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城镇化

农民城镇化（精选12篇）

农民城镇化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的同时完成了农民职业和身份到市民的转换,而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不均衡,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市民转化:一是城市郊区农民因失地而被政府强制市民化。二是农民通过到城市打工的渠道转化为市民。进入21世纪,我国每年都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2009年达到1.4亿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转化为市民或将转化为市民。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的职业与身份相分离,普遍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职业。尽管各地城市政府采取各式各样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也已基本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但他们与真正的市民还相差甚远,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

我国农村有9亿人口,城市化需要转移5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这相当于两倍的美国人口,比欧共体25个成员国的4.55亿人口还要多。如此庞大的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仅靠以上两种途径由城市吸纳农民肯定是不够的,农民市民化需要更有效的转移路径。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与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相互依赖、互为推动,形成了完整的“推力—拉力”结构,农村不仅向外推出农民,而且还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能永久性接纳农民并使他们转为城市居民。而在我国,出于农村人口太多的国情,国家实施了保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新农村建设、城乡等值化发展等政策。这些政策不是要禁锢农民,从根本上来说,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与农民转移、农民市民化并不矛盾,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本来就是新农村建设的要务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居村农民正处在进城与留村的十字路口上,面临市民化“路在何方”的尴尬。鉴于此,本研究关注居村农民,即居住在县城镇以下和村庄农民的市民化,主要阐述城镇和集中区“何以”、“何能”成为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优选路径和承受载体,并从非农化上寻求农民市民化的实现方式。

二、农村城镇化何以成为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优选路径

在农民市民化的既往研究中,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城市转移论”。该观点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渐渐转移到现代化部门,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如建筑、制造、修理、家政、清洁等则需要大量农民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先到这些部门就业,然后再慢慢地转化为市民。二是“就地转移论”。该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庞大,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家属成员全部转移到城市,必将加大城市负担,造成城市失业增多、污染加剧、交通拥挤以及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城市病”,因而主张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农村城市化来消化农村多余人口。三是“三集中论”。该观点认为乡镇企业要向开发园区或工业集中区集中,农业要向适度规模或现代都市农业规划区集中,农民要向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集中。“三集中”最初是由上海市于1985年提出并组织实施的,步入21世纪后,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普遍采用这种方式整合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视角指出了我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路径。应该承认,在某个时期的特定区域,这三条路径都有其存在逻辑,即只要一个地方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之一,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农村多余人口。但是,就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整体要求看,这三条农民市民化路径都不是最优的,均存在明显不足:“就地转移论”是一种“国情悲观论”,它翻版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小城镇发展的老路子,在推动我国乡村企业“大跃进”的同时,也因“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造成了乡村严重污染,它是在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下“取一时之效,留长远之患”的循环建设,缺乏长期规划和城乡统筹,其发展方向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城市转移论”是一种“国情乐观论”,它停留在刘易斯模式的固定框架内,遵循的是由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移农村人口的思维定势,视农村农业生产为城市工业发展的工具,不仅忽视了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的可容性,忽视了农业在现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还忽视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多的现状,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理念模式,现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集中论”是一个结合我国国情、相对现实的农民市民化的思考,它响应了中央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把公共事业建设重点转移到农村”以及“推动社会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等精神要求,把农民转移与农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对农民市民化做出协调安排。但是“三集中”观点因过于笼统而存在局限:一是没有指出“集中”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如果集中后的农民不能成功转为市民,那集中可能就是一场“折腾式运动”,不仅不能促进农民市民化,还极有可能造成劳民伤财。二是农民市民化是个系统工程,“三集中论”没有协调彼此关系。如果每一个“集中”各自为阵,“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那“集中”势必局限于把“分散农民”转化为“集中农民”,对农民市民化没有实质意义。

在以上三种路径中,学界较热衷于农民工市民化,寄望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客观地说,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如果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都能转化为市民,那么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压力将大大减轻。然而现实是严酷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除了“包工头”和极少数杰出者外,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农村,他们的后辈,即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重蹈父辈们的打工路,游走在城乡之间。虽然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预期大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政府也为他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仍是在农村或家乡的城镇。2006年邹农俭教授的“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调查了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泰州八个城市的2864位农民工,发现他们中只有431人(约占总数15%)希望在城市长期待下去。类似的研究也普遍认为,多数农民工只把打工看成挣钱的渠道,普遍缺乏“做城市人”的信心。

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不在城市,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回到原来村庄呢?贺雪峰、董磊明二位教授考察了中西部农村外出农民工的家乡行为逻辑。在这些地方,虽然有些农民工,如湖北省英山县农民工把打工赚的钱用于改善生活,如用在村庄内建房、买摩托车和人际交往上,但多数地方的农民,如辽宁省大古村、湖北省荆门市、川西平原的外出务工农民不愿意把赚的钱花在村里,而是把钱积攒下来为将来的城镇生活作准备——在城里买房子,把房子建在离城镇比较近的公路边,或到集镇买房。从邹农俭和贺雪峰、董磊明的研究中不难看出:

第一,无论现在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也不管城市政府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哪些便利,绝大多数农民工打工的“尽头”是回乡。第二,农民工中多数人不想把打工挣来的钱花在村庄建房和一般生活开销上,而是到城镇建房或买房,希望能在城镇长久生活。这就是说,虽然多数农民工将还原居村农民身份,但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预期不是回乡种田,再续村庄生活,而是到城镇居住,从事非农职业。笔者在近几年的农村调查中也发现,农村居民的城镇化倾向日趋明显。比如,越来越多的村民偏好在城镇超市而不是在家门口小商店购买日常生活消费品;一些农家孩子不愿意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学校读书,而是选择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镇学校,尤其是在县城的镇学校,并且“陪读”的家长和为孩子读书买商品房的农户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农民看病更喜欢到路途较远的医疗水平较高的城镇医院等等。

农民城镇化倾向日益浓厚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而来的需求也更多、更高,而这些需求村庄难以满足。如村庄小商店的商品品种少且质量难以保证,村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达不到村民教育小孩的质量要求,村卫生所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不能让村民放心等,于是村民便到城镇寻求更完善、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二是城镇的中间区位优势明显。城镇是城乡产业链的中端,往上延伸,可以利用其空间优势把农副产品送入城市,促使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产品向城市扩张;往下延伸,城镇的一些加工、零部件生产和组装产业可以吸纳更多农民实现低成本转移,并带动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说,城镇的魅力源于城镇的区位优势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回乡农民工和生活好起来的村民才会自发向城镇聚集。换言之,城镇化是我国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依托,如果政府充分利用城镇在广大农村的区位优势并营造出“魅力城镇”,那么居村农民向城镇聚集的积极性就会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主动地到城镇居住、生活。

当然,城镇化对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价值不止于此,其意义还在于:第一,城镇化发展使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农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第二,充分就业和获得稳定的居住场所是最终决定农村人口能否成功转移的关键,而城镇化不仅可以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居住场所。第三,城镇具有资本、技术、交通运输、居住条件、人力资源、通讯设施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城镇化能够创造大规模的原材料、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性需求,从而促使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第四,城镇化能够创造生活必需品、住房和奢侈品等生活性需求,促使城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而可以为更多农村居民提供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

三、农民居住集中化何能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农村城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富余人口的转移问题,但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进入城镇,农村仍将维持庞大的人口群体。鉴于此,中央的“三农”政策始终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重点工作,相继颁发了十多个强农、惠农的“一号文件”,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组合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进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但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居住分散,城乡一体化公共事业建设无法落实到每一个村庄,亟需从根本上解决村民散居问题,否则,城乡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值化就无从谈起。据此看来,农民市民化的推进除了响应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外,还需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农民向集中区聚集。

集中居住的农民也可以成为市民。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初期,农民放弃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并成为市民,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城市人满为患,“城市病”不断加剧,这些国家的城市居民又选择了“去城市化”,一部分人到城市郊区居住,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农村安家。这些国家的农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人通常白天在城市上班,晚上在农村居住,或工作日在城市上班,周末、节假日回到农村。他们是住在农村的城市人。我国是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应该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必要先动员农村人一窝蜂地涌向城市,等到“城市病”泛滥后再一窝蜂地把城市人转移到农村。我国的城市化完全可以采取城镇与农村“齐步走”战略,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发展,尽可能多地解决城乡“边缘人”和镇民的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区建设,打造与市民生活等值的居住环境,从而吸引农村居民就近、低成本地向集中区聚集。就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来看,农民能否成功市民化的重头戏不在大中城市,也不在小城市或城镇,而在集中区。以集中区为平台的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特色的市民化,它蕴涵在新农村建设的本意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要义,是更高层次的新农村建设。

