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道路

2024-07-21

农村城镇化道路(精选12篇)

农村城镇化道路 篇1

长岭县西北地区是指受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的太平川镇、八十八乡、三十号乡、北正镇、大兴镇 (原永升乡和大兴镇合并) 、三团乡六乡镇, 该地区幅员广大, 领土面积为长岭县总面积的40%, 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县财政贡献率低, 是长岭县最为贫困的地区。该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长岭县的整体发展。

1 西北地区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具有直观、清晰、系统、全面说明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区情的分析, 得出该区的发展战略, 以期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

1.1 优势 (Strengths) 分析

(1) 交通便利。

该地区地处两省 (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四市 (松原、白城、四平、哲盟) 的边缘结合部, 地缘优势明显, 交通发达。203国道和省道长白西线在县内交叉通过, 通让、平让铁路在境内的太平川站交会, 全县村村通公路工程基本竣工。该区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

(2) 幅员广大, 便于规模化经营。

由长岭县政区图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乡镇数目少, 但幅员广大, 相当于其他乡镇的2倍。该区土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38.2%, 而人口却只占17.7%, 是一个典型的人少地多的地区。非常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3) 林草资源丰富。

该地区林草资源十分丰富, 是全县最适宜发展养殖和木材加工的地区, 具有规模开发与经营潜力, 为该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

(4) 矿产资源丰富。

太平川镇境内地下矿藏资源较多, 蕴藏着大量的硅砂、原煤、石油、天然气、伊利石等矿藏。特别是已探明原煤储量在5亿吨以上, 具有广阔开采前景。

(5) 工业基础雄厚。

镇内工业基础雄厚, 全县70%的工业、企业分布在太平川镇, 是长岭县工业基地。太平川镇1992年以前为白城地区开发开放试验区, 1993年被松原市确定为经济技术开发开放区, 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太平川镇设立工业园区。

1.2 劣势 (Weakness) 分析

(1) 自然环境恶劣。

西北部地形是沙丘和丘间平地, 主要分布于八十八、大兴、北正镇、三十号、三团、太平川6个乡 (镇) , 沙丘的东西走向三道半固定沙岗为主, 面积较大属多年风积沙丘。土壤为风沙土, 耕层土壤很薄, 自然肥力较差, 土质松散, 跑水跑肥, 易受风剥。该区主要用地下水, 许多地方已处于超采状况, 水资源危机比较突出, 同时该区旱灾频繁。

(2) 产业结构不合理。

虽然三次产业比重由“九五”期末的63∶14∶23调整到2006年的56∶20∶24。但第一产业远大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之和。

(3) 乡镇企业布局分散, 乡镇规模小。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乡镇企业长足发展, 有利于产业集聚。但该地区乡镇企业自身规模小、经济实力较弱且布局分散, 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进入, 不利于招商引资, 限制了产品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同时乡镇的功能仍旧停留在政治、文化、集市中心, 对农村的带动、辐射功能弱。

(4) 经济总量少, 财政投入不足。

长岭县是农业大县, 财政困难, 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尤其恶劣, 农业生产受限, 经济发展相对该县其他地区还要落后, 政府财政投入明显不足, 形成该区域城镇化的瓶颈。

1.3 威胁 (Threats) 分析

(1) 政治威胁, 政府协同。

西北地区各个乡镇为了追求本乡镇的利益, 对管辖范围内的资源和权力十分看重, “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 政治协同力度弱。这必将降低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 极其有限的资源又被分摊到多种用途上, 其结果是资源不能有效配置, 大大提高了机会成本,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 自然风险。

干旱和风灾是该区最主要自然灾害, 且旱灾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 干旱危害耕地大于100万亩的有5个年份, 几率为9年一遇;受旱耕地大于50万亩的有14个年份, 平均为3.6年一遇;受旱耕地大于10万亩的有33个年份, 几率为1.5年一遇, 基本上是旱灾连年, 2007年出现农业绝收。

2 核心城镇的选择及建设

2.1 增长极理论 (区域非均衡化发展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增长重要理论。它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与其他同类经济体相比, 具有增长快的特点;二是对其他经济体有极强的影响作用。长岭县西北地区有6个乡镇, 这6个乡镇都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困扰, 经济发展困难, 如果采取均衡发展战略, 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2.2 核心城镇的选址要求

(1) 具有良好的经济腹地和强大的辐射力。

良好的经济腹地对区域经济中核心城镇的发展至关重要, 它要为核心城镇提供连续不断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 这样核心镇才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同时, 来自于周边兄弟镇支持的核心镇又要有足够的辐射能力, 这样才能激发周边兄弟镇的支持, 满足兄弟镇的需求。没有相互的扶持和共同作用, 核心镇难以发展起来, 也就无法推进区域经济的升级改造, 也就无法促进区域经济大发展。

(2) 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核心镇的选择应该着眼于未来, 它不应该仅仅是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同时也应该是未来几十年里的经济领跑者, 这样的核心镇才有活力, 才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升级。这就要求核心镇应该具有长足的发展潜力。

2.3 西北地区核心城镇的选择

通过对6个乡镇各指标的综合考证, 我们可以看出, 太平川是交通、基础设施、资源、产业、地理及信息化水平综合评价优势最为明显的乡镇。因此, 其作为西北地区的核心城镇, 将是带动西北地区发展的活力地带, 应该作为重点投资建设的城镇。

3 建设核心城镇的对策措施

3.1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定位专业特色镇

该区林草资源、矿产资源都很丰富, 在特色镇的选择上面临着困难, 应如何定位特色镇成为该区能否摆脱贫困, 走中国特色强镇的关键, 如果没有侧重, 兼顾开发, 就不具备特色, 同时财政负担大, 这样不仅困难重重, 而且无法壮大, 不可能实现全方位发展和全面超越。

长岭县财政困难,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同时又是乡镇行政建制区, 想要建设门类齐全的三大产业体系, 既不现实, 也不具备条件, 因而西北地区应该结合本地的基础条件和区位特色, 建设本地的特色产业, 西北地区具有天然的林草资源优势, 应该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 应该以正在壮大开发的矿产资源为依托, 着眼于该区的畜牧屠宰加工业发展, 并将其定位于该区的特色战略目标。走生产、加工、销售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条龙之路, 实现该区经济十足快速发展。

3.2 引导人口集聚

袁中金、刘君德等人通过对全国17个省的1663个中心镇的统计分析表明, 中心镇区人口每增加一个统计级别, GDP增加1.5亿元, 人口城镇化率增加5.4个百分点, 人均收入增加400元, 三产产值增加0.9亿元。因此核心镇区应该加快产业升级, 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 吸引更多的人流, 同时政府应该放宽户籍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 优化房屋居住等基础设施。

3.3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向核心镇集聚

长岭县西北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有效地利用比较优势, 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引导各乡镇企业适度集中于太平川镇周围, 鼓励乡镇企业和人口向太平川镇集聚, 放宽投资政策, 积极发展民营经济,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在太平川镇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针对该地区畜牧业、养殖业和林业发达的现状, 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 在太平川镇发展屠宰加工业, 充分应用玉米秸秆发展畜牧业饲料, 建立木材深加工基地, 发展特色产业,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推进太平川镇的城镇化建设。

3.4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该地区有快速便捷、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铁路网, 交通方便, 便于产品的外运销售, 非常符合现代企业投资建厂的硬件标准, 但是由于该区的市场准入门槛太高, 把大批的投资商拒之门外, 作为政府, 应该放低准入标准, 加大投资优惠政策,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催化该区经济的稳步发展。

3.5 消除制度性障碍, 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目前的城乡就业结构是长期实施不适当政策的结果。要消除妨碍人口迁徙和就业的种种限制, 不仅要改变户口等成文的正式制度, 更要逐步消除住房、医疗卫生、劳保、养老和子女就学等各种事实上对人口迁徙和移动就业的阻碍, 真正形成统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降低以至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成本, 让劳动力要素顺利进入城镇, 支援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袁中金, 刘君德.中国中心镇区人口规模研究[J].城市规划, 2004 (6) :12-21.

[2]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d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农村城镇化道路 篇2

材料一:什么是“城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市长眼里,“城镇化”是从发改委争取项目再好不过的陈词;在企业家眼中,是又一轮投资热潮的前奏;在投资者看来,与城建相关的股票会迎来一轮疯涨;而在维权律师看来,这将可能导致农民又一轮大规模“失地上楼”……其实,在专家眼里,“城镇化”的本来含义,是让农民逐渐变为市民,从而带动商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一系列内在需求,摆脱对投资、出口的简单依赖。这也是所谓的“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以及“差距也是潜力”说法的来由。

(1)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结合材料,请依据《经济生活》相关知识,谈谈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意义。

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请结合《政治生活》相关知识,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党、政府与民众该有怎样的行动或互动以避免农民新一轮大规模“失地上楼”的悲剧。

参考答案:①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政府要积极履行其职能;工作原则,宗旨,坚持依法行政,审慎行使权力,科学民主决策,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③公民可以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等方式参与民主决策,通过信访举报制度等渠道参与民主监督。公民要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法律,规则,程序,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

材料二:据媒体报道,《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毕,将于2013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前后对外发布。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能否有效稳定农业发展、妥善推进农村改革、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则是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住建部对此特别强调,要尊重既有村庄格局,尊重村庄与自然环境及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防止盲目规划新村,不搞大拆大建。同时,要重点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保护和体现农村历史文化、地区和民族以及乡村风貌特色,防止简单套用城市规划手法。

(1)运用《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说说,党和政府为什么提出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思路?

