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精选8篇）
就地城镇化 篇1
引言
2008年的金融危机, 使得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出口受到严重重创, 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还能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加快推进城镇化, 作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被提上日程, 尤其是作为西部地区, 其城镇化远远落后于东部省区, 部分省区还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成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大潜力。2012年9月, 副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时强调,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是大战略、大问题。而现实情况是, 西部许多地方政府比较关注农村人口的迁移式城市化, 而对就地城镇化不怎么重视, 而恰恰这种模式的城镇化, 是比较符合现阶段中国西部特点的城镇化发展现实的。第一, 中国西部的农村人口过多, 不可能实现一步到位的迁移式城市化, 否则, 就是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重演, 就实现不了现代化。第二, 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 本质上, 是对农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 是解决城乡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否则, 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空间正义”。第三, 推动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 具有后发优势, 也和新农村建设这一战略高度吻合。基于此, 本文试图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学术争论加以回顾, 对迁移式城市化和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本质给予理论说明, 谈谈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可能性, 提出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建议。
一、城镇化和城市化:在中国的争论
英文单词“urbanization”, 在中国有学者将其译为“城市化”、“都市化”, 也有部分学者将其译为“城镇化”。城市 (镇) 化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都认为城 (镇) 市化是一个过程, 但对于定义, 各学科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城镇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人口学认为, 城市 (镇) 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 (镇) 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认为是人口向城市 (镇) 集中的空间转移过程;经济学认为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 是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持续转化和升级的过程;社会学认为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等。
有关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 层出不穷。谢杨 (2003) 对城镇化作了一番的论述, 他认为,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关注农村城镇化问题。中国农村城镇化是植根于文明古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是特殊工业化道路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它一般特指中国的小城镇发展, 就一般情况而言, 城市化就包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不应该存在农村城镇化这种似乎是就地转移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现实, 他认为, 这里谈的农村城镇化区别于规范的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 也区别于战后发达国家由大城市向小城镇扩散的都市化现象, 而是指在中国由于特定的人口迁移障碍农村依托传统集市和行政中心在乡村工业化推动下形成的小范围的农村人口集聚和迁移现象现将其称之为“农村城镇化”或曰“小城镇发展”。赵春音 (2003) 指出, 城镇化是特殊历史阶段下乡镇企业发展的产物, 是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模式, 或者说, 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的起始阶段, 城镇化道路是中国在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解体的过程中走出来的道路, 它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常被认为具有中国特色。但这决不是说, 中国可以偏离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也不是说中国社会结构发展可以摆脱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支配, 并认为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冲突:一是伴随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城镇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二是城镇化的发展浪费了公共资源;三是城镇化造成了宝贵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基于存在这些弊端, 认为从初级阶段的城镇化, 上升到中级阶段的城市化的正常进程中, 明确中级阶段的发展是城市化, 而不应该再隐晦曲折地用城镇化表示。而仇保兴副部长 (2003) 认为, 中国为什么不直接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说明中央在考虑这个问题时, 注意到了城镇发展的均衡性, 强调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镇都能协调发展。王健刚 (2005) 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总括的概念, 包含着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依次推进不可逾越的三个次序。祝怀刚 (2005) 认为农村城镇化是在中国城乡分治的特殊国情下提出的一个概念, 将通常定义的城市化分为两个层次, 亦即中国实现城市化需要经过农村城镇化这个过渡阶段, 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城市化。周一星 (2006) 指出, 城镇化与城市化在概念上没有本质区别, 英文urbanization的本意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城市化在翻译上原本是不准确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 要坚持两阶段论, 即先从农村就地城镇化逐步向城市化过渡, 农村就地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初级阶段, 而大规模的迁移式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也才六十年的时间, 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路也才三十年的时间, 工业化道路在历史上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工业化”战略以及延续已久的二元户籍制度、“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对工业化道路的抑制以及由此引起的“逆城市化”道理、市场经济改革的缓慢探索与发展路径的依赖性等等, 使得对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支撑力不强, 中国的城市化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尽管都在经历着城市化, 但中国的城市化整体质量却远远落后于他们。此外, 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跟西方国家相比, 这是我们城市化发展的劣势, 加之中国的资本积累不足, 人均资本量低, 资源布局不均, 人均投入水平低, 使得人均社会贡献率水平极低, 在西部的局部农村这些问题更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把农村剩余人口全部搬到正处于发展过程中而各项配套设施不完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弱、住房保障不健全、产业支撑不强大、社会管理还不完善的大中城市, 城市毕竟只是少数精英能够负担城市高生活成本的地方, 绝大多数剩余农村劳动力, 还是只能依靠发展农村潜力, 来实现他们的就地非农就业, 这一关键就要求着手推进农村的就地城镇化, 通过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发展, 使得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慢慢与大中城市接轨, 逐步向现代性转变, 通过这种就地城镇化, 使得其劳动技能、文化素质得到稳步提升, 从而为更高一级的、带有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的迁移式城市化创造条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农村就地城镇化, 其彻底性不强, 最终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增强, 使得城镇化最终朝着城市化的方向推进。
二、城镇 (市) 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
城镇 (市) 化, 就其本质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方式转变, 农村传统生活方式逐步向现代化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刘勇 (1999) 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 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 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 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潘孝军 (2006) 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 是人类生产、生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分散式向集中式的转变过程。
城镇 (市) 化是生产方式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 使得原来从事农业的一部分人被溢出, 使得原来从事农业的人, 转向非农行业, 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劳动过程的分工和劳动者结合方式上表现为社会化或共同劳动代替单个的或简单协作的劳动。城市化带来生产方式的变迁, 其具体表现之一:工业化、信息化。表现之二:这就是伴随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产业化、机械化。
城镇 (市) 化带来生活方式的变迁。分工演进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 一方面, 由于人们的分工不同, 不同的生产者只能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 为了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必然要把自己生产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从而, 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市场化, 打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分工, 使得农村原来的地缘、血缘这种生活关系网被打破, 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步走向市场化。
