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路径选择

隐性采访的路径选择（共7篇）

隐性采访的路径选择 篇1

一、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被突出强调,这既是对国民教育现状的自觉回应,也为大学“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并指明了方向: 大学生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考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元、多样、多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并存交织。当代大学生成长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之中,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明显。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对此,如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对大学生成长带来负面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的客观要求; 是回应西方对我国大学生意识渗透的紧迫需要; 是抵御多元思潮对大学生负面影响的现实需要; 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继有人的历史诉求。

高校作为思想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任。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路径选择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需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路径———构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通过显性教育,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 通过隐性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

( 一) 显性教育: 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

显性教育,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组织实施的,直接对教育对象进行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工作方式的总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和主渠道。这种教育形式目标明确,直接正面,具有权威性高和时效性强的优势。由于显性教育强调灌输原则,传统的显性教育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往往注重灌输,而忽视学生的心理感受,造成学生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排斥感,致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少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必须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显性教育的优势,发挥其在课堂教学中的主渠道作用,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

1.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全过程

要充分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部分大学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重智轻德现象,片面强调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方面的教育教学,而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伦理素质等的教育则重视不够。要充分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性教育的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全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根红线,充分发挥显性教育的正面导向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学生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 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课程的显性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还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专业课教师的参与。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专业课教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显性教育的功能。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可以通过课堂、报告会、研讨会、论坛、讲座和网页等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针对其他专业课程,通过增强教师的教书育人意识,为人师表,自觉运用教材的育人知识点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达到科学性与思想性有机统一,教书与育人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显性功能。

3. 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解决的是举什么旗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解决的是走什么道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解决的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的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解决的是人们行为规范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答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缜密的科学体系。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即从宏观层面的价值“体系”建构走向更为具体层面的价值“观”凝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结和提炼,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引导学生自觉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弘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为此,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采取的措施如下:

( 1) 努力改进课堂教学,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课堂教学要正确理解和灵活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灌输原则,注重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理论和探索真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打破传统课堂里“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抄你写,我给你收”的被动式教学的沉闷局面,使课堂由“单边活动”变成师生互动、充满活力的“双边活动”。

( 2)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研究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需求、道德标准等新变化,尤其要针对部分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和价值观上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的现象,要发挥显性教育的优势,促使大学生坚持一元化价值导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从外延到内涵都应当进一步拓展,改革教学方式,把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直观化、形象化,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在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涵的前提下,针对大学生思想及生活实际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热心地为大学生解疑释惑。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滋生的各种金钱至上、公德丧失、唯利唯己等不良思想和价值观,就需要查找原因,抓住根本,对症下药,引导纠正。学生通过学、问、思、辨而知理明理,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学生确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看待当前的社会现象,从而认知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二) 隐性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

隐性教育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以潜在的、较为隐蔽甚至是无意识的形式,或者通过受教育者生活的特定环境,使受教育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让受教育者学习知识、接受某种思想、提升素质的教育过程和教育形式。

隐性教育是伴随显性教育所出现的具有非预期的功能,往往会造成教育效果的不可预知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无意识性、渗透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隐性教育强调其隐性特征,即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教育之目的。隐性教育作为一种更加隐蔽的教育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贴近人性的教育模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当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比如: 教学效果差的情况比较普遍,认真听讲的不多; 一些学生对理论课不感兴趣,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还需发挥隐性教育的功能,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生由被动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成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教育无小事,树立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观点。

1.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师德师风,必须“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优良、道德高尚、业务精湛、博学多才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着力培养一批个人能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好、积极进取的青年科研和教学骨干,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教师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体,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隐性教育功能,重点要加强辅导员、思政课、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影响作用,做到言传身教。

2. 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环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的精神追求、价值选择、审美情趣。应加强校史文化教育、大学精神教育和网络文化建设;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和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展活动,如开展书画、合唱、歌手、舞蹈、专业技术等比赛、讲座、展示等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 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团活动,通过开展团日活动、团组织生活、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党团活动进宿舍等工作,引领青年学生思想; 借助网络媒体,实现隐性教育,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3. 加强实践性教学

加强实践性教学,在实践中“隐性”育人。树立以大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使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与内心需要得到很好的尊重。在课内可采取专题学术讲座、学习座谈、辩论分析、情景模拟、播放各种实践资料等形式,调动学生广泛参与,引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内心得到提炼和升华。课外可结合党团活动、节日纪念、演讲比赛、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社会调查、社会考察、慈善活动、社区服务、学科竞赛、三下乡等活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革命遗迹遗址、红色主题陈列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可以组织学生深入到农村、工厂做社会调查,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教育。以环保、植树、无偿献血等方式开展校内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弘扬学生奉献精神。通过创业模拟会、创业讲坛、就业创业活动等,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使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创新意识,在实践中引导学生接受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实践性教学,使学生亲自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深刻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通过内心体验来提高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效,从而内化为自己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各具特色,功能互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显性与隐性的区分是相对的,一旦隐性的潜在功能被有意识地开发、利用,就转变成显性教育功能。所以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使它们互为补充,扬长避短,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积极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法,通过探索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新途径,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性教育,隐性教育

隐性采访的规范 篇2

(一) 使用暗访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记者没有特权, 记者也不能违法, 即便动机是为了曝光和查处违法行为, 其暗访手段和过程也不能违法。

有的记者在暗访过程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违法行为, 比如, 记者暗访妓院, 可以扮作嫖客, 进入妓院去观察、谈价钱等, 但不能嫖娼, 实施了嫖娼行为就是违法;记者和捕杀野生动物的山民一起, 暗访他们捕杀野生动物的情况, 记者可以一起观察、了解, 但记者不能参与捕杀;记者暗访盗墓团伙, 记者可以扮作买家和他们周旋, 甚至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到盗墓现场, 但记者决不能参与盗墓, 包括给盗墓者出主意, 哪怕是为了获得盗墓者的犯罪证据、为了打击盗墓者, 记者也不能参与盗墓, 否则记者就成了盗墓贼了。