参考答案:①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政府要积极履行其职能;工作原则,(2)运用《哲学生活》的相关知识说说,住建部的“特别强调”体现了哪些辩证法智慧? ①联系是具体的,客观的,要求我们坚持联系的眼光看问题。

②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其决定作用。要求我们抓住主要矛盾。③矛盾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④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材料三:住建部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启动村庄规划试点工作。短期来看,是为了确立中国农村改造的示范地区,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可以参考的蓝本。而从长期来看,则是为了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罔顾现实情况,一味“求快求大”的发展模式,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1)结合材料,请你为住建部在城镇化建设中提出合理的建议,并指出其中的哲学依据。参考答案:①先试点,再推广——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②改变一味“求快求大”的发展模式——辩证否定观,树立创新批判意识

转变思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篇3

一、现状及特点

吉林省的城镇化进程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迅速膨胀,上世纪60年代的“反城镇化”,文革期间的停滞,改革开放后的快速推进,受“东北现象”影响的再停滞,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缓慢发展等阶段,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突出特点。

(一)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区域分布不均衡

2012年,吉林省城镇化率达到53.68%,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按照自然地理分布,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状态。东部为山区和丘陵地区,由于林场职工全部统计为城镇人口,使得延边州、通化市和白山市的城镇化率分别高达68.1%、55.9和69.4%;中部为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区,是我国粮食主要产区,也是吉林省集聚人口的主要区域,分布着两个特大城市长春市和吉林市,两城市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6.8%和57.3%,其他两个城市四平市为42%,辽源市为58.4%;西部为松辽平原草原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白城市城镇化率为42%,松原市则仅有39.3%。

(二)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趋势明显

吉林省已初步形成了以长春和吉林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以区域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为节点的城镇空间布局体系。在等级结构上,省内市辖区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2个(长春、吉林),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个(四平、延吉),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9个,10万—20万人口城市10个,10万人口以下城市25个,建制镇430个,城镇建成区总面积1271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68%。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不断提高,长春、吉林两市城镇人口占全省的比重为29.62%,区域中心城市为22%。尤其是长春市,新世纪的十年里常住人口增加超过50万人,城镇人口增加超过70万人。

(三)人口和经济分布基本一致,中部为核心地区

吉林省已初步形成了“一区、三组团”的城镇化格局。其中中部城市化地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和梅河口市)包括20个县市239个乡镇,人口占到全省的73.8%,地区生产总值占80.1%;东部图们江下游组团(延边州—延龙图和珲春)人口占全省的8%,地区生产总值占5.6%;东南部城镇组团(通化、白山,不含梅河口)人口占全省的10.7%,地区生产总值占9.5%;西部的白城市人口占全省的7.4%,地区生产总值仅占4.8%。

(四)区域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2012年,吉林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383公里,基本形成了“四纵三横”铁路网。公路网总里程达到9.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252公里。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完成一期工程扩建,长白山机场通航,建成了“一主四辅”航空运输网络,2012年完成旅客吞吐量707.7万人次。引嫩入白、哈达山水利枢纽等重点水利工程建成或在建,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基本完成。土地整治重大项目顺利推进。500千伏电网骨干网架已建成,电力装机达到2398.9万千瓦。污水处理厂实现了县级全覆盖。2012年,吉林省城市市政设施投资规模达到678.5亿元,用水普及率达到92.7%,用气普及率达到88.3%,万人拥有排水管道长度6.1公里,集中供热面积达到3.48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53平方米,绿化覆盖率34.2%。以上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吉林省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城乡收入差距较小

2012年,吉林省每万人拥有小学以上教师123.4人,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和天津;群众文化活动站889个,实现了每个乡镇拥有一个的目标;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44.2张,居全国第5位;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1人,居全国第10位;城镇就业人口1337.7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7%;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9.9万人,新农合参合人数1328.45万人,参合率达到99.41%。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8元,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之间,低于全国人均24565元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吉林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598元,处于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之间,高于全国7917元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利于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六)支柱产业明显,园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

2012年,吉林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1.8∶53.4∶34.8,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共实现10525.7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8.2%,其中汽车制造、农产品加工、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总量的56.6%。吉林省拥有省级以上开发区68个,工业集中区40个,吸纳就业人口248.5万人,占到全省二三产业城镇就业人口764万人的32.5%。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到计划经济时期非正常城镇化过程的深刻影响,以及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农业还占有较大比重等因素的影响,吉林省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下大力气加以破解。

(一)城镇化率增幅缓慢,动力明显不足

从2002年到2012年,吉林省城镇化率从50.88%提高到53.68%,仅提高了2.8个百分点,尤其是近五年来增速更为缓慢,年均仅增0.04个百分点,基本上又再次进入了停滞状态。与同在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相比,吉林省的城镇化率分别低11.97和3.22个百分点。人口总量上吉林省是净流出省,2012年迁出省外人口14.9万,迁入人口只有8.1万。若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则吉林省流出人口超过百万。其主要是由于经济总量小、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吸纳就业能力有限所致。endprint

(二)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中小城市小城镇发育不足

吉林省城镇化结构的等级规模以中小城市为主,现有的9座区域中心城市中,虽然有2座特大城市,但也仅有2座大城市和5座中等城市。与辽宁省的4座特大城市、9座大城市、1座中等城市相比,吉林省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都相对较弱,导致人口向长春的集聚趋势明显,而通化、辽源、白山和延边等地区总人口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人口的能力明显偏低,全省430个建制镇中,有70%的小城镇人口不足3万人,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低,难以起到连接城市、辐射乡村的作用。

(三)城镇基础设施老旧,综合承载能力亟待提高

吉林省城镇建设资金相对短缺,造成了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供水管网老化严重,全省供水平均管网漏失率近40%,个别城市高达50%;乡镇供水设施简陋,供水普及率不足30%。现有的约2万公里供热管网中,一次网老化的有868公里,二次网老化的有3295公里,急需更新改造。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为12.5平方米,低于全国13.8平方米的平均水平。长春、吉林两市的快速路、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10.2标台,排在全国倒数第5位,停车场仅为36.9平方米/标台,远远低于全国平均104.7平方米/标台的水平。

(四)衰退城市比例较高,就业问题突出

吉林省有白山市、辽源市、舒兰市、九台市、敦化市、通化市二道江区和汪清县等7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这些地区全部呈现出衰退的状态,接续替代产业发展较为迟缓,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口再就业困难。如辽源市2005年登记下岗失业人员4.5万人,到2012年仍有1.07万人没有消化;九台市2005年的3.5万下岗职工,只安排了1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三、对策建议

针对吉林省城镇化所面临的困境,应按照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求,明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化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以规划引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一)科学编制规划,引领城镇化健康发展

要积极组织开展编制或修改完善省、市、县、镇四级城镇化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合理确定各级城市的性质、结构、发展方向和用地布局。其中尤其要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遵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使其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为基础,注重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有效衔接,建立城乡一体的规划管理体制。在规划中还要强调突出各地的特色,以历史文化、产业优势、自然生态、沿边开放等多样化的模式,促进不同地区推进城镇化发展。

(二)突出重点区域和轴线,多层次推进城镇化建设

要积极推动长吉一体化建设,带动吉林中部地区加快形成在全国具有地位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注重转变特大城市的职能,以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带动人口疏散,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哈大(哈尔滨—大连)轴线为重点,积极培育珲乌(珲春—乌兰浩特)、舒梅(舒兰—梅河口)等二、三级轴线,增强轴线上重要节点城市吸纳集聚人口的能力。大力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引导人口向县城集聚,有序开展县改市,推动有条件的县城建设中等城市。依托特色产业、文化民俗、生态绿色、旅游观光等特色资源,打造一批旅游名镇、边贸强镇和产业重镇。对于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赋予与人口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使其成为联系城乡的重要节点。

(三)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住房建设和改造步伐。推进城镇市场体系建设,鼓励大型物流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城镇建设商贸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进一步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统筹安排城镇域外配套设施建设,在区域发展中优先安排交通、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向重点城镇延伸和覆盖,有效衔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间的基础设施。

(四)抓住难得机遇,加大老工业城市更新改造力度

吉林省的老工业城市历史欠账多,功能不完整。资源枯竭型城市分布着大量历史形成的沉陷区、采空区、工矿区、林矿区和城市棚户区,这些区域内的路、水、电、气等市政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更新改造任务繁重。一些城区老工业区如具有代表性的吉林市哈达湾区,已经不适应城市发展的功能要求,迫切需要在科学制定方案、明确功能定位、筹划产业发展方向、开展环境整治、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业遗产、注重彰显工业文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搬迁改造。要抓住国家推进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大力实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多元化产业培育和独立工矿区改造、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恢复治理,以及新一轮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使得老工业基地通过推进城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道路反思 篇4

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城镇化率, 是指一个地区的城市常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反映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 (按户籍人口只有35%)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 从1956年为15.4%, 此后由于严格的户籍政策, 人口不能在城乡之间流动, 城市化率没有明显提升,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 逆城市化的人口政策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 到1980年为19.4%, 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期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为39%。其中, 发达国家为69%, 发展中国家为34%。从城镇化率的国际比较看, 目前中国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3%左右,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约60%) 的平均水平。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实际上为38%。有近15%即约2.34亿的农村户籍人口 (即所谓的农民工) 虽然进入了城镇工作, 却不能享受城市相应的市民待遇, 还不算是真正的城市居民。2012年, 我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89.9%, 基本符合“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率的经验数据”中的90%指标, 同期, 我国城镇化率仅为52.57%, 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应达到60%的指标比例。

虽然城市水平在国际上较低, 但近些的发展速度较快。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 比世界城镇化率低20.43%, 即使与低收入国家相比, 中国城镇化率仍低1.24%。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速度不断提升, 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5.68%。目前已达到53%左右。

总的来说, 我国近30多年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 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 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 城镇化程度仍然较低, 与我国的工业化速度相比, 也处于较低水平。

2 我国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

2.1 城镇化快速发展够快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用22年的时间快速实现了城市化。从1981~2003年, 城镇化率从19.4%提高到40%。从世界其它国家来看, 城镇化率提高20%, 英国用了120年时间, 法国用了100年, 德国用了80年, 美国用了40年, 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1980年, 刚刚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有15个, 1990年达到31个, 2012年则达到65个, 成为世界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最多的国家。

2.2 城镇化质量堪忧

城镇化质量是相对于城镇化速度而言的。城镇化速度即城镇化率, 是指某地区某一时间段内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它衡量了城镇化进程的数量表征。而城镇化质量指标则是综合考虑了城镇化进程的综合水平, 包括其发展的公平性、集约性和可持续性。国外对城镇化质量测度主要有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 (CDI) 和城镇指标准则 (UIG) , 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五个方面内容, 后者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五项内容。笔者认为, 有质量的城镇化需要与民生改善贴合、与新型工业化耦合、与信息化融合、与农业现代化结合、与生态文明契合。城镇化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健康、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实现这些目标, 就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 不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