究其本质, 城镇 (市) 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从传统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转移, 身份上, 转变为城镇人口的一个历史变迁过程, 其形式为以下方面:农村人口机动地向城镇迁移, 使得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或者由于农村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发展、相关基础设施等不断完善、农村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发生农村自身的城镇化, 使得城镇数目增多;又或是前两种形式的混合。正如李澜研究员 (2005) 对城镇 (市) 化所总结的, 城镇化是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的现象, 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 是非农产业及人口向城镇逐步集中的过程。其基本内涵包括: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建设质量的提高;城镇经济总量的扩大, 城镇产业结构的提升;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作用不断加强和充分发挥;城镇空间结构和形态逐步优化, 城镇体系逐步发育完善, 城乡关系日趋协调。其表现为:一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体现及过程;二是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三是由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进步过程;四是国民经济发展格局演变在空间上的实现形态, 是资源在空间上重新配置, 城乡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五是城镇所在区域的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和逐步高级化的过程。
因此, 可以说城镇 (市) 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 同时城镇 (市) 化又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带来人们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连续性的历史过程, 是一个地区或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它既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果, 又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成为地区或者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两者之间是积累因果循环的关系。在历史上, 由于对城市化本质内涵的认识偏差, 也造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虚假城市化现象, 为了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政绩”,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城市化“量”的扩张, 通过“撤县建市”、“撤乡建镇”、“撤区并市”等行政体制的变化或行政管辖区域范围的扩大, 使农民“一夜”之间转变身份成为城镇居民, 而其生活方式和条件的城市化则无人问津, 这种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城镇化”与按市场规律来推动的城市化存在本质区别, 通过对城镇 (市) 化本质的理解, 有助于正确认识城市化, 这样才更加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不至于不知所措, 不至于失策。
三、农村就地城镇化:西部“城市化”战略的一个思考
(一) 历史上的农村就地城镇化
作为迁移式城市化, 即农村人口通过人口迁移向城镇聚集。迁移动力机制表现为:第一,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客观上, 带来城市工业化的大发展和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部分外溢, 两者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与耦合, 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第二, 城乡二元劳动产出效益差异, 主观上带来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第三, 社会制度变迁带来了不同的制度激励, 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第四, 农村人居环境条件恶劣, 刺激农村人口向条件好的城镇进行迁移的动机。
但现实的情况是:这种迁移式的城市化, 在西部落后地区还存在很大的困难。第一, 城市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一系列相关福利制度改革在当前改革还存在很大的阻力, 户籍及相关制度改革必然涉及到当前城市居民的福利和利益,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利益分割使得城市政府没有动力来加快推进农村人口的迁移式城镇化。第二, 西部农村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不适应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需要, 这种迁移式的城市化会加剧社会的不安定, 不是城市政府所希望的。第三, 进城农民工遭受各种不良的社会待遇, 比方说, 尽管农民工为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免不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身份与地位的歧视, 免不了工资恶意拖欠和乱扣乱罚的情况。
而对于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 比较典型的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和西方后工业化时期。在国际产业经济转移和中国东部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的大背景下, 珠三角、长三角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前提, 农村土地成本较城市较低, 是外资的进入首选地, 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大发展, 从而打破传统的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所以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均用地比重高, 其农业的产业化与规模化经营, 而带来了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农村的现代化抵消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动力, 实现了城市与现代乡村的完美融合, 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状态。
就地城镇化进程中, 是实现村镇建设、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服务功能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过程, 这是一个和硬件和软实力必须同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 在西部有条件的地区或通过创造条件要不失时机地着力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发展。
(二) 加快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1. 加快农村中心集镇建设步伐, 推进梯度转移。
城镇之所以是城镇, 从外在设施看, 是各种硬件环境的不同, 发展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 在有条件的地区, 不断推进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农村社区建设, 基于此, 把重点放在农村的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做好绿化等等。一方面注重优先发展与农村具有天然联系、农民进城门槛低的小城镇建设, 试点乡镇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发展中心集镇上, 对一些经过市场自由选择, 积累了一定物流、人流基础的农村集镇给予重点扶持, 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向中心集镇集聚;另一方面有序加快人口的梯度转移。
2. 地方政府要为农村就地城镇化创造条件。
韩国的农村城镇化, 是亚洲发达国家当中的一个成功典范, 其中, 政府在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要采取多种措施, 支持西部乡镇企业发展, 为农村工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 通过税收、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扶持有市场、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产业政策的农村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信贷和信贷担保, 研究探索放宽民间融资管制, 恢复农村居民信用互助的功能。同时, 应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提供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 鼓励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在农村当地, 大力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创业, 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的空间。
3. 用现代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 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就是要将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复制到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打破传统的农业产业生产经营方式;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成果, 实现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农业组织化、机械化、商品化与规模化;就是要努力开拓农村这片大市场, 将其发展的劣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就是要充分挖掘农村各种资源的潜力, 推动农村发展, 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因此, 一要推动农业市场化, 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拓展农业生产基地, 发展农业合作经济, 实行农产品深加工, 增加附加值, 形成农业商品经济;二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 鼓励有能力、有想法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建立专业化的农村大学生的人才回流机制, 扶持有能人带头的农业龙头企业, 组织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鼓励工商企业从事农业产业化领域的开发;三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都市观光农业, 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带和服务于周边大中城市的观光农业服务带, 逐步推动传统农业功能的多样化和传统农业价值实现的多元化。
4. 从源头上注重农村人力资本培育, 同时加强农村劳动
力职业技能培训, 把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提到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战略议程。城镇化问题, 是关于人的问题, 城镇化不管怎么发展, 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头上, 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 这涉及到农村人口素质提升的问题, 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城镇化的关键, 西部城镇化水平低, 关键低在人力资本质量和总量上。因此, 一要从源头上加强人口生育控制、不加强新生儿童的教育, 使其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否则二十年过后将会演化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要在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做好劳动力再培训工作。对于初中和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农村新增劳动力, 应全面进行劳动技术培训, 力求从源头上解决新增劳动力的产业化、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能力问题。三要对农民培训工作实行财政补贴, 形成合理有效的补贴机制。
5. 推进西部农村公共事业大发展, 大力改善民生。
