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共12篇）

中国城镇化 篇1

中国城镇化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 站在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今后二十年中国的城镇化将如何发展?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

汤姆·米勒的《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一书, 着眼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 描述了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农田向城镇的迁移过程。

汤姆·米勒这个在中国扎根十多年的西方记者, 见证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一轮高速增长期, 以及城乡发展非对称性增长时期。他从各个层面对中国近年来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产生的一系列严峻而突出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并对未来中国二十年城市化进程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其资料翔实、文字亲切, 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问题, 汤姆·米勒列举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近年来,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烧,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全国上下掀起一股造城热, 随之而来的是, 一方面急于进城的农民买不起房, 另一方面诸多“鬼城”空置现象突出。另外, 还有城镇化的国家政策导向、户籍制度的桎梏、土地政策的禁锢、财税制度的不配套等等问题。详实的数据加上真实的案例, 它告诉了我们每个人, 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 汤姆·米勒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罗列上, 进而提出了他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汤姆·米勒在书中指出, 由农而城的旅程, 正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向全球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到2030年, 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 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国十亿城民的生活状态将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汤姆·米勒结合国内外媒体报道和新近研究成果, 以一个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人的视角, 对中国在城镇化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却未能从中获取充分的经济及社会回报, 进行了冷静、理性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 务必要寻找到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 也更持久的城市发展模式, 只有这样, 中国的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文明, 并将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指出:中国城镇化过程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 约3亿农民须从农村迁移进城镇;第二, 中国必须建设更大型、更密集也更宜居的城市;第三, 中国必须让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生活。

汤姆·米勒的《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 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政府是如何接受并面对这项挑战, 做了细致的描述, 对其中的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无疑对我们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中国城镇化 篇2

一、_年度工作开展情况

一年来，切实加强了城乡规划工作力度，努力引导城乡建设事业规范有序发展。着力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力度，营造县城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经营秩序。

日立“押宝”中国城镇化 篇3

但日本最老牌的综合性企业之一的日立集团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日立20多天前在北京召开了2014年中国事业战略会议，包括董事级别的高层在内，共有约200名集团高管出席。

会上，日立新任总裁东原敏昭明确要求，2015年度日立在中国市场希望实现763亿元人民币（12，200亿日元）以上的销售额。这意味着，日立希望，2015年度比2013年度671亿元人民币（10，736亿日元）的销售额增加13.6%。

两数位的增长目标实现起来也许并不容易，但日本制作所（日立）常务董事、中国总代表小久保宪一却相当有信心。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为实现2011年3月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正在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以及低碳社会和绿色经济建设，并致力于培育高端产业、提高附加价值等创新领域的工作。日立以自己現有的技术、市场开拓能力，能在相关方面作出贡献。”

小久保还透露，2013年度日立在中国的销售额就比2012年度增加了32%。在中日政治关系并不顺畅的时候，日立公司仍然在中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是长期以来重视深耕中国市场的结果。现在，将增长率设定于更加平稳的13.6%，应该说是十分务实的。

打造世界最高速电梯

为中国客户量身打造全世界最高速的电梯，将是日立在中国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每一部电梯都将由中国和日本团队合作推出。

在中国事业战略会议召开之前的4月21日，日立就公布消息说，将为广州在建的超高层复合型建筑“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俗称广州东塔）提供速度达到1200米/分（20米/秒）的世界最高速电梯。这样的速度，从1层到95层共440米的距离，仅需约43秒即可达到。

高速电梯需要保证安全和舒适。这一最新产品除了拥有世界最高速度的驱动力外，还具有精确的制动力，配备了安全停止的制动装置和调速机，以及防止横向振动的主动式滚动导靴、缓解耳塞的气压调节装置，能在高速行驶中确保乘坐的安全和舒适性。

在广州东塔内，除世界最高时速电梯外，日立还负责制造了其所有电扶梯设备，包括95台电梯和65台扶梯。

小久保宪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城镇化”加速发展以后，中国在建大楼数量多、楼层高，是全球电梯厂家的必争之地。2013年度，日立电梯的签梯台量和生产台量均超过6万台，市场占有率约15%，位居电梯行业前列。

日立除在广州开拓市场外，还在上海、天津、成都设有制造基地。技术、品牌加上四地构成的制造基地，能够迅速对应中国市场对各种电梯的需求。过去数年，日立电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保持强势，为企业在华效益的提升作出了很大成绩。

ATM机占领34%的中国市场

日立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业务增长点是建筑机械。

建筑机械的销量，常常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基建及经济总体状况。很多了解建筑机械行业的人，会从其销售和租赁情况来倒推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销售好，短期内经济发展形势应该不错，如果出现持续畅销的局面，经济形势则是长期向好。

小久保宪一告诉本刊记者，日立在华业务中，电梯之外，建筑机械的贡献也很大，因此日立也一直对在中国发展业务很有信心。城镇化时代的中国，购买和租用建筑机械的市场更是充满潜力。

日立建机在世界各国美誉度都很高，在中国也不例外。日立的要求是，建筑机械要在所有地方都做得出色。比如，有些挖掘机挖掘后不能边收回挖斗边旋转，但日立就做了这方面的设计，大大提升了机器的工作效率。

日立建机还提供严密的销售管理记录，每到需要更换零部件的时候，售后服务人员就会带着零部件来询问使用情况，并推荐维修保养方面的业务，为工地上的客户节省时间，也就缩短了建机租赁期，能节省租赁费用。

由于不少工地是流动作业，日立建机还装有GPS导航系统，每天在哪里工作，使用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还能通过这一系统做运行管理与维护保养。

此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日立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存取款设备ATM机的制造商之一。城镇化的一个结果是，金融业务在城市全面铺开。2013年度，日立的存取款一体式ATM在中国市场已占有约34%的份额。

寄望低碳经济

小久保宪一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将日立在中国的销售额占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比率，从11%提升到12%。一个百分点，对日立这样的体量来说（2015年度总销售额预计达到10万亿日元），就是1000亿日元。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小久保宪一认为，日立在低碳和绿色经济方面“还有很多牌可以打”。他的意思是，在环境保护、智能电网和交通等方面，日立还有很多“优势产品”，而中国今后在这方面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据了解，中国2013年全年的汽车销量在2000万辆以上，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日立在汽车零部件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和服务，今后也能开拓出新市场。”小久保说。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篇4

一、世界城镇化的阶段特征

城镇化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反映。衡量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 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世界城镇化发生于工业化之后, 始于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据联合国资料显示, 1800年, 全球拥有城镇人口5千万, 城镇化率为5.1%;到了1900年, 全球城镇人口增长到2.21亿, 城镇化率达到13.3%, 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 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

世界城镇化共有四次浪潮。第一次城镇化浪潮出现在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在1750年到1850年的整整一百年时间里, 英国城镇化率提高了30%, 是最早的城镇化国家。第二次出现在美国。从1860年到1950年, 美国只用了9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城镇化过程。第三次出现在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城出现在拉美和其整个城镇化过程。第四次出现在中国。二战结束后,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各种各样的力量, 错综复杂地集结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

二、中国城镇化的阶段特征

(一)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我国开始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 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 是城镇化稳步推进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 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

