻租

参考文献

[1]王丽.寻租理论的现代表症、根源及其规避研究[J].经济探讨, 2009 (8) .

[2]张劲松, 赵仁模.上市公司会计寻租动因分析[J].商业经济, 2007 (12) .

[3]宋国玲.我国会计寻租的原因探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09 (4) .

[4]王瑞.论我国企业会计政策的合理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 (12) .

[5]朱继民.会计寻租在上市公司中的行为表现及对策[J].商业时代, 2006 (16) .

会计行为选择 篇5

三峡大学经管学院徐黎

[摘要]《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教学内容专业性强，学生不易接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给学生提供必要的课外读物，帮助其理解知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组织行为学教学课外读物

《组织行为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必修基础课，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课程机构中占有较重的分量。但在实践教学中笔者发现，《组织行为学》的内容专业化较强，教材起点较高，尤其是涉及到个人、群体心理与行为部分的教学内容与心理学、社会学联系密切，没有相关基础的同学在接受上述知识的时候会存在一定难度，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授课的同时给学生推荐和补充一些课外读物。

一、如何选择课外读物

课外读物的选择首要遵循的原则是与课程的紧密相关性。《组织行为学》是一门融合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1]，因而选择的课外读物最好与上述学科领域相关。其次，课外读物在为学生提供课本知识补充的基础上，应该具有一定的阅读趣味性。就笔者以往的教学经历来看，给学生同时推荐趣味性强和专业性强的课外读物，大部分学生会选择那些趣味性较强的书籍进行阅读，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则少有人问津。由此可见，趣味性强的课外读物对学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再次，课外读物应该是相关学科领域的经典书籍。经典书籍之所以经典，在于它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无数读者的品鉴，无论从内容、结构、思想高度等方面都要优于一般的读物，因而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另外，课外读物的选择一般以篇幅适中、短小精悍的书籍为宜。学生一方面需要课堂知识的额外补充，但同时他们的业余时间有限，因而比起“大部头”的著作，学生更青睐内容相对简洁、紧凑的读物。举例来说，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和E•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都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广受好评的经典之作，但比起《社会心理学》109万字的大篇幅和面面俱到的内容[2]，50万字的《社会心理学》以其更加精炼的内容更适宜被选作学生的课外读物[3]。

二、选择什么样的课外读物

根据上述的选择标准以及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组织行为学》这门课程可以给学生推荐以下基本课外读物：

（1）E•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

这是一本优秀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全书篇幅适中、内容紧凑，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主要概念和理论都有所涉及，如从众、社会认知、自我辩护、偏见、人类情感等，与《组织行为学》中群体层面的心理与行为联系密切，能起到有益的知识补充作用。如对从众现象的阐释，以高教社张得版的《组织行为学》为例，教材中仅对阿希的从众实验进行了简单的说明，细节不突出，而在《社会性动物》中，作者用了30页的篇幅对从众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实验的开展、理论的提出、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等，读罢对从众现象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此外，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可读性和趣味性强，案例多，语言活泼，一反传统认为心理学读物枯燥无味的刻板印象。

（2）斯科特•普劳斯的《决策与判断》

这是一门有关决策与判断科学的社会心理学读物，是美国不少大学心理学专业决策与判断课程的指定教科书。该书主要探讨个人、群体决策与判断的心理过程与行为规律，涉及到知觉、记忆、直觉、偏差、决策模型等概念，与《组织行为学》相关教学内容联系紧密。其、1

次，该书篇幅适中，全书近29万字，内容较精炼，既有决策与判断领域经典理论的阐述，也有作者批判性的新思维[4]，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另外，全书案例丰富，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可读性较强。如对社会惰性现象的阐释，作者分别列举了发生在纽约、佛罗伦萨和亚特兰大的三个真实案例，能让读者真切地感知到社会惰性的存在，从而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3）罗杰•霍克的《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

笔者之所以要将这本书列为推荐课外读物之一是因为该书是帮助学生理清《组织行为学》中一些重要、关键理论来龙去脉的最佳著作。学生在学习诸多理论的过程中，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对于理论如何经由一系列经典实验不断总结、归纳，进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并不熟知，造成的结果就是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欠缺灵活的应用能力，阅读这本书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该书共讨论了心理学史上重要的40个实验，其中，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实验、罗夏的墨迹投射实验、费斯廷格揭示认知失调理论的实验等都是《组织行为学》中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通过阅读这些经典实验从设计、开展到产生结果、得出结论的过程描述，学生一方面能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严谨和不易，同时更加容易理解上述理论的精髓。此外，该书语言生动，对实验经过的描述简洁、清晰、流畅，读来意趣盎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组织行为学》理论学习的兴趣。

除了上述列举的三本著作之外，丹•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以及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眨眼之间》等都是适合推荐给学生的课外读物，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

三、如何保证学生从课外读物中获益

教师在为学生选择了合适的课外读物之后，接下来就要采取措施保证学生阅读的效果。根据笔者的经验，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以采用：

（1）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

教师要求学生在阅读完推荐的课外读物后写一篇读后感，读后感是对阅读过程及收获的总结。有人说，读后有感而发才是真读书，通过写读后感，学生能够提炼阅读的精华，联系实际，生发感悟，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所读书籍的体会。例如我所教的有位同学在阅读了《怪诞行为学》后，对书中谈到的锚定效应体会深刻，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中存在着诸多受锚定效应影响的不理性决策，于是明白了今后该如何克服锚定效应的影响，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

（2）开展读书心得交流会

读书心得交流会是给师生提供一个交流心得、碰撞思维的平台。建议教师拿出至少两学时的课堂时间，从学生上交的读书笔记中挑选出优秀者，邀请他们上台发言，谈自己的心得体会，然后台下提问、谈论。整个过程需要教师做好引导工作，一是防止交流的主题偏离，二是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学生意见向左，争执不下的情况，这时要求教师能够掌控局面。另外，教师还需要适时地调动台下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鼓励提出不同的看法，营造热烈的讨论气氛。

（3）鼓励学生将阅读获取的有用信息运用到案例分析中

案例分析是《组织行为学》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开展案例分析，能提高学生应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鉴于笔者以往的教学经验，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思路不太开阔，视野较狭窄，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一点“死”知识，对问题的分析不能完全到位，因此笔者一直鼓励并强调学生将课外阅读的有用信息运用到案例分析中去，一方面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做到从多角度、创造性地分析、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分析论证提供足够多的支撑材料。

综上所述，任课教师在《组织行为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为学生推荐合适的课外读物，并采取积极措施保证阅读效果，能够起到补充课本知识，夯实学习基础，降低学习难度的目的，同时，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孙健敏，李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E•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志勇，乐国安，侯玉波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补课行为的“合法化”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补课 市场 不合法 合法化