城镇化的本质目的, 就是要不断改善人的生活水平, 提高人居环境, 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容与城乡融合的状态。因此, 西部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 要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来不断改善民生:一是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体制, 采取诸如BOT、BT等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 加快包括道路、水电、通讯、电信等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二是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 把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同发展农村经济协调起来, 建设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生态型新农村;三是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结语
中国西部城市化道路, 须坚持两步走战略, 即初级阶段的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迁移式城市化, 就地城镇化是迁移式城市化的准备阶段, 迁移式城市化是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就地城镇化相辅相成, 本质目的都是要不断实现城乡一体化, 破解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新农村建设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要与农村的就地城镇化相联系起来。不管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农村就地城镇化, 还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迁移式城市化, 本质上都是要不断实现农业人口的就业非农化, 不断改变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逐步摆脱农村的落后性、愚昧性、封闭性、自足自给性, 而向城市现代性、开放性、知识性、市场化、分工协作化、信息化等迈进。
就地城镇化, 是中国东部许多地区走过的路, 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总体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中国西部的省区, 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 具有后发优势, 在推进迁移式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吸收东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办法和教训, 以推动本地区的城镇化实现跨越发展。西部农村就地农村人口城镇化是适合西部城市化发展的一种选择, 可以作为建设社会新农村的一种目标模式。农村就地城镇化可能减缓大都市扩张的步伐, 但并不表明要放弃城市化发展战略。而是城乡发展需要更协调、更适宜的模式, 需要探求一种相对于片面强调大城市建设更有益的发展模式, 需要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正义作为伦理支撑。
摘要：纵观人类城市化的历史, 迁移式城市化与就地城镇化, 这两条城市化途径同时进行, 并行不悖, 中国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当前该地区比较重视迁移式城市化, 而对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 并不那么热衷, 而事实上, 这种就地城镇化战略对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西部,农村就地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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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城镇化 篇2
周绵武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我市在人口多、底子薄、城镇分散、经济久发达的现实背景下，怎样走出一条独具资阳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值得思考。
一、“就地城镇化”的历史背景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关注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也要重视农民在农村的“就地城镇化”问题，不片面追求“去农村化”、“去农民化”。就我市而言，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城镇化率为35.8%，到2020年全市人口预计达到520万人左右、城镇化率将达到50%（以年均2%的城镇化率增速计算），仍将有260多万人生活在农村。到2020年，我市要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是关键和潜力所在，而农民“就地城镇化”因有巨大的现实需求，则是农村加快发展的战略举措。各地在农民“就地城镇化”或新农村建设中作了许多探索。河南省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现代城镇体系，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界牌社区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我市雁江区积极推进保和镇晏家坝村、中和镇明月村、丹山镇田坝村等新农村建设，示范作用明显。从大量实践看，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依托和突破口的农民“就地城镇化”将为新一轮农村建设打开新局面。1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明确主张将“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的范围，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应包括“老城区”、“新城区”和“农村新社区”三个组成部分。这种“农村新社区”应具备以下内容：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环境优美、清洁的宜居、低碳、节能型居民区；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农村新社区的公共服务与城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基本相同；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实现社区自治，农村新社区成为基层单位；农村社区居民的就业可以采取“公司＋社区＋农户”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户”模式、“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社区指导下的农民集体经营模式”等多样化形式。
三、“就地城镇化”的目标定位
“就地城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人口集聚程度较高；二是生产方式实现三次产业联动，以二三产业为主；三是公共服务已经达到或接近城镇水平。其实质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因此，“就地城镇化”应纳入新型城镇化总体规划布局，打造交通便捷、环境优美、人文相亲、邻里和谐、公共服务配套的农村新型社区，引导农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帮助他们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这样的农村社区建成后可成为邻近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望成为所属乡镇的副中心，为进一步城镇化提供基础。
总书记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我市这样一个农业大市，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在农村。
一是总体市情所迫。我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县份少、城镇化率低、经济久发达、中心城市及县城的吸引力不强等实际情况，按现行“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买房落户”的模式（人均需投入10万元以上），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城镇化水平。
二是思想观念所趋。近年，我市有年均160万左右的农民外出务工，不但收入得到了增长，城镇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得到了更新。这些农民工在城乡往返之间，带动整个农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娱乐上也很自然地逐渐向城镇靠近。
三是乡土乡情所依。农民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亲戚朋友多，风俗及语言习惯相近，从情感上更愿意在家乡办厂创业，更愿意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这些社会人文因素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根据。
四是发展趋势所向。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即大批生活稳定的中产阶层从城镇迁到郊区或农村居住,部分二、三产业向郊区和农村转移，这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
五是现实条件所及。近年，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进行了巨大投入,使农村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及文教卫生通信等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因
其政策优惠、成本低廉、乡音不改等优势，正逐步被广大农村所接受，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和直接动力。
六是统筹发展之需。农民“就地城镇化”可以有效减少农村土地及住房等资源浪费，有利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配套、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建立适宜人居的新型农村社区，也有利于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长远看，农村“就地城镇化”由于人口居住相对分散，也有利于减少战争、地震等突发和自然灾难带来的影响。这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就地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农村“就地城镇化”涉及面广、环节众多，应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统筹协调，综合考虑。
（一）纳入规划，引导集中。要将农村“就地城镇化”纳入各地总体城镇化建设体系，构建以中心城区、重点乡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三级城镇体系。每个乡镇侧重规划2—5个新型农村社区，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对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信息支撑等进行衔接规划。可考虑重新规划乡镇，突出新型农村社区的“结点”作用，通过村社合并和边远山区的人口迁移，适度加快农村人口向“结点”的转移和集中。
（二）给予支持，提供配套。政府将纳入规划范围的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加大投入，提升发展水平，优先搞好路、水、电、气、网络、文教卫生、污水处理等方面配套，推动形成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在新型农村社区兴建集贸市场和建立集贸制度，对市场交易行为给予优惠政策，以增加人流和物流量，增强吸引力。新型农村社区农民自用住房按照有关政策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财政可考虑以奖代补。根据自愿原则，可为农民办理城镇居民户口。
（三）培育产业，做强支撑。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其合法权益基础上，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适度集中，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围绕蜜柑、晚白桃、柠檬、蚕桑、大耳羊、黑山羊等特色种养业，健全“公司+农户”等利益共享机制，提升特色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比较效益。要加快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初级农产品附加值。引导农民发展仓储、包装、运输、住宿、“农家乐”等涉农生产生活服务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职业非农化。
（四）整合资源，协调推进。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城乡互动、产村相融、服务均等”的城乡一体、统筹发展路子的路子。一是通过宣传引导，改变农民被动的“城市化”观念，把“我要进城”变为“我这里有城”，引导村民逐步适应城镇生活方式。二是整合各种农民培训资源，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促进农民就地转移安置。包括大力开展农民转岗培训、加强农民职业教育
