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路径（通用12篇）
影响路径 篇1
《申报》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份商业报刊, 创办者指出他们办报的目的是“为了行业营生”, 标榜“无党无偏”, 摆出一副公正客观的架势来换取广大读者对它的支持。《申报》是由英商美查等四人合资创办, 因此, 它一开始就建立了股份制公司, 成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将报业经营管理纳入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分离的科学管理之中, 为此后《申报》进行资本运作打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
1 花心思来贴近读者, 吸引读者注意力
由外商创办的这份《申报》诞生于旧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申报》从一开始就注重和本土相结合, 培养自己中国作风和气派, 以一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笼络中国读者, 方汉奇先生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评价当时的《申报》时说:“报纸的文字和版面安排上尽可能的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样就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申报》还通过内容的趣味性和新奇性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儿。它曾提出:“刊载一切可以新人听闻的‘可歌’、‘可泣’、‘可喜’之事”。求新求异是人的普遍心理, 刊登一些奇闻逸事既满足了一般读者的猎奇性心理, 增强可读性。根据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所提的选择或然率公式:选择或然率等于选择的报偿保证与选择的费力程度之比, 其中报偿保证指传播内容满足选择者的需要的程度;而费力程度是指得到这些内容和使用这一传播途径的难易状况。如选择《申报》获得的满足度高的话, 自然读者购买《申报》的可能性就高。
2 下功夫做主流内容, 形成社会影响力
报纸作为一种新闻媒体, 最重要的还是刊载新闻, 传递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 人们的信息需求不仅仅是猎奇性信息, 更多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政治、经济信息。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提出的和“可读性信息”相对应的“必读性信息”。没有必读性强的信息, 只刊载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东西是黄色小报的做法, 是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
《申报》是如何增强其“必读性”呢?1905年的业务改革中, 《申报》加强了新闻报道工作, “不惜巨金函请北京及各省会机关中人担任重要访稿”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 并且率先利用电报这一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来传送新闻稿件, 拍发了中国最早的新闻专电, 并在1909年前后较早地开始刊登新闻照片。《申报》聘请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担任驻京记者或主笔, 他们为《申报》写了大量通讯, 其中邵飘萍的北京专电使《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名声大振, 风靡当时。从《申报》的以上做法可以看出, 《申报》在新闻报道上是花了大力气的。重视政治新闻等主流资讯, 既采用新技术, 提高了传播速度, 又聘用名记者, 提高了稿件的质量,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
一份报纸要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离不开其内容的严整性和资讯的主流化。《申报》在扩大版面的同时增设多种专栏专刊, 报纸内容趋向综合化、杂志化, 加大了广告、商业经济、文化娱乐方面的信息, 改革了1911年8月24日起创办的副刊《自由谈》一直以来, 《自由谈》连载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后来“左联”的旗手作家鲁迅为其撰稿。《申报》在刊登新闻照片的同时也常刊登时事漫画和各种图片, 使之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这一系列措施使《申报》逐步走向一份综合性的大报, 走向主流大报。
3 经营《申报》品牌, 扩大传媒影响力
3.1 扩大广告发行, 获得“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传媒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按照美国传媒经济学家皮卡德的观点:一份报纸的初始成本最高, 之后每增加发行一份报纸的边际成本会远远低于平均成本, 从而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
《申报》随着其影响力不断扩大, 广告量也不断增加, 广告所占报纸版面的篇幅逐渐由创办之初的三分之一左右递增到二分之一左右, 到史量才聘张竹平任广告部门经理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当然, 一份市场化报纸的广告版面是否应超过报纸版面的二分之一值得商榷;但既然《申报》这样做并未影响其发行量的扩大, 至少说明《申报》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广告吸纳能力是相当大的, 并且说明《申报》已经培养了大批忠实读者。《申报》大力开展广告业务, 广告收入在报纸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广告经营是媒介经营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 但不是唯一的方面, 随着发行量的扩大, 《申报》的发行收入也非常可观。《申报》在发行上一开始就注重内容的本土化、主流化和贴近性来开拓市场, 打开销路。在1872年创刊时, 《申报》的销量只有600份, 到史量才接办时也只有7000多份, 史量才接手后设立报纸推广科, 除大力在本市推广以外还加大了向外埠发展市场的力度, 效果是显著的:到1919年时, 发行了近万份;到1922年《申报》创刊50周年时, 平均日发行量达5万份;到1926年时突破到10万份以上。当然发行量的突飞猛进与《申报》自身传媒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应该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
3.2 开展多种经营, 获得“范围经济”
前边说过, 报业经营收入的主要方面是广告经营和报纸发行, 即“卖内容”和“卖广告”, 但这也不是报业经营的唯一方面。按照媒介产业化及媒介资本运营的观念, 媒介产业的发展必然向相关产业延伸, 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由价值产出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换, 形成对“媒介品牌”价值的经营和提升, 即所谓的“卖活动”或“卖品牌”。
《申报》在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 注意不断经营提升自己的品牌, 搞了许多相关产业和领域的经营, 具体包括:1) 出版《点石斋画报》, 办系列报刊;2) 创办印书局:昌印书局和点石斋书局, 充分利用自身先进的印刷设备的优势, 涉足相关产业的经营;3) 创办《申报》月刊, 发行《申报年鉴》 (1932年) , 对《申报》进行深加工, 经营《申报》这一品牌;4) 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 相继举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开展多种经营, 进行资本运营, 既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又能取得巨大的、长远的经济效益。
根据媒介经济学理论, 媒介在开展系列化、一体化的多种经营时, 通过市场可以整合媒介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实现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申报》的经营运作来看, 它自身发行量的增长体现了规模经济;而《申报》的系列化经营中的办画报、办月刊、出年鉴则体现了范围经济;至于办书局、办学校、办图书馆等对相关产业的涉足则是对《申报》品牌价值的挖掘和提升, 既包含有规模经济又包含了范围经济, 而且既体现为经济利益, 更体现为社会效益。
3.3 完善经营管理, 提供体制保证
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离不开相应的体制做保障。申报的经营上的游刃有余是与其现代化的高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分不开的。前边提过, 《申报》自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股份制公司, 就有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作为科学经营管理的后盾。之后《申报》在编辑业务、经营管理上也多次进行改革, 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的需要, 以更有利于申报的经营与发展。例如1931年9月1日, 《申报》进行管理体制和人事改革调整, 成立了报社总管理处, 史量才自任总经理兼事务部主任, 聘陶行知任总管理处顾问, 黄炎培、戈公振分别担任设计部正副主任。这一改革显然更明确地使该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使报纸的经营权和编辑权相分离, 形成独立的编辑权, 有利于报纸言论的自由及经营的自主。
3 结论
总之, 传媒的影响力不单指某一方面的能力, 而是由媒介的管理体制、多种经营能力以及媒介内容等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传播能力和对广大受众以及整个社会在认知、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社会行为上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力。这种影响力是在媒介的长期良好地发展中形成的, 同时又会给媒介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称为影响力经济。《申报》的传媒影响力是其多年苦心经营形成的, 它给申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它符合传媒产业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既然是传媒产业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 就应适用于当今中国按市场化媒介来运作的任何媒体。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媒体都必须按传媒产业的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行事才能获得成功, 否则, 就必然遭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摘要：《申报》是旧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民营商业化报纸, 最初由外国商人创办, 后来数易其主, 但其发行量和经营业绩蒸蒸日上, 在内容、广告、发行以及资本运营上都具有独特之处, 所有这些共同构建起《申报》的传媒影响力, 使之成为旧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功的民营报刊之一。旨在运用当代媒介经济理论对《申报》的本土化策略的实施, 主流内容的打造, 发行、广告经营, 品牌、资本的运营以及经营体制、机制的改革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探求其成功打造传媒影响力的路径。
关键词：本土化,主流化,发行量,范围经济,传媒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1.
[2]方汉奇, 张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3]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3.