目前, 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2.1半城市化状况突出, 进城居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虽达到了53%, 但户籍人口只有35%。农民工数量达到26261万人, 这一群体在统计城镇化率时被纳入城镇人口, 但却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不仅如此, 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 甚至比在农村还低。对于这15%的人口来说, 这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只是外出谋生而已。进城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收入比农村干活高多了, 但真正表现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 并不完全是收入水平, 要看其消费水平。农民工在城市取得了收入, 其实, 他们自己很少消费, 都是带回老家, 给家人生活用, 最主要是用于小孩教育、嫁娶、盖房等, 农民工相对于城市职工来说, 消费水平是很低的, 很少能有农民家庭出去旅游, 或其它休闲娱乐活动。因为他们担心忧虑的事情太多了, 他们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房子, 要租房, 费用负担不起, 所以, 一般住集体宿舍;他们的社会保障不如城市职工, 担心老了没有收入来源, 所以, 要存钱养老;他们的医疗没有保障, 有病要自己花钱;等等。所以, 他们成了赚钱的机器, 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 只赚钱不花钱。他们的生活质量非常低。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工甚至一部分城市居民都忙碌和奔波在生计中, 无暇享受城市生活。

2.2.2 城市GDP增长了, 但居民收入却不见增长。

现在有一部分城市, 产城分割,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产业园区是产业园区, 城镇化是城镇化, 产城分离。GDP增长与居民收入、人均收入增长不同步。城市经济发展了, GDP增长了, 财政收入增加了, 但居民感觉不到, 经济的发展似乎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关系。房子盖起来了, 居民买不起;路修好了, 居民不需要, 这种不能惠及居民的增长只是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而已。

2.2.3 城市规模扩张而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一些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受扭曲的政绩观的影响, 地方政府往往重视能很快带来效益的城市扩建和房地产开发, 而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关注不够, 直接导致“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过去30年, 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4倍, 城市人口增长1倍。政府推动下的冒进的城市化, 投入了资金, 浪费了资源, 却没有带动经济的相应发展。有资料显示, 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建制镇的镇区面积规模在2km2以下, 超过5km2的小城镇数量甚少;县域城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人左右, 相当多的建制镇居民数量不足5000人。面积广阔、人口稀少的地区, 难以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负担教育、道路、自来水、下水道等公共设施及其运行成本, 公共服务难以跟上, 使居民生活难有保障, 生命财产安全面临风险。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 一方面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面积快速扩张, 人口剧增, 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并没有及时跟进, 交通拥挤, 就业难, 就医难, 入学难。另一方面, 一些小城镇, 建设速度极快, 但人口稀少, 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跟不上。所以, 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摊大饼似的过度城市化, 并不能给居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2.2.4 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脱节, 没有实现城乡统筹。

有资料显示, 自2002年以来, 在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背景下, 城乡收入差距却一直维持在3倍以上, 表明我国目前推进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应微弱, 人口向城镇逐步集中。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失, 且城镇对农村的反哺与支持对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收入的贡献有限。现在, 很多村庄都只剩下老人和妇女, 孩子都越来越少了, 地也没有人种了。城市化与农村衰落成为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城市经济发展过多的显示了其虹吸作用, 而没有幅射和带动作用。

2.2.5 城市经济发展了, 社会风险却与日俱增。

人的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实现人的生活水平、生产方式与内在幸福感的综合提升。然而,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虽然实现人的标签符号的城镇化, 但却未能真正享有均等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在城市化中, 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村舍, 却产生了更多的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使大量常年在城市流动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均等地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 致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中间人”、“两栖人”。农业转移人口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现代社会有明显的差异, 对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日益孤立和边缘化, 同时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些科学研究发现, 农民工在各项心理健康因子上, 阳性项目数据综合高于全国成人的平均规模, 主要原因是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强迫症等。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3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 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 其中七成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大多是住集体宿舍或租住宿舍, 只有只占12.6%的农民工能自己买房。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居住区域之外, 他们的孩子也一样, 无法建立起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城市居民区”与“城中村”、“富人区”与“穷人街”等差别深深烙在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对于刚入城的农民工来说, 也许他们会默认这种状态, 但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出生在城市, 与城市孩子一样长大, 看到的都是不公平, 会有被剥夺感, 容易产生反社会心理。而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对社会不满,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甚至会危及城市的稳定。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我国一些大城市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其中, 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在上学、就业方面的期望值达不到, 在情感上常常是孤独的, 在心理层面难以融入城市。这么大的群体, 生活在城市, 却不能与城市的发展同步, 潜藏的社会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3 实现速度与质量同步的城镇化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断言:“21世纪, 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镇化对世界很重要, 对中国同样重要。可以说, 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与模式将决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败。目前, 我国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失衡,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失衡, 高投入与低产出的失衡, 注定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基于传统城镇化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 中央政府在新世纪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新型城镇化思想旨在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与效益。2014年3月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指出, “未来, 我们将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笔者认为, 要提高城镇化质量, 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目前, 我国的城市数量已经够多, 城市规模也已经够大, 不足在于城市的布局不合理, 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健全, 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不够广, 所以, 增加城市内涵, 提升城市质量,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是城市政府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3.2 城镇化要坚持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

国家的土地是有限的, 资源也是有限的, 过度的城市规模扩张, 只会是低效率的, 浪费的, 在城市建设方面, 必须要考虑人口密度, 大城市虽然有拥挤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 它的效率较高, 所以, 大城市要通过科学规划设计, 减少交通拥挤、上学难、就医难的问题, 或发展卫星城镇, 减少压力。中小城市发展要遵循科学规律, 不能盲目扩张, 尤其是产业园区发展要与城市集聚结合起来, 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进城、生活改善同步前进。目前, 一些县城或建制镇, 城市规模形成了, 但人口少, 基础设施不健全, 地浪费了, 资金投入了, 但没有给居民带来实惠, 以优惠条件吸引居民入城居住, 因为没有工作, 没有好的生活设施, 居民不会去。所以, 必须杜绝这种城镇化造成的浪费。

3.3 城镇化要与人的全面发展同步

人的全面发展, 除了好的收入, 好的生活环境, 还包括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个人素养。我国除了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外, 还要对居民实现终身职业培训教育, 让居民有更好的就业技能, 让失业者能重新就业。在义务教育阶段, 要增加对个人素质培养的内容。让每个人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文明市民。同时, 城市要通过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来改变其生活习惯, 提升其文明程度。

3.4 强化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与幅射作用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幅射作用, 可以自发形成的, 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要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要想在短期内, 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 必须要有良好的规划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 一要考虑交通布局, 怎样才有利于把农村生产要素纳入城市循环体系。二要考虑城市产业发展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是城市向农村转移, 还是农村向城镇集中。三要考虑一定期限内, 是就地城镇化能实现居民福利, 还是异地城镇化更能实现居民福利。四要考虑本地产业基础和可能招商引资的发展方向, 是“筑巢引凤”还是“腾笼换鸟”。因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 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充分涌流, 固守本地的发展思路, 已经不再适应了。必须以全球化、互联网、物联网的思路来布局生产和生活。五要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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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蕾.甘肃城镇化水平测度及战略选择[D].兰州:兰州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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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楠, 罗松华.新型城镇化:质量反思与路径选择[J].求索, 2014 (5) .

湖北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 篇5

省发改委、省政府研究室课题组

2013年第6期 ——经济建设

2011年,湖北城镇化率实现过半,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发展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怎样看待目前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发展速度,怎样估价城镇化进程?湖北城镇化何去何从?按照省政府领导的要求,省发改委(省发展战略规划办)、省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课题组,对新形势下我省城镇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湖北城镇化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

第一,城镇化率快速提高。2012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长13.8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湖北城镇化率年增速稳定在0.6%左右,“十一五”以来,湖北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年增速分别为0.6%、0.5%、0.9%、0.8%、3.7%和2.1%,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近两年出现了飞跃性的提高。武汉城市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批城市步入同等城市先进行列,为下一步我省城镇化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城镇体系明显优化。至2011年底,全省有城镇818个,其中省辖市12个,县级市24个(含3个直管市),县城40个,建制镇742个。按城镇规模分,湖北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6个,中小城市40个,3万人以上的建制镇46个。2011年,武汉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近几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加速开放开发,高铁时代的全面到来,城镇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沿江城镇带和沿高铁城镇带发展迅速,我省城镇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第三,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鄂州等城乡一体化试点、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88个新农村建设乡镇试点等工作,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湖北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路子,在全省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如,鄂州市坚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构建城乡“四位一体”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六网”工程、统筹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以及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了城镇化进程。2010年,鄂州城镇化率达到60.5%,位居全省第二。第四,城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加大路网、水网、林网、电网、信息网、商贸网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的力度,加快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城乡的互通共荣。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城镇的整体功能逐步提升,城镇的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城镇供水、燃气、公交、城市道路不断完善,用水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等主要指标呈逐年上升态势,大大改善了城镇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第五,户籍改革逐步推进。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进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同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进农村人口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逐步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待遇。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实施,促进了人口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限制和不公平待遇逐步消除,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加大,使湖北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结构不断优化。2011年3月,武汉《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开始受理人员登记。这意味着在武汉实施了15年多的外来人口暂住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居住证开始全面取代暂住证。

近年来,湖北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湖北城镇化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城镇发展质量不高、城镇结构不合理、异地城镇化趋向明显、城镇户籍人口比率远小于常住人口比率即城镇化率。

二、对湖北城镇化水平的评估

一是从人均生产总值看。2000-2011年,湖北城镇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85,存在正相关关系。霍利斯·钱纳里等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把湖北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湖北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2001年,湖北人均GDP突破800美元,不考虑不变价美元因素,湖北城镇化率比钱纳里模型中的常态城市化水平低19.3个百分点;2003年湖北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城镇化率比常态城市化率低22.3个百分点。

二是从工业化水平看。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工业化与城镇化必须同步推进、协调发展,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据经济学家分析得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范围是1.4-2.5∶1。过去10年,湖北城镇化水平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度相关,走出两条近似重合的曲线。2000-2011年,湖北城镇化率与二产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0.976,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我省城镇化率与二产业关系密切,湖北城镇化率与第二产业比重是基本适应、基本同步的。

三是从发展阶段看。按国际通常的划分城市化水平的标准,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城市人口比重达到25%,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达70%-80%。第二阶段为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城市人口比重从25%上升至50%,非农产业比重达50%-70%。第三阶段为城市化强化时期。这一阶段,城市人口比重由50%上升至75%,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第四阶段为城市化的稳定时期。这一阶段,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5%,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据联合国《城市化展望》2012年5月的统计,2011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52%,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77.7%,欠发达地区平均水平为46.5%,最不发达地区平均水平为28.5%;中国为50.6%。我省城镇化率虽然超过50%,但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空间。四是从非农就业来看。1980-1999年,湖北非农就业比重上升了29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化率上升了22.9个百分点,说明城镇化率滞后于就业结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湖北非农就业比重比较稳定。2000-2011年,湖北非农就业比重只上升了2.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化率则上升了12.1个百分点。到2011年,非农就业比重为54.3%,高于城镇化率3.5个百分点。这说明,湖北城镇化与非农就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离。

