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选择行为

路径选择行为（精选11篇）

路径选择行为 篇1

过度医疗一般是指临床上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过度运用超出疾病诊疗根本需求的诊疗手段的过程。目前在临床医疗中, 大约有70%以上的患者存在过度医疗现象[1]。过度医疗行为不仅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增加群众经济负担, 有的甚至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直接影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信誉。本文探究分析了过度医疗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成因, 为卫生行政部门选择确定监管措施提供参考。

1 过度医疗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由于医疗专业的特殊性, 医生与患者信息不对称, 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判断的知识和能力, 很难控制医疗消费的数量和种类[2], 使得过度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难以定量, 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归纳起来主要是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三种。

1.1 过度用药

过度用药也就是不合理用药, 尤其是抗生素的滥用。一是经验用药无的放矢。临床医师通常凭经验性模式选择抗生素, 缺乏病原学诊断。二是过分依赖、盲目用药。无指征或指征不明显、预防性、大剂量、长时间用药。三是联合用药搞“大包围”。只考虑联合用药的协同和累加作用而忽视药效学中的互斥作用。有的是多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有的在慢性疾病治疗过程中重复使用同类、同功效药品, 忽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机体功能造成的继发性损害。四是偏爱高档冷落廉价药物。认为抗生素越新、越贵、越高级越好, 盲目使用高档、昂贵、广谱抗生素, 不愿使用有效的廉价老药。五是滥开辅助用药。多开与治疗关系不大的辅助用药或无明确疗效的药物, 特别是维生素等。

1.2 过度检查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 医疗设备大量更新, 医学检查项目层出不穷, 医务人员对医学检查设备的依赖性与日剧增, 过度检查的医疗行为也随之突现。一是检查项目套餐化。临床诊疗过程中, 从保护性医疗角度出发硬性规定住院必做的全套检查项目。二是检查结果孤立化。有的医疗机构对疾病周期性变化规律时间范围内的, 外院能提供规范完整的检查报告或相应影像资料的不相互认同, 对门诊检查结果收住院时也不互认, 重复检查。三是检查手段复杂化。简便的检查手段和普通设备检查能明确诊断的, 却采取复杂、昂贵的检查手段;能用一两项检查确诊的, 却用多项检查印证, 但后者并不导致治疗方案的修正或变更。四是检查指征扩大化。无论效果如何或有无必要, 动辄使用冠状动脉造影、CT等检查;能在门诊进行检查的, 却收住院检查;能在较长时间后复查疗效的检查, 却在短时间内反复检查等。

1.3 过度治疗

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在对许多疾病的临床深层次诊断尚受限[3], 临床上很难绝对判定“预期治疗无效”的疾病及适度治疗的标准。同时, 也不能否认, 有些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导致过度治疗。一是放宽住出院标准。一些医疗机构将能够在门诊治疗的疾病收住院治疗, 有的则延长患者疾病治疗的疗程或缩短门诊病人疗效的观察时间, 造成住院率逐年上升, 或住院床日延长。二是扩大治疗、手术适应症。有的对能够自愈的病人, 给予医疗干扰;有的医务人员过分渲染某些疾病的危害性、新开展项目的先进性, 诱导患者接受;有的对临终病人、脑死亡而仍有心跳的病人在ICU进行无效、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治疗等。三是热衷使用进口、高档医用材料。不考虑国产、进口医用材料的性能价格比和患者、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 诱导患者使用进口、高档医用材料, 这些尤其在骨科的内固定材料、人工关节和介入治疗材料、血管支架等方面过度治疗表现突出。

2 影响过度医疗行为的因素和动机分析

找出影响医疗机构过度医疗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动机, 有助于针对性地研究监管策略、寻求监管途径和制定监管措施。

2.1 医疗供给方过度医疗行为的主客观故意

医疗机构追求营利的主观故意。目前, 公立医疗机构还存在着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 为提高经济效益, 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这些都势必要通过医疗服务收费来实现, 管理者也往往把经济效益定为主要的管理目标, 故而多采取科室承包, 个别甚至把它落实到医务人员身上, 将经济效益与科室、医务人员绩效挂钩, 这是过度医疗管理或制度上的原因。

医务人员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主观故意。医务人员是过度医疗的直接实施者, 医药流通体制的不完善, 经销商利用回扣、返利等利益手段, 诱导医务人员提供过度医疗, 以期达到拿回扣、得提成的目的。

医者自我保护的主观故意。医务人员要为自己诊疗的准确性负责, 经济学上叫“辩护性医疗手段”[4]。近年来,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 医患关系紧张, 诚信度下降。在缺乏统一、权威的医疗规范的前提下, 为防止医疗纠纷, 医务人员往往会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为患者多开检查、多用药, 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以求诊疗、用药的全面, 以免除形成医疗纠纷时举证倒置的被动。

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生技术水平低下的客观故意。有些医疗机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较低, 缺乏合理临床流程和诊疗常规, 医疗活动充满随意性、不规范性, 导致过度医疗;有些辅助检查科室技术水平低, 结果常误报、漏报、错报, 导致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部分医生临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差, 临床诊疗能力低, 过分依赖辅助检查。因此, 其体现在诊疗技术和环节、用药、服务过程等方面的过度医疗行为则属客观故意。

2.2 医疗需求方就医过程的被动性以及就医需求提高

由于医疗保险实现了第三方付费, 群众负担相对较少, 所以在就诊过程中容易滋生过度医疗消费的愿望与需求。而且, 就医者的经济水平会影响服务具体提供者的诊疗行为, 针对不同的经济水平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诊疗方案[5]。由于患者缺乏医疗卫生知识, 使之处于被动地位而无法监督。有的迷信进口药、新技术、新设备, 对过度医疗及其危害不甚了解, 不能理性判断, 医务人员实施过度医疗被患者和家属认同, 甚至是患者和家属的主动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过度医疗。

2.3 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手段缺乏

临床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 临床上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须的、哪些是多余的、用药的选择如何, 基本上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因此, 卫生行政部门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量化指标, 缺乏对医疗过程合理性进行监管和审查的机制, 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不完善, 导致供方诱导需求, 需方过度利用医疗服务。

通过分析, 可以看出对过度医疗行为进行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针对医疗机构的主观故意。所以, 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路径的选择和措施的制订都要紧紧围绕由于医疗机构主观故意造成的过度医疗行为。

3 过度医疗行为的监管路径选择

遏制过度医疗行为, 首先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切实可行的医疗补偿机制, 改变医疗机构逐利的医疗行为, 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营利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确定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范围。其次, 医保部门要充分利用医保政策的杠杆作用, 完善合理的医保费用结算办法和医疗费用分担机制, 逐步实行更为合理的单病种付费结算办法, 引导医务人员选择疗效好、价格低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对易产生过度医疗的药品、高档进口医用材料, 设定适度的自付比例;加强医保政策、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与宣传, 提高群众对过度医疗危害性的认识, 引导其理性对待医疗消费。同时, 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管, 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促进合理诊治、合理用药与合理检查, 控制医疗服务费用。

3.1 制定诚信医疗准则和医德考评制度

树立医务人员诚信价值观, 严禁出于个人利益而提供虚假或不完备的信息进行诱导服务, 从思想上、源头上遏制过度医疗。同时, 以考核记录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状况为内容, 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重点, 实行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 建立对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规范执业行为。

3.2 实施单病种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管理

通过制定、推行规范化的单病种管理办法和病种临床路径, 以诊疗规范为依据对临床诊疗进行有效实施、协调、监测及记录和审查等质量监控, 既提高诊断、检查、化验的准确性, 又约束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 引导医务人员具备“价效医学” (用最少的钱最有效地治疗疾病) 的理念, 同时, 建立检查项目评价制度, 定期检查医务人员检查项目的合理性、科学性, 规范检查的项目和次数, 避免检查中的随意性, 并作为医生业绩考核和晋升职称的考核条件, 以保证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

3.3 推行廉价药物制度和处方评价制度

加强对药品费用的控制, 试行按每门诊人次药品费、每住院床日药品费、廉价药物使用金额占全部药物使用金额的比例、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例等几方面作为对公立医疗机构获得财政补助的考核指标。定期开展处方评价工作, 推行标准化用药规范, 对照患者临床诊断, 对药品使用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 减少用药层次和用药习惯等主观随意性因素影响, 将药品控制比例纳入科室目标考核范围, 落实到每个医生和每张处方, 减少医生过度用药。

3.4 实施大型医疗设备检查结果互认制度

同级公立医院之间、下级对上级公立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检查结果, 以及本院门急诊与住院检查结果予以相互认可。建立健全检查医生、科室的责任制度和可追溯的责任追究制度, 定期检查考核相关制度执行和落实情况, 考核结果与科室及个人奖金分配、职级晋升、评先评优、职称评审等挂钩。

3.5 实行医用材料招标采购制度

医用材料采购由物资采购部门统一管理, 公开招标, 严禁科室直接与供应商进行交易, 尤其要防止医生直接介绍患者向供应商购买医用材料;医疗机构要在显著的位置向患者告知在医用材料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避免患者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听从医生的安排。

3.6 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价格体系进行评价, 在增加透明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定期通过媒体公示质量技术指标:诊断符合率、治愈好转率、平均住院日、人均住院费用、人均门诊费用等, 使群众对医疗机构的质量、费用及效率情况有感性认识, 便于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机构就医, 从降低医疗费用的角度来控制过度医疗。

参考文献

[1]凌宝存.临床医疗中的两个“过度治疗”[J].临床军医杂志, 2004, 32 (3) :103.

[2]陈少敏, 邱强.医疗行业中的过度治疗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医学与哲学, 2005, 26 (7) :54.

[3]孙宝良, 滕百军.现代医学存在的自身缺陷的依据、原因、现象及其后果[J].医学与哲学, 2002, 23 (5) :23~25.

[4]孙庆宁, 刘晓姝.过度治疗产生的原因分析[J].江西医药, 2007, 42 (10) :969.

[5]杨金侠, 李士雪.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行为监管的思路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 2006, 25 (275) :26~27.

