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新闻采访（共10篇）
隐性新闻采访 篇1
随着高新技术的应用, 传播媒介日益增多, 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 电视新闻显性采访已远远不能满足各类新闻报道的需要。隐性采访便应运而生, 在新闻界风靡一时。
一、电视新闻隐性采访的禁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和自由的权利。由此, 隐性采访禁用的范围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作为新闻工作者, 依法享有采访自由, 但当行使采访权时, 要注意不能触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机密, 否则不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第二十条规定: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 应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二是涉及商业机密的。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商界更是残酷无比, 在商业竞争中对手的机密材料往往就成为了战胜对手的王牌。因此, 电视新闻记者在采写有关产品的设计、制造方法、销售途径、价格等新闻报道时, 要慎之又慎, 防止引起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出现。
三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要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要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一般来说, 在公共场合对公众人物进行采访, 可以不经当事人允许对其进行摄像、录音, 这是因为一个人将自己置身于公共场合, 就承认了自己行为的公开性, 也就放弃了该行为的隐私权, 无论是记者还是普通公众都有将自己在公开场所看到的东西拍摄记录下来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 记者的摄、录不构成对被采访者隐私权的侵害, 但如果媒体未经被采访者同意, 对公民的生理缺陷、劣迹等进行报道, 给报道对象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痛苦的, 就构成侵害隐私权。因此在涉及私人空间报道时, 要谨慎行事, 否则稍有不慎就会侵害公民肖像权或隐私权。
四是涉及未成年人的。
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 (该法指未满18岁的公民) 的犯罪案件, 在判决前, 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有相关类似的规定, 因此, 隐性采访不适用于未成年人。
二、电视新闻隐性采访应遵守的原则
1. 动机原则
动机是万事的开端, 良好的动机是万事成功的开始, 良好动机对隐性采访来说至关重要。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坚守的信条是:无论如何, 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 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要符合三条原则:第一,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 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二, 没有其它途径收集材料;第三, 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隐性采访是为了对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 因此要一心为公, 不能因一己之私利搞所谓的隐性采访, 更不能借隐性采访之名唤艳猎奇, 炮制花边新闻, 否则就会激化矛盾, 导致社会混乱, 降低媒体威信。
2. 真实原则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 也是新闻拥有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强调新闻宣传的真实性。近年来, 我国新闻战线也正是因为坚持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对社会上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等种种不良现象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促进了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有些报道特别是批评报道, 记者用显性手段难以获取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而隐性采访可以凭借“三不公开”的手段使采访在自然的状态下进行, 给受众带来最大的“可信”。但对隐性采访来说有两种形式, 一是“客观记录”;二是参与过程当中。客观记录是新闻记者的历史使命, 参与其中是获取信息的直接手段, 但在采访中特别是隐性采访, 参与其中就容易出现“诱导”误区, 稍不注意记者就会成为行为的另一主体, 因此记者要把握好客观报道的尺度, 确保受众从媒体得到准确真实的信息。
3. 舆论原则
新闻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 要时刻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避免媚俗化竞争的出现,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媒体在公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隐性采访在其实施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政治导向, 对思想、价值、行为等导向也不能放松。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 切实做到以科学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作品鼓舞人。
4. 守法原则
我国法律对新闻媒体的报道相应做出了一些规定, 甚至设有禁区。因此, 在运用隐性采访手段时, 对于轻微违法或道德问题中的图片或镜头涉及个人肖像的, 要做一定的技术处理, 如文字中有涉及个人隐私的要尽量替对方保密, 努力掌握隐性采访合法的尺度、合情的角度、合理的力度。■
参考文献
[1].陈薪颖.隐性采访方法论[J].新闻导刊.2008 (4)
[2].吴怡.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J].视听纵横.2004 (10)
浅析隐性采访对新闻媒体的影响 篇2
关键词：隐性采访；新闻媒体；影响；“窃听门”事件
2011年7月10日，拥有168年历史的英国传统小报《世界新闻报》因涉嫌电话窃听被迫停刊并放弃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这是一次由于采访方式运用不当所引的事件，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隐性采访。一直以来，隐性采访因为运用的度的问题被各界相当关注，而“窃听门”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今日隐性采访面对的困境：广受欢迎却备受争议。
一、隐性采访
关于隐性采访的科学定义一直以来难以形成明确的共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蓝鸿文认为：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而把自己的身份和意图隐藏起来的采访方式。这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邝云妙指出“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采访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隐姓埋名，使对方不知道你是记者，也不知道你工作的意图。这就是说，记者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观察、了解事物，从而得到公开采访不容易得到的新闻材料。隐性采访又叫做微服采访”。可见，隐性采访除了主要涉及采访的技巧和方法问题，则更多的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媒介责任和自律的问题。而2011年发生的“窃听门”事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二、窃听门事件
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版头条曝料，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老牌报纸《世界新闻报》，于2002年雇人窃听13岁失踪少女米莉·道勒的手机，甚至删除手机内部分信息，干扰警方调查，并用受害者家属伤心的话语作为封面头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继而又带出越来越多的窃听丑闻，涉及到阵亡军人家属、王室、名流、政客等，这些丑闻，恶劣程度比以往更为严重。终于2011年7月10日，由于“窃听门”的蝴蝶效应，英国最畅销的《世界新闻报》不得不向读者告别，最后一期报纸的头版写着：“谢谢，再见”，其长达168年的历史自此画上了句号。随后，默多克旗下的英国小报也纷纷陷入泥淖之中难以自拔。
三、隐性采访对新闻媒体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隐性采访有助于市场利益的实现
在新闻媒体全面走向市场的现代社会，生存问题是新闻媒体负责任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新闻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多种手段，而隐性采访手法的运用为这种利益的实现增加了可能。现代社会正处于“眼球经济”时代，隐性采访恰恰就具有吸引众人眼球的魅力。
“窃听门”事件中，默多克显然不是为了暴露真相以维护公众利益，而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窥探欲，借此刺激报份，追逐企业利益。且不说其在道德方面的谴责，默多克所谋求的商业利益无可厚非，确实得到了最大化。我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隐性采访方式最为典型，却恰到好处。这也让《焦点访谈》越来越受欢迎。可见，隐性采访在塑造媒体形象、培养受众的忠诚度方面，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可以长期获得独家新闻，锁定受众的接受兴趣，从而带动和实现商业利益。
2.隐性采访利于践行公众知情权
大部分新闻侵权案中，侵犯他人隐私的采访都发生在隐性采访中，受访者往往在不知情前提下放松了警惕，可以让公众了解到一些真实的信息。这一采访方式有利于曝光社会阴暗面，践行公众知情权。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通过窃听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电话，了解到独家新闻，通过系列报道，让公众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到一些他们所希望的信息。单从这一点来说，《世界新闻报》让公众了解事实的做法，践行了一个媒体为受众服务的宗旨。
（二）负面影响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它不应该被滥用，否则对新闻媒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隐性采访易损害公民隐私权
隐私权是最容易为新闻报道所侵害的权利之一，隐性采访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也一般是通过三种方式：非法披露、非法侵扰、歪曲表述。在我国新闻界，有个别记者假借隐性采访之名，故意歪曲或者杜撰事实的情况也并不鲜见。“窃听门”事件因其使用窃听这种不当的隐性采访手段，让重视隐私权的西方公民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也让向来捍卫新闻自由的英美政界人士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可见，窃听的做法确实引起了众怒，必须受到强烈的谴责，这是一起通过非法披露的方式侵犯隐私权的事件，需受到重视。
2.隐性采访给大众文化带来消极的影响
一些媒体及其新闻从业人员过高地看重公众兴趣对隐私题材的需求，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从媒体上看到明星或名流的婚变情变、结婚生子等隐私，让人不胜其烦。表面看来明星隐私曝光热现象是因为追星族的存在，而事实上追星族的言行大多是受媒体的人格影响。因此，过分强调公众兴趣可能导致隐私题材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事件，为了迎合受众兴趣，非法披露受害者的隐私，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伤害，也给其历史上的自由体制以重重的一击，同时也给了英国政界的警示，由于过分的实行新闻自由，损害了健康文明的大众文化，这是不可取的。
四、小结
“窃听门”使用不当的隐性采访手段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隐忧：在新闻日益商品化的时代，谁来保证公民的隐私，谁来保障隐性采访方式不被滥用。它也揭示了一个现状：记者叛离了职业操守，当起了“新闻民工”，以谋取商业利益来伤害公民利益。在此，公众所斥责的不仅仅是《世界新闻报》，而应该是整个新闻业的这种趋势。因此，我们在重视防止隐私权被侵犯的同时，应该更多的要求新闻记者做好真实客观的报道新闻的角色，严格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顾理平.隐性采访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李异平，林晶晶.从英国“窃听门”风波看公民隐私权保护[J].新闻研究导刊，2011（8）.