2.第二阶段:1958年~1977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徘徊、停滞阶段, 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指导思想一度摇摆并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 城镇化率20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 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 甚至有几年是负增长。

3.第三阶段: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也随之开始加快, 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4.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阶段, 其与中央指出的“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的“推进城镇化的战略, 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

我国6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 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有关方针和政策, 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二) 我国城镇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 各地区发展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全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初的17.55%提高到2011年底的51.27%, 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 1995~2011年连续16年为城镇化加速发展期,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 基本与全球平均城镇化率持平。

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言, 城镇化发展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人口大省推进的明显趋势。2000~2011年, 重庆、江苏、河北、江西、福建、宁夏、河南、安徽8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见图1) 。

我国地区差异很大, 情况比较复杂, 因此各省城镇化水平差别也较大。总的来说, 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2010年, 我国平均城镇化水平达到49.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同时也是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除河北省外, 其余省份城镇化水平均高于或持平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除内蒙古、重庆两省市外, 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东三省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图2) 。

三、我国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和问题

30多年来, 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的城镇化以外向型特征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动力, 人们通过打工、经商、上学、当兵等多种形式移居到城镇, 但在农村仍然保留着承包地的农民为对象, 以依靠城市开发区、新区和新城建设推动城镇化发展为主要形式, 并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导的非均衡式发展格局。

近30年来, 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效。约5亿人口从农村进入了城市, 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增加了农民收入。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耕生活进入到工业化的城市生活, 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 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城镇, 提高了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造就了一大批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在建设城市方面, 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化,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持续的传统城镇化模式,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一, 造成“半城市化”现象。所谓“半城市化”, 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这一部分大概占我国城镇化率的15%左右。如果抛除这部分“半城市化”人口, 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其二, 城乡二元结构已从初期起稳定作用转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其三, 资源能源消耗量大, 生态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其四, 城市负担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和新增需求的双重压力。其五, 城乡差距 (包括城市内贫富差距) 不断地扩大, 群体性事件加剧。

过去30年的传统城镇化模式, 也为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已经不再适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危机后, 外源内需并重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 又能拉动消费,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此外,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体。

在新的发展阶段, 需要我们对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空间格局、农民工“市民化”等若干重大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探索出一条健康、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四、新阶段的预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段重要论述是对“四化”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 也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性, 并且将城镇化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未来20年, 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较快发展的中期阶段, 需要明确提出“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战略方针, 把提高质量放到突出的战略位置。目前, 我国城镇化率处于50%~70%的中期阶段, 并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和机会主要表现在:未来农业发展将会继续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形成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推力;三次产业结构转变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将带来劳动力转移的浪潮, 形成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拉力;经济发展和内需市场的不断壮大, 形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需要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

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劳动力的数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缺乏一些专业技能的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镇, 这将加剧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压力;城镇化发展必须依赖的土地、水资源和电力、石油等能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短缺,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的约束瓶颈比较突出;交通拥挤、大气污染、安全事故等“城市病”日益凸显, 解决难度很大。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5

【内容摘要】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化城镇化发展道路，同时城镇化作为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在调查，搜集资料，参考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城镇化的历史，现状，发展中的问题等做出说明分析；然后深入探讨了目前城镇化的典型案例并对未来城镇化给出建议及意见。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城镇化的概念及相关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指出城镇化中所涉及的经济结构，户籍等一系列问题并归纳相关原因；第三部分结合政策指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问题的相关建议并通过分析案例来解读新型城镇化如何引领中国城镇化道路健康发展。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

一﹑有关城镇化的概念及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现状

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从国际的普遍经验来看，城镇化是与人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的。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镇化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促进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改善。当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在城市之后，会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治理。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的拉近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从长期看，城镇化还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然而，就中国的现代城镇化发展而言，其历史只有50多年。实际上，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强调的是国家工业生产体系的建设（工业化），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展相当缓慢。中国的城镇化35年来取得巨大成就。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已达

51%，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已经跨出了一个巨大的步伐，随着城镇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完善，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同时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城镇聚集，城市群的出现：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房地产化：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将面临新调整。城镇化绝不是房地产化，相反高房价是今后城镇化发展新障碍；逆城镇化：发展了多年的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摊大饼式城镇化，快要走到尽头。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过去粗放扩张和严重依赖土地经济的城镇化模式而言，希望中国找到一条不同的城镇化道路，“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二﹑我国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及相关原因

我国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存在一些列的问题。目前单纯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这一数据从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我国的户籍和土地制度在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要想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1.目前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一些地方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致使小城

镇规模小布局散乱。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争相提高本地行政区划级别(如乡改镇、县改市),没有把城市化看成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过程,小城镇的设置与建设出现了数量盲目扩张的问题，导致了建设成本的加大和自然资源的浪费。

2.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制度落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始于1958 年,最初时期, 对于减轻城市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 保障城市工业的优先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它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这种户口管理制度，严重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导致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最大制度障碍。

3.基础设施不配套，经济聚集效益低：一些地方存在“把耕地围起来、楼房建

起来、农民进城来就是城市化”的片面认识，没有按照构建“三位一体”(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改造、自然村庄合并)的农村城镇发展新格局的要求,如有的城镇几公里长的大街甚至整个集镇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此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产业发展不协调，忽略了与第二、三产业的配置。

4.机制不活，管理滞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强，小城镇的建设资金大都以当地

政府投资为主。没有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既造成投入不足，同时也产生了乡镇政府负债过多等问题。一些管理漏洞长期得不到治理。三﹑城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新型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会后，《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有望对外公布。这是一份中国城镇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指导。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做到：

1.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

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是他们融入到城市中去。同时要确保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2.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使城镇化顺利进行；我国传统的户籍、就业制度不仅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而且与国内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政策不相适应。应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以解除农民进城的户口限制，推行社会就业的市场化和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使农民进城后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成本，缩短就业安置的时间。

3.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

新型城镇化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必须要大力发展并结合实际。在我们的调研中采用了天津华明镇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来说明：天津华明镇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不减少耕地面积的前提下，提出：以宅基地换房办法，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列为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城市。“宅基地换房”是天津市农村城镇化的起始点与引爆点，为城镇化建设积累了资金与土地这两个必备的生产要素。“三改一化”即农业户口改非农户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村委会改居委会，实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高级阶段，是“去农民化”城乡统筹的深化阶段，从而取得了重大发展。

城镇化道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需要我们认清形式，坚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总之一句话，我们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012.12.19 参考资料：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研究》

曲福田 著写经济科学出社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与展望》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2013.12.13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基础》

中国城镇化：改革出红利 篇6

在十八大之后的未来十年经济主题中，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关键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近50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经济社会变化的一大主流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生活在城市。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执政者推动城镇化，就抓住了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主流。果真如此吗？

人口、财力制约城镇化

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比此前的预测早3-5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供转移？

我们的测算表明，中国向城市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大概只有4000-6000万。国家统计局多估了将近1亿的农民。原因是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时候，没有区分全职农业劳动力，我们估计中国兼职的农民数量大概8000万（详见2012年10月号李迅雷专栏文章）。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可能不大。

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必须要从“低端工人奉献”到“向低端工人反哺”的阶段，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城镇化人口。但中国财政收入进入长期减速阶段，土地转让金收入受制于房地产调控，政府财力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简单推算，全国有1.6亿外出农民工，如果全部市民化，按每人15万的费用计算，则需要支出24万亿元。如此大支出负担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面对城镇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城镇化的关键在市民化