五是从城镇户籍看。我省现在城镇化率为51.8%,2010年为49.7%,这是按照半年以上常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统计的,如果按照城镇户籍占比进行统计,我省的城镇化率只有3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这意味着到2010年,我省有18.7%、约1000万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不能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部分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锄头的市民”。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城镇化率过半的情况下,也存在“半城市化”、“浅城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省的城镇化率被高估。

六是从生活模式看。安居才能乐业。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村土地价值的重塑,使农民工降低了对非农业户口的估值,受此影响,农民工愿意转化为非农业户口的人数占比并不如预期的那样高。既不愿意改变农民身份,又希望到城市居住和就业。这种情况,决定了这部分人口生活就业的“两栖”性。

这部分“两栖”人在城镇和农村之间进行季节性迁陡,他们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城乡准备两套生活资料,还要支付两地间的交通费用,相应增加了生活成本,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导致生活质量降低。同时,两地都要对“两栖”人投入公共服务资源,增加了投入,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综合以上的分析,尽管我省名义城镇化率过半,但和同类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比较,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我省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离真正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任务很重,城镇化发展方式问题越来越突出,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三、加快湖北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湖北城镇化进程过半以后,将进入城镇化强化阶段,必须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探索湖北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

(一)推进“四化同步”。“四化同步”既符合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是推进湖北城镇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是两化融合。我们既不能走发达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后再搞信息化的老路,也不能跨越工业化阶段孤立地搞信息化,因为信息化离不开工业化,可以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信息产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工业产品,或者说要通过工业品来传递信息。例如,计算机是信息产品,同时又是通过工业生产线生产的。当前,湖北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任务,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利用省内科教资源优势,通过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化进程。

二是产城结合。城镇化发展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不是简单的“盖房子”,应避免城镇产业空洞化,尤其要避免制造业的空洞化。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通过特色产业的发展,发挥资源、交通、区位优势,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发展个私经济,引导农民向城镇有序流转和聚集。充分利用公共投资的导向作用和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一批产业集聚、集约经营、规模经济明显的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区。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消化能力。

三是以工促农。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农业衰退、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工业化难以为继,城市化质量难以提高,结果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当前湖北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双加快”阶段,农业现代化相对落后,是整个发展当中的一块短板。必须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城镇化是一场深刻变革,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要真正实现城镇化,必须着眼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一是突破城乡户籍束缚。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率应当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因此要充分考虑农村转移人口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注重从制度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努力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变换市民身份,而是让具有在城市谋生能力的群体连带家属转变为城镇人口,真正转变居住地和生活方式。当前的重点是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的定居问题。

二是突破土地资源制约。加速城镇化必须破解土地瓶颈制约。第一,存量土地挖潜,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理力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第二,城镇建设走集约、节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道路;第三,推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流转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

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定居规模相挂钩、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与当地土地开发和整理数量相挂钩的机制。

三是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来满足新增城市人口的巨大需求。而巨额的投资,政府财政远远不能满足,必须探索有效的金融支持路径。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吸引社会资本全面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直接融资手段,探索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发行市政债券等城市建设融资手段,提升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能力。鼓励有实力企业参与小城镇建设和村庄整治。

(三)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针对“半城镇化”的状态,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改变城镇化进程中重人口流转数量而轻人口生活质量的倾向,通过城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实城镇化。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推行新型城镇化的突出位置。在城镇建设中努力做到先保护后开发,先配套后施工。突出抓好节能减排,积极构建城市节能减排产业体系,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加快重点能源消耗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严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提高污水、垃圾、废气的处理能力。要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结合城镇规划,根据功能定位以及生态环境容量,对城镇建设规模、发展形态和开发方式进行分区控制;加强城镇湿地生态系统、绿地生态系统和城镇绿化建设。

(四)改进和加强社会管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城镇社区管理,尤其是加强针对增量市民的服务和管理,逐步适应以城镇人口为主体和核心的社会管理。要针对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作出妥善安排。这部分人口,解决得好,将是发展的根基和源头活力;否则,就将是发展的陷阱,城市化、现代化的陷阱。城镇化涉及城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各个层次,必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的综合管理。要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要打破行政壁垒整合行政区划,适度合并村、镇。要积极探索符合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与城镇密集区特点相适应的城镇区划体系。■

课题组组长:

肖安民 刘良谋

课题组副组长:

刘月明 谢高波

课题组成员:

马金钟 秦思敏 胡水兵

曾令成 赵海涛 胡建斌

城镇化道路要分三步走 篇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了2011年年底的6.9亿人,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经过三十三年上升到51.27%。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地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如今,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因此有这么几项工作现在必须要执行。

第一,要创新农业人口有序转移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十八大提出全覆盖就是不分差距,城镇化绝对不是单纯的城市空间的扩张,也不能简单地追求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我们现在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就把他当成城镇化、城市人口。真正地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我们更紧迫的不是盲目地扩大城区,不是盲目地追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更加紧迫地把实践人口的城镇化作为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市民,这就要以存量带动增量,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第二,要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的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在子女教育、文化休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劳动报酬、住房租购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促进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引导农业转移人口不断地提高就业能力、生存能力和竞争力。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间应当从过去单纯注重效率转变为既注重效率,也要注重过程,就是说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也要逐步提高工资,使农民工或者进城务工人员、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靠劳动报酬和产业发展来逐步融入各类城市和小城镇。

第三,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第一项任务是逐步将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实现社会保险关系,特别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在不同统筹区里的转移接续和不同制度间的衔接转移,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第二项任务是解决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的机制,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第三项任务是创新资金多元的筹措机制,尽量满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需求,要解决这些资金问题需要政府推动和社会参与,也需要进城的农业人口个人努力,通过这三方共同筹措资金。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探析 篇7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即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从现象来看, 比如说, 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产能过剩等短期问题, 还包括一系列的中长期问题。发展城镇化在我国经济转型期, 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一, 从需求上来说。有需求, 整个经济社会才能发展起来。因此, 我们要扩大内需,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

第二, 从供给上来说。我国现在面临着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诸如: 我们的钢铁、水泥生产出来了, 有些却卖不出去。而事实上, 真正高档的钢材、水泥却供不应求。就是说, 在我们现有的技术下, 生产出的产品达不到标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科技创新, 使我国制造业水平上一个台阶。

第三, 从体制改革上来说。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由此可见, 我国发展有最大的增长潜力———城镇化; 最大的动力———科技创新; 最大的红利———改革开放。在这三个方面中, 城镇化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途径。例如, 当前, 我国需要调整结构, 进一步改善民生。而最大的经济结构就是城乡结构, 这就需要靠城镇化去推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再有, 近十几年来,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而且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无论是从我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看, 还是放眼世界看;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看, 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意义都是深远的。鉴于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要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确保其健康发展, 必须针对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未来的可能态势, 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 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引导, 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

推动城镇化发展主要有两种力量:

一是农业的推动。就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以后, 有了剩余劳动力, 才能促进城镇化发展。这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 这一过程凸显我国农业的推力不够。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我国沿海30多年的改革开放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 现在随着农民工的工资不断上涨, 要再吸引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 难度越来越大。现在我国的农业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 所以说, 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从世界角度来看, 现在, 美国农业只占到其就业人口的2%; 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则占到50%。美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已经降到20%以下, 其他70%、80% 的就业都是在第三产业。要解决我国很多人口的就业还在农村、农业的现状, 就要靠农业现代化, 城镇化要和农业现代化密切结合。因此, 我国小农经济的现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换言之, 我国要成为一个城镇化过关的国家, 农业必须是先进的产业、优质的产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二是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是工业化影响城镇化, 还是城镇化影响工业化?这里, 我们来看两个理论。第一是棘轮理论。就是说, 当一个地方的人口集中到2万、3万, 特别是达到5万以上的最佳数量, 其自然能发展了。因为5万人集中在一起, 大家各就其位各显其能。由此, 自然就实现了相互服务, 根本不需要再去为此规划。第二是脱钩理论。从实践上来说,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城镇化的推进, 靠的不是工业, 是服务业。1978年, 我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大致是30%, 现在大致是20%, 工业产值比重是下降的。而在这一过程中, 我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从17% 上升到52. 57% 。就是说, 工业化与城镇化脱钩了。当然, 如果把工业化广义理解为服务业, 那么, 在这一过程中, 我国服务业的比例是增加的。从这个角度看, 实际上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因此, 严格意义上来讲,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3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发展至少应该有两种模式: 一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 二是就地城镇化。按规模与结构划分, 我国区域可以划分为城市、乡镇、建制村 ( 包括自然村和行政村) 。我国现在大概有650多座城市; 美国有2万多座城市; 日本, 其城市数目仅比我国少几座。由此, 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仅靠现有的城市, 根本无法消化我国大量的农民人口; 二是仅靠现有的城市, 我国中东西布局没法展开, 整个经济活动无法开展。因此, 要增加我国的城市数量。我国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模式不是人口转移, 而要以就地城镇化为主。就是说农民没有必要一味地去外面, 到大城市去打工。只要立足本地, 因地制宜, 各得其所, 能够成为吸引人的一个焦点, 我国城镇化就看到方向了。

一是更加集约。我国荒漠面积太大, 国土一半都是沙漠。以比较宽的口径计算, 美国城市居民人均占用土地约1000平方米; 我国人均占用土地则是250平方米。这包括城镇建设用地, 包括道路、桥梁, 包括水利用地等。城镇化本身就是集约的过程,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要更集约一点。

二是更加快。城镇化最早的国家是英国, 英国从城镇化起步, 工业革命以后, 到完全实现城镇化, 大概花了150年; 美国从南北战争以后开始城镇化, 它完成城镇化大概花了100年; 日本、韩国是后发国家, 它们城镇化花了50年。而中国城镇化率在1996年达到30%, 我国203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70% , 至此, 我国就能够完成城镇化的任务。