2001年, 记者接到举报, 重庆市主城区一男子背着妻子和另一女人鬼混, 举报人提供, 当天晚上, 该男子要和另一女子在自己家里过夜, 记者随即和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当晚敲开该男子的门, 把两个正在床上的男女抓个正着, 并于次日见报。后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被举报方的住宅属私人空间, 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进入, 同时, 该男子和另一个女人过夜也属个人感情, 两者都属个人隐私, 媒体擅自进入其住宅调查并曝光, 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当然, 如果举报人就是该男子的妻子, 记者和警察是受她的邀请而进入的, 记者的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此外, 记者在暗访中还不能侵犯暗访对象的商业秘密, 不能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二) 暗访尽可能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

有的暗访手段的过程, 不违法也不侵权, 但违背了伦理道德, 一样为新闻从业人员所不取。

一位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被暗访公司的负责人, 为了从对方口中套出自己需要的材料, 记者向对方许诺, 你把情况都说出来, 我就不曝你的光, 对方信以为真, 把该公司的情况全说了, 没想次日报纸把全部内容都给登出来了, 这位记者的做法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不道德的;又比如, 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暗访对象时, 告诉对方, 是你的竞争对手“某某某”举报了你,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有的题材, 虽然也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但如果从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 不能对大多数人或当事人 (批评对象除外) 产生好的后果, 最好别去调查报道;记者不能只为了自己做报道, 不顾报道对象的感受和死活。一位记者报道重庆万州一家公司里一位工人的不平遭遇, 报道出来后, 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该公司更以各种借口“整”这个工人, 这样的报道反而给当事人惹祸, 所以记者在采访调查前要权衡一下, 否则就要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暗访记者要遵守的道德规范诸如:客观公正、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不帮一方整一方;采访中不挑拨离间, 不揭人隐私;不能为了获取一方的材料而攻击另一方;报道中不添枝加叶, 不炒作, 不渲染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细节, 如淫秽的场面、做假货的方法等。

暗访就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材料, 记者隐匿真实身份, 假冒另外的社会角色是一种欺骗, 记者佯称购买什么产品也是一种欺骗, 记者明明是这样的采访意图, 却谎称是那样的采访意图, 还是一种欺骗。不少国家的新闻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使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获取信息。那么, 就暗访这种“欺骗”的调查方式本身, 是否有违诚实原则, 是否违背道德规范?通常的观点认为, 记者的这种“欺骗”是为了获取真实的材料, 撒谎是为了更好地说真话, 其动机是为了揭露丑恶、伸张正义, 是为了公众利益, 而不是为一己之私, 所以, 这种“小欺骗”没有违背社会道德的, 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在此问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 暗访记者应有的底线意识:

第一, 法律底线。任何暗访行动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界限, 揭露犯罪不等于可以“参与”犯罪, 你“参与”了, 你也就犯了罪。大多数罪名的犯罪构成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很多记者的暗访做得很好, 他们只是在暗处观察, 并没有推动事情的发展, 照样揭露了阴暗面, 掌握了证据。

第二, 职业底线。要尊重客观发生的事实, 而非人为事实, 即看事情是自然出现的还是你导演的。比如说, 提供需求、参与对方的行为, 人家已经不贩毒了, 你还出高价利诱, 这就是人为导演的。

第三, 新闻工作者手段与目的要统一。你揭露了阴暗面, 如果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 会给受众巨大的暗示, 即用这种手段获取信息是可以的, 记者是有特权的等。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媒体自身的自律都是不利的。

二、暗访的程序

使用暗访手段, 需经过组织程序批准。每一次暗访前, 需将暗访的选题和记者的去向, 报社领导通过和批准, 方能实施。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

使用暗访手段, 不宜参与和介入太深, 否则有时就难以说清, 不能自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某报社的一个名记者的妻子是贩毒团伙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这名记者得知后, 很震惊, 并劝妻子向警方自首。他的妻子表示同意, 并要求该记者先去这个团伙卧底, 待获取了该贩毒团伙的所有真相后再去自首和举报。这名记者不知是计, 在报社不知晓的情况下, 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入这个贩毒团伙内部, 并和该团伙成员一起参与其贩毒, 且时间长达数月。当他向妻子提出去警方报案时, 妻子告诉他, 现在你已参与了贩毒活动, 你的贩毒金额足以判死罪了, 你已经是贩毒团伙成员, 有谁能证明你是去卧底, 而不是贩毒呢?有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呢?你就安心跟着我们干吧。这时, 这名记者才如梦初醒, 原来妻子是想借此把他拉下水。如今, 悔之晚矣。他经过思考再三, 到了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和举报, 结果夫妻双双获刑。

以下是笔者根据国内学者关于隐性采访的论述和自己的暗访实践, 初拟的一个记者暗访调查的程序:

(一) 记者使用暗访这种手段, 应通过主管领导许可, 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记者在获得某一个暗访题材后, 应先向主管领导汇报、获得其批准后方能进行;记者领取和使用暗访设备, 应通过主管领导批准。

(二)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 应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及联络方式, 告知主管领导, 如有意外, 主管领导可及时获知, 以保证暗访记者的安全。

(三) 记者在采访中, 在方便的情况下, 应把自己的调查进展告诉主管领导, 在调查结束 (不管是否有调查结果) 回来前, 应向主管领导汇报, 待获得批准后, 方可回来, 如主管领导认为有再度采访或深入采访之必要, 记者应按其要求再度采访。

(四) 记者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 最好是只向一名主管领导汇报, 即单线联系, 以保证暗访调查的秘密性, 以保证其顺利进行。

(五)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三方见面的原则, 即暗访对象、被批评方和执法部门三方见面后, 做到调查深入扎实, 事实客观真实。

三、暗访调查的记者规范

(一)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 既不能帮着投诉方“整”被批评方, 也不能袒护被批评方。

(二) 记者在采访前后, 既不能接受投诉方的吃请和勾兑, 也不能接受被批评方的吃请和勾兑。

(三) 记者在调查现场或查处现场, 有对暗访对象和执法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 记者行使这些权利, 应在记者的权限范围内进行, 不能超越记者的权限, 更不能干预和影响职能部门或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和工作。