然而，城镇化不继续推进，中国无疑将陷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一个8.3亿的庞大群体（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另外一个5.1亿城市群体的1/3，如果结构固化，中国显然没有希望。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服务业滞后、区域和城乡差距大，这些问题都和城镇化有关。问题的对策是低端工人需要从“生产因子”转变成“消费因子”，土地的“敛财功能”需要让位给“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中产阶级和城市“小资”逐渐形成并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农村居民受益于近年来的减税和社保措施，对社会满意度提高。唯有“夹心层”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这包括1.6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以及未来还要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如何让其在城市安居乐业，不至成为“流民”，是城镇化的重大课题。

按照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内地分别有6.7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6.7亿城市居民中，有5.1亿城市户籍人口，还有约1.6亿在城市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6.7亿农村居民中，青少儿童（34岁以下）3.1亿，中年人（35-59岁）2.5亿，老年人（60岁以上）1亿。面对人口约束，城镇化的关键是，已进城和新转移农民工及家属的市民化。

市民化意味着，未来十年内，中国需要让现有的1.6亿农民工和即将进城的1.4亿农民工及家属过上正常的城市生活。这对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

市民化不会自动实现。地域转变不足以实现市民化，过去十年里，数以亿计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但客观上恶化了经济结构，因为他们有力生产而无力消费。身份转变也面临障碍，假设10年3亿、每年3000万居民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地方政府很难配合，因为公共服务（城市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配套将遭遇瓶颈。

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是：在中小城市开放户籍准入，大城市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淡化户籍壁垒，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就业和扶持创业，解决收入问题；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红利，给予农民更多的进城资本。

从财力角度，市民化反而增加了财力约束，因为征地补偿标准提高意味部分征地收入从地方政府转移到农民。地方本来就财力紧张，如何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配套压力？

第一，增加地方政府财源，扩大征收资源税和房产税等。扩大资源税需要全面理顺资源品价格体系，因此，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是前提；第二，逐步推行财政预算阳光化，限制各级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第三，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第四，推动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建设主体和融资方式多元化；第五，将更多的国有股权划拨到社会保障领域，弥补社会保障缺口。

从物质角度，城镇化涵盖更广泛内容。当前日益紧张的资源能源环境，如何能满足未来8亿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多个超大城市群和城市带之间及其内部如何实现功能分工与协调？

从问题出发，我们将中国城镇化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类欠账问题，这和中国特殊国情或制度扭曲有关，包括，城市化人口未能过上“城市”生活，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低效高耗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分布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受限而小城市发展滞后，房地产市场不规范增加城市化成本；第二类是赶超问题，中国城市和其他国家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使城市发展更符合人居生活，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城市等发展潮流；第三类是制度问题，因为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制度改进必不可少，包括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财税体制、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改革启动城镇化红利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看，如果各种商品和要素能以市场化方式交易和流动，城镇化率上升是个自然结果。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水平，正在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直接进行需求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于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

两方面都指向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是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关键，生产潜力发挥，各要素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需求自然能增加；要素市场通过市场选择使资源集中到效率高的企业和产业，推动技术进步。

城镇化是实现要素市场化的推手。劳动方面，城镇化将给予全国居民更均等的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流动，保障劳动者权益和鼓励创业；土地方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意味着增加土地流转自由度，赋予土地使用权人更多权益；资金方面，促进民间投资意味着给予国民平等金融待遇，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价格更能反映其稀缺程度，流向更有效率生产领域；税制改革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也将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使用。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干预。

改革可以使城镇化回归到一个自然提升过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镇化的现实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局部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12月初，媒体报道发改委已向国务院上报煤电价格并轨方案。只有当类似更多改革被推出时，一个8亿城市居民、靠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巨型经济体才值得期待。

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趋势 篇7

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快城镇化步伐, 仍将是我国未来20年主要发展趋势。总体看, 中国政府外债很少, 我国今后可在长时期内加大公共投资, 在继续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 加快向城镇、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卫生医疗保障和城市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序转移。这将更加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 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推动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上述城市发展新特点出发,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从既要提高城镇化率, 又要向提升城镇发展质量转变;从不完全城镇化向全面城镇化转变;城市发展重心从关注经济增长向更加关注城市品质整体提升转变;产业结构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以城市发展转型为核心, 加快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城市从过去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转变。

按中央要求, 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 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

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必将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 并呈现下列八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稳妥推进

世界城市化普遍规律表明, 当城市化率达30%至70%时, 城市化步伐处于加快发展阶段。1998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30.4%, 从那时起, 中央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提高城镇化水平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提出来, 抓住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三农”深层次矛盾的关键。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97年中央就提出,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本世纪初, 中央着手勾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蓝图, 到“十一五”初基本完成总体战略布局, 形成以“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 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加快发展。“四大板块”及所在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制定出发展规划并抓紧组织实施, 体现在:总体思路清晰、目标任务明确、工作重点突出、政策措施有力。西部地区在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上下功夫;东北地区在振兴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上发力;中部地区在建设“三个基地、一项枢纽”上加大力度;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上率先发展。

这几年,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1个百分点左右, 有的年份甚至增长1.5个百分点。今后10年, 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仍将提高1~1.2个百分点。2010年, 中国城镇化水平达47.5%;到“十二五”中期, 即2013年将超过50%, 进入城镇化国家的重要时期, 那时中国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进入城镇, 过上城镇生活;预计到2020年, 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12亿, 那时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8%, 甚至接近60%;到2030年, 全国总人口将达15亿, 城镇总人口将为10.5亿, 届时中国城镇化率将为70%。

未来10年, 河北省将着力构建环首都新型城市群,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根据河北省《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实施意见》, 河北省城镇人口将由2010年的3186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4100万人, 人口城市化率将由2010年的45%提高到2015年54%。按照规划, 2020年, 全省城镇人口将达到5460万人, 城市化率将达到64%左右, 进入中国城市化发展先进行列。

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崛起, 将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加快发展。中国只要坚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充分利用现代交通手段, 城市空间布局将日趋合理, 形成以大城市为骨干, 中小城市为主体, 小城镇为基础, 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今后要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发挥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的良性互动。

当今中国, 城市规模呈多样化发展, 大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除继续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经济圈、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五大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外, 在中西部地区围绕几座大城市形成新的聚集带;中国城市化呈现明显的大城市化特征, 城市布局改变了单中心、摊大饼, 不断向外扩张的格局, 这有利于发挥大城市圈作用, 在一些大城市、中等城市周围, 形成一批卫星城;沿铁路干线和东部沿海分布的城市带;建成一批星罗棋布、富有生机的小城镇。

在当代, 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经济、都市带经济、都市群经济,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平台。因此, 未来的大城市将不再沿循“单一中心”和“一城独大”的格局, 而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繁多的卫星城, 发展成多中心的超大城市群。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房价便宜、环境宜居等优势, 其发展速度必将超过中心大城市。组团式发展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向。即构建组团式城市布局, 要节约集约利用国土有限空间, 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 规划建设一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品位等级、不同功能分工的城市组成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河北省会石家庄提出“1+4”城市组团;为建设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 邯郸市谋划了“1+6”城区格局, 即将邯郸县、永年县、磁县、成安县、肥乡县、峰峰矿区等6 (区) 纳入中心城市管理范围, 通过主城区与6个卫星城的融合, 加速打造城市集群;邢台市的“一城五星”;保定的“一城三星一淀”等城市发展新格局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主要关注大城市的发展, 今后除了大、中城市外,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市也要放在重要位置。