浅析电视新闻的隐性采访 篇3
一、隐性采访成立必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 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新闻记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正在发生适宜进行隐性采访的事件或者经常发生适宜隐性采访的事件后, 会有意识地进行隐性采访。“我在现场”, 这对隐性采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记者不在现场, 就无法顺利完成隐性采访。
第二, 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采访对象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新闻记者的注视关心之下,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规避自己错误言行的方法, 新闻记者也就无法获知所需要的新闻素材。这样, 隐性采访也就不能称之为隐性采访而是公开采访了。
第三, 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如果说第一、第二个条件主要涉及采访的技巧方法问题的话, 那么, 第三个条件则较多地涉及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事实上, 围绕隐性采访的道德和法律争议, 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
二、隐性采访的分类
1、隐性采访可分为广义上的隐性采访和狭义上的隐性采访。广义的隐性采访是指没有征得被采访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采访的, 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采访, 那就十分常见。狭义的偷拍偷录, 是指明知或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 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 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 有合法的, 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 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2、隐性采访按照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 又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 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三、隐性采访的特征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较为显著的特征分别是:
1、记者主动出击。
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 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 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从采访计划的设定, 到采访设备安排, 都应精心计划, 可谓有备而来, 不容有所闪失。
2、新闻事实周详。
通过隐性采访方式, 对社会不良行为进行采访报道, 抨击社会不良, 进行舆论监督, 效果远比公开采访为好, 这已经过无数新闻采访的事实加以反复证明。通过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 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同时, 周详的新闻事实也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
3、社会参与程度较高。
社会的不良行为虽是在暗中进行的, 记者的能耐再大, 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限的。因此, 隐性采访的线索大多来自社会成员的举报, 缺少社会成员的举报, 隐性采访将失去最为重要的新闻源。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也是受众欢迎的一种采访方式, 通过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 受众有较高的接收兴趣。
4、隐瞒身份。
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 有人愿意侃侃而谈, 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 而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 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 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而隐去记者身份去面对“无可奉告者”, 无疑是最有利于新闻采获的。所以, 在隐性采访活动中, 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隐瞒身份, 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5、隐藏目的。
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 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否则, 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 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在具体的采访实践中, 记者会针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 以不同的身份去进行实际的采访。但不管身份如何千差万别, 隐藏目的的做法是始终如一不会改变。
四、隐性采访的影响力
隐性采访能充分保证舆论监督的进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知政权。作为一种鲜活的新闻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能挖掘到其他采访方式难以获得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幕后真相, 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真实性, 满足了受众的文献知情权, 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新闻媒体记实践证明, 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 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南方周末》等媒体所取得的一系列批评报道的成功, 大多得力于隐性采访 (偷拍偷录) 的巧妙运用。从记者躲进拉煤大货车内偷拍高速公路乱收费情况, 到记者深入锦湖轮胎工厂对不合格轮胎的暗访与报道, 以及河南电视台记者深入山西揭露黑砖窑事件, 促使了当代“包身工”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不给广大受众群体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张莉:《新闻监督与隐私权冲突》, 《法制日报》, 2006年11月9日第9版。
[2]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隐性采访 法律底线在哪儿 篇4
然而，对于记者卧底替考的调查手段，舆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焦点集中在“卧底替考是否涉嫌违法”“记者卧底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等问题。很多重大新闻事件的背后，离不开调查记者的努力甚至冒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排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风险。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什么情况才可采取卧底方式？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合法性如何认定
需对个案深入分析，暗含较大法律风险但不必然违法
凡是向采访对象隐瞒或未告知记者身份、采访目的或隐藏采访设备而进行的采访，都属于隐性采访。而卧底采访，无疑是隐性采访程度最深的方式。记者不仅仅是暗中记录和观察，很多时候直接参与了新闻事件。
事件参与者、新闻制造者，同时又是记录者，卧底采访中记者的多元身份，造成了其尴尬的处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记者隐性采访的规定几近空白。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仅有如下的倡议：要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新闻采访要出示有效的新闻记者证。认真核实新闻信息来源，确保新闻要素及情节准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隐性采访的法律风险很大，虽然目前没有隐性采访的直接规定，但隐性采访中可能使用的偷拍、偷录器材，在法律中有严格的限制。我国刑法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记者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目前还没有明确授权，很可能触及法律红线。”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质检总局公布《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需要结合隐性采访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卧底替考组织的采访为例，虽然替考行为本身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但评价一个行为的违法性，不仅要看其客观行为，还必须考量其主观目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认为，“如果记者替考的目的是揭露替考集团的利益链，该行为也没有产生危害，就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
“作为同行，应为敢于卧底的记者点赞。”媒体从业人员王真（化名）认为，调查记者卧底采访，承擔了很大的风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不采取这种特殊手段，很多事件的真相难以发现。
应遵循哪些原则
“不违法、没犯罪”仅是底线标准，新闻伦理也需谨守