补课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学校在职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有偿家教；另一种是校外教辅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组织的培训。无论是出于升学还是就业的考虑，补课的需求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本身是合理的，有需求就有市场。但是补课行为由学校在职教师做出是“不合法”的。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将这种合理的行为“合法化”。

一、补课行为迫切需要——有市场

这种屡禁不止从侧面反映出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对补课行为有迫切的需求，有需求才有市场。这种市场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社会层面：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提供就业竞争力

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所能获得的财富、声望、地位高低等，不仅取决于他以及他的家庭拥有多少“社会资源”，更重要的取决于其所受的教育。因为一个人的获致地位（即根据某些客观标准而完成的业绩）比他的先赋地位（即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更为重要。纵观社会各界用人单位开出的招聘条件不难发现，学历在其选择一部分人，淘汰另一部分人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的毕业证书——学历所表明的，不只是过去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代表着将来不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1]。

2.教育体制层面：高考的选拔机制

近年来，课程改革使得书本知识难度降低，但考试所考察的知识难度却不会跟着降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学生人数众多，要使得高考这一选拔制度充分发挥为社会各阶层选拔合适人才的功能，就必须考虑到高考试卷的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等等。只有掌握比别人更多的知识才能决胜高考，为今后的升学和就业增加砝码。

3.学校和教师层面：利益的驱使

由于学生和家长通常是把所选择的学校能否带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杠杆的[2]，所以，一个学校的升学率以及一个班级的考试成绩对于这个学校以及教师的个人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高升学率的学校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经费，而高分学生的教师则更有威望，更有发展前途。因此，在种种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学校、教师与家长方面“一拍即合”，补课理所应当。

二、补课现象屡禁不止——“不合法”

中小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授课教师那里参加课外补习，其“不合法”之处在于：第一，教师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给学生提供有偿家教，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体力上都是一种透支，不一定能保证教学质量；第二，有些无良教师故意将重点内容留到给学生补课的时候讲，正常上课时则“有所保留”；第三，在中国班级授课制影响下，一个教师教几十名学生，但是课外家教却不可能给全部学生都提供补课，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教育不公。这种扰乱教学秩序的“不合法”行为频遭教育部限制，却又屡禁不止。

三、补课秩序井井有条——“合法化”

家长和学生有补课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是合理的，如何将这种合理的行为“合法化”，本文给出以下几点措施。

1.教育制度保障：继续加强有关教育部门职能

从以往教育部门关于教师行为的管理落实情况来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屡见不鲜。此风不可涨，教师与其他很多职业不同，除了上班八小时之外，很多教师还要将工作带回家。对于教师这样一个时刻需要对学生负责的职业来说，保持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充沛精力以及完成高质量的无保留教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举报与监督并举的方式对具体责任人实行严厉处罚，切实保障这一制度的贯彻实施。

2.职业素养保障：提高教师自身素养

2008年9月1日，教育部与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多组织教师进行相关文件的学习，培养其成为知法、懂法、守法、遵法，具有高尚职业道德修养的新一代教师。只有教师真真切切的不给学生补课，不招收任何学生，才能有效维护教学秩序，保障教育公平[3]。否则，只要有教师开了一个口，那么这个口必将越开越大，最终回到原点。

3.地方政策保障：锁定补习行为的“合法开展者”

现阶段，补课不仅难以有效遏制并且其存在确实对家庭和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针对这一现状，由谁来“补”比较合适这一问题就成了探寻补课“合法”之路的关键。无论从教师的体力精力还是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都已经否定了在职教师“补”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应该将补课责任交给社会教辅机构。这类教育机构的教师可以是已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但是不允许学校在职教师牵涉其中，要想进入社会辅导机构就必须辞去正式教师职位。这样，有需要的学生可以花钱去社会辅导机构补习，没有需要的学生可以不去，补与不补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需求，不用再担心“我不去教师那里补习就会比去了的同学差一截”，这实质上是一种“绑架”，抛下了这种被“绑架”的束缚，才能真正保障教育公平。

综上所述，教育政策、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三者之间因各自利益需求而产生的矛盾已在所难免，但是，积极寻求平衡点找出一条适应当前教育大环境的出路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关教育部门、教师以及社会辅导机构三者之间应环环相扣，发挥各自职能，才能保证教育的稳定有序。只要有一方存在漏洞，都有可能功亏一篑，继续陷入当前的僵局，形成恶性循环，无法保障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阮成武.由冲突到分享：素质教育政策新视角.中国教育学刊，2008（3）.

[3] 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教育学刊，2006（12）.

会计行为选择 篇7

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会计处理目前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按赠与方式进行会计处理,另一种是以划出方减资(分配)、划入方增资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本文试着对两种处理方式结果进行分析,希望能对以无偿划转进行并购重组的企业有所启发,选择适合自身的会计处理方式。

一、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一)以赠与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以赠与的方式进行的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可分为集团内部划转与跨集团划转。同一集团内部划转均采用账面净值进行会计处理的;跨集团划转划入方采用评估价入账。本文就以跨集团划转为例进行说明。

例1:A、B两家公司都是国有独资企业,A公司占C公司51%的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51000万元,C公司属上市公司,现市值1000000万元。现将A公司所持C公司的所有股权无偿划转给B公司(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A公司的会计处理:按所持C公司的账面净值借记营业外支出51000万元;贷记长期股权投资51000万元。

B公司的会计处理:按C公司的当前市值的51%(或评估价)借记长期股权投资510000万元;贷记营业外收入510000万元。

(二)以减资(分配)增资方式进行的会计处理

作为出资方代表的国资委对于划出方和划入方都是出资人,所以在进行无偿划转的时候,可以看成两项交易。一是划出方减少注册资本,进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划出方的出资人减少出资,进行出资额变更登记。二是划入方增加注册资本,进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划入方的出资人增加出资,进行出资额变更登记。即划出方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进行会计处理,划入方以评估值调增长期股权投资,同时增加实收资本。

例2:如例1,A公司的会计处理:按公司所持C公司的账面价值,借记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51000万元,贷记长期股权投资51000万元。

B公司的会计处理:按C公司的当前市值(或评估值)的51%,借记长期股权投资510000万元,贷记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510000万元。

二、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分析对比

(一)从会计结果进行分析

以赠与的方式和以减资增资的方式区别在于是否通过损益科目。无偿划转本质上就是无对价的交易,是为了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重组成本而进行的,属于非经常性的损益,如果通过损益科目则对划出、划入双方当年经营业绩都会产生严重影响。