不过,村民集中居住并不意味市民化的必然实现。实现聚集区村民的市民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区的社区建设。第一,在目前城市化公共设施建设不可能惠及农村每一个村庄的现实状况下,较现实的做法是引导农民进集中区,然后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和水准建设集中区道路、水电、通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等,使集中区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与城市社区等值。这即是说,国家优先在村民聚集区夯实市民化的物质基础,为居民打造一个与市民同质的社区社会生活环境,并通过开展类似的城市社区工作,诱导村民认识城市文明,接近城市文明,并最终认同城市文明。第二,当前我国一些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农村以及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政府,根据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村庄合并改制中把行政村改成社区、把村委会改换为居委会的实践效果不佳,如多数村庄合并改制只是行政村的改头换面,行政村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仍然延续,没有真正按照城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建设农村社区,不仅社区内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与城市社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也没有对居住区实行社区化管理。因此,集中区的社区建设应该与促进农民市民化联系起来进行。一是不仅是撤村并村,更需要在区位调整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改建原公共设施和原居住环境,以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二是不仅是在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上与城市靠拢,更需要突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全面提升社区的发展能力。三是不仅是农村封闭、孤立的建设过程,更需要强调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和加大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从而使集中区在城乡统筹过程中能获得更多发展的资源和机会。第三,农民集中区是农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要使农民集中区真正成为与城市社区一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还需要发展集中区的公共服务。因为农村公共服务落后,不仅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城乡社会实现融合的重大障碍。调查发现,苏南部分农村地区城乡“渐趋无界”成绩的取得,一定意义上归功于农村集中区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使村民享受到与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而且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几乎“散”了的村庄共同体重新凝聚起来,焕发出勃勃生机。江苏省太仓市的电站村、太星村是太仓市新农村建设“集中居住型”的典范,通过近年来社区道路、水电、通讯等有形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就业培训、医疗卫生、文体娱乐等无形公共服务的建设,两村村民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上与太仓市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主要从事非农职业,非农收入比重已超过90%,纯农收入仅占8.1%。他们拥有与市民等值的医疗、养老、最低生活补助等社会保障。他们的家庭都使用上了清洁能源,有抽水马桶、宽带网络,有统一的垃圾收集和污水处理系统。居住区有居委会以及物业组织提供的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可以说,太星村和电站村貌似城市社区,更神似城市社区,其成员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市民”。

四、居村农民如何实现非农化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以下,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平均每年提高近一个百分点,目前已接近50%。但众所周知,我国“被城镇化”了的人口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并没有因他们到城市打工、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而减弱。特别是居住在集中区里的人,他们中多数人仍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离村的农民离土、离农,纵使农民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纵使国家把城镇或集中区的居住环境打造成“类市区”,纵使政府能够为居民提供与市民等值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离村农民也难以彻底转移出来并成为市民。换句话说,居村农民市民化是个系统工程,应该分步骤组织实施,而引导他们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只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必须设法使居住在城镇和集中区里的农民非农化。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居住在城镇或集中区的人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职业,才有可能让他们丢弃家中或楼道里的农具,才有可能让他们完全褪尽乡土气息,也有才可能让他们彻底转化为市民。就此而言,居村农民市民化不仅要求农民离村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促使其非农化。

(一)构建新型产业结构体系,营造非农产业“发展极”

农民市民化是建立在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和农业逐步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变迁过程,离不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效带动。只有发展乡村非农产业,使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生产活动,并使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转变为非农主导型,才可能催生出农村人的市民化意识。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在20世纪50年代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工业向农村分散及农村工业化加速现象,形成了城市人到农村就业的局面。而我国工业一直集中在城市,虽然8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自行创办了乡镇企业,但“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始终未能成为农村的主导产业,接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况且,早期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效应,虽然部分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由于乡镇企业高度分散,缺少区位集聚,未能有效地带动城镇化发展,造成农民既没有离乡,也没有进城。当前农村要充分利用国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优惠政策,抓住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整合农村经济和人力资源着手,构建新型产业结构体系。

当前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主要工作是在城镇化、集中化的基础上营造非农产业“发展极”,这不仅由于“发展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能促进乡镇企业由分散逐渐走向集中化和区域化,聚集并放大农村区域发展能力,而且非农产业“发展极”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可以加速农业生产要素和工业部门生产要素的双向转移,带动城市生产要素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最终促使农村普遍呈现城镇化或小城市化的特征;二是必将带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以及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向城镇迁移,进而引起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和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能减轻或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劳动力因本地非农产业发展不够而远离他乡打工的痛苦,解决由此造成的农村社会不稳定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

(二)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使农村劳动者离农

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顺应小农“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要求,国家将农村土地逐一分给农户,之后国家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由人民公社把农民分散的土地再集中起来。土地集中于集体之后,本可以按照专业化、集约化方式组合农业生产力以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可是,当时的土地集中除了农民单干生产方式改变为集体生产方式外,其余的都延续了传统农业劳动的特点,所有农村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很难从事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民从此跳出了“贫困陷阱”而实现温饱。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已明显滞后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帮助农民跳出“温饱陷阱”而向小康社会迈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显得必要而迫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制度之一,只能改革其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和城乡一体化要求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体制,不能动摇或废除该制度。为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要从这几个方面着力:一要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方式与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使其顺应农村城镇和集中聚集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要求;二要让大多数农民进厂、进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三要保证土地的不被撂荒和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苏南等部分农村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其做法值得借鉴:由种田能手或种田大户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按照自愿的原则以自家的土地为资本加入合作社,合作社除了每年固定给农户每亩600~800元不等的租金外,年终还按合作社收益分红。土地股份合作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性质,农户只把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合作社,土地对他们的天然保障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户不需要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可以到城镇或集中区另谋永久性的非农职业。

(三)发展农村市场,协助居村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

生活在城镇和集中区中离土又离村的居民不再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已经离开了土地,或离老家土地较远,市场依赖度日趋接近普通市民。为使居村农民成功市民化,除了把散居农民集中到城镇和集中区并对其进行社区化管理外,还必须在城镇和集中区大力发展市场。一方面,市场繁荣是农村城镇化、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动力。城镇、集中区与市场相辅相成,没有市场就没有城镇,也就没有集中区;反之,市场繁荣的地方一般比较适宜人类居住,人口也就相对集中。市场还具有集聚人口和生产力要素的作用,发展市场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带动城镇和集中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及其规模的扩大。我国一些地方城镇化走的就是先市场后城镇的路径,如浙江省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生的三条城镇密集带:金华—义乌小城镇密集带、以温州市为中心的瓯江东西30公里小城镇密集带、温州—台州小城镇密集带,都是以农业专业市场兴起继而推动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农村城镇化新兴地域。另一方面,城镇和集中区的居民市民化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市场体系。这些市场包括:一是村民集中到城镇和聚居区后需要有农贸市场、菜市场、小商品市场、集中交易市场、现货批发市场、超市。二是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后,一些乡村出现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而这些“业”和“品”主要不是在本地销售,需要有把它们推销到外地的专业市场。三是随着居民市民化程度的提高,还需要培育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运输市场、文化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种类不同、功能各异的市场对居村农民市民化具有连锁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建设好与居村农民市民化相配套的市场体系,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的非农化转移。

综上所述,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由此,中国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并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共存互补关系,才能在城乡一体化“生态平衡”系统中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转载自《中州学刊》总第178期)END

参考文献

[1]朱晋伟,詹玉华,韩朝华.苏南城乡一体化之路——胡埭镇的变迁和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6).

[2]杨丽艳.“三阶递进”模式:我国农民非农化转移的战略选择[J].经济师,2005(8):40.

[3]邹农俭.江苏农民工调查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5).

[4]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6):86.

[5]贺雪峰,董磊明.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J].中国农村观察,2009(2):14-15.

[6][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0).

[7]朱友华,陈修颖,蔡东.浙江省现代工业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陈修颖,朱华友,于涛方.浙江省市场型村落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

农民城镇化 篇2

姓名：吴 柳 韵

学号：200910172

2近几年来，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问题时刻围绕着我们，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同样的，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不免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城镇化，也称非农化，它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从社会发展看来，“三农”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难题。而通过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现在的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城镇化的目的就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的优势在于能够合理利用劳动力，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可以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一，农民工进城工作，虽然可以和城里人过着一样的生活，但是大部分农民工的户口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比如没有户口小孩子进公立学校读书就很难，或者交很高的借读费，很多农民工交不起这个钱，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私办的幼儿园及小学，使得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正当的受教育的权利。

其二，农民工进城打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好多农民工没有维权的意识，好多企业克扣农民工工资及超负荷工作，在工资待遇和劳动环境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障待遇。

城镇化要重视进城农民需求 篇3

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2年12月22日在京闭幕。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守住一条底线”，即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

土地，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二元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过程有着深入的描述。但是，这些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比如，在刘易斯模型中，只有“人口流动”这个概念，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这种流动是永久性的，即农民一旦流入城市就变为城市居民，他们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再比如，刘易斯模型只考虑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越多，最终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收，于是二元经济就会消失，工业化就实现了。刘易斯等人假定城市是充分就业的，只有农村存在隐蔽性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很快就能找到工作。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历史上，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着严格的控制措施，通过土地、户籍、行政等制约方式，将过剩的劳动力限制在农村，而在城市努力保证充分就业。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的蓄水池和调节器。这是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个方式同时让中国避免了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高失业、高犯罪及出现大量贫民窟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单边上升的，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一直是单边增加的。因此，总体来说，并未因此导致城市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