谈及隐性采访，很多人都会不自然地联想到公安机关采取的卧底侦查方式。徐迅认为：“隐性采访与卧底侦查，是完全不能拿来作比较的。两种方式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制都完全不同。”
在我国，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行使。即便侦查人员进行隐匿身份等方式的侦查，也应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需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且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柳波提出：“在目前还没有隐性采访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记者是否存在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从眼前和短期效应看，卧底的成功往往会带来案件的侦破和新闻的蹿红；但从长远看，以违法的手段揭示违法犯罪，不该是社会所提倡的。”
此外，在暗访过程中，记者需在多大限度内承担责任？柳波也提出疑问：“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违法犯罪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记者是否有义务进行控制，使其悬崖勒马？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这种不透明的采访方式，很容易让公众对媒体产生质疑。”
“‘不违法、没犯罪’仅仅是一个底线衡量标准，我们更应关注其背后的伦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阴卫芝认为，“传播行业作为社会信息的过滤者和生成者，对社会道德起建构或消解的作用。隐性采访，可能符合了‘真’层面的要求，但其背后传播的社会影响仍有待考量。”
公共利益咋权衡
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现实难题
“从近年的案例来看，媒体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在采取隐性采访之前便制订了较为详细的预案，包括记者行动到哪一步截止，向公众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等。”徐迅认为，“隐性调查方式不宜作为常规的采访方式使用，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一直备受争议。”
“不穷尽其他采访方式，便不采取隐性采访来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据阴卫芝介绍，隐性采访应至少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记者正在调查的是暗中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正常采访途径无法收集到相关材料；事先依照媒体内部审批程序报经有关负责人同意；不以涉嫌犯罪的方式进行体验式调查。
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据徐迅介绍，一般情况下，揭露犯罪、公众安全与健康、公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等情况，都应该视为与公共利益有关。她说：“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谨慎评估，不应任意扩大解释，需要对媒体的隐性采访进行必要的限制。”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判断隐性采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阮齐林认为：“要遵循利益权衡原则，对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揭露真相带来的正面效果进行比较，如不可避免地造成危害，需将危害比例控制在可接受的范畴内。然而，对记者而言，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一个现实难题。”
隐性新闻采访 篇5
一、隐性采访前做好知识准备
(一) 知识准备要做足功课
凡事都应该有事先的计划, 在隐性采访前做好知识准备, 即所谓的“做功课”。在隐性采访之前不但要做好功课, 还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力气。不少人会忽视这一点, 他们以为在信息化时代, 只要网上百度信息, 就什么都能找到, 知识准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百度之类的搜索引擎十分强大, 可以有效帮助记者简要地做好知识准备, 且可以应付一些简单的隐性采访。可是, 搜索引擎也不是万能的, 网上搜索出来的知识毕竟有限。在有的深度报道或者对专业细节特别重视的隐性采访中, 只依赖搜索引擎通常会导致采访失败。例如, 记者假装盗墓贼混入摸金校尉中暗中采访, 尽管可以从网上搜索出一些盗墓工具的用法, 也可以对盗墓过程进行一定了解, 甚至还可以假装专业盗墓者, 对古墓位置、风水朝向等进行研究。可是只具备这些常识就以盗墓者身份进行隐性采访相当危险。稍不小心就可能泄露身份, 以盗墓者抽烟为例, 通常普通人的烟是用食指与中指来夹, 而盗墓者是倒夹在拇指与食指间点烟, 烟头藏于手心, 其余三根手指则稍微靠拢手心, 而且手心是面向胸口的, 以便于烟头的亮光不会太明显。这些内行人的细节是在网上难以了解的。因此, 隐性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关键的是准备到什么程度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知识水平要和扮演的人身份相符。身份不需要多完美, 有助于暗中采访就行。
(二) 知识准备要实事求是
隐性采访前的知识准备不仅要做足知识功课, 还应该符合生活实际, 与群众贴近。事实上, 不少新闻事件报料人就是记者最好的老师, 特别是在揭露一些社会黑暗腐败的报道中, 报料人通常就是行业中的人。记者在深入进行隐性采访时, 较好的选择就是跟着报料人学习有关专业知识, 或者让报料人帮忙安排接触渠道。
二、隐性采访前做好形象准备
所谓做好形象上的准备就是要做易容准备, 武侠小说的易容术可以改变人的容貌, 神秘感十足。然而, 隐性采访中的易容则并非是如此, 它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保护记者人身安全, 对于那些很少做隐性采访而出镜率较高的记者尤其重要。其次就是将自己的形象气质改变成符合采访中扮演的角色。第一个目的较为简单, 男记者只要变化发型, 女记者化点妆、戴上眼镜都容易改变容貌。能够认得出的人通常都只有与记者最亲密的人, 不然, 其他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极少的人是很难认出来的。原因还是在于记者在镜头上的形象与平时有差别, 另外, 外貌相似的人较多, 走进人群中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何况是记者还十分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相对较难的是要顺利达到第二个目的。在某个角色中扮演的时间长了也就具有了该角色的气质, 气质最难模仿。可能有人会认为气质是很虚的东西, 但是俗话说得好“穿上龙袍都不像太子”。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太子的角色是万人之上, 傲视群体的, 有着很霸气的气质, 这种气质难以用语言说清楚, 不过的的确确存在。
但是, 隐性采访的调查对象不是太子, 不过人的气质因身份的不同而不同。要成功模仿并混入隐性采访对象的圈子, 难度还是比较高。因此, 记者必须对生活有特别的感悟, 要深入采访对象的生活中去真实体验, 并反复模拟对方的气质。因为隐性采访需要, 在一些重大新闻暗中调查中, 记者必须要长期地去适应某个虚构的身份, 甚至不当自己是记者, 去深刻体验别人的生活。[2]花费大量时间学习采访对象的气质固然重要, 但还可以学习一些小技巧。比如说笔者的一个同事, 曾经想混入地下黑作坊, 以当小工的方式进行隐性采访。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琢磨怎么扮演一个进城打工者。后来, 他一个月不洗澡并让自己身上充满汗熏味儿, 并让自己天天在太阳下暴晒, 使皮肤变黑, 然后再混入地下黑作坊, 并成功地进行了隐性采访。还有一个同事为了调查地下赌场, 他绞尽脑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很像赌徒, 可是就是难以神似。有一天, 在进行隐性采访之前, 他熬夜看小说, 让自己眼睛通红, 然后同事们觉得很神似, 他才开始暗中调查采访并取得了成功。隐性采访的记者十分不容易, 为了成功采访, 他们要付出极大的牺牲来配合隐性采访。
三、隐性采访前准备好拍摄设备
隐性采访的拍摄设备准备是成功实现采访目的的关键环节。当前的科学技术十分发达, 新的偷拍机也花式百样。怎么选择与恰当运用偷拍设备, 是保证隐性采访节目顺利出片的核心。在各种各样的隐性采访设备选择中, 具有一定的讲究。要是扮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却选择大气的偷拍手表, 或者背着运动背包型的偷拍机扮演潲水油收购老板, 都是不行的。要根据隐性采访场合来选择设备, 录像手表偷拍灵活且十分隐蔽, 但是难以长时间续航。在长期的隐性采访中, 这样的选择是行不通的。要是在光线昏暗的地方进行隐性采访, 那么偷拍设备应该具有红外夜视功能。要是在场地开阔的地方进行隐性采访, 那么就应该选择有广角功能的包型录像设备, 而不是使用小型偷拍设备, 如摄像眼睛或者摄像笔等等。要是在喧闹的地方隐性采访, 那么既要利用偷拍机, 还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该带上有降低噪音功能的录音笔来录音。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经常会使用到暗访设备, 不过怎样对其进行合理的选择与搭配, 对于记者来说的确值得深入考究。
四、结语
对于隐性采访记者来说, 在进行隐性采访之前, 必须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 这和一般的新闻采访有很大区别的。所以, 从事此类工作的记者应该在采访前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为隐性采访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有效保护。
参考文献
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及其规避 篇6
隐性采访概述
隐性采访的历史。隐性采访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890年, 其时, 现已停刊的《纽约世界报》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化名内利·布莱, 扮成精神病人入住精神病院, 调查病人受到的待遇, 并就此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在该报刊出3篇报道。 (1) 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装疯采访”。