(四) 记者不能向报社隐瞒采访事实, 不能够明明采访到了新闻事实, 却向主管领导汇报没有采访到, 不能隐瞒重要的新闻事实, 只汇报不重要的新闻事实。记者在写稿中, 不能将重要事实隐匿不写。

(五) 记者在采访中, 不能有违纪、违规或违法行为。如不能通风报信, 不能借采访之机收受、索要或敲诈财物。

四、暗访报道应推行“阳光作业”

记者的暗访是隐性的、秘密的, 而对暗访报道的管理却应是阳光的;推行“阳光作业”, 意在使暗访调查过程及后期处理规范操作, 公开透明、监督有力。其内容和方式如下:

(一) 内容

1.线索来源及处理公开;2.稿件采写过程及处理公开;3.业务探讨公开。

(二) 方式

在报社的公开张贴栏上开设“阳光作业区”, 将线索、发稿等情况公开, “阳光作业区”可分线索公开区域、发稿公开区域、业务交流区等。

1.线索公开区。包括线索来源和线索处理的公开, 原则上一个月公布上墙一次, 张贴一个月。线索来源情况包括:来自新闻中心线索、栏目线索、记者自找线索、策划线索;线索处理情况:无效线索条数 (联系不上的、不愿意配合的、难于取证的、新闻价值不大的、明文规定不能采访的等) ;采访后没有结果不能成稿的线索;采访成稿的有效线索。此情况可设计一个表格, 一目了然。

2.发稿公开区。该区内主要就记者采写的稿件及编辑编发的稿件进行业务探讨和交流, 让记者更好地领会编辑思想和意图, 以获得提高 (让记者明白编辑为何要这样改, 为什么这样修改后稿件更好看) , 也让编辑了解记者及策划者的意图和思想;编辑对记者写稿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对编辑编稿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让采访和编辑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业务交流的氛围, 使新闻做得更好。

该区内, 每天将记者发的原稿张贴, 将登出的报道张贴, 以作对比, 如未发, 则留空白, 说明未发的原因;每月将记者交到部门的稿件数、部门交到编辑的稿件数及见报的稿件数列表;将每月提供稿件数、压稿数、发稿数列表, 未发的稿件在哪个环节未发, 原因是什么作特别说明。

3.业务交流区。该区内进行业务探讨, 包括题材发现及处理, 稿件写作及处理等, 报社采编人员参与探讨。

五、做暗访要会打“擦边球”

(一) 暗访和舆论监督的限制和空间不是绝对的, 有的题材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做舆论监督报道。比如, 涉及宗教问题不能做批评报道, 但如果是一个寺庙里, 有假和尚欺骗善男信女, 这个舆论监督的目的, 是帮助佛教清理门户, 在稿件送到民宗委审查通过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

这里面的一个大体原则是, 涉及宗教或军队等, 本身有问题的不能报道, 但涉及别人冒用宗教的名义或军队的名义进行欺诈活动的, 一般就能曝光, 因为, 这样曝光, 是有助于宗教或军队工作。比如, 假冒少林寺和尚在街头演出, 骗取钱财;比如, 假和尚在寺庙里算命骗钱;假冒部队军人招兵等。但要注意, 这样的批评稿件, 应送宗教或军队的相关部门审稿, 通过后才可见报。

(二) 有的批评对象, 明知道它有违法行为, 或是个骗局, 记者也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其违法行为, 但执法部门并未下结论, 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处理做客观报道。此报道, 最好先请律师把关。

这类报道的方法是, 只摆事实, 不下结论, 貌似客观中性 (表面上没有倾向性和观点, 实际上带有倾向性和观点) , 这样批评对象看到这样的报道也无可奈何。

比如, 记者曾采写的《拟黑多刺蚁悄悄爬进山城来》一文, 记者暗访了各方面, 明知是个骗局, 但执法部门没有结论。这时, 仍然通过客观的报道, 叙述事实, 不下结论, 报道仍然见了报, 促成了职能部门查处。

(三) 对有的报道禁区, 采取不提禁区回避禁区, 只做事实报道的方法, 也可以报道。如, 在部队区域里的地下黑工厂, 因涉及部队不能报道, 但在报道中, 媒体不提部队, 一般是可以报道的。

(四) 记者在采访中, 一些行业或职能部门, 向媒体提出该批评稿件不能见报时, 媒体是否采纳?是一概不采纳呢, 还是全部都采纳呢?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 有的采纳, 有的不采纳。其原则是, 看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或部门的总体工作。

因此, 打擦边球, 要把握好:第一, 最好能通过该事件的主管部门同意并通过;第二, 最好能通过律师把关;第三, 采取客观公允摆事实的方式来报道, 媒体不下结论。

判断一个题材能否做暗访和舆论监督的总原则, 是看其报道后的社会效果, 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 (是否会引发大的乱子) , 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和部门的总体工作, 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市民的利益。

附:中国著名法学家张新宝对公民隐私范畴的划分

1. 公民有保有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 (尤其是性器官) 的秘密, 未经其许可, 不得加以刺探、公开或传播。

2. 公民的个人活动, 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窥视、摄影、录像, 但依法监视居住的除外。

3. 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干扰。

4. 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

5. 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 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

6. 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被刺探或公开, 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7. 公民的社会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 公民的档案材料, 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

9. 公民不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如失恋、被强奸、患病等, 不得收集或公开。

10. 公民其他的纯属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 不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关于隐私权, 法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 张新宝对隐私权的定义是这样的: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住宅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参考文献

漫谈隐性采访的“分寸”把握 篇3

新闻报道追求的是公开化和公众知情, 而这种特殊的采访却是秘密进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冲突, 如不加以法律和道德规范, 进行隐性采访的记者就可能滥用记者特权去挖掘被采访者的隐私, 被采访者所拥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很可能遭到侵犯。因此, 防止记者乱用特权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近些年来, 随着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活动的开展, 国内新闻界在从事新闻采访的活动中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日益增多。加之“愉拍”工具的完善、暗访手法的成熟, 电视节目中“偷拍”的场景和画面也越来越多。尤其进行批评报道, 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隐性采访, 就能获取公开采访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特别是在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以暴力抵制正当采访的特殊情况下, 利用隐性采访, 就能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 比较容易接近客观事实的核心。实践证明, 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类节目《每日质量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运用隐性采访方法与技巧去探寻真相、披露真相的节目, 也是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一个节目。

