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法制

隐性采访的法制（共11篇）

隐性采访的法制 篇1

2015年6月, 有记者曝光南昌十中存在高考替考行为,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伪装成“枪手”参与了整个事件。

1 隐性采访备受青睐的原因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隐瞒自身的身份, 通过偷拍、偷录等方式, 获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当前, 不论是受众还是媒体, 都已经充分认识到隐性采访强大的威慑力。各类媒体对其的运用日益增多, 观众对此也尤为热衷。

究其原因, 首先, 真实性是所有受众对新闻的共同期盼。隐性采访获取的新闻是对虚假新闻的背叛, 所以受众特别喜爱。记者可以方便直接地了解社会的阴暗面, 将其曝光在阳光下。面对直接采访中各式各样的阻拦, 隐性采访使更多的社会情况可以被真实反映。以本案为例, 如果不是记者采用隐性采访, 人们很难直接接触到替考团伙的内部情况。事件曝光在后, 有关部门即刻采取行动, 让违法犯罪团伙无路可逃。面对侵害自身利益的人或事时, 真实有效的反应和迅速的处理可谓大快人心。

其次, 在新闻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很多栏目不得不通过运用此手段来保证节目收视率。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偷窥的欲望就像人类普遍存在的“墨镜效应”的社会心理, 人人都希望自己带着墨镜, 躲在后面观看他人, 满足作为“看客”的心里窥私欲。隐性采访恰巧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将以往观众看不见、摸不到的事件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以此获得观众认可。

2 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从2003年的“沈阳白玫瑰事件”到2007年的“茶水发炎事件”, 人们从单纯地为隐性采访挖掘事情真相而叫好, 逐渐变成开始理性思考。“南昌替考事件”将“隐性采访”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首先, 我们来看隐性采访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目前, 关于隐性采访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做出约束和判定。但在隐性采访中, 必须使用的偷拍偷录方式一旦使用不当, 便会很容易逾越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隐性采访中偷拍偷录是不可避免的, 究竟拍到什么程度叫合适, 究竟使用何种器材会被列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法律都没有给出明确界限。这也就导致隐性采访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件的特殊性。该案中记者不仅仅是采访者, 更是参与者。实际上从2014年11月起, 记者就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与团伙中一成员取得联系, 并被发展为其“下线”。也就是说从那时起, 记者就知道将有替考行为的发生, 但其并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而是继续在团伙中潜伏并参与其中。此种情况是否存在引诱当事人犯罪的行为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记者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 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基于此, 当事记者的替考行为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当我们结合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时, 便很难说明, 此行为是否真的违法。

3 把握尺度合理利用

尽管隐性采访有上述种种好处,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隐性采访有其特殊性,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度, 新闻行业的竞争不应以迎合大众为其第一准则。由于目前隐性采访是以抨击社会不良现象为主, 所以现行的采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人们认可的。可是, 我们不能任由其肆意发展, 更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这种手段。2007年某栏目播出了北京市某早点铺出售“纸馅包子”。事情发生后, 北京工商、食品安全部门连同警方进行全力核查, 最后发现该报道是一则虚假新闻。事实上是栏目编导以喂狗为由, 要求包子铺老板将浸泡后的纸箱板剁碎掺入肉馅, 制作了“纸馅包子”。编导等人用偷拍的方式将“纸馅包子”的制作过程拍摄下来, 后期通过画面剪辑、虚假配音等方法, 制作出该条假新闻。新闻记者是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群, 这种影响力与他们对社会的责任紧密相联。且不说这则新闻给这家包子铺带来了多大打击, 在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的今天, 媒体发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 无疑是对这类问题的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 虽然隐性采访是媒体的杀手锏, 但媒体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三思而后行, 严格遵守法律, 把握好尺度, 切不可滥用。

摘要：随着新闻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多运用到调查报道中。可是, 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新闻, 却屡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以2015年“南昌替考事件”为例, 分析了这种方式为何备受广大媒体和观众的青睐。隐性采访究竟有何特殊性, 它的底线又在何处。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竞争,底线

参考文献

[1]顾理平.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2]余莉丽.隐性采访中媒体的道德缺失与重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2.

[3]郭镇之.假暗访引发的真教训——简析“纸馅包子”案[J].新闻战线, 2007 (10) .

[4]赵平, 肖桦.对“隐性采访迷恋”的反思[J].新闻世界, 2010 (1) .

隐性采访的法制 篇2

四、解读隐性采访和侵害隐私权的关系

隐私权是隐性采访最常见的侵权客体，实践中隐性采访的隐私权界限也最难把握，对此，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我国，没有专门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而是将其划入名誉权的范畴，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就是我国目前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事实上，由于隐性采访是以收集信息为目的，属信息采访行为，它与向大众传播信息为目的的新闻发表这一信息输出行为不同，而对名誉权的侵害都是新闻发表的可能后果，因此，不能简单将隐性采访等同于侵害隐私权。法学界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有三：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依此类推，新闻媒介侵害隐私权责任的构成为：(1)新闻媒介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2)公民隐私权遭受损害的事实;(3)新闻媒介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隐私权就是指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空间的权利，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权利主体是自然人;第二，其享有的个人信息和空间与公共利益无关;同时，审理侵害隐私权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为《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而民法主要是用于处理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的法。而学术界对记者采访权的定义是：所有新闻媒介及其记者均拥有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地采访受众关心的一切社会生活，尤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的权利”(《中华新华报》10月12日)，因此，在为了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的隐性采访针对个人隐私时，隐私权和采访权的冲突实际上间接转化为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在隐私权的界限上应当区分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对采访对象上区分普通老百姓和公众人物等等。在我国现行法律关系强调社会本位的情况下，采访权应当被视为一种公权而予以特殊规定，但事实上法律对此并没有具体条文规定，这种权利是一种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的权利，因此，就现在法律关系而言，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但根据以往的司法规定，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效力被否定，事实上使记者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记者作为拟态公众，其所代表的公民知情权往往得不到保护，公众的新闻自由很容易受到侵犯，又由于记者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记者被侵权案件通常都是被当作普通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处理，这就使公众的舆论监督和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受到遏制。而今新规定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双方关系的调整，使采访权得到重新法律定位。当然要实现其公权的定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但我们毕竟从它的出台中看到了这种“与时俱进”的趋势和发展。

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隐性采访中记者的诚信问题探析 篇3

【关键词】 隐性采访 诚信 新闻职业道德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以完全或部分不公开职业身份、不公开采访工具或设备、不公开采访意图的方式进行新闻采集的活动。

目前隐性采访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捕捉新闻的真实性、鲜活性，深受公众的欢迎，但是，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隐性采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争议。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方便地获取到有价值的新闻。但是，记者同时也要注意诚信问题，以免诚信危机的加深。

隐性采访存在欺骗

首先，它违反了最基本的诚信原则。采访是一种人际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和了解。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却伪装身份，根据采访的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结果，这种人际关系就不得不建立在谎言之上。这样的做法对被访者是一种伤害，热衷于隐性采访的记者容易形成思维定势，认为别人只是他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当撒谎成为习惯，受众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他们用谎言来采访新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新闻本身不是谎言呢？”①

其次，它容易引发记者的诱导行为。大众媒介经营的是“吸引眼球”的经济，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受众的喜好看得高于一切。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和窥私心理为隐性采访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当记者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采访的过程中时，这种获取独家新闻、制造“卖点”的心理必会影响记者正常的角色行使，从而产生诸如“诱导”被访者的行为。有的记者暗访“三陪”现象，一进娱乐场所就问，“有小姐吗？”这显然有违法犯罪之嫌。

最后，它容易造成记者策划新闻。所谓策划新闻，“是指新闻媒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对新闻事件采取介入与干涉的方针，以促成新闻事件向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从而人为提升事件的新闻价值，达到轰动效应的一种行为。”②记者的任务本该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地记录，而不是主动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当记者乔装改扮，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事件发展过程中时，如果不行使与其角色相应的行为模式，就很难取得采访对象，尤其是一些不法分子的信任，也就难以实现采访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策划新闻往往不可避免。当记者操纵了事态的发展，新闻事件就成了记者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新闻失去了独立性，它的真实性又从何而来呢？