之后, 20世纪30年代新闻竞争的加剧, 以及六七十年代一些权威新闻奖项对采用隐性采访成就的新闻报道的首肯 (如《芝加哥论坛报》因隐性报道获过两次普利策奖) , 进一步助长了隐性采访的发展, 70年代的“水门事件”, 更使隐性采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国新闻界频繁使用隐性采访进行舆论监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1992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对河北省无极县假药市场的暗访是较早使用隐性采访的一个成功案例。此后, 以中央电视台的强档节目《焦点访谈》为代表, 出现了一批以隐性采访见长的栏目, 新闻媒体开始广泛使用这种采访形式。隐性采访的使用突显了新闻媒体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 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隐性采访的含义和特征。隐性采访的含义。北京广播学院1999年出版的《广播电视辞典》认为隐性采访是“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采访方式, 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题材或特殊场合、特殊采访对象, 比如在敌方或犯罪分子中的采访。运用这种方式, 目的在于减少采访障碍和干扰, 获取有价值的新闻事实, 务必十分慎重, 一般控制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 或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授权, 切忌滥用”。
隐性采访具有以下特征:1.采访行为的非公开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记者采访时故意隐瞒身份;第二, 被采访对象不知情;第三, 携带偷拍偷录设备。非公开性是隐性采访的本质特征。当然, 隐性采访的非公开性是相对的, 只隐瞒被采访对象及其相关人员, 而非隐瞒所有人。 (2) 2.采访题材的选择性。并非所有题材都要用隐性采访方式。隐性采访题材一般是以公开采访方式无法取得或无法保证其真实性的题材, 如重大新闻事件、危及公共利益事件等。因此, 隐性采访的选题必须十分慎重, 必须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且要控制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3.采访过程的风险性。使用隐性采访的题材往往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所以记者通常需要深入虎穴, 最大限度地接近新闻源, 风险自然在所难免。4.采访效果的双重性。隐性采访一方面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又可能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某些权利。由于隐性采访是在隐瞒记者身份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 它本身就具有欺骗性, 所以往往会引起一些新闻纠纷。
我国对隐性采访的法律规定。各国都对隐性采访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以美国为例, 它虽然是隐性采访的发源地和风行地, 但近些年来, 美国大部分州逐步通过立法限制或完全禁止了隐性采访。例如,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 未经许可非法‘偷拍’都认为是犯罪。”“至于电话窃听, 美国大部分州都是严格禁止的, 甚至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拥有窃听设备都是非法的, 被认为是触犯刑律的。” (3)
但是, 我国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或政策对隐性采访作出过明确规定, 只是在一些法律中作出过相关规定。比如, 《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还有一些散见于《民法》、《刑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指出了隐性采访的禁区, 即采访不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能涉及个人隐私、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等。在采访手段上, 《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他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
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
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主要包括对被采访者的肖像权、名誉权、人格尊严、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由于隐性采访的非公开性特点, 它较之显性采访更容易造成新闻侵权, 尤其容易对被采访者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构成侵犯。
造成隐性采访中新闻侵权的原因。隐性采访的特点是构成新闻侵权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 隐性采访具有非公开性, 由于被采访者不知情, 所以在采访过程中没有准备、没有矫饰, 完全以一种自然的状态暴露在镜头下, 其个人信息、私人空间以及其他一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秘密很有可能在此时泄露。另外, 记者为了获得最真实的信息, 有可能采用偷窥、窃听、跟踪等违法手段。这些都对被采访者的隐私权和肖像权构成了极大的侵害。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与不合理的公众兴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对隐性采访进行明确的界定, 也缺乏一个对相关权利的保护的明确规定, 我国至今没有出台新闻法, 这也使新闻报道和司法实践缺乏相关的法律指导。而且, 长期以来我国注重保护集体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 导致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漠视。此外, 现实生活中公众的猎奇心理、窥私欲望不能不说是导致隐性采访侵害隐私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媒体竞争的利益驱动是直接原因。隐性采访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具有更多的优势, 它能避免公开采访中的一些障碍, 消除被采访者的戒备, 以获得真相。
对大众传媒来说, 隐性采访的好处还远不止于让自己完成“环境监测者”的角色, 由于隐性采访一般都能满足受众解气和窥视的心理需要, 往往对读者和受众的吸引力更大。尤其是电视, 和报纸相比较, 隐性采访时都会使用偷拍设备, 那种现场的真实再现, 被偷拍者毫无心理戒备的一言一行, 都会让观众产生“铁证如山”的感觉, 而不像一些报纸上过多的细节描述, 反而让人怀疑其真实性。此外, 偷拍画面的倾斜晃动, 现场声音的嘈杂混乱等一反常态的表现形式, 似乎都成为抓住观众注意力的综合因素。 (4)
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如上所述, 隐性采访最容易侵害到的就是被采访者的如下权利:
隐私权。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 其客体一般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其内容一般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信息和生活情报的控制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等。 (5) 在隐性采访中, 最容易发生侵权行为的就是侵害隐私权。
肖像权。肖像权是公民对自己的肖像及其利益进行支配、保护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 肖像权的保护, 主要是指未经肖像权人允许不得非法使用其肖像。 (6) 在现实中, 未经他人允许, 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 并损害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 (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 , 也是不允许的, 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事由。在隐性采访中, 既有未经他人允许拍摄其肖像的问题, 也有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问题, 这些都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但是这种采访如果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抗辩事由, 就可视为合法行为, 否则就会构成侵害肖像权,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舆
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指民事主体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 并且受到他人和社会最起码的尊重。 (8)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 侵害人格尊严就是侵害人格权。
名誉权。名誉权就是公民、法人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9) 它是公民、法人最重要的人格权, 法律对之加以严格的保护。在新闻报道中, 对公民、法人进行诽谤、侮辱等, 使名誉权受到损害的, 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侵害, 媒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或感兴趣的事物以及公共事务接近和了解的权利。 (10) 很显然, 知情权包括公民拥有知道自己正在被采访和被谁采访的权利。隐性采访在满足受众“知”的需要的同时, 也侵犯了采访对象的知情权。
隐性采访中新闻侵权现象的规避
一般认为, 隐性采访的抗辩事由有三:公开场合、公众人物、公共利益。确定了抗辩事由, 新闻媒体在实践中就应该加强自律, 尽量避免因隐性采访造成侵权。笔者认为, 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应当在隐性采访中遵循以下原则:
公共利益至上原则。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围绕公共利益的, 记者应该始终抱有良好的动机, 不能以哗众取宠、窥探隐私作为采访目的。
不得已而为之原则。隐性采访并非记者首选的采访手段, 它只能是在非此就不能获取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才采用的一种方式。