不同等级规模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将超常发展

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 都经历了特大城市主导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都曾形成一个或几个大都市圈作为经济和人口的主要承载地, 都曾经历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城市圈超常发展。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中国大城市加快发展是个大趋势, 人口更多地向大城市聚集, 城市地域扩展, 城市规模扩大, 辐射带动作用增强, 50万-100万人口、100万-500万人口、500万-1000万及其以上人口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 在具有区位和地缘优势的地方将会形成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 有的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还可能形成“国际性大都市”、“世界性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上海市对长三角的辐射, 通过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向下延伸, 带动了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和香港等区域中心城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延伸, 对珠三角的辐射, 通过佛山、中山、东莞等区域次中心城市的延伸, 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北京、天津对环渤海地区的辐射, 通过京、津、冀向下延伸, 带动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

实践表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一个国家建成几座“国际大都市”, 是拥有强大综合国力尤其是强大经济实力的体现。建“国际大都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不能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人为拔高。否则, 只会造成很大浪费, 劳民伤财, 甚至后患无穷。2008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 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这怎么可能呢?

现代城市是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和人类发展进步的结晶, 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全球繁星众多的城市中, 仅有极少数的几个城市成为聚集全球资源、影响世界发展的综合性中心城市, 即“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应在全球充分体现其世界经济繁荣价值、技术先进价值、金融流通价值、社会文明价值、文化创意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谐宜居价值和国际交流价值的综合。世界城市及其未来发展, 必将是世界经济的聚集地、高端人才集结地、尖端技术集散地、交通通讯枢纽, 拥有国际文化包容性、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享誉全球的国际知名度、可持续发展及低碳生活的创新地。

目前, 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 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真正称得上“国际性大都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我国需要从发展规划到政策扶持, 加速培育、建成几座能代表国家、具有综合国际竞争力、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世界城市,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 我国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118座,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座城市, 人口均已超过1000万人。可以预见, 到2020年, 亚洲最大的国际都市群, 除日本东京大都市群外, 将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大都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大都市群和以香港—广州—深圳为连线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群, 借以带动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都市圈迅速崛起。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深刻指出, 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有二:一是世界城市产生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二是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举世公认的世界城市, 固然看其首位城市的发展, 但都离不开区域腹地做重要支撑。

目前, 北京、上海等城市已进入世界前40位城市经济体排名, 但距世界城市在不少方面尚有很大差距。

世界城市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特征:一是综合经济发展实力雄厚, 拥有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 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世界城市的首要指标, 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在于城市生产总值及其占全国GDP的比重大和具有较高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合理, 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有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发达, 成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 新型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三是国际高端资源和企业控制力、影响力大, 拥有影响广泛的国际交往能力, 包括现代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等流量大、交易量大, 聚集能力强, 拥有规模大的会展产业、会展中心;四是具有在全球领先的信息化水平和综合创新体系;五是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和国际组织, 拥有对世界有较强影响力的智库机构;六是整个区域现代通讯服务先进便捷、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完备, 包括现代通讯设施完备及现代航空、海运, 城际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 城市地铁、轻轨、公共交通等现代交通发达;七是具有一定比重的国际人口和国际教育机构, 纽约33%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 伦敦有27%的人口来自国外, 以促进劳动力的国际化;八是体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占主体地位, 做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和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秀美;九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环境宜居, 国际形象好, 不少方面赢得世人赞誉。这些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 准确理解世界城市的内涵, 还要把握以下两点, 这里引证如下 (1) :

第一, 世界城市与国际城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 聚集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高端人才等, 是国际活动的聚集地, 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与国际城市不同, 世界城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而国际城市是指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具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度的国际化、现代化城市。

第二, 世界城市通常是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 世界城市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所在的城市群。比如, 纽约与其周边40多个城市即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 共同构成了世界第一大城市群;伦敦周边集中了英国最主要的几个产业城市, 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 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东京则是由1都7县组成的首都圈, 其核心是东京和横滨, 东京和横滨加上千叶等构成了“大东京”的概念。正是依托于这些城市群, 纽约、伦敦、东京才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

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金融、科技、政治、文化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也是国际社会加强交往和活动中心。

关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三角都市群有望争创未来世界的第四大“世界城市”、“国际性大都市”, (本人所著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书第七讲“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做了阐明, 这里不再赘述) 。

当今世界, 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已成为国际化城市发展大趋势。这些年, 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和重心明显地表现在东部沿海的一些中心城市, 尤其是一线城市。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构建多板块联动格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这些超大型中心城市, 其“城郊化”趋势突出显现。未来, 中国城镇化模式、重心、主战场将逐步转移到二、三线城市, 甚至中小城市。

跨市、省地铁是打破行政区划间隔, 打造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的桥梁纽带, 也是城市轨道交通跨区域发展的重大突破。

2010年冬, 广州-佛山地铁开通运营。这是我国首条开通运营的跨城市地铁。广-佛线总投资146.75亿元, 由广州、佛山两市按51:49股比出资建设, 这为广州、佛山两市地铁网络对接, 推动珠三角区域加快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2010年秋末, 上海-江苏省昆山花桥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奠基。这是全国首条跨省、市轨道交通。上海-昆山工程总投资16.95亿元, 由上海和江苏共同出资建设。这对推动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起到示范作用。

2010年秋, 北京市政府相关人士在“2010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 根据发展规划, 第一期2015年北京市轨道运营里程将达561公里, 第二期向河北省延伸1100公里地铁。地铁设计时速通常为80公里。地铁一旦修通, 河北省保定的涿州, 廊坊的燕郊、三河、香河等地到北京市中心的时间将在1小时内。京冀间以建设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为重点, 推进首都周边的河北省13个县 (市、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北京市的对接。

现如今, 参与世界综合实力竞争的已不是孤独的一座城市, 而是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因此, 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都积极通过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 增强大城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广-佛地铁首期开通运营, 上海-昆山地铁奠基, 北京地铁进河北省规划的报批,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都将进入跨地区地铁建设新阶段。

未来北京作为世界城市, 必须有区域腹地的强力支撑。世界城市应建立在核心城市与众多周边城市密切联系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核心城市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 特别需要众星捧月, 需要周边诸多功能性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的支撑。建设京津冀经济圈,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关键是促进河北省迅速崛起。《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按照“2+8”模式制定, 包括京、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张家口市、承德市8市, 有望发展成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廊坊这座处于京津走廊的新兴城市, 正在发挥对接京津优势, 成为现代产业蓬勃发展的沃土。与京津对接, 交通先行。过去人们说廊坊“半小时进京下卫、1小时上天入海”。目前, 随着高速铁路建设以及京承、京张和京秦城际铁路等启动实施,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等市也都能实现1小时左右到京津。

未来石家庄市、唐山市将会发展成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保定市、邯郸市发展成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还将出现一批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