然而, 隐性采访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 隐性采访的记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隐性采访常常需要记者乔装打扮, 深入了解一些不为行外人了解的事实, 而这些事实常常是行业内不愿意公开的。一旦记者在采访中败露身份, 就可能遭到谩骂、殴打, 甚至是生命威胁。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隐性采访的权利。《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而且隐性采访得来的记录和有关录音录像资料, 还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因此, 隐性采访如同一把“双刃剑”, 关系到社会多方面的权益,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更需要把握好“隐性”的分寸。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隐性采访不同于一般的采访, 它是在记者隐去了真实身份和被采访者事先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 这显然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虽然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扮演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慎重行使。如果以寻找“卖点”和“噱头”的目的进行采访, 那记者的角色扮演行为势必会造成采访权的滥用, 这样获取新闻素材也只能产生负面的传播效应。因此, 记者必须明确其角色行为是为了收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真实资料, 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能, 也就是说,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须要有良好的动机, 才能正确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那么, 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运用隐性采访手段?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来看, 有4种情况属于采访禁止涉足的区域, 即涉及国家机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商业秘密。而在行业道德中, 隐性采访的禁忌有:记者不能报假警, 记者不能引诱别人违法或犯罪, 记者不能冒充党、政、军人员, 记者不能介入过度, 记者不能违背公众道德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采访活动, 隐性采访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有新闻机构的批准、恪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尊重被采访对象的人权。

总之, 隐性采访至今还是新闻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理论界还没有定论。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隐性采访和任何事物一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而不能超越界限。目前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法, 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显性采访的一个补充, 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当然, 隐性采访行为需要在法律和道德上加以规范, 新闻记者应该慎重把握其角色行为, 让隐性采访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

摘要：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闻传播活动全面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在这一过程中, 隐性采访凭借自己的优势被越来越多地采用, 并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 从它诞生之日起, 隐性采访就在法律和道德伦理层面一直倍受争议。由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积极介入和隐去真实身份的角色扮演行为, 很容易超越适度的界限, 因此更需要慎重地把握。

关键词：平衡点,双刃剑,新闻事实,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庄临强:《隐性采访的力量与控制》, 《现代传播》1998年第4期

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分析 篇4

首先, 撰写隐性采访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 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2001年以后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都在20篇左右, 2008年约40篇论文在讨论隐性采访。如果把网络上、论坛中的论文加进来, 肯定会更多的。从数量上可以简单地折射出两个问题, 一是隐性采访在当今社会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二是这种采访形式遇到众多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第二, 直接反对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论文少, 多数是提出建议或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论文进行统计, 赞成使用隐性采访这种方式的文章多于质疑的文章, 提出建议的文章又比直接赞成的文章多。这至少说明隐性采访虽然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是对这一采访形式大家还是认可的, 我们不能埋没它在新闻报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尽管现在对隐性采访中遇到的问题还没有个统一的说法, 但是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第三, 新闻业界人士比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更赞成使用隐性采访。从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实际新闻工作岗位的人士, 对隐性采访是大加叫好, 他们的论文多数从自己实践中遇到的成功案例去分析, 特别在谈到舆论监督、抓拍真实生动的场面时, 更把隐性采访视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而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士, 则较为谨慎, 更多地谈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问题。这是由于所处地位和知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媒体工作人员在涉及舆论监督等方面的采访中遇到阻碍、刁难甚至恐吓, 一旦通过某次隐性采访获得成功, 自然就会对这种采访方式情有独钟, 说出许多充分肯定的理由来;但在理论上则始终处于一种法律或道德的悖论中, 所以学界人士予以肯定的程度是很有限的。

文本并不是关注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是关注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法律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随着新闻活动对现代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和法律诉讼有日渐增多之势,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 也有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的原因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旦隐性采访在实践中遇到法律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可以解释。

(一) 隐性采访合法非法之争

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隐性采访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 最直接的矛头先指向隐性采访是否有合法的采访权。认为隐性采访合法的人认为: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 而新闻权来源于新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新闻媒体是人民行使权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 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有采访权和报道权, 实际上就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 是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 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正在于实现公民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

反对隐性采访的人认为:言论自由权是一种双向权利享有言论自由即享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和不发表言论的自由。记者隐藏自己身份的行为给受访者造成了一种错觉, 可能使他在是否发表言论、发表何种言论、如何发表言论等问题上失去了判断的基础。被采访对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 他们愿不愿意表达或者多大范围内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和侵犯了, 因此, 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其次, 隐性采访使用的偷拍器材就不合法, 运用不合法器材进行采访能是合法的吗?《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使用暗访设备是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 但是如果未经特别许可而使用属于“专用间谍器材”范围的偷拍、偷录设备, 其行为仍构成违法。虽然偷拍偷录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侵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利益的人, 因此这种带有“违法”之嫌的采访手段就获得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正义感”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是这种民间道义上的支持是不能取代法律上的支持的, 在法制社会中, 媒体报道新闻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段, 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下, 就不惜用非法的采访手段以违法对违法。

(二) 公众利益可否作为抗辩事由的争议

所谓抗辩即“被告针对原告诉讼请求提出具体事实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鉴于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多有伪装、撒谎、欺骗等行为, 一旦遇到法律纠纷寻找正当的抗辩事由尤为重要!公共利益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公共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凡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 或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公开的事情, 受隐私保护的范围相对缩小。人们生活在社会中, 其个人活动与利益不能不受公共利益的适当限制, 否则人们的行为将是“为所欲为”, 最终任何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人们有权了解, 新闻媒介有权予以报道, 此时个人私事要让位于新闻自由, 隐私权应做适当牺牲, 因为隐性采访大多批评和揭露的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人及行为。

然而反对的声音不少。对记者来说, 维护公共利益是采访的目的, 而偷拍偷录才是采访的行为。那么, 在判断隐性采访是否侵犯隐私权等权利的时候, 法庭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 还是其行为的目的呢?显然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来判断。第二、公共利益如何来界定, 要用一种什么标准去判断“侵害”公众利益的程度, 这又是一大难题, 如果这些问题还没弄清楚, 就难保不会有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合法”旗号, 肆无忌惮地滥用隐性采访、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出现。而实际上, 上述情况在目前的暗访中并不鲜见。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当年中青报的“陈杰人事件”。