客观记录原则。记者在采访中, 只能是客观真实地记录新闻事件, 而不能干预、介入、甚至导演某些新闻事件。美国著名新闻理论家罗恩·史密斯把隐性采访中的欺骗分为三种:“被动欺骗, 记者假装只是公众中的一员,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他人不知道有记者在场的情况下收集信息。主动欺骗, 记者策划某些事件以揭露别人的错误行为。化装采访, 记者假扮成别的什么人。” (11) 被动欺骗形式的隐性采访引起的争议和纠纷比较少, 因为这种方式不需要策划和伤害他人的活动, 业内普遍对这种采访方式持肯定态度。普利策新闻奖不止一次颁发给这样暗访的新闻报道。主动欺骗和化装采访却容易引起道德和法律问题, 业内人士对此多持不支持态度。 (12)
在采访报道中, 记者充当的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 而非侦查人员或审判者。因此, 新闻工作者在采访中要慎防采访权越位。
严格审查原则。新闻媒体和相关主管部门要对隐性采访的新闻报道进行严格的审查。不仅是事后审查, 对报道中涉及公民隐私又与报道无关的内容进行处理或删除, 也要进行事前审查, 如对隐性采访选题的审查, 若不是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点, 就不应使用隐性采访。
目前, 我国还没有出台新闻法, 在隐性采访的保护和管理上仍存在一定的漏洞, 但是新闻媒体可以采用自律的方式, 尽量避免侵权事件的发生。记者也应尽量多掌握一些法律知识, 在进行采访时还应注意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 避免采访权越位, 同时也能保护自身安全。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课题“大众传媒与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对隐性采访中的新闻侵权及其规避办法进行了探讨。其中详细研究了隐性采访的历史、含义、特征和法律规定;分析了隐性采访中新闻侵权现象的成因及其具体表现;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隐性采访中规避新闻侵权现象的抗辩事由, 及其应当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隐性采访,新闻侵权,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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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新闻采访 篇7
隐性采访在西方新闻是早已有之。1880年, 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勒丽·蓓蕾听说伯勒克威尔岛疯人院虐待精神病患者、侵犯人身权利, 她便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名“疯子”, 亲身体验、了解情况。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也比较早地关注隐性采访问题。由于电视隐性采访消除了采访现场和摄像机的存在而产生的违背生活自然流程的可能, 其新闻性和现场感就强, 因而在观众心中产生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较强, 它所起到的舆论监督的效果也就不错。
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方式的一种,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完成显性采访不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 隐性采访毕竟只是显性采访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既然是辅助性的, 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隐性采访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不能将其凌驾于法律之上。当前的媒介上, 隐性采访似乎有过滥之嫌。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 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 才能不得已而为之。新闻工作者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 才可考虑是否用相对来说值得研究的手段来采访新闻。
二、隐性采访应追求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统一
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一样, 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记者发现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重大侵害时, 应挺身而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而不能为了追求“报道效应”, 放任自流。例如, 最近出现的一条新闻, 下雨天, 路面有一个大坑, 致使行人躲避不及掉入坑中, 有记者为了拍到这一画面, 在坑前蹲点。这样的行为就是为了所谓的“报道效应”而损害了公众利益, 试想, 如果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蹲点, 而是采取措施提醒路人注意, 那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受害了。
记者是一个社会人, 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但是, 记者又是时代的记录者, 职业道德要求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完整地记录下来, 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尚有许多丑陋的现象在悄悄滋长和蔓延。记者有责任用他的如椽之笔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将那些丑陋现象公之于众。但记者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获取信息要取这有道, 在新闻职业道德自律方面约束自己。当记者在采访中面对抢劫、杀人、自杀或对国家公共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失的事件时, 必须首先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奋不顾身去加以制止, 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其次才是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 真实地记录事件的发生。
电视记者要始终为每一个采访对象着想, 避免滥用他人隐私。尤其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要有意识地加以保护, 要注意保护他们的正面清晰图像, 尽量使用背面、逆光或用“马赛克”处理。在现在的一些新闻中, 记者为了达到报道的效应和力度, 往往选择公开当事人的真实面貌。但是, 作为公众媒介, 媒体也是会造成伤害的, 轻则损害当事人的个人利益, 侵犯其隐私, 重则有损于当事人的自尊和生命安全。所以,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时刻注意人文关怀。
三、隐性采访应具有的职业道德素质
无论记者的采访动机如何, 真实目的如何, 可能实现的报道效果如何, 隐瞒职业身份本身在客观上是一种“欺骗”行为。记者在隐性采访中, 必然会对采访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撒谎”, 这就容易给采访对象造成伤害, 记者没有道德上伤害他人的绝对权利。何况, 通过欺骗方式得到的信息其可信性在逻辑上有着天然的缺陷。英国新闻道德研究者卡瑞·桑德斯提出, 是所有的谎言都要加以谴责, 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负面性有所估量。说谎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 说明这一谎言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而其他替代的方法都已探求过。
作为职业记者, 要有一种道德自觉。人在隐蔽身份的情形下, 在别人无法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容易失去严格的道德自律 (由网络隐匿性形成的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证) , 容易违背道德规范。不可在道德上陷入动机主义和结果主义的片面性。记者在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时, 最容易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条来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的具体采访手段进行道德辩护, 然而, 隐性采访维护的到底是不是社会正义、是不是公共利益,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不清晰的, 有时更多的可能是记者的利益或记者所属媒体的利益。一般说来, 如果难以判断一些行为是否直接关涉公共利益, 这时, 记者应该采取保守的方法, 即不采取隐匿身份和撒谎的道德风险, 那就是说, 在公共利益还没有处于明显危机时刻, 隐性手段的使用要特别谨慎。有学者甚至指出, 什么时候公共利益清楚明了, 从而可以以此来证明谎言的合理性?我认为没有, 我们至多只能说在那种情况下说谎是最少恶性的行为。
四、结论
目前新闻界业内对隐性采访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完全赞同新闻界使用暗访这一方式;一种是坚决反对记者使用暗访;最后一种是中立的态度, 认为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 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 才能考虑使用。可见, 新闻业界总的来说对隐性采访的使用还是偏向谨慎的, 因为如前文所述, 滥用隐性采访只会让受众产生审丑疲劳, 使隐性采访的舆论监督效力下降。所以, 在特定情况下、以“不得已而为之”为前提使用隐性采访, 才能使得隐性采访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只有新闻媒体时刻把公众利益必须放在首位考虑, 将隐性采访作为正当的舆论监督手段督使政府部门的决策对公众利益负责, 才能确保隐性采访继续朝健康的、有强而有力舆论监督作用的、为受众欢迎的方向发展。
