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精选12篇）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1

摘要：本文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需要走出一条富于“智慧、特色和幸福”的城乡融合新道路。目前存在以下问题:城镇化集聚效应低, “大城市病”突显;过度透支土地红利, 内需提振不足;农民市民化转型迟缓, 社会代价巨大;城镇精细化管理缺失, 缺乏内生动力等。解决的措施是: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积累农民进城资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破解农民身份约束;健全公共服务制度, 培育良好发展环境;推进行政财金体制改革, 增强发展活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特色城镇化,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乏力、内需在短期无法提振、经济结构日益突显深层次矛盾, 那么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不仅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挥城市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效益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而且能够有效发挥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建设等需求累积效应, 同时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 这对于进一步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提升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不论是“城市化”、“城镇化”, 还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这都不同程度折射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中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因此, 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必须对新型城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特殊性

1.1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本和谐、提高质量、增加福利为目标, 充分考虑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匹配性, 通过市场运作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方式, 主要以内涵增长、内外需拉动、创新驱动、适度聚集为内容, 走出一条富于“智慧、特色和幸福”的城乡融合新道路。

1.2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 国内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有:胡鞍钢 (2013) 认为, 用“四化”同步来破解“四元结构”。胡必亮 (2013) 认为, 新型城镇化需要突显出“资源有效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环境友好保护、社会公平和谐、空间结构合理、智慧城市创建”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王耀中、陈洁 (2013) 认为, 通过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产业体系来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部分学者提出, 在坚持“三化同步”的基础上, 还要更加注重“信息化融合”、“金融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产业、居住、就业、服务和休闲等功能。所以, 本文根据中国特殊国情, 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集约和智慧的城镇化。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需强化科学布局、以节约和高效的理念来不断优化城镇之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分工协作, 通过构建高智能化、灵活性的城镇互联网和物联网, 尤其是建设基础设施、超前利用新技术 (如“三网融合”、云计算等) 和新能源来不断提高能源绩效管理水平, 不断促进生产功能配套、引导生产要素空间集中集聚、促进生活功能安全、便捷和舒适等效用, 使城市更加高效、安全、便捷、和谐。

二是特色和品位的城镇化。通过大胆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的先进经验, 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 努力实现功能型、效益型、集约型和人文生态型规划, 努力把本土特色要素 (诸如特色定位、人文、产业和品牌等) 和外来发展要素 (如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密切结合起来, 深度挖掘特色内涵, 不断塑造城镇个性和提升城镇品位, 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理方式, 努力打造“亲民、安民和富民”的“宜居宜业、休闲娱乐”立体化人文空间。

三是人本和共享的城镇化。要强调城镇发展过程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和城镇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 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首先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普惠化”和“均等化”;其次是遵循城镇化的社会系统内生运行规律, 逐步减弱政府主导以及“人治”色彩, 以市场法治原则来解决其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最后是逐步消除与城镇化发展中非包容性和排斥性制度体系, 不断增强城市的接纳与融合能力, 并努力营造出有利于创业、创新和创造的环境。

2 当前发展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困境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迁移的过程, 每个国家 (或地区) 的城镇发展大多因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推进城镇化因受限于政府机构、政绩考核、土地户籍、财税及城乡福利差异等改革滞后因素影响, 政府主导城镇化较为明显, 因此面临诸多“异化”困境。

2.1 城镇化集聚效应低, 大城市病突显

由于中国存在城乡分割和城镇等级化, 那些重要城市通过非市场方式占用大量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 造成较为严重的资源误配, 使得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严重失调。同时, 因政府无序的人口集聚和城镇规划出现城镇缺乏产业支撑, 由于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 例如把金融服务业和众多制造业企业集中起来, 导致专业集聚效应差、难以很好地吸纳就业和提高产业的营运效率, 造成了城镇基础支撑和包容性较差, 面临交通拥堵、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幸福感缺乏等“大城市病”问题。典型事例如城市因暴雨而内涝成灾、雾霾天气频发, 严重影响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2 过度透支土地红利, 内需提振不足

过去十多年间, 中国各级政府城镇用地规模扩展过快, 呈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化和分散化倾向, 同时也出现铺张浪费和过度密集并存, 用途与功能配置错位, 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 城乡间存用地效率落差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例如截至2012年8月底, 全国共有闲置土地1.27万宗 (约95万亩) , 其中57.3%属于闲置2年以上。另外, 全国各地“运营城市”特征尽显, 尤其是日益演变成“房地产化”, 导致地价推高房价, 使得城乡居民也面临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 这种土地高速非农化以及农村严重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 将可能引发城市现有居民和进城农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 反而造成内需提振困难。

2.3 农民市民化转型迟缓, 社会代价巨大

虽然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 户籍城镇化率仅35.29%, 大量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 但难以享受到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出现“经济性接纳, 社会性排斥”现象, 尤其是难以平等享受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公共文化和社保等服务, 甚至出现独特的“农民工”、“失地农民”、“三留守”等“半城镇化”现象, 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转移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极易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与此同时, 尽管当前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自由进入城镇就业务工和保留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的“双栖”身份, 这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但继续维持城乡二元结构、降低土地利用效益, 使得宅基地难以集约化利用, 难以造就稳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显然不利于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2.4 城镇精细化管理缺失, 内生动力缺乏

尽管城镇化发展迅速, 但过分重视硬件和速度而忽视了软件和质量。例如过于强调吸引外来投资, 而忽视与居民生活密切关联的城乡基础设施、文化培育、人居环境等项目, 从而造成城镇化发展潜力缺乏。另外, 中国城市管理在体制、法规上的矛盾还未很好地理清, 普遍存在“选择性执法”、“运动式管理”等现象, 甚至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 造成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3 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路径

为了应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所面临上述诸如“空心、同质、片面和粗放”等困境, 更好地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就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强有力的执行。

3.1 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积累农民进城资本

通过土地制度创新来实现土地规模化, 更好地促进农民转移, 应通过“确权颁证”, 充分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益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 在严格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的基础上, 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自主流转或处置。同时加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 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化、资本化、证券化等市场化进程, 进一步释放土地流转的“活力”, 不断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 不仅为农民进城创造良好条件, 而且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探索新路径。

3.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破解农民身份约束

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政府和社会对城镇化成本的承受和消化能力, 以及对既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变革能力。所以, 应当充分考虑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等因素, 采取多元化的户籍改革办法来加快拖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 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 探索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也可通过定量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评, 同时借鉴泰国曼谷城镇化经验, 设计的制度要使民众充分享有选择权, 并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来解决户籍问题。

3.3 健全公共服务制度, 培育良好发展环境

为了使全体居民享受覆盖面广的社会安全网, 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这就需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努力促进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使城镇居民能够“安全、便利和共享”劳动就业、住房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福利, 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 进而可以不断实现“安居梦和市民梦”。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问题, 要大力完善和整合社保制度中面临债务缺口大, 部委之间协调不足等“碎片化”问题, 尤其是要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

3.4 推进行政财金体制改革, 增强发展活力

需要通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财税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非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协同推进。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条件下, 积极推进城镇化公共治理结构改革, 促进城市科学合理格局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并存、城市群科学布局) , 不断加强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通过市场牵引、建立要素集聚机制, 促进区域内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集聚以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 打破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卖地筹资的格局, 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 努力把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财政体制改革有效结合, 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并积极构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多层次金融融资体系, 切实解决城镇化建设以及城镇居民创业和置业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为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结语

总之, 发展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大战略, 它不仅可以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 还可以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健康生活。因此, 就需要中国政府积极稳步推进, 使城镇居民能够公平享受到公共服务、确保生活舒适和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实现资源环境友好和社会的有机融合, 共同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 (1) .

[2]胡存智.城镇化中的土地管理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 2012 (11) .

[3]胡鞍钢.中国特色城镇化新在何处——“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J].人民论坛, 2013 (4) .

[4]胡必亮.论“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N].光明日报, 20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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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钊明.做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积极践行者[N].人民日报, 2013-8-16.

[7]张文雄.城镇化重在提高质量[J].求是, 2013 (12) .

[8]冯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需从全面主导向有限主导转型[J].经济纵横, 2013 (7) .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2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必须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和实践创新

城镇化，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堪称扩大内需、推动增长的强大内驱力。“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将有约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经历了滞后城镇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后，中国城镇化进入到与重新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城镇化基本实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实践面临怎样的现实局面？

朱铁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教授）：关于城镇化，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有人认为城镇化主要是发展大城市，还有人主张城镇化主要是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我觉得，城镇化要“大”“小”并举，相互结合，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有主有次，使之起到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国际间则表现为区域性的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在国家内则表现为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以及城市之间的区域性合作，表现为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转化的特征，传统的城市体系发生着不断变化。总体来看，城、镇、乡要统筹兼顾，从各地的发展实践来看，哪里的县域经济发展得好，哪里的城镇化步伐也就越快。这些年以来，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很快，关键是要考虑城镇化的质量，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一定要和农民增收致富，一定要和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协调发展相配合、相适应。

搞好科学规划是推进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必须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和实践创新，要以实践创新来提升内涵和质量。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众所周知，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由来已久，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消除，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强化，而且有继续被强化的趋势。城乡统筹就是要消除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分割的状况，实现城乡一体化。从总量来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或将超过10亿，这意味着农村人口将只有5亿多。进城的5亿农村人口中，如果有一半的人口退出宅基地、承包地，估计能退出一亿亩以上。所以，我觉得城市的建设用地应该够用，因为农村的土地使用是非常粗放的，不住人的农村住宅用地就可以转变为耕地。从这个角度上讲，城镇化只会导致耕地的增加，而不会导致耕地的减少。很多学者，不是从动态的长远角度去看，只看到城市郊区大量耕地被占用，却没有看到农村已经没人了，或者将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离开了农村。未来20年，存在着双重占地的问题，进城的农民住在楼房里，占了城市的地，同时他在农村的地没有退出来，这就是一个双重占地。但未来总有一天，他会把农村的宅基地退出去，退出的宅基地可以恢复成耕地。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工业化是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龙头。在中国经济积极寻求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县域经济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和内需驱动的主角，如何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县域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区域经济，这种区域经济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区域经济。从县域经济原有的性质来看，确实是一种农村经济、农业经济，早期的县域经济就是这样。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域的经济要素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看，县域经济正从农村和农业的经济体向综合性的经济体转化。在一些县域的发展中，非农产业正在逐渐取代农业的主体地位，尤其是东部一些县，基本上都是以工业为