随着不同等级规模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的发展, 必须努力避免一些大城市中心功能区过于集中、人口过密、资源短缺、就业困难、地价上涨、住房昂贵、交通拥堵、大气污染、垃圾围城、污水无序排放、犯罪率上升等弊病的发生。要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控制大气和噪声污染, 加强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和土壤污染治理, 加强辐射监管能力。在城市化进程中, 针对这些问题, 都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有效解决。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环京津、环渤海城市集群发展

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心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城市圈、城市带和集群发展的城市群。发展以首位大城市为主体, 并在区位优势强、地理位置近、发展基础好、生态环境适宜的地区形成繁荣昌盛、辐射力强的城市群。目前, 广东省正在编制珠三角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等五个一体的发展规划, 以推动广佛肇 (广州、佛山、肇庆) 、深莞惠 (深圳、东莞、惠州) 、珠中江 (珠海、中山、江门) 三个经济圈建设。

河北省推进城镇化, 具有环京津、环渤海的区位优势。尤其是高速交通网京石、京唐客运专线已开工建设, 几条高速公路正在抓紧施工。这样唐山、廊坊、保定都在半小时经济圈内, 石家庄、沧州、张家口、承德在1小时经济圈内。

当今世界, 城市群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由若干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城镇, 在区域经济发展、交通通讯和市场纽带相联系而形成的城镇网络群体。城市群的重要特征是:功能高端化、分工合理化、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化和发展现代化。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是壮大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实力,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按照《石家庄市域城乡统筹规划 (2010—2030年) 》,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域空间结构将形成“一核、五区、六极、两带”发展格局。

“一核”是指以石家庄中心城区为中心, 整合周边具有功能与空间一体化发展潜力的正定、藁城、鹿泉、栾城四县 (市) , 构建功能与交通一体化的石家庄都市区, 打造京畿首府和华北中枢强大的区域中心。

“五区”是指在都市区外围选取部分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地区, 对区域内各项功能、资源和空间进行整合和优化, 发展五大区域性产业协作区, 包括空港—新乐京津工业协作区, 借助空港和接轨京津门户优势, 整合空港产业园和新乐;西柏坡 (平山) 冀晋旅游休闲产业协作区, 以西柏坡为核心, 整合西部旅游资源, 强化与山西的旅游协作;井陉—矿区冀晋能源综合产业协作区, 统筹井陉和矿区的产业布局, 利用山西能源优势, 做大做强能源产业;南部—冀南工业协作区, 整合赞皇、元氏、高邑的产业和资源, 打造面向冀南的产业协作区, 做大做强辛集皮革产业, 树立华北地区皮革生产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六极”是指培养灵寿、行唐、无极、深泽、晋州、赵县县城经济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完善复合开放网络的空间结构。

“两带”是指市域东部华北都市农业示范带和西部太行旅游生态涵养带。华北都市农业示范带是发展地方特色农业, 为京津地区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太行旅游生态涵养带注重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注重旅游休闲产业开发。

当前, 经济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 国际产业调整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东企西扩”、“南资北移”深入推进, 国家积极推进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 这对沿海地区的发展确是难得的机遇。

要充分发挥优势, 加快京津冀经济圈规划建设步伐, 明确功能定位, 划分产业分工、优化空间结构, 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功能明确、分工合理、布局优化, 打破行政壁垒,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圈, 将成为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第三个经济增长极。

河北省沿海发展进入国家战略安排。“十二五”规划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章中, 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打造首都经济圈, 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两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发展,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表明, 由秦、唐、沧组成的河北沿海地区已进入国家战略。

伴随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 在京津冀原有产业发展基础上, 以港口带产业, 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产业促发展, 形成港口集群和产业集群, 推动沿海经济发展, 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实力。京津冀经济圈有条件建成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 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城市群和创新创业基地, 成为世界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成为现代服务业高发区域。

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包括与京津接壤的唐山、沧州、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6个设区市, 辖73个县 (市) 。根据发展规划, 环京津地区将着力打造两个增长极, 即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两个增长极。

曹妃甸新区, 将全面加强与京津产业和重大项目对接, 加快培育精品钢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港口物流等临港优势产业和电力、新型建材、海水淡化、出口加工等关联配套产业。配套建设唐山湾国际生态城。

渤海新区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 加快临港产业聚集, 着力培育石化、煤化、盐化、精细化工、海洋化工“五位一体”的化工产业集群。建设新型化工、装备制造、特钢工业和现代物流园区, 打造天津滨海新区南翼重要的产业聚集区。

河北省将重点培育四条产业功能带:一是环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带, 重点建设廊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及服务业基地、承德智能化仪器仪表基地等;二是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 重点建设京西北、京西南运动康体休闲等六大功能区, 承德、廊坊、保定三大休闲城市, 白洋淀温泉、乐亭滨海等八大聚集区;三是环京津高端食品制造产业带;四是环京津现代物流产业带。

加快沿海地区开发建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近几年, 河北省沿海地区港口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曹妃甸深水港址与岸线浅滩是一块天然宝地。曹妃甸建港条件得天独厚, 是渤海沿岸唯一无须挖掘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几个25万~30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的天然港址。以深水海港为依托, 建设滨海工业新区, 是世界发达国家通行惯用的生产力布局。目前, 曹妃甸港正在建设或扩建, 以进口原油、液化天然气 (LNG) 、铁矿石和煤炭南运为主的专业化大型码头。这里, 首钢与唐钢联合, 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临港而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精品钢材生产基地。用先进信息技术与流程管理相结合, 促进钢铁企业向自动化、循环经济和节能型方向发展, 成为省、市间成功合作的典范。

秦皇岛港作为能源大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骅港是河北省南部沿海一大出海港, 在运煤码头以北开挖第二航道, 建设黄骅综合大港, 现已正式开港通航。黄骅综合大港作为欧亚大陆桥新通道的桥头堡, 是支撑我国冀中南、晋西北、鲁北、豫北、陕西、内蒙古等区域对外开放东出西联的重要廊道, 是河北省渤海新区建设区域的航运物流中心和联通亚欧两大国际市场的重要海港, 也是京津冀经济圈南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枢纽。黄骅综合大港发展规划包括通用散杂货区、集装箱作业区、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作业区及预留码头作业区。

渤海新区将以黄骅综合大港建设为龙头, 推进中海油、中捷石化、金牛化工、沧州大化、中铁装备、中钢镍铁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同时, 渤海新区还规划了26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 包括冶金工业、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及现代物流等专业园区, 打造河北南部钢铁工业基地、中国北方化工产业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业基地等。

唐山曹妃甸为天然宝地, 耀眼明珠。岛前500米水深即达25米, 并有30多米深的黄金水道通达全球。岛后滩涂广阔, 可用于发展临港产业的面积多达1000平方公里。经过“十二五”建设, 这里将逐步崛起世界一流的国际大港, 年吞吐量将超过5亿吨;将崛起一座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新型生态城市;建成服务“三北”地区的能源原材料物流中心;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精品钢铁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高速动车组、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等。