记者诚信缺失的危害

1、加深了社会诚信危机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正面临着“诚信危机”，诚信仿佛成为保守、吃亏的代名词。在传媒行业中，会运用隐性采访也已成为媒体记者的资本，很少有人去考虑隐性采访对于整个社会“诚信危机”的加剧和扩张。从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信息”中，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③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隐性采访时，我们就会发现，隐性采访在揭露一个个丑恶现象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由记者导演的一幕幕“隐瞒欺骗、无视诚信”的活剧。而记者这种“以恶治恶”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更大范围地加剧了“诚信危机”的程度。

2、隐性采访降低了一部分记者的道德水准

一些记者为了让自己的隐性采访引起受众的最大关注，目光一味盯住“性”、“腥”之类的东西，或光顾黄色录像厅，或出入按摩房等不洁场所，自己的采访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2003年8月某日,南京某报用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卧底“富太太俱乐部”》的报道。文中的记者成功地获得一位富太太的青睐，彼此间有了零距离接触。文中的小标题用了《侍应生原是男妓》，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文中记者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和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联系在一起。记者的目的是报道违法乱纪的事情，结果却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隐性采访不应成为记者不采用显性采访的借口，记者也不能因为隐性采访比较容易获得新闻素材而投机取巧，应尽可能地使用正规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固然有其优点，但是，正如徐迅女士所说：“记者的职业，就是要在不欺骗和不违背其他道德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采访到新闻。记者的专业主要不在于写稿子，新闻稿在某种形式上是最简单的文体之一(仅复杂于公文体)，记者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在获取新闻方面”。④

记者应尽量避免隐性采访中的非诚信行为

隐性采访绝不是一种可以随便、随意采用的方式，在决定采用之前，记者应当在道德、法律与事实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正常采访无法进行或达不到预期目标、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法。

1、记者暗访不能丢弃社会伦理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记者更应作出表率，不管扮装的身份何异，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不能丢弃，否则，即使写出生动翔实的独家新闻，也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某地晚报登载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新闻：一辆货车撞伤一名少年后逃逸，众多围观者麻木不仁，无人施救，过往车辆也绕道而行，最终这名少年因贻误抢救时机不治身亡。文章以记者亲历所见贯穿全文，写得生动感人，评论义愤填膺，最后呼吁社会“良心回归”。可是消息见报后，有读者来电质询，记者是不是当时也在场呀？后经调查，该记者自始至终在现场围观暗访，其见死不救的动机竟是为了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记者见死不救不仅丢弃了社会公德，也丧失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当遭到大众唾弃。

2、记者要有职业道德

如果把职业义务看成是自觉意识到的职业责任，那么职业良心就是对职业责任的自我意识。新闻记者的职业良心就是将其责任感转化为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自觉行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应该有负于这一崇高职守。这是新闻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是新闻自律的原则和新闻伦理的要求。不论具体情况怎样，公共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须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一个主要依据。可以“偷拍”不可“诱导”，记者的目的要出于善意并尽量减少主观介入。曝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是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法。即便是批评，也应本着善意的原则，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记者在隐性采访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甚至个人的报复欲望来进行的隐性采访才是可行的。如果少数不良记者为了自己和亲友的利益，而对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滥用手中的采访权利进行所谓“暗访”，必定造成假公济私。还有些记者，参与到企业的正常竞争或者诉讼、纠纷中，进行指手划脚地隐性采访，实际是得了别人好处做了别人的帮凶，拼命为某一方的私利“鼓与呼”，这种不正当的“越位”将会从根本上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都可以演，尤其是不能扮演党、政、军、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因为这有损法纪、政纪的严肃性，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新闻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不能设圈套、布陷阱，“引诱”别人从事违法或犯罪的行为。有时记者假扮嫖客、吸毒者进行暗访，本身就有“诱导”采访对象犯罪之嫌，在某种程度上等于诱使那些有违法犯罪企图，但暂时没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人走上歧途。

3、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保护或者禁止隐性采访，由隐性采访引发的新闻诉讼以及相关的知情权、隐私权、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等争论也一直不断。隐性采访一方面由于容易触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而遭人诟病；另一方面又因为针贬时弊、直击社会阴暗面而受到观众喜爱。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和浙江卫视的《目击》栏目，都是经常使用隐性采访作为报道手段，一直有着良好的收视率和观众反馈。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就关系到社会多方面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主张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把隐性采访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总结中外媒体关于隐性采访的规定，新闻记者决定使用这一非常规手段时，必须遵循以下4条原则：（1）只有在经过多方调查，确认将要获取的信息极其重要时，或掌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采访者的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此外，经过多方调查，或者掌握有确凿的证据，也是隐性采访不可缺少的前提。（2）只有在获取该信息的其他手段都宣告无效时，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并且，还要在报道中解释使用这种方式的理由。（3）经过慎重思考，多方权衡，确定利大于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由于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当事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新闻记者在决定使用隐性采访时，应慎重思考，多方权衡这种方式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可能带来的益处。并且，由于现代社会更加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在社会公正的天平上，少数当事人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重于社会多数人由此而获得的益处，因而，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和人格应成为权衡利弊时的优先选择。（4）即便每一次的隐性采访都有正当的理由，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必要控制隐性采访的总量。否则，将会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社会将缺乏基本的诚信与公正。

今天，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信息化，人民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但是，目前我国的媒介市场还不成熟，仍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隐性采访泛滥就是其中的产物，它带来的是喜忧参半的结果。如果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能够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慎重并适度地把握其角色行为，那隐性采访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反之，如果带着针孔摄像机的记者不负责任地滥用其手中的权利，那么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全感，这将是新闻媒体的悲哀。■

注释

①蓝鸿文 新闻采访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6

②朱羽君,雷蔚真 电视采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0

③殷保文 隐性采访不应成为降低专业门槛的工具[J].传媒观察，2004，(3)

④徐迅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30

隐性采访的规范 篇4

(一) 使用暗访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记者没有特权, 记者也不能违法, 即便动机是为了曝光和查处违法行为, 其暗访手段和过程也不能违法。

有的记者在暗访过程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违法行为, 比如, 记者暗访妓院, 可以扮作嫖客, 进入妓院去观察、谈价钱等, 但不能嫖娼, 实施了嫖娼行为就是违法;记者和捕杀野生动物的山民一起, 暗访他们捕杀野生动物的情况, 记者可以一起观察、了解, 但记者不能参与捕杀;记者暗访盗墓团伙, 记者可以扮作买家和他们周旋, 甚至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到盗墓现场, 但记者决不能参与盗墓, 包括给盗墓者出主意, 哪怕是为了获得盗墓者的犯罪证据、为了打击盗墓者, 记者也不能参与盗墓, 否则记者就成了盗墓贼了。

2001年, 记者接到举报, 重庆市主城区一男子背着妻子和另一女人鬼混, 举报人提供, 当天晚上, 该男子要和另一女子在自己家里过夜, 记者随即和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当晚敲开该男子的门, 把两个正在床上的男女抓个正着, 并于次日见报。后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被举报方的住宅属私人空间, 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进入, 同时, 该男子和另一个女人过夜也属个人感情, 两者都属个人隐私, 媒体擅自进入其住宅调查并曝光, 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当然, 如果举报人就是该男子的妻子, 记者和警察是受她的邀请而进入的, 记者的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此外, 记者在暗访中还不能侵犯暗访对象的商业秘密, 不能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二) 暗访尽可能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

有的暗访手段的过程, 不违法也不侵权, 但违背了伦理道德, 一样为新闻从业人员所不取。

一位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被暗访公司的负责人, 为了从对方口中套出自己需要的材料, 记者向对方许诺, 你把情况都说出来, 我就不曝你的光, 对方信以为真, 把该公司的情况全说了, 没想次日报纸把全部内容都给登出来了, 这位记者的做法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不道德的;又比如, 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暗访对象时, 告诉对方, 是你的竞争对手“某某某”举报了你,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有的题材, 虽然也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但如果从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 不能对大多数人或当事人 (批评对象除外) 产生好的后果, 最好别去调查报道;记者不能只为了自己做报道, 不顾报道对象的感受和死活。一位记者报道重庆万州一家公司里一位工人的不平遭遇, 报道出来后, 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该公司更以各种借口“整”这个工人, 这样的报道反而给当事人惹祸, 所以记者在采访调查前要权衡一下, 否则就要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暗访记者要遵守的道德规范诸如:客观公正、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不帮一方整一方;采访中不挑拨离间, 不揭人隐私;不能为了获取一方的材料而攻击另一方;报道中不添枝加叶, 不炒作, 不渲染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细节, 如淫秽的场面、做假货的方法等。