三是更加有质量。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高起点、高规划。

四是更加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化的道路可以考虑着力发展各类城市的数量, 形成完整的城镇群体系; 努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 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 严格控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 实现城镇健康、有序的集约化发展。同时,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相当部分人口的城镇化要以小城镇方式实现, 未来2.5亿农村转移的新增城镇人口中, 将有1/3要靠小城镇发展来容纳。小城镇要在稳定数量、努力提高质量、壮大人口规模的基础上, 努力提升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能力, 以便更好地发挥统筹城乡发展的功能。中小城市要增加数量和提高城市功能并重, 尽快形成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基地, 承担起沟通大小城镇, 协调点与面关系的重要功能与作用。要特别突出强调都市圈、城镇群和城市带的建设作用, 以确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要围绕大中城市, 大力发展卫星城镇, 鼓励近地城镇形成分工合作有序、经贸关系密切的城镇群, 以增加整体区域的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新型城镇化道路对教育的挑战 篇8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需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野中, 围绕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深化城市教育改革, 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

确立社会公平的大局观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 移民改变和创造城市的历史。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需要顺应这一社会发展潮流, 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正当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调整心态, 树立正确的价值立场。

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 原先处于潜隐状态的“城里人”和“外地人”的利益冲突显现, 出现了城市保护主义的“邻避政策”。这种社会现象被称为“巴士效应”:自己在车下时拼命主张打开车门, 一旦上车就主张赶紧关门开车。这种以一己利益为计较的狭隘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当我们争取自己的权利时, 就意味着主张一种面向所有人的价值。今天所有的“城市人”, 都是昨天的“乡下人”。我们不能一方面反对北京大学成为“北京人大学”, 同时认为上海就应当是上海人的上海。

当然, 一项现实的公共政策, 必须强调理性、渐进性、建设性, 需要谨慎地调整、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 应当有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的“梯度开放”战略。但是, 必须明确和坚持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立场, “大道理管小道理”, 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 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通过制度变革和创新, 逐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平等人权。否则, 一方面要求每年转移上千万农村劳动力, 同时却各城设防, 阻碍农民进城, 社会现代化的理想就无从谈起了。

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准的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对于城市社会而言, 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 这就是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主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问题是如何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 逐渐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目前的公共服务体系, 是在城乡分治、没有人口流动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 无法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实。需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 形成对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 改变以户籍人口为主的现行管理体制, 建立在流动状态下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 “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近年来, 各地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围。一些地方还将这一服务扩大到了学前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上海市已经提出将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纳入政府工作规划和财政预算, 并将有条件地开放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服务。最终, 在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中, 逐渐放开城乡二元户籍限制, 使外来农民工真正成为新市民。

建立这一新机制所需的制度创新, 包括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担的财政机制。建立跨省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机制, 完善流动儿童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上海市已建立了市—区两级财政分担机制, 这是重要的制度创新。当前, 需要明确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财政责任, 建立对流动儿童教育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而建立地方政府持久办好流动儿童教育的激励机制。

同时, 需要改变政府包揽包办的思路, 构建由政府、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家长、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新体制, 不仅要发展民办教育, 而且可以将符合基本条件的外来人员自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化, 政府通过购买学位、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还要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举办的公益学校, 通过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扩大教育供给, 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

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

由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学龄儿童减少, 今天的农村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持续十年之久的“撤点并校”政策, 致使乡村教育出现“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 出现“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同时, 出现了两个新的边缘化群体:城市的流动儿童和农村的留守儿童。这一切突显了城镇化背景下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农村义务教育必须坚持公平优先。

“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农村教育, 当务之急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解决好农村撤点并校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 能够进城上学的大多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 受损的主要是偏远贫困农村、山区、牧区的弱势群体, 因此, 必须对农村后20%的弱势人群予以特别关注。其根本措施, 就是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要科学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不搞“一刀切”, 改变盲目追求“学校进城”和“一步到位”的思维, 按照“小学就近入学, 初中以乡镇为中心适当集中”的概念, 规划和建设好农村学校。湖北黄梅县、吉林通榆县等已经通过强基固本、反哺农村学校, 改变了农村学生盲目进城上学和大班额的弊病, 出现了农村学生的回流。

有关部门应当认识到, 在地广人稀和边远偏僻的山区、农牧区, 小规模学校将长期存在, 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存在这样的教学点, 不应将小规模学校视为落后的、需要消灭的, 问题是如何改善和提高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一些地方采取中心学校辐射、教师走教的“卫星式”管理, 有的采取复式教学,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

超越“离农”和“为农”的二元对立。

走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道路, 需要在城乡二元文明共生和一体化发展的新的文明框架中, 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取消农村教育的观念是完全错误和不切实际的。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乡村文明需要继承、滋养和更新, 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 为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提供人力资源, 使农村成为有生活质量和生命意义、有别于都市文明的精神家园。

与此同时, 特别需要认识什么是农村所需要的教育, 什么是农村的“教育质量”。否则, 所谓的“上好学”不过是追随城市应试教育的尾巴, 在不可能取胜的升学率竞争中挣扎。

对于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 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超越“离农”和“为农”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 是一种历史趋势。同时, 即便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 仍将拥有绝对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 拥有规模巨大的农业, 农村并不会真的消亡, 农业现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农村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 不应该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 而需要满足为升学、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三重目标。

“以学生为本, 以乡土为根”。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就需要面向农村实际, 创造性地改革农村教育, 探索在新形势下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20世纪80年代, 在农村开展农科教结合的尝试, 开展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践, 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城市化比例较高、工业为主的浙江省上虞市, 重视打造根植乡土文化的“新乡村教育”, 认为“乡土文化是推进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抓手。在发展农村教育的过程中, 积极吸纳并内化乡土文化, 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这种植根乡土的教育, 不一定是农业科技教育, 而是以学生的人格养成为目标, 倡导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价值, 教育与农村社区发展紧密结合, 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通过实行综合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养。吉林抚松县农村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18岁做准备”, 将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 行为儒雅, 情趣高雅, 心灵美雅之人”。这样, 无论学生将来是继续升学、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务农, 都获得了赖以安身立命的“通行证”。

树高千尺, 仍具有热爱家乡、回报家乡的乡土之情、乡土之根。这或许是一种可以追求的乡村教育的理想。

广西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篇9

1.1 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经济发展一般可分为初期阶段、加速阶段和后期阶段。

初期阶段:属于前工业化社会,城镇化水平低于30%。区域经济联系单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城镇人口增长缓慢,发展时期漫长。城镇的发展以小城镇发展为主,体现在城镇空间分布上,城镇的发展处于“离散阶段”(低水平的均衡阶段),城镇分散孤立,没有核心结构,缺少大中城市。

加速阶段:对应于工业化社会,城镇化水平超过30%。区域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聚,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镇空间分布处于“极化”和“扩散”阶段:一方面,城市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大幅度拓展,中心城市职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轴向扩散,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城市又体现出“扩散”的特征,并开始出现城市密集地区乃至大都市连绵区。

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60%~70%以后,区域生产力得以均衡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占主导地位,较高层次的信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据经济主体。城镇发展处于高级均衡阶段,城镇人口比重增长趋于缓慢乃至停滞。城镇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的网络化,整个区域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地区,并开始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

1.2 广西城镇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截至2009年底,广西共有地级市14个,县级市7个,县(自治县)68个,乡镇1126个,其中建制镇702个、乡424个,人口5092万。自2005年到2009年,全区城镇人口由1656万人增加到1996万人,城镇化水平由33.62%增加到39.2%,GDP由4075.75亿元增加到7700.36亿元,人均GDP由8788元增加到15923元,广西城镇化发展真正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

2 广西城镇化进程的特点

2.1 中心城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和引擎

近年来,广西通过突出发展特大、大中城市,使南宁、柳州、桂林等区域中心城市在全区社会经济及城镇发展的龙头作用逐步显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展,辐射作用不断增强,强化了中心城市对产业的集聚功能,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和引擎。截至2009年底,全区拥有特大城市2座(南宁、柳州),大城市1座(桂林),中等城市7座,小城市23座。这些大中小城市占全区89个市县的37%,但其集聚的总人口、城镇人口、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却分别占到全区总数的62%、76%、65%、58%,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得到明显增强。

2.2 城镇化水平与全国仍有差距,地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2009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为46.6%,广西城镇化水平为39.2%,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且远低于东部发达省市。从广西区域内部看,桂中、桂东、桂南地区由于区位优势、工业化程度较高等因素,城镇化推进得以加速,城镇化水平较高;桂西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等因素,城镇化推进仍然较为缓慢,城镇化水平比较滞后。

2.3 小城镇职能分工不明确,县城拉动带动能力不强

广西的城镇经济实力仍不够强,除南宁、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之间有较明显的职能差异和互补关系外,大多数城镇,尤其是小城镇的职能均存在较大的趋同性,发展方向与分工不明确,城镇经济职能弱,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工业部门。广西的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县城,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的中心城市,只能称之为行政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所起的作用主要仍体现在行政上,它们与区域内的其他城镇的经济、文化交往活动较少,经济中心的作用不突出,还不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2.4 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城镇空间结构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

广西的城镇空间分布受河流、地形和交通线的影响很大,在地域上表现出不均衡的分布状态:从东到西,由于地形从平坦逐渐过渡到陡峭,城镇分布也由密变稀,东部和中部的城镇密度远大于西部,而大中城市更是全部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城镇空间结构上,中部地区由于铁路和高速公路贯穿其中,且该地区又是广西经济发展较早、投资强度较高的地区,又有大城市的带动,因此城镇化水平较高,已初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交通干线沿线中小城市为节点的湘桂城镇发展轴;东部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成为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又有西江和高速公路的交通优势,也是广西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带,已初具沿江、沿路的点轴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由于地形复杂破碎,除少数河谷地带外,大部分位于石山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又缺乏大中城市的辐射,城镇的发展仍处于低水平的非均衡发展阶段(离散阶段),城镇之间的联系不密切。

3 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3.1 农村蕴藏着广西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力

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是广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力。广西人均耕地仅0.85亩,特别是西部的百色地区,环境恶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此外,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2006~2008年三年间,全区实现城镇人口增加203万人,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业劳动力达到50万人以上,相当于全区每年增加一个大城市。

固有的城乡差别,使城乡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690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146元,两者相差近3.8倍。由于城镇的生活设施较齐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文化生活丰富,就业机会较多,个人发展条件较好等因素,使得农民向往城市生活,导致了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涌入城市,从而加速了城镇化发展进程。