影响路径 篇2
摘要：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显得愈发重要，所以本文先解释什么是文化影响力，然后再说明文化的作用。接着再说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其对世界影响力。进而指出中国如果想要让自己在国际上长期地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得到他国的尊重，那么只有提升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从影响力，从而在指出提升本民族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然后再结合中国文化和国际的大环境，从而找出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途径和对策。
关键词：中国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路径；对策；提升
正文
一、文化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所产生的认同的深度和广度
（一）文化影响力的内容和文化的重要性 1.何为文化影响力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对周围国家所产生认同的深度和广度，是一种可以间接调控或改变他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力量。一方面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面貌和整体文化素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在素养的体现。
2.文化的作用
文化的社会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反动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则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
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文化对人的作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塑造着人。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优秀文化作品，总能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人深受震撼、力量倍增，成为照亮人们心灵的火炬、引领人们前进的旗帜。而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历久不衰，激励人们不断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符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优秀文化为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物质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优秀文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日益突出。
（二）中国文化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1.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曾经都拥有着耀眼的文明，可是如今文化仍然蓬勃发展并不断传承的却只有中国，这也充分显
示出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不少优秀文化，也出现了大批的杰出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2.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对日本的影响：汉文化反在日本有较多保留，如和服是根据汉服仿制;日本刀是由唐刀演化而来，日本的音乐、建筑保留了大量汉族的古曲和建筑样式(特别是唐代)。
对韩国的影响：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对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虽然中国文化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但是中国如果想要让自己在国际上长期地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得到他国的尊重，那么只有提升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从影响力。
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
（一）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对国内的重要性 1.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国内不断地提升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发扬和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使中国的各个民族都能吸收良好的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真正实现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劲往一处使，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对国际的重要性 1.文化与经济相符交融
文化消费由来越突出，文化产业越来越突出，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把文化建设作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提高民族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大力提升中华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繁荣。2.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要容。大力提升中华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我的反对文化霸权之一的斗争的行。3.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的当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来源
谁掌握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是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精神武器。大力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
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路径和对策
（一）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路径 1．坚持“软硬兼修”，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力
发展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是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当今世界，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够广为流传，就能在国际舆论中获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力，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开发先进传播技术的力度，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努力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同时，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加快建设若干个在国际范围内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话语权的新闻传媒集团，实行跨国、跨区、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实现各种媒体优势互补，信息资源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除了传播技术、传播手段等“硬件”建设，从业者素质等“软件”建设也不可忽视。应积极培养具有丰厚人文素养、扎实专业功底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采编人才，具有丰富管理经验且熟悉现代传媒规律的经营策划人才，熟悉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新闻传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提高中国文化传播力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2.推动“借船出海”，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
目前，有大量的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世界各地。数据表明，海外华文媒体在绝对数量和分布广度上并不亚于英文媒体，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其后裔提供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平台，可以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吸引他们参与到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列中来。与国内媒体对外宣传的方式相比，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和途径更加多样，更加贴近当地受众的习惯，不仅在海外华人圈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当地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媒体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华文化
进行解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我们应与更多的海外华文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吸引更多的海外华文媒体来传播中华文化。3.注重运用“外脑”，加强与境外媒体的交流合作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播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充分运用“外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之所以能在国际传播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与其在20世纪中期开始着力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合作密不可分。因此，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仅要积极建设好我国自己的媒体，而且要 不断扩展与境外媒体交流合作的空间。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与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百家电视台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联合录制了一些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风俗的节目，使大批外国人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应继续学习国外媒体的先进传播理念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学习一些知名传媒的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我国传媒的发展水平。同时，可以主动地“请进来”，为那些对中华文化有兴趣和感情的境外媒体或媒体工作人员提供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比如通过国际会议、培训、访问、合作等多种方式使其形成对中华文化更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传播中华文化。
（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对策 1．理论研讨
近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从前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模式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民众也正一步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巾去。眼下，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门类众多，能够冲击人的感官并且改变人的观念的东西也很多。网络、传统媒体甚至公共场所部可以对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在这种前提下，仍然要求今天的人们去完全按照昨天的行为方式来生活，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正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 “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唯有积极地进行文化整合，舍去消极的不合理的因素，让健康的、符合今天民众行为习惯和理念的因素积极加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扬，“保卫传统文化”的呼声也才能平息下来。
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和软环境，文化行为和文化生态的大规模变化在短时期内是不会产生巨变的，但是长远的看，唯其不容易彻底改变，其改变之后的惯性爿‘会更深远。韩国的“江汉奇迹”，向所有人展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结果。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需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文化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以至变革的过程，永无止境，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则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
总之，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上义”。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无论任何民族只有积极地融入全球化文化，才能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创造出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才能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参考文献：
基层民主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 篇3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一直受实务界和研究者的关注，而基层民主满意度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基础，对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社会资本”、“民主的认知与价值”、“腐败感知”是民主满意度贡献最高的因素，而“经济评估”对民主满意度影响力最小；考虑到因子的内生作用，腐败感知对村民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作用，政治参与对政治想能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129-06
Key words： democracy satisfaction； rural democracy；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democratic system； democratic procedure； social capital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a political measure theory to establish democracy satisfaction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use of Chinese township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survey data in order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outlook on Sociology， “social capital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erception and values of democracy ”are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factors，while the prejudging by economic theory to assess the impact on democracy satisfaction is the minimum forc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endogenous factor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villag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atisfac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everal areas mentioned above.
一、引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领域，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自治获得了轰轰烈烈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性问题。从系统论和动态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生成和发展过程，它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巨变与转型是不可分割的〔2〕。而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民主制度，村民自治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训练班”。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植根于泥土，行走于村野，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民主”〔3〕。近年来，学者针对基层民主制度和程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既然村民自治制度有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什么现实实践中村民自治满意度较低？村民上访事件屡屡发生？基层民主生长过程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基层民主满意度？本文试图从影响基层民主满意度路径出发，探究各种影响因素下，基层民主村民满意度的形成机制。