和继续教育等。三要密切村企关系，加大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力度。鼓励企业招收、培训本地农村富裕劳动力，给予政策支持，帮助企业与本地农村劳动力建立长期化、稳定化的雇佣关系。
（五）深化改革，破除障碍。一是加强村社基层组织建设。尊重历史和村民意愿，打破区域界限，对邻近的村可考虑合并建立社区联合支部，拓宽为民服务范围。二是加快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创新征地补偿办法，明确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范围、标准，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三是探索社区治理模式。由乡镇整合提供社保民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服务，统一编排街道名称。四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在农村社区中开办农产品加工、农贸市场、仓储、包装、运输、住宿、“农家乐”等涉农项目的，或是招收本地村民达一定比例的企业，政府给予财税优惠政策。五是成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专门从事农村土地整理、招商、开发等业务，有效利用闲置土地，推进规模化经营。
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我市新型城镇化的潜力在农村，因势利导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当前农村改革的大势所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也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选择。
以权利共享为基础实现就地城镇化 篇3
“十三五”期间，农村实现小康可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
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一些行政村还没有入村公路，村内道路没有路灯、没有硬化和绿化；绝大部分行政村没有自来水、下水道，饮用水、厕所卫生状况堪忧；与此同时，我国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对照农村的情况可知，产能过剩并不是全社会基础设施水平已经高到无法再进一步提高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短板过短，落后地区消费能力不足造成的相对过剩。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能够吸收过剩产能，尤其是低端过剩产能，缓解去产能压力，促进供给侧改革。以笔者调研的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盆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该村建成水泥路面17公里，使用水泥3440吨、石子16480吨、沙子9314吨、塑料管道2万米，包括绿化和安装路灯等合计投资500万元。据初步匡算，全国69万余行政村，扣除东部发达地区，假定中西部地区有50万个行政村都做到道路硬化，仅水泥一项就可消化产能17.2亿吨，并可消化其他产能，如石子82.4亿吨，沙料46.57亿吨，塑料管100亿米。盆亓村是一个2700人的大村。禹州市也有投资300万元的小行政村，取二者中间值400万元计算，则50万个行政村可带动投资2万亿元人民币。当然，上述数字还很粗略，有待于进一步精确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消化产能的同时还会带动上游生产、中游基建、下游维护方面的就业，尤其会带动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其综合经济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它既是补齐短板，促进社会现代化水平整体提高的过程，也是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实现精准扶贫的落实过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十三五”规划中，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80%。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村小康稳定地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提高农民收入应增收和节支双管齐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土地资源少，增收途径有限，而节支尚有较大余地。在基础设施改进和公共服务完善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可着力解决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农村医疗和医保水平。县域完善农村医疗体系，每村配备1～2名专职医生，做到小病不出村；为农民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档案。关于农民医疗报销，目前已有新农合医疗保险，可进一步扩大农村新农合报销比例，实行特病大病特别救助，消除因病致贫现象。在此基础上，适时推出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体系。
二是提高养老金数额。以河南为例，目前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有60元的养老保险。可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将养老金提高至300元左右水平，使老年农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
三是逐步实行直到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学水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校舍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可按照发达地区工资情况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师工资标准，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到贫困地区任教的老师可由当地财政再适当增加补助，确保高素质教师留在欠发达地区任教。教育内容方面取消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注重扩大学生知识量，增强阅读能力，提高学生基本素质。高考内容也做相应改革，录取上实行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录取名额的方式。教师队伍稳定后、教学内容改进后农村的教育水平、全社会的人口素质都会相应大幅提高。
四是农村实行供暖供气。农村供暖供气可以采取沼气等清洁能源技术。沼气生产能消除农村环境污染物，提高农村环境水平，使绿色和环保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管网可采取国家、地方财政补助，农户出资的方式建设；也可以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民营公司投资运营。
权利均等化是消除城乡差别的关键
“十三五”期间，如果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几大方面达到与城市居民权利均等化，那么城乡差距就会极大地缩小，人口流动问题、户籍制度问题都会相应得到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也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消除，农村的小康社会也就基本建成了。当然，这些工作都需要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应当说，新常态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主体责任。
就地城镇化 篇4
此外,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网调查可知:海南省城市化发展极不均衡,除了海口、三亚和五指山城市化率相对较高,其他县市都低于40%。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在国内也常见,中心城市的位置和距离越远的中小城市,更容易地限制其发展条件、发展机会更小,更容易被边缘化,这是不符合世界上其他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和英国,中等城市和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就业、社会保障和卫生条件非常相似。因此,面对新形势下的国际挑战,如何快速有效地促进海南省城市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它是特别重要的协调均衡发展的城市。
新型城市化的“四个现代化”:城乡一体化、服务均等,Nao Ti集成和职业身份。新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地解决所谓的“三大差别”: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异,Nao Ti工农差异和区别。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势头和巨大的引擎,同时,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市扩张和简单的增加人口城市化,不仅生活环境的实现方式,社会保障、就业和产业结构,以及一系列的“村庄”“乡镇”“城市”的一个重要转变,可以说它的城市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不仅要注意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并强调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以及促进各种城镇和城市的分工更为合理,更在功能上的互补,实现集约发展。同时,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效益情况下农民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公民。同时,城市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强大的共同愿望和广大农民。因为城市化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可以带来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增长,城市化是人民的福祉和直接导致农民利益,更加富裕。因此,人类新的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化的核心,而且必须相辅相成,农业的现代化。
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没有“三农”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今年看着海南:总书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的老乡。简单的话说,是最深刻的真理。“三农”现代化的基本抓手,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和社区的基本是走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提出并实行城市化而不是城市化的概念,表明中国的坚定决心,避免外国的反复出现的城市化建设“城市病”的新道路。新的道路,最理想的结果,是使农村人口的质量传递,宜城,适当的乡,乡、“尽可能”从土壤中鼓励”。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城市化运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化运动,成功与否,不仅是中国的命运,也对世界的繁荣。海南省Chengmai县近年来,坚持“就地城市化”的概念,来解决问题”从土壤中鼓励”彻底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和有益经验,值得关注。海南的城市化的目标是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增加收入,同时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海口、三亚、琼海和儋州和其他主要城市,加强县建设,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村庄建筑特点。
以重点城市和县城为支撑点,以小城镇和特色乡村为基础,建设海南新型城镇化,例如琼海市新型城镇化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也拉动了社会投资、促进群众收入,使得群众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创业,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一切都得益于琼海市“不占地、不拆房、不砍树,就地城镇化”发展战略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
就地城镇化 篇5