摘要：作为职业记者, 要有一种道德自觉。人在隐蔽身份的情形下, 容易失去严格的道德自律, 容易违背道德规范。隐性采访本身就是特殊的、非常态的方式, 因而很难在整体上进行道德评价。这关于隐性采访方式的道德分析, 必须动用道德评价的例外原则,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上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方式的必要性, 如果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 不仅形不成新闻报道, 也无法通过新闻手段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
关键词：隐性采访,社会责任,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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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新闻采访 篇8
一、隐性采访的弊端
负面新闻报道往往会对某些当事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这种情况在隐匿采访中尤其突出。滥用隐匿采访方式, 造成的后果是让传播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新闻当事人对媒体、记者产生不信任感, 提防、排斥记者;记者就不得不更多地采用隐匿采访方式, 之后招致更多的不信任和敌意。
(一) 容易因侵权而被诉至法庭。
公民具有知情权, 同样, 公民有知道自己被采访的权利也属于知情权的范畴, 而电视新闻中的隐性采访都是在未经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采集的新闻。虽说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权和个人知情权相比较, 孰轻孰重, 是不言而喻的, 但这种采访行为在事实上确实侵犯了被采访人知道自己正在被采访的权利。不少报道均因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而被送上法庭, 所以要求记者在运用隐性采访时要把握好“度”, 大至系列报道小到偷拍偷录均要尽量规避公民的“隐私”雷区, 尤其是对涉及公民隐私内容的隐性采访更要慎之又慎。
(二) 容易干扰社会秩序。
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由“暗访”过渡到“卧底”, 这是近年来新闻记者隐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 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引蛇出洞”, 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 引诱制假者上钩, 在犯罪嫌疑人来交易时, 警察当场将其擒获。现在, 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引诱犯罪的嫌疑。
(三) 容易偏离新闻道德。
部分职业素质不高的媒体人员为了获取爆炸性的新闻信息不惜冒犯法失德之大不韪而竞相采用隐性采访, 以至于造成滥用隐性采访的现象, 从而造成传媒行业整体自律意识的削减和整体形象的破坏;还有一些记者在被采访对象不愿接受采访时, 不再凭借较强的新闻素养和采访技巧去发现新闻线索、搜集新闻资料, 而是通过偷拍偷录等“捷径”来获取新闻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记者专业素质的下降。
二、隐性采访应把握的原则
正因为隐性采访存在这些弊端, 新闻记者在运用隐性采访时对原则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目的正确, 把握好法理原则, 报道适度、人性化, 才能使隐性采访发挥出独特的魅力。
(一) 要遵守法律法规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采访的权利, 但采访权不是可以超越法律的特权。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当报道活动与合法性发生冲突时, 要毫不犹豫地以合法性为准则。如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不得对未成年人进行隐性采访、不得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各种公民的隐私等。尤其是为了获得新闻真相, 记者装扮成政府、司法机关、军队、社团组织等国家公务人员采访, 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采访中记者也不能使用诱导式暗访, 不能故意设置“圈套”、“陷阱”, 诱使采访对象上当受骗甚至从事犯罪行为, 哪怕出发点是为了曝光社会丑恶现象, 也会因触犯法律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 隐性采访时记者也不能干涉事件的发生发展, 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 否则就有导演制造新闻的嫌疑。总之, 新闻记者必须认真谨慎地把握好法理的“度”, 防止隐性采访在违法的边缘“湿鞋”。
(二) 要有正确的出发点。
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维护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须实施隐性采访的一个主要依据。新闻媒体对违法行为的报道, 不单是为了打击犯罪, 主要是为了提醒广大受众不要上当受骗,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报道目的要善良, 即用博大的爱心和真诚的关注开展新闻活动, 即使在开展舆论监督时, 也应抱着发现问题、曝光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只有持有这样的报道目的, 才能真正的发挥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也才能更好的增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能力。 比如央视《焦点访谈》的“保健胶囊何以热销”节目, 整个节目都是本着维护公众对保健品市场知情权的目的而进行的暗访, 通过对“化维纤”胶囊热销背后真相的揭露, 告诉人们一方面要时刻警惕身边的这种行为, 另一方面也在告诫人们这种行为的不合法以及不道德性, 从而达到遏制某些专家学者为保健品当托的不良社会现象, 而并非是让人们去痛恨这些宣传和销售“化维纤”保健胶囊的人, 这样的报道目的才能达到预期的舆论监督效果。
(三) 报道的内容要客观真实。
因为实施隐性采访的通常是记者一个人或几个人, 有些事实查无对证, 这很容易成为一些人“制造假新闻”的障眼法, 比如2009年全国十大假新闻中的“纸馅包子”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造假”的行为使媒介的公信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新闻如果失去了真实性, 也就失去了新闻行业存在的必要。因此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须遵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 始终绷紧真实性这根新闻生命之弦, 在选材和立意时应全面客观地看待社会事件, 着力把握好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表面真实与本质真实之间的界限, 在真正意义上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例如, 黑龙江电视台《帮忙》栏目一期关于兄弟几个因为一处房产而不要亲生母亲, 并且兄弟反目成仇的节目, 虽然兄弟几个在观众看来都是被批评和指责的对象, 但是《帮忙》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是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去对待这几个采访对象的, 并且始终是本着公平客观的原则对事件进行调节的, 这样的采访态度有利于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 报道要适度、要人性化。
现实中, 有些媒体为了追求独家新闻, 不分事件种类、情节轻重, 一律采用“偷拍偷录”, 以满足一些人“偷窥、偷听”的猎奇心理, 更有甚者将一些不适宜或刺激性的镜头曝光, 产生了不道德的后果, 新闻低俗化的本质暴露无遗。记者既要有社会责任感, 也应具备普通人的情感和社会良知, 在对某种时弊、问题痛下“杀手”时, 也应该“手下留情”。适当的报道角度和一定程度的曝光频率也可以说是更高意义上对罪犯和他人的一种挽救, 这种挽救可能会比对其的过度报道更有现实意义, 同时也可以体现隐性采访报道的人文关怀意识。央视《生活》栏目认为, 隐性采访并不是主要的采访手段, 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 应该与公开采访结合使用, 这样, 节目既有真实性, 又有权威性。像《如此批条含金几何》节目, 反映石家庄市某代征税办的领导, 利用手中权力, 擅自为车托们开批条, 减免了车辆购置税, 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记者先是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法, 从车托手中购得批条, 顺利地给车子减免了几千元的税。随后, 记者又公开采访了代征税办的主任, 与之斗智斗勇, 巧妙地使当事人说出了全部真相。这一节目采用隐性与公开采访相结合, 报道手段合法, 内容完整, 首尾呼应, 注重人文关怀意识, 达到了很好的报道效果。
三、 结语
隐性采访的准确运用能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 突破显形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 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本质, 向受众展示出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新闻,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视性”或“可听性”。准确的运用隐性采访不仅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好奇心,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正是由于隐性采访具备很多显性采访所不具备的优势, 所以我们相信, 电视新闻隐性采访在新闻记者的准确运用下能够发挥其在特殊的报道领域的独特优势, 能够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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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三维度 篇9