二、文献综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程子建基层民主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丹利伟认为民主满意度反映的是公民对权威当局（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的特定性支持，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民主满意度在西方政治学界被普遍用作测量政治支持的指标〔4〕。有学者试图从经济层面探寻影响民主满意度的因素。对“经济评价”论持赞同态度的学者认为公民对经济绩效的评估是决定其民主满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道尔顿发现在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民主满意度具有很强的“政策寓意”，与当局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5〕。洛克比对英、法、德、意4国的实证研究以及克拉克、达特和科恩伯格对1976～1986年西欧8国公民政治经济态度的调查都表明，经济评估是决定公民民主满意度的最重要的因素〔6〕。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于民生问题的现实性、紧迫性，经济因素对民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英格赫特通过对拉美国家进行考察发现，公民民主满意度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经济绩效〔7〕。而从政治参与、社会资本、腐败感知以及政治效能感角度进行切入的文献大都是以政治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比如，胡荣从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和公共事务参与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资本，他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构成社会资本的3个因子中，除业缘社团因子对政府信任有负面影响外，社会信任和公共事务参与因子对政府信任都有积极的影响〔8〕。本文在以往文献基础上从政治参与、社会资本、腐败感知以及政治效能感角度对基层民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进行探究。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与南开大学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在以往基于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文献中，王晶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村民的腐败感知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对村委会的腐败感知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性，其他层级政府的腐败感知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9〕。孙昕等以此调查数据为依据，探讨了社会资本影响政治生活的作用机制，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条件下社会资本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基层社会资本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政府治理水平、政治信任、现代民主价值观、官民关系等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该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编选经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专业领域专家评审，基本能准确反映农村民主满意度调查要求，并通过效度检验。
（二）民主满意度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王衡等认为民主满意度是民主制度满意度和民主程序满意度两方面权衡的结果〔11〕，民主制度满意度和民主程序满意度被划分为4个等级，1为“很满意”，2为“比较满意”，3为“不太满意”，4为“很不满意”，各等级之间存在程度上的递进。通过对cnsda中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计算，民主制度本身的满意度均值为2.47，民主程序的满意度均值是2.82，78.2%农村居民对现行的民主制度持“比较满意”及以上的态度，却仅有62.1%的农村居民对民主程序持“比较满意”及以上的态度。
（三）民主满意度方差分析（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在进行乡村民主满意度调查研究过程中，对乡村民众的性别（A1）和受教育程度（A8）两个交互影响的变量作用于民主满意度结果不容忽视，因此采用anova算法对民主满意度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首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建立假设检验：
H0：性别对民主满意没有影响，
H1：性别对民主满意存在显著性影响。
受访的民众当中，男性占比535%，女性占比465%，由大数定理可知，性别结果符合大样本随机抽样下的随机性。方差分析结果得出，chi2（1）=536391，Prob>chi2=0000，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H0，可以得到性别因素对民主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影响。
对受教育程度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建立假设检验：
H2：受教育程度对民主满意没有影响，
H3：受教育程度对民主满意有显著影响。
90%受访民众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而结果显示chi2（4）=866687，Prob>chi2=0000，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H2，即受教育程度对民主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
但对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进行anova双因素方差分析时，受教育程度因素（Prob>F=075）对民主满意度影响变得不显著，而性别依然显著。进一步方差分析性别差异对受教育程度影响，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rob>chi2=0271），因此可以排除性别与教育的交互影响。
最后对政治面貌变量建立假设检验：
H4：政治面貌对民主满意没有影响，
H5：政治面貌对民主满意有显著影响。
结果显示chi2（3）=2611950，Prob>chi2=0000，在005显著水平下，拒绝H4，即政治面貌对民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探究政治面貌因素，受访的民众中男性党员占比达到77%，女性党员占比仅23%，与此同时oneway方差分析得出性别差异对政治面貌变量（A4）产生显著影响，这就说明乡村社会中党员中男女比例差异对民主满意存在显著影响并非偶然，因此可以解释性别差异造成民主满意度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党员中男女比例的差异。
四、研究结果（一）因子分析
为了探究影响民主满意度的因子，本文将收集到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数据在重新编码后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检验，得KMO值为078，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3853331，自由度105，显著性水平p=001<005，通过检验，该数据可做因子分析。本文对问卷中所收集的数据采用Stata 120进行处理分析，将所有2221份样本进行因子分析，从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随机性。在模型分析中，Stata12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为因子分析提供初始解，结合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原则和方差贡献率以及碎石图提取公因子6个（见表1）。
通过表1正交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再综合农村民主满意度实际背景，可作出如下因子解释：公因子F1在Q5、Q6、Q8、Q9问题上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居民自身参与行为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即将其定义为“政治效能感”因子。公因子F2在Q13、Q15上载荷程度高，命名为“经济评估”因子。公因子F3在Q2、Q3、Q7问题上的载荷值较高，解释为“政治参与”因子。公因子F4在Q1、Q4、Q10问题上的载荷值较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农村内部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行动的共识，所以解释为“社会资本”因子。公因子F5在Q14、Q16问题上载荷值较高，命名为“腐败感知度”因子。公因子F6在Q11、Q12问题上拥有较高的载荷值，定义为“民主认知”因子，同时公因子方差提取均大于05，表明各问题中大部分信息均被因子识别，损失信息较少。
（二）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初始模型中因子分析的结果，本文将经济评估、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政治参与、腐败感知度、民主认知6个公因子作为结构方程的潜变量，每个公因子整合了高载荷问题作为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因此我们可以引入潜变量和观测变量来构建结构模型。通过对潜变量进行极大似然法拟合得到如表2的结果。
卡方检验，χ2=4656009，p=0000<0001，所有潜在变量的载荷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同时所有的观测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Daire和Joseph等都指出卡方检验会随着样本数的增大而增大，当样本数很大时，结构模型的任何拟合都会被卡方检验所拒绝，因此，还应当综合其他指标对模型进行判别。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得到RMSEA=0052<006，SRMR=0047<009，同时CFI值为0932，TLI为0917，二者均大于09，表明模型拟合度优。在此基础上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得到回归系数（见图1）
（1）由于前期因子分析已对问题载荷进行表述，因此在图1中省略问题的路径；（2）Q30来自问卷：总体来讲，您对我国的民主制度发展现状满意吗？Q31来自问卷：总体来讲，您对目前本乡镇政府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满意吗？
在结构方程模型识别过程中，固定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全局变量之后，按照潜变量对民主满意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得出影响民主满意度并排在前三位的因子是社会资本（0800）、政治参与（0775）和民主认知和价值（0756），排在最后的因子是经济评估（0010）。这说明民主满意度是一种主观认知与外在反馈相结合的产物，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民主参与者自然就会有高度的民主认知，能够通过自身行为影响政府决策，以获得民主环境下最优化资源。而对排在最后的经济评估因子进行分析可得经济评估潜在变量由“家庭经济状况等级”（0082）和“收入及生活水平差距大小（0998）”观测变量构成，两者的标准化因子贡献度相差之大，充分说明在当今的农村社会，效率主义不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就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效应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而针对潜变量内部的影响关系，本文探究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和腐败感知的影响程度。由计算结果可知，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显著为正，与范柏乃、徐巍的研究得出的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行为有强相关性〔12〕的结果相一致。且腐败感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与之前的研究，腐败感知与政治参与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村民对政府腐败感知度越高，政治参与程度越低〔9〕相一致。
五、结论社会资本是民主满意度形成的最主要机制，社会资本是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关联——互惠性规范、社会网络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最优。对社区治理、公民社会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世界银行将公民自由度和政府自由度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多寡的指标之一，在多数农村社会中，政府行政机构结构单一，人员关系简单，居民间关系融洽，互相信任，凡事商量着做，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农村居民会有较高的民主满意度，所以基层政府应着力维护好这种社会资本不被侵蚀。
民主认知与价值是民主满意度形成的前提，民主本身就是民众与生俱来的生存，因后天生长环境的影响而使民主认知与价值的感悟存在差异，内在民主认知会通过民主满意度而被强化，民主价值寄托于民主的诉求上。真正的民主是无论教育水平和见识水平的高低，人人都应该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而方差分析结果说明农村对民主知识的普及度还不高，民主意识并没有深入人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乡村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民主建设的作用，发挥好手中投票权利。而在性别影响因素上，民主满意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性，究其根源在于党员中女性比例远小于男性，在现实生活中较少出现妇女主动参与乡村社会举行的竞选中，即使少数妇女参与竞选，即使她们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同村妇女平均受教育程度，但她们在参与竞选过程中仍步履维艰。因为在农村社会基层，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各种力量角逐中仍处于弱势的地位。
腐败感知是影响民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腐败感知度越高，民主满意度就会随之提高。首先民主不是杜绝腐败充分条件，民主转型为腐败提供新机会和方式，使得民众感觉政府及其雇员变得更为腐败；其次自由化媒体以及民众与媒体接触频率增加，提高了腐败行为曝光率，也会增加民众的腐败感知。同时腐败感知度加强，民众感受到过去粉饰太平下的假象，更加追求真相，看到真实地政治博弈和政府运作过程，民众就更加接近真相，从而增强对民主的信任和满意。同时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层社会中腐败感知越高，政治参与的意图就会下降。腐败感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来自对村民自治组织的腐败感知〔9〕。而根据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理论，村民对政府腐败的风险感知会受制度、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加强或衰减，并影响其风险行为〔13〕。媒体的报道偏好会产生对政府反腐的放大效应和对村委会腐败治理的缩小效应，引起村民对腐败认知的错觉，使他们认为村级反腐败效果甚微，腐败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因而可能感知到比事实更多的腐败，对政治参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引导媒体对腐败案件的全方位报道，不能忽视了基层自治组织反腐建设的成效〔9〕。
政治效能感与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当政治效能感低下的时候，公民不信任政府，认为他们的行动很难影响政治领导的作为〔14〕。村民对基层自治组织产生了不信任，自然而然会对产生本轮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制度产生质疑，对民主制度本身和民主程序过程的满意度降低。学界对于政治行为对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有助于提升选民的公民特质，提高其内在效能感；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行为也会迫使政府更好地响应民众需求，进而会提升选民的外在效能感〔12〕。由于本文对效能感不做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的区别研究，因此得到政治参与提高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又通过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产生对基层民主的满意的结论。
对于排在最后的经济评估因子，虽然在模型的结果中潜变量对民主满意度贡献度较小，但不能不对其进行重视，从经济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后，代表“公平”的观测变量因子贡献度大过代表“效率”的因子，可能的解释是因为随着农村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农村经济出现“断层”，民众不再过分关注于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更关注于分配的相对公平，同时由于农民本身具有阶级局限性，着眼于对相同背景人群的收入比较，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关系恶化，信任度下降，最终影响到整个基层民主进程稳固地发展。因此建立相对公平的社会和合理的经济层级结构成为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重点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勇，刘义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点探讨〔J〕.政治学研究，2006，（4）：1-2.
〔2〕赵秀玲.“微自治”与中国基层民主治理〔J〕.政治学研究，2014，（5）：3.
〔3〕陈浩天.中国基层民主运行逻辑与反思——以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为检测视角〔J〕.探索，2011，（5）：3-4.
〔4〕Dunleavy P and Hood C.From O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New Public Management〔J〕.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1994，14（3）： 9-16.
〔5〕Deleon L and Deleon P.The Democratic Ethos and Public Management〔J〕.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02，34（2）： 229-250.
〔6〕Linde J and Ekman J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Note on a Frequently Used Indicato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3，42（3）： 391-408.
〔7〕Inglehart R.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6（1）： 51-57
〔8〕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1.
〔9〕王晶晶.腐败感知及其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5.
〔10〕孙昕，徐志刚，陶然，等.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7（4）：165-187.
〔11〕王衡.“绩效评价”，抑或“政治评价”？——转型期中国公民民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管理学刊，2014，（4）：1.
〔12〕范柏乃，徐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4，（11）：1-3.
〔13〕Sheldon krimsky，DominicColding.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孟毓焕，徐玲，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74.
〔14〕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5，（1）：3-4.
降低多路径效应影响的研究 篇4
无线电跟踪系统在跟踪低仰角目标时,由于地面或海面反射波的影响,产生多径效应,这时接收信号是直接信号和海面反射信号的矢量合,相当于目标和它的像之间发生角闪烁,会导致跟踪目标精度的降低,甚至天线出现剧烈抖动,跟踪失效。
低仰角跟踪技术至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成熟技术,仍然是国内外广泛感兴趣的课题[1,2,3,4,5]。实际上低仰角跟踪的主要困难在于目标和影像是相关的,并且它们的相对相位只有缓慢的变化。直达波和反射波的路径相差不大,在海面上,它们仅在俯仰角坐标上是分开的,因此绝大部分误差出现在仰角跟踪通道中。在误差比较严重时,雷达中的残余窜扰可能在方位角通道中引起一些误差。
1 多路径效应的原理
单脉冲雷达跟踪系统是利用天线的和、差方向图函数来测量目标方向的[2,3]。用ε表示目标相对于天线瞄准轴的偏转角,设在自由空间天线和波束电压增益为FΣ(ε),差波束电压增益为FΔ(ε),则经馈源、信道和接收机送给伺服系统的误差控制信号为Ue(ω)=FΔ(ε)/FΣ(ε),该信号将控制伺服系统驱动天线向差方向图为零的方向运动而实现对目标的跟踪。
在低仰角或负仰角条件下,天线接收的不仅有来自目标的直射波,而且有经地面、海面的镜面反射波,还有经各种途径到达天线的漫反射波。一般情况下,地面和海面的反射波中起主要作用的仍是镜面反射。在接收机中和通道信号对差通道信号归一化,并经相关检测后,将同相分量输出作为伺服的误差控制信号,表达式为:
Ue(ε)=Re[Δ(ε)/Σ(ε)]
={FΔ(ε)FΣ(ε)+ρ2FΔ(θr+θ-ε)FΣ(θr+θ-ε)+
ρcos φ[FΔ(θr+θ-ε)/FΣ(ε)+
FΔ(ε)/FΣ(θr+θ-ε)]}/[F2Σ(ε)+ρ2FΣ
(θr+θ-ε)+2ρFΣ(ε)FΣ(θr+θ-ε)cos φ] (1)
式中:ε为目标相对于天线瞄准轴的偏转角;θ为天线仰角;θr为地面反射余角;φ为接收点处直射波与地面反射波间的相位差;ρ为地面反射系数的模;FΣ为和波瓣电压增益;FΔ为差波瓣电压增益。
2 多路径效应对跟踪系统的影响
2.1 多路径效应引起测角误差