就地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过程,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动力结构[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支配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模式主要为“自上而下”型[2];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动力模式主要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资推动成为就地城镇化的新动力,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已逐步转变为多元驱动型[4,5,6,7];目前,中国就地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的动力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9]。与就地城镇化动力的变化相适应,科学地测度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理想动力,将有助于区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质量的提升。
长株潭是我国中部就地城镇化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我国学者对城镇化动力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分类、作用机理等方面,本文利用熵值法对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加快长株潭地区就地城镇化进程提供参考,为湖南乃至中部就地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省区提供示范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2004—2013年长株潭地区动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各指标测算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9—2014年《湖南统计年鉴》和2004—2008年《湖南改革开放三十年》。
(二)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就地城镇化内涵出发,结合世界各国就地城镇化的经验,将就地城镇化动力大体上分为四种:内源动力、行政动力、市场动力、外向动力。
内源动力主要指区域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和经济基础;行政动力即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引导等政府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控,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市场动力是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调节供需,促进产业发展升级;外向动力则是外资外贸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根据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及长株潭区域的发展特点,本文共选取18项反映动力因素的指标,构建反映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的指标体系(见下页表)。
二、动力分析法
熵值法[10]属于客观赋权法,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其出发点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指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确定权重系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评价指标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因此,熵值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11]。
由于动力化因素涉及指标较多,为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文运用熵值法对四种动力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以往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相比数据处理更加细致,考虑更加全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丰富我国就地城镇化研究的理论和个案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熵值法评权过程如下:
一是数据预处理。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和变量自身变异大小和数值大小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x′={x′ij}t×ni=1,2…t;j=1,2…n。其中,x′ij=xij/∑xij,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值。
二是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标准化评价矩阵计算出信息熵ej:ej=-k∑x′ijlnx′ij。其中,k=1/lnn。第j个指标的权重wj公式如下:wj=(1-ej)/∑(1-ej)。
三是水平测度。第j个指标权重wj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样本第j项xij的评价值为Zij=wj×x′ij,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Zi=∑Zij。
三、动力影响分析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首先对长株潭地区2004—2013年18项指标的180个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选取的18个指标中,只有市场动力因素中的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为逆向指标,为此我们进行取倒数处理;其次,依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出每个单项指标的熵值;再次,分别计算18项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进而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见上表);最后,运用公式:fij=wj×x′ij,计算出2004—2013年长株潭地区动力因素的水平值,并绘制折线图,进行分析(见下图)。
(一)动力因素综合测度评价
由上图综合看来,在2004—2013年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四种动力促进作用强弱依次为内源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其中内源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行政力。
内源力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所占权重最大,达到0.2718,说明长株潭城市群作为老工业区代表,工业基础雄厚,发展空间大。紧接着是城镇固定投资资金中国家预算内资金,达到0.2066,表明自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启动长株潭城市群整体规划方案以来,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大。
除此之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的倒数、人均出口贸易总额的权重都在0.05以上,动力作用突出,他们分别属于行政力、市场力、市场力、外向力。
(二)主导动力因素分析
从上页图可以看出,市场力作用从2004年开始减小,一直到2007年减至最低点后才开始上升,而外向力和内源力在2008年分别达到最高点和最低点。动力因素的总体发展趋势在2008年附近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从2010年起,各项动力因素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研究发现,这些变化与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局势是同步的。在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长株潭通信一体化迎来重大机遇,所以外向动力呈现增长,但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到波动,骤然下降,但之后渐渐回升。从2008年湖南省主要领导宣布启动“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到2009年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动员大会召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支持导向,因此在2009年,行政力占据主导地位。从2010年起,各项动力因素呈现稳步上升,长株潭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综合看来,2004—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3年,主导动力因素分别为市场力、外向力、行政力,内源力;动力因素的总体发展趋势在2008年附近有所不同,从2010起,各项动力因素稳步上升。为此,我们建议长株潭加快产业升级,保持工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鼓励引进外资,活跃市场,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
摘要：区域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对于就地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省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以长株潭为例,采用熵值法对区域发展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作用大小依次为内源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长株潭工业基础雄厚,对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推动最大,政府的投入次之。
关键词：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熵值法,长株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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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城镇化 篇6
从发展历程来看, 河北省城镇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化水平省区内部发展不平衡, 总体质量较差;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城乡二元结构束缚依然明显, 没有很好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因此, 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省实际情况的城镇化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从冀南地区情况分析, 受自身条件所束缚, 其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1) 冀南地区经济发展在省内相对落后, 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且结构性矛盾突出, 没有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和地方特色产业带, 无法形成以工促农、工农互惠的良好格局; (2) 虽为粮食主产区但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占比较大, 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发展规模有限、水平不高, 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3) 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农村文化建设及新型农民培育工作相对薄弱, 农民综合素质不高, 就业创业能力有限; (4) 小城镇及中心城市培育和建设滞后, 无力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入。农民市民化实现途径相对周边地区较为单一, 以向周边大中型城市进行简单、自发的劳动力输出为主要方式,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没有使农民真正市民化, 增收的幅度较小, 长期增收无保障,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突出, 农民对土地的依恋程度较高, 市民化意愿不强。因此,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工作压力较大。 要解决上述问题, 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问题,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冀南地区农村改革创造更大的空间。
2 冀南地区加快产城园一体化建设, 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分析