但是，农村人口进城的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假如经济增长放慢，或者经济周期出现大的波动，而农民可能不回农村而是留在城市，城市会出现大量失业。丧失了农村这个调节器，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

维持进城农民群体的稳定，关键的几个要素无非是土地、社保、城市住房和就业。如果就业不能保证，就得依赖其他几条。

第一，要为进城的农民回乡留后路，所谓“后路”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所有制改革和允许土地流转，来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是一种理想的设计。其现实运作却可能导致农民的土地迅速被少数人巧取豪夺。目前禁止农村土地交易，事实上保护了农民。

第二，社保。与取消农业税相比，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将农业税与社保挂钩，着手建立稳定的社保体系，有利于稳定农民工。

第三，城市住房。政府卖地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廉租房，允许农民工租住，从而保证他们以及“农二代”居有定所。这也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新加坡建设公屋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农民迁移问题与城镇化 篇4

一、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分析

研究发现 (卫龙宝等) , 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主观感受、传统习惯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判断, 也有制度安排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内在价值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城市就业竞争更为激烈, 而低学历的农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相对苦、累的活, 虽然在城市可能生活在较低层次上, 但因为城市具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 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愿意作出搬迁决定, 因此, 从长期看, 发展教育事业对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有益的;二是现在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农户已越来越少, 种田只是为了获取口粮, 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农业收入水平对家庭迁移决策影响程度不是很大, 其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也未产生显著作用, 因而对农民的决策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同时也表明, 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日益增多, 对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民间本身就存在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动力, 因此政府只要妥善加以引导就可以利用民间非农产业的发展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对农民迁移拉动作用最有力的因素还是收入, 在收入问题上, 农民对自身发展有着长远打算, 他们并不十分看重眼前的利益, 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的身上, 为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反映出农民有通过世代的努力来改变目前较为贫困落后生活的心理准备, 农民在做迁移决策时是理性的, 他们的视野相当远, 心态也颇为积极。故而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 更确切地说是增加农民对迁移后收入的预期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三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从主观感受和传统习惯上对迁移决策造成广泛影响, 使迁移者觉得“在家乡人事环境比较熟, 办事方便”, 家乡更易求得生活的稳定。可见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长期努力。

从社会制度看, 尽管从表面上看现在户口限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出门工作也更为方便了, 但更深一层看, 户籍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已在农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村户籍的农民在城市仍被歧视的现象还未完全根除, 在享受城市医疗、失业保险方面仍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 而在农村, 他们至少有宅基地、口粮田, 有房可住, 有粮可食。可见, 并不是农民非要抓住土地不放, 只是他们对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 所以紧紧抓住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筹码。由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不够高, 形成了有的农村居民本想迁移却因为“没有门路”而不能迁移的局面。人口迁移本可完全通过正常的政务途径解决, 但不少人却想到需要门路才可以解决, 而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如果政务进一步公开, 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 居民咨询或办理手续更方便, 相信那些“没有门路”的居民会更积极地考虑迁移的问题。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完全, 迁移农民的经济活动大部分还是靠亲友关系而不是通过市场完成。如就迁移人员寻找工作的途径问题, 有的人是靠亲友介绍, 有的是自己投资办企业, 甚至有的人是靠自己一家一家跑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找到工作。真正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很少。又如住房问题, 迁移农民中租房者仍占较大比例, 有能力购买适合自身生产生活实际所需商品房者占比仍相当低。因此, 对政府而言, 有针对性地建立专门的宿舍区等供迁移农民住宿, 对于稳定人心和维持社会治安都有好处。

事实上, 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农民在其价值判断及选择决策上已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市场经济性质, 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 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已越来越多地走出村落, 预期通过迁移谋求更多利益和更大发展, 在没有歧视性制度控制情况下, 农村人口在城镇求得就业的机会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 但在有制度控制的情况下, 其就业机会相对比原来减少了, 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信息不完全下的Cournot博弈。于是对农民迁移者来说, 如果存在城乡收入差距, 这里的就业概率又因为信息不对称, 迁移者决策时不可能了解整个迁移规模的信息, 也无法知道自身的迁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只可能拥有政府的相关制度控制程度的信息, 那么, 决策者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 不管采取何种预期模式, 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对决策造成影响。从成本收益角度看, 农民的迁移更多的是对迁移预期收益的考虑, 即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净收益仍大于目前收益时, 他们才会做出迁移决定, 否则, 他们就不会迁移。农民的迁移费用和当前收益是比较稳定的, 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 因为预期收益既受到农民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 更受到及其所处外部因素的影响, 外界因素主要在于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影响, 动力机制中各因素对农民迁移决策产生正向拉力, 约束机制各因素则产生推力。尽管农民的内在因素是一系列独立于外部因素的价值体系, 但它同时又依赖于外部因素来实现, 它是一个常变的、随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的、需要外部因素接受、认可并确认的价值体系。农民在做决策时是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 其迁移决策绝不因某个单独的或片面的因素而仓促决定, 也就是说农民的迁移行为是理性的, 因此,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以此为基点, 把农民看作是理性人。

二、城镇化政策建议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 城镇化改变了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格局, 截留了为数众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而为大城市减少了人口压力, 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政府和农民博弈双方的策略不会因此而改变, 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会对城市就业产生巨大冲击, 当城市较小时制度可能较为宽松, 但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即城市规模变大后则制度控制程度就会趋严并收敛于一个绝对严格水平, 这时城镇人口制度就会面临困境。因此, 市场化的改革要求矫正要素流动的扭曲, 增强城镇化中包括农民在内的各行为主体的动力, 政府只能尊重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 (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 的追求, 进行制度创新, 放松对市场主体流动的限制, 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 增强城镇对农民的引力, 增加农民的归属感。政府作用的发挥, 应以不影响农民自主权和不损害市场机制为前提, 增强他们对迁移收益的预期。

1. 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

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迁移行为的重要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通常采用的选择路径无非是:一是减少农民负担, 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二是创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 扩展农民经济收入渠道, 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三是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吸引农民进城务工, 以获取务工收入;四要实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发展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生产率, 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在这些路子中, 第一条路子属于分配调整的思路, 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 降低负担, 只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已, 对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具有实质性作用。第四条路子的限制因素最多。第二条和第三条路子是突破农业范围, 寻找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二者只是就业地点的不同, 其结果都是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因此, 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上。

2. 推进城镇化制度改革, 建立人口正常流动机制。

迁移者迁移或不迁移的决策是根据政府政策制度的控制程度作出的, 而政府是根据自己的效用来确定最佳的迁移水平, 政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追求均衡就业所要求的成本, 于是政府制度控制水平和农民迁移意愿的达成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点。这个均衡控制的严格程度一般随控制的难度系数、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增加, 而随城市就业创造率、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放松。均衡的人口迁移规模却随控制的难度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就业创造率的增加而增加, 而随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目前以限制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为主要特征的户口政策制度改革有了较大进步, 废除了子女户口随母制度, 放松了户口的凭证落户条件, 突破了农转非制度的指标控制。但也应看到, 小城镇户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 一些触及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展开。如迁移农民进城遭遇到较高的进入成本, 各地制定的较为优惠的入户条件只针对中高级人才或有经济实力的外来人员等, 为数众多的农民仍只能打零工, 实现不了实质性的迁移。因此, 要尽快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 建立一种能使迁移农民在城乡间正常流动的制度。

3. 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 整合民间城镇化动力。

为避免农村粗放式小工业遍地开花和小城镇发展无序, 制定权威科学的总体规划是必要的。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土利用规划工作, 各基层行政部门要有科学的“国土利用规划”, 其规划制定规程要严密, 既要集中各部门及全体居民的智慧, 又要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尊重农民的意愿并不意味着丝毫没有约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政府制定一个正确的、权威的发展大纲, 引导各方的行动, 强制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这样城镇化才能高效合理地发展。

4. 实行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政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 我国城镇化发动主体只有政府一家。改革以来, 我国工业化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但城镇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程还不快。历史经验表明: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让银行、企业、农民和社区集体组织及外国投资者成为城镇建设的力量, 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更为有效的途径。

5. 完善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管理职能。

农村乡 (镇) 政府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事实表明, 政府在城镇化管理中的职能亟待完善。就地方政府机构而言, 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在确定政府事权划分的基础上, 将必要的管理权限向小城镇政府下放。按照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小城镇政府的机构改革。小城镇的政府功能不同于一般乡 (镇) 政府, 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乡 (镇) 政府仅仅是管理农业和农村的职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治安及交通管理、城市规划和卫生监督等等, 都是小城镇政府应有的职能。因此, 政府机构的功能应符合城镇发展的需要,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积极培育市场, 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创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给人才以良好的发展预期, 吸引人才自主流入。