尽管未计入漫反射分量和天线馈线与接收机噪声,式(1)不足以准确描述结果,但该式足以说明多径反射条件下误差控制信号的组成成份和构成关系。分析此式可以看出,由于多径反射的存在,即使令天线瞄准轴指向目标(ε=0),接收机输出角误差信号也不为零。欲使角误差信号为零,必须将天线偏转一个角度使之与多径反射信号相抵消,这个偏转的角就是多径效应形成的角误差。
2.2 多路径效应引起天线抖动
在低仰角条件下,天线A、目标B及地面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示出了目标、像和天线视线之间的几何关系。图中:T表示目标;I表示目标的像。几何参数的意义解释如下:θγ为目标的俯仰角;ha为天线高度;ht为目标高度;γ为天线视角的擦地角;R为天线和目标在地面的投影间距离;φ为接收点处直射波与地面反射波间的相位差:φ=(2π×2haht)/(λ×R)+φ0。其中,φ0是地面反射系数的相角。
通过对式(1)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分子的第3项ρcos φ[FΔ(θr+θ-ε)/FΣ(ε)+FΔ(ε)/FΣ(θr+θ-ε)]不仅取决于天线波束及其指向、反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直射波和反射波的相位差。所以角误差控制信号与φ是紧密相关的,即目标运动过程中随着ht和R的变化,φ将连续,且迅速地变化,这一项将形成天线仰角方向的剧烈抖动,引起天线跟踪轴大幅度摆动,严重时将导致目标丢失。
2.3 多径效应引起信号衰落
多径效应使得在天线接收点处的直射波与地面或海面反射波之间存在相位差,相位差越大,和差信号的衰落越大。当天线处于负仰角工作状态时,直射信号和镜像反射信号的强度基本上是同量级的,较强的镜面反射信号可能完全抑制通道中的直射信号,信号衰落十分严重。
2.4 受多径效应影响的仰角区域划分
根据多径反射引起信号起伏的程度和跟踪测角误差的大小,将受多径效应影响仰角的范围分为旁瓣反射区、主瓣反射区和不稳定跟踪区。
(1) 旁瓣反射区,即地面反射只进入天线波束旁瓣的仰角区域,这是多径反射对跟踪有影响,但影响较小的区域。
(2) 主瓣反射区,该区域内多径反射进入天线主瓣,因而信号较强,它既影响差方向信号,也影响和方向信号。多径效应的影响不能只用Δ/Σ曲线中线性段来估计,而必须考虑反射对和波束、差波束的向量关系并综合求解。
(3) 不稳定跟踪区,在这个区域内目标和镜像相对于观察点的张角很小,两者实际构成了密不可分的二元目标。目标直射信号和镜像反射信号的强度是等量级的,因而信号起伏严重。如果地面反射系数较小,若ρ<0.5,二元目标的视在角将绕实际目标位置上下波动;若ρ> 0.5,对大多数相对相位而言,目标视角仍停留在二元目标“中心”附近,但若相对相位接近180°,则信号衰减严重,视在角可能出现跳变,仰角或上跳至(1+ρ)θ/(1-ρ)或下跳至-(1+ρ)θ/(1-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使跟踪失败而丢失目标。
3 解决多径效应影响的技术措施
归纳起来,减小多径效应影响的技术途径主要有三类方式[3,4,5,6,7,8,9,10,11]:第一类是防止多径信号进入天线,这种方法所采用的主要手段有天线窄波束、双零点及空域滤波等;第二类是设法消除多径信号的影响,主要有斜视和双波束技术、空间平滑、分集接收、多站信息融合等;第三类是设法估计出目标参数。
在这三类方法中,第一类方法最为直接,然而它常受特点雷达的限制。要获得天线窄波束,只能靠提高工作频率或加大天线口径,然而这两条途径都受雷达探测距离和天线尺寸的限制,因此这里仅对后两种方法的几种技术进行重点介绍。
3.1 双波束技术
雷达天线在俯仰角方向采用偏焦双波束,两波束形状相同,且满足如下条件:
(1) 两偏焦馈源之间间距较小,以至从目标或像的回波到达两馈源有几乎相同的相位差。
(2) 采用窄的俯仰波束且目标和像都处于主波束内,这对于低高度目标是容易满足的。
(3) 俯仰轴视线指向目标和它的像的中点,视线轴指向角可通过目标的斜距和天线的高度计算得到。
由图1可得如下几何关系:
undefined
由式(2)可知,当目标的斜距R被测以后,未知量只有θγ。θγ可以通过测量两波束输出电压V1和V2与它们之间的相角得到,最后可采用搜索法求解目标的高度。
3.2 分集技术
地面反射波对跟踪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俯仰支路。改善低仰角跟踪性能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分集技术[5],主要有频率分集接收、不同高度天线分集接收、信号极化分集合成接收方法。
低仰角测量误差与雷达的工作波长有关,可以采用多个工作点频。对每个点频,可以获得一组目标的角度估值,通过多个点频测得的角度值乘以适当的加权系数联合求得比简单平均法更接近角度真值的估值。
由于多经效应的存在,跟踪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电平有很大的起伏,采用双通道接收机接收两种相互正交的极化分量,然后进行合成,提高了信噪比,能有效地减少由于多经效应引起的信号衰落。
3.3 多路径影响下低空目标跟踪模式设定
采取方位与俯仰两个角支路既可以同时闭环跟踪,也可以单轴独立跟踪;仰角支路既可以闭环跟踪,也可以引导跟踪的方案,当本站多路径影响严重时,方位自动跟踪而仰角处于引导状态,渡过盲区后再转入闭环跟踪。
3.4 平滑滤波
由误差表示式可知,角抖动误差含因子cos φ,雷达站址一定时,φ值随目标距离r、高度ht变化,对运动目标而言,亦即随时间变化,因而对送往伺服的误差信号作适当的时间平滑,即可减小其影响。单从减小高频抖动误差考虑,希望平滑周期大于天线抖动周期。但实际上天线抖动周期是随目标距离r、高度ht变化的,当r较小时,角抖动频率较高;而当r很大,目标接近水平方向时,角抖动频率较低。目标高度不同,仰角抖动情况的差别很大,因此要想使平滑周期在任何条件下都大,对于天线角抖动周期是难于实现的。尽管如此,实践表明平滑滤波仍然可以明显改善天线的抖动。
3.5 多站信息融合
测量误差取决于天线波束指向与目标的几何关系以及地面的反射特性,而与目标运动状态无关,所以对数据本身作平滑滤波等处理是不能减小多路径影响的。
在多雷达联合使用情况下各信息源是不相关的,因此对这些信息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处理就可在统计意义上减小多路径影响形成的偏差[3,10,11]。首先将采集到的经过平滑滤波的多源信息进行时间对准、坐标变换,然后进行数据融合,得到目标视在角估值,送给天线伺服系统,确保天线运行在目标视角估值位置上。因此,天线将对准目标运动,从而达到平稳准确跟踪目标的目的。所以在多个雷达站组网情况下,对两两俯仰角测量值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处理,以形成1个融合值,作为其他测站俯仰角的引导信息,可减小多路径效应带来的影响。
4 结 语
多路径效应会严重影响跟踪系统对目标的跟踪精度及稳定性。本文在介绍低空目标多路径效应形成原理的基础上,论述了多路径效应对无线电跟踪系统造成的影响,进而对降低多径效应影响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分析探讨,利用这些技术手段能够达到有效减少多径效应引起的天线抖动、测角误差的目的,从而确保无线电跟踪系统对低空目标的平稳跟踪。
参考文献
[1]王国玉,汪连栋,王国良.雷达系统数学仿真与评估[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2]Skolnik Merrivll I.雷达手册[M].王军,林强,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3]耿文东,王元钦,张若禹.雷达组网减小多路径效应影响的探讨[J].现代雷达,2006,28(4):11-13.
[4]孙国平.雷达低角跟踪[J].舰船电子对抗,2007,30(3):49-51.
[5]李华敏.雷达低角跟踪分析与探讨[J].电讯技术,2002,42(1):32-34.
[6]刘荟萃,许晓勇,王飞雪.扩频测距系统中多径信号伪码跟踪误差分析及消除技术[J].全球定位系统,2005,30(6):34-38.
[7]陈栋.雷达低角跟踪性能影响分析[J].现代雷达,2006,28(8):18-21.
[8]张志,袁建平.GPS多路径效应对空间飞行器的影响及补偿[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1996,14(2):285-289.
[9]杨革文.探测跟踪系统低空多路径模型的研究[J].上海航天,2004,21(4):48-53.
[10]刘继东,吴金亮,孙书恩.某单脉冲雷达多路径仰角跟踪误差建模与计算[J].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2007,18(1):83-86.
影响路径 篇5
[论文摘要]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农民关注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数量与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从1994年的532.98亿元提高到了2003年的1754.45亿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但是，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1994年的9.20％下降到了2003年的7，12％(转引自陈祖海，汪陈友，2006)。总体而言，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存在低效率问题，有限的资源达不到合理配置，影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课题组在对广东、江西、安徽三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等效率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制约农村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直接减缓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我们认为，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核心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因此，了解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从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有效扩大公共产品覆盖面，增进农民福利的核心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一种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农村公共产品产权界定不明晰，供给主体职责边界不清晰，供给或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组织存在X低效率，这种状况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现实和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较多且复杂，既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的因素，还有财政方面的因素。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与访谈，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2][3][4]下一页 首先。制度或产权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或产权效率的重要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而言，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正式制度，如政策、体制安排、法规等；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惯例、风俗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结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约和导向。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激励生产性努力、提供确定性预期和节约交易成本。但是，本课题组2008年在广东、江西等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极大的制度缺失和制度约束“软化”问题，例如，江西QJ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垃圾处理等，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有相应的、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镇政府却以财政困难等各种原因不供给公共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村农民的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或“繁荣”，根本原因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缺失造成的。因为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等缺失，导致农民倾向于自我储蓄和自我投资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empirenews.page--] 总的来看，由于制度缺陷引起的效率问题有：一是由产权制度不健全或严重缺失(如缺失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二是由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分工界定不明以及政府产权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三是由私人产权界定不清且缺乏保障以及由此而来的收费制度失当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四是政府的市场准入制度往往限制了愿意进入者的行为选择，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供给效率；五是制度变迁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集体的供给主体地位沦为次要地位，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空项”，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六是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或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需求偏好信息难以显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政府供给出现偏差或“失灵”，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七是财政分权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影响。张召娣和贺忠厚(2005)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质和量更符合本地居民的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所以，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寻租、X低效率而供给不足或不供给公共产品，结果也是造成效率损失。
其次，管理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根据现代管理学理论，管理也是生产力。政府管理体制和具体管理机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尚未完成从管理控制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职能转变。龙兴海(2007)认为，县乡两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行政控制型的，而不是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有效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致使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大为减弱，从而影响服务供给效率。笔者在对江西部分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环境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安、农业技术服务等，造成供给效率低下；二是缺乏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管理制度。现实表明，中国农村基层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其中特别是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中，并往往由他们主观地决定这些有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因此，公共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往往缺乏专家论证和公众意愿表达与监督。结果是，公共资源配置因科学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滥用与浪费，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三是政府缺乏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本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表明，广东的一些农村出现和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公共服务的现象，打破了由政府和村集体垄断供给公共产品的单一状态。例如，在湛江市的上能村、河源市的欧村、云浮市的麦坑村等地，许多村庄都有很多人外出打工或经商，他们挣钱以后在老家修建了楼房，添置了家具和家电，但村里却是道路难行、水电不通、治安恶化。在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当地农民自愿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公益事业协会”的组织，它接受外出打工或经商乡亲的捐款，为村里提供公共服务，如架设路灯、为孤寡老人发放补助、资助村里的文娱活动、成立治安队等。但是，这个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产品总量与质量、日常管理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日益受到挑战。总的来说，政府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监督市场供给行为等，缺乏相应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导致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间边界不清，职责不明，抬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出现效率偏差和扭曲；四是政府组织内部存在x低效率。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政府内部存在效率损失。特别是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内部缺乏提高供给效率的动力；五是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供给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效率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管理主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人力资源理论表明，人力资源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或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也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六是“寻租”行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最后，财政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和力量已有共识，可以说，基层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不足或匮乏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文献中，许多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投入不足、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据有关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着70％以上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其通过“地方税”为其支出融资的比重还不到20％。乡镇财政承担了一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受益、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执行计划生育的经费等，但却未能相应得到合理的补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承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承担，省级财政承担11％，而中央财政只承担2％。对于财源稀缺的农村来说，承担近80％的义务教育投资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
财政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呢?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二是财政资金的分配往往由于少数人控制决策或博弈异化而不能按最有利于农民生存与发展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度或稀缺度序列来分配，造成资金分配使用效率低；三是财政资金的监管缺失导致难于专款专用，往往是“哪儿急往哪儿用”，影响使用效率；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监督，结果也往往缺乏绩效评估，造成财政资金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预算前后资金使用变动率较高，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路径选择