实践证明, 在冀南部分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程度发展较好的地区, 其经济增速、社会稳定程度、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水平、居民幸福指数等各项指标也相对较为突出。同时, 这些地区都在区域发展中体现出了一种共性, 即产业发展规划、城市基础建设与经济 (工业) 开发园区相互融合、一体建设的特点, 对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农民市民化、维护社会稳定、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联动等问题的解决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以下结合在地处黑龙港流域的国家级贫困县威县的调研情况加以分析:
(1) 规划先行, 变粗放经营为精准发展。 这些地区不论前期发展程度如何, 在发展中都做到了规划先行, 抛弃了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而是根据地方实际规划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和特色产业发展区域, 定向引资、合理布局, 最终形成多个具有地方特色和集群效应的聚集区或产业带。 如威县以科学规划为龙头, 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 完成了县城总体规划及子系统规划330 多项, 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 在产业布局上, 坚持集约发展。 按照“因地制宜、集约发展”的思路, 合理划分园区产业布局, 引导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着力培育主业突出、特色鲜明、协调配套的工业园区, 避免盲目扩大园区规模和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
(2) 精准定位, 大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城镇,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这些地区在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努力在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步加快围绕产业发展区域内的小城镇和中心城镇建设, 提高对地方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满足本地居民和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需求, 形成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 如威县四年累计投资75亿元, 实施单体工程226 项。 建成了“十纵十二横”路网、110 千伏变电站, 建成了功能齐全、风景秀美的城市环境和教育、卫生、文化、休闲等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厂4 年增加了90 多个。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和科技人才。
(3) 宜产宜居, 实现产城园融合发展。 这些地区在城市建设中既避免了为了城市建设而搞城市建设的超前建设误区, 也避免了为了产业发展而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的被动建设问题, 而是将城市建设与产业规划发展、产业园区建设、公共服务功能、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统一起来, 既不要过分超前造成浪费, 又不能被动建设制约发展。 最终形成了产城园融合发展的格局, 做到了宜产宜居、产城共建、产业联动、产城园融合的发展格局。如威县在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大幅改善的前提下, 经济发展势头不降反增。 2009-2013 年初, 共签约引进项目486 个、协议资金315 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53 个、省重点21 个, 位居邢台市前列。 2012 年, 增速均列全市第一, 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实现由低速徘徊到高速跨越的转变。
(4) 产城共建, 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这些地区通过产业规划发展和城镇建设, 不但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保障水平, 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农民的创业渠道并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同时提高了农民的认知水平和整体素质, 使得更多农民真正意义上成为市民, 从而加大了农村改革的空间。 威县在2009 年改革开局第一年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达5.2万人, 新增工商户4095 个, 总数达到7526 个, 比2008 年增长一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 4 年翻了一番。 城镇化率增速在全市连续名列前茅。
(5) 工农并举, 激发地方经济活力。 这些地区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对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农业产业规划, 抓住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契机, 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园区 (带) 建设, 积极盘活农业资源, 大力发挥工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发展现代高效绿色农业和特色农业,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以威县为例,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现代农业取得长足发展。 建成6 个农业部万亩棉花高产创建示范片, 设施蔬菜6 万亩, 以发展优质、高效、生态、观光农业为主题, 打造10 万亩优质林果带、10 万亩设施蔬菜带、高效畜牧养殖带, 2 万亩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三带一园”。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从一定意义上讲,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县域经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联动, 积极推动宜产宜居、产城园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3 加快产城园一体化建设, 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 在推动城镇化和产城园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应协调处理好人地矛盾, 将重点放在人的城市化上, 避免伤农现象存在;应注重把保障农民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综合考虑, 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在推动加快产城园一体化建设过程中, 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们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 要始终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的思想, 通过产城园一体化, 最终实现人的城市化。
(2) 在推动城镇化和产城园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发展规划与本地优势特色形结合, 防止照抄照搬导致的水土不服现象发生。要依据自身优势, 选择出适合自己发展的主导产业、特色园区与具备本土文化特质的城市功能。如果主导产业定位不准, 将带来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 并锁定产城园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这将给后续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 在发展之初, 各地政府应权衡利弊, 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 发展各种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
(3) 在推动城镇化和产城园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应尊重市场规律,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成为最终的试金石。经济发展规律证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的任务, 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推动城镇化喝产城园一体化同样要遵循这个定律。 要避免因由政府主导市场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鬼城”等一系列问题。
(4) 在推动城镇化和产城园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应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结合, 真正实现宜产宜居、产城融合的总体目标。提高环境承载能力,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要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的关系。 通过强调环境保护与生态维护, 使每个人都享有正当的环境权利,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青山绿山。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县域经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联动, 积极推动宜产宜居、产城园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就地城镇化 篇7
一、研究综述
农村宅基地既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建设, 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息息相关, 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住宅建设存在差异, 南方自拆自建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各个家庭宅基地大小不一, 朝向各异, 导致住宅出现摊大饼式的无序发展, 而北方沿街建房现象比较严重, 老宅和新屋交错出现, 只见新房, 不见新村。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村庄布局分散, 房屋闲置等现象。基于农村住宅的现状, 许多学者提出建设农村社区,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客观上存在经费不足, 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主观上存在对农村社区的认识不足, 社区的隶属关系不明确等原因。
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产物, 可以优化农村资源配置, 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受到土地特征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 农业用途需求不足, 非农用途需求强劲但受到政策限制是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调查发现, 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流转速度加快, 流转类型多样, 流转主体多元化等特点。
地理学家们提出的“乡村重构”、“乡村转型发展”等研究成果很有借鉴意义。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特殊的工农、城乡“双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 因此, 大力发展农业、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正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吴传钧, 2008) 。打破目前城乡分割的地域结构和经济结构, 实现城乡空间整合, 促进乡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 凸显乡村区域价值, 提升农村生产力和竞争力尤为重要 (刘彦随, 2008) 。当前, 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双轮”驱动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 (龙花楼, 2011) 。新农村建设可采取“三整合一提升”模式:即组织整合, 建设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 促进农村城镇化, 优化现代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产业整合, 发展国际化现代农业与股份制企业, 发展壮大循环经济;空间整合, 逐步推行“迁村并点”, 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并着力提升农村生产力与竞争力。