(二)从产权关系进行分析

赠与的方式看作是划出方直接对划入方的赠与行为。一般涉及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都是根据产业政策进行的调整,划转的资产金额往往很大,从划出方无对价直接转入划入方,划入方资产增加却体现不了出资人注资,只意味着出资人投资增值,而其他股东也共享了这份增值,无法将该产权关系正确的体现。如果以减资增资的方式进行处理,使出资人国资委的角色得以明显,这样一方对划出方进行减资(分配),另一方面对划入方进行增资,产权关系清晰,并且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从出资人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

在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过程中,划出方、划入方的出资人既是主要决策者,也是法律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如果不注意理清法律关系,忽视债权人保护程序,出资人随意无偿划转企业资产,划出方的债权人就可能以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为由,要求出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最严重的风险。如果以赠与的方式进行处理,会使法律关系模糊,容易加大出资人的法律风险;但以减资(分配)、增资的方式进行处理的,通过一系列的工商登记程序,使产权关系清晰的同时理清法律关系,降低出资人的法律风险。笔者在此提醒,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的,都不可忽视债权人保护程序。

(四)从涉税处理方面进行分析

作为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公司以赠与方式处理的一般面临着高额的税收问题,这使原本非市场无对价的并购增加了税收成本。赠与又分股权赠与和资产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发生应税行为的规定,赠与视同发生应税行为征收营业税,但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财税[2002]191号)。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之间无偿划拨资产,划拨方无偿划拨的资产,其对外赠与行为不符合企业所得税规定可以允许税前扣除的对外捐赠行为,故应按赠与资产账面价值加回应纳税所得额中,计算企业所得税;接受方应视同接受捐赠资产进行计价,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84号)文件第七条第二款“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和划转过程中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不征收契税。”不属于土地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方面国税总局发布了关于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而增加的资金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均是免征印花税(如:国税函[2001]1020号文)。

例3:如例1,按赠与方式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A公司的赠与行为不得税前扣除,按账面价值计算企业所得税,借记所得税费用12750万元,贷记应交所得税12750万元;B公司的处理,按接收赠与的入账价值(即公允价值或评估价值),计算企业所得税,借记所得税费用127500万元,贷记应交所得税127500万元。

以减资分配和增资的方式进行处理的,在涉税处理无须缴交税费。由于此法是将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看成两个事项,即减资分配和增资两个事项。从减资方面看,根据《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税[2011]34号)“五、关于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的税务处理: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投资成本,也不得将其确认为投资损失。”作为减资一般以划出方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账面价值进行减资,这就适用于上述的收回投资与股息所得的确认,所以就无需缴交企业所得税。而增资方面看,投资无需交税。

赠与和减资增资两种会计处理方式在税收成本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赠与处理方式的税收成本主要包括资产划拨方的营业税及相关附加税费、划拨方和划入方企业所得税,减资增资处理方式不存在税收成本。由此可见,以减资增资处理方式的税收成本相对与赠与处理方式要低,也更符合无偿划转的低成本的目的要求。

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会计行为选择 篇8

一、所有者异质性的进一步探索

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种集体选择,其形成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过程。企业所有者向企业让渡自身资源并期望通过彼此合作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分享,并通过其所拥有的控制权保障这种剩余收益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关键性要素:一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二是所有者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三是所有者达成的控制权契约。

以往研究关注了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即企业中总会有一部分所有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者拥有更大的最终控制权,这一部分所有者被称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而其他所有者被称为中小股东。大股东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强的动机推行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小股东的战略,通过盈余管理掠夺小股东财富,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控股股东为了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Leuz,2003),存在控股股东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 (余明桂等,2006),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会借助失真的会计信息实现对小股东财富进行控制和掠夺的目的(La Porta等,1998),通常情况下,大股东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影响会计信息进而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例如IPO、配股、增发时,大股东偏好激进的会计政策以实现提高股票价格进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目的。大股东还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保护、挽救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因为净利润、营业收入、净资产等数额是决定是否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市的关键衡量指标,大股东为了保有上市资格,在亏损无法避免的年份里偏好于保守的会计政策;在其后的年份里偏好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连续亏损的局面出现。

虽然在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研究中,针对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但是另外两个关键性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以及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分别探讨在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以及分享剩余收益形式异质性下,所有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是否存在差异。

二、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所投资源的种类,所有者可分为三类: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投入人力资源的所有者、投入关系资源的所有者。当然所有者可能同时投入两种或三种资源,但是其中总会有一种资源相对于其他资源更重要一些,那么所投入资源中较重要的资源属性决定了该所有者的类别。下面以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为例,探索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达成的组织契约是财物资源拥有者和人力资源拥有者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的典型例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目标一致,即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但二者之间有时也可能存在矛盾。风险投资家通常不会长期持有企业股权,固定的股息回报也不是其重要的利益所在,通过上市等合适的退出渠道追求资本利得最大化才是风险投资家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但是对于风险企业家来说,每期更多的分红,更高的报酬更符合其效用函数,而且除了货币性报酬,其还享有非货币性报酬,甚至在艰难的时候选择“用脚投票”。二者经济利益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投入资源性质的不同。人力资源与财物资源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源对其所有者的依赖性,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虽然依据组织契约的签订可以由其他主体在法权或是名义上享有,但是其他主体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像支配和使用财物资源那样支配人力资源。而且财物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财物资源是可以观测到的;但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不论在时间、空间、数量还是方式上,都不可能被其他主体完全观测到。此外,人力资源在参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其产出结果缺乏客观的计量标准,而且衡量人力资源的贡献时很难把它的贡献从财物资源等其他资源的贡献中剥离出来。人力资源的这些特性使得风险企业家可能会采取行动侵害风险投资家的利益,当然风险投资家也会意识到由于所投入资源的差异而可能给其带来的风险。因此,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如何设计组织契约条款就成为二者能否达成组织契约的关键所在。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绝大部分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契约,契约中很多条款属于或然条款,这些或然条款部分地依赖EBIT、利润、收入、企业净值等财务指标(见表1)。例如,若EBIT低于双方达成的数额,则风险投资家将从风险企业家手中获得投票权;如果企业净值低于某一界限,则风险投资家将获得公司3个董事会席位。这说明更高的EBIT或是更高的企业净值可以保证企业的投票权或董事会席位保留在风险企业家手中,而激进的会计政策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当企业财务业绩较差时,董事会权、投票权、清算权会配置给风险投资家,他们可能完全控制企业;当企业财务业绩改善时,风险企业家可以保留或是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如果企业业绩非常好,风险投资家只保留现金流量权,同时放弃大部分控制权和清算权。因此,基于财务业绩的控制权相机配置的条款使风险企业家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这些会计政策的选择在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当期货币性报酬的利益之外,还会使风险企业家通过牢牢掌握控制权而获得更大的控制权私利。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还偏好于分段融资契约安排。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后生成的收益V(A,I,θ)可以简化地认为其取决于三个因素:企业家的努力A(即风险企业家实际投入的人力资源),风险投资家的行动I(风险投资家实际投入的财物资源)以及自然状态θ。在t=0时刻,风险投资家投入I0,风险企业家承诺投入A0,但是由于I0可以观察到,而A0不可以直接观察,所以风险投资家在t=0时刻所投入的I0只是其承诺投入财物资源中的一部分。风险投资家需要在t=0到t=1期间观察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以决定在t=1时刻是否需要继续投入I1。由于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难以直接观察,所以通常会依赖于会计信息所计量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以间接地衡量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在t=1时刻,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达到双方约定水平,则风险投资家会继续投入I1;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显著超过约定水平,风险投资家还可能加大下一期投资力度;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达到约定的要求,风险投资家有权拒绝下一期的投资或是在t=1时刻要求以更高的比率和更低的价格稀释风险企业家的权益份额,以此作为惩罚。分段融资在保障了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时,也避免了风险企业家股权在t=0时刻的稀释过大。风险企业家愿意接受分段投资的契约安排,主要因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能力等人力资源更了解,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果既定目标得以实现,则风险企业家得到的企业所有权份额将远远大于坚持从一开始拿到全部财物资源所能得到的所有权份额。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企业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增大后,等量财物资本所能换取的所有权份额将减少,分段融资使增量财物资本对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降低。在分段融资的契约安排中,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决定着风险投资家下一阶段的投资,也决定着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是否能够降低。而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例如一些融资契约中规定如果企业达到预计净收入,则支付已承诺资金,其中净收入就成为了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因此,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期的融资以及尽可能降低风险投资家对自己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会偏好于能够带来更高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从而向风险投资家展现更好的企业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作为人力资源投入者的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阶段的融资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权,他们往往偏好于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更多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而作为财物资源投入者的风险投资家,对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不会有强烈的偏好,他们更倾向于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实质的会计政策,以便进行相应地决策。可见,当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存在异质性时,他们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并不完全趋同。