1890年，美国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假扮精神病人住进了纽约布莱克维尔岛的精神病院，在院期间她将该医院虐待精神病患的事实真相调查记录清楚，逃出后披露于报端，大获成功。该事件被视为是近现代隐性采访的标志性事件。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以偷拍偷录等隐蔽手段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的采访。所谓偷拍偷录，是指未经他人知晓和同意，对他人的活动进行拍照、摄像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的行为。①偷拍偷录的采访形式本身会引发许多法律问题，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偷拍偷录进行限制。《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②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前这些被认为技术含量极高的工具今天正被世界范围的新闻媒体广泛使用，并为受众揭露了许多在正常采访下根本不可能获知的重要信息。我国现行立法当中只是对偷拍偷录行为所使用的器材进行了限制，至于使用一般摄像录音设备的偷拍偷录采访活动并没有法律禁止，并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这种偷拍偷录的积极社会作用。譬如：《辽宁日报》财贸部组织5名记者装扮成买药人，打进黑药市场，摸清了黑药市场为何如此兴旺、卖假药者为何会逍遥法外的事实真相，最终写成《药品黑市买卖》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记者采用偷拍偷录手段的动机多种多样，无论何种动机，这种采访手段还是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客观地说，我国对偷拍偷录行为无论是法学意义还是新闻学意义上的理解都非常有限，美国的大众传媒法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唐·R·彭伯教授指出，美国公众整体认为如果一位记者在没有考虑其他替代方法之前便使用这种手段，那么他就很可能伤害公众对其工作或对整个新闻事业的信任。1992年，职业新闻记者协会和波因特媒介学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起草了一份专门指导记者如何偷拍偷录的小册子。这些指导性原则指出在以下情况下，记者才能偷拍偷录：
（1）某信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2）用于获取该信息的所有其他手段都已穷尽；（3）相关个人及其所属的新闻机构，能凭借其卓越的工作质量和充分的时间投入和资金投入，全面完整地完成报道；（4）通过欺骗手段所获得的信息，其公开披露所能避免的损失大于欺骗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损失；（5）相关记者做出了有意义的、持协作态度的、审慎的决定，以证明其欺骗的合理性。
另外，该指导原则还指出，为了得奖、击败竞争对手、廉价地获得报道、“因为别人用所以我也用”或者“因为报道对象不道德所以我才这么做”等，都不能成为证明偷拍偷录合理的充分理由。③
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也有相似的内部规定，只有符合下述条件才允许使用隐性采访：
（1）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2）没有其他途径收集资料；（3）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4）经制片人同意。
笔者认为，类似的理论指导事实上是承认了在隐性采访中采访权的不完整性，是记者因为身份的隐瞒而导致了采访自由的克减。许加彪博士也认为，隐性采访中对记者的不配合或侵犯已经超出了新闻采访权的权利范畴，因为记者没有表明身份，对之只能以普通公民看待。
对隐性采访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类：根据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类。④如果说作为整体方式的偷拍偷录更多的是引发伦理层面的社会忧虑，那么这两类具体的采访方式则涉及更加具体的违法隐患。这种违法隐患表现在其三个维度上的延伸，即：“谁在采访”、“在何处采访”、“采取何种采访行动”。
二、身份、场合与行为：违法隐患的三个维度
维度一：谁在采访？——隐性采访中记者“替代身份”的法律限制。隐性采访的一大特点是记者通常要隐瞒自己的记者身份或假扮为其他身份进行采访。在观察式隐性采访当中，记者通常充当一个冷眼旁观的记录者的角色。这种情况下记者与事件之间尚有一段“安全距离”不至于引发所谓“替代身份”上的问题。可是在介入式隐性采访中则不然，记者要主动介入到事件当中去搜集信息。为了成功搜集到一些正常采访当中难以采集的信息，记者通常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伪装成另一些身份的人，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为了采访山东菜农进京遭遇的种种障碍和非法收费把自己化装成进京菜农的随车人员。然而这种“伪装”本身就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因此，以这种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的行为之合法性一直受到各界的伦理质疑。但是最严重的还是在记者假扮具有一定权威或法律身份的角色，如：法官、检察官、警察或者行政官员等的情况下而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
“一般说来，记者用以隐身的替代身份，只能是一般公民依法可以充当的角色，而不能是法律特别授权的、拥有某种特殊权力的特殊身份。”⑤在国家各机关工作的国家公务人员是经由一国宪法及组织法特别授权而具有一定权力、奉行国家事务的特殊人员。这些人员具有特定的法律权威，如果允许记者随意假扮，不但使新闻业的职业诚信遭受挑战，而且必将使公权力的权威饱受质疑，进而严重搅乱一国的法律秩序。因而通常各国都有法律规定禁止假扮公务人员或权威人士，另外记者更不能伪装为一些非法人员，譬如：强盗、小偷、毒犯、卖淫嫖娼分子等。对隐性采访之替代身份的法律规制不但是对整体法秩序的保护，更是对新闻记者诚信度的保护。
维度二：在哪里采访？——对隐性采访场合的法律限制。除了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替代身份因容易导致违法而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之外，记者进行隐性采访也不能在所有场合任意进行。记者通过替代身份隐秘地搜集信息通常都要经由一定的场所进行，这些场所可能是公共领域，比如：公园、广场、公开经营的商业场所等；也可能是非公共场合，比如：军事禁区、监狱、拘留所、看守所，或者重要生产基地和科学实验基地等；还可能是完全私人的场所，比如：私人住宅、私人办公室等。记者因法律对这些场所的法律保护不同而得以行使不同程度的采访权，通常的原理是：在公共场所进行隐性采访的限制较小甚至没有限制，在非公共场所或者完全的私人场所进行隐性采访则要受到较大的限制甚至有些场所是法律规定记者未经表露身份后而经一定程序得到允许后完全不得进入，否则就构成违法行为。隐性采访最容易造成侵权或者犯罪的传统场合是私宅。世界各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立法中都对于公民的住宅给予充分的保护：美国司法实务界通过“迪特曼案”判决确定了“房屋所有者有权要求别人不将他们在他（她）家的所见所闻通过照片或录音的形式向大众广泛传播”的原则，对私宅进行保护。美国学界则公认“普通法历来承认，一个人的居所就是他的城堡，这所城堡是不可攻破的，即使对执行法院命令的政府官员也是如此。难道法院在向官方机构关闭这座城堡的前门后，却要向懒散或淫欲的好奇心开启它的后门吗？”；⑥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另外一些场合，如监狱、军事基地等更因为其特殊性质受到立法的特别保护，记者不只是不能以隐性采访的形式进入，即使是一般采访活动也必须通过向职权部门申请取得许可后依照指定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
维度三：采取何种采访行为？——隐性采访当中记者行为的法律底线。不能与有效法律规范相冲突是记者隐性采访中具体活动的底线。这类底线意味着记者在具体采访中不得从事两类行为：一种是积极主动的参与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一种是唆使、诱惑他人从事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
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是记者不能碰触的“高压线”。法律的面孔是严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即使是受宪法保护的“采访权”也不能成为从事侵权或违法犯罪活动的“豁免权”。有些记者在对重大事件特别是“涉案事件”的隐性采访当中深深嵌入其中，他们不但偷偷地记录，不少人还主动地参与到涉嫌违法的活动当中去。
即使记者自身不参与到这些违法活动当中去，他们也不能唆使、诱惑他人从事这些活动以获得新闻信息，例如：在日本，记者在采访中因唆使犯罪而遭到起诉的案件是记者采访丰田商事会长刺杀事件，而涉及杀人帮助罪嫌遭起诉的案件（地检署接获告发侦查后，以罪证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见《朝日新闻》1986年5月3日）。有些记者经常在暗访中设置特定的场域或语境“引君入瓮”。比如：为了查探娱乐场所涉及色情服务的信息而高价求购“特种服务”；为了查探光盘销售中是否存在涉及销售盗版或者淫秽品而以高价诱惑；为了跟拍某些违法犯罪现场而怂恿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都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各国法律对教唆、诱惑他人实施违法活动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
三、结论
从以上部分的论述不难看出，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中本应该是为了揭露隐蔽罪行而战的斗士，但是如果不能对自己在身份、场所和行为三个维度中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定位，就注定要走到“正义的背面”，沦为法律打击的对象。面对这种“毒树之果”式的“二律悖反”，尴尬的有时甚至不仅仅是记者或新闻界本身。
注释：
①④⑤刘斌、李矗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1994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20条指出，《国家安全法》第21条所称“专用间谍器材”是指进行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下列器材：（1）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2）突发式收发报机、一次性密码本、密写工具(３)用于获取情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4）其他专用间谍器材。
③参见唐·R·彭伯［美］著：《大众传媒法》，张金玺、赵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塞缪尔·D·沃伦、路易斯·D·布兰代斯 著：《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见载于《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隐性新闻采访 篇10