从实践看, 发达国家和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都相继经历了乡村重建过程, 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示范城镇建设”、英国的“中心村建设”和法国的“农村振兴计划”,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和日本的“村镇建设工程”等, 都采取不同措施推动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整体落后,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六县 (区) 的调研证明, 采取“五化战略”措施推动农村资源的集中与整合, 是实现农村转型发展和就地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二、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的困境分析
针对农村转型和就地城镇化问题, 我们对陕西省的汉滨、石泉、城固、宁强、麟游、彬县六县 (区) 1 800农户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 获得有效问卷1 710份, 问卷有效率占95%。从调查的情况看, 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一) 年龄分布畸形化, 老龄化程度高
在1 710位调查对象中, 年龄在30岁以下的仅占5.8%, 30-40岁的占19.2%, 40-50岁的占27.9%, 50-60岁的占27.7%,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达19.4%, 平均年龄为49.77岁, 留守人口年龄整体偏大, 养老负担加重。
农村有五分之二的年轻劳力外出务工, 其中举家外出者占一成多。家庭外出务工者主要是子女、儿媳或丈夫, 近七成年龄集中在15-35岁之间。务农劳动力中, 妇女占六成, 男性40岁以上者占近三成。农村的持续发展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尴尬局面。
(二)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婚姻状况不容乐观
留守人口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 占49.9%, 小学占30%, 大专及以上所占比例最小, 仅为1.1%。其中, 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4,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96, 其中, 女性不识字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比例高达47.79%, 男性受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女性。
在成年人口的婚姻状况中, 有配偶的占83.5%, 无配偶的占3.5%, 丧偶的占9.9%, 分居的占2.3%, 离异的占0.2%, 婚姻状况不容乐观。
留守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低, 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男性配偶常年外出, 不利于家庭与婚姻稳定。
(三) 打工收入超过务农收入, 农民收入差距扩大
2011年六县 (区)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 315.98元, 比同期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5 028元高出25%, 但各地农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标准差达到4 875.39。
从农民收入结构看, 在家务工经商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年工资性收入主要分布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 没有工资性收入的家庭占22.8%, 主要分布在年老体弱家庭。89.2%的家庭没有服务业收入, 说明农村地区的服务业依然落后。外出打工子女年供收入 (单方转移, 主要用于养老和子女教育) 大多介于1 000-10 000元之间。
种植养殖业是农民的传统主业, 年收入在2 000元以内的家庭占56.1%, 年收入在2 000-10 000元的家庭占31.3%, 年收入过10 000元的家庭仅占12.5%, 远不及打工的收入。
(四) 住房占地多空置率高, 普遍缺乏公共设施
调查数据显示, 农民家庭有1院宅基地及其住房的最多, 占82.6%, 2院的占15.1%, 3院的占1%, 4院的占0.3%, 5院及以上的占1%, 平均每户拥有住宅1.22院。宅基地的占地面积不同, 平均每户宅基地的占地平均为0.58亩, 住房面积在58-198平方米之间, 大多数家庭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住房类型以砖混结构平房居多, 占44.7%, 其次是土坯瓦房, 占28.5%, 再次是砖混二层, 占22.6%。
在闲置房屋和宅基地的处理方式上, 36.6%的农户认为应在社区换楼房, 34.6%的农户认为应折价处理, 只有17.7%的农户认为应维持现状, 另外有11.2%的农户说不清。
从住房及生活现代化程度看, 公共设施拥有量普遍不高。拥有公共设施住户的比重分别为:20.9%的有电话, 18.0%的电路已改造, 17.5%的有自来水, 16.5%的门前道路硬化, 13.0%的离公路近, 但很多住户附近没有商店、医院、托儿所、学校以及网络和排水排污设施。
(五) 空心村居住分散, 孩子上学不便, 治安环境不佳
农民收入增加后, 纷纷在公路边或者耕地旁新建住宅, 致使村庄规模不断向外扩大, 原有村庄中心空心化, 出现空心村和居住分散现象。
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 村旷人稀, 村庄治安环境变差, 偏远地区的村庄更甚。夫妻外出打工带小孩进城读书成为时尚, 村庄留守儿童减少, 农村中小学并校高达三成, 加之校车很少, 儿童上学不便, 孩子往返安全时常令家人心情纠结。
(六) 教育程度影响住地选择, 多数期望住进社区
从住房意愿看, 大都渴望享受现代生活。其中, 愿意住进农村社区的达46.5%, 住进附近城镇的为32.3%, 有5.3%的农户认为无所谓, 持观望态度, 而仅有15.7%的农户愿意保持现状。进一步调查发现, 84.6%的农户愿意集中住进规划区的楼房里, 只有7.4%的农户不愿意, 8.0%的农户持无所谓态度。
农户进住社区的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喜欢住在城镇社区, 可能与他们务工经商能力较强有关;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喜欢住在农村社区, 可能与他们依托农地经营有关。
(七) 追求置换土地效益, 耕地意愿转让价格偏高
农户38.0%的同意撤村建社区集中盖楼房, 4.6%的不同意, 20.8%的认为可以用宅基地折价置换, 12.3%的认为可以用承包地折价置换, 15.2%的认为自己按规划在社区建房, 5.0%的认为可以购买。农户多数认可社区集中居住方式, 愿意用耕地、宅基地折价置换者占三成, 在社区建房和买房者占两成, 半数以上农户愿意付诸实施。对于置换出的耕地和宅基地, 农户30.2%的认为按政策去使用, 17.8%的认为宅基地可复耕, 14.8%的认为宅基地可商用开发加工农产品, 15.1%的认为应该从事规模经营, 7.1%的认为由受让人自己决定, 15.1%的认为招工应优先使用本村人。
农户可接受的每亩耕地的转让或置换价格因地域、地段差别很大, 山区的川道、坡地地价相对较低, 城镇周边和工矿区周围的地价相对较高。从调查看, 农户意愿的交集很小, 差异很大, 这或许是陕西目前土地流转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农户每亩地1年的转让价格汇总, 可接受800元及以下价格的占4.2%, 1 000元的占7.6%, 10 000元的占5.7%, 30 000元的占7.3%, 50 000元的占13.9%, 60 000元的占10%, 甚至还有更高的。
之所以出现耕地流转意愿价格偏高现象, 与留守农民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和技能较低以及过分依赖土地的心态有关, 更与其缺乏稳定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有关。
三、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五化驱动”
农村转型发展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城乡关系与城乡差别等方面的转变。县域中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与兴起即农村就地城镇化, 是农村转型发展的主要依托和标志。工业社会以资源的集中和集约使用为特征, 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追求效率。家庭经营和分散居住的农村社会难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和集约使用, 导致农民的生产和消费只能在低层次循环。欠发达地区留守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建立和谐社会相比格格不入。因此, 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资源集聚、产业集中和居住集中, 是实现农村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土地资本化是农村资源集聚和整合的先决条件, 是变土地的不动产为动产、虚拟资本为实际资本的过程。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农民只能转让土地的使用权, 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目前大量购买土地、发行土地债券筹融资的行为难以发生, 现行的从事农业的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种植养殖能手等实体经济投资人承租土地 (包括水域等) 的居多, 土地资本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决定土地流转的直接因素是价格, 按照级差地租理论, 落后地区的地价相对较低。但是, 我们的调查结论相反, 这与留守农民的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当地从事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偏少和外出在城市打工不稳定等有直接关系。因此, 发展县域经济、增加非农就业机会, 有助于加快土地资本化步伐。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依靠农业科技和农业龙头企业带动, 以市场为导向, 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 提高农业比较收益, 彻底改造传统农业, 增加就业机会,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就业, 减轻大城市的就业压力。陕西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良好, 通过产业化改造传统农业和开发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潜力十分巨大。农业企业的生产基地遍布县域农村, 可带动土地成片开发, 农产品的加工、深加工以及物流、销售等服务集中在城镇的工业园区, 也可带动小城镇的发展。
城镇社会化是一种追求城市与乡村结合的新理念, 通过辟建城乡小型城市网络, 实现自给自足, 以弥补工业城市的缺失, 还城镇于自然。城乡结合的小型城市组合以社区为单元, 且社区的进程重叠于城镇发展之中, 城在田中, 田在城旁, 建设产业集聚和居住集中的田园城市, 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陕西在全省31个重点示范镇、107个重点镇、827个建制镇和众多新型农村社区的小城镇体系建设中, 注重规划和基础设施财政投入, 体现出田园城市的建设理念, 初步涌现出一批如新民镇、崔家山镇和恒口镇等田园小镇, 集聚了当地优势产业和大量农村人口, 发展势头良好。
村庄社区化是基于土地资源整合与农业产业化条件下的农民居住集中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留守人口难题, 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 有利于老人养老、就医, 孩子入托、上学, 妇女学习、交往, 还可以从农业产业化和社区服务中衍生出许多就业机会,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创业与就业, 实现就地转移。如陕西汉滨区的七堰社区和彬县的东坡社区已初见成效。村庄社区建设通过撤村、并村的村庄整理和土地整理, 还可节省大量的宅基地用于还田。如城固县崔家山镇, 以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为基础, 按照“一村一社区”的模式布局新型农村社区, 通过改善农民住房条件, 配套完善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与小学、幼儿园、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优化社区环境,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等方式, 引导周边村组逐步向社区集聚;同时大力发展蔬菜、杂果种植及旅游观光服务等, 解决好社区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形成“镇区——农村社区”两级镇村体系结构;规划到2020年对现有18个村庄进行整合, 建设4个新型农村社区, 可以节约土地38.86公顷。
农民市民化, 从县域农村经济发展角度看, 它是考察县域城镇化水平的质量指标, 是土地资本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社会化的递增函数, 不仅涉及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由传统农业农民到现代农业工人, 也涉及农民居住方式的转变——由农村分散居住到社区集中居住, 还涉及到城乡人口变动的社会转型。现在的城镇化, 是不完全的城镇化, 据估算, 现在进了城但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的农民工有2.5亿人, 若扣除掉这部分, 中国真正拥有城镇户籍和福利待遇的居民, 大约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0%多一点。在未来的10年至25年内, 理论估算还会有5亿至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城镇化进程, 任务相当艰巨。