暗访就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材料, 记者隐匿真实身份, 假冒另外的社会角色是一种欺骗, 记者佯称购买什么产品也是一种欺骗, 记者明明是这样的采访意图, 却谎称是那样的采访意图, 还是一种欺骗。不少国家的新闻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使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获取信息。那么, 就暗访这种“欺骗”的调查方式本身, 是否有违诚实原则, 是否违背道德规范?通常的观点认为, 记者的这种“欺骗”是为了获取真实的材料, 撒谎是为了更好地说真话, 其动机是为了揭露丑恶、伸张正义, 是为了公众利益, 而不是为一己之私, 所以, 这种“小欺骗”没有违背社会道德的, 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在此问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 暗访记者应有的底线意识:

第一, 法律底线。任何暗访行动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界限, 揭露犯罪不等于可以“参与”犯罪, 你“参与”了, 你也就犯了罪。大多数罪名的犯罪构成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很多记者的暗访做得很好, 他们只是在暗处观察, 并没有推动事情的发展, 照样揭露了阴暗面, 掌握了证据。

第二, 职业底线。要尊重客观发生的事实, 而非人为事实, 即看事情是自然出现的还是你导演的。比如说, 提供需求、参与对方的行为, 人家已经不贩毒了, 你还出高价利诱, 这就是人为导演的。

第三, 新闻工作者手段与目的要统一。你揭露了阴暗面, 如果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 会给受众巨大的暗示, 即用这种手段获取信息是可以的, 记者是有特权的等。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媒体自身的自律都是不利的。

二、暗访的程序

使用暗访手段, 需经过组织程序批准。每一次暗访前, 需将暗访的选题和记者的去向, 报社领导通过和批准, 方能实施。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

使用暗访手段, 不宜参与和介入太深, 否则有时就难以说清, 不能自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某报社的一个名记者的妻子是贩毒团伙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这名记者得知后, 很震惊, 并劝妻子向警方自首。他的妻子表示同意, 并要求该记者先去这个团伙卧底, 待获取了该贩毒团伙的所有真相后再去自首和举报。这名记者不知是计, 在报社不知晓的情况下, 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入这个贩毒团伙内部, 并和该团伙成员一起参与其贩毒, 且时间长达数月。当他向妻子提出去警方报案时, 妻子告诉他, 现在你已参与了贩毒活动, 你的贩毒金额足以判死罪了, 你已经是贩毒团伙成员, 有谁能证明你是去卧底, 而不是贩毒呢?有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呢?你就安心跟着我们干吧。这时, 这名记者才如梦初醒, 原来妻子是想借此把他拉下水。如今, 悔之晚矣。他经过思考再三, 到了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和举报, 结果夫妻双双获刑。

以下是笔者根据国内学者关于隐性采访的论述和自己的暗访实践, 初拟的一个记者暗访调查的程序:

(一) 记者使用暗访这种手段, 应通过主管领导许可, 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记者在获得某一个暗访题材后, 应先向主管领导汇报、获得其批准后方能进行;记者领取和使用暗访设备, 应通过主管领导批准。

(二)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 应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及联络方式, 告知主管领导, 如有意外, 主管领导可及时获知, 以保证暗访记者的安全。

(三) 记者在采访中, 在方便的情况下, 应把自己的调查进展告诉主管领导, 在调查结束 (不管是否有调查结果) 回来前, 应向主管领导汇报, 待获得批准后, 方可回来, 如主管领导认为有再度采访或深入采访之必要, 记者应按其要求再度采访。

(四) 记者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 最好是只向一名主管领导汇报, 即单线联系, 以保证暗访调查的秘密性, 以保证其顺利进行。

(五)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三方见面的原则, 即暗访对象、被批评方和执法部门三方见面后, 做到调查深入扎实, 事实客观真实。

三、暗访调查的记者规范

(一)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 既不能帮着投诉方“整”被批评方, 也不能袒护被批评方。

(二) 记者在采访前后, 既不能接受投诉方的吃请和勾兑, 也不能接受被批评方的吃请和勾兑。

(三) 记者在调查现场或查处现场, 有对暗访对象和执法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 记者行使这些权利, 应在记者的权限范围内进行, 不能超越记者的权限, 更不能干预和影响职能部门或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和工作。

(四) 记者不能向报社隐瞒采访事实, 不能够明明采访到了新闻事实, 却向主管领导汇报没有采访到, 不能隐瞒重要的新闻事实, 只汇报不重要的新闻事实。记者在写稿中, 不能将重要事实隐匿不写。

(五) 记者在采访中, 不能有违纪、违规或违法行为。如不能通风报信, 不能借采访之机收受、索要或敲诈财物。

四、暗访报道应推行“阳光作业”

记者的暗访是隐性的、秘密的, 而对暗访报道的管理却应是阳光的;推行“阳光作业”, 意在使暗访调查过程及后期处理规范操作, 公开透明、监督有力。其内容和方式如下:

(一) 内容

1.线索来源及处理公开;2.稿件采写过程及处理公开;3.业务探讨公开。

(二) 方式

在报社的公开张贴栏上开设“阳光作业区”, 将线索、发稿等情况公开, “阳光作业区”可分线索公开区域、发稿公开区域、业务交流区等。

1.线索公开区。包括线索来源和线索处理的公开, 原则上一个月公布上墙一次, 张贴一个月。线索来源情况包括:来自新闻中心线索、栏目线索、记者自找线索、策划线索;线索处理情况:无效线索条数 (联系不上的、不愿意配合的、难于取证的、新闻价值不大的、明文规定不能采访的等) ;采访后没有结果不能成稿的线索;采访成稿的有效线索。此情况可设计一个表格, 一目了然。

2.发稿公开区。该区内主要就记者采写的稿件及编辑编发的稿件进行业务探讨和交流, 让记者更好地领会编辑思想和意图, 以获得提高 (让记者明白编辑为何要这样改, 为什么这样修改后稿件更好看) , 也让编辑了解记者及策划者的意图和思想;编辑对记者写稿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对编辑编稿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让采访和编辑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业务交流的氛围, 使新闻做得更好。

该区内, 每天将记者发的原稿张贴, 将登出的报道张贴, 以作对比, 如未发, 则留空白, 说明未发的原因;每月将记者交到部门的稿件数、部门交到编辑的稿件数及见报的稿件数列表;将每月提供稿件数、压稿数、发稿数列表, 未发的稿件在哪个环节未发, 原因是什么作特别说明。

3.业务交流区。该区内进行业务探讨, 包括题材发现及处理, 稿件写作及处理等, 报社采编人员参与探讨。

五、做暗访要会打“擦边球”

(一) 暗访和舆论监督的限制和空间不是绝对的, 有的题材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做舆论监督报道。比如, 涉及宗教问题不能做批评报道, 但如果是一个寺庙里, 有假和尚欺骗善男信女, 这个舆论监督的目的, 是帮助佛教清理门户, 在稿件送到民宗委审查通过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

这里面的一个大体原则是, 涉及宗教或军队等, 本身有问题的不能报道, 但涉及别人冒用宗教的名义或军队的名义进行欺诈活动的, 一般就能曝光, 因为, 这样曝光, 是有助于宗教或军队工作。比如, 假冒少林寺和尚在街头演出, 骗取钱财;比如, 假和尚在寺庙里算命骗钱;假冒部队军人招兵等。但要注意, 这样的批评稿件, 应送宗教或军队的相关部门审稿, 通过后才可见报。

(二) 有的批评对象, 明知道它有违法行为, 或是个骗局, 记者也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其违法行为, 但执法部门并未下结论, 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处理做客观报道。此报道, 最好先请律师把关。

这类报道的方法是, 只摆事实, 不下结论, 貌似客观中性 (表面上没有倾向性和观点, 实际上带有倾向性和观点) , 这样批评对象看到这样的报道也无可奈何。

比如, 记者曾采写的《拟黑多刺蚁悄悄爬进山城来》一文, 记者暗访了各方面, 明知是个骗局, 但执法部门没有结论。这时, 仍然通过客观的报道, 叙述事实, 不下结论, 报道仍然见了报, 促成了职能部门查处。