三、所有者剩余收益分享形式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所有者可分为三类: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获得固定收益,如累计优先股股东;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除了获得固定收益外,还可以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如参与优先股股东;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企业剩余收益的最后分享者,如普通股股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而对享受“固定收益”和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优先股股东关注不够。

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其更类似于持有债券的债权人。例如作为累计优先股股东,即使发行企业没能支付股利、偿还资本或是企业清算,这部分股东对发行公司仍有强制执行的要求权。相对于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和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的利益更趋同一些,因为变动收益部分的大小要在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之后才能决定。例如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的优先股更类似普通股,因为他们参与剩余的分配;可转换优先股也类似普通股,因为这类优先股能够转换为普通股权益。因此,从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上,至少可以将优先股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累计股利、赎回权以及资本返还的权利;另一类是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以及可以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由于分享剩余收益形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所有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当可赎回选择权归属于发行企业的时候,普通股股东可能采取行动稀释可赎回优先股股东的资本偿还要求权,如发行新的优先股就可以稀释那些在赎回期限前没有选择赎回份额的现任优先股股东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在赎回期限前清算,现任优先股股东不会获得比新的优先股股东优先获得资本偿还的要求权。当优先股更多地具备普通股性质时,则这类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就优先股发行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要小一些。但是对于那些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而言,他们与普通股之间的冲突更大一些。

因此,相对于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而言,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加依赖于在优先股契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以解决与普通股股东之间预期的利益冲突。优先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与会计信息紧密相连。在对再次发行优先股的限制性条款中,通常会限制三种类型优先股的发行:发行股利支付以及资本偿还优先级别更高的优先股;同等级别的优先股;拥有更高级别赎回权的优先股。这些限制条款或是绝对的,或是有条件的,而条件的设定通常以一定的财务比率为依据。经常使用的财务比率是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除了对于再次发行优先股有限制条件外,在优先股流通期间,对于发行企业持有的优先股水平也有持续的要求,通常使用优先股面值/普通股面值比率。同时受优先股股东权利的限制,减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除非75%的优先股股东同意。此外,有些优先股契约中还限制债务水平,如Donald等(1993)发现有些公司要求在优先股持续期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65%,并且这个限制条款没有附加通过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豁免条款,这些主要是严格限制发行公司发行准债务以稀释优先股股东的权益。这些限制性条款所依赖的财务比率,例如有形资产净值、有形资产总额、税后综合收益等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而且在优先股契约中,通常有一项通用的限制性条款,就是赋予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持有期间有权获得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以及董事会报告等会计资料,这些信息的获取可以帮助优先股股东判断基于财务比率的条款是否得到遵守。

优先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加入,可能促使普通股股东选择能够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激进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高企业满足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的限制,从而可以通过发行新的优先股稀释原优先股股东权益。此外,能够确认更多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也可以使企业不会突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的最高上限的限制等条款,避免企业陷入违约的境地。因此,持有类似于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中获利;而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降低收益或资产的保守的会计政策中获利。然而优先股股东会预料到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他们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对部分会计数字进行调整,其目的是降低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放松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条款。如规定有形资产净值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专利、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普通股资本为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及无形资产后的实收资本以及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税后综合收益不包括少数股东收益、非经常性收益等项目。虽然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一些会计数据的调整,但是由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很大,普通股股东还是可能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侵占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及对策 篇9

一、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冲突和矛盾

从根本上讲，高校的三大职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根本目的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培养人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发展科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社会则是直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服务、继续教育等。培养人才固然以教学为主，但需要教学与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高校的三项职能在根本目的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运作上并非没有冲突和矛盾，具体到不同的高校也会有差别。与此相对应，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也具有一致性，教师参与科研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也有利于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但具体到不同的教师，其个体行为选择也存在冲突和矛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所有受访者都承认高校的首要职责是培养人才，但在现有考评体系下，超过85%的受访者承认，希望能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科学研究，而且超过50%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只有不到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潜心教学，不到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专注于社会服务。

二、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高校教师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教师自身的因素、高校的类型、政策的导向等。

（一）教师自身的因素

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首先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学历和教师的职称、教师的学科类型。

教师的学历层次会影响教师的行为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学历越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在受访的具有博士学位的25名教师中，科研精力超过60%达15人，其中有2人超过70%，科研精力在51%～60%的有6人，科研精力低于50%的仅有4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3名教师中，有17人科研精力超过50%;具有本科学历的47名教师中，只有31%的教师科研精力超过50%，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40岁以上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人，35岁以下的本科学历教师中高达85%是以教学为主。

教师的职称对教师的行为选择影响十分显著。拥有正高职称的教师中，超过82%是以科研为主，约2%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主要是专科学校的领导);拥有副高职称的教师中，有超过62%是以科研为主。