(三) 有关素材证据是否合法的争议

如果新闻媒体被采访对象推上法庭, 暗访中得到的新闻素材能否作为证据被法庭使用?这也是近几年来争论比较多的焦点问题。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出台, 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文认为是给“隐性采访行为松绑”, 该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过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从法律上将允许未经他人同意但反映事实真相, 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一些证据进入审判程序,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媒体和记者的正当权益。

而在此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5年作出《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必须对方同意”的规定基本上给隐性采访取得的素材作为涉及侵权案件的证据判了死刑, 没经采访对象同意的录音录像, 法庭一律是不予采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0年《海峡都市报》被诉侵权案, 记者暗访中的录音法院不予采信, 案件结局是:《海峡都市报》败诉, 并向泉州湖美大酒店道歉。

新的《规定》出台, 为隐性采访提供了一定的条文支持, 让媒体的尴尬境地有了一定的缓和, 实践中也有法院依据新的规定而让媒体胜诉的案例。但也并不是讲所有拍摄的素材就是合法化的, 有不少学者还认为证据合法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有人提出:器材的使用现在都不一定是合法的, 采访的素材能作为合法证据吗?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拍的素材能是合法的吗?未经他人同意, 私自录音、录像, 使有些人在不公开场合、不经意说的话公诸社会, 在法庭上是否能起多大的法律效果呢?他们的这些话, 有些因为是随意说的, 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往往主观因素很强, 甚至有夸张的成分, 这样的内容能叫真实吗?这样的素材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二、从新闻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手段, 毕竟是不公开真实身份的采访, 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困惑, 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会带来社会的争议, 也会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麻烦。

(一) 记者角色的争议

首先是记者角色和伪装角色的争议。记者的本来角色是:新闻的记录者、报道者, 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 而不是新闻的当事人、参与者和制造者。但是在新闻实践中, 能涉及到用隐性采访的事件, 一般都是曝光揭露社会黑暗面, 进行舆论监督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 以正常的记者身份去采访, 谁能愿意接受采访?谁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为了得到真实的新闻素材, 记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 往往伪装成买主、商人等身份与采访对象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这时, 记者这一本来角色与伪装角色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一般这种角色的冲突引来的争议不会太激烈。争议最激烈的是:记者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 通过故意设“套”、“陷阱”, 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记者在此就有“诱导犯罪”的嫌疑。比如问盗卖野生动物贩子有没有野生动物卖, 问票贩子有没有票, 问卖光盘的有没有黄色光盘, 问卖毒品者有没有白粉。其实作为记者, 他们也很清楚引诱他人犯罪的后果, 这个时候他们的角色不单纯是一个新闻记录者, 而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但是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拍到这些真实的画面呢?能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黑暗面被揭发不再伤害人民和国家呢?答案似乎没有, 所以记者还在伪装角色, 争论一直不休。

其次是记者“隔岸观火”引发的争议。记者在暗访中, 遇到可能发生的丑恶或者危险现象, 是事先报告有关部门采取预防措施呢还是以局外人的角色跟踪观察直到这种现象发生完毕。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就是典型。中央台记者偷拍卡拉麦里偷猎者, 记者一路跟随着偷猎者, 以假猎手的身份拍摄到无辜的生命被大量打杀的过程。有人就问了, 作为一名记者, 目睹悲剧的发生却不制止, 连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了吗?记者的职责是记录, 是监督, 但是记者首先也是一个人, 人是基本的前提, 遇到这些丑恶和危险的时候,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不应该举报预防吗?

(二) 新闻真实的争议

其实很多人赞成隐性采访,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隐性采访可以还原事实的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隐性采访, 大部分采用纪实手法的拍摄, 残缺的画面和音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场的特殊和新闻的真实。同时被采访者不知道记者的到来, 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说话没有更多的顾忌, 记者看到的和听到的基本上是事实的本来面目, 很容易采访到事实的真相。所以真实的新闻素材是大部分学者认为隐性采访的魅力所在, 也是大家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有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指出:虽然隐性采访能获得真实的素材, 但是一旦操作不当, 隐性采访比显性采访更容易失实。在隐性采访中, 观察是一个主要方面, 但感性的真实往往不能代替理性的真实。偶尔的现场观察获得的认识极有可能带有片面性。由于身份的隐藏, 现场条件的限制, 有些问题又给记者的深入追问和调查带来了困难, 如果记者缺少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了解不到事实背后的真相, 这给他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也大打折扣。

三、从道德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与无休止的道德争论相生而伴。

(一) 有关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争议

不少学者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与知情权直接相对的就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随着近年来新闻媒体侵权案件的增多, 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

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来支持隐性采访的人认为:公众的知情权是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 他从法的角度体现了文明社会对人和信息的深刻认同。它表明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 是人按其本质应享有并不容侵犯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知情权给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大众传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满足大众知情权。因此, 记者应该想尽办法采访到受众想要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内容。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 新闻媒体要满足人们的知情权, 就必须运用一些采访手段去接近新闻源。

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在满足一部分人知情权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伤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近年来, 由于隐性采访带来的损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发生矛盾的时候, 隐性采访似乎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 为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 另一方面又想了解自己的、与自己有关的甚至他人的东西。因此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 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 成了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英国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疑问, 什么样的内容是受众应该知道的, 什么样的内容不属于公众的知情权的范围。公众对许多事物不仅仅是知情, 有时上升到好奇甚至偷窥的地步, 媒体为了节目的收视率要不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呢?事实上, 不少记者为了满足公众的这种好奇心, 打着公众知情权的旗号, 热衷刺探他人隐私, 追逐奇艳新闻去满足这部分人的心理需要, 这种做法就与公民的知情权完全背离。虽然知情权和公众的好奇心从概念上来分完全不同, 但是运用到实践操作中, 没有明显的划分界限, 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区分标准, 记者操作起来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所以公民知情权不能作为支持隐性采访的依据。