许多学者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马晓河(2004)认为，应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量和比重；程又中(2005)主张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参与并共同生产和提供产品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等。在借鉴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路径、管理路径和财政路径的多元组合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供给总量，促进供给结构均衡，增进农民福利。
1、制度或产权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前提：一是引人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供给的产权制度体系，如，建立界定不同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范围与职责的制度安排，即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市场供给，哪些服务由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供给，哪些服务由政府、民间组织与市场合作供给；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社会需要，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如确定支持范围、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分级供给体制，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给，体现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的充足。二是建立规范市场供给的制度体系，节约交易成本，如，市场准入制度、社会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制度、服务收费制度、服务方式制度以及市场竞争制度等。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必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进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2、管理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一是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激励，抑制机构膨胀，并消除寻租和腐败现象，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在政府机构中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生产预算约束，对生产同一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应打破绝对垄断，允许存在多个生产主体，引进公平竞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加大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公开招标，规范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深化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法，最小费用选择法等科学决策方式，完善财政资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尤其要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和违规成本，尽量减少资源浪费，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五是建立民主表达机制，充分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要充分发挥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由他们对社区公共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行表决并对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实行监督；六是构建政府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完善管理制度。如，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市场供给行为等，建立起相应的科学管理制度。
3、财政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保障：一是不断扩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从总量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和满意度排序，优化用于农村公共产品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构；三是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审计监督机制。如：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强化财政审计，实施农业工程投资审计等；四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的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我国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县乡基层财政面临资金困境，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维持政府运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并呈现下降趋势。目前，国家转移支付一般以基数为分配基础，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加上透明度不高，操作的随意性，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确定转移支付数额，难以达到均等化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刘文勇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程又中：《论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5、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
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路径研究 篇6
传統主流媒体应更新经营理念
传統主流媒体的经营理念和思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和传媒产业发展的规律，与时俱进。既明确主流媒体在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重大责任，同时也要遵循传媒产业发展的规律，顺应媒介大融合的趋势。
树立跨媒介经营意识，构建全媒体格局。我国传統主流媒体最初以单一媒体形式组建机构，多为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杂志社，根据各自媒体特点进行新闻信息传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传媒产业的集团化逐步展开，主流媒体也以相同或相近媒介形态的媒体机构合并、重组的方式，扩大规模，实行集团化经营，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随着集团化进程的推进，主流媒体的集团化程度不断加深，综合型传媒集团纷纷出现，集团内部涵盖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体形态，并不断将新兴媒体融入传媒集团，顺应了行业发展的趋势。
纵观全球传媒产业，一些国际化传媒集团在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跨媒介经营方面有较为先进的理念，对新媒介、新技术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会适时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实施跨媒介的经营。比如，去年4月苹果公司iPad在美国高调上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报纸敏锐捕捉到iPad对社会精英和主流人群的吸引力，及时把握时机，第一时间与这款结合了互联网和印刷品优势的iPad进行连接，推出适合在iPad上进行阅读的应用程序。以跨媒介的经营方式借助iPad平台将信息进行有效地再次传播，增强了媒介内容的利用率。
树立信息整合理念，转变信息加工处理流程和模式。传統的媒体经营工作通过对信息内容的采集、筛选、制作、发布形成单一传播形态的新闻产品。中国传媒产业处于变革的时代，传統主流媒体应进行信息处理流程的再造，遵循媒介内在传播规律进行新闻的生产和发布。
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集中人员、设备和资金統一进行信息采集，建立統一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各类型的媒体对信息资源各取所需，分别制作出文字、视频、音频等新闻产品，降低新闻生产成本，提高信息利用率，满足大众对新闻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在对新闻产品进行发布的过程中，原有的新闻发布流程并没有发挥新媒体在传播层面的优势。因此，应该根据不同媒体介质对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不同，采取科学、符合传播规律的信息传递方式。改变原有的新闻产品制作出来后先由传統媒体发布，随后依次由网络媒体和其他媒体传播的状况。按照道琼斯波纹信息管理理论，对新闻产品的发布流程变为先由新媒体发布，然后由传統媒体进行刊播，最后由出版物发行。比如某一新闻事件发生后，记者将文字、图片、视频等素材进行快速的整理、编辑和加工，第一时间将新闻资讯制作为新闻产品。传媒集团的信息发送系統就可以依次将这一新闻产品传播到手机报，随后网络出现有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新闻产品，第二天之后，报纸、期刊出现较为详细的事件报道。
树立多元经营意识，转变单一盈利结构。长期以来，传統主流媒体在我国的传媒产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影响力较为强大，在吸引广告投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广告收入是主流媒体盈利的重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传統主流媒体不仅要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特点，挖掘新媒体在盈利创收方面的潜力，拓展传統主流媒体的盈利渠道，发挥新媒体在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方面的作用。以手机媒体为例，很多传統主流媒体已经开设了手机报业务，通过个人定制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图文并茂、声像具备的新闻产品。此举一方面增加了主流媒体依靠内容资源获利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广告主在手机报上投放广告。
去年，清华大学发布的《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亿元，比2008年增长16.3%。根据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40507亿元计算，我国传媒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4%，而美国传媒产业产值多年来占GDP的比例都超过5%。由此可见，我国的传媒集团虽然规模有所扩大，但从总资产、广告收入等方面与国际一流的传媒集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传統主流媒体集团化的经营中，可以借鉴国外知名传媒集团如新闻集团、纽约时报集团等多元化经营的经验，在集团内部设立多个部门，从事房地产、金融等业务，以帮助集团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树立服务受众意识，提高受众的主体地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传播获选的或然率公式”：媒体的选择率=可获成效/需付出代价。这一公式表明，受众付出的代价越小，提供给受众信息的价值越高，媒体被注意和选择的可能性越大。传統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侧重对信息的传递，对受众的关注较少。而新兴的手持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移动媒体终端因自身具有随时、随地、随身的功能特点，迎合了受众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信息价值需求和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受众选择移动媒体终端作为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些新媒体的涌现和发展向传統主流媒体传递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重视受众服务。传統主流媒体可以通过与新媒体相连接，增强自身所能提供信息的便捷性，相应地减少受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取得竞争优势，赢得受众的青睐。
比如互联网中的微博在2009年开始呈现快速的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主流人群和年轻群体成为微博的使用者和浏览者，并通过微博来及时了解新闻信息、交流信息。这一新传播形态的出现为传統主流媒体获取受众反馈信息增加了新的渠道。主流媒体可以借助微博及时、经常性地与众多受众群体保持信息的沟通，获得更多与受众接触的机会，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性。
传統主流媒体应推进完善传媒产业链条
在传統的媒体格局中，主流媒体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媒介形态，担负着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内容传播、信息反馈的任务。作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引导力。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統媒体格局中的参与者逐渐增多，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不断增加。
专业节目制作公司参与到传媒产业链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广播电视领域的改革中尝试进行“制播分离”，改变以往电视台节目自己制作自己播出的方式，引入竞争机制，以购买电视节目的方式获取高质量的节目来源。“制播分离”的实施使得专业节目制作公司浮出水面，参与到传媒产业链中，成为独立的一环。这些节目制作公司通过专业的设备和技术制作出众多高品质、高水平的节目，与电视台交换获取电视台的贴片广告。
电信运营商、计算机通信网参与到传媒产业链条。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兴起，“三网合一”成为传媒产业改革的新趋势。三网合一，就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的相互渗透、相互兼容，形成适应性广、维护成本低、费用低的高速带宽的多媒体基础平台。
国际板推出的路径选择及其影响 篇7
2009年3月, 央行在《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国际板的构想, “在股票市场, 进一步研究红筹企业回归A股市场以及推进国际板建设的相关问题, 增强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监管层首次提出“国际板”的构想。此后, 国际板成为A股市场各方热议的焦点。
2010年1月14日,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 完善市场体系和功能是2010年工作的重点, 其中包括探索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上市的制度安排。可见, 国际板已经提上了证监会的日程。在这种预期下, 国际板的推出只是时间问题。但是, 推出之前, 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挂牌形式
在央行提出建设国际板的构想之后, “借助B股推出国际板”曾一度成为市场的预期。这样的预期不无道理, 目前B股市场极度缺乏流动性, 多个主要市场功能已经丧失。随着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 解决历史遗留的B股问题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呼声。在2009年11月间, B股指数大幅上涨了19.33%正是充分反映了市场的这种预期。
但是, 这种预期的可行性仍然存在诸多争议。B股市场是直接用美元结算的股票市场, 而在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 采用B股建设国际板, 境外公司上市所募集资金的投向就成了问题, 如果无法顺畅地投资于国内, 那么, 这种意义上的国际板将有可能从国内“抽血”。
按照这样的逻辑, 境外公司在国际板上市, 可选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直接IPO和发行中国存托凭证 (CDR, China Depository Receipt) 。
与IPO相比, CDR的发行方式较为复杂, 其基本程序为:境外公司增发新股或股东出让存量股票, 由境外券商将上述股票交付托管银行, 其后, 预托银行在A股市场发行相应的CDR并交付内地券商, 内地券商再将CDR发售给内地投资者, 并将融资款项通过预托银行和托管银行交付境外券商, 境外券商再将募集资金交付给境外公司。
基于以上理由, 境外公司在A股市场直接IPO将是目前为止的最佳选择。
二、上市公司选择标准和募集资金投向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直接IPO的方式推出国际板, 上市公司选择标准和募集资金投向也将受制于目前的外汇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 2005年3月由央行发布的《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值得借鉴。
该《办法》的相关规定, 实际上对拟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国际开发机构做出了两个方面限制, 一是国际开发机构应该拥有中国境内业务并达到一定规模, 二是所募集资金项目仍需投资于中国境内。这一方面规避了境外公司在中国境内融资可能造成的“抽血”, 另一方面, 也规避了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政策障碍。
据《金融投资报》报道, 2009年11月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在第八届中国金融市场年会上透露, 国际板上市公司应有中国业务。这实际上透露了目前阶段监管层推出国际板的基本思路, 即与国际开发机构申请发行人民币债券基本相同, 拟在国际板上市的境外公司需有中国境内业务并达到一定规模, 而在目前的外汇体制下, 募集资金投向也将是中国境内, 这将与设立之初的B股的“招商引资”作用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而且不会造成对中国境内资金的“抽血”, 同时, 境外企业在在境内开展业务也将有效地规避外汇风险。更为重要的是, 这将使国际板的推出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国际板使境内投资者产生境外公司境内“圈钱“的印象。
三、估值体系
A股市场与境外市场有着不同的估值体系, 在牛市, 境外成熟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可达25倍左右, 而A股平均市盈率在牛市却可能高达70-80倍;同样, 在熊市谷底, 境外成熟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可低至5倍左右, 而A股的平均市盈率却很难低于15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 包括新兴市场的成长性、A股容量过小和投资者的成熟程度等诸多解释。不过, 境外公司在国际板上市之后, 到底是遵从A股市场的估值体系, 还是境外的估值体系, 在国际板正式推出之前, 还不得而知。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A股定价权旁落的风险。同时, 现今A股市场虽然与境外市场的联动性日益加强, 但仍不完全同步。在引进境外公司上市国际板之后, 有可能加大境内外资本市场的联动性。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潜在的风险是:境外金融风险向境内传导的速度将加快, 力度将加大, 这增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安全系数, 同时, 也对国家的金融监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 不可否认的是, 在IPO过程中, 我国现行的询价机制在实践运用中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待完善, 而IPO的定价机制 (如发行市盈率过高等) 也为众多人士所诟病, 因此, 在推出国际板之前, 改革目前的发行体制和定价机制应该首先提上日程, 至于改革的具体措施,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小组, 2009年3月.