6. 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

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 必须通过市场机制, 将迁移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 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进股份合作制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集体资产的产权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如将社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经过评估, 计算出全部价值, 然后按成员资格、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对集体劳动贡献的大小等标准, 将价值化的集体资产作为股权量化到每个社区成员。股份可以有偿转让、继承、赠送和抵押等方式在社区内成员间流转。在一定年限内保留迁移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但要鼓励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项有效的制度, 一般来说是人们在长期博弈中追求均衡和均衡的变动过程, 哪怕是最简单的制度理论也要先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各个行业为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结果, 它是定义在知识和信息集里的映射, 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结构的变化、获得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最优选择来影响博弈的结果;并且还要关注外在的不确定性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最主观也最积极的影响因素是迁移者的迁移意愿, 必须重视它对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就业壁垒的冲击作用, 它不仅影响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 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背后的制度和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背后的制度很不一样, 迁移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按市场原则分配, 尽管他们的平均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和传统农业联系密切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但“制度落差”会导致价格扭曲、对要素流动形成障碍。周其仁 (1997) 就曾指出如果还继续奉行过分严格的控制制度, 就会使劳动力价格因管制而上扬, 从而使用工成本提高, 导致新的“资本深化”运动, 这在长期内将不利。城镇化中的人口迁移既有利于提高城乡收入, 反过来又使政府的改革面对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形成良性互动。

摘要：农民迁移问题总是伴随于城镇化左右, 对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因素, 也有外部社会制度因素。文章对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和农民迁移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基于农民迁移意愿的城镇化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迁移,迁移意愿,政策,博弈

参考文献

[1].托达罗.迈克尔.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2].柯荣住.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中国社会科学, 2000 (6)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马侠主编.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4

[5].卫龙宝, 胡慧洪, 钱文荣, 曹明华.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 2003 (5)

[6].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与对策 篇5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和空间迅速扩张，征地拆迁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失地农民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由于历史、制度等诸多原因，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面临着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笔者深入吉首市乾州新区进行初探。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与问题

自1999年以来，吉首市委、市政府实施“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新型城市建设战略，乾州发展突飞猛进，变化日新月异。同时征地项目迅速增加，失地农民迅速增多。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9年底，乾州街道共有1.4万亩土地被征用，涉及16个社区（村）124个居（村）民小组，失地农民1.6万人。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预计今后五年乾州将会征用土地5000余亩，新增失地农民3000余人。从调查情况看，目前乾州新区失地农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失地农民就业处境艰难。据调查，辖区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90％以上的没有技术特长，从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目前辖区赋闲在家的失地农民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6.5%，阶段性就业的占失地劳动力的55.3%，其中大部分失地农民只能靠从事装卸、建筑等重体力劳动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开支。

(二)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堪忧。一是生活消费迅速增加。由于失去了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地农民的生活消费增加较快。与此同时，失地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据对100户失地农民家庭的调查显示，失地前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600元，失地后为3800元左右，比失地前增长46.2%。部分失地农民因此成为困难群体。二是社会保障存在缺位。按照现行政策，失地农民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大部分村集体又没有预提留安置款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农民对今后生活普遍感到担忧。

(三)失地农民“农转非”问题突出。2006年2月,市委、市政府为推进城镇化，规范管理，实行行政区划调整，原万溶江乡和原乾州办事处合并为新的乾州街道办事处。同年9月，街道把“城中村”合并或改为社区，经整合调整后设10个社区、6个行政村。从户籍管理上来讲失地农民也应该转为居民，即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简称农转非）。但街道村改居4年来，失地农民不但不愿转居民户口，而且原先转为居民户口的还强烈要求转回农业户口。据统计，辖区农业人口从2000年的1.9万人降到2009年底的1.87万人，转为居民和迁出300多人，其中征地农转非几乎为零。“农转非”问题已成为推进城镇化和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突出障碍。

(四)涉及失地农民矛盾纠纷不断。由于生活缺乏保障，加之征地政策不够完善，大规模征地与规划安置滞后的矛盾突出，部分农民心存不满，导致揽工、阻工、阻路和无理上访、越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影响到社会大局稳定。据统计。2006年—2009年，全区共发生到市、州上访2750多人次，其中集体访120多批2000多人；赴省进京上访20人次。

二、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补偿安置政策滞后。一是征地价格偏低。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政策精神，目前确定征地价格标准主要实行以年产值乘倍数的方式，这一方式由于没有考虑到被征用土地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土地价值的经济因素，因而存在征地价格低于土地价值的问题。同时，征地价格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固定（目前还一直延用2003年的征地拆迁补偿政策文件），不能动态反映市场价值变化，也一定程度损害了失地农民权益，导致农民抵触情绪较大。二是补偿安置方式单一，不能长期受益。根据我州现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安置补偿费的一次性货币安置，让农民自谋职业。但事实上，农民领取的补偿费在新建房屋以后，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既无余力自谋发展，又没有其它稳定收入来源，生活水平不升反降。部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行门面房安置的农民，也因为安置房建设规格低、缺乏市场带动等原因，没有长期受益的生活来源。而且，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像现行各业主单位各自为战的低档次、小规模的安置房建设，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又是拆迁的对象。

(二)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征收范围的界定不明确。由于目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对“公共目的”的解释不够明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界定工业、商业、公益、城市和农村等土地性质的区别，而且难以为被征用土地农民理解，从而导致操作困难。如目前征用的工业商业用地每亩4万元左右，公益设施用地每亩仅3万元，同一宗土地因被征用项目性质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失地农民难免心存怨言。二是征用程序不够规范。由于征地工作透明度不高，缺乏规范的预告、公示、听证等工作制度，不少农民是在被动状态下失地，且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许多农民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征地工作，甚至引发过激行为，影响社会大局稳定。

(三)户籍管理政策存在差异。一是“农转非”户口正失去魅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政策逐步向“三农”倾斜。农村农民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所享受的待遇差别逐步缩小，城镇化的王牌——“农转非”正逐渐失去魅力。二是失地农民“农转非”有后顾之忧。首先一旦转为居民将失去享受农村计划生育二胎、农村医保、申请宅基地、危房改造和家电、农机下乡补贴等惠农政策。另外，担心不能享受村土地款及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还担心原承包土地征用剩余部分会被集体收回等等。失地农民对未来“看不清、摸不透”存在着种种顾虑。三是补偿安置对象难界定。对于外来户、外嫁女、上门婿等人员是否纳入补偿安置范畴或参与村集体土地征用款的分配等问题，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在政策操作层面也无法适用。

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征地制度，规范补偿程序。建立健全土地征用中的宣传、预告、公示、听证等整套制度，以保障土地所有者权益。组建专门的土地审判法庭，公正裁决征地拆迁纠纷。要严格依法征地，程序征地，规划拆迁。规范征地行为,教育和监督行政工作人员在征地工作中不盲目动用行政权力。同时也要严格防止非法占用耕地和“圈地”现象，做到征地拆迁规范化、合法化、人性化。在补偿标准上，建立相对统一,适时调整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关键是让利于民。要坚持以被征地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根据市场行情，以重置价、土地出让用途等因素来合理确定不同时期、不同地段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同时，通过州、市政府授权，相关职能部门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听证调整，建立动态补偿标准机制，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在补偿方式上，确保各项费用直接、及时、足额补偿到村集体或个人手中，减少中间环节，防止克扣挪用行为。

(二)创新安置方式，拓宽就业渠道。除货币安置外，重点着眼生产安置，加

强对农民创业就业的帮助和指导，确保失地农民后续发展。一是创新门面房安置。改变现行零星安置，实行规模连片安置，将安置小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范畴，对今后新区失地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安置小区房屋采取以房换房和补差价的方式，以成本价面向失地农民安置。二是发展村集体经济。预留生产发展用地或部分征地补偿款用于兴办集体企业，失地农民按股权参与分红，形成生产与利益分配的长效机制。三是引导自主创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失地农民，建议享受城市下岗职工同等待遇，申报创业小额贷款，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办理营业执照，并对各种税费进行适当减免。四是开展技能培训。劳动就业部门定期开展汽驾、电工、厨师等技能培训，使失地农民劳动力掌握2—3门实用技术，提高劳动技能，鼓励创办实体，组织劳务输出，实现创业就业。五是组织致富转移。以市场为导向，采取走出去，到外地租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带动群众创业、就业、致富。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养老观念初探 篇6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养老观念；家庭养老观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8-99-2

0 引言

古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一个重视孝道的国家，传统孝道是家庭养老的基石。然而随着国家城镇化政策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开始面临困境，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1]。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破解农民的养老难题，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2]，是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重要课题。

笔者利用对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农民养老情况的一些调查资料，试图探究城镇化的推进对农民养老观念的影响，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养老观念的改变，提出培育农民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养老观念，尽可能更好的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1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观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尊老”、“敬老”的思想，舜以孝治天下，孔子提倡“老有所终”。“父慈子孝”、“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孝道伦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各朝代的统治阶级将“父为子纲”规定为封建社会基本伦理之一，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有意识的利用规范的养老制度和机构来宣传和加强这样的养老观念，使整个社会和家庭都接受了“养老、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同时，从经济角度而言，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社会极少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生活节奏缓慢，子辈向父辈学习各种生产生活经验，极度依赖父辈，离开了父辈甚至无法生存[3]。在这样的客观现实里，子辈必须顺从父辈，向父辈尽孝，给父辈养老。所以一直以来，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家庭成员责无旁贷的责任，并由此形成了以忠孝观念为引导、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以社会养老为辅的传统养老模式。