路径选择行为 篇2

【摘要】要做好高校“三育人”工作，关键是要结合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创新育人思路，选择育人路径，更新育人方式，辩证分析和处理育人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构建育人的有机完整的实施体系，才能取得育人工作的实效。

【关键词】大学

三育人

路径

选择

【Abstract】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of “three aspects o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the key is to combine the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e，innovative educational ideas and educational path，update educational mode，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dealing with various rel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f education，construction education organic complete implement system，so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Key words】university;three education;path;choice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研究项目（2013JK163）系列研究成果;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3XJY04）系列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均为陈明。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001-02

教育的一致性是教育学上的一条重要原理。这条原理要求学校各方面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影响要讲究一致，否则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笔者认为，要做好大学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工作，一定要选择“三育人”的路径，创新育人方式，辩证分析和处理育人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构建育人的有机完整的实施体系，才能取得育人工作的实效。

一、教书育人的路径

（一）以学术为业，不断提升教学和科研能力

大学及其教师的“核心价值”是对“高深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对“学问――高深知识”及其“学问之道――研究方法”的不懈探讨和追寻是基本师德规范。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其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由此可见，对“高深知识”的不懈研究、探索和追寻，正是大学教师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笔者工作单位嘉应学院校训“立己树人”，其意为唯有先立己，以“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以“全人类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担当起“树人”的重任。我们提倡“教书育人”，不光是教书，只传授现存的已知的知识，而且要育人，核心和根本就是要用对“知识”的研究、探索、反思的精神和态度来启迪、陶冶、引导、和激励学生，使学生养成对学术研究的敬畏和遵从，形成终身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和习惯。

（二）教学过程实现“知识、素质、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意谓大学教育的宗旨是探究崇高的道德原理和养成相应的道德行为，最终达至“至善”的境界，也就是一种“人格”和“教养”的教育。但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单一注重知识灌输的教育方式似乎是最具“可比性”、最为“简洁”，从而也是就成为竞相模仿的最为“有效”的教育“模式”，教学方式是纯知识传授的“照本宣科”，对学生的考评是“知识点”的“客观化”“量化”的“背卷”考试，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知识教学”的模式，而与一种自古以来的“人格”“教养”的优秀教育传统和理想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笔者以为，在当今学习型的知识经济时代，教学过程当然要以知识传授为基础，但一定要有为什么和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也要有如何“做事”、如何“学习”、如何“研究”的能力培养，也就是通过“做人+做事+学习+研究”“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最终实现“知识、素质、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的“整全教育”。

（三）以身作则，行为世范

《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是说教师不光是要“授业”――传承知识，还是“解惑”，对学生的思想困惑以及现实难题都要力求给予学理上的“解释”和行为上的“指引”，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传道”，即是“最为根本的道理”，也就是今天所云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大学教师要努力做到启功先生为北师大所提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就是不光要“言传”――“传道”，还要“身教”，以身作则，践行“大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仅要“学高”，而且要“身正”。教师的政治态度、治学风范、敬业精神，乃至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都无时无刻不在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一个教师都必须充分认识自身角色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义，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发挥积极的为人师表的作用。[1]

二、“管理育人”的路径

（一）在教学管理中育人

在教学管理中育人主要依靠教学管理的制度来实现。作为育人的一种具体路径，通过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育人的目的主要是促进管理对象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制度育人首先是要制定一套以人为本而又合理科学的规章制度，而且制度本身应切合德育目标。规章制度育人路径还可分为三个处于不同阶段的实践环节：一是制度的制定。要求管理部门首先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研，在经过研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形成共识基础上，拟订出切实可行的制度;二是制度的实施。也即通过管理人员的宣传、督促、和指导，使管理对象遵守规章制度，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三是监督与奖惩。也就是要对良好遵守制度的行为进行肯定、表彰和奖励，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处罚，奖惩分明方能树立制度的权威，并结合一定的说理和引导，不能为奖惩而奖惩，这样才能使奖惩真正起到德育作用。[2]

（二）在校园管理中育人

在校园管理中育人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营造适于人成长的校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者都不同程度地会对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产生影响。就硬件建设而言，要更加重视软件建设。软件资源，亦可称非物质性组织文化资源，它一般由精神文化资源、制度文化资源、行为文化资源组成;环境资源既不属于硬件也不属于软件，而是一类独特的生态资源，是极易被忽视的资源，但其作为大学和大学人的栖息之地，是大学和大学人时间、空间和生态的多维载体，是大学和大学人精神、灵魂和人性的“家园”、“精舍”、“象牙塔”和“伊甸园”，其重要性随人类文明、教养和品质的进程而与日俱增。良好的校园硬件和软件环境，会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和促进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促进，还会使这种组织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深刻而又长远。[3]

（三）在生活管理中育人

在生活管理中育人是指对学生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指导。选择这一路径主要是基于管理对象的个人心理、情感、态度或行为倾向，尤其是其消极的心理或行为倾向。对已出现的不良倾向，要求管理者要能及时发现和适切的干预、疏导与纠偏，以防不利情势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对于尚未发展成实际行动的消极行为倾向，管理者发挥的作用则主要是预防。这就要求每一个管理者，要努力成为德育的“有心人”，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管理活动，与被管理者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产生经常性的人际互动，这种交往和互动需要基本的人际平等理念和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关切态度来维系。

三、服务育人的路径

（一）服务育人手段创新

创新服务育人手段。服务育人工作要增强“五全育人”的观念，即全心服务、全员服务、全面服务、全程服务、全方位服务。也就是要求做到“用心”服务，“一个也不能少”的服务，学前、学中和学后服务，课堂内外与学校内外的服务，身与心、学习与生活的全方位服务。另外，还要求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要为学生提供精细服务、真情服务、特色服务，以及管理性服务、保护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

（二）服务育人途径创新

选取具有形式新颖、操作灵活、快捷方便、时尚感和实效性强的服务育人途径，提高服务班集体的界限，原有的团队合作精神与集体教育的功能弱化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开辟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网络平台等新途径，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强、学生喜闻乐见的、效果明显的服务项目。此外，应把学生党员作为服务育人中联系教师与广大学生的纽带，学生党员通过班级、公寓、社团、网络等四个载体，利用与广大学生的特殊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三）服务育人保障创新

一是建立物质条件保障体系。加大服务育人工作的经费投入，加强数字化和生态化校园建设不断改善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育人手段;二是积极改善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处于服务育人工作第一线的基层人员，要为他们提供条件、排忧解难和充分尊重;三是要建立激励机制，使服务育人先进集体和个人得到充分及时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奖勤罚懒，表彰先进，鞭策后进。[4]

参考文献：

[1]王旭东.简论教书育人[J].北京教育?高教，2007（2）：24.[2][3]戴锐.“管理育人”的内涵辩证与路径探寻[J].当代教育论坛，2003（5）：22，22.[4]江洪明.构建高校服务育人新体系的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0）：27.作者简介：

“广式”路径选择 篇3

在国内汽车行业兼并重组中率先破局的广汽集团，在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只不过，这一次，广汽的方向选在了其最大的短板——商用车领域。

南北布局

9月21日和22日，一南一北，相隔一日，广汽商用车航母高调启航，广汽日野在广州和沈阳的两大基地相继举办成立暨下线仪式，日野重卡700系列以及日野客车正式投产。至此，中国商用车市场再添广汽日野这一来势汹汹的选手。

按照规划，广汽日野广州从化工厂首期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年产能力可达到重卡2万辆，轻卡3万辆，年产值100亿元。此前，从广汽集团与日野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开始，合作双方即对日野700系列重卡进行了面向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在原日野700系列重卡共约1100种零部件及总成中，对将近840种零部件及总成进行了设计变更。当然，目的只有一个，增强了广汽日野700系列重卡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适应能力。

此后一天，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成立暨新车下线仪式，与此前报道一致，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金5亿元，合计注册资本为10.04亿元。其中，广汽日野占注册资本的90.2％。公司采用日野技术生产7-12米大、中型客车系列产品，将在恢复现有年产客车整车2000辆，底盘5000辆产能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年产客车4000辆，底盘5000辆，将发展为日野汽车公司和广汽集团的大型商用车制造基地之一。

至此，广汽集团的商用车战略布局宣告暂时告一段落。类似的布局让人觉得有熟悉的感觉。此前，上汽集团一东一西，在上海基地继续发展上海汇众的基础上，西征重庆，与依维柯联手与红岩合资，基本完成了在商用车领域的布局。与强势的上汽集团相比，广汽集团在商用车上的布局虽然在情节上有雷同支出，但也不乏广式特色。

首先内部整合

虽然一直处于中国6大汽车集团之列，但是相比于前五大集团，广汽集团基本被排除在中国的商用车领域之外。对于广汽来说，在不进则退的年代，如果始终无法在商用车领域实现突破，自己不但不能完成对前面企业的超越，还有可能被后来者追上。而这，在国家出台了有关汽车行业调整振兴的规划后，显得更为迫切。

从产品结构来看，北汽的乘用车是弱势，长安相对均衡一些，而对于广汽而言，其商用车则是明显的短板。2006年，广汽乘用车销量占集团总销量的98.2％，2007年为99.07％，2008年这一数字为99.55％，广汽商用车近乎“绝迹”。在广汽集团迅猛发展的背后，真正的支撑力是广汽乘用车，广州本田和广州丰田几乎等同于整个广汽集团，而广汽商用车企业几乎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这个时候，对于广汽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型汽车企业集团来说，乘用车、商用车的均衡发展是必要的，全力做大做强商用车已成为广汽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必要途径。

2007年，广汽集团重组广州羊城汽车有限公司及沈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2008年在五十铃从广州五十铃客车撤资之后，广汽集团用变更名称后的广州粤隆客车有限公司和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进行整合，组成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产品系列涵盖了6米到12米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各种动力的城市公交客车、公路客车和团体客车，成为国内拥有完整产品线的少数客车厂商之一。首先完成内部已有商用车资源的整合，成为广汽发展商用车的必由之路。

再战细分市场

在完成内部的整合后并正式全方位进入商用车领域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广汽决策者面前，在眼下已经相对饱和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的商用车市场，广汽日野如何虎口夺食，成为一个关键点。

很快，广汽日野为自己旗下的商用车产品找到了一个市场空间。在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广汽日野700系列重卡定价在了进口产品与国产高端产品之间。9月21日当天下线的700系列重卡共8种车型、28种规格，挂“日野”LOGO，全部装配日野发动机，定价从34万元到60.2万元不等。