(二) 有关诚信的争议

隐性采访报道了大量的舆论监督新闻, 得到了受众的欢迎, 大家拍手称赞, 觉得解气解恨, 甚至增加了对媒体的信任。但是当激情过后, 冷静地思考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摄像机会不会哪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对准了我自己呢?长此以往, 受众首先会对媒介失去信任, 从而对整个社会,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安全感。有业内人士曾尖锐地指出:一次欠考虑的、影响深远的偷拍甚至会使新闻界整体丧失对某个行业的采访便利。记者难以受到广泛的信任和尊重, 正常的采访变得不正常起来。如此下去, 新闻界面对的将是报道资源逐步枯竭。

其次, 欺骗手段的普遍使用带来的是道德的困惑。记者的欺骗手法主要有:采访主体的欺骗, 采访工具的欺骗, 采访方法的欺骗。如果媒体经常带有“不坦诚”甚至“撒谎”和“欺骗”的行为, 时间长了, 就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抵制。■

摘要：隐性采访是近年来新闻报道中争议点最多的一种采访方式,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有些持中立态度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什么褒贬不一, 这是因为隐性采访中存在着几对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矛盾解决不了, 争议自然会存在。本文的重点, 并不是探讨隐性采访这种形式本身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是直接关注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文章将对近年来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归纳, 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在争议和压力中, 在利弊的权衡中, 隐性采访应该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隐性采访,争议焦点,知情权,隐私

参考文献

[1]顾理平.隐性采访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2]骆汉城.行走在火上——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3]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4]陈力丹.论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J].现代传播, 1999 (5) .

[5]商那红.隐性采访:广播电视领域的偷拍 (录) ——兼谈偷拍 (录) 的发展趋势[J].理论观察, 2000 (1)

[6]徐迅.运用偷拍方式应该确立程序[J].电视研究, 2004 (2) .

[7]黄洁.新规定和隐性采访涉诉问题[J].新闻记者, 2002 (7) .

[8]孟德平、张学斌.论隐性采访所取得的采访资料的证据资格[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9) .

[9]颜春龙.隐性采访与舆论监督[J].新闻界, 2004 (4) .

[10]李君娜.隐性采访不能过度过滥[J].新闻实践, 2004 (5) .

浅析电视新闻的隐性采访 篇5

一、隐性采访成立必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 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新闻记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正在发生适宜进行隐性采访的事件或者经常发生适宜隐性采访的事件后, 会有意识地进行隐性采访。“我在现场”, 这对隐性采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记者不在现场, 就无法顺利完成隐性采访。

第二, 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采访对象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新闻记者的注视关心之下,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规避自己错误言行的方法, 新闻记者也就无法获知所需要的新闻素材。这样, 隐性采访也就不能称之为隐性采访而是公开采访了。

第三, 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如果说第一、第二个条件主要涉及采访的技巧方法问题的话, 那么, 第三个条件则较多地涉及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事实上, 围绕隐性采访的道德和法律争议, 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

二、隐性采访的分类

1、隐性采访可分为广义上的隐性采访和狭义上的隐性采访。广义的隐性采访是指没有征得被采访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采访的, 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采访, 那就十分常见。狭义的偷拍偷录, 是指明知或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 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 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 有合法的, 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 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2、隐性采访按照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 又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 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三、隐性采访的特征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较为显著的特征分别是:

1、记者主动出击。

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 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 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从采访计划的设定, 到采访设备安排, 都应精心计划, 可谓有备而来, 不容有所闪失。

2、新闻事实周详。

通过隐性采访方式, 对社会不良行为进行采访报道, 抨击社会不良, 进行舆论监督, 效果远比公开采访为好, 这已经过无数新闻采访的事实加以反复证明。通过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 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同时, 周详的新闻事实也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

3、社会参与程度较高。

社会的不良行为虽是在暗中进行的, 记者的能耐再大, 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限的。因此, 隐性采访的线索大多来自社会成员的举报, 缺少社会成员的举报, 隐性采访将失去最为重要的新闻源。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也是受众欢迎的一种采访方式, 通过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 受众有较高的接收兴趣。

4、隐瞒身份。

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 有人愿意侃侃而谈, 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 而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 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 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而隐去记者身份去面对“无可奉告者”, 无疑是最有利于新闻采获的。所以, 在隐性采访活动中, 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隐瞒身份, 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5、隐藏目的。

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 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否则, 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 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在具体的采访实践中, 记者会针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 以不同的身份去进行实际的采访。但不管身份如何千差万别, 隐藏目的的做法是始终如一不会改变。

四、隐性采访的影响力

隐性采访能充分保证舆论监督的进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知政权。作为一种鲜活的新闻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能挖掘到其他采访方式难以获得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幕后真相, 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真实性, 满足了受众的文献知情权, 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新闻媒体记实践证明, 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 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南方周末》等媒体所取得的一系列批评报道的成功, 大多得力于隐性采访 (偷拍偷录) 的巧妙运用。从记者躲进拉煤大货车内偷拍高速公路乱收费情况, 到记者深入锦湖轮胎工厂对不合格轮胎的暗访与报道, 以及河南电视台记者深入山西揭露黑砖窑事件, 促使了当代“包身工”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不给广大受众群体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张莉:《新闻监督与隐私权冲突》, 《法制日报》, 2006年11月9日第9版。

[2]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论隐性采访的“度”的把握 篇6

1 如何看待隐性采访的“度”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记者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隐性采访。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 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在现实中, 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 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 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 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 受到各界的欢迎。当然, 根据这种采访采制的新闻和其他文字, 如果在采访的过程中一味的只追求新闻价值, 视觉效应, 掌握不住采访的“度”的话, 公开发表以后, 就会引起麻烦, 在法律上引起纠纷, 甚至于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如:《海峡都市报》1999年11月25日《夜宿湖美, 应召小姐说:这里全省最安全》为题披露了记者暗访泉州湖美大酒店的经历。湖美大酒店认为, 报道将其描写成一个与公安机关串通一气, 靠色情服务招揽生意的酒店, 严重侵害了酒店的名誉, 遂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报社停止侵权行为, 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合计30万元。因被告提交的偷录的电话资料录音未被法庭采信为证据, 媒体败诉。因此, 在法律上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把握隐性采访,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如何把握隐性采访的“度”