2 城镇化进程对农民养老观念的冲击

2.1 家庭养老不堪重负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家庭日益小型化。农村居民户均人口从1990年的4.8人下降到2012年的3.88人[1]。由于国家城市化政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村留守老人规模庞大，有些村子甚至成为“老弱病残村”。农村家庭面临这样的双重改变和双重压力，直接造成年轻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供养能力和照顾能力的下降。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养老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经调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湖南省长株潭地区，认为家庭养老负担“较重”或者“很重”的农户比重接近四成。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表明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确实存在巨大的压力[4]。

2.2 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力不从心

随着经济的加快发展，国家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甚至成为市民，而农村老人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需要照看孙辈以及故土难离等原因留在了农村，这种代季分离导致农村居住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农村传统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大家庭现在已经基本绝迹。由于工作压力和居住距离的原因，使得子女对父辈的赡养和照料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对老年人进行“物质、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 农村家庭成年子女大多外出打工，很少回家陪伴老人，有的甚至几年不回家，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老年人生活孤寂苦闷抑郁，感觉不到家庭亲情温暖，尤其是丧偶独居的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严重缺失。

2.3 子女养老观念逐渐淡漠

随着农村子女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与父母共同生活时间逐渐减少，亲子关系也逐渐分散和淡漠。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也在淡化，“拜金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家庭生活领域中泛滥开来。持续几千年来的孝顺价值观在年轻一代农民家庭里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对父辈负有赡养责任和义务的观念逐渐淡漠，导致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事件时有发生。据笔者的调查，一个经济不发达的村子里有17%的子女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全年不给老人支付任何赡养费。

3 培育农民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养老观念

3.1 树立自养自立观念，尽早考虑为养老做好物质准备

根据前文的分析，农村老人自我养老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必然[5]。农民应该树立起自养自立的观念：经济基础是自己养老的主要保障，应该尽早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做好物质准备。养儿防老不如致富养老。

老年人要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在年轻时可以通过种地、打零工等方式进行一些积蓄，将子女的馈赠或者赡养费积攒起来，不要随便把这些钱给了子女，根据自己的实力购买一些商业养老保险，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养老的物质准备。这样可以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万一子女不孝，起码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3.2 树立子女应一视同仁而女儿也有赡养义务的观念，积极鼓励女儿养老

“养儿防老”是农村老年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心目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养老更多的是依靠儿子，出嫁后的女儿仅作为一个亲戚同娘家来往，并无赡养的义务。这些传统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老年人应该意识到，随着家庭模式的变化、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女性地位的提升，时代在变化，男女是平等的，对女儿、儿子在接受教育、帮助抚养第三代、遗产继承等方面应一视同仁。反过来，女儿和儿子都一样的负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年人应转变思想观念，加强与女儿、女婿的互动关系，有利于今后的养老。同时政府也应在政策和宣传上多加引导和鼓励，提高女儿养老的积极性和赡养水平。

3.3 接受互助养老观念，与邻居老人互帮互助互相照顧

根据前文分析，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量年轻一代进城打工或成为市民。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数量庞大。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村老人不可能全部住进农村养老院。而在我国农村，自古以来就有互帮互助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农村老人应加强与邻居的联系，与周围邻居互帮互助，互相倾诉，互相照料，通过老年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来减少对子女养老的依赖。老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同伴关系良好，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和朝夕相处的邻居一起安度晚年。

3.4 政府应加强宣传，切实贯彻农民养老的法律法规

农民新型养老观念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依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执行措施共同发挥作用。国家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同时在刑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这些法规规定了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子女对老人养老应承担哪些具体责任，也没有规定子女拒不承担赡养义务会受到哪些具体惩罚措施，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比较差。甚至有些素质较低的子女法律意识非常淡漠，认为赡养父母只是自己的家事，跟法律无关。因此，政府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必须根据我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问题做出详细且可操作的规定。同时在农村加强尊老、敬老、养老的正面宣传教育，树立尊老助老的社会风尚。加强法律宣传，让所有人意识到赡养老人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如果不尽责任，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参 考 文 献

[1] 肖渊，李芙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6（1）.

[2] 湖南日报，2014年3月9日.

[3] 赵东苹.传统孝道的式微与农民养老观念的变革[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4] 陈浩天.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养老：需求、意愿及其区域比较[J].安微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

农民城镇化 篇7

十八大结束后,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一时之间, “中国梦”成为热词, 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中国梦”层出不穷。而对于占我国最大比例的农村人口来说, “进城”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绵延几代的一个共同的“中国梦”。今年, 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建设, 列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从今年3月至今, 回望“百日新政”, 城镇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

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问题 篇8

一、失地农民现状

由于目前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 全国各地因征地问题引发的拒征、上访甚至流血冲突等事件时有发生。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 征地补偿低, 直接利益受损。

对于征地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征地补偿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土地补偿费, 按每亩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 (最高不超过15倍) 补偿;二是青苗及其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按成本或市场价格补偿;三是对劳动力安置补偿费, 按每亩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补偿, 而且土地补偿和劳动安置补偿费之和最高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但这个补偿标准在实践中, 至少暴露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征地补偿费用远低于土地的出让收益。一般在征地后, 政府必须对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开发, 每亩的投资成本约6～7万元, 加上征用补偿之后, 其价格一般在10～15万元之间, 但出让价格一般平均在20～30万甚至上百万元。这种按国家规定价格征用, 而以市场供求价格出让的交易方式, 使得征地补偿与出让收益差距悬殊, 无形的剥夺了农民的应得利益;二是补偿费用远低于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征地补偿只是对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收益的补偿, 它并不与土地的非农业化价值以及土地非农化后级差收益的增值相关联, 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土地的价值进行了低估。同时, 征地补偿费远低于作为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 失地农民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到当自己转为城市居民后的生活和社会保障费用。于是, 被征地农民群体往往在事后才发现, 他们所得到的补偿费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城市生活开支和保障, 于是形成了聚众闹事等不稳定现象。

(二) 安置办法欠缺, 长远生计难以保障。

对征地后“农转非”人员的安置, 各地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货币安置和招工安置, 这两种措施在实践中都存在弊端。

货币安置是指政府或用地业主通过支付一定货币量, 置换农民使用的土地, 让农民自己解决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货币安置基本上是低水平的生活安排, 无法兼顾农民的就业问题, 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等, 给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带来了很大困难。

招工安置是指地方政府或用人单位依据征地数量安排“农转非”人员的就业。于是出了一些单位先招收一批补征地农民, 拿到政府的补贴, 然后不久就宣告破产, 以及出现投资不到位等原因而使土地闲置多年, 安置就业承诺就成为泡影。有的即使安置了就业, 但也由于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低下又缺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失地后很容易陷入失业的困境, 其长远生计没有保障。

(三) 征地缺乏透明度, 违规违法操作严重。

征地过程中违规违法操作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1、未征得农民同意, 有关政府部门或用地单位擅自强行征地;2、低价征收, 高价出售。一些地方政府把征地获利看作是重要的财源之一, 他们以各种理由将有升值潜力的农用地以低价征收, 然后再以市场价格高价出售, 从中牟取暴利;3、截留、挪用、拖欠补偿费等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 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在实际操作中, 屡屡出现农民理应获得的本来就非常低的征地补偿费不能真正落实, 而且常出现农民并不了解补偿真相的情况;4、征地手续不合法。按照规定, 征地应当是先规划后征地, 而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是先征地建设, 后完成报批手续, 结果就常出现铲除青苗的事件。正是由于存在诸多违规、违法操作现象, 所以造成了失地农民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后果。

(四)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具有城乡二元体制特征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 与就业紧密相连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仅难以覆盖因失地而进城打工的农民, 也难以覆盖到转为城市户籍的失地农民。同时, 正在探索过程中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不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失地农民成为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网”外人。可见,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风险加大, 利益受到损害, 没有社会保障权利;也就是说, 失地农民存在严重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加紧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二、政策建议

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关涉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 因为征地是政府行为, 所以安置失地农民、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 目前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一)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失地农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安排上, 应当遵循分类处置的原则, 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的保障政策。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将失地农民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失去全部土地后可以直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第二类是失去全部土地后不能直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第三类是失去部分土地后仍为农村居民的。在考虑失地农民的类型的同时, 还必须同时考虑两种情况:一是征地的目的, 公益性的还是非公益性的, 征地的直接受益者是谁;二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在综合考虑以上诸多因素的前提下, 分层分类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第一, 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是保障那些生活一时或一直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人群。首先, 需要界定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对象不是全部失地农民, 而是失地农民中基本生活无保障人员, 包括缺少劳动力、低收入农民;灾难、重病及残疾等致贫的农民;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其次, 需要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要从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资料要求、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和乡镇集体的承受能力等多方面来考虑。最后, 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我国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地方府、乡镇和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失地农民共同负担, 各级政府要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对低保资金的投入, 同时还必须辅之以社会化帮扶的渠道募集资金。