广汽日野执行副总经理李少认为，这个价格可以满足其目标客户需要。他说：“我们的价格比进口车降低30％左右，但是我们的品质、可靠性跟进口车基本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超过进口车的。”

而据广汽日野(沈阳)副总经理郭伍雄介绍，广汽日野(沈阳)公司生产的客车将以客运为主，价格涵盖60万-80万元的中、高端市场，提供旅游、集团班车等用车，未来将形成以3S店为主的渠道建设。由于工厂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将树立成为让客户信赖的品牌目标，做到产品的高品质、高可靠性、高性价比，在用户群中形成耐用、精良、可靠的良好口碑。

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相比乘用车市场上合资品牌占优的局面，中国的商用车市场，尤其是重卡市场85％以上的市场份额都牢牢掌握在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手中。很明显，广汽日野目标就是要抢占国产最高端商用车产品和进口高端商用车产品之间的市场空白。对于广汽日野目前的市场定位，李少所代表的广汽日野显得自信。这似乎也可看作广汽集团对旗下商用车品牌突破市场的一个战略选择。

然而，这一定位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一位关注广汽日野的当地零配件供应商在看到其700系列重卡价格后，有点失望：“卖得贵了，恐怕国内用户难接受，(厂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一个事实是，此前，沃尔沃与中国重汽合资组建的济南华沃因坚持“高定价”策略，难以为市场接受，导致合资双方不得不以分手告终。而此前唯一的日系合资商用车企业东风日产柴，由于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比同档次重卡要高得多，因此产销也已连续几年处于低水平状态。

对此，李少表示：“我们对去年市场的实际情况包括之前的情况都有深入的分析。”高性价比是他一直强调的广汽日野产品的特点之一。显然，广汽日野希望以更为务实的高本土化策略，为自己赢得国内重卡市场的一席之地，其也希望吸取此前商用车领域合资失败的教训，此次在从化工厂投产的700系列重卡大幅度提高国产化水平，坚持走高本土化策略，便是广汽在国内商用车发展格局下的现实选择。

渠道至上

作为一个后来者，渠道建设成为广汽日野发展商用车的一处硬伤。相对于其他商用车企业已经基本完成并相对成熟的销售网络，广汽日野在这个环节上必须另辟蹊径。

此前，广汽少数商用车产品的经销商主要集中在生产地所在省及其相邻地区，且省内的分布广泛，涉及省内各主要大中城市，在省外仅有3到5个省份有经销商网点，主要在山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业内人士对《汽车观察》特约记者表示，从商用车作为生产资料而非消费品的本质来看，中西部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地区是商用车的市场需求的主要源泉，而在这些地区商用车销售渠道的贫乏成为广汽日野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汽日野显然并未完全认同这位人士的观点。按照其规划，其首先布局的，还是在现有商用车销售网络基础上，去进一步完善这个网络。与国内其他商用车品牌的渠道模式所不同，广汽日野的产品销售将导入日本普遍采用的3S店销售服务模式，建立以售后服务为核心的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三位一体的全新3S店销售服务网络。

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以点及面，为广大客户提供及时高效和周到贴心的服务。这成为广汽日野面对其他商用车企业强大的销售网络时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广汽日野3S店售后服务网络已延伸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以及大型矿山、油田等全国重要经济区域，目前规模已达30余家。按照其规划，未来还将继续向全国其他区域拓展。

路径选择行为 篇4

从1979年至今的多年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渐进式转轨时期, 按照金融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深度,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时间大致是从1979一1993年, 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阶段。这一时期金融改革的重点是金融制度的增量供给和创新。 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实现了从单层银行体制向双层银行体制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由行政调控向经济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 建立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全面启动。可以说,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这14 年, 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由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过渡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阶段, 从1994 年至今是我国金融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1) 创新了金融监管体系, 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地位。 (2) 从制度上培育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内外经营环境。 (3) 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4) 进一步完善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 (5) 加大了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一、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

1.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体制变迁

从我国漫长的文明进程来看, 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集权型国家, 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了一种“ 国家强、社会弱”的体制。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偏好, 经济改革也表现为是在国家的推动或授意下进行的。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 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后,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减弱, 但长期形成的“ 国家强、社会弱”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 因而从本质上来讲, 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改革在我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必然性。

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决定了我国金融体制结构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制度创新, 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中国20余年的金融体制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 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 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 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银行主体的制度需求, 也不一定能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银行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决定银行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 既有促进微观银行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 更有维护公有银行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 政府一般就暂缓改革, 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 微观银行主体只是银行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变迁方式一方面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长期低效率, 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与不良资产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另一个方面, 它导致金融领域存在大量的“寻租” 活动, 产生一系列的既得利益集团, 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公平损失。

2.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究竟是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 必须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集中稀缺资金进行经济建设, 必然把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核算结算的工具, 如同企业一样成为财政的附庸。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批资金, 因此对内而言, 国家需要有便宜的资本来支持, 从而国家控制利率, 通过人为压低利率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廉价资金;对外则实行奖出限入, 通过赚取外汇支持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金, 对外汇进行限制, 如采取汇率管制、高估本国货币等措施。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是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 国家将金融视为支持其工业化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控制金融的需要。

渐进式改革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为了减少改革与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摩擦, 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外延扩展上, 而对那些涉及面广、可能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的深层问题, 则尽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态度, 如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产权结构的归属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不积累必将加大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难度, 造成国家隐性的金融风险。

3.金融体制变迁始终依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变迁

从建国以来的金融体制变迁来看, 金融制度改革始终作为经济体制的一个子组成部分.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对经济制度的依赖和模仿, 完全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制度安排。从“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到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再到国企改革, 金融体制变迁无不模仿并滞后于整体经济制度的变迁, 其首要原因是金融体制变迁的制度环境变化较大, 从计划金融体制到市场金融制度, 对金融体制转轨和变迁的知识存量极为缺乏。 其次是缘于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中一直持有“经济是金融的基础”的结论, 想当然地推导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 进而得出金融的发展应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结论。从滞后性制度变迁角度讲, 它导致了现行金融制度结构与现行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平衡性。

不过从当前的改革发展趋势来看, 金融制度本身虽然具有路径依赖性, 存在着惯性, 但是金融制度正发生着积极变化, 所依赖的方法, 正如青木昌彦等人列举的三种:每个经济主体的实验, 即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造性革新以及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社会普及;国家的介入和政府对革新、学习及模仿的协调;通过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这三种方法大体是所有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 我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成立一些产权明晰、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条件成熟后实现上市。在这些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由政府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最终成为规范的上市银行。当前对成立五家民营银行的改革试点会审也是如此的过程。

►►二、由我国金融体制变迁引发的对策思考

以上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 目前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政府, 任何脱离政府的改革方案实际上都是空谈。因此, 最后简单探讨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认为重构政府目标效用函数2, 转变政府职能是使金融制度向均衡发展的根本所在。

如前所述, 政府的效用函数并不同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社会支持最大化, 二是经济上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不可能确知每一个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 而倾向于将其自身利益等同于社会福利。要使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变其非均衡的状态, 必须重构政府的目标函数, 这就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 也就是使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由过去的监管者变为服务者。考察中国的具体情况, 笔者认为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转化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晰政府产权和企业产权, 划清界限, 保证双方的互异性, 政府必须退出自己不应介入的领域。实际上, 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引入其它经济成份在改善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提高其资本充足率的同时, 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奠定相应的产权基础。在构筑国有金融机构多元化产权结构时, 可以考虑引入外资股、社会法人股或社会公众股。引入其它性质的产权后, 政府只能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机制安排来行使国家的产权, 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力是减弱了, 但是间接控制并没有减弱政府应有的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单一的国有产权是一种直接控制力的体现, 通过金融监管和其它制度安排可以实现同样的控制, 并可以为效率的提高奠定制度基础。较合理的国有金融机构产权结构能为公司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为各利益主体在追求整体的利益和各自的利益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引进公司治理机制。在治理结构健全的基础上, 建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 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 股东大会与监事会及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人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从而形成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

2. 规范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制度创新, 给予能出现的诱致性金融组织以充分的发展空间, 并促进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制度兼容, 应逐渐实现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向微观金融主体主导的诱致性变迁为主转变。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金融自身发展产生的制度均衡, 它存在自我纠错机制, 可以克服政府有限理性、自身效用、政治势力干预所带来的制度变迁的局限, 使金融获得自然均衡的发展轨迹。 政府只在微观金融提出制度需求以及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把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并纠正微观金融主体不合理的经营行为。避免因政府制度设计不当而使制度变迁陷入非均衡的变动轨迹。为了实现以微观金融主体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就必须培植微观金融市场主体, 放宽对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 尤其是在金融资源最为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引导民间融资“上岸”, 成立相对规范的新型金融机构, 将其纳入正规制度的监管和保护之下, 是民间金融未来的发展之路。

3.努力完善各项配套制度改革,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各项制度的均衡协调, 尽量减少互相间的资源消耗;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金融制度变迁的实施机制。 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在从制度需求到制度供给、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过程中, 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延误制度变迁时机的情况经常发生。 此外,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稳定性、连续性较差、制度变更的随意性、决策的非程序性问题严重。因此, 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制度变迁机制, 对于科学设计制度、提高制度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定位复归与路径选择 篇5

关键词：法院；管理权上移；定位复归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取向已经明朗，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是司法权国家事权属性的定位复归，意味着司法改革将要向去地方化、体制性独立迈出关键一步。

一、定位复归：法院管理权上移的理论渊源与价值功能

司法权作为国家事权是与立法、行政并列的国家基本职能，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权力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法院人财务管理权上移至省一级，代表着司法权的去地方化和向国家职能的定位复归。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对提升我国法院整体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加快国家法治进程的驱动意义不可估量。

（一）法院管理权上移的理论基础

1.司法权国家事权的属性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主权派生的。作为国家法实施环节的司法，国家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的司法机构并赋予其司法权，从而实现国家的职能。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承担着维护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和国家统一的职责。

2.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从司法权的活动内容看，司法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解决一定主体间法律争讼的活动，作为法律实施重要环节的司法权体现了复归国家事权的需要。

当然，现阶段将法院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为此，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

（二）法院管理权上移的价值功能

推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不仅是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我国权力体系的重要改革，不仅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展现了司法、行政分权制衡的关系图景。