(三) 对有的报道禁区, 采取不提禁区回避禁区, 只做事实报道的方法, 也可以报道。如, 在部队区域里的地下黑工厂, 因涉及部队不能报道, 但在报道中, 媒体不提部队, 一般是可以报道的。

(四) 记者在采访中, 一些行业或职能部门, 向媒体提出该批评稿件不能见报时, 媒体是否采纳?是一概不采纳呢, 还是全部都采纳呢?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 有的采纳, 有的不采纳。其原则是, 看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或部门的总体工作。

因此, 打擦边球, 要把握好:第一, 最好能通过该事件的主管部门同意并通过;第二, 最好能通过律师把关;第三, 采取客观公允摆事实的方式来报道, 媒体不下结论。

判断一个题材能否做暗访和舆论监督的总原则, 是看其报道后的社会效果, 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 (是否会引发大的乱子) , 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和部门的总体工作, 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市民的利益。

附:中国著名法学家张新宝对公民隐私范畴的划分

1. 公民有保有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 (尤其是性器官) 的秘密, 未经其许可, 不得加以刺探、公开或传播。

2. 公民的个人活动, 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窥视、摄影、录像, 但依法监视居住的除外。

3. 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干扰。

4. 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

5. 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 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

6. 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被刺探或公开, 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7. 公民的社会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 公民的档案材料, 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

9. 公民不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如失恋、被强奸、患病等, 不得收集或公开。

10. 公民其他的纯属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 不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关于隐私权, 法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 张新宝对隐私权的定义是这样的: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住宅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参考文献

论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 篇5

关键词：平衡点；双刃剑；新闻事实；舆论监督

一、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

新闻报道追求的是公开化和公众知情，而这种特殊的采访却是秘密进行的。如不加以法律和道德规范，进行隐性采访的记者就可能滥用记者特权去挖掘被采访者的隐私，被采访者所拥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很可能遭到侵犯。防止记者乱用特权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衡量，觅寻得到一个平衡点。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采用各种获取信息的手段进行的采访。隐性采访在中外新闻史上的历史不算新鲜，但在以往影响力并没有太过广泛。而在现今社会，广播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隐性采访的魅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隐性采访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越来越深入，为正规新闻渠道采访提供了充分的辅助，在新闻采访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受到记者“赏识”、受众“青睐”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隐性采访合法不合法、合乎不合乎社会公德，注定成为新闻界争议的焦点。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活动的开展，国内新闻界在从事新闻采访的活动中采用隐性采访（暗访）的方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特别是，由于“偷拍偷录”获取信息和证据的手段十分有力，许多电视记者乐此不疲；随着愉拍”工具的完善，暗访手法的成熟，电视节目中“偷拍”的场景和画面越来越多。同时，隐性采访和与电视隐性采访密切相关的‘愉拍”问题也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忧虑。于是，“暗访”、“偷拍”行为一时成为大众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法律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二、隐性采访是进行批评报道的有效手段之一，以获取公开采访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

记者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在被采访对象未察觉或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而进行采访活动。运用于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以暴力抵制正当采访的特殊情况，突破了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内容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实践证明，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

然而，隐性采访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隐性采访时记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隐性采访常常需要记者乔装打扮，深入了解一些不为行外人了解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常常是行业内不乐意公开的。一旦记者在采访过程败露身份，得到的将是谩骂、殴打，甚至是生命威胁，采访得来的材料也将毁于一旦。另一方面，隐性采访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隐性采访的权利，但也没有完全禁止。《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而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谈得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而当事件被披露后，被采访者如要控告媒体侵权，采访记录和有关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媒体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

三、隐性采访在新闻采访中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但是隐性采访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

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追求的是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对于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我国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行为的主要属性是自由权利，因此，对其行使舆论监督职能的手段，特别是隐性采访中的偷拍偷录行为应当视为一般权利而法无明确禁止就可使用，尤其是在当前法无明确授权但是舆论监督常常遭遇非正常阻遏，确实需要一定隐性采访手段的情况下，应有条件地允许新闻单位适度使用这种手段，以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和新闻批评权的实现。但在以往的法律法规中，更多地是强调对对方当事人的保护，强调对被采访者的民事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新闻采访实践中采访者的实际操作难度，更忽视了对社会公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的保护，而此次新规定的出台显然是根据我国民主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证据制度中的有关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所作出的“与时俱进”之举。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隐性采访不同于一般采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记者隐去了真实的身份和被采访者事先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这显然违背了新闻业的真实性原则。当然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扮演行为是不得已为之，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慎重行使。所以，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有良好的动机。如果以寻找“卖点”和“噱头”的目的进行采访，那记者的角色扮演行为势必会造成采访权的滥用，这样获取新闻素材也只能产生负面的传播效应，无法满足受众正常的信息需求。因此，记者必须明确其角色行为是为了收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真实资料，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能。

隐性采访至今都还是一个新闻界争议的焦点，新闻界还没有给出隐性采访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隐性采访和任何事一样，有一定的规定，只要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事情就会变成不如想像中预期的好。如果能够牢记新闻工作的精神，和相关的道德、法规要求，慎重把握其角色行为，那隐性采访就将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

参考文献：

[1]庄临强：《隐性采访的力量与控制》，《现代传播》1998年第

4期

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分析 篇6

首先, 撰写隐性采访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 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2001年以后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都在20篇左右, 2008年约40篇论文在讨论隐性采访。如果把网络上、论坛中的论文加进来, 肯定会更多的。从数量上可以简单地折射出两个问题, 一是隐性采访在当今社会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二是这种采访形式遇到众多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第二, 直接反对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论文少, 多数是提出建议或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论文进行统计, 赞成使用隐性采访这种方式的文章多于质疑的文章, 提出建议的文章又比直接赞成的文章多。这至少说明隐性采访虽然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是对这一采访形式大家还是认可的, 我们不能埋没它在新闻报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尽管现在对隐性采访中遇到的问题还没有个统一的说法, 但是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第三, 新闻业界人士比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更赞成使用隐性采访。从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实际新闻工作岗位的人士, 对隐性采访是大加叫好, 他们的论文多数从自己实践中遇到的成功案例去分析, 特别在谈到舆论监督、抓拍真实生动的场面时, 更把隐性采访视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而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士, 则较为谨慎, 更多地谈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问题。这是由于所处地位和知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媒体工作人员在涉及舆论监督等方面的采访中遇到阻碍、刁难甚至恐吓, 一旦通过某次隐性采访获得成功, 自然就会对这种采访方式情有独钟, 说出许多充分肯定的理由来;但在理论上则始终处于一种法律或道德的悖论中, 所以学界人士予以肯定的程度是很有限的。

文本并不是关注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是关注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法律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随着新闻活动对现代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和法律诉讼有日渐增多之势,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 也有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的原因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旦隐性采访在实践中遇到法律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可以解释。

(一) 隐性采访合法非法之争

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隐性采访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 最直接的矛头先指向隐性采访是否有合法的采访权。认为隐性采访合法的人认为: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 而新闻权来源于新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新闻媒体是人民行使权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 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有采访权和报道权, 实际上就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 是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 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正在于实现公民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

反对隐性采访的人认为:言论自由权是一种双向权利享有言论自由即享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和不发表言论的自由。记者隐藏自己身份的行为给受访者造成了一种错觉, 可能使他在是否发表言论、发表何种言论、如何发表言论等问题上失去了判断的基础。被采访对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 他们愿不愿意表达或者多大范围内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和侵犯了, 因此, 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其次, 隐性采访使用的偷拍器材就不合法, 运用不合法器材进行采访能是合法的吗?《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使用暗访设备是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 但是如果未经特别许可而使用属于“专用间谍器材”范围的偷拍、偷录设备, 其行为仍构成违法。虽然偷拍偷录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侵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利益的人, 因此这种带有“违法”之嫌的采访手段就获得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正义感”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是这种民间道义上的支持是不能取代法律上的支持的, 在法制社会中, 媒体报道新闻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段, 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下, 就不惜用非法的采访手段以违法对违法。