第二, 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其对象是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失地劳动者, 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形式养老保障的劳动者。对于已经在城镇务工经商并参加城镇各种社会养老保险下形成的征地制度, 可以一次性预缴若干年的养老保险费或给予一次性补助等方式解决, 资金来源主要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作可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进行。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由集体或用地单位为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以切实排除失地农民的老年保障之忧。

第三, 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 逐步建立由政府组织和引导, 农民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确保农民群众受益。政府应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部分资金, 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医疗等形式, 建立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 帮助失地农民解决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

第四,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保障大批失地农民的发展权, 让失地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使社会保障更具现实意义, 因此必须为失地农民搭建创业平台, 增强失地农民适应社会的能力。首先, 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加强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技能培训和素质教育,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其次, 提供再就业岗位引导创业。努力拓宽失地农民再就业空间, 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二三产业, 对开展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 进行政策引导, 创业资金扶持和后援技术支持;最后, 完善就业市场服务体系, 为失地农民提供迅速、准确、完整的信息, 使失地农民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劳动技能的职业, 同时在信息咨询、法律保障等方面提供更加优越的服务。

另外, 当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使失地农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具有平等的接近法律寻求保护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到城镇读书, 可免缴教育赞助费、借读费等等, 以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

(二) 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

诚然, 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维护失地农民的保障权益方面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仅局限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本身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 要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 还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

首先, 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土地征用补偿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 应该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 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这些补偿费用从构成上看, 至少包括:形成城市生存能力前的基本生活费、获得城市生存能力的就业培训基金、进入城市经济活动的物化资本的一部分。

其次, 引入市场机制,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 是按照土地原用途的年产值倍数来测算的, 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 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 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 结合每一区片的土地基准价、极差价、市场浮动价、土地用途、土地出让收益等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 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

再次, 研究实施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 (l) 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由国家统征后拨付, 但国家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2) 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 如有收益权的高速公路、标准厂房、各类商品市场、污水及自来水厂等, 还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让农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 避免土地被“买断式”征占; (3) 对开发性项目用地, 引入谈判机制, 允许集体土地逐步进入一级市场或一级半市场, 让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逐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另外, 要加强对征地补偿安置款的监督, 改革现行征地过程中不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首先, 改革目前政府拿大头、集体得中头、失地农民拿小头的分配格局。今后立法可以考虑在农村征地过程中, 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谈判环节, 直接与农民打交道, 确立农民在土地征收补偿中的直接客体地位, 让农民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必须保障监督的独立性和法律效力。可以成立由农民协会或村民委员会, 政府、村一定比例构成的失地农民权益委员会, 负责保证土地安置补偿费的合理分配和使用, 监管政府土地增和使用, 监管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和保障的落实情况等。

三、结语

总之, 我们要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同时积极推进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不断扩大城镇社会保障, 尤其是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逐渐将进城务工经商的部分失地农民和农转非的被征地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安全网。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 农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牺牲,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就不能再漠视失地农民的权益。只要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都能从广大失地农民的利益出发,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就一定能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姚从容.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制度安排与利益冲突.人口与经济, 2006.3.

[2]郭春华, 朱米均.我国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土地问题, 2006.1.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变迁的影响 篇9

一、农民家园意识的表征

历史上, 家园意识总是与漂泊、社会动乱、变迁联系, 因此也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话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 乡土村民开始离弃家园奔向城市, 成为离失乡土家园的客居者, 但现有的政策设计使这些农民工往往陷入既回不了家乡, 又无法在城市落户的两难境地, 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城镇化的大力推进, 改变了农民世代居住熟悉的生活场景, 有了新居, 却失去了家园归属感。没有家园的人, 自然谈不上家园意识。因此, 家园意识一定得有所附丽。首先, 一定要有让村民熟悉的场景, 割舍不掉的情怀;其次, 要有让人感怀的东西, 这些物件有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 有说不完的故事。田、园、庐、墓往往是人们对传统乡村的印象, 由此,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民的家园意识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一) 土地情感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 土地是人们衣食之母, 人们对土地的珍爱和依恋是乡土社会最为共通的情感, 也是乡土之所以成其为乡土最为醒目的标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指出, 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 对土地的态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个文化问题。

(二) 祖先崇拜

中国历来有重视宗族血缘的文化传统, 重视生育、善待生命和慎终追远三个文化理念贯彻人的一生, 如果说前两个是对理想生活追求的话, 那么后者则更多寄托了对祖先的思念及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左传·成公十三年》讲:“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统治者每年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 民间则通过设灵牌、续族谱、建祠堂、修庙宇、上坟烧纸等形式寄托对祖先的怀念。儒家观念中, 百行孝为先, “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仅是一种信条, 更是民众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祖先崇拜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 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教导, 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 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因此, 祖先崇拜在强化家园认同感、培养尊老敬老、知恩图报美德、整合社会风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乡风民俗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古风民俗, 既是当地人区别于外乡人最好的标识, 也往往是对村民进行教化、规范的活教材, 起着凝聚人心、规范行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 宗族行会、乡规民约、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祭祀禁忌、民间艺术、神话传说等等就成了家园意识的又一表征。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园意识的变迁

(一) 土地情感淡化

农民与土地本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在城镇化进程中, 谁是农民?农民是否愿意种地就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社部的调查显示, 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 新生代农民工中, 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 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尽管如此, 要让农民完全放弃土地, 进入城市也并不容易。2013年6月, 四川眉山的一项调查显示, 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 只有不到四成的人有意愿向城镇居民转变。如果除去已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 和将“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混淆, 以为搬入“新农村综合体”就是城镇化的农村居民。真正有意愿到城镇居住、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农村居民, 只有10多万人。调查认为, 影响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不愿放弃土地。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由于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就可见一斑。

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矛盾, 一方面他们不愿放弃土地, 另一方面也不愿在土地上有更多投入。据2011年央视报道, 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 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农民即便还种地, 对土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 很多是粗放式经营。新一代农民工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早已淡漠, 他们有不少是失地农民, 更不可能回去耕种父辈撂荒的土地。

(二) 家乡认同感的弱化

农民浓厚的“恋土”、“恋乡”情结, 决定了农民具有某种强烈的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无处不在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让乡村生活显得单调、落后、乏味。农二代要么出生、成长在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 脑子中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 要么从小远离农事, 或通过上学离开乡村, 或少小离家打工, 他们欣赏城市文化, 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鄙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意味着同质化、统一性, 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像一个巨大的熨斗, 伴随着各种传播工具, 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的熨烫, 即便是最落后的村落也能看到现代性的力量。

(三) 乡村伦理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说, 如果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无法”却有秩序的“礼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风俗、习惯、礼仪及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形成一种保障秩序的规约系统, 具有康芒斯所谓“隐形的制度”之特征。村民把世代流传下来的规矩习惯看做是不容争辩必须要敬畏和遵守的, 违反规则就可能承受来自外界的谴责和内心的折磨, 甚至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大量研究表明,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传统乡村伦理由于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迁, 甚至出现伦理性危机。

传统社会里, 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奢侈浪费在乡村社会则是很受诟病的恶习。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升, 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消费甚至超过一线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 青年农民的消费方式已经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 时尚的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装修等都在向城里人看齐, 休闲方式也更有闲情逸致。

但另一方面, 乡村的攀比浪费之风也越来越令人关注。城镇化进程中, 现代因子的渗入极大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村民心目中某种品位的象征。传统社会对“面子”的重视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本的竞争使乡村俨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 村民在房子、大件耐用消费品、婚丧嫁娶等重大支出项目中摆阔、比拼之风愈演愈烈, 已经成为村庄不能承受之重。基于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攀比, 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受到挑战、冷落甚至是嘲弄, 一些村民甚至为了钱从事为人不齿的行当, 坑蒙拐骗、制假造假, 价值观扭曲。

勤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德。但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 农村的劳动强度和用工总量大大降低, 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 加之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 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沉溺打牌赌博之中。在田地里劳作的多是中老年人, 年轻人即便不去打工, 也不屑于田间劳作, 种地产出效益低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没出息, 没面子。

信任弱化。费孝通指出“在熟人社会状态下, 信任是必然的产物”。但城镇化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格局, 人口的流动性增强, 村庄的舆论压力也逐渐失去过去的督导、教化、规范的作用。熟人社会逐渐变成“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人的社会。当这种变化来临时, 传统社会中被挤压约束的劣质文化和市场经济中衍生的负面效应结合起来, 不但使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信任, 连熟人之间本应具有的信任感也变得摇摇欲坠。王露璐教授的研究表明, 村庄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

