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镇化（共6篇）
非城镇化 篇1
中心城市房地产行业“限购令”实施已近两年, “二手房市场再次火爆”的消息近日又有耳闻, 畸高房价是否挺过寒冬又见暖阳?
岁末年初本为传统淡季, 热点区域房地产市场成交却日渐活跃。以北京为例, 新房与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分别暴涨5.9倍和5.7倍, 登记过户一号难求正因为此。价格方面, 有机构数据显示, 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住宅均价达16417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2.84%。
与此同时, 北上广深房价的“风向标”作用也在显现。2012年12月, 在70个大中城市中, 新房价格环比上涨54个、同比上涨40个, 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46个、同比上涨25个。
“再不买还会涨吗?”——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疑问。实际上, 本轮限购调控可谓卡住“七寸”, 投资投机性需求已被基本挤出。但仍处在关键时期的调控, 也需正视民众预期的波动。
我们发现, 民众预期主要受担忧“土地财政”回流的影响。去年以来, 继香河园地块、万柳地块后, 北京玉渊潭地块再现楼面价近4万元/平方米的“地王”。而一度受“限购令”冲击, 去年同比大幅下跌45%的北京土地收入, 仅今年1月便超过去年全年的1/3。受此带动, 北上广深等十大典型城市1月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增长77%, 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长更高达263%。
平复民众“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 关键应切断“土地财政”对高房价的再度冲击。此背景下, 为政者咬紧牙关保持调控政策的持续性, 不重回“土地财政”的老路, 方是稳定房价与预期的“定心丸”。
大都市的房价波动, 连着小城镇的未来走向。它们的背后, 都藏着一只蠢蠢欲动的手——“土地财政”。
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 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经常感染“土地财政”的痼疾, 每每陷入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怪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城镇化”, 如何在破除沉疴中前行?
最近举行的地方两会上, 可以感受到各地推进城镇化的旺盛热情。19个省区市将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 最高达53%。新一轮地方基建投资潮的涌起令人担忧, 一些地方会不会放松或变相放松限购?
“土地财政”一时之间也许能解城镇化资金之需, 但单纯依靠它推进城镇化, 只是饮鸩止渴地加速房价上涨, 阻碍内需的扩大、抬高城镇化的门槛。
居民收入中, 房价占比越高, 消费占比就越低, 扩大内需的后劲就越不足。而房价收入比远离合理区间, 并非大都市所特有, 一些二、三线城市房价也动辄过万, 严重影响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扩大。
当务工收入难以承受城镇房价时, 城镇化或呈现“潮涌”般的农民回流现象, 或步入“城中村”、“贫民窟”的歧途, 必然妨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无节制地依赖土地财政, 必将导致房价畸高, 让百姓难以安居, 也销蚀着城镇竞争力。同时也是一种吃子孙饭, 透支未来资源的做法, 使地方同时面临继续发展和民生还债的双重压力。
城镇化不是砖头瓦块的堆砌,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它需要地方政府摆脱靠地价房价拉动GDP和财政收入的诱惑, 更多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关注居民生活的改善。调控不懈怠、房价不折腾, 把宝贵的精力集中到构建幸福的人居环境上, 向上负责的“政绩”与向下负责的“民生”才会真正同频共振。
调控不懈怠、房价不折腾, 把宝贵的精力集中到构建幸福的人居环境上, 向上负责的“政绩”与向下负责的“民生”才会真正同频共振。
非城镇化 篇2
[2011-04-2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83号令）及关于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养发[2007]21号）、京社保发［2008］48号、京人社保发［2011］139号文件规定，特向申请补缴间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告知如下：
一、因用人单位原因未给被保险人缴纳1998年7月1日至今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需提供如下相关材料：
1、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确认表一式三份;（外埠人员补缴五年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的需填写《外埠人员养老保险补缴审核表》一式三份）
2、被保险人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含首页、本人页，如户口本不能显示补缴期间为城镇户籍，需到户籍地派出所开具补缴期间为非农业户籍证明）；
3、补缴期间的原始工资凭证（审原件留存复印件两份，复印件加盖公章、财务章,本人签字）；
4、由间断缴纳养老保险时所在单位提供被补缴人在该单位工作期间的劳动合同（审原件留存复印件两份）；如被补缴人劳动合同签订页单位盖章处签字人为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法人签字单位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如被补缴人为单位法人，需提供事实劳动关系证明两份及补缴期间的工商局企业年检报告；
5、被补缴人在京工作简历一份（本人签字，单位加盖公章）；
6、非本市城镇户籍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承诺书一份；
7、非本市城镇户籍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承诺书一份；
8、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需年检合格），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9、社保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10、营业执照注册地址非海淀区的补缴单位，需提供海淀区社保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在海淀区而社保登记证住所（地址）不在海淀区的，需提供海淀区社保中心出具的地址不一致证明。
二、单位经劳动监察、社保稽核检查后责令补缴间断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直接到社保中心办理。
三、参保单位申请为外埠城镇职工一次性补缴5年（含）以上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需由劳动监察和社保稽核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四、注意事项：
1、所有复印件上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字样并加盖公章；
2、以上所提供材料一律使用A4纸张，填表均用黑色签字笔填写。
五、办理时限：
从受理次日起计算，二十个工作日后由申报单位自行到北区一层行政事务管理科领取批件，不再电话告知。
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确认表.doc
非本市城镇户籍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承诺书.doc
非本市城镇户籍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承诺书.doc
非城镇化 篇3
关键词：农民工；落户意愿；社会保险；场域；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F302.5；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88-08
一、研究背景