[2]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0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1月14日.
[3]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2005年3月.
影响路径 篇8
1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动因
对抗性、暴力性及组织性是战争的特性。相应地, 军事技术也具有对抗性、体系性和保密性。这就决定了军事技术转移的动力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换而言之,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动因的直接表现就是军事、战争、安全的需求, 最终源于政治、经济的需求。”[2]
(1) 政治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政治动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扩张和政治合作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 “超级大国欲图称霸世界的政治动因, 是隐藏在军事技术转移过程背后的真正的动力。”[3]比如,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 与此同步, 也存在一个军事技术扩散的过程。第一次是欧洲近代的全球殖民, 使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英、法、德等国将其工业化产品推向了殖民地;第二次是冷战之后, 超级大国以军火贸易、军事援助等方式将自己的武器装备输入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当然, 就军事技术在国际体系中的转移而言, 殖民时期的技术扩张比较显著。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这种形式就逐渐被大国的海外基地和海外驻军所取代。就后者而言, 在历史上, 两个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军事技术转移受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 除了来自军火制造商的压力以外, 工业化国家力推武器出口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动机。如在冷战期间, 美苏为了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 就通过军事援助、军火贸易等多种形式扶植自己的盟友, 诸多国家都曾因此受益。
(2) 军事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军事动因主要体现在军事结盟和军备竞赛两个方面, 就军事结盟来说, 为了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 一些国家会结成暂时的军事联盟。结盟的这些国家或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相似, 或在利益追求上相投, 或在地域与安全需求上相联。而在这样的军事联盟群体中, 因文化和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军事技术转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 在二战后,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军事联盟团体 (NACA) 就由于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上的相似性, 采取了诸多类似的转移模式并产生了很好的转移效果和革命性进展。“而同一时期由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组成的华沙条约, 在苏联的强大势力下, 政治力量凌驾于军事之上, 军事技术通过政治因素得到了转移, 而这种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强制’式的。”[4]就军备竞赛而言, 20世纪中东地区因军备竞赛而诱使军事技术扩散的例子就是极好的佐证。1948年, 以色列建国后, 由于身处敌对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 迫切渴望发展己方强大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具有战略威慑效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便自卫。时至1956年, 英国和法国为重新夺回被埃及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控制权, 即同以色列达成协议, 要求以色列帮助其入侵埃及作为回报, 承诺将援助以色列实现军事现代化。“以色列的第一种弹道导弹———杰里科-1型导弹在法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 实际上是法国MD-620导弹的复制品。从此, 中东的战略平衡被打破, 激起更多的中东国家把大量的财力、人力投入导弹的研制或从国外购买成品导弹与导弹技术上, 形成持久的军备竞赛。”[5]无疑, 这将进一步激发军事技术在中东地区的扩散转移。
(3) 经济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主要体现在由经济势差而牵引的科技合作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势差使得国际军事技术合作成了必需。换而言之, “目前世界上有一股巨大的商业压力驱策着军事技术的转移, 因为这些技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具有竞争优势。”[4]显然, 在高新技术装备迅猛发展、研制费用日渐攀升的今天, 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比如, 法国与德国就合作研制了“运输联盟号”运输机、“阿尔法”喷气教练机、“米兰”反坦克导弹、“罗兰”防空导弹, 法国与英国也合作研制和生产了“美洲虎”战斗机, 法国和意大利还联合生产科“奥托马特”反舰导弹等。当然, 作为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 军事技术合作交流的形式还包括情报交流、学术会议、博览会等。
2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
“军事技术转移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有公开的, 有秘密的;有双方直接转移的, 也有通过第三方转移的;有政府的, 也有民间的;有促进转移的, 也有限制转移的。”[2]概括而言,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主要有战争实践、国际军备贸易及科技人才流动三条主要通道。
(1) 战争实践
武器装备是战争进行的工具, 战争则是检验武器装备效能的重要方式, 至少在电子计算机和军事运筹学理论充分发展之前是如此。越南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武装直升机,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出现的空载导弹, 海湾战中现身的隐形飞机及“爱国者”导弹等等都是佐证。可以讲, 战争是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金石。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M1A1坦克与伊军的T2坦克交锋后, 美军通过战场缴获的坦克, 就间接了解掌握了前苏联的坦克技术。从军事技术转移的角度观察, 即可见正是战争实践促成了武器装备在敌对双方间的传播与扩散。再如蒙古军队的西征给所到之处的各国都带来灾难, 但也客观上打通了一度阻塞的东西方陆上通道, 中国和欧洲双方的使者、商人、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通道在13—14世纪期间频频互访, 这就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创造了条件。13世纪前半叶, 欧洲人在本土上亲自体验了来自中国的火药威力, 而且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继续驻扎在离他们很近的钦察汗国, 必定千方百计地探求制造火药的技术, 这就导致中国火药术直接传入欧洲;另一方面, 元宪宗蒙哥 (1208—1259年) 即位后, 又派其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 (1253—1259年) , 1258年以火箭、火炮攻陷阿拉伯帝国巴格达, 灭阿拔斯王朝, 于其地建伊利汗国 (1260—1353年) , 定都于波斯境内的大不里士, 因而使中国火药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已如前述, 欧洲还可通过阿拉伯人获得火药信息[6]。“因此, 伴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的西征, 在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战场使用各种火器之后, 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很快西传, 14世纪以后, 欧洲出现了火铳、火箭、喷火枪、手榴弹、炸弹和烟火等, 都是根据中国技术和火器仿制的。在这个基础上, 随着欧洲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欧洲人脱离了仿制阶段, 从15—16世纪起进入了自主研发阶段, 对已有的火器做了改进, 例如:1529—1569年在锡比乌 (Sibiu) 兵工厂工作的德国火箭技师哈斯 (Conrad Haas) 在其用老式德文书写的手稿中, 提出将几个火箭筒同时绑在一个箭杆上发射, 就可以增加射程和推力, 这与稍早时的中国人万户想到一起了。”[6]
(2) 国际军备贸易
“军备贸易缓和了强国之间的不平衡, 但加剧了武器生产国与非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这对一个国家而言, 是利是弊, 就看这个国家的目标与价值观念。从微观上看, 军备贸易对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各国之间的军备贸易已进一步演进为发展武器装备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 一些国家通过卓有成效的军火贸易, 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国际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加强武器装备和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 苏联就向受援助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 包括:图-18中型喷气轰炸机, 米格-21喷气战斗机, 安-12运输机, 蚊子级导弹摩托艇和各种地对空、空对地和空对空导弹。冷战时期, 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都接受了苏联的武器援助, 它们用这些武器参加了历次中东战争直至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3) 科技人才流动
作为军事技术最初的和最重要的载体, 人的因素可谓至关重要。古代信息手段落后, 许多工艺、技术手段都只能通过人实现传播扩散;即便是现代, 掌握尖端科技的专家学者依然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青睐的宝贵资源。元代著名的火药西传, 就是通过战争期间被俘的军火工匠实现技术转移的。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中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曾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一大批德国犹太裔科学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以及研制V-2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都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来到美国的。据美国官方统计, 在1949年到1973年期间, 世界各国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达16万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 每年仍有6 000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可以讲,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够研制成功, 外国科学家功不可没, 当时研究设计和装配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摩斯科学实验室设有7个研究部, 其中高级研究部是由费米领导, 理论研究部由贝蒂领导, 爆炸研究部由苏联物理、化学家基斯卡柯夫斯基领导, 匈牙利核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泰勒, 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以及英国科学家查得威克等也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并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70年代, 前苏联就向非洲、拉丁美洲及中东派遣了大量军事技术人员, “1978年, 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有1.08万苏联人, 有1 300东欧人。”[7]空间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 如1969年, 美国靠“土星”V型火箭实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 就是在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领导下获得成功的;此外, 美国在制定“星球大战”计划之后, 五角大楼的招聘者专程到欧洲搜罗人才, 5年内计划投入250亿美元以吸引欧洲高级科技专家。对此, 西欧各国十分担心, 西欧实施“尤里卡”计划,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挥高级科技人才的才智, 避免人才再度流入美国。
3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影响
军事技术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战争实践之中, 军事技术的转移也是技术社会学视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对国家利益、全球安全及国际体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战争作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 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是一个充满反常逻辑的领域。“攻其不意, 击其不备”一直是历代军事家们心中念念不忘的“谋略法宝”;与此相呼应, 军事技术的保密性就是达到出奇制胜的要诀之一, 如一战中坦克的问世对此作了恰当的注解。在当时的战场上, 机枪、铁丝网和火炮已经使战争陷入了僵局, 此时, 在海军大臣丘吉尔的支持下, 英国开始了“机枪破坏机”的秘密研制, 很快在英国海军部就诞生了一个“斜方形铁盒”, 为了蒙蔽间谍, 英国人把它称作“Tank” (箱, 匣) , 随后, 战场指挥官黑格迫不及待地将之投入战场, 英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正面5公里的一块阵地, 战场的僵局开始打破。显然, 世界各国在发展军事技术时都十分重视其保密性,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事关国家利益。这一点从古至今, 概莫能外。冷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转为经济实力的竞争, 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其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就越发对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由于“核心国家”之间的军事实力“革命”往往有着决定特殊时期历史进程、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作用, 而军事技术又是重要的军事实力要素, 因此, 军事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全球性“流行”, 注定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全隐患。20世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武器与核技术。尽管核武器掌握在以美、苏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之中, 但核技术却有一种冲破“牢笼”的趋势, 核扩散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全世界人们的心头。显然, 核技术革命的一个后果, 就是使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日益显著。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来说,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必须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 可是先进军事技术的获得却又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全。的确, 军事技术发展水平作为各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家安全战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战略对抗中, 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的一方往往会占有绝对的主动权, 而全球军事技术转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受制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国家”———“领先的国家需要知道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努力控制或推进革新的传播, 后继国家则必须决定是否、何时并如何反应。革新和转型的过程与扩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这三个过程共同作用形成了国际战略环境。”[4]于是就不难理解, 为何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严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安全机制, 以防止相对先进的军事技术泄密并得以扩散传播。
(3) 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技术既是国际体系的产物, 又是其内在构成要素与变革的动力。”[8]因此, 由国际间交流导致的技术或军事技术扩散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以铁路和核武器为例, 铁路的出现对国际体系有四层影响:首先, 它提高并变革了国家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其次, 它使得欧洲内陆国的工业经济不断增长以至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 并从那些古老的、与大陆权力不相称的国家取得了政治霸权;再次, 在欧洲之外, 它促使那些先前在欧洲政治控制下的分散地区统一成一个全球经济体系, 此经济体系规则由欧洲制定并主导;最后, 它提高了国家参与平时计划和工业活动的能力。换而言之, 为了满足铁路带来的复杂性及组织需要, 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参与渗透并扩大资源开采力度。作为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变革性要素, 铁路的推广和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就引发了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反应:时间的统一, 空间距离的“缩短”, 国与国之间交流方式的改变。再说核武器技术, 作为美国在20世纪中期获得超级权力地位的基础, 核武器的破坏力、射程及相关的效费比使美国得以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转化为巨大的安全罩, 这一安全罩甚至延伸到了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和洲际导弹的射程, 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安全已经很难保证;同时, 其破坏性和维护的高费用也使得大国越来越难以承受。因此, 未来将逐渐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所有超级大国都尽量避免直接的对峙, 代之以边缘化的、非战争形式的对抗, 而这必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持续的革命性影响。
摘要：诞生于战争实践中的军事技术, 因其特有的对抗性、保密性及体系性, 一经问世也就开始了源自不同动因、经由不同路径、产生不同影响的国际转移历程。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基于对军事技术及其特性的清晰界定, 分析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动因, 探讨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三条路径:战争实践、军备贸易及国防科技人才流动, 揭示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对国家利益、全球安全及国际体系三个层面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军事技术转移,动因,战争实践,军备贸易
参考文献
[1]刘戟锋.兵器进化之路[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43.