主体的产业结构，工业占到50%多一点，服务业大约占30%，剩下不到20%是农业。在这样的状况下，县域经济的主体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县域经济是在一县范围内以农业为基础，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以城镇为中心，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的综合经济体系，既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也是和中国将近60%的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系统。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综合来看，县域具有一个区域中心或小范围中心的战略地位，它和小城镇、农村的关联非常紧密。此外，县和中心城市的关联也非常紧密。根据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县是中心城市下一级的二级城市，小城镇实际属于三级城市。所以说，一个区域的发展，如果构建了合理的体系，城市发展相对来说就是健康可持续的。否则，如果把中心城市搞得规模庞大，并与广大农村和一些偏远小城镇构成割裂，这样的体系设计就非常不合理，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常说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中心城市到若干小城镇的链条。如果城市体系构建不起来，产业链就很难形成，县域经济也就难以发展。

朱铁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教授）：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县域经济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一个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浙江两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很快，当时，浙江的经济总量70%是靠县域经济。西部、东南沿海地区虽说也都很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但是发展模式、发展条件等却是大相径庭。由此而言，城镇化的推进与实践，必须高度注重模式创新、实践创新，不能照抄照搬、简单复制。

很多人一谈到县域经济，就认为是搞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实际上，县域经济是内涵丰富的区域经济形态，不光是农村经济，尤其重要的是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与推进城市现代化结合起来，城乡融合、城乡统筹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突出特色。

陈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十二五”期间，国家肯定还是要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中央提出加强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就是把全国的国土空间划分成三大类型：城市和工业、农村和农业、生态空间。县域经济多属于农村和农业的范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农产品生产废除农业税以后，农业基本上不提供税收，相对而言，农业处于劣势地位，县级政府难以依靠发展农业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所以，县域经济的突破不能仅靠发展农业，中国的百强县，或者说是比较富裕的县，绝大多数都是工业强县。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县级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产城融合：推动产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

在经历了滞后城镇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到与重新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城镇化基本实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理念创新、实践创新如何全面推进？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综观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县级市和大中城市明显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县级市的财政实力一般比较薄弱，难以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县级政府经济运作的能力比大中城市弱一些；城镇规模通常比较小。华夏幸福基业的“产业新城”发展模式适应了这一层次的城镇化、工业化需求，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大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一些体量较大的产业园区，也在从工业园区向新型城市转型。城镇化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比如“钱从哪儿来”、“人到哪儿去”，产城融合有效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开发区的投资运营建设过程中，先期投入至关重要。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想做大、做强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往往把开发区的体量搞得很大，但由于财政资金薄弱以及自身经验欠缺，通常在招商引资、园区规划方面力所不逮。

我参观过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运营的工业园区，他们的实践模式，有人称之为“产业新城”模式，有人称之为“产城融合”模式。我一直主张，投资体制也应改革创新，建议在各新区成立新区开发投资公司，省市县财政分别出资，作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负责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业务。华夏幸福基业的实践，既为招商引资搭建了专业化的平台，同时也在根本上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企业被吸引来投资，把产业带来了，自然也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因此，“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就解决了，城镇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实现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双轮驱动、双向提升，这是产业新城的核心诉求。过去的10年，固安县财政收入增速年均40.7%，跃居廊坊市11个县市区首位。以河北固安县域经济发展为例，通过10年的产业新城建设，固安产业结构由钓具、滤芯、塑料等传统产业跃升为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产业，从农业县一跃而成京南产业高地。

坚持产业为魂，以项目建设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各类配套的发展，不断改善新城环境、居住条件以及生活配套，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安居乐业。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可以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及“人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大有前途。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普遍的共识是大中小城市并举，但是近年以来，国家重点发展的主要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发展颇受忽视。未来20年继续推进城镇化，可能还有至少4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产城融合发展模式，正好顺应了城镇化发展的大潮。

产城融合，存在二产、三产融合的问题，产业之间首先要进行融合，然后才是产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在空间上的深度融合。二产、三产的融合为我们描画了未来发展的模式：原先我们做一个产业区，就是盖厂房、搞工业，二三产融合之后，除了工业，还有很多土地可以用于从事第三产业。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加工制造业也会不断地第三产业化。

陈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主要是两个集中——产业集中、人口集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产业和城市要融合发展，产业和城市要互动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要同步推进，就是说要产城融合，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支撑相互促进。

华夏幸福基业在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城镇化发展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本着“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的园区开发原则，整合全球资源，科学定位园区发展策略。通过产业规划、空间规划以及科学分析，为区域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发现区域价值。通过对生产、商务、生活、金融、产业促进、政策等的全方位研究，创造区域价值。通过强大的产业招商能力，品牌塑造能力以及客户服务能力，有效传递区域价值。

二是提出了产业新城、产城融合的概念。产业化是城镇化的依托，园区是产业发展的平台与载体。

园区面积通常比较大，园区已经在事实层面成为县域、城镇的一部分，承载着相当一部分的居住功能，也有一部分的社区管理功能，如果没有城镇化的发展来做支撑，产业发展、城市升级很难和谐统一。500余人的专业招商团队和横跨多个行业的企业客户数据库，对入园企业实行全程无忧的管家式服务。以固安为例，截至2011年底，园区累计签约入园企业266家，累计签约投资额347.24亿元。企业进来了就会产生就业，就会吸引人口集聚。随着人口和产业的兴起，相关城市的配套设施、市政建设，以及围绕城市居民和产业的整体配套就带动起来了。

产业新城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建设的区域开发模式，体现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双向融合的理念，其形成路径是通过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产城一体化，实现产业与城市的匹配和融合发展。产业新城模式既继承了传统园区的优点，又弥补了其不足。产业新城实施的理念是“以产带城，以城促产”，实现产城融合。推动经济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多功能的“生产、服务、消费”等“多点支撑”城市型经济转型。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城镇化建设

基金项目：该文章为2014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前期研究成果，批准文号：潍社科学术委发〔2014〕4号。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的城镇化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以土地扩张为主的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种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政策选择。

一、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全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土地的城镇化也快于人口城镇化。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7118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2.57%，2013年城镇人口7311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 73%，这里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其中包含了2.34亿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如果去掉城镇化率中的“虚高”部分，2013年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土资源部的重视。

（二）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速度。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质量不高，“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合理比值为1.4 ～2.5 ，2010 年我国为1.06，即使这三年来有所增长，但仍尚未进入合理区间。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7%，工业化率为45.3%，两者比率为1.1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2年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是53%，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之基本持平，但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包括2亿多农民工的常住人口，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相比，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以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比较，2012年农业与非农就业比重分别占33.%和66.4，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0.1和89.9城镇化率远低于非农产业就业水平，也滞后于产业转换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用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乡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大量失地农民却无法完成真正的身份转变，无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对应福利待遇。

（三）“半城镇化”状态容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城镇建设征用集体农用地，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虽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失地农民能够获得高额的征地补偿，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近几年，我国每年征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其中耕地在300万亩左右。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一些地方难以达到“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要求；加之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普遍面临就业难题。大量失地农民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的过渡性群体，徘徊在城市边缘。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由于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在城市就业困难，收入不稳定，享受不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也无法再回到农村，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

（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艰辛，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这些被城镇化的农民工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服务不足；二是医疗服务不足；三是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四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足，多数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五是住房保障程度低；六是在城镇落户难。；在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基于收入、待遇差异等因素，形成了城镇中新的二元结构。

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分析

（一）赋予农村土地物权，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合理的土地制度，则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城镇化的成本，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明确土地产权是保证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是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加快土地确权工作，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各项权益，让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这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加快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体现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核心地位，还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率。消除灵活就业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城镇社会保险的障碍。允许农民工在流入地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城镇社会医疗保险，政府应尽快对各项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转换运行统筹规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尽快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展免费就业前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统筹城乡的职业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三）大力发展镇域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以及良好的创业环境是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重要保证。要进一步搞好镇域产业规划，突出抓好服务业园区、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发展。不同乡镇要立足自己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合理确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凭借历史传统和本地资源，走“一镇一品”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资源开发、传统手工艺等镇域工业，加快商业、饮食、服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强小城镇经济实力。

（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具体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应从实际出发，创新方法，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业转移人口优先落户，合理控制规模；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要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吸纳能力，放宽户籍限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逐步实施居住证制度。进行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弱化直至消解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4

一、农民是一种职业

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一词的含义不仅是代表了一种职业, 更说明了一个人的户籍、收入、地位等身份特性, 形成为我国特有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因此,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形势下, 要求我们尽快改革有关制度和政策, 全面统筹城市、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胆主动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使公共服务水平城乡一体化, 社会保障机制城乡均等化, 使农民仅仅是一种职业称呼, 已或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对象。为此, 我们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和保护, 使农民的农业收入赶上社会其他工作平均利润, 农业大区的财政收入水平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种地收入接近进城打工者的收入。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区, 更要积极主动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 使两千年来的传统农业产生质的飞越, 变成高效农业、生态农业, 使一批有志于农业发展的青年学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农民, 获得比在城市务工还要高的收入, 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 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

二、积极进行教育培训, 尽量做到不离乡不离土

众所周知, 解决“三农问题”最终依靠的是我国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促使传统的农耕方式发生质的飞越。现代化的技术需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 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证明, 农业要发展, 必须实现“四化”经营的模式———农业的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这真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农民知识结构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就使得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任务非常繁重, 并且要有切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培训策略与举措。联系河南省周口市农业大区的农村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 农民培训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 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民培训管理机构

县一级机构每年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 制定出各乡镇培训计划。乡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具体落实培训项目, 按照培训的计划、内容、目标, 公开招聘有经验的农业技术培训人员, 制定完善的考评方案, 督促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村庄一级的培训机构主要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发展需求、产业项目、人才结构, 提出培训的具体内容要求, 广泛动员有关人员主动积极参加培训, 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