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也构成了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社会背景。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般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工作、居住和教育等权利[1]。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资源分布差异，落户城镇无疑可以使农民工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并且最终融入城市。如今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但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同时也要加速推进“市民化”的进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告，2013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了1.66亿[2]，国家发改委目前也提出了6年内让1亿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计划[3]。
基于上述宏观的社会背景，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衍生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关注和探讨。如，卢小君、李文彬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现状、工作收入状况、子女的教育获得、身心健康状况等[4，5]。考察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而能否落户城镇是农民工走向城市、扎根城市并最终融合进城市的一个关键环节，值得关注。具体来讲，从制度性因素看，除了关乎农民工自身利益的社会保障，更有农民工乃至所有父母都关心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两者对落户城镇意愿发挥着怎样的影响？有何差异？另一方面，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6]，基于中国的关系主义文化[7，8]，个人的关系网络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9]，那么它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何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交往场域及从中而来的网络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0，11]，那么不同场域的网络会对落户城镇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作用又会有哪些差异呢？本研究将尝试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农民工现在的迁移模式多属于“候鸟式迁移”模式，即大量人口的季节性迁移。要实现从“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需要实现户籍、工作、子女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的转变，并最终落户到城镇。鉴于此，学者们对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视角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迁移。人力资本因素往往影响着农民工迁移城镇的决定，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时间越长、技能型职业类型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定居意愿[12，13]，接受过职业培训也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14]。
2.社会保障与农民工迁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比如郑杭生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会逐渐扩大，应当完善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15]。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及回流意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16，17]。
3.家庭因素与农民工迁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影响个人行为活动的基础性因素。叶鹏飞基于2007年7省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更强的影响[18]。魏万青根据2010年珠三角与长三角10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同样发现夫妻在同城打工对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并且指出子女的教育环境质量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19]。
4.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迁移。个人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时时都受到网络的影响[9]。刘茜、杜海峰比较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20]。王玉君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12]。
（二）研究假设
1.社会保障、子女就学与落户城镇意愿。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组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农民工落户城镇提供理想的帮助，但进城的农民工由于政策制度、自身经济状况等的限制，往往没有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若能够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不仅能为农民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也能提升他们对城市的安全感、归属感等，从而提升他们落户城镇的意愿，后者甚至更重要。从现实来看，目前的社会保险很多都是以“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方式来购买，国家也正在逐步完善从“三险一金”到“五险一金”的过渡。为了察看“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独立影响，以及这二者体现的制度性差异，下面将分开考察这二者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1a：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丰富，越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1b：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假设1c：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另一方面，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相关制度的限制以及繁琐的手续，不少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与打工者子弟学校，并且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也让农民工家庭负担不起，因此农民工的子女往往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21]，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文化观念下，若子女能够在父母打工的地方就学，这将会大大提高农民工家庭落户本地的意愿。基于此，我们推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子女在其打工地上学的农民工，他们落户该城镇的意愿会更强。
2.交往场域、社会网络与落户意愿。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22]。传统的中国社会强调关系、人情，且社会流动性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量研究发现，基于传统特征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戚、老乡等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3]。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转型，大量资源开始需要从市场渠道、制度渠道、工作场所等获得，因此从自致性场域发展而来的各种关系网络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24]。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场域的网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具体影响，可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3：总体上看，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a：亲属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无显著影响。