2.1 选题深思熟虑, 严格掌握采访范围

由于隐性采访的特殊性, 在选择采访选题上, 媒体和记者一定要深思熟虑, 谨慎小心, 三思而后行。就我个人认为, 选题一定要符合“三原则”。政府重视, 群众关心, 普遍存在。三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也就是没有征得对象同意而实施的。这里, 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所保护的国家, 集体和公民的利益, 权益是否受到侵犯的法律问题, 也涉及到记者是否遵守社会公德的问题。为此, 隐性采访切忌滥用, 乱用。这就要求记者一方面要懂得不是什么人与事都可以成为隐性采访的对象的, 凡是进行批评性, 揭露性的隐性采访, 其采个人隐私, 涉及商业秘密, 违反法律规定, 私闯禁区,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另一方面, 记者还要懂得, 不是什么地方, 什么活动都可以进行参与性的隐性采访。比如, 记者不能因为要采访“三陪女”而以嫖客的身份涉足色情场所参与嫖娼, 记者也不能因为要采访“吸毒少年”而去陪着吸毒等等。

2.2 避免新闻侵权

众所周知, 隐私权是深受现代人关注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利, 随着现代人主题意识的不断强化, 他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也在日渐加强, 一些曾经被忽视的个人隐私, 也被提到权利的高度而受到重视。隐性采访的特征决定了这种采访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公民的隐私, 造成了大量的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因此, 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掌握好知情权和隐私权冲突的“度”在那里?尤其不能为了新闻卖点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名誉权, 肖像权等。对普通公民而言, 个人隐私权高于知情权, 对普通公民纯属个人的隐私, 新闻媒体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批露, 新闻媒体对不良现象的揭露, 必要时可能会涉及某些公民的隐私, 但报道时必须以不伤害其个人尊严为前提。当个人行为涉及交通教育, 治安及社会文化生活, 卫生健康等公共事物时, 其行为就成了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新闻报道应该具有优先权, 但报道时仍应该维护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在隐性采访中, 由于是在被采访对象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记者一定要适可而止, 把握好采访中的“度”, 千万不能为了迎合受众心理而一味的追求轰动效应, 从而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权利, 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3 减少记者体验“以身试法”

“在法制社会中, 一切社会行为皆要纳入法制的轨道, 新闻传播者有权监督社会中的各种不法行为, 无权凌驾于或超脱于法律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之外为所欲为。记者必须有法律观念。在采访过程中目的正确, 手段也要正当, 不能只重视结果而不问手段。对隐性采访的使用, 既要考虑到社会效果和社会的容忍度, 也要尽可能回避法律的禁止领域。只有谨慎行事, 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才能获得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守法为原则, 这应该成为新闻记者包括隐性采访在内的一切新闻活动的基本前提。

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记者为了揭露社会不良现象, 假扮成文物贩子, 野生保护动物收购者, 嫖客, 毒犯, 假发票购买者等, 以引诱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另外, 假扮成这类人, 也极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旋涡,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同时, 会使记者的良好形象受到玷污。因此, 记者的暗访行为本身不能超越法律和公众道德的界限。无论动机是什么, 只要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法律都严惩不怠。法律不会因为你是记者就网开一面, 所以记者在暗访中要特别提高警惕, 注意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涉嫌犯罪, 这是暗访行为的底线。也是监守法律的底线。如果记者坚持以违法的行为抨击违法的或有违道德的行为, 最终不仅会把新闻活动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也会破坏我国苦心建立起来的 (下转175页) (上接165页) 法律体系。遗憾的是, 对这种危险性, 有相当多的记者并没有足够的警惕。

一方面来讲, 我们都是知法懂法的社会公民, 就不应该知法犯法, 践踏国家法律。要不按此逻辑推理, 一些记者都可以打着隐性采访的幌子贩卖毒品, 卖淫嫖唱, 被警察拘捕后, 大可说一句:“我是为了采访。”所以, 隐性采访是要有限度的, 不能以新闻自由来干涩社会正常秩序。另一方面, 这样不掌握“度”的采访会践踏国家的法律法规, 造成恶性影响, 也会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有时候还会威胁到当事记者生命安全和人生自由。

3 结束语

隐性采访之所以在新闻行业中被普遍采用,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社会个体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人们对信息多样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社会文明和发展也需要隐性采访的介入。总而言之, 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参与新闻竞争的重要手段。隐性采访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新闻记者, 在开展新闻活动时对它都格外倚重。但是, 由于隐性采访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采访手段, 在运用这种手段的时候, 必须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 否则, 滥用的结果不仅会伤害社会和他人, 也会伤害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另外, 随着新闻活动对现代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和法律诉讼有日渐增多之势。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 也有我国相关法律不健全的原因。有隐性采访的非道德评价, 但这种评价毕竟只存在于道德层面, 尚不足以引起过于严重的社会后果, 而由隐性采访的非法行为引发的困惑可能导致违法结果的出现, 其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决不容我们轻视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行隐性采访的时候把握住分寸, 掌握住合适的度。

参考文献

【1】秦娟.浅议隐性采访中的行为准则【J】.商业文化 (学术版) , 2008.12.

【2】翟培军.隐性采访的法律底线【J】.皖西学院学报, 2008.1.