教师的学科类型对教师的行为选择也有显著影响。基础类课程的教师超过73%是以教学为主，而专业课教师有超过68%是以科研为主。

（二）高校的类型

目前我国的高校主要有三种类型，专科学校、一般大学、高层次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高层次大学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同时承担大量的科研任务;一般大学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型人才培养和一定量的科研任务;专科层次的高校则主要以教学为主，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及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适当从事社区服务和教学研究工作。与此相对应，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其行为选择也有明显的差异。同样是副教授，研究型本科的副教授超过73%是以科研为主，教学型本科的副教授只有58%是以科研为主，而专科学校中，只有不到30%是以科研为主，超过50%的副教授是以教学为主。在专科学校中，另有约10%的副教授是以行政管理工作为主，很少参与教学和科研。

从教学工作来看，如果不折算本科院校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课时，则研究型本科大学的正高教师平均周学时为4学时，副高教师为8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2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6学时;一般本科院校的正高职称教师平均周学时为6学时，副高职称教师为12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5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12学时;专科学校的正高职称教师平均周学时为8学时，副高职称教师为15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7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16学时。

（三）政策的导向

目前，高校对教师的价值衡量主是是看其职称高低，在职称评定中，又主要是考核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在教学和科研中，又主要以科研为主。老师主持或参与了科研项目，撰写发表了学术论文，才能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并带来经济收益、社会声誉等各方面的好处。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教师的行为选择会受到显著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高校现有的职称考评体系会引导教师将工作重心放在科研，其次是教学，对服务社会则不具有导向性。

三、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经济人”的角度来看，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带有明显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包括货币收益预期和非货币收益预期两个部分。货币收益预期主要指教师行为选择后可能获得一切可货币化的收益(如工资、津贴、其他收益);非货币收益预期主要指教师可能获取的名誉、地位、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等。这里统一用期望总效用(TU)来表示。由于教师总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其行为选择即是根据预期的期望效用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按不同比例支配用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假定期总的时间和精为力I，投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时间精力分别为X、Y、Z，预期的单位效用分别为PX、PY、PZ。则：TU=U (X, Y, Z)。根据“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理，构建如下多元消费方程：

目标函数max TU=f (X, Y, Z)

约束条件s.t Px X+Py Y+Pz Z=I

令:L=f (X, Y, Z)+λ[(I-PXX+PYY+PZZ)], 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Z最大的必要条件为:

四、引导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对策

根据上述论述，高校的主要职能与教师的个体选择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了引导教师的行为选择与高校的基本职能相一致，有必要根据高校的层次和性质、教师的学科类型等合理调整教师考评体系。

（一）优化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高校的考评体系主要是职称，而职称评定则主要是看论文、专著的数量，而往往忽视教学能力的考察，更没有社会服务的硬性要求。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教师考评体系进行调整，除了职称体系外，可以考虑增设教学名师考评体系和社会服务考评体系。同时，在职称评定时也应借鉴国外大学的标准，分别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并合理确定各项职能的期望效用。

（二）根据学校类型调整分配机制

目前所有高校的岗位津贴基本都是按职称高低来确定标准的，而职称的评定基本上是根据科研工作来确定的。因此，有必要根据学校的类型调整分配机制。对于高层次的研究型的大学，可以考虑以科研水平为主确定分配标准;对于一般大学，应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并适度考虑社会服务;对于普通专科学校，可以考虑以教学为主，兼顾社会服务。

（三）根据学科类别确定考评标准

根据高校教师的学科类别制定相应的考评标准，基础类学科的教师可重在教学工作考评，专业类和技术类学科可侧重于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考评。

摘要：高校教师是高校职能发挥的主体, 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高职职能的发挥。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方式, 发现高校的主要职能与教师的个体选择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会受到教师自身的因素、高校的类型、政策的导向等的影响。在对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提出应根据高校的层次和性质、教师的学科类型等合理调整教师考评体系, 以引导教师的行为选择与高校的基本职能相一致。

关键词：高校教师,考评体系,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1].王祖山等.高校教师福利自制现象.高教学术研究, 2011 (5)

[2].王军红, 薛滩.高校教师“自由”流动的不良效应及对策.教育与职业, 2010 (18)

会计行为选择 篇10

上世纪90年代末, 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财务会计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边缘学科———行为会计学。行为会计不仅衍生了经典会计学的研究范围, 也提供了相应理论基础, 行为会计学可以说是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在这一时期的重大理论突破以及学科交叉的突出表现。就研究范围来看, 行为会计学打破了完全理性限制, 研究在有限理性下的会计信息系统, 研究环境和认识规律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

给投资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一直是会计信息系统追求的目标之一, 也是2006年我国颁布新会计准则的原始驱动力之一。唯有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才能给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然而, 近些年在我国提高会计准则质量的情况下, 仍有不少会计行为失当现象, 企业高管利用会计信息操纵股价等事件时有发生, 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目标仍难以实现。本文将基于行为会计理论对企业会计行为进行解读, 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会计行为优化建议, 以减少企业会计行为偏差, 并最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行为会计学的理论源泉

会计信息系统的相关当事人包括企业会计人员、管理层、审计师、分析师、投资者和贷款者。其中会计人员和管理层是会计信息的直接提供者, 审计师和分析师是会计信息的派生提供者;而投资者和贷款者则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会计信息系统最终呈现的财务报告, 其质量高低与会计人员、管理层等直接提供者的判断决策有关, 也与审计师和分析师等间接提供者的判断决策有关。行为会计研究的就是外在环境特征和当事人的个体特征是否影响他们的判断决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它们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影响会有多大?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将心理学与传统会计学相结合。可以说, 心理学尤其是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被视为行为会计学的重要理论源泉, 受到行为会计研究者的广泛认识。

认识心理学。认识心理学以会计人员的内在心理活动为基点, 深入研究其思维过程 (认识行为) , 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个体特征如何影响判断决策。对于会计人员的认知活动, 认识心理学主要是运用信息加工观点来进行研究, 将会计人员头脑中的信息加工系统看作是由信息输入、信息加工和信息输出组成的。运用认识心理学来解释会计人员判断决策行为的基本前提是人的有限理性。现实中的决策者都是有限理性的, 他们通常只获取了决策相关的有限信息, 只具备有限的能力从记忆中获取和保留信息, 有限的能力处理和使用信息, 对自己的决策过程和优先的选择只有有限的理解。由于这种有限的能力,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简化执行行为的复杂性, 减少智力消耗, 为此常在信息加工过程中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因此, 心理策略是会计人员根据主观的, 不同于客观的“心理逻辑”规则做出的。代表性的心理策略如锚定调整、运用经验方法、易得性等。