四、农村转型发展中就地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 农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理应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果。农村就地城镇化, 不仅能够有效减缓大城市的发展压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留守人口难题,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
(一) 做好土地资源规划, 实施耕地利用、宅基地置换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三位一体工程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今后要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民、农业、农村发展息息相关, 理应成为陕西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 摸清留守农民宅基地和耕地家底, 搞好国土资源规划与农村土地资源整理,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 实施耕地利用、宅基地置换和农村社区建设三位一体的民生安居工程, 是实现农民住房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重大战略选择。
(二) 加快重点镇建设和村庄治理步伐, 实现节约耕地和改善农民居住质量
重点镇建设有利于农民就近就业与转移。陕西在实施关中百镇和陕南陕北各50镇建设的基础上, 2009年又从全省827个建制镇中选择107个建制镇确定为重点镇。2011年陕西又在重点镇的基础上确立了31个省级重点示范镇, 按照建设农民幸福家园和城市社区的模式与标准, 力争通过3—5年时间, 使重点示范镇初步形成县城副中心, 成为农民进城落户、创业的良好平台和全省小城镇建设的示范样板, 城镇人口明显增加。
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村庄治理, 节省耕地, 提高农民住房质量。从调查看, 村庄治理有以下形式。一是传统型集中居住。如城固县段家山村, 通过村规划集中居住, 15户搬迁, 腾出14亩耕地, 用去5亩建新宅, 净复垦耕地9亩, 用于种植水稻。这种空心村改造便于操作, 但缺乏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 是一种相对集约的传统式村庄整理模式, 农民住房集中, 紧邻公路, 出行便利, 其拆迁费和垃圾处理费等户均1万元, 由地方政府出资。二是农村社区型。如彬县东坡村, 社区规划、前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全由政府投入, 村民按照规划在社区自己建标准化楼房, 家均三分宅基地, 住房现代化程度高, 是典型的小城镇。这种模式要求地方政府的财力充裕。三是撤村、并村建镇或集中建社区。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平村城中村自主改造, 在城郊集中建社区, 这种形式既可以整理出更多的土地, 也可以提高农民家庭的住房质量, 增加农民收入。
(三) 积极发展农村新型社区, 有效化解农村留守人口难题
空心村特别是空巢家庭农民对集中居住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很高, 农村社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及其舒适的住房条件, 正是农民世代追求的现代生活方式, 是城乡差距缩小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体现, 也是解决农村留守人口难题的根本方式, 医院、学校、敬老院、图书室、商场、运动场、保安以及靠近耕地等, 都是农村留守人口所期盼的。同时, 农村社区的兴建不仅改善了农民的住房质量, 便利了孩子入托上学、老人就医养老、妇女交往学习, 还有利于宅基地置换、复耕与节约土地资源。如彬县农村社区和新农村建设占地1万亩, 宅基地复垦2.5万亩, 净复垦耕地1.5万亩。彬县东坡村社区由原东坡村和杨家村共304户合并而成, 地方政府在规划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上投入108万元, 原户均宅基地占地1亩, 现社区户均占地3分, 净复垦耕地213亩。整齐的楼房、完善的公共设施、干净的街道、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由空心村住进小镇一样的农村社区, 农民心情无比激动。
因此, 农民集中住农村社区是空心村改造的上选方式, 按农民意愿进行农村社区的规划、设计、搬迁及土地资源整理, 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加大宣传力度和增加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是先导条件。
(四) 加快土地流转步伐, 实施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经营
一是政府投资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包括水利设施、道路、桥梁、通讯、邮政、电力、仓储、运销、农林科研院所等项目。由于农业效率的改进与获得具有天然的长期性和不稳定性风险, 所以, 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私人不愿意, 家庭无能力, 只能是政府。二是采用先进农业技术, 把农业新技术的发明、推广与农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可以产生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结果, 因此, 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承担新技术供给的任务是必要的。三是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经营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通过实践发现, 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可以有效抑制农村资金较高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费用, 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结合, 可能是目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金融制度。四是打破城乡居民身份限制的户籍制度。使有条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割断其与原籍土地的天然联系。五是对投资陕西现代农业经营的国内外客户, 采取税收减免政策。同时, 在收入、升职、子女升学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 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下乡特别是去偏远农村奉献。六是简化土地流转流程, 明确土地流转制度, 以法规形式确保土地供求双方的利益。
(五) 实施以财政体系为核心的配套改革, 实现完全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 篇8
1 宜春市就地型新型城镇化模式分析
1.1 宜春模式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也是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3]。农村的就地改造是指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宜春等市区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家门口就近城镇化。2013年6月, 宜春市选择19个示范镇试点镇村联动, 将其周边1 km左右范围内的96个村庄纳入联动范围。通过大力推进镇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升集镇的城镇功能, 强化经济发展基础, 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实现城镇化。“以集镇为核心、辐射周边卫星村的发展模式, 是宜春市对新型城镇化的一项新探索, 较符合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能有效避免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农村空心化’等问题。”
1.2 宜春模式的优点
从经济角度看, 就地型新型城镇化的成本低。城镇化进程中就地改造, 将节省一大部分的造价。在建设过程中, 政府还可能会以隐性补贴或集体福利的方式馈赠给村集体和村民。
从环保角度看, 就地型城镇化将会产生更少的污染。若集体拆迁搬移重建, 则将会产生大量建筑垃圾。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与宅基地之外的村域空间发生直接关系, 不影响原有的地形地貌。相反, 还会因“就地上楼”优化的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和村域整体的合理规划而避免各类生活性污染的产生蔓延。
从克服和消除农村病看, 城市病和农村病与人口流向有很大关系, 即经由巨量农村人口流出与流入的激发, 流出地的农村不断“空心化”乃至最终形成了农村不断凋敝的病态现象;流入地的城市则在巨量人口的冲击下, 难以承载、不堪重负, 乃至产生出令城市几近崩溃的城市病。就地型新型城镇化将原有的农村人口依然安置在改造地, 很好地控制了人流量, 不至于使城市越来越拥挤。
1.3 宜春模式的缺陷
宜春市的新型城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农民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 影响着农民对事物的看法, 是农民文化转型的外源性困境[4]。如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之后逐渐开始淡化一些风俗。城镇化使得大量土地被征用, 用于工业生产等活动, 会带来农民的一波进城打工风潮和生产供给系列问题。医疗保障、养老、农民子女的上学教育问题都要予以考虑。
2 城镇化模式中乡村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当各地城镇化如火如荼的进行, 农村人口不断往城市迁移或者是进行就地城镇化、建设新农村时, 原本留存于乡间的传统文化渐渐被人们淡化、忽视并遗忘。在宜春市进行走访调研时发现, 经历了城镇化的人们已经很少在特定的节日开展一些传统活动。
例如, 过年乡村的小孩用稻草做龙头挨家挨户讨彩头, 村中同姓人家去自己姓氏的祠堂烧香添香火。再如, 剪纸贴花、当地的歌曲戏剧等都在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及快节奏的生活中, 由于年轻人有接受新文化迅速的先天优势, 使他们在前辈面前对当代文化具有更多的话语权、更能把握潮流, 因此, 他们逐渐成为乡村新文化潮流的主宰[5]。人们逐渐地舍弃这些传统,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快节奏、快餐式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3 对未来城镇化和乡村文化传承的建议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 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是人口集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非农就业人员较高水平的劳动技能是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基本保障[6]。政府要在推行就地型新型城镇化时考虑到农民的就业安置、教育、医疗等问题。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 制定完善好相应的法规制度, 确保城镇化居民的礼仪。从传统、现在和未来发展的角度, 高起点、高水平建设小城镇, 预测未来的发展, 按照未来的需要进行规划, 使小城镇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乡村文化问题上, 政府要着重将乡村文化纳入建设总体目标中, 统筹规划。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要将其纳入“文化强国”建设中, 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完善经费投入体系, 积极探索乡村文化繁荣机制;因地制宜组织文化活动, 积极抢救发展民间文化。乡村不应成为文化建设的空白点, 各乡各村的基层组织应努力提倡精神文明, 将一些有重要传承意义的乡村文化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全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2]朱宇.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3]付仰岗.江西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 201 (55) :38-39.
[4]王小丽, 李瑞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与化阻机制[J].农村经济, 201 (39) :114-117.
[5]丁永祥.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J].江西社会科学, 200 (911) :21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