3.2 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原动力

目前,广西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态势十分明显,“十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工业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2年的27.7%提升到2008年的3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4%提升到2008年的44%。工业的快速发展壮大了广西的整体经济实力,引导资金和技术向城镇集聚,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充足的岗位供给,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有序流动。2005~2008年3年间,仅工业拉动的就业人口就达100万人。相应地,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加,物质、文化、精神的消费又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

3.3 重大项目的带动是广西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广西资源丰富,尤其以矿产、水力、旅游、农林为优势资源,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给广西以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利用本地优势资源,通过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铁路、公路、航运、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继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善了广西的对外及内部联系,更好地将广西融入到泛北部湾经济区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产业投资方面,通过在石化、港口、钢铁、旅游、造船等行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投资建设,直接带动了北部湾沿海城市的快速崛起,带动了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有色金属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使得桂西地区在全区实现了率先发展、快速发展。

3.4 政策支持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主要外力因素

城镇化的演变过程中,推动和拉力的作用贯穿于城镇化发展始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同样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政策推进在广西的城镇化进程中显得尤为明显。从国家把广西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范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09年国务院提出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层面给广西发展提出的重大指导战略和政策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广西又好又快地发展,极大地拉动了广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4 广西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4.1 确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观,实施符合区情的城镇发展战略

我国在城镇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从“少发展大城市,多发展中小城市和分散布局”(1978年前),“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1978年),“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80年),到“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再到现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发展方针政策在不断调整。

在广西,城镇化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数量还偏少,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也不够强,对应于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市的发展首先应体现在以“极化”为主。因而,现阶段广西的城镇化发展主要还是要强调发展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走具有广西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4.2“优先发展特大城市,积极发

展大中城市,集约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城和小城镇”是现阶段广西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1)理论依据:区域应首先形成极核(中心城市),然后才有辐射和扩散。

中心地理论:认为集聚是城镇发展的根本趋势之一,区域集聚的结果是中心地(城镇)的出现,这个城镇再通过商品或服务控制这个区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辐射。

增长极核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总是首先集中在一些条件较为优越的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效益,这些城市的发展呈现不断循环和累积的过程,逐渐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些城市的资本和技术开始向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扩散,形成所谓的“辐射”作用或“滴漏”作用,从而带动区域内的其他城市的发展,使区域空间经济趋于均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城市被认为是区域的增长极核。

空间发展收束假说:认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起到正负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正面作用总是大于负面作用,只有到了后期的一定阶段,落后地区在发达地区的先导效应支持下,地区差异才开始向平衡方向收束发展。而大中城市集中的区域,往往也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于技术和人才首先在城市集聚,因而城市内部的技术创新成为带动整个地区发展的火车头。

(2)特大和大中城市的规模效应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特大和大中城市的发展是规模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效益、优化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等多种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大中城市具有更大的人口容量,可以获得更大的产业规模,较高的经济、社会和综合效益,发挥着小城市难以起到的区域增长中心的作用。而随着人口、资金、信息技术等向城市不断聚集,城市不断膨胀,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影响面不断扩大,并通过经济能量的释放,使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小城镇外溢,为小城镇提供各种服务,促进小城镇繁荣,从而加速区域城镇化的进程。在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还未能全面顾及的前提下,更应以增强大中城市的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为核心,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发展条件较好的、有凝聚力的、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上,以此带动其他城镇的发展。

(3)加快县城和小城镇的发展,发挥其在县域经济的中坚作用。

县城作为县域的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最有发展潜力和前途的城镇类型,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远大于其他一般的小城镇。县城发展中的投入比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小,与面广量多的小城镇相比,投入总量也小,但投入效益相对要比小城镇高。

因此,要抓好县城建设,特别是要通过资产重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和发展一种或几种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把县城建设成设施配套的、具有一定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的地区副中心城市。

小城镇则是在地域上与广大农村联系最为密切的城镇类型,其面广量多,利于广泛吸收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城镇化的步伐。发展小城镇还有利于带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拓宽城乡市场。因此,县城和小城镇的发展,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注重成效,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重点发展基础好、潜力大、交通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的县城和小城镇,逐步形成规模经济。

5 几点认识

5.1 推进城镇化,必须以发展城镇经济为中心

要把发展城镇经济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相结合,立足于城镇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提高城镇的经济实力。

发展城镇经济,主要以发展城镇非农产业为重点。首先,要以发展工业为基础,努力培育城镇新的增长点。中心城市要注意增强产业的集聚能力,培育和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小城镇要加快培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的发展。其次,要通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镇的服务功能。要通过优化结构、扩大容量、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就业比重,要积极发展旅游、交通运输、商贸流通和房地产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转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5.2 充分认识城镇发展的区域差异,区别对待

由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西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镇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就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

东部地区: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强引导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使梧州、玉林、贵港等现有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迈进。在加强西江沿线城镇建设步伐的同时,主动接受珠江三角洲产业的转移,依托中心城市,造就一个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结合的桂东南城镇群,形成东部地区面状与轴向发展相结合的城镇空间模式。

中部地区:由于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大城市的距离较近,且南宁和柳州肩负着辐射带动西部地区的责任,因此中部地区应以突出南宁、柳州和桂林的发展,增强其辐射力为重点。同时,在湘桂铁路沿线及其他交通干线上,通过培育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形成以点轴发展为主的城镇空间格局。

西部地区:由于没有大中城市的带动,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处于初期阶段。此外,受地形和交通的限制,西部地区的城镇发展不可能像东部和中部的城镇那样全面展开,应立足资源优势,依托交通干线,采取集中投资、集中开发的方法,以改造和培育百色、河池、平果、宜州等中等城市为突破口,再以分散的县城为轴心,向山区、腹地辐射,带动其他小城镇的发展。因此,相当的一段时期内,西部的城镇仍应以培育新的经济中心为重点,推行以壮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的凝聚力为主的“极化”发展模式,空间上则仍体现为“点状”的离散型空间格局。

6 结语

广西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广西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有把握住机遇,充分认清广西城镇发展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才能使广西的城镇化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而尽快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使城镇化成为拉动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汪光焘.关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问题[J].城市规划,2003(4):11-14.

[2]邓卫.探索适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城市规模的再认识[J].城市规划,2000(3):51-53.

[3]李迅.中国城市演进中的区域差异及其对策[J].城市规划,2000(7):28-32.

农村城镇化道路 篇10

2013年安徽人口城镇化率为47.86%[1],与全国平均水平比差5.87%。目前全省农业转移人口1 788万人左右[2],其中近三分之一在省内流动,有六个地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比重在15%以上,阜阳市的人口最多,达32.%[3]。到2015年安徽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镇人口将达3 200万人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到58%,城镇人口或达3 900万人。虽然2013年安徽城镇化率已达47.87%,初步形成了层级合理、分布均衡、梯次分明的城镇体系,但城镇的非农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仅为22.9%左右,与目前的土地城镇化相比,相差近24个百分点,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虽然住在城镇,但并未同步享有城镇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待遇。为此,我们课题组从今年7月起,对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目前安徽“以人为核心”特色城镇化的发展 近况

(一)调查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共发问卷700份,有效600份,合格率85.7%。 问卷的设计是“以人为核心”。内容有:(1)农民工性别;(2)留城时间;(3)农民工受教育程度;(4)农民工就业及收入;(5)农民工及家庭迁移方式;(6)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7)婚姻状况;(8)人居环境;(9)农民工参加“新农合”、城镇医保、工伤保险情况;(10)农业转移人口“农转非”情况。“政策性影响因素”(第8、第9、第10项)调查是以自愿、访谈形式,采集对象是农民工个人及家庭成员。

从我们调查样本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占57.1%,女性占42.9%,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3岁,平均居留时间为7年。农民工已婚者的比例最高,为64%,其余约27.8%为未婚、离婚和丧偶人士。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55.8%,其次为小学及以下,占18.8%,高中、大专所占比重为17.3%。月均收入为1 501元 ~3 000元人群最多,为52.6%, 3 001元 ~5 000元的人群次之,为31.4%,1 500元及以下的人群为10.2%,5 000元以上的人群最少,仅为5.8%。农民工个人迁移的比重比较小,为29.6%,其余超过七成的人都是家庭化迁移(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同住和举家迁移);新农合的参保人数最多,占64.7%,其次是工伤保险,占25.8%。

(二)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社会的状况

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概念,是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社会、文化、心理等界限不断磨合的过程。我们把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部分来测定。内容是:(1)工作是否满意;(2)是否办理本地社会保险;(3)是否掌握本地语言;(4)是否认同本地文化;(5)是否认同城市价值观;(6)收入是否满意;(7)是否有居留意愿;(8)与市民交往范围。

从我们的调查表分析得出:工作满意度76.2%、办理本地社会保险61.3%、收入满意度74.3%,这三项指标是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融入”密切相关;本地语言掌握程度84.7%、 社会交往范围76.5% 与“社会融入”密切相关;本地文化认同程度64.3%、城市价值观认同74.2% 与“文化融入”密切相关;未来居留意愿21.6%,与“心理融入”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各个四个方面的信息采集贡献率作为权重,对每种“融入”得分进行加权,然后加总得出“城市融入”总分,即城市融入度, 约为73.21%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融入城市社会。

(三)安徽城乡人居生活环境状况

秀美的山川是大自然赋予的,为营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近年来安徽各级政府在保持森林覆盖率、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面积等生态环保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2013年以来,城乡生态保护和人居环境有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全省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保持良好,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合肥、淮南、安庆三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13个城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90%,合肥、淮南为78.9%,安庆为77.8%,城市污水处理率为88.4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9.5%,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5.24%和8.3%。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58.6%,卫生厕所普及率为62.6%,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4.9% 和8.5%,人居环境有较大改观。同时,全省开展了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在潜山、岳西、利辛、肥西、泾县等10个县已经选择970个村庄,实施以房屋整修、道路硬化、改水改厕、环境卫生、植树绿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试点, 村容村貌较大改观。宿州、亳州部分地区暖房工程试点,也提高了皖北农民居住的舒适度。

二、安徽“以人为核心”特色城镇化应有的本质、 特征

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安徽特色城镇化必须要展现六大特征: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分区分类、生态宜居、彰显徽文化,为子孙万代留住“青山绿水”。具体来说:

特征之一:以人为本。一是“就业带动”,在农民工稳定就业的基础上有序转移农业人口,坚持“条件成熟有序、财力许可有序、空间有序、时间有序”。二是“保障地权”,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并可城乡自由流动;三是“改革户籍和基本公共服务”,放宽省内大城市落户条件,落实中小城市城乡社保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 “创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各级政府要建人口“接纳机制”, 使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融城“挂钩联动”,促进政府、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多方分担社会公共成本。