(四) 祖先崇拜弱化

按照贺雪锋的划分方式, 祖先崇拜应该属于本体性价值层面。传统社会村民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 但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加之家庭格局及现代人生产方式的变化, 祖先崇拜在仪式上、内涵上发生变化甚至弱化都在所难免, 但孝道的衰落而导致的伦理观念的异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一方面, 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 祭祖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漂泊在外的游子、离开乡村生活在都市的外乡人, 每当遇到祖先的忌日或重大节日, 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思。乡村的葬礼更是繁琐而隆重, 极尽哀思, 尽管其中有不少属于面子竞争的成分。一些富裕起来的地区出现的续家谱、修宗祠的活动, 包括政府参与的大型祭祖活动则不断强化民众对祖先的追忆。但由于村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加剧, 加之近代以来对农村宗族势力的打击, 许多地方的农村既无宗祠, 也无具有人格和道德权威的长老级人物, 因此一般不大可能组织规模性的祭祖活动, 更多的是村民对自己直系亲属的祭奠。

另一方面, 乡村老人的处境又令人堪忧。在许多地方, 随着农民进城打工潮的兴起, 不少农庭青壮年劳力把子女和农事丢给老人, 一走了之, 老人成了廉价劳动力, 至于对老人的赡养和精神慰藉就无从谈起了。许多老人老无所依, 病无所养, 农村老人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礼遇。

讲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历来是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不懈动力, 也是祖先用以鼓励后代为家族争光的勉励之词。孝道衰落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沦丧, 是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茫然和淡化。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现代化的转型意味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欧美社会就是在抛弃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家族、宗族主义影响后, 逐步建立起不徇私情、不重血缘地缘的现代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 祖先崇拜弱化或许会淡化地缘、血缘关系, 有利于建立自由公平的现代人际关系。但处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 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起来, 优秀的传统美德又被抛弃, 是否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另一个副产品呢?

三、结语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 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和保守, 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受到冲击, 人员流动推动了社会变迁。但负向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情感弱化、传统伦理道德危机、乡土文化没落、乡村社会离散等。当代农民家园意识逐渐淡化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粮食安全、社会治安、新农村建设、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日渐凸显。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被侵蚀, 其现代价值也不断受到质疑。长远后果可能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精神家园, 个体精神破碎与虚无日益弥漫, 现代化也将失去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郭少峰: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 愿回乡民工不到一成[N].新京报, 2011-10-31.

[2]王露璐.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EB/OL].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 2009-7-15.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篇10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 作为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城镇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 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的问题。新型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农业地域向非农地域、农业活动向非农活动的转变, 而不是对农村与农民的消灭。城镇化中农民要转变为市民, 更是转变为一种职业。从农民的土地权益来看,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征收, 这就形成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观念认为,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农村跟不上城镇的脚步, 其实不然。这个问题不在农民, 而在于法律。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权益的保护, 必须借助于法律的推动与保障。如果法律制度完整且合理, 其对于农民权益的保护也将是有力的, 反之, 则只能成为空话。法律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中心, 在城镇化建设的农民权益保护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关键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 因此, 解决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 是我国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制度, 保障农民福利的关键。2014年7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细则正式出台。其对于户口的迁移, 人口管理方式以及对相关人口的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与措施, 将对中国的城镇化改革进程与农民户籍制度的完善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产生了职业农民的新概念。我国地大物博, 农业产业也不只种植业一种, 城镇化过程中往往会忽略了对渔业人口的保护。据统计, 2012年我国渔业人口已达2073万人, 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渔业人口的生存空间正不断缩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辽宁省庄河市开辟了“城市渔村”。庄河市渔业人口有10万余人, 占市人口总数的11%, 在城市渔村里, 渔民变为了市民, 也成为了专业的渔业产业工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职业渔民, 也是职业农民的一种形式。庄河市开辟的这一新型产业状态很好的适应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无论是对渔业的城镇化还是种植业的城镇化, 都有很高的启发与示范意义。[1]

二、新型城镇化中农民权益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存在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 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着改变, 土地对于部分农民来说已不是唯一的生活资料, 但对多数农民来说, 其生存的长期保障仍是土地。[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并给予补偿, 但农民在寻求土地补偿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我国的村民委员会法规定, 涉及村民利益的问题要经过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决定。并且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 村民也会首先寻求村民委员会的帮助。这样, 农民将无法在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直接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支持, 要想得到政府的保护通常都会就会走弯路。

同时, 对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同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规定,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这样一来, 对于农民被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实际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而具体如何管理却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这样就易引起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与争议。

(二) 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法律问题

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 身份地位的差异, 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上存在的缺陷, 使得农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保障与城镇市民的不对等。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农村社会福利保障的立法。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这一条文规定比较笼统, 偏原则性。虽然我国各地区针对农村的福利保障制定了一些零散的规定, 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制度, 使得农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出现难以寻求法律帮助的现象。同时, 我国对于农民福利保障的立法不能只针对现存的农民群体,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许多新型农民群体将会出现, 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 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法律问题

2013年5月发布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农民, 还是以从事农业为主, 但是由于没有完整的法律制度规制, 职业农民在执业的过程中往往会偏离农业, 偏离其本来的目标。因此, 职业农民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指引。对于职业农民的管理, 欧洲普遍规定必须先进行专门的农业职业教育, 并进行农民资格考试, 只有考试合格才发给作为农民的资格证书。[3]而我国并没有法律对此作出任何规定, 形成了职业农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

三、通过法律的建构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一) 通过完善法律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完善土地制度,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我国应通过土地管理法等做出具体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规定。首先要针对城镇化中农民失地的大背景, 具体规定土地征收制度的流程, 土地流转的条件, 灵活制定土地租赁与买卖的规则等。以我国目前的土地租赁情况来看, 在诉讼活动的各个阶段, 都是把土地的租赁作为一般的租赁合同来处理。因此, 对于承租人权利的保护都是根据租赁合同来实现,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物权。为了保护承租人的利益, 要突破租赁合同的束缚与限制, 这样才能鼓励土地租赁流转的发展, 也为城镇化后农民土地权益的发展提供出一条更为灵活的道路。在规定具体实施的条文的同时, 更要注重发挥政府监督的作用, 使村民委员会在对土地问题进行初步解决后, 能够进一步的给予农民权益以政府保护机制。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政府平时应重视对城镇化中农民土地出现的问题, 随时进行监督, 保护农民的权益。对于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关于土地补偿费如何运用的矛盾, 应当制定具体的细则, 规定其中部分归于集体进行统一安置, 用于农村集体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部分按照比例分配给农民。集体组织也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土地补偿基金, 严格制定管理细则, 不得滥用土地补偿基金, 不得用于偿还集体的债务等与农民利益无关的事项。

(二) 通过完善法律来维护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镇居民享受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保障权益, 而农民由于身份的差异, 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相对少很多。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农民群体应给予更强的保护力度, 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还是针对城镇人口制定的, 因此城镇化中农民的地位就显得很尴尬。现如今农民福利权益中较为落后的方面就是保险利益。例如失地农民, 由于其失去了土地收益, 在年老时就没有了生活保障, 因此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险规制, 应重点放在养老保险的方面。在完善保险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法律的保障, 从农民保险新型模式的建立, 适应农民收入的缴费标准, 独立于城镇居民的保险资金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建设, 构建一套更为适合农民权益保护的保险法律体系。通过某一方面的单一努力只能解决个别的问题, 必须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在宏观上作指导。立法的重点在于创新, 在于对农民群体的福利保障权益进行专门的立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通过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益问题的整合, 进行系统的法律体系筹划。例如, 制定一部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社会保险法》, 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结构,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工伤保险;农民工失业保险;农民工生育保险;农村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农村社会保险监督;法律责任等。

(三) 通过法律完善职业农民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农民群体数量约在2-3亿人, 但是这一群体中却很少有掌握着专业技术的人员, 大多数仍是停留在较低水平的学历上。因此, 应制定有关职业农民的规定与意见, 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 并保证职业农民应得的收入, 这样, 才能让传统的农民抛弃旧的耕作方式, 转而向更适合城镇化的职业农民发展。在对于农民教育的法制建设上,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较为重视实效, 可操作性强。并通过立法给予农民教育以政策上的支撑, 这样可以保证职业农民教育的稳定发展。[4]相对来说, 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白。为了更好的保障职业农民系统的发展, 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法律进行完善:通过法律规定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机制, 并具体制定完整的培养教育体系。在完善教育体系的同时, 制定完整的从业资格机制。制定职业农民的从业资格,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申请职业农民资格的条件;不予授予职业农民资格的情形;对职业农民资格的监督等。同时, 要通过法律建构合理的职业农民收入体系。职业农民不同于传统的农民, 由于他们有更强的技术性, 理应有更为丰厚的收入来支持。

总的来说, 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建构, 填补相关法律空白, 首先, 要确立合理的立法指导思想。例如, 坚持平等公平的思想,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其次, 要设计合理的法律结构与体系。如农民工劳动权益救济的解决机制, 我国的劳务纠纷实行先仲裁后诉讼的方式, 由于农民工的知识与收入水平有限, 可以通过简化农民工劳动争议解决的过程, 使农民工诉讼权益的行使更加方便快捷。最后, 在完善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同时, 加强宣传力度, 加深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 使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不仅仅是被写在纸上, 更要深入人心。

摘要：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 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支持新型城镇化。但是在此过程中, 由于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城镇面积的增加等, 使农民的权益保护与城镇化的进程出现了矛盾。国家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农民的权益, 但是在其建制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解决农民土地、社保以及职业农民建设在法律上存在的缺陷,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加强普法宣传, 是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权益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土地权益,社会保障,职业农民

参考文献

[1]李慧敏.庄河探索渔业城镇化[N].中国渔业报, 2014-05-19.