[2]康学儒.军事技术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292, 298.
[3]BARRY BUZAN.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8:8, 51.
[4]EMILY O GOLDMAN, LESLIE C ELIASON.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M].Edition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2, 117, 390.
[5]高硕.试析中东弹道导弹的扩散[J].阿拉伯世界, 2003 (3) :10.
[6]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459, 470-471.
[7]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任泉, 刘之田,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301.
影响路径 篇9
一、音乐育人的重要影响
1. 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道德素质
音乐育人有其独特的久远性, 它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它与学校的思想政治等课程互为配合, 相互渗透, 对塑造学生的身心有着重要的影响。推动音乐教育, 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而且还能净化、熏陶学生的心灵, 促使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例如, 斗志昂扬的《英雄赞歌》、歌颂母亲河的《长江之歌》和《黄河大合唱》等, 都是优美的歌曲, 承载着我国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 渗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精髓, 对这些歌曲进行赏析, 对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
2. 能够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感
音乐是一种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它通过节奏、旋律等各方面条件的有效配合, 能够直抵人们的内心, 引发人们体内各种心理情感的波澜起伏。以音乐育人, 能够借助其独有的特性, 提高学生的团体意识, 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自信心, 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感。例如,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抗战时期, 它以进行曲的风格, 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经传唱就激起无数中华儿女的顽强斗志, 激起他们无比高涨的爱国热情。又如《祖国颂》这一类的歌曲, 它们歌颂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辉煌成就, 在对学生的教导过程中, 通过不断的学习、领悟与演唱, 不仅能够加深他们的情感体验, 而且能够极大地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感。
3. 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首先, 科学家研究表示, 在人的大脑中, 左脑承担着逻辑缜密的处理职能, 右脑承担着对艺术欣赏等职能, 而音乐教育非常有利于右脑的开发与使用。在音乐教育活动中, 尤其在演唱和聆听的过程中, 能够很好地协调左脑和右脑的运用, 从而将逻辑思维与感性思维充分地结合, 有利于学生全脑的开发与使用, 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智力水平。
其次, 作为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来说, 必须具有创新精神, 而音乐教育就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因为创造性的思维是以洞察、感悟、理解、想象等各方面能力为基础, 是更高一级行为的心理活动, 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核心要素。进行音乐教育, 不仅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形成思考、想象的习惯, 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能够激发他们潜在的创造力,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达到创新型人才的素质。因为音乐是以聆听与感知为媒介, 不只是单纯地进行直观审美, 而是给人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因此这也会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更大的拓展, 从而激发他们的创新行为。
二、音乐育人的具体实施路径探析
现在全世界都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其实就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因此, 我国当前的教育理念也是推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不仅要注重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教育, 还应该注重对其人文精神、综合素质方面的培养。而音乐教育能发挥出其巨大的影响力, 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文精神提供有效的动力, 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 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笔者认为, 实施音乐育人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校园音乐文化的建设
加强校园音乐文化的建设, 无论是对学生的心理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是实现音乐育人的重要环节。加强校园的音乐文化建设, 可使学生时刻被音乐文化所熏陶,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审美意识, 继而达到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学生从幼儿园时期一直到大学时期,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校园中度过, 因此校园氛围对于学生的思想启蒙或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可以说, 校园文化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质以及认知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也是实现素质教育的主要形式。因此, 作为学校来说, 应该积极进行音乐学科的建设, 将学生需要普遍认知的音乐内容设置成必修课程, 根据学生的音乐喜好情况设置一些选修课程, 通过组建合唱团或者举办歌唱比赛等形式, 达到音乐教育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
2. 与各学科达到完美的结合
音乐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而存在的, 它与各个学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将音乐教育与各学科的教育进行完美的融合, 对提高育人效果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例如, 在美术鉴赏课程中配上音乐背景进行赏析, 在语文的诗歌朗诵中配上音乐背景作为配乐诗朗诵, 等等, 这样将音乐教育与各学科教育相结合, 都是实现音乐育人功能的有效途径。当然进行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教育势必会增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难度,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也需要增加自身的音乐综合修养。各个学科教师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 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 积极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使学生时刻在音乐的大环境下受到熏陶, 实现音乐育人的功能。
3. 引导音乐教学走向整合
课程整合是素质教育观念的一种体现, 目的是使学生在音乐环境下获得综合能力的提升。结合学校的学生实际、师资力量等情况, 寻找音乐教育的恰当切入点, 实现育人功能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要将音乐教学引导走向课程整合,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就要努力与各个学科进行有效的连接, 以实际生活为基础, 探索多种音乐教学方法, 实现音乐育人的目的。具体实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实现音乐学科自身内容的整合, 包括相关知识点, 例如节奏、作者、风格等各方面内容的整合。 (2) 实现各音乐学科之间联系的整合, 例如民族音乐与通俗音乐或者特色音乐之间的有效连接, 实现各音乐学科的架构整合。 (3) 实现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 例如上文中提到的与语文学科的整合、进行配乐诗朗诵等。
引导音乐课程走向整合, 实现每一节的音乐课程都有整合的内容与方法。例如, 教师在进行一节整合音乐课程的教学时, 应该首先就此音乐的历史背景或者社会背景进行介绍, 使学生对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对音乐的学习。长此以往, 通过几年的音乐综合学习, 学生就会形成完整的音乐思维, 并将此思维贯穿于音乐学习的始终。这种综合的音乐思维也会促使学生获得更大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实现音乐育人的效果。
4. 开设特色音乐课程
随着我国推行素质教育, 各个学校进行不断的深入改革,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在各个学校激烈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学校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开设属于本校的特色音乐课程。特色音乐课程的开设, 可以根据每个学校不同的资源优势进行分析, 例如师资的配备情况、学校硬件的情况, 还可以结合学校所在地区的风土、民情等人文特点, 注意将此融入到音乐教学内容中, 开设创新性强、教学效果好的音乐课程。
就拿比较受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来说, 教师不应该对其进行全盘否定, 而应该正视它, 突出它的时代感。挖掘在流行音乐背后的感悟, 予以正确理解, 主动引导学生把握流行音乐, 提升欣赏层次, 填补流行音乐教育中的空白。
另外, 教师也可以根据音乐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结合音乐育人的理念以及相关学科的教育特点进行教材创新, 以满足本学校的教学需求。
影响路径 篇10
关键词：资本账户自由化,储蓄,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账户自由成本和利益一直备受争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帐户开放有助于资本会从高收入国家(相对人均资本比率较高)流向低收入国家,从而使低收入国家增加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率上扬。然而,对各国横截面数据回归研究发现,外国资本流入与一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长进行跨国回归时却不能得出正收益的结论,有三个原因:一是机构发展水平存在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时,资本账户开放的成本高于收益,反之则反是。这个可以解释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对外国资本使用的相关性时,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其相关性较高,而低收入国家则无相关性;二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下,对于外国资本的附带收益更高,而在更低的发展水平下,外国资本的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更高。三是对于以原始数据(如经常账户赤字或者总资本流入)为基础对国外融资使用的度量,并不能完全捕捉到外国资本的影响,因为这种度量可能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国际贸易可能掩盖真实的资本帐户开放情况。
尽管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关于资本流动对经济影响的路径分析未必正确,仍存在以下问题:(一)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缺少联系。Gourinchas and Jeanne (2006)使用参数均衡模型得出:由于生产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效应是微小的。同样,Henry(2006)也指出股权市场开放对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产出增加的效果是短期的,除非金融市场的发展根本性地提高生产率。而对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通常未能找到国外资本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证据。比如Aizenman, Pinto和Radziwill (2004) 发现通过那些较高自融资比率(国内投资在国内储蓄的比率)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表现平均来看要好一些。而Kose,Prasad, Rogoff, Wei (2006)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金融一体化与GDP的增长之间有稳健正相关关系。资本流出并不对经济增长造成限制。Lucas(1990)指出从工业化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量要比传统资本流动理论所指出的水平低。因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并不流入国内,而是去购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因此,资本的大幅流出并不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也表明了投资资源的缺乏并不对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造成限制。“储蓄受限”并不正确。原因是低收入国家并非“储蓄受限”,而是它们所能提供的投资机会的收益是有限的。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缺少财产保护权的制度安排或者因为它们金融体制是不发达的,所以投资者的权力不能得到保护。在那些国内缺少限制投资的制度的经济体,外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会不成比例地流入金融消费,从而导致汇率高估,进而引起投资收益率更大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Prasad, Rajan and Subramanian(2007)发现的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以及资本流入与汇率高估成正相关。总得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国家因为投资和储蓄之间的鸿沟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一些国家仅仅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压制投资的因素会进一步压制储蓄,迫使这些国家依赖国外资本),而那些有投资机会的国家本身也能产生足够的国内储蓄。
事实上,资本账户开放存在着其他收益,比如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一国管理和制度水平的提高,对资本流入的开放意味着是让该国的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国内公司治理朝向国际标准,并且对国内宏观政策形成一定的约束。所以如果国外资本不是用于融资的,那么所述这些则算是它的另一收益。此外,国际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带来国内金融要素的发展进而推动总体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股市对外开放以后,股市倾向于变得更大和更有流动性,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金融中介的效率。
参考文献
[1]Lucas,Robert E.,Jr.“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2]Hall,Robert E.,and Charles I.Jones.“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Than Othe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
[3]Gourinchas,Pierre-Olivier,and Olivier Jeanne.“The Elusive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
[4]Henry,Peter B.“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Theory,Evidence,and Spec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2006.