1.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直以来，法院的人财物管理存在不够科学合理的地方化和部门化问题。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由于地方政府代行人财务管理权没有严格的权限界定和运行程序规定，法院实际上已成为地方的一个职能部门。

2.司法权监督制约行使权

权力具有不平等性、交换性和增值性，天然的存在扩张和滥用的可能。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另外一种与之大致相同法律地位和实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那么权力滥用必将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引起社会的无序和溃败。

3.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均衡发展

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对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地方法院均衡发展无疑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路径探析：法院省级统管主体之选择及运作机制

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理应由中央统管，但考虑到法院个体多、队伍庞大等实际情况，先将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管理。

（一）法院省级统管主体之选择

目前，最有可能作为省以下法院统管主体的是省人大、省高院。

1.省级人大作为统管主体

省级人大作为地方权力机关与高级法院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的单项制约关系。现行省级人大及常委地对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的人事行使任免权。

2.高级法院作为统管主体

高级法院是省级行政区划内最高层的法院，负责着省级行政区内各个法院的审判质效及司法人员绩效考核。基于高级法院在管理地方各级法院方面业已形成的权威和信息优势，可以合乎情理地预测，高级法院有可能在省以下法院统管主体的选定中竞争胜出。

（二）背后逻辑及价值辩析

1.尊重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标尺，司法活动只有围绕司法规律这根标尺开展具体的司法活动，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准确性。[1]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的实质是对引发司法权运行脱离司法规律的管理体制进行修正，为此，法院统管主体的选择必须把握司法固有规律，按照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选定法院统管主体。

2.利益衡量

省以下法院由高级法院统管，则高级法院就成为利益的相关方，高级法院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地方法院失去地方资源的支持后，在人事任免、经费保障等方面与高级法院的上下博弈中必然会处于弱势，高级法院在编制和预算分配上会优先考虑自己。

三、路径选择：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的进路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围绕“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进行制度构建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统管还没有可供总结经验的相关改革实践，笔者在把握司法固有规律的基础上，以域外法官管理制度为参考系，为法院管理权上移的制度设计寻找进路。

（一）法院管理权上移统管主体之制度设计

前文已对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统管的可能主体进行探析及对台湾地区的法官管理制度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在省级人大设立法官管理委员会负责法官的选任是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二）法院管理权上移之财政预算

地方法院长期无法解决的省级财政保障问题在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的改革中得以实现。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就是等于对某人的意志控制权，[2]法院的财政预知摆脱地方政府无疑为法院独立、公正司法提供了坚定地物质基础。

（三）法院省级统管之延伸思考

1.对去地方化的重新报评估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评估，该制度安排能够多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化的干预，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2.高级法院与现行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应把重点放在高级法院这一层级，以使高级法院与省级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可考虑案件数量、当事人便于诉讼等因素，将地理位置相邻邦的高级法院进行合并。

参考文献：

[1]陈卫东.未来五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河南社会科学，2011（2）.

[2][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6.

作者简介：

林晓梅（1978～），女，福建福清人，200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本科（自学考试），明溪县人民法院行装科科长。

路径选择行为 篇6

可变情报板(variable message sign,VMS)是智能交通系统(ITS)的重要组成,其通过向驾驶员提供前方实时路况信息,诱导驾驶员合理选择路径,避开拥堵或事故路段,从而提高道路利用效率。探索VMS诱导信息影响下的驾驶员路径选择行为是当今一个世界性课题[1,2,3,4,5,6],该课题旨在为交通诱导系统(ATIS)的设计、运行及评价提供有力依据,因为ATIS的成败最终取决于驾驶员对交通信息的响应。近十几年,发达国家的学者结合所在国家的VMS特点开展了不少基础研究[1,2,3,4,5,6,7,8,9,10,11,12]。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文献报道不多,但是近年来随着ATIS研发的深入,该课题正日益受到关注[13,14,15,16]。

VMS诱导信息影响下的路径选择行为研究的关键内容是路径选择行为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行为数据采集方法主要有RP调查(Revealed Preference survey)和SP调查(Stated Preference survey)两大类。RP调查能够获取实际行为数据,但是其调查成本高,调查数据只能反映调查时的交通状况和VMS信息内容,对于目前未投入使用的VMS或尚未实施的信息发布策略的影响无能为力[7,8]。SP调查弥补了RP调查的不足,其通过设计假想的出行场景和构造可选方案获取路径选择行为数据,具有调查成本低、 使用方便以及数据便于建模等优点[7,8], 为探索VMS信息影响下路径选择的一般性规律提供了有力手段。 SP调查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着广泛使用[7,8,9,10,11,12],其具体形式有:问卷调查(如现场问卷、邮件问卷、电话采访)和路径选择模拟器。行为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离散选择分析、数理统计等。目前,采用离散选择分析[17,18]方法,对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建立VMS信息影响下路径选择的概率模型,是国际热点。

本文以上海的城市快速路为背景,探索VMS信息影响下的驾驶员路径选择行为。研究采用SP问卷调查方法获取路径选择行为数据,使用离散选择分析方法对影响路径选择的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建立路径选择概率模型,揭示路径选择与VMS信息的关系。

2 VMS诱导信息影响下路径选择行为调查

近年来,上海市在市内快速道路上相继建立了交通诱导系统,利用VMS实时地向驾驶员发布前方快速路的路况信息[19]。随着时间推移,驾驶员对VMS提出了更高需求:驾驶员普遍希望VMS同时也能提供替换路径的路况信息(如行程时间)。上海市目前已开始考虑对现有VMS进行升级以满足这种需求,例如,同时发布快速路和替换道路的行程时间。实际上,国外研究已发现,同时提供主路径和替换路径的路况信息,有利于提高驾驶员对VMS信息的信赖度,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交通诱导系统,提高道路总体使用效率[12]。

理解VMS信息对路径选择的影响,是交通诱导策略优化的必然要求[5]。因此,接下来研究VMS同时提供主路径和替换路径路况信息条件下的路径选择行为,以期为上海VMS的升级提供参考依据。

2.1 路径选择行为的SP调查

目前上海快速路VMS尚未提供替换路径的路况信息,因此无法使用RP调查。笔者采用现场问卷形式的SP调查方法,采集路径选择行为数据。

SP调查构造的交通出行场景如下:如图1所示,某一双休日下午2点,被调查者从位于上海市郊的浦东国际机场出发,行驶在通往市区的一条快速路上,出行目的地是浦东陆家嘴商务圈。从当前位置至目的地有两条路径,分别称为主路径和替换路径。主路径主要由快速路构成,是不发生交通异常时的必选路径。替换路径由普通地面道路构成。假设分流点上游一块VMS发布前方路况信息,信息内容为主路径行程时间和延误原因、替换路径行程时间。被调查者根据VMS信息,选择路径。

SP问卷中,假设主路径因发生拥挤或事故出现延误,替换路径畅通。一共设计了表1所示8条VMS信息,这8条信息对应于问卷中关于路径选择的8个问题。问卷包含两部分内容:①驾驶员个体属性,如性别、年龄、驾龄、用车类型、使用快速路频率;②VMS信息影响下的路径选择。

调查日期为2007年4月,调查地点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停车场。调查人员随机采访了305个驾驶员,整理问卷后得到280份有效问卷。这样,一共有2240个(280×8)样本,用于数据分析和建模。

2.2 调查结果初步分析

驾驶员个体属性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1的最后一列给出了不同VMS信息影响下选择替换道路(改道)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在Message 2和Message 6的影响下,约70%的驾驶员表示会改道,这可能是因为改道可以节省10分钟行程时间,而且替换路径只含10个交叉口。然而,在Message 3和Message 8的影响下,只有20%多一点的驾驶员改道,这可能是因为改道只能节省5分钟行程时间,而替换路径所含交叉口却有20个。由此可见,行程时间节省量(主路径与替换路径行程时间之差)、替换路径所含信控交叉口数量和改道比例存在某种关系。后文的行为建模部分将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3 路径选择行为的离散选择分析

3.1 建模方法

由表1可以发现不同VMS信息下路径选择的大致规律,但是不同年龄、性别、用车类型的驾驶员在同一VMS信息影响下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有必要借助离散选择分析的手段,对可能影响路径选择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离散选择建模以随机效用理论为基础,假设作为行为主体的决策者总是从拥有多种选择方案的选择集中选择效用最大的选择项[17,18,20]。本研究中,驾驶员的路径选择是二元选择,因此本文采用二项probit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建立VMS信息影响下路径选择的概率模型。对于二元probit模型,效用函数中的随机项服从独立同分布(IID)的正态分布,决策者i选择路径时所基于的随机效用函数可表达为如下形式:

式中,xi由各种路径选择影响变量(如行程时间节省量、信控交叉口数量、驾驶员各项个体属性)组成,β0是待估计的常量,β是与影响变量相对应的系数组成的向量。εi是随机项,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分布。只要U*i>0,则决策者i将选择改道,即

yi是表示决策者i是否改道的哑变量(yi=1,改道; yi=0, 维持原路径)。将式(1)代入式(2),则有

进一步地,决策者i选择路径的概率函数可以公式化为如下形式:

在效用函数中,影响变量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影响变量对于U*i值的影响程度。然而,某些影响变量的重要程度对于不同驾驶员可能不同,例如,某些驾驶员更关心行程时间,因此行程时间节省量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相应地在他们的效用函数中行程时间节省量的系数比其他驾驶员的要大。离散选择模型中,要反映某影响变量重要性在人群中的不纯一性(heterogeneity),一般假设该影响变量的系数是服从一定分布规律的随机变量。本文假设行程时间节省量取随机系数,于是式(1)改写为:

式中,ti是行程时间节省量,γ是随机变量系数。

如果γ的概率密度函数记作f(γ),那么样本i相对于γ的条件概率函数类似于式(6),表达为如下形式:

而样本i的全概率函数可以通过在γ的分布域中对式(8)积分得到,即

由于行程时间节省量对所有驾驶员都具有正效益,因此γ应该为正数。对数正态分布能够保证γ非负。γ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时,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式中, u和σ为待估参数。由于方程(8)为非闭合形式(non-closed form),因此需要借助极大模拟似然估计(MSLE)对随机系数加以参数估计。MSLE的原理是产生一组服从某种分布形态的随机种子,记作γk(k=1,2,…,K),然后把式(8)用以下公式近似:

本文采用哈尔顿序列法(Halton sequence method)产生伪随机种子。K取500。

对于所有的样本(记样本总量为N),对数似然函数的形式如下:

二元probit模型的详细介绍参见相关文献[17,18,20]。本文采用Gauss软件[21]进行模拟似然函数及其一阶导数的程序代码编写和β0、β、u、σ的估计。

3.2 模型估计结果

SP调查中每位驾驶员回答8个问题,共有280个驾驶员, 因此共有2240个(280×8)样本用于模型估计。估计模型时所选的解释变量包括所有可能影响改道行为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驾龄、快速路使用频率、用车类型、行程时间节省量、信控交叉口数量、快速路延误原因。表3给出了假设行程时间节省量系数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路径选择概率模型(简称“对数正态系数模型”)的参估计结果。表3中所列变量的括号内是变量的助记符,例如,年龄以AGE表示。如表3所示,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年龄(AGE)、年龄平方(AGE-SQR)、驾龄(DRV-AGE)、表示很少使用快速路的哑变量(FRW-USE-SELDOM)、表示几乎每天使用快速路的哑变量(FRW-USE-DAILY)、表示单位公车驾驶员的哑变量(PUB-VEH)、替换道路信控交叉口数量(SIGNAL)、出行时间节省量(TIME-SAV),而快速路延误原因和性别两个变量因为所获系数不显著,没有进入模型。

作为比较,表3中还给出了假设行程时间节省量系数为常参数的模型(简称“常参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由表3可知,对数正态系数模型的L(β)(-661.08)大于常参数模型的L(β)(-662.29),对数正态系数模型的Adj.ρ2(c)略高于常参数模型(0.1351>0.1348),这说明对数正态系数模型的拟合精度更高。

如表3所示,不论是对数正态系数模型,还是常参数模型,各影响变量的系数都获得了符合逻辑的符号,以下加以讨论。

①年龄。

AGE系数为负,而AGE-SQR为正,说明年轻的和年长的驾驶员更可能受VMS影响而改道。计算可知,36～37岁的驾驶员改道的可能性最小。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年轻的驾驶员耐性较差,对延误更加敏感,而年长的驾驶员对延误引起的油耗增加更加不能容忍,因而在VMS告知延误后裹愿意改道。

②驾龄。

DRV-AGE系数为正,说明驾龄越长,改道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驾车经验越丰富的驾驶员可能更加熟悉替换道路,在事故等异常情况发生时更能从容应对,因而在接收VMS信息后改道可能性更大。

③快速路使用频率。

FRW-USE-DAILY系数为正,而FRW-USE-SELDOM系数为负。这符合逻辑判断,即:经常使用快速路者可能对快速路依赖性更大或者更不熟悉替换路径,因而更不愿意改道;很少使用快速路者可能对快速路依赖性更小或更熟悉替换道路,因而更可能受VMS信息影响而改道。

④公车驾驶员。

PUB-VEH系数为负,说明公车驾驶员更不愿意改道。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车辆出行费用可以由单位报销,因而对延误引起的油耗增加更不敏感,从而在接收VMS信息后,改道可能性更小。

⑤替换路径的信控交叉口数量。

SIGNAL系数为负,说明替换道路所含信控交叉口越多,改道可能性越小。这一现象符合直觉判断,即,替换道路所含交叉口越多,驾驶员行车过程中加减速、停车等更频繁,这不仅增加驾驶员的不适感,还造成油耗增加,这样驾驶员选择替换路径的概率将减小。

⑥行程时间节省量。

对于对数正态系数模型,行程时间节省量的系数γ的均值和方差的点估计分别为:

常参在数模型中, TIME-SAV的系数为正, 说明如果改道后能节省的行程时间越多,驾驶员受VMS信息影响而选择改道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论同样符合逻辑判断。

4 结语

VMS诱导信息影响下的驾驶员路径选择行为研究是当今国际热点。本文对VMS同时提供快速路和替换道路行程时间条件下的驾驶员路径选择行为进行了SP调查,采用离散选择分析方法对影响路径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多变量分析,建立了描述路径选择概率的二元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驾驶员的路径选择会受VMS诱导信息显著影响, VMS影响大小取决于VMS信息内容、 驾驶员个体属性(年龄、驾龄、用车类型以及快速路使用频率)、 以及替换路径属性(所含信控交叉口数目)。具体地讲, 就是:

(a)VMS信息内容的影响:信息所显示的行程时间节省量越大,改道可能性越大;

(b)驾驶员个体属性的影响:年轻和年长者较之中等年龄者,改道可能性裹大;驾龄越长,改道可能性越大;单位公车驾驶员较之其他用车类型驾驶员的改道可能性更小;使用快速路频率越低,改道可能性越大;

(c) 替换路径属性的影响:替换路径所含信控交叉口越多,改道可能性越小。

本文研究成果可为更好地设计、运行和评价VMS信息发布策略提供参考。

下一步的研究思路是:将路径选择模型集成到动态交通网络模型中,定量评估VMS信息对路网交通流运行的影响,为评估交通诱导系统的效益和优化VMS信息诱导策略提供依据。

路径选择行为 篇7

1.尽快出台法律保障公民住房权

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的住房保障法律,对于公民住房权的保障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和政策文件,比如对于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房屋受到法律保护,涉及《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规范建设规划见于《城乡规划法》;房屋征收补偿、房地产管理等见于《房地产管理法》;农村用地和农民住房问题见于《土地管理法》;房屋质量保障见于《建筑法》;房屋所有权等权益的保障见《物权法》等。地方上仅深圳、厦门等少数城市制定了地方条例,立法层组织和实践均需要提升。国家进行住房保障专门立法越来越得到政府和专家的重视,2010 年国家有关部门即表示住房保障法的起草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但目前仍未出台。住房保障法律应明确住房权的内涵、外延和特点,厘清住房权与人权、物权的调节范围和界限,将之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责确保公民享有基本住房的权利。立法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固化已有工作成果,破解执行障碍和难题,切实为推动住房保障工作提供依据和动力。法律制定后,还应随着保障群体需求的变化和形势需要,及时组织修订。

2.研究明确住房权的实施目标和思路

黎晓武(2010)认为住房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住房权是指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及其组成的家庭,以获得可以承受起的、适宜人类居住的由国家和政府保障其实现的,具有满足正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狭义的住房权不包括住房所有权,它仅指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社会成员住有所居,强调的是每个公民有权拥有一个像样的栖身之所,而不一定对住房拥有产权。也有专家认为住房权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基本人权,其二重性表现为积极住房权与消极住房权两个方面。积极住房权是指公民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要求政府为其提供符合人格尊严的住房受益权;消极住房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对抗公权力随意侵犯的权利。周礼文(2011)分析认为,在英语世界中,住房权特指(至少侧重于)积极意义上的住房权。那么,符合特定条件的公民就有权请求负有给付义务的行政机关提供保障性住房;当该机关没有适当履行给付义务时,该公民可以向有关机关提起申诉或者起诉,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强制救济。积极住房权示意图(见图1)。

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可能搞普惠制的住房保障模式,但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下,实行低收入家庭应保尽保,并根据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是可行的。因此,首要的是剔除高收入者的申请对象,因为住房保障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住房经济支付能力不足造成的。住房权不等于政府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一次住房保障的机会,高收入者可以从市场上购租住房,同样得到了住房权的实现。在此思路下,可以明确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三个层次的住房权实现途径。

高收入者的住房权,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高收入者可以通过购买等方式从市场上取得住房,政府的责任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为富人购、租住房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自由选择,这样也有利于激发社会创造力和个人努力。

中等收入者的住房权。中等及偏下收入者遇到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或者住房支付能力略显不足问题,应由各地根据实际,综合促进住房消费、拉动经济等考虑,或租或售,给予住房支持。

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严重的住房支付不足问题,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解决住房问题,建议适用积极住房权,符合条件家庭可以依法申请要求政府履行职责,做到“应保尽保”。在具体保障方式上,应不限于提供产权式保障房,纳入狭义住房权的范畴,主要解决的是家庭的居住问题。

3.允许因地制宜、分城施策的具体保障方式

王蕾(2010)将比例原则作为检验住房保障政策合法性的标准,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妥当性、必要性、均衡性。依此推论,住房权在操作上的证立必须满足:第一,某一实现住房权的政府措施必须是可达目的的手段,即政策应具有可行性;第二,在所有可实现住房权的政府措施中,目前的政府选择所造成的损失是最小的,不存在可以替代它的造成更小损害的措施;第三,该措施所达到的目的之价值大于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在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为实现住房权所采取的政府政策才是合理的。按此标准,显然并无理由强调哪种保障方式是必须而唯一的选择,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传统心理不同、财政支付能力不同、家庭心理预期不同,导致产生的保障轨迹也必然有所差异。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等出售型保障房,虽有其合理性,但未必适合所有城市。公共租赁住房等出租型保障房有消除牟利空间的优势,但政府投入大,长期持有管理成本高、市政公用及公共服务配套要求高,而且受置业的传统文化及社会心理影响,家庭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据报道,某地公共租赁住房空置率超过九成,被迫放宽准入标准,申请人只要拿到市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就允许在实际居住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等出售型保障房如果审核分配不严,及监管退出制度不健全,容易产生诸多弊病,但它也具有能调动家庭解决自身住房积极性,有利于政府投入滚动开发,后期管理相对比较成熟和方便的特点,而且家庭也更愿接受。上海、淮安等城市尝试推行共有产权保障房,发挥政府、开发单位、保障家庭的多方积极性,江西等地为利于统筹保障性住房房源,统一建设管理,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对象统一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公共租赁住房按照“先租后售、租售并举、自愿购买、有限产权、规范管理”的原则实行租售并举。总体来看,一线城市受土地人口环境约束影响较大,外来人口数量较大,公共租赁住房有较高的接受度;三四线城市受财政资金约束较大,当地居民自有住房率较高,对于出售型保障房更易接受。

因此,完全限定保障房的品种,并非解决现有住房保障问题的良方,从其他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经验来看,各国(地区)结合实际对于租、售两种保障方式有所侧重,但并未完全限定在某一种保障方式,以我国地区差异较大、人口保障压力较大的现实来看,更应该尊重各地实际,拓宽保障方式和渠道,以更好地和家庭需求相吻合。