[2]柳李莉, 张晓群.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 2009 (2) :28-29.

[3]郭智奇, 齐国, 杨慧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2 (15) :7-13.

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劳动关系浅析 篇11

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面临调整。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工作的同时，也使人们对农民劳动关系更加重视。根据农民劳动关系的特点，提出有效地保护农民在劳动中的权益的方法，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起到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劳动关系问题解决方法

前言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大量农民就会从土地的耕作中解放出来。加上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崛起，位于城镇的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就必然导致大量农民涌进城镇工作生活。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踏实肯干、吃苦耐劳、身体素质好等优点，但同时文化水平低、自身约束力差、流动性大、维权意识弱等缺点也限制其工作性质。这些缺点也导致大量劳动关系中农民处在非常被动的位置。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关系很难得到保障，就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对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关注和帮助，使得农民劳动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1.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1.1城镇化发展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长久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投资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对基础设施进行开发建设、维护更新。例如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电网、石油管道、水坝等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既拉动了资金的流动，促进钢铁、水泥、电力等行业的发展，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减少了失业率，保持了社会的繁荣稳定。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无限增长，这样会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建造无人居住的“鬼城”、无车行驶的高速公路，都是极不可取的，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沿海省市大量民营企业进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并对外出口，为我国赚取大量外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近年美国“次贷危机”、欧盟各国债务危机等事件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消费水平下降，严重打击了主营对外出口业务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变缓。

1.2经济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是进行城镇化发展

欧美经济遭遇经济危机，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使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变得悲观。中国经济在这个大环境下，就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求变，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转变，突破瓶颈。进行城镇化发展就是其中一项转变。

如前面所说，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更大的消费群体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于此同时，城镇化的过程就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城镇房地产、餐饮、医疗、教育等各行业进行发展，消费性投资的诞生就理所当然，使得这一轮资金的投放有了渠道。另外，农民的涌入和资金配合使得工业有一个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契机，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分化和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如果转变成功，对中国经济今后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服务业，大量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其竞争更加激烈，行业水平整体得到提升，增加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和幸福感。

2.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关系

2.1劳动关系的性质

所谓劳动关系，即劳动力使用者——包括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关系是经济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关系，它是上千年来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成果，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关系也不相同，它由其所有制性质所决定。一般来说，勞动关系有三种类型，即利益冲突型、利益一体型以及利益协调性。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的出现、产权的明确、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劳动关系也一直在发生改变。但是，劳动关系的定义和性质没有变。

2.2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劳动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农民通过租用地主的土地，在上面耕作并交纳粮租的形式与地主之间保持劳动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国家所有，具体来说归集体所有。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完全由自己支配，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时，农民基本上不和外界建立牢固的劳动关系。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进入城镇，不再拥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原有的收入来源被切断。为了能在新环境下更好地生活，就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一部分农民要去工厂、建筑工地等地方打工，这就迫使他们与雇主之间建立起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

3.现阶段农民劳动关系出现的问题

3.1农民劳动关系建立不完善。由于缺乏相应的维权意识，农民在与雇主之间往往没有建立起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象。但农民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法律意识淡薄，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签订一些对自身极为不利的合同。在安全事故发生时雇主往往以所签的合同逃避责任，使农民务工者处在十分被动地位。

3.2农民就业机会较少，待遇水平低，保障性措施缺失。老一辈的农民在城市务工往往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干一些城市人不想干的重体力劳动，新一代的农民大多数从事的也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劳动往往工作时间长，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这就造成农民务工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但薪酬待遇较低的局面。农民务工环境往往较差，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障设施和安全培训，致伤致死率较高。而且由于大部分农民务工者没有交纳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退休金等，导致出现病无所依、老无所养的情况。

3.3薪酬拖欠问题严重。有些建筑工地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剩余薪酬待年底或施工结束后一起发放。如果雇主最后携款而逃，就会造成农民一年甚至几年的劳动没有结果，往往引起农民做出过激行为，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工厂通常会扣押一至两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当务工者离职的时候，雇主又以各种借口不予归还，严重打击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

4.解决城镇化发展状态下农民劳动关系的方法建议

4.1政府主导，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政府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企业、工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对于务工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要求雇主限期进行整改。对农民务工人员实行免费法律援助，完善薪资追讨途径，确保其能够完全享受到劳动成果。

4.2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根据城镇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针对农民务工人员流动性大、薪酬低等特点，对医疗保险、养老金等的收缴制定出针对性措施，做到农民务工人员参保的连续性、无差性。处理好雇主与务工人员的关系，促使雇主主动为务工人员办理、交纳“五险一金”，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4.3培养农民法律意识。以媒体为途径对农民进行维权宣传，使其了解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重要性，明确自身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鼓励农民主动拿起法律武器进行还击。引导农民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签订责任明确的劳动合同。建立农民公会，个人通过公会与雇主进行谈判，增大农民务工者的维权力度，确保其劳动关系得到充分的保护。

5.结束语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在未来的十年内将会逐渐加快，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虽然现阶段城镇化的方向有些偏差，但不能阻止城镇化发展的脚步。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城镇化的重要性，针对我国的实际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的道路。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建立和法律法规的完善，政府保护农民劳动关系的力度越来越大。加上各类社会团体的协助和农民本身维权意识的增加，农民劳动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城镇化的发展中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只有用积极的态度联合各方能量，才能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06:4-14,25.

[2]耿艳丽,李功田.目前农民工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12.09:179-181.92.

[3]徐伟.社会转型期农民工劳动关系权益问题分析.商业时代.2010.29:99.89.

论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篇12

一、城镇化及我国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过程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 城镇化是指在工业社会时代, 人们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逐渐上升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城镇化进程一直保持着加速度的前进趋势, 在这种趋势之下的城镇化道路不仅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

二、城镇中关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征用数量大, 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日益严峻, 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在:

( 一) 城镇化的进程中征收大量农用地, 失地农民大量增加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数量庞大, 因此, 我国城镇化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征地规模大, 失地农民数量多。实践中, 大量存在着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 低价征用农民大量土地的现象。根据我国《宪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进行相应的补偿, 滥用公权力对土地的征收与征用, 均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中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公共利益基本原则, 并且以公共利益之名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 以很低价格强行征收征用农用土地, 严重损害广大农民合法权益。

( 二)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在城镇化浪潮中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农业生产活动外, 基本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 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另外低收入农民又由于失去土地找不到新的工作, 长期下去, 导致没有了生活来源, 造成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以及养老费的缺失。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他们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失去保障, 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

( 三) 对征地补偿的方式过于单一, 征地补偿金低, 测算方法不合理

目前, 我国的征地补偿方式主要是采用现金补偿, 或者是让农民放弃土地, 从而获得城镇居民资格以此来获得社会保障。补偿方式过于单一使得许多农民在进城之后由于没有谋生技能, 致使长期没有工作, 生活得不到保障。正是因为我国目前土地补偿标准过低, 导致测算出来的土地价格不能够如实反映当前的土地价值, 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的征地补偿。

三、城镇化进程中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建议

( 一) 完善保障农地征用补偿公平、公正的法律机制

首先, 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关键是制定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征地规章, 其次, 要做到公平、公正必须对于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依照法律规定予以严格的规范, 积极监督、约束各级政府公权力, 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征用一系列补偿机制。同时, 着力分析研究现阶段我国农用土地征收、征用的现状以及问题根源所在, 分析农地征收、征用应该消除的法律缺陷, 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角度明确农用土地的征地利益构成和分配方案。

( 二) 完善现行征地补偿制度

现行征地政策不合理是失地农民补偿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有关失地农民问题的政策的缺陷必然导致土地收益权利的缺陷, 这一点在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失地农民补偿制度的不完善, 补偿机制不合理, 使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与就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因此, 对《土地管理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应该进一步修改, 以此不断完善城镇化进程中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制度, 保护失地农民切身利益。

( 三) 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机制

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只有就业才能获得生活来源, 保障日常生活所需, 从而得到生活、生产上保障。首先, 各级政府针对失地农民应该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积极鼓励失去土地的农民学习专业技能, 参加技能培训, 使其能够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其次, 努力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援助, 鼓励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就业。另外, 还可以通过转变农民的就业观念, 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 提高失地农民再就业竞争能力, 积极促进广大失地农民积极再就业。

参考文献

[1]于建嵘.中国城镇化与农民权益保障[EB/OL].中国网, 200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