河北港口集团的秦皇岛港、曹妃甸港、京唐港、黄骅综合大港将为两环大省迅速崛起扬帆起航, 迎着初升的太阳, 乘风破浪到达光辉的彼岸。

在2009年10月在“曹妃甸国际论坛会”上, 我以《抓住战略机遇期, 推进新型工业化》为题发表演讲。在那次会上提出,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 将曹妃甸建成循环经济示范区, 唐山暨曹妃甸被国家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确定为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试验区。这是国家的期望和要求。为加快曹妃甸开发开放建设步伐, 建议唐山市抓紧制定曹妃甸整体发展规划并联合秦皇岛、沧州制定秦、唐、沧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 报省政府并取得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支持, 直至报国务院审批, 如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那样,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河北省地处渤海湾中部, 环抱京津两大直辖市, 具有全国其他省、区无法相比的区位优势。河北省多年来实施“两环”开放带动、科教兴冀和可持续发展三大主体战略。“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即环京津、环渤海对内对外开放战略。环渤海的核心地带是京津冀经济圈。环京津区域即以北京—天津为主轴, 以保定—石家庄—沧州和张家口—廊坊—唐山—秦皇岛—承德为两轴线而展开, 包括河北省8个设区市。今后, 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区、黄骅港区发展前景广阔。

这里将石家庄纳入京畿圈是很有道理的。河北省历史上曾作为直隶省份, 石家庄是河北省会, 是全省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中心。从地理位置看, 石家庄市到北京市高速公路里程为279公里, 比南京到上海的公路里程349公里短得多。乘高速火车, 北京至石家庄仅为1小时, 而且石家庄至郑州、石家庄至济南、石家庄至太原运行时间也仅为1小时, 石家庄成为京、豫、鲁、晋高速铁路枢纽中心。因此, 将石家庄市规划到京畿圈, 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是正确的。

要将环京津城市群列为河北省重点发展领域。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关于《环京津城市集群发展调研报告》中提出很好的建议, 即环京津市县要站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高度, 按照“优势互补、找准定位、错位发展”的思路, 与京津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各市、县要明确发展定位、做大城市规模。

一些城市主动与京津、环渤海对接。廊坊市定位“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唐山市打造“现代化沿海大都市”;承德市确立“国际旅游城市”目标。

河北省要抓住国家实施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利时机, 运用城市群、城市带发展理念, 加快环京津、环渤海城镇建设步伐, 提高河北省城镇化水平。环京津设区市应主动与京津对接, 积极联合京津, 借势加快发展, 培育壮大城市群, 扩大城市规模, 提升河北省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综合竞争力。到2015年, 石家庄市、唐山市建成省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达300万人以上, 将保定市、邯郸市建成区域中心城市, 城市人口达100万—200万人口规模。

世界一些大国首都经济圈都聚集着优势生产要素, 都是充满活力、实力雄厚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城市圈都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宜居的城市圈。这些国家的首都经济圈创造的生产总值都占全国GDP的1/3以上, 而京、津、冀三省市2009年GDP仅为36910.36亿元, 占全国GDP345023.6亿元的10.7%, 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河北省政府规划提出:充分利用环绕首都的独特优势, 在紧邻北京, 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的县 (市、区) 加快建设环首都经济圈, 简称“13县1圈4区6基地”。13县 (市、区) 是:涿州市、涞水县、涿鹿县、怀来县、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固安县、广阳区、安次区;1圈是: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4区是:在环首都经济圈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区、现代物流园区;6基地是:在环首都经济圈内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通过加强与首都地区的对接融合, 将环首都地区打造成高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特色鲜明、综合实力雄厚的经济崛起圈, 成为吸纳首都产业转移的新兴产业圈, 成为独具魅力、舒适宜人的休闲度假圈, 成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生态环保圈, 成为环境优美、安定和谐、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带, 成为城乡一体化、各具特色、靓丽精美的示范带。

优化城市化发展格局。河北省加快城市化步伐, 制定了总体规划布局。提出“十二五”期间, 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加快构建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新格局。做大做强石家庄、唐山两大省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均达到300万人以上。做大保定、邯郸, 两大区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均达到200万人以上。其他7个设区市要整合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资源, 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实现同城化发展。实施环首都和沿海“新城战略”, 以廊坊市北三县、涿州、怀来为中心, 倾力打造京东新城、京南新城和京北新城建设。推进唐山湾国际生态城、黄骅新城、北戴河新城等沿海新城开发建设。支持石家庄正定新区、保定白沟新城、邯郸冀南新区加快建设步伐。将一批县级市培育成为高品质中等城市, 支持30个县城扩容升级为中等城市, 建设一批特色中心镇。

按照长远规划, 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按照打造500万人口规模、繁华舒适、现代一流省会城市的目标要求, 借鉴国际国内城市建设先进发展模式, 提出北跨滹沱河、建设正定新区的重大决策, 将石家庄旧城区与正定古城、藁城古县融为一体, 使滹沱河成为城市内河, 石家庄由百年城市演变成千年古城, 使现代城市与古老城市相辉映。

推进冀中南城市群的发展, 要加快冀中南经济特别是装备制造新区建设, 设立冀中南装备制造新区, 列为全省重点发展区域, 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使之成为冀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加快河北省环京津中等城市带建设步伐, 形成3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带。涉及河北省23个县 (市、区) , 其中丰宁、滦平、怀来、赤城、涿鹿、固安、永清、大厂、涿州、高碑店、涞水11个县 (市) 毗邻北京, 遵化、玉田、霸州、文安、大城、青县、黄骅、芦台、汉沽9个县 (市、区) 毗邻天津, 兴隆、三河、香河3个县 (市) 同时与京津相邻。这些县、市也应主动与京津对接, 借势加快发展, 经过努力, 到2020年环京津各县、市全面达到中等城市规模, 使城市带与产业带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规模有序、设施完善的环京津城市集群。

这里以廊坊为例, 说明打造城镇群建设。按照发展规划, 未来五年廊坊市将按照北、中、南三大区域板块理念, 以廊坊主城区为中心, 打造北部城市群和南部城镇群, 构建“一体两翼”的城镇空间布局。即以建设廊坊这个区域中心为目标, 提升主城区资源要素承载能力, 加快推进主城区、固安、永清“大三点”组团建设;北部城镇群以承接首都功能转移、“产业外溢”为重点, 统筹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南部城镇群以交通平台完善为支撑, 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聚集, 构筑以霸州为中心的多元支撑、集群发展的城镇群。

现代城市的最终追求是经济繁荣发展, 社会文明进步, 突出城市文化、个性和特色, 环境舒适宜居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新增3亿多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0年的47.5%。

今后20多年,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进一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发展, 将一直是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实施的战略任务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话题。

城市建设上水平是城市建设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包括提高城镇化水平, 实施城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 实现城乡统筹、产业发展、城镇转型、和谐宜居、民生改善、文化品位提升等诸多方面;经济繁荣发展, 尤其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实现住有所居, 不断提高宜居水平。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城市的运行质量, 都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打造宜居城市, 就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

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是现代城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基础和归宿。城市发展转型, 产业转型是核心。首先要正确把握城市产业定位。大城市产业定位应走产业高端化、服务现代化路子;中小城市、小城镇应是专业化、特色化路子;在各中心城市周边应建设一个或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先进产业园区, 与中心城市相呼应, 更多地增加就业岗位,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加快建设新兴城市, 以三河、香河、大厂为基础, 建设京东新城;以涿州市为基础, 建设京南新城;以怀来县、涿鹿县为基础, 建设京北新城。在环渤海地区, 加快建设曹妃甸生态城、黄骅新城、北戴河新区、乐亭新区, 打造海滨新城。