(二) 公众利益可否作为抗辩事由的争议

所谓抗辩即“被告针对原告诉讼请求提出具体事实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鉴于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多有伪装、撒谎、欺骗等行为, 一旦遇到法律纠纷寻找正当的抗辩事由尤为重要!公共利益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公共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凡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 或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公开的事情, 受隐私保护的范围相对缩小。人们生活在社会中, 其个人活动与利益不能不受公共利益的适当限制, 否则人们的行为将是“为所欲为”, 最终任何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人们有权了解, 新闻媒介有权予以报道, 此时个人私事要让位于新闻自由, 隐私权应做适当牺牲, 因为隐性采访大多批评和揭露的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人及行为。

然而反对的声音不少。对记者来说, 维护公共利益是采访的目的, 而偷拍偷录才是采访的行为。那么, 在判断隐性采访是否侵犯隐私权等权利的时候, 法庭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 还是其行为的目的呢?显然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来判断。第二、公共利益如何来界定, 要用一种什么标准去判断“侵害”公众利益的程度, 这又是一大难题, 如果这些问题还没弄清楚, 就难保不会有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合法”旗号, 肆无忌惮地滥用隐性采访、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出现。而实际上, 上述情况在目前的暗访中并不鲜见。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当年中青报的“陈杰人事件”。

(三) 有关素材证据是否合法的争议

如果新闻媒体被采访对象推上法庭, 暗访中得到的新闻素材能否作为证据被法庭使用?这也是近几年来争论比较多的焦点问题。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出台, 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文认为是给“隐性采访行为松绑”, 该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过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从法律上将允许未经他人同意但反映事实真相, 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一些证据进入审判程序,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媒体和记者的正当权益。

而在此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5年作出《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必须对方同意”的规定基本上给隐性采访取得的素材作为涉及侵权案件的证据判了死刑, 没经采访对象同意的录音录像, 法庭一律是不予采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0年《海峡都市报》被诉侵权案, 记者暗访中的录音法院不予采信, 案件结局是:《海峡都市报》败诉, 并向泉州湖美大酒店道歉。

新的《规定》出台, 为隐性采访提供了一定的条文支持, 让媒体的尴尬境地有了一定的缓和, 实践中也有法院依据新的规定而让媒体胜诉的案例。但也并不是讲所有拍摄的素材就是合法化的, 有不少学者还认为证据合法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有人提出:器材的使用现在都不一定是合法的, 采访的素材能作为合法证据吗?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拍的素材能是合法的吗?未经他人同意, 私自录音、录像, 使有些人在不公开场合、不经意说的话公诸社会, 在法庭上是否能起多大的法律效果呢?他们的这些话, 有些因为是随意说的, 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往往主观因素很强, 甚至有夸张的成分, 这样的内容能叫真实吗?这样的素材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二、从新闻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手段, 毕竟是不公开真实身份的采访, 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困惑, 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会带来社会的争议, 也会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麻烦。

(一) 记者角色的争议

首先是记者角色和伪装角色的争议。记者的本来角色是:新闻的记录者、报道者, 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 而不是新闻的当事人、参与者和制造者。但是在新闻实践中, 能涉及到用隐性采访的事件, 一般都是曝光揭露社会黑暗面, 进行舆论监督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 以正常的记者身份去采访, 谁能愿意接受采访?谁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为了得到真实的新闻素材, 记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 往往伪装成买主、商人等身份与采访对象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这时, 记者这一本来角色与伪装角色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一般这种角色的冲突引来的争议不会太激烈。争议最激烈的是:记者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 通过故意设“套”、“陷阱”, 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记者在此就有“诱导犯罪”的嫌疑。比如问盗卖野生动物贩子有没有野生动物卖, 问票贩子有没有票, 问卖光盘的有没有黄色光盘, 问卖毒品者有没有白粉。其实作为记者, 他们也很清楚引诱他人犯罪的后果, 这个时候他们的角色不单纯是一个新闻记录者, 而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但是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拍到这些真实的画面呢?能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黑暗面被揭发不再伤害人民和国家呢?答案似乎没有, 所以记者还在伪装角色, 争论一直不休。

其次是记者“隔岸观火”引发的争议。记者在暗访中, 遇到可能发生的丑恶或者危险现象, 是事先报告有关部门采取预防措施呢还是以局外人的角色跟踪观察直到这种现象发生完毕。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就是典型。中央台记者偷拍卡拉麦里偷猎者, 记者一路跟随着偷猎者, 以假猎手的身份拍摄到无辜的生命被大量打杀的过程。有人就问了, 作为一名记者, 目睹悲剧的发生却不制止, 连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了吗?记者的职责是记录, 是监督, 但是记者首先也是一个人, 人是基本的前提, 遇到这些丑恶和危险的时候,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不应该举报预防吗?

(二) 新闻真实的争议

其实很多人赞成隐性采访,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隐性采访可以还原事实的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隐性采访, 大部分采用纪实手法的拍摄, 残缺的画面和音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场的特殊和新闻的真实。同时被采访者不知道记者的到来, 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说话没有更多的顾忌, 记者看到的和听到的基本上是事实的本来面目, 很容易采访到事实的真相。所以真实的新闻素材是大部分学者认为隐性采访的魅力所在, 也是大家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有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指出:虽然隐性采访能获得真实的素材, 但是一旦操作不当, 隐性采访比显性采访更容易失实。在隐性采访中, 观察是一个主要方面, 但感性的真实往往不能代替理性的真实。偶尔的现场观察获得的认识极有可能带有片面性。由于身份的隐藏, 现场条件的限制, 有些问题又给记者的深入追问和调查带来了困难, 如果记者缺少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了解不到事实背后的真相, 这给他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也大打折扣。

三、从道德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与无休止的道德争论相生而伴。

(一) 有关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争议

不少学者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与知情权直接相对的就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随着近年来新闻媒体侵权案件的增多, 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

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来支持隐性采访的人认为:公众的知情权是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 他从法的角度体现了文明社会对人和信息的深刻认同。它表明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 是人按其本质应享有并不容侵犯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知情权给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大众传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满足大众知情权。因此, 记者应该想尽办法采访到受众想要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内容。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 新闻媒体要满足人们的知情权, 就必须运用一些采访手段去接近新闻源。

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在满足一部分人知情权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伤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近年来, 由于隐性采访带来的损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发生矛盾的时候, 隐性采访似乎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 为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 另一方面又想了解自己的、与自己有关的甚至他人的东西。因此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 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 成了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英国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疑问, 什么样的内容是受众应该知道的, 什么样的内容不属于公众的知情权的范围。公众对许多事物不仅仅是知情, 有时上升到好奇甚至偷窥的地步, 媒体为了节目的收视率要不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呢?事实上, 不少记者为了满足公众的这种好奇心, 打着公众知情权的旗号, 热衷刺探他人隐私, 追逐奇艳新闻去满足这部分人的心理需要, 这种做法就与公民的知情权完全背离。虽然知情权和公众的好奇心从概念上来分完全不同, 但是运用到实践操作中, 没有明显的划分界限, 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区分标准, 记者操作起来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所以公民知情权不能作为支持隐性采访的依据。

(二) 有关诚信的争议

隐性采访报道了大量的舆论监督新闻, 得到了受众的欢迎, 大家拍手称赞, 觉得解气解恨, 甚至增加了对媒体的信任。但是当激情过后, 冷静地思考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摄像机会不会哪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对准了我自己呢?长此以往, 受众首先会对媒介失去信任, 从而对整个社会,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安全感。有业内人士曾尖锐地指出:一次欠考虑的、影响深远的偷拍甚至会使新闻界整体丧失对某个行业的采访便利。记者难以受到广泛的信任和尊重, 正常的采访变得不正常起来。如此下去, 新闻界面对的将是报道资源逐步枯竭。

其次, 欺骗手段的普遍使用带来的是道德的困惑。记者的欺骗手法主要有:采访主体的欺骗, 采访工具的欺骗, 采访方法的欺骗。如果媒体经常带有“不坦诚”甚至“撒谎”和“欺骗”的行为, 时间长了, 就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抵制。■

摘要：隐性采访是近年来新闻报道中争议点最多的一种采访方式,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有些持中立态度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什么褒贬不一, 这是因为隐性采访中存在着几对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矛盾解决不了, 争议自然会存在。本文的重点, 并不是探讨隐性采访这种形式本身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是直接关注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文章将对近年来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归纳, 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在争议和压力中, 在利弊的权衡中, 隐性采访应该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隐性采访,争议焦点,知情权,隐私

参考文献

[1]顾理平.隐性采访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2]骆汉城.行走在火上——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3]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4]陈力丹.论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J].现代传播, 1999 (5) .