社会心理学。除了有限理性的影响外, 个体的行为还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社会心理学为行为会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主要研究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结果。社会心理学与认识心理学的侧重点不同, 前者主要研究社会环境对人的判断决策的影响, 而后者主要研究认识规律对人的判断决策的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会计行为受组织道德文化的影响, 会计系统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会计行为。由于会计行为会引发利益冲突, 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层面的矛盾与对立, 会计系统中存在着伦理道德问题。可以说会计行为是由会计系统所认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会计行为的不当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会计系统价值观的不当。

二、对现有会计行为的解读

(一) 基于认识心理学理论

以认识心理学为基础来解读会计人员执行会计准则的过程, 会计人员使用的一些心理策略可能会导致如下认识偏差。

锚定调整产生的认识偏差。人们做决策时常以最初信息为“锚”, 并根据后续收到信息进行调整, 但是人们对事件的估计往往会受到最初的信息的约束, 因此根据新的信息对先前的判断进行调整往往会修正不足而导致了认识偏差。例如, 在判断某笔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时, 会计人员往往关注的是企业过去的状况, 而对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状况考虑不充分;或者会计人员已判断某笔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 在信息加工阶段, 又收到新的企业信息时, 会计人员往往会锚定以前的判断或只进行微调, 而不愿过多调整。

运用经验方法产生的认识偏差。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运用以前使用过并自认为正确的经验, 但经验是有限的, 如果仅以经验做出判断常会出现偏差。如:同样是判断某项赊销收入相关的现金能否收回, 有的会计人员关注客户以往账款的回收情况, 有的会计人员则可能更看重客户目前的现金流动情况, 从而得出不同的判断结论, 有的会计人员则可能有认识偏差。再如: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判断, 首先应研究哪些情况可表明存货可能发生跌价损失, 代表程度有多大, 即恰当的“线索”, 然后将这些情况列出, 作为专业判断规则, 不同的会计人员根据的“线索”不同, 有的会计人员可能没有认识偏差, 而另一些会计人员则很有可能有认识偏差。

易得性产生的认识偏差。人们多利用容易得到的资料去做决策判断, 对不易得到的资料和信息考虑较少, 获取信息的局限性和不全面性可能会导致认识误差的发生。比如, 会计人员在对长期资产的减值进行判断时, 容易取得资产的市价、重置成本等信息, 常忽略不易取得的未来现金流贴现值等信息, 从而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及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二) 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

组织文化对企业会计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一些会计舞弊行为的出现, 其背后的组织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影响。例如在一个过分强调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环境下, 会计人员和管理层可能会很容易为了追逐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做出丧失理性的职业判断。甚至他们会冒着犯法的风险, 不惜做出粉饰财务报表、伪造虚假利润、编制虚假账目等违法违规行为。因此, 即使没有舞弊意愿的会计人员, 在如此舞弊成风的组织, 估计也很难洁身自好。又如一个过分崇尚个人成功主义的组织, 其内部利益纷争一般较激烈, 这会使会计系统的官僚主义更加突出, 个人主义更加盛行, 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会计舞弊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 组织的利益关系是复杂的, 但在组织管理过程中, 文化作为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却常常被忽略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经济环境也日益复杂多变, 竞争的加剧和环境的多变加重了会计事项的处理难度, 会计人员出现认识偏差与会计舞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认识偏差与会计舞弊行为可以出现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过程, 涉及方方面面。只是确认和计量环节更容易出现认识偏差与会计舞弊, 因为确认和计量环节涉及更多的职业判断, 认识过程更倾向于运用心理策略, 会计行为更易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 新会计准则体系在会计理念、具体内容以及体系结构上的创新都是前所未有的。与旧会计准则相比, 新会计准则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方式, 扩大了会计职业判断与决策的空间, 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能够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 能够培养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与发散思维能力, 改变传统的陈旧观念。但是会计人员判断决策的空间越大, 他们出现认识偏差, 以及进行会计造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优化企业会计行为的途径

由于会计人员的有限理性, 会计人员容易出现认识偏差。但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未给予会计人员认识行为应有的重视。很多会计人员仍习惯于生搬硬套, 缺乏职业判断的意识和主动性, 整体专业素养还有待提高。此外, 如果企业文化倾向与科学的会计价值观不相适应, 也会造成会计行为不当, 出现如会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明确组织文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作用, 有针对性地修缮组织文化的纰漏和差错, 能够减少不当会计行为的发生。

(一) 提高专业素质, 减少认识偏差

要优化企业会计行为, 改善准则执行效果, 首先要从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入手, 培养会计人员的认识判断能力。

1. 会计人员应当改变以前陈旧的工作思维方式, 建立职业判断能力, 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运用正确职业判断上来。

2. 注重专业知识的更新积累,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新事物不断涌现, 会计人员处理的会计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多样, 需要不断更新相关专业知识, 以增强会计行为的适当性, 提高会计准则执行的效果。

3. 会计人员也应当多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 如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决策学、法学等, 建立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

4. 经验在会计人员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

经验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经验不足容易导致会计行为偏差。因此, 会计人员要善于在工作实践中积极总结执业经验, 做到勤于练习、敏于观察、善于总结。同时, 还应该有意识地多与其他会计人员交流执业经验, 或者向专家请教, 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

5. 会计人员还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 包括信息

处理、记忆、理解、逻辑思维能力等, 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

(二) 优化企业文化, 创造良好背景

企业全体上下员工应当努力创造一个崇尚道德和诚信的工作氛围。崇尚道德诚信的组织背景有助于会计人员以诚信道德为价值取向, 赋予他们正确评判是非善恶的能力, 良好的职业道德。营造以诚信为核心的会计信息系统价值取向, 能够使会计人员在主观上拥有团结一致、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的精神状态, 在会计组织内形成客观公正的群体意识。一个崇尚道德和诚信的企业氛围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准绳, 还能够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起到监督约束作用, 在群体价值观的指导下, 会计人员更倾向于自觉遵守现有会计规范、会计原则和制度。一个没有诚信道德的组织, 其会计人员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害, 会计人员的行为标准与价值立场时常模糊不清。

另外, 在公司内营造一个具有道德诚信、公平公正的文化氛围, 应该是从上至下进行的, 即从高层开始, 因为一般下层员工的价值观会向上级领导趋同。

(三) 强化审计监督, 细化披露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 审计对会计行为起到了控制监督作用。审计工作可以系统全面地评价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质量, 可以对会计人员的认识行为进行验证复核, 既可以纠正认识偏差行为, 也可以减少会计人员出现认识偏差的可能性, 使会计人员在进行决策判断时更加谨慎小心。另外, 在细化披露要求的情况下, 也可以促使会计人员审慎地做出会计判断,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细化披露内容方面, 可以要求会计人员细化其执行一些可选择事项的依据、方法、程序等。

(四) 加强理论研究, 完善法规建设

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拥有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尚处于会计变革期, 会计准则、制度、规定间还存在许多矛盾之处, 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其次, 我国会计改革赋予企业较多的自主权, 为企业提供了较多操纵空间, 易出现认识偏差、盈余管理、会计舞弊等行为。准则的颁布必须与制度背景相适应, 在改革会计制度时, 还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配套约束和指导措施, 防止自主权和选择权的滥用。

参考文献

[1]曹升元, 赵周杰.基于组织文化的会计行为优化研究 (J) .会计研究, 2011 (6) .