城市产业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功能定位。只有城市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才能明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和重点。

最近, 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强调, 在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基础上, 再接再厉, 紧紧围绕繁荣和舒适两大目标, 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所谓“繁荣”, 就是具有优势突出的现代产业支撑、完备高效的要素集散功能、实力雄厚的自主创新能力;所谓“舒适”, 就是具有魅力彰显的城市规划建设、适宜人居的良好生态环境、底蕴深厚的独特文化气质。要求紧紧围绕繁荣和舒适两大目标, 全面推进城市环境质量、聚集能力、承载功能、居住条件、风貌特色、管理服务上水平, 着力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真正把城市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高地、生态宜居幸福家园, 确保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为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张云川强调, 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应着重把握好“五个体现”。第一, 体现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上, 着眼长远, 按照现代化城市标准, 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把城市交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同时加快城市防灾减灾生命线系统建设, 提高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和水平。第二, 体现在聚集先进生产要素上, 按照既定部署, 切实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 加快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推进现代商贸流通设施建设,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培养和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第三, 体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把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放在重要位置, 居首位的是抓好大气和水质的改善。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河湖水系的综合整治, 加大园林绿化力度, 大幅度改善城市居住条件, 完善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第四, 体现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上, 把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切实抓好县城和重点镇扩容升级, 积极推进农村新民居建设。第五, 体现在提升城市品质上, 提升城市规划品质, 全面提高规划设计水平, 提升城市建设品质, 着力打造一批精品工程, 提升城市管理品质, 为市场主体和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铸造城市文化品牌, 培育城市人文精神, 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城市必须体现以人为本, 并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经济繁荣发展;二是社会文明进步;三是生活和谐宜居。上海世博会以“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充分展览了丰富多彩的当代文明成果, 汇集了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 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倡导“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 展现了人类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实现和谐的城市发展和宜居的城市生活是我国人民的企盼。和谐宜居是对现代城市生活幸福感的描述。有了和谐家庭、和谐城市, 才有和谐国家。住上和谐城市, 才有国民幸福。

世博会将低碳作为宜居的核心理念, 在绿色城市、绿色经济、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环境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集合了当今世界已有的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环境保护、生态技术等应用模式。建筑屋顶、墙体、室内绿化、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利用, 以及雨水收集、废水及废物的循环利用。

根据专家意见, 宜居城市标准通常由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等七大项来评价城市的宜居程度, 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 即称为“宜居城市”。在总分100分中, 生态环境指数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城市住房、市政设施和城市交通、空气质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寿命、政务公开、就业率及流动人口就业服务等都是重要评分指标。宜居城市和城市规模无关, 重点是看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百姓幸福指数。

近几年, 我国不少城市研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求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良性互动, 追求的目标是: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底蕴深厚、生活环境优美、宜居舒适乐业。这些都关系到城市发展魅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就业是民生之本, 安居才能乐业。这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浙江千岛湖镇以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文化传统, 提供优良公共服务,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被联合国认定为“中国宜居城市”。

从生活和谐宜居看, 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度聚集, 人类活动强度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 导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房价高涨、噪音嘈杂、生态恶化、生活成本高等大“城市病”。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城市实力包括硬实力, 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基础设施等;还包括软实力, 即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人文环境等,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些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影响着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

城市文化资源, 包括文化遗产、历史古迹、民族宗教、社会风貌、教育研究、传媒娱乐、时尚文化等。中国拥有5000多年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彰显着中华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文化底蕴。

城市文化展示着城市的风貌和品位, 突出城市的个性和民族特色。一些城市发展实践表明,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是城市发展的生命力。要充分认识城市建设趋同化的弊端。城市建设没有个性和特色, 就不会有吸引力。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将更多的关注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特色, 注重传统文化的承接、开掘、融合和发展。城市要根据区位特点、自然环境、产业基础、资源状况、文化历史渊源来确定发展战略和目标任务。传承、汲取和利用历史传统文化, 将其作为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 增强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

信息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 也将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生活前景。信息化是解决城市规划与设计、交通与物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 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向智能化、便捷化方向发展, 使城市经济更加发展, 社会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 环境更加宜居, 城市更加和谐, 生活更加美好。

推进城市管理数字化、科学化、规范化, 做到城市建管并重, 以管促建, 塑造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的城市形象。

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要坚持市场机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让进城农民工和农村转移人口, 真正享有城镇原有人口同等的权益和福利待遇;二要完善土地收储制度, 加快土地流转, 发挥土地效益;三要激活社会资本, 形成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筹集社会资金市场化。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和力量源泉。今后, 数字城市必将成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热点, 成为提高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载体。

数字城市是集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以及城市生产、服务、生活于一体的, 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 将城市各种资源及数字信息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建设, 促进“三网融合”, 借助统一的高速公用互联传输网, 服务于政府、企业、科教文卫、社区、治安和社会公众的智能化信息网络系统;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形成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交通智能化系统为主的多层次信息化网络, 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建立电子商务, 促进流通, 方便群众, 降低营销费用;建立电子政务, 使党委、政府信息采集、交换、发布、使用走向数字化, 促进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化, 这将有利于增强政务透明度, 提高办公效率, 降低办公费用。

上海市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建设“智慧城市”, 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高端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使用、城市管理的服务水平、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工作。2010年9月, 浙江省宁波市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决定》, 使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上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之一, 并与创建新型城市互为支撑, 成为“十二五”期间宁波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 (1)

“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不同。“智慧城市”是通过互联网把无所不在的、被植入到城市智能化的传感器连接起来, 形成物联网, 实现对物理城市的全面感知, 城市将“更加快捷、更加聪明”。积极推动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高效运行, 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 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比如, 家庭安装上“智慧电表”, 结合现在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等, 通过智能系统家庭所用水、电、燃气等信息都会被登录在家庭网络平台, 人们不但可远程遥控家用电器, 还能在家中利用太阳能发电, 让“绿电”输入电网, 获取报酬。 (2)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取得进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所谓城乡发展一体化,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人口、技术、资源、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与补充, 逐步达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经济繁荣发展、产业发展互补、城乡政策平等、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国民待遇平等、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河北省大城市规模小, 中等城市数量少, 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 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创造财富、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只有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 才能统筹城乡发展, 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工业化初期, 农业哺育工业, 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 城乡差别明显扩大。当工业化进人中期阶段后,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是世界许多国家带有普遍性的趋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并促进这一转变。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加快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转变的时期, 我国城镇化进程必将继续加快。在此期间,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将明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工业带动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机制, 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志。

当今中国要抓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严重妨碍农村人口向城镇合理迁徙, 也妨碍进城农民工和农村家庭获得与城市居民享得同等权益, 不利于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

当今中国存在两个滞后, 即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是进一步提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因此,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按“三化”要求, 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龙头, 以提升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为突破口,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 城乡一体化将逐步推进。小城市、小城镇经济朝着专业化、有特色的方向发展, 形成具有技术、资源优势的产业群。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相互依赖, 县域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等迅速发展, 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社会地位提高, 城乡人民的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将缩小。这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终身追求。