[5]商那红.隐性采访:广播电视领域的偷拍 (录) ——兼谈偷拍 (录) 的发展趋势[J].理论观察, 2000 (1)

[6]徐迅.运用偷拍方式应该确立程序[J].电视研究, 2004 (2) .

[7]黄洁.新规定和隐性采访涉诉问题[J].新闻记者, 2002 (7) .

[8]孟德平、张学斌.论隐性采访所取得的采访资料的证据资格[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9) .

[9]颜春龙.隐性采访与舆论监督[J].新闻界, 2004 (4) .

[10]李君娜.隐性采访不能过度过滥[J].新闻实践, 2004 (5) .

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篇7

隐性采访, 主要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偷拍、偷录或隐瞒记者身份等方式, 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一般说来, 隐性采访是在常规的显性采访不奏效的情况下采用的, 借助隐性采访可以减少采访过程中的障碍和干扰, 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 可以更加清晰地洞悉是非曲直。比如, 央视“江西高考替考案”“金华火腿”“地沟油”事件等都是隐性采访的成功案例, 为我们揭开了我们看不到的一面, 同时也鞭挞了当地一些监管部门的不作为行为,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当然, 隐性采访并不是无限度的, 而应该控制在法律和新闻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这是值得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注意的。

2 隐性采访的利与弊分析

隐性采访是与显性采访相对应的, 是显性采访的补充形式。在现实的新闻报道中, 隐性采访既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也存在一些弊端。

2.1 隐性采访的社会价值

隐性采访的核心就是让被访者尽可能地表现出日常状态, 使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 带有画面的隐性摄像则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这能够更加体现出新闻的真实性, 尤其是在批评性报道中更具有显性采访达不到的效果。比如, 黑龙江电视台的《真相》栏目记者曾经曝光过一家餐馆使用地沟油的事件, 记者就是以服务生的身份潜入到这家饭店, 经过几天的暗访, 终于掌握了这家饭店收取、使用地沟油的证据, 并且曝光了餐馆使用自来水勾兑色素香精制作果汁的事实, 并偷偷录了像。至此, 这家餐馆的丑恶行径被完全揭露开来, 受到了法律严惩。可见,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隐性采访的方式, 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获得真相, 也就难以还原新闻事件的真实性。

此外, 隐性采访还是显性采访的有效补充, 是满足大众知情权和行使舆论监督权的重要途径。比如, 今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江西高考替考案”就是隐性采访的典型案例, 通过记者的隐性采访, 我们了解到了令人震惊的高考替考的各项流程, 我们讶异和指责在高考如此庄重的场合下部分不法分子的“狸猫换太子”之举如此猖狂。因此, 隐性采访可以深入挖掘更多的客观的新闻素材, 可以避开一些戏剧化的虚假陈述, 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真相, 将真相曝光于大众舆论中, 利于实现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 同时还可以为执法部门提供第一手证据资料, 甚至可以成为执法部门执法的有力证据。

2.2 隐性采访的弊端

隐性采访的弊端可以从新闻工作者、被访者、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对于新闻工作者, 隐性采访本来作为一种公开采访的补充形式, 但在现实社会中, 部分新闻工作者将窥探别人隐私作为乐趣, 不顾道德与法律打着隐性采访的幌子肆意暗访, 甚至以此作为不良收入的来源, 这就容易滋生浮躁心理和功利主义等不良思想。

对于被访者而言, 隐性采访容易侵犯被访者的人身权利, 如果记者的法律知识比较欠缺, 就容易在隐性采访中侵犯他人或企业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 甚至产生与被访者的经济纠纷。因此, 在隐性采访中, 新闻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谨慎行使。

对于社会而言, 隐性采访的存在容易导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防备心理的加深, 人们之间的相处都带着面具, 那么, 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隐性采访其实是“以隐窥隐”, 即用隐蔽的方式窥探别人的隐私, 这是当前偷窥文化膨胀的一大原因。

3 对于隐性采访的理性思考

当前, 我国尚未明确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隐性采访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尤其是涉及到普遍的社会价值、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人物等时, 隐性采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事件的真实情况, 如一些贩假造假问题、乱收费问题、坑蒙拐骗问题等批评性或揭露性报道, 因为如果使用显性采访, 根本达不到效果。但是, 隐性采访也有很多弊端, 并且涉及到法律与道德层面的问题。因此,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隐性采访应当给予严格控制, 非重大新闻事件、非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非经领导批准、非公开场合发生的、非监督公务行为一律不允许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

此外,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这就说明, 现阶段我国还是不提倡隐性采访的, 隐性采访还应该是有所约束的。因此, 在使用隐性采访时, 记者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同时要提高媒体领导和记者的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 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隐性采访健康有序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隐性采访作为显性采访的补充形式, 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弊端。作为新闻工作者, 我们要正确认识隐性采访的利弊, 学会理性处理好隐性采访与显性采访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 秉承为社会服务的从业理念, 谨慎运用隐性采访。

参考文献

[1]韩冬.电视隐性采访的原则和方法[J].新闻研究导刊, 2015 (7) :84-85.

[2]赵亮.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浅谈隐性采访与培养新闻采编策略[J].新闻传播, 2015 (13) :107, 109.

论隐性采访的“度”的把握 篇8

1 如何看待隐性采访的“度”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记者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隐性采访。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 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在现实中, 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 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 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 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 受到各界的欢迎。当然, 根据这种采访采制的新闻和其他文字, 如果在采访的过程中一味的只追求新闻价值, 视觉效应, 掌握不住采访的“度”的话, 公开发表以后, 就会引起麻烦, 在法律上引起纠纷, 甚至于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如:《海峡都市报》1999年11月25日《夜宿湖美, 应召小姐说:这里全省最安全》为题披露了记者暗访泉州湖美大酒店的经历。湖美大酒店认为, 报道将其描写成一个与公安机关串通一气, 靠色情服务招揽生意的酒店, 严重侵害了酒店的名誉, 遂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报社停止侵权行为, 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合计30万元。因被告提交的偷录的电话资料录音未被法庭采信为证据, 媒体败诉。因此, 在法律上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把握隐性采访,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如何把握隐性采访的“度”

2.1 选题深思熟虑, 严格掌握采访范围

由于隐性采访的特殊性, 在选择采访选题上, 媒体和记者一定要深思熟虑, 谨慎小心, 三思而后行。就我个人认为, 选题一定要符合“三原则”。政府重视, 群众关心, 普遍存在。三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也就是没有征得对象同意而实施的。这里, 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所保护的国家, 集体和公民的利益, 权益是否受到侵犯的法律问题, 也涉及到记者是否遵守社会公德的问题。为此, 隐性采访切忌滥用, 乱用。这就要求记者一方面要懂得不是什么人与事都可以成为隐性采访的对象的, 凡是进行批评性, 揭露性的隐性采访, 其采个人隐私, 涉及商业秘密, 违反法律规定, 私闯禁区,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另一方面, 记者还要懂得, 不是什么地方, 什么活动都可以进行参与性的隐性采访。比如, 记者不能因为要采访“三陪女”而以嫖客的身份涉足色情场所参与嫖娼, 记者也不能因为要采访“吸毒少年”而去陪着吸毒等等。

2.2 避免新闻侵权

众所周知, 隐私权是深受现代人关注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利, 随着现代人主题意识的不断强化, 他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也在日渐加强, 一些曾经被忽视的个人隐私, 也被提到权利的高度而受到重视。隐性采访的特征决定了这种采访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公民的隐私, 造成了大量的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因此, 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掌握好知情权和隐私权冲突的“度”在那里?尤其不能为了新闻卖点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名誉权, 肖像权等。对普通公民而言, 个人隐私权高于知情权, 对普通公民纯属个人的隐私, 新闻媒体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批露, 新闻媒体对不良现象的揭露, 必要时可能会涉及某些公民的隐私, 但报道时必须以不伤害其个人尊严为前提。当个人行为涉及交通教育, 治安及社会文化生活, 卫生健康等公共事物时, 其行为就成了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新闻报道应该具有优先权, 但报道时仍应该维护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在隐性采访中, 由于是在被采访对象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记者一定要适可而止, 把握好采访中的“度”, 千万不能为了迎合受众心理而一味的追求轰动效应, 从而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权利, 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3 减少记者体验“以身试法”