假设3b：拥有本地朋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3c：拥有工作同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3d：拥有组织制度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三、研究数据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于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数据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不等概率（PPS）抽样。其中，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部分，在上海松江区、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和泉州市各抽取了2 000名流动人口，苏州市抽取了4 000名流动人口，陕西咸阳市抽取了1 000名流动人口，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6 878。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因此，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是14 920。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落户意愿，在问卷中通过询问“若无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获得，情况分为“是”“否”两类。
2.自变量。（1）社会保险。问卷中询问“您在本地有下列何种社会保障”，具体分为8类，即“城镇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具体分析时，生成了3个新的变量。首先是“社会保险总类”变量，通过将8类累加生成。其次是“三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保、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民工为此群体。最后是“五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民工为此群体。（2）子女就学情况。问卷中询问了农民工最多5个子女的基本情况，在变量的操作化时，将2岁到22岁的农民工子女视为在学龄阶段的子女，其中任何一个子女在本地就学则视为“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3）社会网络变量。问卷中询问“除上班时间外，您在本地平时与谁来往比较多？”，交往对象分为8类：“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本地户籍同事”“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本地同学/朋友（不包括同事）”“跟人来往不多”。
由于此题是多选题，因此在具体分析时生成了4个新的变量：“亲属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或“本地户籍亲戚”“本地朋友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工作同事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或“本地户籍同事”“组织制度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政府管理服务人员”。将“与人来往不多”单独作为一类放入模型以进行控制。
3.控制变量。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很多。基于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本人及配偶教育水平、配偶是否在本地、目前职业的在职时间、上个月平均每周工作天数、工作单位类型、职业声望分数[25，26]、本人上个月的收入（取对数）以及家庭在本地上个月的总收入（取对数）。所有变量的具体测量和描述性分析见表1、表2。
由表1可见，农民工群体中愿意落户的比例为52.59%，表明整体落户意愿较高。从社会保险的总类平均值来看，农民工平均拥有的社会保险数量只有1种，而同时拥有“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群体也只占了很少的比例，分别为5.12%和2.14%，间接说明了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上的缺失。农民工的学龄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比例为30.76%，整体比例偏低。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看，密切来往中拥有亲属和工作同事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7.30%和66.24%，而密切来往中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和政府管理服务人员的比例很低，分别为17.61%和3.67%。
四、实证分析
由于落户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检验社会保险的作用
表3是社会保险变量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从模型1来看，社会保险总类的回归系数为0.085 3，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购买的社会保险总类每增加1类，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本地的发生比会增加9%，因此假设1a得到证明。模型2中，“三险一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79，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同时购买“三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比，同时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种类的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20倍，因此假设1b得到证实。模型3中，“五险一金”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同时购买“五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同时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种类保险的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40倍，假设1c得到证实。基于上述三点可得，假设1得到证实，社会保险状况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确实有显著影响。同时，相比于“三险一金”“五险一金”的影响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者效应的制度性差异。
（二）检验子女就学情况的作用
表4的模型4反映的是学龄段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模型4中，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变量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相比，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落户本地的意愿更强，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51倍，由此假设2得到证实。
（三）检验社会网络的作用
表4的模型5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亲属网络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亲属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假设3a得到证实。本地朋友网络、工作同事网络和组织制度网络的影响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b、3c、3d均得到证实。总体来看，社会网络确实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证实。
另外，控制变量也显示了有意义的结果。由模型6可见，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年龄、教育水平对落户意愿都无显著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前者落户意愿更为强烈；配偶的教育水平越高、配偶在本地居住会显著提升被访者的落户意愿；最后，个人在本地的在职时间越长、每周的工作时间越短、职业声望越高则落户意愿越强。