4.住房保障法律的基本内容

金俭等(2012)认为住房权(住宅权)是每个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她归纳为居住权、安全与健康权(或称舒适权)、基础设施享有权、可负担与可实现权、住宅的公平权、住宅的私密权(隐私权)、住宅选择的偏好权、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自由处置权、司法救济权等十种权利。从而将住房权从保障房这一孤立的物质载体拓展到公民追求宜居生活的广泛居住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住房权的要义、保障原则和目标,规划计划的设计和制定;二是住房保障的范围和对象,包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优先规定、特殊保障规定,对夹心层和过渡性住房需求的支持性规定;三是对保障对象的申请审核和房源分配,包括审核机构和手段、保障房定价、分配方式;四是保障方式和品种,包括租、售、补贴、共有产权等;五是保障房建设筹集的规划、供地、资金来源、金融支持、税费优惠等;六是住房保障的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包括对违法行为的认定、惩处、执行。

5.明确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和区别

保障房是一类特殊的住房,但它仍属于住房的一种,在社会生活中仍应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应纳入现行法治轨道,然后再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其特殊性。比如现行经济适用房规范性文件规定,经济适用房是有限产权,从《物权法》的角度,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究竟如何界定有限产权的概念和范围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经济适用房未达到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条件时,购买家庭擅自签订转让合同,出现现行住房法律与保障房政策规定不相协调的现象。保障房实行共有产权后,如何界定政府产权的性质,如何调节政府产权人和个人产权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应归为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等一系列问题,均需要高位阶的专门法律予以澄清和界定。住房保障法律调节范围包括:一是规划阶段,根据金俭等提出的住房权十种权利,需要提高规划和设计保障房的选址、配套、设计,以高于商品房的标准加大公共服务配套和市政配套投入,协调与《城乡规划法》等关系;二是开发阶段,现有保障房品种均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条例层级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建立,适用商品房开发手续和程序时会有不协调问题,需要在立法时予以专门规定,协调与 《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关系,比如集体土地建保障房、保障房供地手续、建设审批绿色通道; 三是分配阶段,对于保障家庭申请资料的查询和核验,需要建立系统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查询平台和机制,打通和优化与银行、证券、金融等部门联动审核流程,协调与《婚姻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关系;四是管理阶段,涉及保障房的签约、社区管理、产权登记和管理、再上市等环节,需要协调与 《物权法》《继承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及社区文化建设法律、民事法律等关系,特别是实行共有产权保障房的,需要研究如何调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界定产权人之间以及产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还涉及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五是监管与查处阶段,协调与《行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关系,对于骗购等恶劣行为,研究如何定性、如何量罪、如何强制执行退出的问题,对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违背保障原则的合同如何认定和平衡,等等。

6.加强社会相关领域的配套保障

住房保障工作的作用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首先它对房地产市场有较大影响,有利于调整和完善住房供应价格和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并对城市区域发展和人口资源布局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通过保障房的科学规划、建设可以促进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和中心城区人口疏解。从宏观上来说,做好住房保障工作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同时,住房保障对象是城市困难家庭,解决他们的基本住房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与民共享,维护和谐发展。因此,对于住房权的保障,应注意协同相关领域共同促进:一是房地产领域,比如加强二手房买卖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构建梯度住房消费模式;二是信息建设领域,比如加强保障房社会公众平台建设,简化申请、审核、分配和管理手续;三是社会征信领域,比如加强信用管理对保障房准入和退出的促进作用;四是社会保障领域,比如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就业、教育等其他社会保障,提高综合保障服务水平;五是社会管理领域,比如加大对志愿者组织、法律援助组织等社会第三部门的支持力度,鼓励对保障对象开展多样化的扶助和帮助活动。根据国情、省情、市情的不同,各地可以加强和完善一系列的住房保障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促进住房保障工作上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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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路径选择 篇8

“城乡统筹”指“城”、“乡”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互动发展,以实行“城”、“乡”发展双赢为目的发展格局。城乡统筹就是要改变和摈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隔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而现阶段,以土地、资源、人口红利和二元制度差异赚取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城乡隔离和差距越来越严重,二元社会逐渐形成。近几年来,随着城乡二元化问题的不断显现,经济发展开始伴随着社会公平的思考,以成都、深圳、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为首的城乡统筹实践逐渐展开,城乡规划层面也纷纷回应,以试图达成城与乡的公平、互利和共享,其中,云南省曲靖市就是代表之一。

2 城乡统筹的理论研究

2.1“城市偏向”理论

基于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首先集中于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的现实分析,区域规划领域中出现了一种城乡空间对立的观点。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影响。城市作为一个增长极,城乡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由于增长极理论强调高效率,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引入了这一理论。但由于增长极的极化周期较长,往往所期望的“涓滴效应”被强化集中的“极化效应”所取代,从而保持甚至扩大了城乡差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城乡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非均衡分布,而是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它的空间组织表现为二元结构。最低层次的二元结构关系可理解为城乡关系。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城乡空间二元化日趋明显,政府的干预作用以及区际人口迁移等因素将影响创新的扩散和资源配置的格局,最终使得核心与外围的界限逐渐消失。这种理论的规范价值对城乡发展规划者和决策者具有吸引力。然而,该理论并不回避核心地区的受益是以牺牲外围作为代价的事实。

2.2 农村内部均衡发展理论

农村内部均衡发展理论是欧洲城乡结合的思想,强调农业的正外部效应,如有利于生态保护,保护国土,防止灾害,净化水源,农业景观的保留等。该理论鼓励通过补贴,引导农民将农业生产转向既保护环境又提供高附加值产品的经营项目,把农业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程度。

2.3 城乡共生理论

城市与乡村就如生态学上的种群,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力传导以及合作共生;城乡统筹的核心内容又在于城乡的协调发展,因此与共生理论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适用性。

共生理论由三大要素和一个媒介组成,分别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共生单元在良性的共生环境下,通过适宜的共生界面,实现一定共生密度上的互惠共生。

具体到城乡统筹,特定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城镇及乡村便是共生单元。为实现城乡之间互惠共生的均衡状态(即城乡良性发展,且发展成果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并从城乡要素、政策、居民权利等角度最大限度实现平等),则城乡之间需要消除目前不良的共生环境(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素质低且乡村剩余劳动力多,城市对乡村辐射力弱,农业基础不稳固等),通过市场、政策以及民间组织等媒介(市场发育健全的区域,城乡统筹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分工与合作可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仅充当信息披露和制度保障的载体,行业内部、区域之间的协调通常由民间的行业协会以及峰会、论坛等组织形式完成),基于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以及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行政协调能力以及要素流动水平,确定城乡合理共生规模,建立城乡多条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关联,充分发挥区域内要素禀赋及基础设施的作用。

3 曲靖市城乡统筹发展路径选择

3.1 曲靖城乡统筹现状概况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毗邻昆明市,与贵州、广西、四川相接,距贵阳约437公里,成都约895公里,重庆约810公里,是云南省的“东大门”,素有“滇黔锁钥”、“云南咽喉”之称。2011年常住总人口589.89万。

从城市群来看,曲靖位于我国西部两大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都、重庆)和黔中城市(遵义、安顺、都匀、六盘水、黔东南州和铜仁),但在滇中城市群(昆明、曲靖、玉溪、楚雄)之内(见图4)。曲靖市含一区一市七县,即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沾益县,本文研究范围为曲靖市市域和以麒麟区、马龙县、沾益县为主体的珠江源大城市区域(见图5)。

近年来,曲靖市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全省第二的位置,城市建设较完善,但始终面临三产萎缩、市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区农民收入差距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略大、中心市区带动力弱等问题。曲靖市正处于工业化前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阶段,其城乡关系发展处于城乡分离前期,属于较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并存,城乡差异明显并逐步扩大的阶段。这一阶段曲靖城乡发展现状问题及其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区域交通设施薄弱,同质化竞争显著,有碍曲靖市外向型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西南三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发现,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心具有东移的趋势,即依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辐射发展。然而,曲靖市与大部分周边城市缺乏高等级道路的联系,且与东部城市在矿产开发等方面存在同质化竞争发展的问题,不利于区域产业合作发展,阻碍曲靖市打开对越南、广西、广州、重庆等地的贸易发展。

(2)昆明大城市集聚发展,“同城效应”尚不显著。曲靖市毗邻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在其2小时经济圈内。然而,昆明市现状仍处于集聚发展阶段,人口疏散压力较小,产业扩散能力较弱,对曲靖市辐射带动力不足,不利于促进曲靖市的快速壮大。另一方面,虽然曲靖与昆明两市之间目前已有曲胜高速和城际铁路等快速交通联系,但交通联系仍较弱,特别是物流运输方面,尚未形成良好的“同城效应”。

(3)经济效益较低,产业配套支持不足,偏重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工业反哺乡村。尽管曲靖市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昆明差距较大。通过分析其人均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发现,曲靖现有产业效益偏低,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发展配套支持不足,特别是商业贸易及物流运输方面。同时,曲靖总体偏重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区域城乡产业一体发展有一定影响。比如城市工业与农业的直接关联度小,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4)城市发展基础薄弱,不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曲靖市市域内部的城乡发展不均衡表现为:城乡经济空间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享用政策等方面差距逐渐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虽略有缩小,但仍大于国家平均水平。然而,曲靖市经济基础总体薄弱,城镇化水平偏低;中心城区缺乏高等级的服务设施以及产业服务设施,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全功能城市,集聚度不高,带动能力不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缩小差距困难较大。

(5)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给予城市空间拓展的挑战。目前,尽管曲靖市城乡整体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中心城区环境质量也有所改善,但就区域层面来看,川滇黔接壤地区存在耕地锐减、自然环境恶化、人为环境异常等问题,给曲靖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特别是曲靖市城乡空间拓展受限,珠江源大城市空间整合趋势将日趋凸显。

(6)管制结构与功能结构不相适应。我国特有的“只分等级、不分工”的垂直管治模式,导致各级主体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冲动。而曲靖市现有的城镇体系规划基本因循“管治结构”,未能表达或整合空间发展内在的“功能结构”要求。

所谓管治结构的城镇体系、居民点体系,指城镇体系、居民点体系的等级和职能划分是基于管治需要,我国一般的等级结构城镇体系都属于这一类。所谓功能结构的居民点体系,指居民点体系的等级和职能分工是基于相互之间政治以外的生产、生活功能关系。