(二) 把农业技术培训工作办到到田间地头

2013年暑假期间, 周口师院“三农问题研究会”成员就农民培训地点问题在淮阳县、商水县25个自然村做了调查, 60%的农民主张培训班办在家门口, 最好不出村, 20%的农民说也愿意到乡镇上参加有关技术培训, 只有个别80后乐意到县城或大城市参加学习培训。根据调查材料, 大多数农民愿意在家门口培训, 因为培训班办在村里对农民有三大好处:一方便;二省时、省钱;三就地取材, 现场指导, 容易接受。广大农民的愿望就是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我们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能不顾实际, 拍脑门决策, 想当然办事。一定要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重心下移, 把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办到村头、地头、家里头。周口市近几年实施的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三进村”工作方案,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农民见了技术人员就象见亲人一样, 请到家里, 热情招待, 手把手的技术传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周口市实施的“三进村”简单说就是“培训教师进村”、“媒体资源进村”、“人才培训进村”。“培训教师进村”, 就是组织周口师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周口市农科院的有关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进村入户, 围绕周口市农业实际, 进行优良品种、农药施肥、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媒体资源进村”的具体措施, 就是充分运用周口市广播电台、周口市电视台、周口市龙都网等媒体资源, 开设乡村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的专题栏目。周口电视台近年开设的“乡村服务社”栏目, 实行“电视栏目+公司运作”的模式, 探索出了“电视栏目+专业化服务公司+合作社+农户”、“电视台+农资企业+科技专家+农户”的服务平台。既充分发挥了地方媒体的教育培训功能, 又构建了便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 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周口市电视台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其他地市电视台的效仿。“人才培养进村”的具体措施就是把农业技术培训班, 直接办到村庄里面, 让农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学习, 这样贴近农民的实际、降低了学习成本。围绕周口市农业实际和主导产业, 以行政村为单位, 以村“文化大院”为载体, 以讲座、说唱、戏曲为形式, 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班。周口市政府这几年通过推行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工作,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 特别是培养了一批种田能手、家庭农场主、乡村服务社社长, 为周口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放眼世界, 环顾全球, 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 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各国历史、现实的不同, 他们的工业化道路不尽一致, 他们选择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路径道路也不一样。但是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 西方国家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将培养现代化的职业农民作为各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 笔者查阅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条文, 总结出如下规律:首先,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法”精神在农业发展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 为保证农业人才辈出, 美国制定了《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 这些法律的具体条文明确规定了每个州必须有专门的农业教育培训学校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实行农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三位一体”, 培养农业发展后继人才。我们的近邻韩国也有类似的做法, 他们为农业立法, 先后颁布《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 详细规定了对农渔民后继者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措施, 提供技术教育的具体内容。法律措施的不可抗拒性让培养农业后继者和专业农户成为各级政府不敢懈怠的任务。荷兰的做法更是值得我们深思。荷兰为保证农业人才的成长, 把小学生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与农业生产知识紧密结合起来, 小学阶段就开设农业方面的知识教育。想想我们的家长为保证子女不输在起跑线上, 对孩子的教育内容又包括哪些?我们灌输的是好好学习, 跳出农门, 脱离农村。其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钱”思想在保证农业发展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众所周知, 任何方面的教育培训都需要大量资金, 农业技术的培训也不例外。对此西方各国政府为保证农民教育培训资金的到位, 不靠捐助、不靠慈善, 靠政府自己, 都是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要举措。法国采取的措施更是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实施的是农民按需培训, 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自主选择学习时间, 学习免费而且给补贴, 建立了至上而下的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日本、韩国为发展农业, 不仅政府重视, 也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 他们成立了各级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承担起规划农业技术教育, 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的任务, 保证农业后继有人。当然, 像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 人口素质、文化水平普遍较高, 即使是农民一般也接受过高等教育, 德国的职业教育更是世界有名, 农民不仅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必须经过至少三年的农业职业教育。第三, 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按我们的传统思维去衡量, 更值得我们反思。例如, 在西方国家, 要当农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西方国家实行从事农业资格准入制度, 比如在英国, 要想当农民, 必须有两个证书作保证, 一是农业职业培训证书, 二是农业技术教育证书。在法国要当农民, 必须获得四种农业方面职业资格证书。德国的农业资格证书分为“合格证书”和“农场师傅证书”两种。在加拿大, 要想成为农民, 要想成为农业经营者, 必须获得“绿色证书”。种种措施保证了农业资源让高素质的农民来使用和经营。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5

发布时间：2014-4-6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从战略和全局上对新型城镇化作出重大部署，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保险业将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探索服务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

服务新型城镇化是保险业的重要使命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在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路口，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巨大机遇，面对诸多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指明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必将引领全国人民积极、稳妥、扎实地开拓城镇化的新境界，谱写出在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

商业保险是一种现代化的城镇生产生活方式，与城镇化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服务新型城镇化是时代赋予保险业的重要使命。研究表明，保险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机制和相关关系，保险是城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来人均GDP的增加，进而带动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同向变化，即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保费收入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由此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将为保险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保险业必须主动融入新型城镇化这场波澜壮阔的实践，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积极稳妥，改革创新，努力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在分享城镇化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的同时，更好地回馈和支持城镇化发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保险业服务新型城镇化大有可为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都是由市场主导的发展进程，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商业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

商业保险作为现代金融服务的重要方式，能够创新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形态。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的资金需求巨大。有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

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5.9个百分点。城镇化建设资金具有投入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运营成本高、资金回收慢等特点，必须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强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匹配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丰富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方式。从国际上看，保险资金一直是城镇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以美国为例，保险业通过投资国债、公司债、房地产及其证券，以及直接投资基础设施等形式，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截至2013年11月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7.5万亿元。保险资金投资173项基础设施项目5522亿元，投资保障房项目235亿元，投资7个养老社区项目141亿元。按照目前保险资产配置结构和发展趋势，预计到“十二五”期末，保险资金通过债券、股票等方式间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总体规模将达到6.12万亿~7.14万亿元;保险资金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股权和不动产投资等方式，直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总体规模将达到1.02万亿~2.04万亿元。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能够分担城镇化面临的社会保障难题。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还没有享受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整合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解决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重要课题。据测算，在维持现有社会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常住的非城镇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全覆盖，国家财政需要增加的支出超过2万亿元。再加上我国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和负担。通过商业保险这种市场化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促进居民长期私人储蓄，能够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促进了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截至2013年11月底，保险业为居民养老、医疗积累准备金4.5万亿元。2013年前3季度，保险业在企业年金市场共计受托管理资产2383亿元，占企业年金法人受托业务的70%，投资管理资产2611亿元，占市场份额的45%。保险业在全国127个县市参与新农合经办，受托管理资金45.5亿元，向2651万人次赔付与补偿医疗款41.6亿元。保险业在全国22个省的112个统筹地区开展了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2.9亿人。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机制，能够提高城镇化管理水平和发展品质。城镇化带来人口、财富、基础设施向城市的大量聚集，大幅增加了经济社会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集中性。以自然灾害风险为例，2013年9月瑞士再保险公司发布的城市地区自然灾害风险研究报告显示，616个大城市地区居住着全球近1/4的人口，拥有约一半的全球GDP，由于这些城市多位于沿海沿江地区，使得3.79亿人口遭受水灾威胁，2.83亿人口受潜在地震的影响，1.57亿人口面临强风风险，而且许多城市居民要面临多种灾害风险。除自然灾害风险外，与城镇化相关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城市病”问题亦应运而生。通过发展巨灾保险、环境污染保险、汽车保险、公共安全责任保险等，能够用市场化机制解决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比如，2012年全球约1.4万人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1860亿美元，保险赔付超过770亿美元，占经济损失的41%。

构建全方位的新型城镇化保险服务体系

保险业将紧紧围绕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全面深化保险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加强保险产品服务创新，努力构建种类丰富、覆盖广泛、保障全面、优质高效的城镇化保险服务体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的保险保障。

以满足居民养老医疗保障需求为着力点，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一是积极参与经办业务，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健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合作机制，继续扩大商业保险机构受托管理新农合、新农保、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渠道，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第一支柱的运行效率。二是补充基本保障不足，提高社会保障整体水平。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精算、投资、账户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企业年金业务，拓展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服务领域，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支柱健康发展。三是发展商业保险业务，丰富居民保障层次。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为城乡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养老、医疗保障，做大做强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支柱。

以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为着力点，优化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体制。一是继续放宽投资比例限制，拓宽投资范围。推动保险资金加大资本市场的投资力度，稳步开放创业板、股票、私募债券等新型市场的投资，促进直接融资业务发展。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和护理机构，鼓励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兼并收购、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支持健康产业发展。二是推动保险机构积极创新资产管理产品，紧紧围绕城镇化战略，重点投资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商贸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和产业。三是探索股债结合地投资方式，创新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促进保险资金更加自由灵活地参与城镇化建设。四是研究建立适合区域经济特征的保险产品与保险资金运用相挂钩的投资模式，做到保险资金取之于区域经济、服务于区域经济，加快形成保险产品、保险投资与区域经济的协调良性发展机制。

以健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为着力点，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一是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以主要粮食作物和畜产品为重点，扩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逐步提高保障程度，促进农业保险长期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大业务创新力度，发展多形式的涉农保险。围绕区域和产业发展政策，开发推广“菜篮子”产品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农房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等新型险种。三是加强和规范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推进基层服务网点建设，延伸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为农户、农企提供优质服务。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农业保险经营行为。

以发展多种形式责任保险为着力点，提升城镇化进程社会管理水平。一是改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为促进交通管理服务。逐步探索交强险市场化运营模式，完善产品定价与运营机制，适时推进交强险费率区域差异化和公司差异化。二是大力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

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环保部门联合推进涉重金属企业和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行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搭建企业环境风险管理信息化平台，强化环境污染风险防灾防损服务，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体系。三是积极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促进食品安全。四是建立和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五是积极发展综合治安保险，促进平安建设。

以开拓保险服务新领域为着力点，推动城镇化进程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积极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承包工程保险，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租赁保险，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积极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加大对农村银保互动机制的支持推广力度，缓解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加快培育科技保险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创新科技保险产品，探索建立保险公司、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科技企业共同参与的科技保险产品创新机制，增强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6

摘 要：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工业区模式在中国城镇化推进中最具代表性。大力推行工业区经济模式也是东莞市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重视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对助推东莞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极具普适性示范效应。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工业区转型；东莞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东莞在经历城镇化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集聚效应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方面的严重挑战，尤其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的转换，东莞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不高的问题也越发突出，亟待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来推动东莞的城镇化建设。其中重要的思路选择就是经济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最终实现园区城镇化，而且是新型城镇化。 即工业区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从而最终打造东莞城镇化的“升级版”。

1 东莞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东莞城市化在极短时间内获得超常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除以上“浅城镇化”或“半城镇化”等特征突出外，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1]