（四）不同因素作用的比较
表4的模型6是同时放进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无大的变化，结果稳定。在核心自变量方面，社会保险总类、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以及本地朋友网络、工作同事网络、组织制度网络的回归系数几乎无变化，仍然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因此说明了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存在着相互独立的作用。
那么，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有何差异？或者说回归结果中呈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基于模型6，利用系数比较的T检验方法，对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进行统计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
从检验结果来看，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大小上，社会保险和三种网络之间均无显著差异，但是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显著大于社会保险、本地朋友网络和工作同事网络，而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与组织制度网络间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对落户城镇意愿都有显著独立的影响。此次分析将社会保险和子女就学情况作为制度性因素，以不同场域的网络变量作为非制度性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越多、学龄段子女在其打工地就学都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说明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非制度性因素方面，社会网络作为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另一座重要桥梁，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总体上看拥有本地网络越广泛、越丰富的农民工，他们落户城镇意愿也会更强。
2.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因素由于背后的作用机制、理论内涵、测量尺度不一，因此很难进行确切比较。这里使用了系数比较的T检验法，对有显著影响的核心自变量进行了初步比较。结果发现，作用程度最大的是子女就学情况，这应该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在4个不同场域的网络中，传统场域的亲属网络作用微弱，而基于现代社会场域的自致网络如本地朋友网、组织制度网的影响很大，这说明，在现代化、市场化的转型背景下，后天的不同场域发展而来的各种网络对人们获取不同的资源非常重要，而政府服务人员所特有的各种组织资源更加重要，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二）思考
从社会现实来看，为了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完成“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需要继续改进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得到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同时，孩子的教育问题更是牵涉到很多农民工父母的心，对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非常重大，因此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关注。另一方面，努力创建一个多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使得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能够良性互动、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网络，这对于外来人员了解城市、走进城市并能最终融入城市也必不可少，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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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其实已近尾声而非序幕 篇4
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 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 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 亮点众多, 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 令人印象深刻。但是, 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 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 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 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 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 已经进城的农民, 其消费需求, 将是巨大的内需, 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 同时, 还有一种期待, 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 国家层面的预期, 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 既振兴内需, 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 后者, 恐怕要失望, 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 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 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 而非序幕。
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
目前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统计, 已经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 由此, 得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 如以户籍人口统计, 更不到40%。由此, 似乎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巨大。不过, 现实很残酷。换一种算法, 看看农村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 得出的结论则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 只要是非农就业, 同时不常住农村, 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的话, 则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
从历史角度看, 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而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中, 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就是未来能够继续吸引农民进入城市。
可惜, 由于中国即将出现人口逆转, 遍地空城的危局, 将重创城镇化战略, 这一趋势, 国内多数学者都没有清醒的认识, 均跟风鼓吹, 盲目乐观。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 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 这其中, 还包含东北, 新疆、海南等地的国营农场, 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 总人数接近400万, 由此, 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 实际只有约2.62亿。农民没有退休金, 也没有退休制度, 活到老就得干到死, 就是活到100岁, 也没有人替你干农活, 所以, 农业就业人口, 基本就等于农村留下的除去婴儿以外的实际人口。