理想的居民点体系结构,是两种结构的完美结合。否则,与功能结构不一致的管治结构体系,将导致居民点生产、生活功能与资源配置等的不协调,这也是规划理论研究中的“体制关切”的实质——体制与功能的不适应将导致功能得不到保驾护航。

显然,曲靖居民点体系管治结构与功能结构是不一致的,因此由一个冲突的管治结构主导的居民点体系就不能很好的组织发展。特别是曲靖市现状麒麟区与沾益县城同城化发展日趋显著,麒麟区、马龙县及昆明市区之间的互动也逐步加强,未来中心城区多数居民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活动都将不仅局限于现有行政区划之内。

实际上,高水平的都市区居民点体系几乎都是按照这样的功能结构来组织的,换言之,是顺应了特大城市与其腹地的必然功能关系。曲靖市居民点体系管治结构与功能结构存在不一致,需顺应特大城市与其腹地的必然功能关系,按功能结构来组织高水平的都市区居民点体系。当然,如果只是表达了理想的功能结构,却不能从管治结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保证规划的良好实施也是空谈。因此在此过程中,应该通过管理结构的调整及存在功能联系的管理单元之间的协作,减少层级,扁平化组织,提高城乡居民点的组织效率,顺应特大城市郊区的发展需求。

3.2 曲靖城乡统筹发展路径

2011年,曲靖市城镇化率已达37.6%,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的发展速度必将显著提高。目前,曲靖市刚迈入快速城市化轨道,其中心城区仍处于极速化发展阶段,各类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二元化日趋显著;产生的“涓滴效应”辐射力度不强,辐射范围有限。因此引入“农村内部均衡”理论,旨在引导农民将农业生产转向既保护环境又提供高附加值产品的经营项目,把农业的负效应减小到最低程度。“城市偏向”理论和“农村内部均衡”理论的结合,促使城市不断集聚的同时,乡镇也依据自身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发展壮大,城乡共同提升,共赢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基于对曲靖市城乡发展特征的判断,未来曲靖宜采用“城市偏向”发展理论作为城乡统筹的理论依据,即把中心城区和重点城镇作为“增长极”,带动乡村发展。但为尽可能减弱“极化效应”的不利影响,避免“涓滴效应”的延迟出现,应增加乡村内部均衡发展理论作为参考,即通过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和重点地区高附加值旅游业,作为城乡空间极化发展的补充。为实现曲靖市城乡统筹,依据“农村内部均衡”理论,必须以确定合理的城乡产业链和城乡发展规模为前提,以政府为主导,综合民间组织等之力,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城乡发展规模,同时,推进农业规划化、现代化及高附加值化发展。

曲靖的现实也指向了这种发展趋势,生态环境的严格要求、地形环境的制约、现状相对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城乡所具备的不同潜力基础注定了曲靖市未来城乡发展的路径。首先,曲靖市受特定区位、特殊地形和特殊要求的限制,其工业化及城市化几乎不可能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和苏南地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完全“自下而上”的“乡村主动城市化—城乡综合治理—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其次,曲靖市中心城区经济不足以对乡村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因此不可能走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大城区带动郊区发展的“自上而下”的“乡村被动城市化—城市反哺乡村—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再次,曲靖市乡村基础不足以自主实现农产品的转化,或精深加工,或保鲜,实现产业化经营,因此不可能走苏南依靠农民自己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依靠农村自身能动发展为区域发展动力的“乡镇企业为动力”的发展模式;最后,曲靖市部分乡村在“一乡一园”项目的带动下,特色农业已初具基础,在此之上可集约各村特色资源,打造“一村一品”,调整产业结构,挖掘内部潜力,推广新模式、新技术,推进农业专业化与特色化。

因此,要整体提升曲靖市区域发展水平,要打造带动乡村发展的城镇“强核”,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发展,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曲靖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路径应为:

基于城乡要素高效流动的考虑,城乡层级结构应简化、缩减,构建“核心城区—重点城镇—乡村地区”层次组织框架,形成上层次带动下层次、层次内互补相促的发展关系;其中,核心城区包括中心城区(主中心)和重点县城(次中心),重点城镇包括其他县城和重点镇,乡村地区包括一般集镇、中心村和基层村。

同时,以城镇工业化(城市化)、三产化作为“自上而下”的拉力,以“一社一村”、农村特色化(专业化)作为“自下而上”的推力,以集镇和中心村的产业非农化(集聚化)以及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作为城乡间的联系纽带,城乡同步同质发展提升。

因此,曲靖市域城乡统筹发展的两个着力点在于:

一是在核心城区,借助麒沾马地区的空间对接、产业协作、设施共享,通过城镇工业化、三产化和新型城市化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中心城区,做大做优中心城区,以逐步形成辐射宣威、罗平,带动市域乡村的增长极。同时,培育宣威市区和罗平县城两个次级增长极,分别带动市域北部和南部乡村发展。

二是在乡村地区(包括一般集镇和乡村),依据特色优势,整合自身资源,打造“一村一品”;通过农副产品加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向集镇、中心村集聚,带动乡村地区发展;以村企合作为主要动力,发展绿色农业、旅游业等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并以此为契机建设新农村,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3.3 城乡统筹发展的落脚点

对曲靖市而言,“城”的发展虽已有一定基础,但仍不够强,辐射带动力不足;而“乡”尚处于分散居住、低效生产,低质服务的阶段。未来曲靖市城乡统筹的落脚点将在于“城”的集聚发展,以及“乡”的生活——生产服务载体的建设。因此,未来曲靖市要实现沾益、马龙和麒麟三区合并式发展,做大“强核”,成为珠江源大城市。

在实施时序上,立足曲靖市城乡发展现状以及市域空间南北长、东西短的特征,曲靖市城乡统筹近期的实施重点在于加强麒麟与沾益的互动合作,实现空间的高效对接,引导马龙向东发展;中期整合麒沾马地区资源,做强做大中心城区,辐射周边乡村,带动宣威、罗平发展;远期强化宣威、罗平南北两级发展,整体带动市域乡村地区发展。

4 结语

曲靖市城乡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低水平下的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发展“拉力”不足、“推力”不够。曲靖的现实问题是生态环境的严格要求、地形环境的制约、现状相对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等,指向了其促使城市不断集聚的同时,乡镇也依据自身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发展壮大,城乡共同提升,共赢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的发展趋势。曲靖市在未来发展中,通过构建“核心城区—重点城镇—乡村地区”层次组织框架,实现“强核”带乡村的城乡发展模式。一方面,要做强极核,实现麒沾马三市捆绑式发展;另一方面,要做大城乡经济“蛋糕”,以提高城乡整体经济水平;做好城乡“二次分配”,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以“十化”(产业生态化、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产业基地化、基本服务均等化、新型城市化、城市田园化、乡村发展创新化、生态环境优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作为策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摘要：城乡统筹是我国以“城市剥削乡村”的发展模式取得的快速发展中,为实现社会公平和资源统筹、共享而采取的重要手段。近几年来,各地区纷纷开展城乡统筹规划,云南省曲靖市就是其中之一。曲靖市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城”的发展虽已有一定基础,但辐射带动力不足;而“乡”尚处于居住分散、生产低效的发展阶段。曲靖市城乡统筹的关键在于“城”的集聚发展,沾益、马龙和麒麟三区合并式发展,做大“强核”,成为珠江源大城市,以城镇工业化(城市化)、三产化作为“自上而下”的拉力;以“乡”的生活—生产服务载体的建设以及“一社一村”、农村特色化(专业化)作为“自下而上”的推力;以集镇和中心村的产业非农化(集聚化)以及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作为城乡间的联系纽带,城乡同步同质发展提升。本文以云南省曲靖市为例,探讨其在城乡统筹实践过程中的现状问题并提出曲靖市未来发展路径。

关键词：城乡统筹,理论,路径,曲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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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祖晨阳,郭环洲."城乡融合"理论视阈下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J].学术交流,2012(6).

[9]刘荣增.城乡统筹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10]李彦军,叶裕民,倪稞.城市群内城乡统筹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5).

[11]路明.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255-274.

路径选择行为 篇9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 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 为此, 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 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 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

估计境外人民币流通总额的方法有两种:直接估计法和间接估计法。前者是将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根据贸易、消费、投资、非法流出等出境方式分别估计并加总得到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总额。后者是用回归估计法估计出各年份人民币需求总额, 将其与各年份人民币供给总额的差额近似为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总额。

人民币出境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有关贸易处境;二是关于旅游消费的处境;三是关于投资的处境;四是关于货币互换途径的处境;五是关于非法途径的处境。同样的, 人民币入境的方式主要的也有五种:一是有关贸易的入境;二是关于入境旅游、探亲消费的入境;三是关于投资的入境;四是关于银行信用渠道的入境;五是关于走私入境。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主要可分为三个: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目前人民币在周边的国家得到广泛的使用, 而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地区则是在中国香港, 而澳门地区现今也得到大量的使用。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是正处于周边化向区域化发展的阶段, 而下一步的目标则是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流通与使用。从长远计划看, 人民币国际的实现还需要从亚洲区域的主导货币进行更加深远的拓展。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模式

货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强经济——强制度”组合模式;另一种则是“弱经济——强制度”组合模式。但从目前的经济整体上看, 中国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 人民币要想实现国际化的条件还是很不成熟。但要是等到如美国、德国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去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要根据本国货币的实际发展情形, 以不同的创新思维和方式去促使人民币国际化。当今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途径应该选择走“弱经济——强制度”组合模式, 该模式适合中国当前的形势, 可以积极发挥其作用, 共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看,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相关的领域还是存在局限, 这决定了人民币在近期内只能是区域间的国际化, 暂时无法过渡到全球化。但人民币的发展路径则可以选择模仿日元或者欧元的模式, 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个阶段:首先是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第二阶段是要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 人民币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国际化。而要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积极的参与到地区经济的合作和货币的合作;二是要构建“次级货币圈”——“华元”。而所谓的“华人经济圈”按照一些学者的定义, 有几种组合:一是“大中国经济圈”;二是“亚太华人经济圈”;三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经济组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华元”实质上是一种更强势的人民币, 借助“华元”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可选择的一条路径。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晰的认识到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绝非朝夕之间的事, 不仅要求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关系要更加紧密, 更要求中国能够以大国的风度在经济上维护区域活力、在政治上维护区域稳定。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中国硬实力不断提高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四、总结