电视新闻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 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采访的意图, 通常会将自己扮演成事件的参与者。这种方式常常会让被采访者放下戒备, 记者更容易深入了解事件。掌握有价值的新闻材料。隐性采访因其本身的特点能在最大程度上反应真实的事件, 让新闻更加可靠。
一、新闻记者使用隐性采访的特点
隐性采访又叫暗访, 是新闻记者在隐藏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收集事件的信息。隐性采访虽然能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 但仍应是普通采访的一种补充, 而不应作为一种常规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主动性
新闻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往往有一定的目的性, 想了解事件的某个或多个方面。进行隐性采访的记者通常已经对事件有所了解, 在有所准备的前提下接触被采访者, 并从被采访者口中得出新闻线索。新闻记者的有备而来体现了隐性采访的主动性的特点。
2. 隐藏性
新闻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 不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 还将专业的摄像和录音设备也隐藏起来, 防止被采访者发现。被采访者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就会对记者减少隐瞒, 展现事件真实的一面。这样的采访往往会还原给社会事件的真相, 让大众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隐性采访不应当用在所有采访中, 它主要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 记者对某种不道德的社会现象有所耳闻, 但没有现场情况时, 可以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获得真实事件的一手资料;
(2) 记者隐藏自己的身份暗访犯罪嫌疑人或其亲朋好友, 并进行摄像、录音等以获得犯罪证据;
(3) 有时候, 记者在公共场合获得素材时, 为了使素材更加生动真实, 可以在不针对个人的情况下, 对被采访者进行隐性采访, 防止被采访者在镜头下的紧张和焦虑。
(4) 记者可以在进行正面采访时穿插使用隐性采访, 从而增强新闻的说服力, 使报道更有现场感。
二、隐性采访把握“度”的重要性
隐性采访有其自身的优点, 能够曝光一些丑陋的社会事件, 但如果记者滥用隐性采访, 不顾及社会影响和他人感受, 不仅不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还会影响新闻媒体的信誉。
近些年以来, 由于隐性采访引起的法律纠纷案越来越多, 因为隐性采访往往是对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披露, 记者或者新闻媒体人的价值观会对大众进行道德评判产生影响, 没有尊重新闻本身的客观性, 不恰当的隐性采访甚至可能触犯法律。
此外, 我国目前对于隐性采访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 一些记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迎合大众、达到视觉效果, 在进行采访时不加节制, 侵犯了被采访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对于电视新闻记者来说, 在隐性采访时必须把握好采访的“度”。
三、隐性采访应把握的度
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手段的一种, 被相关法律法规所允许。但隐性采访是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被采访者的隐私。因此, 对于电视新闻记者来说, 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把握好采访的“度”。
1. 不能太频繁地使用隐性采访
当一个事件可以被公开采访时, 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隐性采访。当新闻记者对一件事情进行采访时, 应当紧紧围绕整个新闻事件的主题进行报道, 探讨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从而引发大众对事件的思考并对社会舆论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记者应当将一些与新闻主题关系不大的事情选择性忽略。隐性采访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并让大众了解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而应当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常用手段。隐性采访不应当被电视新闻记者频繁地使用, 应当配合公开采访, 并凭借其自身的特点达到公开采访缺少的效果, 只有这样, 采访才能起到正确的舆论监督作用, 才能是正向的。
2. 隐性采访中的内容限度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媒体这个行业由于竞争日益激烈, 越来越走向市场化。现在的媒体已经不重视引导社会舆论, 而慢慢演变成一味迎合大众的口味。电视新闻在进行报道时为了获得高收视率, 没有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而是为了满足大众的要求, 将一些社会阴暗面, 如色情、暴力等进行放大, 对于一些不堪的事件详细描述到极致, 使整个媒体环境极为消极, 不仅没有正确引导社会价值观, 反而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 隐性采访在采访时一定要注意采访的内容限度, 选题一定要慎重。当涉及到犯罪、暴力、色情等内容时要再三考虑, 谨慎选择。隐性采访要时刻以引导大众正确价值观为最终目标,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 慎重把握采访的内容。新闻媒体不能一味迎合大众口味以获得自己的利益, 否则, 新闻采访将会失去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成为低俗的传播工具。
3.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紧密结合, 提高新闻报道可信度
隐性采访容易使记者获得新闻最真实的情况, 但它只是采访方式的一种, 应当对公开采访起到补充作用。虽然在现行的国家法律中, 对于隐性采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隐性采访毕竟会透露或多或少的个人隐私, 因此, 记者必须根据事情的严重情况, 分析隐性采访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慎重使用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由于其隐藏的特点,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公开采访不能获得的信息, 将更加真实的情况展现给大众。但隐性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很容易侵犯被采访者合法的人身权利,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 一定要把握好采访的度, 对他人的采访应当遵守法律和道德, 尊重他人隐私。
4. 记者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记者在进行采访活动时, 应当具有一定的人文情怀, 对那些没有触犯法律、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 应当体会被采访人的感受, 考虑事件曝光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负担和生活上的影响, 保护被采访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当然, 对于一些触犯法律、违反社会公德的事件进行报道时要客观、公正, 将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众, 对不法、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有力地披露, 使电视媒体实现其作用和价值, 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
5. 隐性采访时不得触犯法律
新闻记者有权对社会上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指正, 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电视新闻记者应当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 在进行隐性采访时使用正确的方法, 不要触犯法律。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能以身试法, 要考虑大众的感受。现在许多记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以当事人的角色深入事件进行调查, 往往会假扮成嫖客、购买黄牛票的顾客等, 拍摄下他人违法的现场行为。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又可能会触犯法律的行为, 不仅对记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还会对记者的形象造成影响。因此,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不能为了曝光违法行为而触犯法律, 要把握好采访的“度”。
结语
隐性采访的目的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 客观地将事实展现给大众, 它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从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健康发展。但电视新闻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要把握好采访的“度”, 不能违背道德的要求, 更不能为了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触犯法律的底线。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被采访者的合法权益, 考虑曝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和生活上的影响, 维护当事人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刘丽敏.隐性采访的利与弊[J].新闻窗, 2012 (4)
[2]蔡放.浅谈隐形新闻采访中的侵权行为及规避[J].新闻传播, 2012, (6)
[3]李燕飞.再议隐性采访[J].新闻爱好者, 201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