国内一些学者如李迅雷等, 曾提议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的另外一种算法, 应该是: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 则中国真实城镇化率, 早超过60%。根本不再需要二十年。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农村仍然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到城市的景象, 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不以数据统计, 就以实证调查, 笔者走访了湖北, 重庆, 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 亦可印证, 中国农村, 除少数东部省份外, 绝大部分已衰败不堪, 农村大片耕地抛荒, 荒芜千里, 精壮劳力早转移殆尽, 留下老弱。
在上世纪80年代, 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近几年, 中国一些城市却出现了“民工荒”, 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经过30年的劳动力转移, 已经基本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到底转移了多少人口, 现在是一笔有争议的账, 但是, 可以从两个维度看未来农村人口转移潜力。一是如刚才所说, 留下搞第一产业的人口, 只有不到3亿。二是, 从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 而现在, 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的门卫, 一些园林工, 清洁工, 不少就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中国城乡收入差高达三倍, 连中老年人, 都会用脚投票, 只要有机会, 而且还干得动。
更为严峻的是, 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 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 年轻人少, 老年人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 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
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 2020年将达到2.43亿, 2025年将突破3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惊人, 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同时, 中国的青少年人口, 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0~14岁人口占16.60%, 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 不到三十年, 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势非常严峻。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 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 这种对比, 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 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 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 今后五年, 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 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发生逆转, 而在中国的体制下, 一项战略的周期, 大约为十年左右, 由此, 在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任期内, 城镇化即将因人口逆转而遭遇挑战。
未来, 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 将重创中国经济, 未富先老的现状, 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 劳动力不足, 更为直接的是, 无数的城市目前所指定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 届时将成为空口承诺, 今日已经逐步出现的部分黑灯城市, 未来将在中国蔓延, 可能才是中国未来的真实写照。
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时, 其实国家高层有一个假设和类比, 即, 全球各发达国家, 其城镇化高峰期, 也就是工业化高峰期, 亦是国力完成飞跃的时期。此言不假, 但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视, 即, 多数国家的上升期, 均是人口增长期, 人口增长曲线, 基本与国家经济增长曲线, 与城市化曲线同步。
在二战以后, 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 自50年代至1973年, 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 日本年均增长接近10%, 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至1975年, 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 基本达到高潮。虽然至2011年, 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 但是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而日本的人口增长, 亦于1972年达到高峰。由此, 其工业化, 城市化, 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 基本同步。
不仅是日本, 多数现代国家, 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 基本都是三位一体。
而中国未来将出现严重的脱节: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 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会继续提高, 但是, 我们的人口, 尤其是青年人口, 却开始萎缩, 人口发展曲线, 与城市化发展曲线, 将严重不同步。在人口萎缩的大局之下, 却对城镇化寄望太高, 恐怕有负重托。
事实上, 中国不仅农村衰败, 多剩老弱, 城市化进程, 已将逐步终结。农业现代化, 和城市新居民的工业化, 将是一个挑战。同时, 纵使未来农村城市再向城市转移, 转移来的也是负担, 而非动力。即, 转移到城市来养老的老人, 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 青壮年则几乎没有, 因为他们早就来了, 只是有的没有常住, 无法统计而已。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城市来说, 其消耗远远大于其劳动力贡献,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新的城镇化浪潮, 再也不象过去三十年那样, 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 而付出低福利成本, 相反, 未来的城镇化, 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 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纵使现在全面开放计划生育, 人的成长期尚有20年左右, 仍不足弥补中国劳动力的缺口。未来中国可能将不得不大规模开放移民, 今天国人因为高房价而无法享受的住房, 在大批老人死亡之后, 或者将不得不留给国外青年居住。在广东等沿海地区, 已经涌入大批亚非青年, 在北京街头, 也已经日益多见。
或者这将是最大的讽刺。用计划生育节制本国人民的活力与生机, 用高房价迫使本民族的青年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而丧失朝气, 原来最后是为他国人做嫁衣裳。
中国目前尚未完成产业转型, 在全球产业链中也无法短期内升级, 由此, 中国仍然需要大批产业工人, 但是, 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减少, 以及高校升学率超过80%, 国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开放移民, 并非良谋, 但却不失为救急之策。为长久计, 中国的计生政策, 需要彻底调整, 不是开放单独二胎生育, 而是彻底开放。
非城镇化 篇5
参加综合社会保险工作的通知
文号：成劳社发[2007]80号签发单位：成都市劳动保障局
于成都市建筑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参加综合社会保险工作的通知
成劳社发[2007]80号