[2]周玮, 卢兴杰, 杨丹.实验研究下的行为财务会计综述 (J) .会计研究, 2011 (5) .

[3]李刚, 刘浩, 徐华新, 孙铮.原则导向、隐性知识与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从会计信息生产者的角度 (J) .会计研究, 2011 (6) .

会计行为选择 篇11

关键词：企业；员工；企业社会责任；博弈

一、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一）模型假设。

本文在长期模型中引入员工，进行企业、政府和员工三方的博弈分析，并假设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二）模型分析。

a.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假设1：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在博弈过程中是理性的，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政府部门有能力查处其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为p2，企业行贿的概率为p4，政府监管部门查处的概率为p1。

假设2：企业短期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为C1，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额外收益为R1，但短期内利润不明显，故设R1为0。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遭到政府查处成本为C2，企业行贿为αC1（0<α<1）。

假设3：政府对企业进行查处成本为C3，当企业行贿后，设政府监管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为p3，此时企业不发生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当企业不向政府部门行贿，而政府部门滥用职权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罚款为βC2（β>1）；若此时政府部门不滥用职权，企业的行贿金额αC1将被政府监管部门没收后上缴国库，并处以C2的罚金，政府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将得到K（αC1+C2）的奖励，其中0

假设4：短期内，企业由于未履行而遭到政府查处，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1，积极履行其正面形象收益为η2；监管部门滥用职权使得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3，当企业没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也没及时给予查处时，政府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4。

根据以上假设，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树模型如表1所示。

由表2-1，我们依次计算各结点收益值如下：

节点①：企业的收益为η2-C1，政府监管部门的收益为-C3；节点②：企业的收益为δ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δ2；节点③：企业的收益为-C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0；节点④：企业的收益为0，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η4；节点⑤：企业的收益为-αC1-η1，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αC1-η3-C3；节点⑥：企业的收益为-η1-βC2，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C3-η3+βC2；

节点⑦：企业的收益为-αC1-C2-η1，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K（αC1+C2）-C3；节点⑧：企业的收益为-η1-C2，政府部门的收益为-C3+KC2

以⑤⑥⑦⑧为基础节点，计算出节点②上企业与政府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并设企业的期望收益为Rc，政府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为Rg，

即：，

计算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是否检查环节，设这一环节企业的期望收益为R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为R2，该博弈的均衡解记为P1*和P2*

；

b.长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假设1：不管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员工都会获得基本薪酬S，员工努力工作成本为C，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员工努力工作会被奖励的报酬W；相反，将会受到F的罚金，F作为企业收益。

假设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为2C，员工努力工作，企业获得物质收益为Re，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在社会中树立的良好形象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为Rc，若企业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其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Rc。在政府监管强的情况下，企业会被罚款金额为2C，在监管弱的情况下，会被罚款金额为C。

假设3：对政府而言，设监管强的时付出的成本为2N，弱时付出的成本为N，政府因积极履行职责，获得的社会收益为Rg。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为P2，政府监管强的概率为，监管弱的概率则为1-，员工选择努力工作的概率为P（P=1）和不努力工作（P=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小于，员工的最佳决策行为是不努力工作；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大于，员工的最佳决策行为是努力工作；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等于，员工会随机选择行为。

第二，在员工以概率P努力工作，政府以的概率强力度监管，企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P2=1和不努力工作（P2=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企业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小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是最有优决策；若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大于，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就是最优决策；若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等于，企业则可随机选择是否履行。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员工以概率P努力工作，企业以P2的概率履行社会责任，政府选择强监管（=1）和弱监管（=0）监管弱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2=

即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小于，政府选择强监督就是最优决策行为；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等于，政府就可随机选择；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大于，政府选择弱监督就是最优决策。

二、结论

a.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中。

通过对博弈均衡解分析得：C1与政府查处概率之间是呈正相关；当企业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自身树立的社会形象收益η2越大时，企业就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政府查处的概率P1*就越小；当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监管的收益Rg越大时，企业为了避免损失，被迫履行社会责任，使得政府监管部门查处的概率P1*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得，当政府查处的成本越大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P2*也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知，当企业行贿的金额越大时，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就越大；当政府处罚的金额越大时，企业为避免罚金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也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知，当企业行贿的金额越大时，政府部门上缴国库的金额也就越大，使得企业向政府查处部门行贿的概率P4*也就越大；当政府因没有尽职尽责而导致的社会形象损失成本η3越大时，政府查处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也就较小。

b.长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企业是否履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对员工不努力工作的罚款和努力工作报酬有关；而员工是否努力工作，则与其成本，企业的奖励和罚金有关；政府监管部门查处力度的大小则与其成本N和对企业的罚金C有关。

城市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研究 篇12

关键词：通勤出行链,出行链模式选择,多项Logistic模型

目前,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 这些变化都深刻影响着城市形态的发展以及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 我国城市正面对着日趋复杂严峻的城市交通局面, 尤其是工作日的通勤出行及其所带来的交通拥堵是城市管理与决策者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就需要以出行者的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为基础制定政策、管理好城市居民日常的交通出行、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而在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中, 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反映了出行者一天工作中的活动安排情况, 因此, 研究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对于建立基于活动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制定交通管理政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拟细化通勤出行链的模式划分, 将通勤出行链模式分为五类 (H W H、H W H W H、H W H+、H W H W H+、H W+W H) , 并加入出行方式这一个影响因素, 考虑出行方式选择对出行链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 利用多项Logistic模型建立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 对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进行研究, 总结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中的特征。 (H表示家, W表示工作, +表示其他非工作的出行活动;HWH表示工作中无外出模式, H W H W H表示一天工作, 中途回家再返回单位工作, HWH+表示上下班途中有其他非工作出行活动, H W H W H+表示一天工作, 中途回家再返回单位工作, 并且在上下班途中有其他非工作出行活动, H W+W H表示工作中外出 (不含回家) 并返回单位。