影响路径 篇11
如果将时间倒转25年，中亚这个地理概念对多数中国人还是很陌生的。尽管从理论上讲，“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西部近邻”这个概念并不是今天才成立的，但是除了少数专门从事中亚历史、文化和原苏联中亚共和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们，在我国普通人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鲜有与中亚有关的事情。这种情形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们了解中亚的热情和程度迅速上升。然而，文化认知与学术研究的跟进往往滞后于国际政治变化和国家关系发展的需要。当冷战结束并以地缘政治版图重组的形式在我国西北变幻出五个都称作“斯坦”的民族国家时，在我国引起的诧异和不解甚至不亚于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直到20多年过去后，我们仍常常遇到将中亚五国国名张冠李戴的尴尬。由于缺少迫切感而导致的认识投入不足，中亚这个对我国越来越重要的邻区仍然被几分神秘与晦涩笼罩着。
2015年参加了《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组织的一期题为“中亚，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封面话题讨论，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形象地概括出当前我国与中亚的文化距离，尽管参与讨论的孙壮志、孙力、昝涛等各位嘉宾均无愧为国内的中亚问题专家。四分之一世纪作为历史尺度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尚显短暂，但是在这个时间里中亚与我国关系的发展却是此前几个世纪内所不曾有过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毗邻的中亚国家彻底解决了18、19世纪以来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3300多公里的边境线成为交流与合作的纽带；近年，我国通过铁路和管道运输每年从哈萨克斯坦进口上千万吨石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香港等城市居民用上了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管道输送的天然气；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后，一向以“丝路民族”自豪的中亚各国做出强烈的回应。相形于快速发展的国家关系与充满希望和挑战的合作前景，我国对中亚地区的了解与研究亟需提速跟进。
虽然我国中亚学和中亚问题研究在这20多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一门泊来的“小众”学科演进成涉及外交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合作等诸多务实领域的政策研究，但它在我国毕竟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地区形势变化与国家关系发展促使政策研究领域在中亚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对这一区域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在国际关系学界，与对其他大国和地区的研究相比，我国中亚学的团队建设和学科分工尚不完善。近两年，我国中亚研究阵容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大，中亚研究机构（或与中亚研究有关的学术机构）在各地纷纷成立。但按照学术活动的周期性规律，这尚不意味着累累硕果在即。因此，本书不奢望能够填补什么空白，但愿能在这个周期里成为一块承上启下的路砖。
该书由“中亚”学术概念产生和变迁的地缘政治内涵入手，汲取中外大家的学养，从16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分裂后乌兹别克、哈萨克等中亚近现代民族崛起开始，阐述并分析了域内外力量共同塑造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脉络。作者把研究重点放在18世纪沙皇俄国逐步征服中亚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各民族国家政权的独立和巩固，在这近三个世纪的时间段里，从地区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要素中，尝试提炼出对认识中亚地缘政治特性和走向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一来为我国中亚学添砖加瓦，二来以此向学界前辈和同行致敬。
影响路径 篇12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技术不断技术, 我国煤炭工业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综合型过渡, 产业链得到转化。煤矿生产过程中, 煤矿机电设备是矿产作业重要设备, 是安全生产重要保障。根据调查发现, 我国重大煤矿事故发生, 最为重要的事故是煤矿事故。从中看出, 煤矿生产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加强机电安全管理, 不仅能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生产, 还能提升经济效益。
2 分析煤矿机电设备安全影响因素
2.1 安全生产制度不完善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制度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煤矿安全生产, 煤矿安全生产需依靠我国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是, 在当下我国很多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制度不过关, 存在诸多缺陷。对于安全生产而言, 危害及其大。生产岗位责任制有漏洞。在生产进程中, 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现象发生, 问题的发生得不到有效解决。安全制度在执行进程中, 执行力度不够, 考核不过关。安全事故发生时, 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对事故导致原因一笔带过, 对事故责任处罚也比较随意。事故责任者以及所有职员处罚也比较随意。整个防范措施非常松散, 事故再次发生变得在所难免。
2.2 人为因素导致的事故发生
人为因素导致事故发生主要表现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不强, 作业时违规操作。井下作业的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没有根据规范要求作业, 出现违规操作, 不规范作业等等。不正当的操作是安全事故发生重要诱因。井下作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 他们的安全技能以及操作技能不达标, 进行井下作业时, 隐藏安全隐患。煤矿企业的安全培训进程中, 培训针对性较差。这同企业技术、设备的引入相关。安全培训无法落实到位, 使得安全生产出现了脱节。另外, 企业的基础安全措施没有落实到位, 日常的检测和维护不按时进行, 使得机电安全得不到保障。同时, 也会存在自然因素, 一般而言, 在井下作业, 作业空间和环境都非常小, 设备的正常运行受到限制。当遇见恶劣的天气时, 井下作业温度、湿度也会增强, 最煤矿安全作业影响不利。
3 煤矿机电设备安全管理的思路和对策
3.1 加强煤矿企业机电设备的质量监管
煤矿企业引进了机电运输技术, 对煤矿开采的速度和效率都有很大提升。购买煤矿机电时, 需遵守煤矿质量标准管理进行购买。机电的采购理当做到认真仔细, 每个配件都需进行深入分析。选择质量有保障, 价格相对合理的设备, 这是保障设备质量之有效措施。给操作设备设置起安全质量保障准则, 杜绝出现设备受到损坏问题发生, 科学、合理使用设备。防止一些小型企业为了获得更多利益, 而对设备进行改造。设备投入使用安全检查至关重要, 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3.2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煤矿企业理当提升安全生产, 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将安全放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凸显经济效益。制定出严格的奖惩制度, 保障机电运行安全可靠。煤矿井下生产安全性较高, 它关系到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关系到诸多家庭的和谐、幸福。煤矿企业充分井下安全作业的重要性, 综合使用多种管理方法, 加大机电安全管理, 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以及人力。运用先进技术, 加强安全试验, 定期开展检查工作, 保障设备处于安全操作状态。井下安全措施要加大投入。必要时, 建立起预警系统、抢修系统, 从根本上保障机电设备安全生产, 使用先进的安全生产设备, 采用最好的材料, 保障硬件设施质量高超, 确保安全生产。同时, 需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提升员工对机电设备操作能力, 加强操作技能。井下作业人员的知识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至关重要, 当他们都掌握了基本的解除安全隐患技能之后, 能够在生产中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发生。
3.3 建立起通风系统, 加强机电设备检修, 做好用电管理工作
众所周知, 煤矿井下作业最大的安全隐患是易燃气体, 井下有大量的易燃气体。当通风时, 很小的摩擦都会产生火花, 容易引发保障。该破话程度是及其大的。在矿井下建立起通风系统, 实时监测井下瓦斯密度,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采取有效方式应对。此外, 井下固体尘埃含量非常大, 加速了机电设备的摩擦, 从而引发安全事故。这些固体尘埃是导致气体保障之关键, 是重要的诱因。因此, 需加强设置, 做好必要的除尘装置清理工作, 给机电营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用电管理工作至关重要, 完善电路设置, 做好井下机电设备电路检查和维护工作, 保障井下作业供电要求, 确保机电设备安全使用。煤矿企业针对煤矿用电情况, 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管理, 一旦发现电路设备存在问题, 及时检修和保养。设备长时间使用, 对机电设备检修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煤矿机电长时间使用之后会出现老化问题, 如果不做好检修工作, 就容易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因此, 需要加大对煤矿机电设备的检修, 尤其是正在使用的机电设备。检修发现磨损, 需加快重点检修, 关注安全隐患是否达到临界值, 加快对其检修和更换。使用先进的检测手段, 对机电设备做好检修, 保障设备安全生产运行。在检修进程中, 一些已经损坏的设备, 相关部门要及时报备, 做到定期检查, 重点检查, 排除安全隐患, 保障安全生产。
4 结束语
煤矿机电设备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煤矿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结合其主要影响因素, 有针对性的加强机电设备安全管理, 预防机电事故的发生, 确保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有序进行。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迅猛阶段, 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煤矿开采业进入了鼎盛时期, 但是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时常出现。机电设备事故的发生, 严重影响产煤顺利执行。文章分析煤矿机电事故影响因素以及防范措施。
关键词：煤矿机电,影响因素制,防范研究
参考文献
[1]靳传梅.浅谈煤矿机电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J].魅力中国, 2011 (17) .
[2]张安辉.刍议制约煤矿机电运输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民居, 2011 (09) .
[3]于励民, 吴晓薇, 陶建平, 陈旭昌, 李新玉.煤矿机电安全运行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创立——煤矿机电装备及管理水平考核评价对标体系[J].河南省煤炭学会第六届机电专业委员会年会, 2010.
[4]唐士.试论煤矿机电运输设备常见事故的原因分析及消除对策[J].时代报告 (学术版) , 201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