一是土地资源匮乏与浪费并存，利用效率有待提高。东莞市约50%的陆地为山地和丘陵。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面积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用地，可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更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东莞市的建设用地规模为161.8万亩，其开发强度已经高达43.8%。有十几个镇街的土地开发强度则超过了50%。导致许多有潜力的新增项目和扩展项目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比如，就“工业区存在的问题”这一开放式设问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工业区“土地饱和，土地审批難”的占10.6%。[2]在“您认为目前企业在工业区落户的难易程度如何？”的设问中，在502个工业区中，认为目前企业在工业区落户有困难的占了30.6%，这就说明企业要想在东莞的部分工业区落户存在一定的困难。说“不清楚”的占了17.4%，这也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工业区缺乏管理和规划，因为连企业在工业区内是否存在落户困难这一简单问题，也有将近两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而认为容易和比较容易的占52%。

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投资强度是衡量工业区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标准，根据《东莞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量化考核办法》，原有建设用地单位投资强度每亩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新增建设用地单位投资强度每亩不得低于150万元人民币，且应当比上一年有所提高。而在关于“工业区投资强度”的设问中，共收回有效问卷85份。85个工业区的平均投资强度仅为78.9万元/亩。其中，投资强度最小的是石排镇的沙角工业区，其投资强度为0.6万元/亩。而投资强度最大的则是企石镇的上洞工业区，其投资强度为500万元/亩。

二是空间开发无序和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空间分布不尽合理。由于该市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尚不完善，各镇街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主导经济发展的意愿强烈，在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开发无序和空间结构失衡等问题。如各镇区在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各自为政，忽视区域合作，相邻镇街之间的经济联系水平比较低；在竞争中追逐外源型增长，忽视内生型发展，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为“引凤”而大肆“筑巢”，导致不同层级的工业区泛滥，建设规模和标准远远超出实际需求，许多设施长期闲置；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文化，忽略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上述现象严重威胁着该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缺乏宏观空间规划和忽视区域开发适宜性是重要原因。尽管在2006年东莞市的规划管理就从市区237平方公里扩展到全市域2465平方公里，实现了全市域规划，但长期形成的历史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

三是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镇区之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据我们对1991年至2009年东莞市各镇区GDP排名变化情况的统计表明：2009年排名最靠前的虎门的GDP达243.7582亿元，最未的洪梅为25.3003亿元，前者是后者的9.6倍。人均GDP的排名：2009年排名最靠前的长安达490631元，最未的望牛墩为63485元，前者是后者的7.7倍。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的排名情况：2009年排名最靠前的莞城达94191.88万元/平方公里，最未的谢岗为3241.42万元/平方公里，前者是后者的29.1倍。

四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较低，企业根植性不强。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东莞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经济动荡导致外需急剧下降和国内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双重作用，加上东莞企业创新能力较低，因此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同时国内市场竞争力也不足。外源性资本持续大规模收缩和转移，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高速增长的东莞经济增速放缓。

2 以工业区的转型助推东莞的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大力推行工业区经济模式也是东莞市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排头兵，工业区的发展对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

一是资源集聚作用。随着工业区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工业区内的产业，从集中到集聚，并不断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利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增长极”的作用。比如，从工业区建成以来引进的项目来看，335份有效问卷（在502份问卷中，关于此问题的回答有167份的数据缺失）中可以看出，工业区自建成以来，共引进工业项目8176个。平均每个工业区引进24.4个。其中，引进工业项目仅一个的工业区有9个。引进最多的是茶山镇的横江工业区，共引进工业项目200个。工业区的聚集效应为整个城镇化发展和建设的带动作用将不可忽视。

二是企业孵化作用。随着工业区的建立，东莞的工业企业迅速增长。1978年，东莞工业企业1290家，1997年发展到16857家。而500个工业区（关于此问题的有效问卷是500份）现共有进驻企业14413家，占全市（1997年）的85.5% （关于该市的工业企业数量，作者曾多次电话咨询东莞市统计局及普查中心，包括在网上查找，均无最新数值）。平均每个工业区进驻的企业数为28.8家。工业区内企业数在20家以下的工业区就有290个，占我们调查的工业区（有效问卷500个）数的58.0%。进驻企业数最多的虎门镇大板地工业区，一个工业区拥有企业数多达276家。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壮大无疑会解决更多的就业人口，为当地百姓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三是技术渗透作用。工业区规模聚集能够使各种科技信息技术在产业链横向或者纵向上渗透，主要表现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比如说新一代微电子技术向机械加工工业渗透，促进机械加工行业的高科技化、专业化和自动化；再者，新技术向关联性产业渗透，比如说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相互融合，衍生出新一代的信息化系统；还有，新科技向社会其他领域的渗透，比如说文化、教育、体育、百姓生活等领域，从而为当地城镇化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四是示范带动作用。工业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工业区内企业通过技术的改造升级、技术工业的改良和组织架构的优化等方面对企业外的其他企业有很强的提升带动作用，一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工业区企业一旦在产品研发或者新技术利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便会迅速引领市场发展的导向，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二是产业园区的优化发展也会在企业组织运行和体制管理改革方面成为现代企业改革的样板。[3]

五是外围辐射作用。工业区对外具有辐射功能，首先，产业园区的有很大的聚集效应优势，通过聚集效益来提升整个区域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范围；通过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不断改造提升也能促进区域商业、交通、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对周围城镇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大大加深了周边地区城镇化的建设和辐射作用。[4]

参考文献：

[1]具体参见陈端计等主持的东莞市发改局重大课题《东莞市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的相关阐述（东莞市发改局内部文件）.

[2]为彻底摸清我市工业区的基本情况，总结工业区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探寻工业区转型升级的路径，东莞理工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与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合作进行了东莞市工业区摸底调查。问卷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7月，东莞已建立起503个工业区.

[3]何尚汉.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视野下高新区转型发展路径探索[J].改革与战略，2014（04）：105-107.

[4]韩继坤.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园区发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基金项目：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以工业区的转型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路径研究”（20131021）。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7

一、城镇化与乡村居民的现代化

(一)城镇化

社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组织管理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关于城镇化,不同学科、不同学派有不同理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镇化也称“乡村城镇化”或“乡村城市化”,是乡村社区逐渐发展为城镇社区的一种多方面的综合的社会活动,是乡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乡村固有特点消失和城镇特点增长的过程。城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乡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是城镇化的显著特征。

城镇化作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工商服务业较之农业具有更强的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因为第三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吸收比农业更多的劳动者,这样就推动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内在原因,并且这一过程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将继续深入发展。第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使广大乡村居民的劳动方式越来越接近城镇工人,其生产率与收入水平也越来越接近于城镇居民,从而必将促进乡村社区逐渐发展成为城镇社区。第三,城市的现代文明,无论从职业方面,还是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都通过各种途径吸引着乡村,影响着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促进着乡村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

(二)乡村居民的现代化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但无论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还是大力发展乡村二、三产业,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都需要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特别是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同时,英格尔斯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结出“现代人”的12个特征:现代人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与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都趋向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依赖而对周围人给予依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不应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消费者。没有人的现代化,也难有社会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就是指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在从农村迈向城市的进程中,乡村居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

(三)城镇化与乡村居民的现代化

1. 人的现代化:

城镇化的前提。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中国的城镇化之路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一样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既定的过程,而是由人来推动和实现的。社会学研究认为,在早发型现代化历程中(例如美国)需要人的不断现代化,在后发型现代化的历程中人的现代化更成为关键因素与首要条件。我国的现代化显然属于后者,因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我国的后发型现代化的特征愈加凸现,因此,我们应更加重视人的现代化,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加快人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为城镇化、社会现代化培育高素质的人员队伍。

2. 人的现代化:

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不是一个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简单地游离于人之外的纯物质水平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始终与现代化建设主体——人的素质、能力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过程。事实证明,人的综合素质越高,人生观、价值观念越正确,就越能够自觉、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城镇化的各项目标也就有可能更好的实现。而如果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就缺少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强大动力,城镇化的伟大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3. 人的现代化:

城镇化的目的。诚然,社会现代化需要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基石。但是,经济现代化只是社会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不具有终极价值。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仅仅以财富的增长来衡量社会进步,而忽视诸如人文、科学素养等重要指标,那么,就会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干出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蠢事,科学发展就难以落实,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个社会其整体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人的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要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时刻不忘“人的现代化”这一终极价值目标。

二、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路径探索

(一)通过人的最优社会化,推动人的现代化

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群体经验和社会行为规范,增加自己的社会性,以适应群体和社会生活要求的过程,个人社会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对个体来说,社会化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但来自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也来自于社会延续和进步的需求。从人生的基本过程来看,个人社会化包括基本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基本社会化是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基本社会化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继续学习人类的生活知识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也由于个体会改变他在社会、群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就必须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这种由于原来的知识缺乏或老化而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的过程就是继续社会化。

个体社会化以学习生活技能与谋生手段,学习社会规范,确定人生目标,培养社会角色等为主要任务。个体的社会化主要通过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家庭、儿童游戏群体、学校、邻里、劳动群体、政治组织等施教者的影响,其特点是面对面的交往,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是亲身经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人们通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化并不能解决全部角色扮演中的问题,因此,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需要给予规划与指导,以实现最优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畅通人的基本社会化渠道,避免乡村居民的社会化不足或社会化偏离,而且要创设条件,科学规划,有效指导,精心教育,力保乡村居民的社会化有序、健康的发展,并始终与人的现代化这一终极目标保持一致。

(二)通过营造乡村和谐环境,促进人的现代化

1. 加快新农村基础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村庄、改变乡村居民居住、生产与生活环境,可以为乡村居民做好经济上、思想意识上以及经验上的准备。如果一个村庄拥有了管理民主、村庄整洁、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社会公共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备等特征,这个村庄就相当于具备了准城镇式的社会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从而可以大大促进乡村居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单一、封闭、慢节奏的农业生活方式向现代、多样、互相依赖、快速有序的工业生活方式转变,并逐步树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思想意识,以及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2. 促进政治环境民主化。

传统乡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知识严重匮乏,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培养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锻炼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

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努力创设条件,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乡村居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依法诉讼、妇女参政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村民自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3. 优化经济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和完善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当前乡村城镇化,需要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优化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提高,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4. 丰富精神文化环境。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时,千万不能忽视精神文化环境的优化。乡村城镇化不仅要营造乡村设施完善,活动丰富,重视基本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环境,而且要让乡村精神文化贴近乡村居民生活,突出突出城镇化的特色,让乡村居民在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享受实实在在的、高水准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