各区（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建设局，在蓉各建设、施工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成都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06]64号）精神，保障建筑行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施工企业用工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按照《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成府发[2003]7号）、《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补充规定》（成府发[2006]77号）等有关规定, 现就我市建筑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参加综合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综合保险）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含工商注册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企业和外地入蓉建筑企业）(以下简称在蓉施工企业)，均应按照本规定为在建设工程施工中使用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办理综合保险，缴纳综合保险费。
二、本通知所称在蓉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是指不具有城镇户籍或居民户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被在蓉施工企业招用从事建设工程施工作业的从业人员。
三、市劳动保障局负责全市综合保险的统一管理。市建设委员会协助实施对在蓉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参加综合保险的相关工作。
四、建筑行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按上一年我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费率为4%，全部由在蓉施工企业缴纳。参加综合保险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享受工伤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两项待遇。
五、凡地址在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综合保险的实施由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综合保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成都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办公室负责协助。高新区及其他区（市）县的综合保险实施工作，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
六、办理综合保险的程序如下：
（一）综合保险开户
工程承包单位持中标文件或工程承包合同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填报《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开户申报表》（附件一），领取《预缴综合保险费通知单》(附件二)，办理综合保险开户手续。
工程总承包进行专业工程和劳务作业分包的，其分包单位的综合保险由总包单位统一负责；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专业工程如土石方、地基基础、装饰装修、金属门窗、幕墙等工程，若进行劳务分包的，劳务分包单位的综合保险由专业工程承包单位统一负责。
（二）预缴综合保险费
1、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按《预缴综合保险费通知单》上的综合保险费金额
作为工程预付款一次性划入工程承包单位的综合保险开户银行中。并获得市综合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综合保险缴费确认函》（附件三）。
2、在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将《综合保险缴费确认函》提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预缴综合保险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预缴综合保险费金额=预计用工数（人•月）×上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4%
（1）上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以办理综合保险开户时标准为准，工程合同履行期间不作调整。
（2）预计用工数（人•月）=（定额人工费×85%）/上全市建筑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3）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招标的工程，预缴综合保险费的定额人工费为中标文件中计取规费的“定额人工费”。
（4）按四川省二〇〇〇计价定额办理预结算的工程项目，以及实行平方米造价包干或总造价包干的工程项目，预缴综合保险费的定额人工费按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工程造价中定额人工费所占比例计算确定。
（三）人员申报
工程开工后15日内，工程承包单位应将实际使用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包括单位自身招用和分包的专业工程施工企业、劳务企业招用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的个人信息录入《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人员增加表》（附件四）中，打印明细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与电子格式数据盘一并提交建设工程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人员增加。
（四）人员变动
1、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实际用工人员发生变更或因工程施工内容变化（如工程停工、复工等）引起人员增减的，工程承包单位应将变更情况录入《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人员减少表》（附件五）或《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人员增加表》中，打印明细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与电子格式数据盘一并提交建设工程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人员变动。
2、工程承包单位变更
工程施工期间，承发包双方因故解除合同的，持解除协议到工程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综合保险变更手续。新的工程承包单位应按本通知规定的程序重新办理综合保险，同时建设单位应将解除协议和新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一并提交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重新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五）缴纳综合保险费
每月缴纳综合保险费以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束后的实际用工人数计算缴费金额并扣款。
（六）综合保险销户
1、工程竣工后，工程承包单位到缴纳综合保险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建筑施工企业参保情况证明》（附件六），并办理销户手续。
2、建设单位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前，应将《建筑施工企业参保情况证明》提交竣工结算备案机构备案。
七、建筑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发生工伤或患职业病，应及时报告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其工伤或职业病认定、鉴定及理赔，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凡参加了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的建筑工地因安全事故造成其他
人员意外伤害的，经当地施工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后，其受害人的赔付标准按《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成劳社发[2003]39号）有关意外伤害的规定执行。