特征之二:产城融合。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结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推进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以产带城,以城促产,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规划布局相融合、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特征之三:协调发展。应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安徽居中靠东的独特区位,融入长三角、对接长江中游城市群、辐射中西部的空间发展,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安徽“以人为核心”的特色城镇化要坚持既要“转移”,更要“转型”。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推进交通、水、 电、气、生态环境等体系共建共享。

特征之四:分区分类。尊重安徽各地区的差异性,坚持分区、分类发展,各具特色、多元发展。皖北区可用增长极培育县城突破策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与异地城镇化并重; 皖江区可用合肥、芜湖、马鞍山可通过自主创新,提升工业化,推进人口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同时吸纳皖北皖西等地区人口;皖南及皖西大别山区要突出保护生态和徽文化,以特色城镇化为核心,人口的适度城镇化。

特征之五:生态宜居。安徽要顺应客观规律,发挥“后发优势”,尊重当地群众意愿,走资源节约、生态环保、布局合理、彰显文化、宜居的特色城镇化道路。依据安徽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做足“青山、绿水、徽文化”,合理确定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土地配置,加快建设绿色城镇、智慧城市,营造优良的人居环境。

特征之六:彰显徽文化。传承安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保护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挖掘地方文化的特色资源,注重文化创新,提高城乡规划和设计理念,提升城市的品位与内涵,大力塑造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相融合的城镇风貌,彰显城镇的徽风皖韵。

三、“以人为核心”,走安徽特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推进安徽“以人为核心”的特色城镇化,就必须突出“六大特征”。为此,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改革创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积极实施“11221”工程和皖北“四化”协调发展先行区,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有序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四融入”;通过“顶层设计”,推进城乡户籍、土地、保障房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攻坚。

第一,以人为核心,市场主导,改革创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以人为核心”是安徽特色城镇化的根本,改革创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需要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合理的分工协作。我们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可在弥补市场失灵、催化市场效率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建议:改革现行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对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及时“到位”,对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政府一定要主动“让位”,各级政府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改革城镇化体制机制、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和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上。为此,一要一、 二、三产协调发展,创新产业,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产城融合,以产兴城,实现产业园区和城市资源共享、设施配套、功能互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二要改革创新政府引导、社会多方参与、成本共担、人口城镇化体制机制;三要改革安徽城镇化的资金保障机制,使政府的财力与公共服务事权相匹配,创新投融资工具,多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四要健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挂钩机制”;五要完善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第二,落实“11221”战略,推动皖北“四化”协调先行区建设。“11221”战略即在十二五期间,推动合肥市建设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以芜湖市为中心的滨江城市组群,发展20个以上县级中等城市,培育200个左右特色镇,实施万村规划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优化省域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到2020年实现皖北“四化”先行区建设,即把蚌埠、阜阳、淮南发展成200万人口左右的特大城市,淮北、亳州、宿州发展成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0个以上县城发展成中等城市,20个以上重点开发镇建成5万人口以上的小城市。为此,一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推动沿江城市带率先崛起,促进沿淮城市群建设,着力建设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和皖西大别山区的生态保护,努力打造成长三角的“后花园”和中部地区的“绿肺”;二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科学规划新城区,改造老城区,促进20个以上有基础潜力的县城发展成中等城市;三要加快培育特色镇。小城镇上接城市、下连农村。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旅游休闲、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商贸等“特色产业”,改造小城镇基础设施,重点发展200个左右区位、产业、规模、交通优势明显的特色小城镇,选择基础好的重点镇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四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五要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整治,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打造10 000个左右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设施配套、环境整洁的新型农村社区。

第三,以人为核心,有序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四融入”。“以人为核心”的安徽特色城镇化,一方面是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并能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并使他们在共享市民待遇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此,要做到:一是“条件成熟有序”,即优先推进有需求、有能力、条件成熟的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按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优先、有技术专长的优先、工作年限长的中青年优先、举家外出人群优先,形成示范,逐步带动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二是“财力许可有序”,即要考虑地方财力,分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先解决就近就业创业,然后再与城市社保衔接,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三是“空间有序”,按照全省的城镇产业布局和承载力,积极引导农民工向皖江城市带、淮蚌合芜宣发展带、皖北城市群集聚,并适当提高省内特大城市农民工落户的“门槛”;四是“时间有序”,要达到安徽十二五规划规定的城镇化率50%以上,只有积极稳妥推动有需求、有能力和条件的农民工率先实现“四融入”———个人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 子女融入学校、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较完善的人口城镇化体制机制,使农民工平等享有 “市民待遇”。

第四,“顶层设计”推进保障房、土地等改革,保障“青山绿水”。首先,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为起点,健全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应把在城镇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看作“新市民”,按照一定条件把他们纳入保障房范畴。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应向中小城市倾斜,加大对中小城市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为中小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创造条件。2013年安徽开始实施廉租房和公租房并轨机制,在改善老市民住房的情况下,也考虑到新市民的住房困难,有望享受政府的保障房。同时,我们要加快安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尽快出台全省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农民工无论何处就业,都能享受到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其次,要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让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有“底气”。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就业的最大资本,应让农民“带土地进城”、“带财产进城”。我们建议:一要全面落实安徽农民的土地“确权”,切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收益;二要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价、同权、同收益”,严禁“先用后征”,滥征乱占农地;三要规范公用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的 “谈判权”,真正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失地农民;四要敢啃“硬骨头”,实现土地供应的“双轨并单轨”,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宅基地所有权,让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有“底气”。再次,要彰显“徽文化”,为子孙万代留住故乡的“青山绿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表明要发展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地域特征鲜明、人文氛围浓厚的城镇,能形成强大的产城驱动力。这是安徽特色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安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我们必须扬长避短,紧紧围绕“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分区分类,生态宜居,彰显徽文化”来发展安徽特色城镇化,因地制宜,不断改革创新,不唯GDP,不断拓展我们的宜居环境, 全力打造特色城镇,使城镇真正融入大自然,为子孙万代留住“青山绿水”。

摘要:“以人为核心”,既是在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安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标志。通过实地调研,从农业转移人口融城现状入手,分析安徽特色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提出改革政府主导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通过“顶层设计”,推进城乡户籍、土地、保障房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攻坚,走安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对策建议。

农村城镇化道路 篇11

一、新型城镇化何以必须进行顶层设计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自觉地对城镇化道路进行设计,城镇化都已经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就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到2013年年底,城镇人口更是达到了全国总人口比重的53.73%。这就不仅在量的层次上实现了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同时,也在质的层面上推动了整个城镇化道路由“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的转化,使得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当关键的历史时期。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均发展水平过低、资源环境出现明显的破坏、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来回迁徙等一系列问题都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下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

与此同时,通过对其他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的探讨,我国也不断地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看到了在类似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处理不当的后果,诸如“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等关键词也成为探讨城镇化道路不可回避的词语。吸取各个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其他国家已经出现的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也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进一步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自觉地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城镇化道路显然成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否能够针对我国的城镇化道路进行长远的、系统的设计;其次,究竟应该在何种层面上进行这一城镇化道路的设计。而所谓顶层设计,作为一个源于大型工程技术领域的设计理念,其基本的内涵就是要求“综合采用系统论、整体论、全面论、结构论的方法体系,从对象的最高端开始对其进行总体性设计、战略性构想、宏观性规划”。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早已注意到了引进顶层设计理念的重要意义,把握了顶层设计的基本思想,不断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而今,如果将顶层设计这一理念结合于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道路选择,无疑就更好地体现了对于城镇化道路的全面自觉,必然成为能否进一步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自觉地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城镇化道路的标志。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虽然并没有直接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但事实上,无论是就其内容和方法而言,还是就其战略意义而言,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正在不断地进行着新的顶层设计。

简而言之,对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道路的理性选择。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顶层设计的基本内核

虽然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进入中央文件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事实上,由于辩证法传统和科学发展观等的提出,我们的党和政府其实一直都在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可以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道路之前,党和政府就已经不断地对我国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顶层设计。由此,结合历次对于城镇化道路的设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以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相关论述为依托,我们不难看到,这一顶层设计的基本内核。可以说,在整个设计中,我国党和政府之所以要强调“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道路,而这一道路,无疑是一条更多的在城镇化的质的意义上进行设计的道路,是一个依托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离开片面的空间扩张、城市规模扩大而更加注重以提升城市内在概念和公共服务等内涵型目标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

这一城镇化道路实质上存在着三大内核:

第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片面地追求城镇化的规模。这一点,不仅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进一步发动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城镇化永续发展的要求,更是充分尊重不断增加的城镇化居民的发展需求和推动城乡一体、新老居民服务均等化、实现发展公平的具体体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已有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乡村人口的比重并在不断增加。但是,仅仅是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显然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城镇化必须是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推动,进而使得转移人口通过享受现代化成果而成为城镇居民、也为城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居民转移或者城乡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因而,在这样的一种新的城镇化过程中,人自身的发展就必然成为城镇化最为核心的理念。而在整个城镇化的道路上,需要解决的显然不仅是不断增加的城镇人的质的提高、城镇对于新居民的心理认同和融入,还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全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使得乡村也在本质意义上成为一种乡村风格的城镇并在本质意义上真正地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须高效、高质与和谐。所谓“高效”,就是不仅要通过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达到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发展成果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最优化的城乡一体化整体,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公共服务的现代理念、现代效率,进而达到优质高效的目标;同时,更是要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飞速发展,加快城镇化的效率,取得最好的效益。所谓“高质”,则必须是在城镇化的质量上做文章,从片面地扩大城镇规模、简单的人口转移等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结构转换型、质量提高型的发展方式进行转变,走城镇化的质量之路。而所谓和谐,则必须是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与环境的生态化发展的协调,实现发展过程中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实现城镇新老居民的协调,在不断推进的城镇化与资源利用的“低碳”化相协调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公共服务的协调,进而达到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目的。

第三,新型城镇化必须因地制宜,基于本地特色,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城镇化当然离不开合理的城镇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特点就是讲究国情与特色,就是充分利用辩证法理论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结合地区与时代特点,实施开放、有序、可持续、多向度的科学发展,按照具体情况和发展步骤来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形成符合地区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城镇体系显然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顶层设计的应有之义。而也只有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物质依据。