(三)通过构建健康心理氛围,实现人的现代化

第一,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是人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指标。传统乡村居民多数具有墨守成规、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不敢竞争,缺乏独立性、创新性的性格特征,他们严格恪守传统的处世哲学和经营之道,重经验轻创新。这种适应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乡村居民个性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不相称,甚至阻碍了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激发乡村居民的开拓创新精神,唤起他们的自我觉醒,培养他们的效益观念,使他们在个人发展中心平、气顺,并不断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满足感、责任感。

第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又一重要内容。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可通过改善“心智模式”来实现。彼得·圣吉曾指出,“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根深蒂固于个体心中,是影响个体如何了解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假设、成见。我们通常不易察觉自己的心智模式,以及它对行为的影响。然而,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将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某个固定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发生的问题,并用习惯的方式予以解决。当代社会,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越来越大,好的思路往往能够带来出路,改变人的命运。

第三,情感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没有情感,就谈不上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传统乡村居民情感淳厚,多疑,易受指使,满足于现状,受挫感强,这不利于现代化发展。我们必须重视乡村居民情感方式的现代化,培养高雅的道德情感,使之成为一股强大而稳定的内驱力,进而推动和激励乡村居民为追求真、善、美而努力。

(四)通过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1. 重视教育的科学规划。

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教育规划设计相当重要。目前,中国农村教育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乡村居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速度和实现乡村居民现代化的进程。要加快农村教育改革的步伐,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突出教育的科学规划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乡村居民的现代化。

教育实施的体系大略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类。从我国城镇化的需要来分析,第一,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了解,将终身学习的基本观念根植于每位乡村居民心中,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态度与习惯。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应以终身教育作为指导原则,改进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教法及评价标准,以奠定终身学习的必需知识,并掌握终身学习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励成人重回学校就读,实现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民众开放。第三,建立、健全专门性成人教育机构,为成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鼓励非正规教育机构及大众传媒加入终身教育的行列。

2. 进行有针对性的农村教育活动。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教育活动。

第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重点要传授一些适宜当地农村推广的种植、养殖及一些三产服务性技能;还要深入开展“扫盲”活动,特别要提高中老年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封建迷信等在农村没有生存土壤。

第二,加强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严厉遏制农村色情传播、聚众赌博现象。

第三,采取适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环保意识。

第四,要发动相关部门及有关志愿者,开展对乡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参考文献

[1]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191-193.

[2]宋志明.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向[J].新华文摘,2005(4):33.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8

1 云南城镇化的现状

城市化或城镇化 (Urbanization) 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随着工业化发展, 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 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2]。城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 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 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根据联合国2012年4月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 从2011年至2050年, 世界城镇人口将从现在的36.3亿增加到62.5亿, 城市化率由52.08%提高到67.13%, 其中较发达地区将提高到86.26%, 而欠发达地区也将提高到64.08%。我国从1978年至2012年, 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约7.12亿人, 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2.6%, 尤其是2000年之后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云南省2000年之后城镇化的速度不断提高, 但是与全国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云南省2012年的城镇化率与全国2002年的数据基本持平, 更不用说东南沿海地区。同时, 全国城镇化的速度在逐渐加快。此外, 云南省城镇化在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 地域差异在省域东部和省域西部之间较为显著, 形成东高西低的现象, 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 极化特征明显, 以2011年为例, 全省地州中城镇化率最高的为昆明66%, 最低的为昭通22.6%, 其次丽江为28.2%, 迪庆约为25%。所以, 坚持不懈、积极不断推进城镇化, 是云南省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单位:%

注:数据根据2000~2012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云南省统计公报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1号) 整理。

2 云南城镇化可以走“城镇上山”的新路子

城镇化的过程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加快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理性选择。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可知, 一国特别是大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 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 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 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就是其逐步提高城镇化率的过程。加快推进城镇化是云南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云南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如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不能够从自身的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 一味地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 必然会大量地消耗云南省本就不多的坝区良田。因此, 城镇上山是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发展方式。建设山地城镇的核心是转变用地发展方式, 推动工业项目、城镇建设尽量向山坡、丘陵发展, 多利用荒山荒坡搞建设, 少占或不占优质农田,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通过“城镇上山”可以促进农民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1 有利于促进农民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是民族最多的内陆山区省, 农业人口多, 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3, 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农村贫困面较大, “边疆、民族、山区、贫困”等客观因素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其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17元, 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00元。通过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 一方面可以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加速人口向县城集中, 扩大当地人口规模。2011年底, 云南农作物播种面积为674.30万公顷, 按农业劳动力平均计算共需674.30万农业劳动力。而2011年, 云南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人数为1646.28万人, 从事种植业的人数约为1401万人。则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700余万人。

通过城镇化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有利于加快这些地区的“三通”、绿化、公共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 并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城镇上山”充分利用荒山草坡, 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建设基础设施, 这必然会加大投资, 同时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建设领域。通过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城镇规模增强聚集力、影响力、竞争力, 活跃当地经济。或者通过民工返乡创业带动资本等要素向城镇集聚, 从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提升县城的经济实力。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3]。云南省2012年农村人口占到全省的60.7%, 推进城镇化发展, 能够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一方面, 可以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从农民变为市民, 这些人员身份的转变能够扩大一个地区的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 同时也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的转移可以促进当地的农村土地流转, 可以使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收入水平, 从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留乡农民的收入。使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总之, 推进城镇化应该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因此, 城镇化必将成为云南省拉动内需增长重要的动力之一。

2.2 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社会

农民工虽然在工作上、生活上进入城市, 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如进城农民工与市民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住房租购、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现象。据昆明市总工会为期两个月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住房困难、子女教育成本高、婚恋压力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的“三重门”[4]。同时, 大量农民远赴他乡打工, 也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这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多隐患。通过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 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加速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 逐步放宽城镇户籍限制, 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 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真正融入城镇;要深入实施进城农民原有耕地和宅基地补偿政策, 使他们有相应的启动资金能在城镇立足和发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切实改善他们的就业、居住、就医等基本生活条件, 并解决好其子女就学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进城务工人员住房保障制度[5], 只有这样, 才能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协调, 从而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云南。

2.3 自然条件的限制需要推进“城镇上山”

云南省东西最大横距864.9公里, 南北最大横距990公里, 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 居全国第8位。全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4%, 坝区占6%, 耕地面积4200多万亩, 人均占有耕地1亩左右, 是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全省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如滇东南地区多为岩溶地貌, 滇中地区多为丘陵、缓坡区, 滇南地区多为狭长河谷, 滇西北地区多为高山峻岭。

城镇作为人、财、物的聚集中心, 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土地资源的支撑。2010年, 全省新增25万亩建设用地中, 占用耕地达12.4万亩, 近50%。根据有关部门统计, 全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 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 如果不及时转变用地方式, 坝区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6]。而云南的坝子周边荒山荒坡很多, 荒山草坡地占14.3%, 超过常用耕地面积3.6个百分点。这些荒山中草坡地中的低缓坡地, 可开发潜力很大, 且多为丘陵, 地质条件、生态环境、景观效果都比较优越。如丽江市全市总面积中山地占95.8%, 坝区仅占4.2%。仅以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火车客运站片区为例, 该片区开发前, 系坟地、垃圾场和取土场, 环境肮脏、生态毁坏、人迹罕至。火车站建成后, 既使丽江的城市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也提升了丽江旅游的品质和档次, 促进了旅游业的内涵发展, 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三赢[7]。

3 推进“城镇上山”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与退耕还林的关系, 在不断推进城镇上山的过程中, 既要保护好已经取得的退耕还林、还草的成绩, 还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建设新城镇。

二是与生态平衡的关系, 要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云南的山林、湖泊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 推进城镇上山, 使城镇风貌、景观形态、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同时要根据各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有区别地实施, 在承载能力较强的滇中、滇东南和滇西局部地区可以鼓励发展, 而对于承载力较弱的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北和滇西局部则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三是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云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地, 城镇上山的过程中, 要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建设, 既达到充分利用荒山坡地的目的, 也能最大程度上保护新建城镇的安全。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采取就近和异地两种形式, 就近城镇化就是通过将相近村庄合并为社区, 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 发展特色非农产业;而异地城镇化是对于那些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 实行迁村并点、撤乡并镇进行合理有序转移。

四是如何处理“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在建立健全与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相适应的规划的基础上,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大胆创新投融资方式, 比如着力培育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投融资主体——城市投资公司, 通过城投公司运作建设项目增加财税收入;也可采用私人出资、定期收费补偿成本并适当盈利;或者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 即采用投资参股、优惠贷款、提供借款担保、补贴及税收减免等形式与民间共同投资;或者采用BOT (建设—经营—移交) 、BOOT (建设—拥有—经营—移交) 、BOO (建设—拥有—经营) 、RLT (建设—租赁—移交) 等形式, 同时鼓励通过拍卖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公用建筑冠名权等形式广开筹资渠道, 采用存量转股、增量吸股、先租后股、租售结合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 合股开发, 来推动城镇上山的建设。

4 结语

实施“城镇上山”实现城镇化, 既是云南省自然条件的限制, 也是全面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科学合理地推动新型城镇化, 才能取得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赢得民心。

参考文献

[1]周景彤.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意义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J].国际金融, 2012 (12) .

[2]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 (1) .

[3]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 2012 (11) .

[4]昆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三重门”挡住入城梦[N].昆明日报, 2013-4-1.

[5]常益飞.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以甘肃为例[D].兰州大学, 2010.