九、在蓉施工企业须按本通知的要求依法为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办理综合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综合保险费。
（一）工程承包单位应及时申报人员变化情况，如施工现场使用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超过预计用工人数的，应及时追加缴纳综合保险费。工程竣工时，实际参加综合保险人数一般应不低于预计用工人数。
（二）未参加综合保险发生工伤事故的赔付责任由工程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行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依法给予处罚。
（三）工程承包单位认真落实实名制管理，对参保人员的真实性负责，申报参加综合保险人员须为进入施工现场的从业人员，如弄虚作假，一经查实追究其责任。
（四）工程承包单位应在工地显著位置，公示本工程项目综合保险参保情况（附件七）和投诉举报电话。
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职责对在蓉施工企业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参加综合保险严格监督管理。
（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同备案机构在办理施工合同备案时，应查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综合保险缴费确认函》，未提交的，不予备案。
（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程结算备案机构在办理竣工结算备案时，应查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建筑施工企业参保情况证明》，未提交的，不予备案。
十一、各级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各自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项目综合保险参保情况监督检查。
（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参加综合保险情况的监察力度，对未按规定办理综合保险登记的，或未按规定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建筑施工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做好综合保险登记及人员信息处理等工作。
十二、本通知自2007年7月1日起执行。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开户申报表
2.预缴综合保险费通知单
3.综合保险缴费确认函
4.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人员增加表
5.建筑施工企业综合保险人员减少表
6.建筑施工企业参保情况证明
7.综合保险参保情况公示标牌说明
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成都市建设委员会
非城镇化 篇6
关键词：平均工资,四点法,logistic模型,预测
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情况是广大未就业群体在选择工作时的重要依据,因此,针对近几年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和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本文就2006年~201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同行业年平均工资的数据进行了相关研究,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一些参考。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用到的2006年~201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同行业年平均工资的数据来自湖南省统计局(http://www.hntj.gov.cn/)。
二、工资分析
首先,为了更直观清晰地分析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同行业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将不同行业的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作散点图;其次,根据散点图的情况再具体从整体变化态势和同比变化率两个方面对不同行业的年平均工资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数据的特征,找出数据中所反映的问题。散点图如下:
根据图1可知,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同行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均有稳步增长的趋势。
1.整体变化态势分析
201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2357元,比去年增加5240元,比2006年增加34957元。同去年相比,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均为正增长,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多,为9295元,批发和零售业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少,为1554元;同2006年相比,金融业的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多,为69980元,住宿和餐饮业的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少,为17479元。
2.同比变化率分析
201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比增加11.12%,比2006年同比增加200.9%。同去年相比,年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增加了24.87%,增加最慢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增加了3.5%;同2006年相比,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快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了378.21%,增加最慢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了97.05%。
三、工资预测
1.基于logistic模型的工资预测
近几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同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年平均工资会受到经济环境、地球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会先增加后下降。而logistic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有界增长现象,因此,可建立年平均工资增长的logistic模型[1]如下:
其中t表示年份,s为年平均工资,s0为2006年的年平均工资,K为年平均工资最大值,r为常数。
根据分离变量法求解(1)式得:
对式(2)进行变形得:
然后利用四点法估计K值[2],以金融业和教育业为例,假设金融业的年平均工资最大值为K1,记金融业2006年~2015年的年平均工资为(ti,si),i=1,2,…,10。则根据已知及(4)有:
通过计算求得K1=193041.46,利用金融业2006年~2015年的年平均工资数据和式(2)在matlab做一元线性拟合,求得未知参数为r=0.2231,a=2.2569,并且此时判定系数为R2=0.9958,因此可判断拟合效果良好,并将参数r,a的值代入式(2)可得到金融业年平均工资的预测模型:
同样的,可得到教育业的年平均工资最大值K2=111889.15,教育业年平均工资的预测模型:
2.预测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得到的预测模型,可将金融业和教育业的年平均工资的预测模型曲线描绘出来,以便更直观的分析预测效果。
图2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
通过观察图2发现金融业和教育业年平均工资实际值和预测值非常相近,而且根据以上预测模型得到的2006年~2015年金融业的年平均工资与实际值相对误差的平均值为2.56%,教育业的为3.67%,可见预测结果的精确度之高。然后依次对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和教育业2016年~2020年的年平均工资进行预测,见表2。
四、结语
Logistic模型的优点在于无论是长期预测还是短期预测,都会产生一个合理的预测结果,但是会受到K值得影响,分析中合理的利用四分法估计出K值,使得结果更加精确,利用此模型对不同行业的工资预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