“在法制社会中, 一切社会行为皆要纳入法制的轨道, 新闻传播者有权监督社会中的各种不法行为, 无权凌驾于或超脱于法律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之外为所欲为。记者必须有法律观念。在采访过程中目的正确, 手段也要正当, 不能只重视结果而不问手段。对隐性采访的使用, 既要考虑到社会效果和社会的容忍度, 也要尽可能回避法律的禁止领域。只有谨慎行事, 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才能获得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守法为原则, 这应该成为新闻记者包括隐性采访在内的一切新闻活动的基本前提。

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记者为了揭露社会不良现象, 假扮成文物贩子, 野生保护动物收购者, 嫖客, 毒犯, 假发票购买者等, 以引诱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另外, 假扮成这类人, 也极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旋涡,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同时, 会使记者的良好形象受到玷污。因此, 记者的暗访行为本身不能超越法律和公众道德的界限。无论动机是什么, 只要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法律都严惩不怠。法律不会因为你是记者就网开一面, 所以记者在暗访中要特别提高警惕, 注意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涉嫌犯罪, 这是暗访行为的底线。也是监守法律的底线。如果记者坚持以违法的行为抨击违法的或有违道德的行为, 最终不仅会把新闻活动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也会破坏我国苦心建立起来的 (下转175页) (上接165页) 法律体系。遗憾的是, 对这种危险性, 有相当多的记者并没有足够的警惕。

一方面来讲, 我们都是知法懂法的社会公民, 就不应该知法犯法, 践踏国家法律。要不按此逻辑推理, 一些记者都可以打着隐性采访的幌子贩卖毒品, 卖淫嫖唱, 被警察拘捕后, 大可说一句:“我是为了采访。”所以, 隐性采访是要有限度的, 不能以新闻自由来干涩社会正常秩序。另一方面, 这样不掌握“度”的采访会践踏国家的法律法规, 造成恶性影响, 也会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有时候还会威胁到当事记者生命安全和人生自由。

3 结束语

隐性采访之所以在新闻行业中被普遍采用,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社会个体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人们对信息多样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社会文明和发展也需要隐性采访的介入。总而言之, 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参与新闻竞争的重要手段。隐性采访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新闻记者, 在开展新闻活动时对它都格外倚重。但是, 由于隐性采访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采访手段, 在运用这种手段的时候, 必须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 否则, 滥用的结果不仅会伤害社会和他人, 也会伤害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另外, 随着新闻活动对现代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和法律诉讼有日渐增多之势。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 也有我国相关法律不健全的原因。有隐性采访的非道德评价, 但这种评价毕竟只存在于道德层面, 尚不足以引起过于严重的社会后果, 而由隐性采访的非法行为引发的困惑可能导致违法结果的出现, 其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决不容我们轻视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行隐性采访的时候把握住分寸, 掌握住合适的度。

参考文献

【1】秦娟.浅议隐性采访中的行为准则【J】.商业文化 (学术版) , 2008.12.

【2】翟培军.隐性采访的法律底线【J】.皖西学院学报, 2008.1.

浅谈电视记者的隐性采访 篇9

隐性采访, 简单地说, 就是暗拍暗录暗访。例如, 平顶山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实事点击》栏目在拍摄《关注网吧》这期节目时, 记者以普通上网者的身份, 隐蔽镜头进行体验式拍摄, 对部分网吧的违规经营做了纪实性披露;在拍摄《狗市何以生存》这期节目时, 记者以围观者的身份, 记录下了有关部门乱收费的整个过程。这些通过隐性采访所获得的新闻素材能挖掘到其他采访方式难以获得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幕后真相,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可听性、可视性, 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 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力度, 同时, 这些真实的新闻素材还可以帮助记者在可能出现的新闻侵权纠纷中, 提供有力的证据, 增强获胜的把握。

隐性采访是记者的合法权利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这些条款赋予了我国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我国新闻媒体作为人民的代言人, 新闻单位的隐性采访、电视记者的暗拍暗录, 其实是行使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 是记者的合法权利, 受法律保护。

新闻实践中, 许多批评性报道的素材, 只有通过隐性采访才能得到。例如, 在中央电视台每年“3·15”晚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批侵犯消费者的案例, 无论是虚假手机诈骗短信、公民信息泄露, 还是劣质奶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拼装车, 揭露这些社会丑恶的内幕都离不开隐性采访, 可以说, 电视记者隐性采访为舆论监督立下了汗马功劳。

隐性采访应避免新闻侵权的发生

实践中, 一部分记者由于缺乏进行隐性采访的法律知识, 在采访时无意步入了法律的禁区。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隐性采访引发的新闻侵权诉讼中, 媒体与记者多以“侵犯公民人格权 (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或法人的名誉权”为理由被推上被告席。目前, 我国法律对电视采访拍摄报道中所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隐性拍摄更要特别小心。

注意区分公开场合与非公开场合。隐性采访的内容及对象应尽可能在涉及公共场所、公务人和公共活动的范围内进行。一般来说, 对于公共场合的事件或人物, 人人都可以拍摄, 对拍摄行为本身一般没有限制。例如, 记者在行政审批大厅隐蔽拍摄窗口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上网打游戏时, 就不存在侵权的嫌疑。

法律保护隐私, 但不保护违法、犯罪。电视新闻隐性采访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 法律上的隐私是说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秘密。个人隐私主要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个人领域等。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 当一个公民隐私权涉及影响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时已不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 记者的拍摄报道既为合法之举, 公众也有权获知。例如, 记者曾经随执法人员秘密拍摄造假烟人员在家中制造假烟的过程, 虽然偷拍涉及制造假烟人员的私人住宅, 但也不会产生新闻侵权。

另外, 隐私具有可“放弃”性, 一切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经当事人, 或出于当事人自愿而公开报道, 就不能视为对其隐私的侵犯。

注意公民肖像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记者在隐性采访中隐性拍摄的人物的肖像, 虽然没有经本人同意, 随后公开在新闻报道中, 但不以营利为目的, 也不构成侵犯肖像权, 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偷拍人物的形象, 不得使用或遮挡其与报道内容无关、不雅的言行举止。

保护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42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判决前,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隐性采访报道性骚扰案件、强奸案件、色情场所时, 电视记者一定要注意保护涉及妇女的隐私。如采用隐蔽个人信息和相关细节、用马赛克处理其面部图像等。

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法人秘密。国家秘密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必须保护。《保密法》第20条规定:“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 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另外, 隐性采访也不能泄露法人商业机密。记者在偷拍时对涉及商业机密 (如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法) 的事宜应谨慎行事, 防止有人使用不公平竞争的手段破坏市场秩序。对军事禁区等保密场所和法庭的审判活动, 电视记者也不能进行隐行性采访。

进行隐性采访的技巧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结合。在隐性采访中, 由于记者的视野和知识的局限性, 隐性采访往往需要公开采访作为补充和证实。例如, 在平顶山市电视台拍摄的《狗市何以存在》这期节目中, 记者先用隐性采访拍摄了有关人员收费的全过程, 但有关人员为何收费, 是哪一个单位的并不知道。于是记者立刻亮明身份, 对收费人员进行采访, 刚才收费人员的理直气壮和现在的遮遮掩掩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情也了解得更加准确清楚。

巧妙转化角色。隐性采访涉及的内容, 多是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 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前精心准备, 采访过程中需要以恰当的角色出现, 胆大心细, 随机应变取得被采访对象的信任, 在与被采访对象的接触和交往中悄悄完成采访工作。例如, 平顶山市电视台在拍摄《小炼焦死灰复燃》这期节目时, 记者先学习了购买焦炭的行话, 以购买焦炭者的身份与焦厂工人、焦厂主进行交谈, 了解情况, 以多点观察、多向发问掩盖真实的采访意图, 从而得到了被采访者的自然言行流露。需要注意的是, 在隐性采访转换角色中, 记者不能把自己变成“导演”, 不能“诱导”和设“圈套”, 人为地影响和改变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 不能引诱违法犯罪。例如, 为了暗访地下赌场的情况, 有的记者装扮成赌客进行赌博;为了测试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 有的记者假冒成受害者打110报警, 这些都涉嫌违法。另外, 电视记者假冒身份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 例如不得伪装成国家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警察等依法授予的特定身份。