[6]秦光荣.加强耕地保护转变用地方式努力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化道路[J].社会主义论坛, 2012 (2) .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9

关键词：社区文化建设,城镇化,路径选择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城镇化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促进了全国各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社区建设不完善、建设经费短缺、居民参与不足等。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帮助社区居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并且对新的生活环境产生归属感成为当务之急。

一、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

1. 广场舞

广场舞的参与者多半为老年人,其中又以女性居多,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广场舞的舞步一般比较简单,队形变化也不复杂,适合用来开展群体性活动。广场舞的表演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主要目的是自娱自乐,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

2. 社区艺术团

相对于广场舞的自娱自乐性,社区艺术团主要是以表演、演示艺术为主的群体性活动。社区艺术团的表现形式多样,有歌舞团、乐团等。社区艺术团主要用来在社区内进行表演和演出,其既增加了居民展示自我的机会,又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

3. 社区文艺组织

社区文艺组织主要进行的活动有诗歌、美文、摄影、书画、篆刻比赛等,给有专长的社区居民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社区居民通过参加各种文艺比赛,增加自我价值感。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管理体制不完善

管理体制不完善,是农村社区相对于城镇社区存在的最大问题。(1)现有社区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水平不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一批综合素质高的管理者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进行管理。现有的管理者文化程度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都无法满足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对于社区管理者的要求。社区管理人才短缺,虽然人才流动方向更加自由,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无法留住优秀人才,所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建设后续动力不足。(2)

2. 建设经费短缺

社区文化建设是关乎亿万人民的巨大工程,但是仅仅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完善各种公共服务体系。因此扩大社区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已经成为基层建设者的一个重大难题,因为城镇化建设这项惠民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关于资金不合理使用以及层层流失问题都会影响在建工程的建设和完善情况。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对于政府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保障每一份资金流向都有明确记录,确保政府投入资金合理使用在公共服务建设体系之中。另一方面,除了依靠政府投资之外,社区还可以吸引社会投资,合理地借助社会组织,使各项建设项目更加灵活高效,有效减少因为文件审批而造成的延时和浪费。

3. 居民参与不足

居民参与是社区文化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社区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社区居民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活动主体,有助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实际的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性普遍不高,影响了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居民参与性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对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热情。要切实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让社区居民感受到社区文化建设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从而对各种在建项目都能积极提供合适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文化建设。

4.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作为依据,这导致了社区的社会保障组织无法规范化、系统化地运行,并且在管理过程中也缺少科学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目前攒在的社会保障形式只能为社区居民提供表面上的服务,并不能真正为社区居民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关注的各项社会保障活动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比如看病、教育等,那么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会降低,从而影响社区居民参与各项建设项目的热情。“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切实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社区居民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使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建设更好地进行。近年来在政府的各种努力之下,我国的三农事业发展良好,为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建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建设关系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对社区文化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

三、社区文化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

1. 政府职能重新确定

由于政府部门对于社区建设理解和态度上的偏差,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没有系统地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而只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或者沿袭传统管理模式;在社区建设中存在职能误区,不清楚哪些应该由政府管理。哪些由居民自己负责,这加重了政府部门的负担,也限制了社区组织的发展;对于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医疗卫生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直都是政府作为社区建设的中心,政府既是规划者又是执行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推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但是现阶段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已经不再适合我国政府职能的发挥。社区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我国城镇化进程更是复杂,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加强调规划职能的发挥完善,重新确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主要有三个方面:社区建设的规划;社区建设的协调组织;社区建设的宏观发展指导。(3)社区文化建设关系到社区未来的发展,需要政府从宏观角度进行指导,保证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

2. 新型社区居民培养

居民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根据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和未来社区发展趋势培养新型社区居民。新型社区居民具有以下特点:强烈的归属感;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法律维权意识;灵活的思维方式。新型社区居民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需要建设相应的硬件配套设置,社区建设应该做到“五通七有三集中”,即:通水、电、公路、宽带、有线电视;有幼儿园、小学、养老院、文化中心、服务中心、卫生室、活动广场;集中处理垃圾、污水,让原居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环境更好,对于新的生活环境产生强烈的归属感。(4)除了硬件配套设置之外,还要组织新型居民定期进行文化活动,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定期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做知法、守法、懂法的好公民。由于相对传统居民来说,新型社区居民具有独特的特点,所以对新型社区居民的培养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帮助新型社区居民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变化和未来发展要求,推进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构建核心文化机制,通过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行为,自觉抵制社会个体化中的不良现象,这对社区文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给社区居民带来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社区文化建设。因此,要增强社会保障系统,引导新型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注释

1李鹏,刘鹏.生态文明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14(06):46-49.

2王立民.基于村庄演化视角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15.

3王素斋.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10

1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之一。学术界研究城镇化的历史已有几十年,但是,各学科对城镇化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人类学研究城镇化注重社会规范,城镇化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转为现代化的城镇生活方式。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实现转换的过程,特别强调生产要素的流动对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地理学主要研究区域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非常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在区域上的分布情况[1]。在城镇化各种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即为城镇化。由于人口向城镇集中或迁移的过程包含了社会、人口、空间、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加上可以采用比较简单易行、有一定可比性,故这一城镇化定义为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综合上述,城镇化一词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城镇化是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等渗透到农村的过程,是人口集中和产业聚集的过程;是人口结构改变的过程。

相对城镇化而言,新型城镇化突出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促进优势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农村与城镇的合理流动,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基层治理的调整以及文化与观念的转型,推进城市与农村一体化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改变过去片面追求城市的规模扩大、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在涵盖农村,注重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新”在不牺牲农业和环境,依据特色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产业;“新”在一二三产业的协调集聚发展,农民就业可以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新”在农民身份的改变,农民和市民享受一样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

2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密切相连。按照市场机制和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的作用,可以将国外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三是以拉美、非洲等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城镇化。

2.1 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与市场主导并重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注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模式主张,城镇化的发展应以市场为主导实现城镇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实现城镇社区的建设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在城镇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比如,英国政府通过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城镇化的规范发展。二战后伦敦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不断地向外围扩展,这给农业用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伦敦政府颁布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政府通过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的方式,引导城市建设用地的规范开发。同时,英国政府专门成立城乡规划部,避免了因城镇的迅速扩张而给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损害,形成了城镇化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局面[2]。

2.2 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低密度蔓延式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强调城镇的发展应完全由市场主导和调节,政府应较少进行行政干预或调控。这种模式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市场的需求,城镇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选择。二战后,美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推动了城镇化的迅速扩张,美国的城镇化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超过70%。然而,这种完全市场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的发展态势,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突出表现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空间和社会性结构问题也日益突出。

2.3 以拉美、非洲等国家为代表的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

在历史上,拉美、非洲等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在此背景下,拉美、非洲等国家的城镇化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以外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中,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带动了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1950年世界各国平均的城镇化率是28.8%,拉美国家城镇化率41.4%,世界排名第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镇化率达到64%,到2012年城镇化率高达80%。城镇化水平与西方国家接近,而其工业经济却远远赶不上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属于典型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3]。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没有有效利用外来资本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城市产业经济发展低迷;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注重利用外来资本发展工业经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同步发展,城乡差距加大,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大城镇流动,导致“大城镇病”,城镇在居住、交通、环境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城,在2012年城市面积约2018 km2(含附近的17个城镇),而其人口高达2000万(含卫星城)。但是,城市在住房和医疗卫生、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上没有跟上,使得墨西哥城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城镇化混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一,城镇化发展不应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结合实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3.1 遵循市场的理念,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根据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市场化和完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都有自身的缺陷,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时,我们应把市场的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让其发挥各自的功能,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充分遵循市场的规律和理念。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区域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发展效率低下、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从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市场对产业获得优质高效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引入市场理念,走出一条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以工业带动农业、工业与农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道路[4],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优质高效发展。市场机制对城镇化进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城镇化的总体格局、规模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形成,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也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而成的。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遵循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培育打造产业发展,注重科技发展农业,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融资体系。

(2)政府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承担的是指导和调控的角色。具体体现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土地一级开发时相关方案的制定、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产业培育、资金筹措方面给予的政策引导和支持。通遵循市场的理念,改变政府行政职能管理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保障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等,推动土地产权改革,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和规模经营。

3.2 改变增长方式,以产业内涵和产城联动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目前,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建设重视规模忽略质量,产城融合不佳,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未来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并不在于产业的比例变化,而应集中于未来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内涵优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走内涵式、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产业体系,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链组织本地化生产网络,以产业链延伸为纽带,引导大型企业根植于本地化生产网络体系中,带动本地小企业的升级调整,完善产业结构,推动区域整体产业组织结构的良性转变[5]。

依据区域优势和特色,实现农业产业的优质高效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和特色,可涉及的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高科技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通过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土地流转,农村土地集中经营,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高效农业园区,培育龙头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连片发展。同时,注重产业间的集聚创新。在产业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整体产业链的引入和培育,加大产业之间关联与协同;引导产业空间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增强其本地根植性,争取产业集聚效益最大化,更大限度的发挥产业的区域带动效应,实现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的区域发展新目标。例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设计以三全、思念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园,形成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产业集聚区。同时,惠济区近3年累计引进企业30家,营业收入达到50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45亿元,带动城镇化的快速高效发展。

3.3 进行制度探索,提供保障措施,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总结分析国外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教训,城镇化不能一味地大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也不是完全的农村化,而是要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避免因城镇化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1)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镇化。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统计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真正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推动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实现规模高效经营。探索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办法,可以考虑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分享利润和承担责任,也可考虑农民以“农用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政策性优惠住房”等政策措施,把广大农业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社会化连片生产,进行市场化运营。

(2)建立覆盖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体制。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表明,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例是1.5∶1,而我国在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10∶1。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在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对接,使基础设施网络和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同时,在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共安全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让农村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6]。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不断加大对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的项目不仅包括同大中城市之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等的连通,更加注重城乡间交通的连结。建立高层次化、整体贯通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有利于带动城乡经济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打破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大城镇病”。

(3)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服务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资金投入方面,应建立以企业和农民资本投入为主体、以政府资本投入为指引、以信贷资本投入为动力、以外资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投融资体系。首先,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经营。比如,可以通过降低税收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投资。再次,可以通过土地整改,以入股的形式吸引社会资金的注入,使这些“死资源”转化为农业开发和农村发展的“活资本”,解决新型城镇化中融资难的问题。

3.4 分区域组团式发展,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模式

在具体建设模式上,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构建组团式的新型城镇发展思想。要改变过去摊大饼的粗放模式,而是以组团式联合开发建设模式,带动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根据我国所在区位条件、自身特征等,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城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构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模式。

(1)旧城改造是指局部或整体地、有步骤地改造和更新老城市的全部物质生活环境,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其劳动、生活服务和休息等条件。既反映城市的发展过程、城市空间规划组织以及建筑和社会福利设施的完善过程,又表示物质成果,反映当时的建筑和福利设施状况。旧城改造应保持中心城市相对稳定,在向灵活分区过渡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开敞式的城市结构。“城中村”在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因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属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其发展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乃至城市整体规划的实施。为了推动新型城镇的优化发展,应积极对一些制约城市发展的“城中村”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改造。

(2)合村并城是对现有村庄进行统一分类引导布局,通过合村并城和合村并点建设城镇型社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社区路网和市政管网与城镇区对接,方便村民生活;社区建设中采取项目带动模式,即由相应的产业支撑,解决村民的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同时,农村地区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市民同等待遇,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换,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例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目前正在开展合村并城试点工作,针对京水、大庙、祥云寺、新庄、铁炉寨、惠济桥、弓寨、宋庄、东赵、马庄、西黄刘(北四环以北)、岭军峪和张定邦等13个村庄、40个自然村进行合村并城,规划实施7个项目,涉及约5万人,占地567.2 hm2,拆迁面积约859 hm2,计划总投资170亿元,建筑面积约460 hm2。建成后可节约土地300 hm2,实现税收27.2亿元[7]。

(3)新型农村社区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将原有的村庄搬迁合并,统一建设新的住房,并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设施,形成新型的居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既保留了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同时又与城市社区对接,能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同时也使农村大量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应加强农村社区的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相互转化。打破户籍限制,加快村民向城镇的集中。同时,城市社区居民也可把积累的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带到新型农村社区,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4 结论

城镇化水平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城镇化发展规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时,就到了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61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具备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总体来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是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在哪里布局、布局什么样的产业,人们在哪里居住、居住什么样的环境”这一重大急迫问题。在发展城镇化的道路上,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各区域的特点,用新型城镇化统筹解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与农民富裕;用新型城镇化做强主城、膨胀县城、建设集镇、发展社区,使大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得以提升;用新型城镇化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提升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用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凝聚城乡发展的合力,在激烈竞争中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

参考文献

[1]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46.