大都市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篇10

尽管大都市区的发展规划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但其实际的运作情况却各不相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大都市区发展平均能够提升13%的地方税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类似地区却承受着混乱无序的城市病。近期卡尔·加涅（Carl Gaigné）、史蒂芬·里乌（Stéphane Riou）和雅克·蒂斯（Jacques-Fran?ois Thisse）在《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6年2月刊上，以《如何才能使大城市区有效运行？》（How to Make the Metropolitan Area Work？）为题发表文章，对此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三位学者认为虽然以往的研究正确指出大都市区的制度结构对其地方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传统的研究方法将制度形式视为公共服务的聚集效应和固定的单位成本之间的权衡结果。这种静态的方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在当代大都市区内部，其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并非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人们的工作地和居住地或许不属于同一辖区，如很多中产阶级会选择在中央商务区工作，而在郊区生活。

这种现象给城市规划者和研究者带来一定的难题。在理想条件下，大都市区内部有着同样的经济边界和行政边界，单纯通过决定内部区域的功能分配，规划者就能设计出使得整个大都市区繁荣最大化的方案。现实情况却是行政边界早已确定，而人们工作、生活、通勤于不同辖区之间，聚集经济效应在区域内的分布不平衡，各个区域之间由此展开了税收竞争。一般来说，因为人们工作而非居住在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会比郊区征收更高的营业税。然而一旦中心城区的聚集经济超过一定的规模，各个郊区也开始设立相应的税收。这种税收竞争对工作职位去中心化的追逐，降低了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均GDP水平。更为复杂的是，中心城区还承担了两地通勤的公共服务，这部分成本又被摊派到原本工资就不高的中心城区居民中。

三位学者在文章中采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模型来模拟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都市区的治理要求我们对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保持更加复杂的立场：一方面，他们推导出的最佳和次佳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到公共服务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多功能的治理体系必须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小问题可以由地方辖区管理，而大问题则归由大都市区的政府治理。如跨区域的劳动和交通问题就无法由中心或者郊区的单个地方政府给出完美的答卷。这种重新定位是一种再平衡的战略选择——中央商务区的聚集效应和职位分散带来的城市病缓解都得到了适当兼顾。同时该方案体现了最近兴起的“新区域主义”理论的精神，既非大政府亦非自由放任，只有多中心的政治系统和内部的通力协作才能解决大都市区的复杂问题。 （文/金韬）

甘肃产业创新路径选择 篇11

创新是发展的推动器,惟有加快自主创新才能谋求全面发展。创新型国家是指以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作为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以下4个特征:创新投入高,国家的R&D投入即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

人们往往用相关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指标从一个侧面来衡量国家的创新程度。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R&D投入即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建国以来,甘肃省围绕资源开发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资源型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不仅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甘肃省的工业化奠定了比较雄厚的基础。但这种资源型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增长粗放,也日益显现出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等一系列突出矛盾,成为甘肃省经济缺乏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低的主要症结所在。

2010年5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能源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等产业基地,着力发展循环经济,突出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和物流业,构建具有甘肃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从意见中我们不难看出,甘肃特色现代产业紧紧依托科技成长与发展,增加科技经费投入是提高科技进步水平、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综合实力、实施这一重大科技战略的重要保障和可靠来源。

甘肃省的创新能力还是较弱,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甘肃省R&D经费支出32.5亿元,虽然比上年增长了27.0%,但是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却为0.98%,比上年降低了0.10%。甘肃省的财政科技投入远远不足。2008年,甘肃省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为1.02%,但是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都到了2.8%,日本超过了3.0%,我们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建设创新型甘肃势在必行,创新型甘肃建设如何推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和决策问题。

2甘肃省产业创新能力现状

2.1第一产业创新实力有较大增强

在“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力度支撑了甘肃农业发展,各种政策倾斜力量的注入使得甘肃第一产业增加值高速增长,根据甘肃农业发展的实际优势和现有水平,适当地在甘肃优势农业特色农业领域增强R&D和推广,取得了较好的实效。甘肃省把粮食、药材、果品、畜产品、马铃薯作为主导产业,积极推进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推进马铃薯、草食蓄、葡萄酒、果蔬制种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发展。

2.2第二产业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

甘肃煤炭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太阳能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石化产业优势明显,有色冶金特色突出,装备制造业等实力较强,这些产业支撑着甘肃工业的发展,近年来,结合着甘肃工业传统优势和资源优势,甘肃着力打造“两翼”发展,形成陇东煤化工基地和酒泉风电基地,加之甘肃传统装备制造业和金川公司有色冶金的传统优势,甘肃工业生产增速明显。

2.3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比重低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其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

2.4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区域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甘肃产业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速度缓慢,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情况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和区域发展的要求,加快甘肃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区域主导产业集群,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是甘肃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3甘肃省产业创新路径选择

1)针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加大R&D投入,引导资源型产业不对资源过分依赖,延长产业链条,实现转型发展,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甘肃省已经形成了长久的资源依赖型产业,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也非常严重,让资源型产业不再依赖资源,核心难题就是增加产业创新实力,把资源依赖转变为技术依赖,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紧抓新时期政府产业发展战略,加大战略性R&D投入,营造产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在重点发展的几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加大R&D创新,把产业创新的焦点凝聚在此,营造未来产业创新的基地和环境,对未来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力量的积淀。

2)针对需求引导产业创新,紧抓市场脉搏,依据市场需求给市场和创新者充分的空间接触,促使有效的创新带动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个产业必定为社会提供一种或一类产品或服务。正是由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符合人们的消费习惯,符合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些产业才能成长壮大,任何新产业的诞生或旧产业的改造都是需求的产物。

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为市场所用,如果创新出来的成果技术已经跟不上市场需求,那这种无用的创新就是对R&D资源的极大浪费,产业创新不能离开市场和需求闭门造车,创新就要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即时的发展潜力和推广需求,所以产业创新一定要是有生命力的创新。

3)运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创新步伐。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发动机,产品的生命周期存在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创新、扩散和更迭都会反映在产业的发展变化之中。技术创新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或产业结构,或者能替代原有技术时,则对产业创新有较大的影响,会诱发产业创新。

甘肃要想从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转变成对资源依赖的程度低的产业结构,就需要技术创新求发展。技术革命会带动相应的产业革命,新的技术体系的出现都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淘汰落后产业,引起产业结构变化。

4)高端技术农业促进甘肃农业发展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如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现代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农业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如技术经济性能优良的拖拉机、耕耘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农用飞机以及林、牧、渔业中的各种机器,成为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使投入农业的能源显著增加,电子、原子能、激光、遥感技术以及人造卫星等也开始运用于农业。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如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企业分工日益发达,“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生产被高度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所代替,农业生产过程同加工、销售以及生产资料的制造和供应紧密结合,产生了农工商一体化。经济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企业管理和宏观管理中运用越来越广,管理方法显著改进。

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应用,首先在于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通过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示范试验推广先进的农业种养殖技术,推广新品种繁育。“大通牦牛新品种改良与扩繁技术研究”项目,在甘南州建立了2个优质牦牛养殖示范基地,三年共示范推广大通牦牛种牛700多头,改良牦牛5.5万头,为藏区牧民带来经济效益1800余万元。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技术取得新进展,2009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面积达到50.5万h㎡,增产粮食95.9万t。

甘肃是马铃薯种植大省,作为中国薯都的发展进程中,甘肃的马铃薯产业就是通过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加大良种推广步伐,种薯扩繁运行机制不断创新,从培苗、原种、原种一级种、二级种的逐级扩繁体系进一步完善。2011年,建立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2.09万hm2,一级种基地23万hm2,二级种基地101万hm2,脱毒种薯得到普遍应用,选育优质马铃薯新品种5个,引进适宜优质良种12个,良种化程度达到95%以上。

5)新兴工业化道路是甘肃工业发展的趋势。现代资源型产业是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要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已科学技术为先导,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高科技经济。区域发展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区域特色优势经济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自身比较优势的升级。

6)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发展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单一的产业难以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和发展要素,产业集群超越了一般产业范围,产业必然是综合的,相关的,交叉的,相互影响作用的,集中了多种分工,多种区域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形成特定地理范围内多个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构成这一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一是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能形成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战略在各产业间扩散,激发产业发展进步,在产业集群内部相关系的内容相互作用的时候,把新的观念和机会、新的智慧和创新随时注入发展过程的每个环节。二是产业集群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克服生长过程中产生的不良行为,避开危机和风险,增强竞争力。三是产业集群能无限放大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增强动力。四是产业集群竞争力集中,竞争优势明显,这是产业集群最强大的实力所在。

产业集群优势明显,不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改进了产业比较优势,创造信息,完善专业化制度,改善创新条件,提升创新能力,加速生产率形成。产业集群实际上已经成为区域产业成长的重要动力,形成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巨大合力,促进着区域产业和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创新中的巨大作用在未来产业发展中不容忽视。随着传统产业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新技术产业逐渐的强势占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主阵地。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从事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服务等活动的企业及部门组成,以高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高附加值的产出、活跃的市场开拓意识和较强的出口竞争能力、稳定的高劳动生产率和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主要特点的产业。

甘肃省产业布局不合理,传统产业往往伴随着落后产能,要改变甘肃省现有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创新现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甘肃拥有大批的基础研究成果,在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技术、农业高新技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等支柱产业上发挥着科技力量,在航天航空材料、风光电装备制造、航天育种新技术等方面又一大批的科研成果,拥有一大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以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研力量拥有着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论文、专利的拥有量也在全国排在前列,这些科技实力为甘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甘肃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投资巨大,这些传统产业也一直支撑着甘肃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带来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出了要求。但是甘肃长期以来建立的这些资源依赖和开发、初级产品加工、基础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产业,拥有着生产重大装备和基础设施的优势和资本,这些优势和资本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

8)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甘肃产业发展的重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省科技、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着力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发展陇东国家大型能源基地、兰州国家战略性石化基地、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新医药和生物产业基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加工基地,特色文化旅游基地等十大战略工程建设,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驱动的产物,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加快推动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依赖创新不断驱动产业的发展,创造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市场需求所主导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特定的需求在萌芽过程中,形成、壮大,造成对新的供给力量的拉动,生产新产品的产业就会出现并发展壮大,这样,新兴产业就会逐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