1 城市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建立

Bowman与Ben-Akiva在建立基于活动的交通预测模型中将年龄、出行费用、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家庭收入作为影响出行链模式选择的因素[1]。Xin Ye、Ram M.Pendyala等在研究出行方式与出行链的复杂程度之间的关系时将出行方式作为出行链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2]。宗芳、隽志才等在建立基于活动的日计划模型中将性别、职业、有无驾照、是否单身、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是中是否有六岁以下儿童、家庭中的车辆情况作为影响活动模式的因素[6]。周钱、李一等在对出行链的类型与数量的研究中将性别、年龄、个人收入、家庭人口总数量、家庭车辆数量作为其影响因素[7]。杨敏、王炜等在研究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的研究中将家庭工作人数、家庭年总收入、性别、职业、年龄、居住位置、受教育程度作为其影响因素[5]。姚广铮、孙壮志等在节假日出行活动模式的研究中将性别、是否本地游客、家庭车辆情况、职业、年龄、有无驾照、教育程度作为其影响因素[8]。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 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可以归纳为受到个人属性、家庭属性、出行特征三大方面的影响。其中, 个人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有无驾照、个人收入、教育程度、有无月票等因素;家庭属性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车辆情况、家庭人口情况、居住位置等因素;出行特征包括出行方式等因素。利用东莞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SPSS软件中的多项Logistic回归模块进行计算, 对模型似然比检验中显著性水平不符合检验要求的自变量逐步剔除, 最终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中的摩托车数量、工作地至最近公交车站的步行时间、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上学孩子数量、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主要使用的交通方式, 模型中自变量定义及取值见表1所示。

2 模型标定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是目前许多软件中的MNL模块为了各选项之间比较方便和提高运算效率而采用的一种计算方法[9]。将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集合{H W H、H W H W H、H W H+、H W H W H+、H W+W H}作为多项L o g i s t i c模型的选择肢。以第1种出行链模式 (HWH) 为参考选项, 则后4种出行链模式选择概率可表示为:

其中i=2, L, 5, 分别表示除H W H以外的4种出行链模式。αi是第i种模式的常数项, kβi是相应变量Xki的系数, Xki表示选择第i种出行链模式的第k个变量, iV表示各种出行链模式对HWH的相对效用, 并且,

由式 (1) 及式 (2) , 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选择H W H、H W H W H、H W H+、H W H W H+、H W+W H模式的概率。

表2至表4中结果为应用SPSS软件多项Logistic回归模块计算得到的模型拟合信息结果和各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 其中B为对应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 Std.E为标准差, Sig.为显著性水平。模型拟合信息表中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表明本模型具有显著性意义。似然比检验结果中显著性水平小于等于0.05, 表明本模型中回归系数均有显著性意义。

以HWH模式作为参考, 由表4中显著性水平检验值可知:通勤者选择H W H W H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为工作地至最近公交站的步行时间、个人主要使用的交通方式 (mode=私人小汽车, 单位配车, 出租车, 公共汽车) 以及个人的职业;性别、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的孩子数量 (child12=0, 1) 以及个人的职业 (job=个体经营者) 对通勤者选择HWH+模式的影响显著;个人的职业 (job=个体经营者) 对通勤者选择H W H W H+模式的影响显著;通勤者选择H W+W H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为性别、个人主要使用的交通方式 (mode=私人小汽车、单位配车) 、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的孩子数量 (child12=0, 1) 以及个人的职业 (job=个体经营者) 。

假设某男性年龄为20~40岁之间, 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家庭中有两辆摩托车, 工作地至最近公交站的步行时间小于等于5分钟, 个人主要使用交通工具为摩托车, 家庭中有两个小于等于12岁的孩子, 则该人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的概率最大, 为0.41。若上述某一变量取值发生改变时, 则该人选择通勤出行链模式的概率变化情况如下。

当通勤者由男性变为女性时, 选择H W H W H模式的概率下降, 而选择H W H+的出行链模式的概率增加, 说明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当个人主要使用交通方式为机动化程度较高的交通工具时 (私人小汽车、单位配车、出租车、公共汽车) 时, 该人选择H W H与H W H W H+的概率值最大, 表明使用机动化程度较低 (自行车、步行) 的交通方式更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而使用机动化程度较高的交通方式 (私人小汽车、单位配车、出租车、公共汽车) 更倾向于选择H W H与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当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孩子数量增加时, 选择H W H W H模式的概率有所减少, 表明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孩子数量较少的通勤者相对于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孩子数量较多的通勤者倾向于选择HWHWH的出行链模式;当通勤者的职业为企业单位及服务人员时, 选择H W H W H模式的概率有所下降, 选择其他出行链模式的概率有所增加, 当通勤者的职业为个体经营者时, 选择HWH模式的概率增加到0.48, 达到最大, 表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相对于企业单位及服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而从事个体经营的通勤者更倾向于选择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3 结语

本文开展了基于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利用多项Logistic模型建立居民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的研究工作。本文中建立的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将通勤出行链模式分为五类 (H W H、H W H W H、H W H+、H W H W H+、H W+W H) , 并考虑了出行方式对出行链模式的影响作用。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总结了通勤出行链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以及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中的特征包括。

以H W H模式作为参考, 通勤者选择H W H W H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为工作地至最近公交站的步行时间、个人主要使用的交通方式以及个人的职业;性别、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的孩子数量以及个人的职业对通勤者选择H W H+模式的影响显著;个人的职业对通勤者选择H W H W H+模式的影响显著;通勤者选择H W+W H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为性别、个人主要使用的交通方式、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的孩子数量以及个人的职业。

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倾向于选择HWHW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使用机动化程度较低 (自行车、步行) 的交通方式更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而使用机动化程度较高的交通方式 (私人小汽车、单位配车、出租车、公共汽车) 更倾向于选择H W H与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孩子数量较少的通勤者相对于家庭中小于等于12岁孩子数量较多的通勤者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出行链模式;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相对于企业单位及服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H W H W 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而从事个体经营的通勤者更倾向于选择HWH+的通勤出行链模式。

参考文献

[1]J.L.Bowman, M.E.Ben-Akiva, Activ-ity-based disaggregate travel demandmodel system with activity schedule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00 (35) :1～28.

[2]Xin Ye, Ram M.Pendyala, GiovanniGottardi,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choice andcomplexity of trip chaining pattern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2007 (41) :96～113.

[3]陈团生.通勤者出行行为特征与分析方法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2007.

[4]杨敏, 陈学武, 等.通勤简单链和复杂链的选择行为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 2008, 32 (2) :191～194.

[5]杨敏, 王炜, 等.工作者通勤出行活动模式的选择行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9, 44 (2) :274～279.

[6]宗芳, 隽志才, 等.基于活动的日计划模型[J].吉林大学学报 (工学版) , 2007, 37 (6) :1294～1299.

[7]周钱, 李一, 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交通需求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 2008, 48 (5) :879～882.

[8]姚广铮, 孙壮志, 等.节假日出行活动模式与个人属性相关性分析[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08, 8 (6) :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