[2]骆江玲.国内外城镇化模式及其启示——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J].世界农业,2012(6):75-79.

[3]郭小燕.世界“新型”城镇化趋势及其对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启示[J].小城镇建设,2011(2):35-38.

[4]吴旭晓.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赣湘鄂豫四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1):3-7.

[5]朱广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变迁缓慢的原因与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21(1):53-56.

[6]李华,王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是城乡统筹的关键[J].中国合作经济,2011(2):63-67.

城镇化的城阳路径 篇11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从数字上看，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达世界平均水平，但潜藏在数字背后的却是日益凸显的矛盾与问题。

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由此。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该如何推进？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这是个十分宏大的题目，也是眼下中国最热议的话题。

本刊选取青岛市城阳区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予以观察剖析，以期为新型城镇化做些有意义的注脚。作为青岛的北部新城，城阳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76.6%，区内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充分就业社区创建率达到100%；区内195个社区被规划为40个组团。其中154个社区计划实施集聚改造，已完成62个社区改造，正在实施8个集聚型社区改造；持续实施“一村一策”强村富民工程，全区农村社区可支配财力全部达到60万元以上。不少社区独具发展特色。

产业调整支撑起新城阳

城阳区发改局转方式调结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温华对本刊记者分析说，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慢慢从一产向二产进而向三产转移，产业结构的优化慢慢促进人口的集聚，吸纳人口的能力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就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就业人员收入会提高，地方财政也会富裕，由此给城镇化带来提升和改善。

而城阳，这个曾经以韩资聚集区为最大经济特色的城区，已经走在了产业转移升级的过程中。曾有媒体报道韩资从国内批量转移的新闻，李温华说最初投资城阳的韩资项目大多都是箱包、工艺品类，现在这部分企业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因为城阳区的土地、人力成本上升，这部分企业已经没有利润空间。全球的资源配置是有规律的，产业从低端到高端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会遵循一种自然转移的趋势。

目前在城阳区，韩资从企业数量上还是最多的，但是已经在逐步调整，比如目前在谈项目以欧洲企业居多，无论是从产业层次上和规模上都是比较高的。

眼下的城阳区已经形成以高速列车、精密机械、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六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区。2012年，这六大产业集群区完成产值1100亿元、增长11%，转方式调结构步伐进一步加快。

而总部经济也在城阳强势崛起，青岛总部经济集聚区蓄势待发。2012年，城阳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科学规划了“一轴两区”总部经济发展布局，成功举办总部经济发展论坛，全面启动青岛总部经济集聚区建设，总投资500多亿元的19个总部经济项目促进了城阳区总部经济强势崛起。

11.7平方公里的青岛总部经济集聚区建设全面启动，完成拆迁40万平方米。总部基地·国际港、天安数码产业城、青岛国家广告产业园、首创·空港国际中心、招商·中润德空港商务花园五大主题产业园项目开工43.7万平方米、建成25.8万平方米，在五大主题产业园的带动下，城阳总部经济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发。年内开工面积120万平方米以上，建成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开启了城阳总部经济发展新的篇章，为城阳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有力支撑，成为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幸福胶州湾北岸新城的强力引擎。

以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不断向高端扩张，2012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实现356亿元。

公共服务助推“人的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什么是“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达到造福百姓的目的。2012年，城阳区坚持民生为本、富民优先，完成了为民要办的10件实事和24项民生工程，民生投入占财政投入比重提高到了61%，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就业服务均等化。伴随着旧城改造，城阳区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很少，大多选择留在了青岛各市区。同时，城阳区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在全区1500多家企业中，又以水产、食品加工企业为多，近年来，城阳区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富余的社会劳动力往哪里转移？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城阳区每年都会有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如何引导城市新增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所有这些问题，大大加重了实现“充分就业城区”的难度，也是摆在城阳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些困难反而激发了城阳区创建“充分就业城区”的壮志豪情。2012年，该区用于充分就业财政预算首次突破2800万元，实现城乡就业31637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359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17%。全区六个街道全部通过市级“充分就业街道”评估验收，提前实现“充分就业城区”目标。

记者在夏庄街道社区中心采访时，刚一进门，就看到一块大型的电子显示屏在滚动播放着招工信息，村民不用到人力资源市场，在社区中心就可以了解当天最新的招聘信息。

据了解，这是城阳区优化就业服务，搭建覆盖城乡服务网络平台的一项重要举措。城阳区在全省率先组建了覆盖城乡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将就业管理和服务延伸到每个社区，实现“一站式”服务。区财政投资200万元为每个社区统一配备了室外电子屏幕，用于发布就业政策和岗位信息，实现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资源共享。

除了硬件的完善配套外，城阳区还积极推进人本化服务，通过建立失业人员联络员制度、失业人员访谈制度、社区职业介绍制度，通过实施突出就业援助、拓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渠道，加大创业扶持、实现以创业带就业倍增效应，强化体系创新、构建多点支撑就业运转体系等多种措施，不断提高就业服务的均等化、信息化、专业化和人本化水平，为城乡劳动者提供了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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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创建的“充分就业城区”，对于实现城乡就业均等化，破除多年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体制性障碍提供了有益参考。

保障体系全覆盖。“2003年，城阳区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地方性农保，在全省也是第一个，发展到现在，农保的保障水平已经较高。”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翠娟认为，无论是地方性农保、全国性农保，还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阳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0年以来，城阳区将地方性新农保制度和国家新农保制度、青岛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有机衔接，出台了《城阳区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构筑起了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保障体系。截至2012年底，全区参保人数累计27.3万人，有9万人领取了养老金，月领取标准达到355元。

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自然包括了特殊群体。按照《细则》，年满70周岁的老人每月加发基础养老金35元；独生子和独生女的父母基础养老金每月分别加发10元和20元；享受低保的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由区财政按照每年700元的标准代为缴费，并与其他参保人员一样均可享受区、街和社区的补助。

“200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开始实施时，人均月领取标准为87元，现在已经达到了355元，是原领取标准的4倍。其中，基础养老金从人均22元/月增加到目前的250元/月，是原领取标准的11倍，可以说是实现了养老金待遇与全区经济同步增长的目标。”王翠娟欣喜地说，“目前适龄人群参保率已经达到了99%以上。”

目前，城阳区已经确立了居民养老保险资金实行个人缴费、社区集体补助和区、街道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四方缴费”机制。其中，个人缴费确定100元～2500元共十个缴费档次，供居民自主选择，区、街道、社区三级对个人缴费按规定进行补助。

为提高服务质量，城阳区还特别实施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经办工作体制，全面加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服务能力建设。区委、区政府为全区农村社区的每个社区都配备了1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负责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实行专人专管，为此，区财政每年需要投入500多万元资金。现在，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完成缴纳养老保险、填写就业登记等多项事宜，真正享受到了保障体系带来的实惠。

城阳把合理布局和加快建设城市便民服务综合体作为重点工作，坚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研究、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在编制的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教育、文化、体育、商业等功能，预留了便民服务综合体建设区域。按照这一思路，城阳区关键节点、重要区域、各街道驻地、各社区都要建设便民服务综合体，最大限度满足基层广大群众的文化休闲娱乐健身需求；对于新启动旧村改造的社区、新规划的居民居住区、商业小区也要配套建设便民服务综合体，最终把城阳打造成为便民型城市，在全区形成“15分钟便民服务圈”，即在全区任何地方步行15分钟，都能找到一处便民服务综合体，真正让便民服务综合体成为群众之家，让广大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什么是“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达到造福百姓的目的。2012年。城阳区坚持民生为本、富民优先，完成了为民要办的1O件实事和24项民生工程。民生投入占财政投入比重提高到了61%，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因“市”而生。各色城镇化路径

驱车行驶在王沙路上，经过王家曹村附近路段，赫然入眼的是路两侧颇具规模的大棚，这些大棚正是王家曹村投资建设运营的花木大世界。担任王家曹村解说的吕妮是外地嫁到王家曹村的媳妇，据她介绍王家曹村在王沙路两侧所建的花木大世界，占地68亩，总投入达2780万元，在2010年10月份投入使用，主要经营花卉、奇石、根雕、鱼族、红木家具等，2012年花木大世界的收益比上年提高了20%。

王家曹村社区，共有403户1213名居民，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庄，竟然同时拥有着全国首个综合性农民工市场和山东省最大的花卉奇石市场，王家曹村的另一个可持续发展项目夏庄四季采摘园，总投资9000万元，占地93亩，建设联动温室5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培育种植夏庄名优特色蔬果，以及南北方优质林果树种，发展草莓立体采摘和林业观光科普。该项目于2011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基本完工，3月份全面投入运营。项目运营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社区集体增收1500万元。记者看到，在采摘园的对面已经建起了大批配套的餐饮住宿项目。

王家曹村党支部书记王功德是个非常热爱农业的人，他说什么都可以不干，但是农业不行，尤其是高效农业有着很大的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认为，从我国国情来看，适合推进“就近城镇化”。城镇化一定要跟农业现代化一起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水平，从而解决就地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进而解决目前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交通大运输、家庭大分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就近城镇化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可以更好地就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城阳区6个街道的就业困难群体全部实现了就业，成为青岛市唯一实现充分就业的城区。在王家曹村，吕妮对记者介绍，村里投资运营的花木大世界的E区大棚主要为了解决村里老人和残疾人的就业。而王家曹村总投资9000万元的夏庄四季采摘园也着力解决村民的就业。