三、新型城镇化道路顶层设计的实现路径

(一)必须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新型城镇化的新理念

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就新在它不仅是一条崭新的城镇化道路,还在于它是统筹了包括整个社会、现实的个人、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系统与长远的规划,涉及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由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顶层设计,就必须在充分理解这一顶层设计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居城市发展理念、生态和谐的低碳发展理念、智能高效的无形网络城市发展理念。

就以人为本的人居城市发展理念而言,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显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适宜人的居住和发展来统筹规划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职能,而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对于居民的提高和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实现城市内部和新的移民在城市内部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使得不断流动的居民能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更好地融入日益变化的新的生活。

就生态和谐的低碳发展理念而言,则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结合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在城镇化过程中严格执行城市生态发展、低碳发展的目标,规范和引导城镇居民在节能、低碳、环保的理念下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实现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四者的高度和谐和统一。

就智能高效的无形网络城市发展理念而言,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发展出一批实体性的城市,而是必须通过城镇化的发展,达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城市周边地区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因而,这里的高效、优质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通过数字化和信息化,通过信息、技术、人流、物流、资金等各个方面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新理念来形成一种区别于有形地理界线的原有城市概念的无形网络城市。在此基础上,有形的实体城市的面积可能只有几十平方公里,但是,由城市本身发展而形成的影响力、辐射力则会通过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跨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使之成为城市网络中心,在其周边形成一个无形网络城市。如北京对保定、张家口、唐山、廊坊等周边地区的直接影响就使得受影响的这些地区与北京的联系远超其与石家庄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横向的无形网络城市。而就我国大力推行的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言,这种无形网络城市的发展显然具有更为深刻的实践意义。至于在城市内部形成的无形网络,则不仅需要考虑信息交流的问题,还必须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内部发展的和谐和外部的城市认同,通过无形的关系网络达到城市居民的整体和谐,进而共享城镇化的发展成果。

(二)必须按照顶层设计的目标和思路形成具体的城镇化发展规划

任何顶层设计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基本的实践,只有把整个宏观设计的目标与方略形成具体的行动,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顶层设计。但是,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些城市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却往往由于缺乏统一而长远的系统规划而引发了新的问题,整个城镇化的过程不能体现新的思路和新的成果。因而,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时,必须按照顶层设计的目标和思路形成具体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目标与方略,既注意问题的针对性和具体性,也要以长远规划和通盘统筹的方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现有问题,更要按照顶层设计的目标和思路形成具体的城镇化发展规划,避免在发展道路上出现根本性问题。

(三)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基于本地特色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形成符合地区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城镇体系无疑是城镇化道路的基本依托,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自身文化内涵和本地特色、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物而且有规划得非常好的城镇体系。基于我国广大地域中不同城市自身具有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取向,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更需要基于本地特色,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比如东部地区城镇化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小城镇自行发展、许多农民自己创业成立工业园,带动本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小城镇数量多、体系完备、联成一片的局面,对此,就可以以不断发展的小城镇为依托,结合地方特色加以引导,更好地通过协调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来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城镇体系;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不发达,更多的是由政府发动自上而下进行,很多地区小城镇发展很不健全,对此,可以发挥现有城市的特色优势,逐步形成城市辐射带,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至于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具体形成,则显然更需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生态发展容量和产业布局进行系统的规划,进而突出鲜明的本地特色和文化内涵。

(四)必须打造独特的主导产业来支撑城镇化的发展

一个城市究竟能不能最终获得成功,归根结底还需要依靠主导产业的发展,而这也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产业支撑,更谈不上独特的产业支撑。因而,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顶层设计,结合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

总之,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顶层设计,就必须在理解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同时,通过一系列具体规划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实施。

农村城镇化道路 篇12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是农村地区演化为集镇的现象和过程, 其实质就是农村剩余生产要素的转移过程, 即生产要素点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由于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为广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如土地等) 相结合, 如果把每一个能够独立生产的生产要素抽象为一个点, 则在空间上, 在很广大的区域中农村生产要素以点状遍布整个区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结合在自然资源中的生产要素 (大多为农村的生产要素) 被排挤出来, 自由地游离于社会之中, 处于一种自由状态, 而工业化的发展使城镇对生产要素也有现实的需求, 在比较利益下, 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对剩余生产要素产生引力, 剩余生产要素向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聚集, 向城镇聚集使城镇规模增大、城镇功能完善, 向农村非农产业聚集, 使农村逐渐转变为城镇, 这样城镇化过程随之发生。

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据有关资料统计, 2007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为5.94亿人, 城镇化水平44.9%, 比1982年的21.1%提高了23.8个百分点, 25年间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预计未来10-15年, 我国城镇化仍将保持年均0.8-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 我国城镇化水平将可达到70%左右。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 中小城市为骨干, 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目前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 建制镇约有2万个。

三、我国国情与城镇化

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 但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有限;人口众多而素质不高;实现城镇化又面临着特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等多方面因素的约束。充分认识我国的这些基本国情特点是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础和前提。

1. 宜居土地和水资源不足, 人地关系紧张。

我国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 但土地资源中山地占33.3%, 丘陵占9.9%, 盆地占18.75%, 平原仅占11.98%, 适宜城镇发展的土地资源非常匮乏。通过对综合高程、年降水量、≥10℃积温、土地利用、土壤侵蚀、地形坡度、地貌等各地理因素对人类居住地适宜性的影响分析, 发现一类宜居土地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 而且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又与优质农田高度重合。在这些地区既要发展农业, 解决吃饭问题, 又要建设城镇, 享受现代文明, 人地矛盾相当突出。

2. 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 人口流动规模和空间跨度。

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2007年我国人口达到13.2亿人, 在占世界7.2%的国土面积上居住了占世界21%的人口。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2月公布的研究成果, 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将达到15亿。届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预计将达到70%以上, 总量超过10亿的城镇人口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城镇人口群体, 这不仅意味着空前的资源环境压力, 同时也表明未来将有3亿—3.5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

四、中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意义

城市化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 是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城市化进程对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至关重要。 (1) 城市化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需要将滞留在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二、三产业, 摆脱目前严重失调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 (2) 城市化是提高总体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高效的资源利用有利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3) 城市化有利于降低人口出生率。城市人口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多的妇女就业机会、较高的教育水平, 有利于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提高孩子的养育成本, 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

五、中国城镇化的实现途径

1. 创新户籍制度, 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长期以来, 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彼此分割、极不平等且很难逾越的两大社会群体, 把农民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 甚至使一些已进城多年并早已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 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 享受不到市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和福利保障待遇, 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 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近年来这种分割体制虽然有所松动, 但是农民进城仍受到许多限制。一些大中城市要求外来人口必须在本市购买一定标准的房产、投入较高数额的资金或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才能允许其将户口迁入, 甚至一些小城镇也设置了多达数千元的城市增容费, 农民进城的成本仍然偏高。

2. 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 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第三产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虽有上升,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 依然存在很大差距。目前, 我国的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过高, 第三产业过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总量不足的同时,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 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服务和社区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这种情况, 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城镇的第三产业, 大力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 将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举措, 抓好政策落实和组织措施, 在资金上给予适当的投入。

3.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原则, 最终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多元化城镇体系。

(1) 以现有大城市为基础带动城市群建设世界强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迅猛, 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我国城镇化的关键是以现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基础和龙头, 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功能, 带动周边次中心城市、卫星城镇的快速发展, 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交通运输成本低、专业分工相对明确、人口分布合理的城市群格局。

(2) 稳妥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离大城市较近的周边地区, 小城市和小城镇应确立依托大城市加快自身发展的战略。要注意对大城市辐射的承接, 避免在专业分工上与大城市雷同, 走特色发展之路, 与大城市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终融入大都市圈。在宏观层面上, 要通过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国家的财政和政策扶持等手段, 帮助偏远落后地区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增强其综合功能, 使其成为本地区经济、人口和公共服务中心。

4.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只有将进城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建设, 有效地化解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市场风险, 才能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真正的社会保障。

(1) 建立针对农民工工伤的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来说, 这一制度不仅保证其一旦出现职业伤害事故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而且由于建立起了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机制, 用工单位将会更加注意用工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措施, 其结果将有可能大大减少农民工的伤害事故。而政府要做的则主要在于设计特定制度, 并将之强制推行。

(2) 建立针对进城农民的医疗和大病保障制度。患病是农民工最为惧怕的问题, 为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民工的风险, 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疗费用部分社会统筹的保障机制。其筹资机制以个人缴费和地方财政的一定支持构成。个人缴费和财政支持的比例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所形成的基金由有关社会保障机构专项管理。缴费额可以根据大病发生率和治疗费用及其变化来确定, 为使该制度能够顺利推行, 初期可确定相对较低的缴费水平和保险水平, 将来视情况逐渐提高, 最终实现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

(3) 根据进城农民工的不同情况将其纳入有擦别的社会养老制度。为进城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显然比建立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具有更大的难度。对拥有比较稳定职业且已在城镇就业较长时间的农民工, 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人口”, 应该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其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办法可以视同于城镇职工。

5. 土地制度创新。

对现代化进程而言, 农村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随之而来的土地经营形态和方式的转变也是必然的。但这一发展过程中, 因征用农民土地而造成的干群纠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近年来流行的土地流转, 是解决农民与土地矛盾问题的有益探索。

(1) 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首先,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农民承包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必须尽快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的基础上, 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的要求, 对土地流转方式、补偿费、耕地保护等具体问题制定规范化标准, 保证土地流转平衡发展。其次, 坚持自愿原则。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权属于农户, 土地流转与否是流转当事人理性权衡的结果。因此要制止那种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强迫农民出让承包地的非法行为, 是否转让土地是农民的自愿选择, 不应强求。最后, 逐步建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规范交易行为。

(2)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首先, 改征地补偿为征地赔偿。作为征地主体的政府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及其土地使用者的承包农户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征地赔偿更接近于土地的赎买, 要求政府征用土地需按市场机制进行, 征地赔偿应体现具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物化价值。土地征用赔偿费要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以拍卖方式确定。其次, 逐步提高征地赔偿标准。使征地赔偿费标准逐步接近市场价格是完全可能的。

六、结论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但是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也造成我国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为了引导城市和城镇集约发展, 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应该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和产业结构的改革。

摘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国情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现途径和政策建议。为了引导城市和城镇集约发展, 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应该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和产业结构的改革。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国情,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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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磊雯.中国社会城镇化深层动力机制探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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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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