舆论监督需要合理的隐性采访 篇7

关键词：隐性采访,舆论监督,策划新闻,角色,人文精神

一、隐性采访

1. 隐性采访的定义、条件及特征

在《新闻学大辞典》里，隐性采访俗称暗访，是指新闻记者在未经采访对象感知的情况下，运用拍照、摄像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等各种方式而获取新闻事实的行为。隐性采访不同于显性采访，虽很重要，但也是目前新闻界最受争议的一种新闻采访方式，使用时必须慎重。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记者隐去了记者的身份”是一种带有主观故意的行为，这和一些记者不期而遇的目击性新闻或者目前新闻界议论较多的体验式采访有所不同。其二，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隐性采访能否顺利完成与能否做到让“被采访者未知”密切相关，也是体现记者业务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其三，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

从新闻采访主体的职业行为方式及采访的具体途径来看，新闻采访除隐性采访和体验式采访外，还有一些特殊方式，如电话采访、互联网上采访等等，怎样区别呢?那就要从隐性采访的特征入手:第一，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而其它采访不具备此种特征。第二，事实周详。通过隐性采访采获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第三，关注面广。新闻记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谓神通广大，但这种神通广大恰恰是全民参与的结果，社会方方面面的成员及时、全面地向新闻记者提供新闻采访线索，从而使记者更多地了解社会情况。第四，隐瞒身份、隐藏目的、隐蔽手段。隐性采访的特征，为新闻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创造了条件。

2. 隐性采访面临的问题及如何正确使用

隐性采访迄今还是一种不规范的采访，因为它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却是舆论监督的得力助手，以致许多人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滥用这种手段。因此，隐性采访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与无休无止的道德争论相生相伴。由于它采取了与人们公认的一些道德理念、道德原则相冲突的特殊采访手段，因此会受到一些道德谴责。但是，隐性采访对整个社会及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所以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我们必须认真分析隐性采访所面临的道德困惑，应当有条件、有原则、有规范地使用隐性采访，使权利合法化、道德化、规范化。

隐性采访虽没有新闻法予以界定，但是从宪法及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可得出相应的规范规定。如:新闻隐性采访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采访不能跨越法律禁区;采访不能跨越社会公德的禁区。适用隐性采访的几种情形包括:深入了解某些社会人群的生活状况、生存状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披露行业不正之风，不法分子违法行径等;涉及有争议问题的报道;采访先进典型事迹和正面人物，有时候也可以运用隐性采访。

二、隐性采访与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职责所在，只要是媒体，它都要通过采访报道来实现舆论监督。隐性采访，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说到底它是一种采访方式，它的职责也是舆论监督。

1. 什么是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公众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并运用舆论的力量对偏离和违背社会正常运行规则的行为依法实施新闻批评，促使他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其权利的重要途径，舆论监督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

2. 我国舆论监督的现存问题

(1) 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缺少法律保障。记者生存现状调查结果显示，75.4%的记者在采访中曾遭受辱骂、诋毁，42.2%的人因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过打击。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中出现的饱受群众批评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不能独立地揭露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现象，披露社会问题时受到种种限制遮遮掩掩的现象，面对腐败行为少有作为的现象，导致群众对舆论监督满意度的下降。

(2) 官僚主义、行业保护、地方保护、阻挠采访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惩处，并使舆论监督变成了监督舆论。打击、迫害和陷害实施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行为得不到法律制裁;公民的名誉权、人格权被滥用监督权利的媒体和记者所侵犯，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3)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影响正常的舆论监督。比如: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重大煤矿透水事故，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上演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隐瞒事实真相的惨剧。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井下爆炸事故，造成37名矿工遇难。黑心的矿主为瞒报事故抛尸荒野，焚尸灭迹。而繁峙县政府作出的调查结论竟然是“两死四伤，34人安全撤离”。2003年3月19日，辽宁省海城市数千名学生因饮用了“学生豆奶”而集体中毒的案件，直到新闻媒体披露，才在事故发生二十多天后进入公众。在中央政府严令调查和全国媒体的围追堵截下，市政府不得不于4月9日对外宣布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事故披露后，舆论哗然。人民有权监督干部和公仆，公仆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把接受监督作为一种义务，而目前我国人民监督的难度正在加大。目前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不明法、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他们的权利意识正在悄悄地被淡化。在官官相佑、金钱作弊的现行社会状态下，他们成为法制建设下的“弱势群体”。如何加强“弱势群体保护”?目前，世界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媒体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真正有良知的媒体，不仅可以将人民的疾苦公之于众，更应该揭露中国“官制”腐败的一面。通过倡导、批评，使人们对此警觉、重视起来，以此来保护人民大众。这就是“舆论监督”，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监督政府事务，更监督为“官”者。

(3) 隐性采访是有效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

舆论监督的困难不是我们放弃它的理由，社会的文明和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需要舆论监督，怎么办?隐性采访无疑是突破困境的有效武器。

(1) 隐性采访可令被采访监督对象处于“不设防”境地，从而有效地突破“新闻封锁”。人民监督难、舆论监督也难，我国的舆论监督现状并不是一个“官官相佑”所概括得了的，有人曾将此概括为“三关”:人情关、领导关、纠缠关。

(2) 隐性采访可以比较容易地采获到鲜活的、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提高了舆论监督的说服力。

(3) 隐性采访的开展可以使舆论监督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舆论监督类新闻的内容丰富多彩，往往受到受众的欢迎，也让舆论监督类节目有了不断持续下去的基础。

4. 隐性采访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新闻媒体隐性采访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干预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于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那些平权主体之间平等的民商事关系，新闻媒体不宜过多干预。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涉及到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公共秩序和社会习俗时，媒体就会扮演为相对弱势群体撑腰的角色，进行舆论监督，或者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从本质上说，隐性采访是媒体为了监督违反社会公益的人或事件而不得已采用的手段，它反映着社会的，同时还有媒体的良心。隐性采访不单单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延伸。

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每一个现代人都曾接受过新闻记者通过隐性采访采获的新闻信息。“面对采访者摇摇晃晃的镜头，欲说还羞的问话，还有被采访者无所顾及的言行及不可告人的勾当，正为会议新闻四平八稳的八股格式折磨得昏昏欲睡的观众，立即打起精神，紧张地关注起事件的进展。这就是隐性采访的魅力。”就连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大写真》这样一些名闻遐迩的栏目，也主要是借助隐性采访的吸引力而长盛不衰的。因为隐性采访采获的新闻比较独特，往往具有独家新闻的特征，而独家新闻则是锁定一部分铁杆受众的良好手段。隐性采访的特征，为新闻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创造了条件。纵观中西方新闻事业的基本进程，隐性采访始终在其发展主线中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因此，关注隐性采访，研究隐性采访，实践隐性采访，这对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特殊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魏永征.偷录应当慎重[J].新闻三昧, 2000, (2) .

[2]罗以澄.新闻采访学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3]周胜林.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