在家门口实现城镇化是城阳城镇化的一大特点。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城阳区坚持实施的“一村一策”富民强村工程，这个强村工程很具有些“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特点，用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小资源做成大环境，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把小特色做成大市场。

以王家曹村为例，因为紧邻王沙路，交通方便，王家曹村社区早先就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农民工市场，但因管理缺失，很不规范。城阳有关部门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因势利导，建立起正规的人力资源市场。市场总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其中住宿区域面积就达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二三千人住宿，市场内还设有电话吧、公共浴室、便利超市、邮筒、健身器材等服务设施。据了解，人力资源市场已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实现就业超百万人次。

在城阳区夏庄街道源头社区，法海寺观光园的高效果蔬种植已经受到市场的青睐，其种植的有机果蔬产品供不应求，源头社区主任刘诚坚持看好高品质果蔬的市场前景，而从青岛市区到法海寺观光园只需要20分钟车程的便利交通条件，也非常适合经营观光采摘园项目。

立足实际，突出地域特色，城阳区以集聚型社区建设为主线，以社区中心建设为载体，以“一村一策”富民强村工程为支撑，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原则，强力推进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实现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转变。将195个社区规划为40个组团，其中154个社区计划实施集聚改造，目前已完成54个社区改造，正在实施8个集聚型社区改造；位于崂山西麓、桃源河流域等生态保护区域的41个社区计划进行融合型社区建设，目前已规划确定了7个中心村融合型社区组团。城阳区城建局局长梁小平对本刊记者说，城阳区社区改造要经历一个过程，村庄改造，村庄是主体，区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本着让利于民的宗旨，成熟一个就推进一个。梁小平说城阳区正在探讨社区改造新模式，如对拥有良好旅游资源的青峰社区实施新型社区改造，为崂山西麓周边社区改造探索新模式。

吴敬琏指出，“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则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

驱车在长城路上，路两侧陆续闪现出已经完成旧村改造入住新型小区的于家社区、杨埠寨社区、南疃社区，从外观上看这些社区有些大同小异的漂亮，社区名头也个个大方醒目，很有些整齐划一的城市化气息，而走近去探寻，却发现其各有各的蜕变轨迹。这些各具特色的城镇化探索，因地制宜，脉络繁多，推进着城阳成为更高意义上的北部新城的蓬勃进程。

城镇化一定要跟农业现代化一起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水平，从而解决就地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进而解决目前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交通大运输、家庭大分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篇12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是指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所谓“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扬弃。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加快推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于今后一个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城镇化对于金融支持提出新的要求

新型城镇化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企业发展和转型的各项服务、城市运行的配套功能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金融的力量,也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金融需求总量大幅增长

河南省以往的小城镇建设中,往往存在着规模小、规划建设层次低、配套不完善、辐射带动作用弱等问题,同时,传统意义上的小城镇建设内容,往往仅限于迁村并镇,所带来的只是农民居住方式的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更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意味着对更多建设资金的需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根据《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河南省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左右,新增农村转移人口1 100万左右,那么保守估计到2020年全省市政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支出资金需求约为1.4万亿元。并且,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对资金的需求也将不断的释放和发展。这一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强化金融的支持作用,毫无疑问,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2.金融需求结构更趋复杂化

和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的金融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引起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也必然衍生出不同的金融需求,并带来相应的金融服务变化。具体来说,新型城镇化中金融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服务需求由传统的结算需求向现代金融转变;二是信贷模式由传统的量小面大信贷向户少量大转变;三是服务方式由传统的分散服务向集中社区服务;四是风险方式由单一保证向综合保证转变。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得农户收入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土地附着物,农民收入渠道更加多样化,在信贷风险防范上,也由传统的信用联保向抵质押、担保等多方式转变,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选择更加多样。这种金融需求结构和服务方式的变化,迫切需求金融供给产品与制度的创新跟进。

3.金融需求主体呈现多元化

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把推进工业化、发展产业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带动人口向城镇集中。2014年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将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着力做强高成长性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必然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引起金融需求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金融需求主体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农民,而是扩大到农村中小企业、种养殖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主体;另一方面,需要金融支持的项目日益增多,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后续基础设施配套、社会事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周边产业园区工业项目发展等,这些主体体和项目对金融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从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来看,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体制还不完善,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集中在重点区域和中心城市,众多小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长期处于金融服务链的末端,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量还比较薄弱。

(一)金融机构分布城乡差异较大,区域发展不均衡

长期以来,金融行业在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上强调城市过多,关注农村过少,金融体系在城乡之间布局失衡,金融机构的网点设置、人员、信贷等资源配置都向市区城市集中,而在县域和乡镇分布单一。目前,虽然河南全省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但区域分布不均,不能有效实现这种互动效应。国有商业银行面向农村乡镇的网点和业务量较少,分支机构在县域尚未实现全覆盖,并且基本上不具备信贷发放的审批权,逐渐演变为单纯的吸收存款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入住率低,尤其是在农村乡镇更是不见其踪迹。面向农村开展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信贷业务发展缓慢,小额信贷、公司业务及个人商务贷款等业务则数额很小;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投放也呈现出向城市及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发展不平衡,从实际看,布局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市,而急需普惠金融服务的经济较落后地区分布较少,作用发挥十分有限。

(二)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同质化倾向严重

近年来,河南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也广泛采用了不同的融资模式以及融资工具,但是新型融资模式和新式融资工具在城镇化建设融资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金融支持依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银行信贷。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众多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和各类不同的经济活动,包括不同层次的农业产业化需求、产业集群发展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等,需要针对不同的特点提供有较强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工具还有债权融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出资、企业直接投资等方式,城市功能的完善、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等领域也要通过专业的金融工具来实现。另外,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农户对信贷需求不断增加,但因信用缺失、抵押担保资源匮乏等因素,农户期望的贷款额度往往远远高于农村金融机构给予的授信额度,特别是针对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基本处于空白。可见,单一的金融产品和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三)金融市场发展缓慢,融资结构严重失衡

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以银行业为主导,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缓慢,相对于银行来说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制度上都尚未发展成熟。目前,河南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过于依赖传统的银行信贷手段,间接融资方式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较低,没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仅凭信贷融资难以完全满足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单一的金融市场一方面还会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要素资源的聚集,进而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则增加了金融系统运行风险。由于单一的金融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融资功能,那么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则由政府负责填补,由此催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债等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机构和金融产品,使得地方政府潜在的财政风险日益增加。因此,没有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新型城镇化所产生的金融需求难以有效满足,进而抑制全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四)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不完善

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支持作用的发挥。首先从信贷领域投放来看,缺乏对小城镇建设有效的信贷指导和协调。目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针对城镇化信贷操作的制度和方案、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专项贷款以及支持城镇化信贷投放的外部激励和风险补偿机制等都还不完善。以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制度来说,其县域支行不具备信贷发放的审批权,整个向上报批的程序降低了县域经济融资效率,使金融本就薄弱的城镇更加难以享受到便利化的金融服务。其次是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还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民营金融机构对于增强小微企业、三农等基层金融服务,促进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在制度上的限制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三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如与农村金融发展相联系的土地制度改革、投资体制、信用环境等都远未到位,金融在支持城镇建设方面仍处于零星、散乱和自发状况,支持力度非常有限。

三、提升金融对新型城镇化服务能力的路径选择

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但目前金融体系对河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加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与创新,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使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能力。

(一)构建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金融组织体系

构建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金融组织体系,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着力增加乡镇、县域等基层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但就目前基层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金融机构进入基层地区依然存在经济障碍,首先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不恰当的功能定位,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在县域、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其次要建立和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合作社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各类“接地气”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完善金融“毛细血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输送到最基层。最后是要发挥保险机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保险公司经办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小额保险等业务,为失地农民提供意外、养老、医疗、生育等多层次、多类别的保障,切实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有效化解、转移土地集中耕种、种养业规模化、农业现代化的自然和市场风险。

(二)调整优化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政策体系

各级政府应在税收、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风险损失补偿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引导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调整优化现有相关信贷政策,主动向城镇化建设方向倾斜。一是要重点支持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现代物流和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尤其要加大对城乡一体化中产业融合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充分考虑低碳和环保因素,促进资金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低碳产业,引导信贷资源投向符合国家政策的新兴、先进、绿色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支持生态化城镇建设和发展。三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促使金融机构改变规模扩张、同质竞争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依据自身特点明确市场定位,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竞争,以充分发挥出各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和作用。

(三)创新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支持金融机构加强金融产品研发和创新的力度,依据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资金需求的特点更新服务品种,不断提升服务层次。一是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保障房建设的信贷投入在规模、利率优惠、审批等方面予以倾斜,加大对其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要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等品种,从信贷、结算、理财等方面开展“一站式”服务,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三是要创新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产品,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大力运用林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等信贷新模式促进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提升。四是要满足农村转移人口就业创业方面的金融需求,要灵活运用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扶贫贴息贷款、联保贷款等模式,扶持城镇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创业就业,同时还要加大城镇转移人口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效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满足率。

(四)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拓宽融资渠道

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需求特点,应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转变,向体制外引入更多民间资本转变,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一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城镇化中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需要大量的资金,紧靠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不仅可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状况,也可以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要鼓励鼓励符合条件的城市基础建设主体上市发行股票、债券,利用资本市场开展直接融资,逐步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探索贷款资产证券化。二要发挥财政投资的杠杆作用,通过部分投资、贴息、信贷担保和减免税等措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城镇化建设,建立金融支持的长效机制。三要逐步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鼓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面向城镇化建设发起专项私募基金,不断扩展城镇化的融资主体和融资方式。

(五)完善配套的制度体系,培育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构建完善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是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建设支持作用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一要建立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正向激励机制,发挥货币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建议对参与城镇化建设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在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相关金融市场准入、新金融业务开办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发挥财政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对城镇化建设薄弱环节给予贴息贷款支持。二要建立健全激发金融创新活力的产权制度。有序开展土地经营权质押融资业务,探索更多土地资本化方式,充分利用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集聚金融资源。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为金融机构创新土地金融产品、落实金融债权提供条件。三要完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加快建立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农业信贷提供担保,降低农业贷款风险,并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商业性中介机构。四要完善与金融相关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完善来保护和开发城镇经济的潜在抵押担保资源,增加企业和农户的合法抵押、担保、信用增进等资源。

摘要：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河南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还存在着金融机构分布城乡差异较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融资结构严重失衡、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不完善等问题,未来需要从金融组织体系、信贷政策体系、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市场体系、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五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以进一步提升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作用。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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