拍摄技巧和设备问题。隐性拍摄器材在设计上便于携带但不易操作控制, 有时进入现场前必须开机拍摄, 离开现场后才能关机。因此拍摄前必须准备足够的录像带和电池, 防止录像带和电池不足而影响拍摄。

隐性拍摄的取景范围一般都是固定的, 无法变焦拍摄, 因此必须事先了解隐性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中心点位置等。由于拍摄时一般用广角镜头, 要注意适当靠近主体, 注意拍摄位置和角度, 以免画面中主体太小, 还要控制好拍摄器材的平衡性, 尽量避免镜头摇晃得太厉害, 错过精彩有用的镜头。另外, 隐性拍摄机的话筒拾音范围是全方向性的, 因此要尽量避开风声噪音, 使录音清晰。

新闻媒体如何正确使用隐性采访 篇10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因记者工作需要，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也是新闻记者挖掘深度新闻的一种常用手法。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探知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使受众更清楚地了解事件本质，增强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感。然而，随着隐性采访频率的增多，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媒体在运用隐性采访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应遵循客观记录原则

新闻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对新闻的共同要求，如果新闻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新闻媒体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新闻要客观记录事件发展过程。这就要求记者最好将自己置身于新闻事件以外，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报道，不去影响或促使事件发展。如果记者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那么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了新闻事件的成因之一，最后的报道将会不够客观，造成新闻的失真，引起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怀疑，无法使新闻起到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隐性采访还容易侵犯被采访者的合法权利，并且对新闻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

二、应遵循公众利益原则

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维护公众利益是记者和媒体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关、正常采访无法获取真相时，才能使用隐性采访。不能遇到困难就滥用，也不能为了报复或个人私利等原因使用隐性采访。隐性采访只能在不违反法纪的情况下，让公众对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有关信息进行了解，不能为了迎合某些公众的好奇心，而使用隐性采访获取个人隐私等不宜报道的内容来提高收视率。近些年，中央电视台为维护公众利益，每年的3月15日都会推出“3·15”晚会，对坑害消费者的伪劣商品进行曝光，同样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消费主张》以及地方电台、电视台开辟的行风监督节目，都经常采用隐性采访，曝光社会阴暗面，揭穿了无数的骗局、陷阱和黑幕，揭露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人生。

三、应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原则

隐性采访必须做到合法合理，在法律道德允许范围内进行采访，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不能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引诱被采访对象违法违规，不能为了让新闻好看而策划新闻事件。隐性采访应追求社会责任，记者首先是社会大众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从职业角度来讲，记者也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更多的社会责任。记者在采访新闻，特别是采访负面新闻时，其表现一定要坦荡，不能夹杂私人情感，更不能故意给采访对象设置“圈套”，引诱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做事，从而失去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众所周知，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但记者在采访时也应该时刻想到，新闻的当事人也是国家公民，所以在使用隐性采访时，应该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善意地去报道新闻事件，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肆意运用舆论监督的“大棒”恶意伤害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用隐性采访的最终目的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揭露、鞭挞社会中存在的假恶丑现象，弘扬真善美等正能量。如果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记者始终怀着一种主观的态度，最后做出的新闻很有可能不够客观，甚至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引到一个偏激的方面。所以，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一定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这不仅是对新闻当事人必要的尊重，也是对新闻、对大众负责。

四、应遵守国家法律原则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新闻法，对隐性采访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隐性采访没有法律限制。

隐性采访的工具应符合法律规定。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国家的政治秘密、经济秘密、技术秘密等。我国《保密法》等许多法律、法规都作了具体要求。1992年，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新闻出版署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对新闻保密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隐性采访不能泄露企业秘密。媒体记者对采访所涉及的企业秘密包括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制造结构等要谨慎处理。新闻媒体不仅要为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也有为企业严格保密的责任，避免不经意间使他人获取企业竞争对手的机密资料，从而采取不公平竞争，以致破坏市场秩序。

公民的隐私权不受隐性采访的伤害。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民法通则》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在新闻报道中，侵害隐私权是隐性采访被指责最多的地方之一，记者在采访中区分采访地点是公开场合还是秘密场合，采访对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并在实践中把握其中的区分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因为他们不具备完全责任能力，其罪错不宜张扬。所以，新闻媒体在采访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也要作特殊处理，如用匿名、在电视画面中使用马赛克处理其面部图像、用特技改变其声音，避免该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地址泄露，以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权益。

由此可见，隐性采访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并要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度，把握好了，隐性采访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把握不好，会成为新闻侵权的罪魁祸首。

简议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 篇11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限制

隐性采访, 也称秘密采访或暗访, 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 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 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隐性采访的这样两种情况:第一, 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新闻记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正在发生适宜进行隐性采访的事件或者经常发生适宜隐性采访的事件后, 会有意识地进行隐性采访。第二, 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 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采访对象若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新闻记者的注视关心之下,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规避自己错误言行的方法, 新闻记者也就无法获知所需要的新闻素材。隐性采访能否顺利完成, 与是否能做到让“被采访者未知”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是隐瞒身份。记者身份就其从事的具体工作而言,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采访新闻事实, 当然是这种特殊性中间最为关键的一条。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 有人愿意侃侃而谈, 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 而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 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 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而隐去记者身份去面对“无可奉告者”, 无疑是最有利于新闻采获的。所以, 在隐性采访活动中, 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隐瞒身份, 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二是隐藏目的。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 (不是记者角色) 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 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否则, 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 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不可否认, 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确实有许多公开采访所不及的优势。隐性采访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获取显性采访无法得到的事实真相;有助于提高采访材料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也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揭露违法违纪现象。虽然隐性采访在实践中常常存在显性采访无法达到的采访成果, 作为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 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担负起了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 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探求真相的新闻欲望, 但如果使用不当, 不仅可能触碰道德红线, 还可能因记者的违规操作闯入法律禁区, 造成违法。因而,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也应注意其法律的限制。就目前新闻实践中常见的情况而言, 具体来说, 隐性采访应注意的法律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隐性采访工具方面的限制

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保护, 记者在隐性采访使用工具方面应严禁使用《国家安全法》所禁止持有、使用的特殊器材进行偷拍偷录。《国家安全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也有相应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在这方面记者不享有特权, 现在记者使用的采访器材越来越先进, 要注意避免触犯国家法律。

有关国家安全和保密方面的限制

《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 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劳动纪律,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条规定:“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 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也规定“……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 应符合司法程序……”所以,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严守国家机密, 在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实践和保密场所不得进行偷拍偷录, 防止因个人的一时失误酿成大错。

在必须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限制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社会保护的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五章司法保护的第四十二条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 例如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判决前,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法律这样规定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他们不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其罪错不宜张扬。这是基于保护失足青少年的未来而考虑的, 因此, 任何违反规定进行权限外采访的行为都将触犯法律, 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 在采访中一定要遵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隐性采访时的身份方面的限制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 为了方便接触采访对象, 获得可靠的信息, 一定程度上需要假扮一些身份, 但也不是任何身份都可以假扮的。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其他执法人员等, 这类职务都是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授予的, 其身份和职务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 假扮不但有“招摇撞骗”之嫌, 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且会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 也有损于法纪政纪的严肃性, 同时也会使新闻的可信度大大降低。在记者针对社会的阴暗面或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人或事进行采访时, 诸如嫖客、毒贩、小偷等社会反面角色或违法犯罪人员的身份也是不允许假扮的, 这样不但有人身危险, 甚至还会卷入违法犯罪的旋涡之中。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50克以上, 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果记者为达到隐性采访的目的而假扮毒贩进行毒品交易, 其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法官绝不会因为记者的隐性采访而网开一面。

不得“诱导”违法犯罪等相关行为

记者在通过假扮身份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 “诱导”他人违法或犯罪也是触犯法律的。这里的“诱导”是指记者在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 故意设置圈套、挖掘陷阱, 从而引诱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其主要表现在记者的语言表述和行为上具有“诱导”的倾向。

不能泄露商业机密方面的限制

新闻媒体的工作是传播有价值而且应该为公众所知的信息, 但同时新闻工作也负有严格的保密责任, 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新闻工作者对涉及商业机密 (如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商业联系、顾客名单、进货和销售价格等) 的事宜应谨慎行事, 防止任何人取得商业竞争对手的机密材料, 作为不公平的竞争的手段, 破坏市场秩序。

不能伤害公民隐私权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