加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要创新发展理念。近几年, 国际国内都有人提出生态城市化新理念。英国霍华德提出建设“园林城市”的理念。

城市发展方式由高碳化向低碳化转变, 是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我国城市发展应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即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及和谐有序的新型发展模式转变, 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建设低碳城市, 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实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常,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75%左右。显然, 建设低碳城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现代城市最终追求是:经济的繁荣发展, 社会文明进步, 环境和谐宜居。发展低碳经济, 建设低碳城市是转变经济、城市发展方式的着力点之一。建设低碳城市, 是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下, 使能源、原材料消耗和温室气体CO2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 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经济发展之路。一是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等低碳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低碳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严格控制、淘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和产能过剩产业。二是发展低能耗建筑, 降低居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低碳排放包括两方面:一方面, 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技术节能;另一方面, 以产业与消费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所产生的结构节能。据统计, 我国建筑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0%左右,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用电器设备和农村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将使居民住宅建设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45%左右。目前, 一些大城市中片面追求豪华, 常常见到玻璃幕墙建筑, 室内冬季寒冷, 夏季炎热, 其能耗约为实体墙的6倍, 应按户计量取热来加以限制。要倡导保温建筑, 采用隔热墙、双层中空玻璃等。三是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促进要素聚集, 发展产业集群, 以节约土地、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生态环境。四是加快建设环京津低碳经济带, 借助京津技术、资本、市场、人才、信息等优势, 全方位深化与京津合作, 以低碳经济为纽带, 建设生态共同体,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五是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注意节水节电, 推广使用节能家电、节能电灯;夏天少用空调, 控制最低温度限不得超标;出行尽量乘公交车, 鼓励骑用自行车;分类处理生活垃圾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效如何,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低, 可用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人的生活生命质量三大标准来检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从主要依靠能源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向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 达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相和谐。

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生态+智能”, 加快低碳生态城市和智能产业的发展, 构建可持续的社会环境。

城镇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加强生态建设, 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又一重要目标。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大量增加, 人们的就业、能源、交通、环境、居住和其他社会问题必将突显。因此, 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力争做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和文化水平大幅提高,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唐山市围绕构筑现代化新城区, 推动南湖生态城、唐山湾生态城、凤凰新城、空港城、环城水系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几年后, 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生态环境美好、舒适和谐宜居的新唐山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万建民.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经济日报, 2011-2-18.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 篇8

一、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演进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 国家为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开始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5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此后, 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的实施, 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不同的“二元世界”, 使得中国城镇化缺乏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转移的支持, 导致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城乡二元的就业制度开始解冻。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国家逐步放宽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控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要求, 户籍制度的壁垒先从小城镇被打破。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发展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 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也在逐步形成。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小城镇, 大战略”的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2007年十七大明确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2010年6月, 李克强副总理发表文章, 阐述调结构促转型的设想及城镇化理论, 明确提出“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最雄厚的内在潜力在城镇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标志着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 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按照传统的划分方式, 可分为初期、中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 (1) 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 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 工业生产水平较低。 (2) 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到70%之间,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 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 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 (3) 稳定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到90%之间, 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 城市人口保持平稳。

为了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规模, 应用1949—2011年的人口总量指标 (包括总人口和城镇人口) 和城镇化指标 (包括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年增长率) , 数据如表1所示。

分析表1数据, 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缓慢发展期 (1949至1960年)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 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发展到1960年的19.75%, 城镇化率年增加0.46%~1.25%。尽管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 但由于较高的总人口增长率及相对较小的城镇人口基数, 城镇人口呈现出6.08%~9.55%的高年增长率。

第二阶段为停滞发展期 (1961至1975年) 。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十五年间城市化率下降了2.4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的绝对数增加缓慢, 甚至一度出现城镇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

第三阶段为平稳发展期 (1976至1995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化平稳发展期, 城市化率逐步增长, 从1976年的17.44%到1995年的29.04%, 20年间城市化率增加了11.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长率持续在2%~5%之间。

第四阶段为快速发展期 (1996至今) 。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30.48%, 按照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 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 。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城市化率增长显著。从1996年到2011年, 这16年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22.23%, 年城镇人口增长约3%~6%。在总人口增长1.36亿的前提下, 城镇人口增长了3.39亿。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 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标志着中国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中国社会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三、中国城镇化与世界的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从18世纪产业革命开始, 基本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中国城镇化起步较晚, 但从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速度之快、城镇人口增加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为了揭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独特性, 我们对1950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城镇化率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 如图1所示。

由图1发现, 世界城镇化率一直以平稳的速度增长, 而中国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以来, 呈现出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1995年以后, 更加明显。因此, 中国与世界城镇化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1980年, 与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39.4%相比, 中国城镇化水平仅为19.4%, 相差20个百分点。2012年, 中国城镇化水平发展为52.57%, 与世界平均水平52.55%基本相当。数据表明, 1995—2010年, 中国城镇化年增长率为1.43%, 世界城镇化年增长率为0.43%, 此阶段中国对世界城镇化率上升的贡献增加到0.2%, 即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城镇化年增长率仅为0.23%。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全球的突出性, 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城镇化为推进世界城镇化进程做出了显著贡献。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2)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4]刘金石, 黄诚, 刘方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述评[J].改革与战略, 2013 (8)

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 篇9

出版时间:2014-01-01

ISBN:97875504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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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 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70%, 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超过10亿, 其中70%的城市人会居住在城市群里!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将突破300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化成本将突破1000000亿元!50%以上的房地产企业会被淘汰, 幸存者将面临全新的游戏规则!

不要刻意强调城镇化率的提高, 新一轮城镇化并非“投资大跃进”。城镇化要向幸福出发, 要让农民多分一杯羹。城市扩张必须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承载能力首先必须靠产业支撑, 没有产业支撑, 城镇化最终可能使得农民变不成市民, 反而变成流民, 甚至变成暴民。这轮新型城镇化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 而是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问题。只有科学、全面、正确地解读“新型城镇化”, 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四化”。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研究 篇10

要解决我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有效消费供给问题, 应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了规模, 这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我国可以更好地在推进城镇化路径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更加稳定、健康、有序的发展。用以城镇经济为主的发展方式来代替以工业经济发展为主的发展方式。

对于城镇化最直观的观点是, 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那么如何界定城镇?我国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 分为五个层次, 首先是以北上广为首的超大城市, 在以后的20多年将其定位为全球性的城市。其次是长三角的中心城市像杭州、南京;渤海湾的中心城市像天津等;区域型中心城市像西安、成都等, 通过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中心大型城市。再次是将首府城市发展成辐射本省区域及周边区域的具有显著影响的中心城市。然后是各省份的非首府城市发展成为本地市的经济中心。最后是对城镇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县乡镇。

在界定了城镇化发展的五个层次后, 再来研究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其一, 对于衡量城镇经济的发展的核心指标的转变。过去我们都过分重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综合指标的重要性。而现在对于经济发展我们转向以衡量城镇化程度上来, 这样就不一定会伴随着高的GDP增长, 因此, 我们就要转变考核经济发展的指标, 寻找适合衡量城市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核心指标。其二, 加大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必然原因。其三, 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性投资的增加不但不会导致产能过剩, 反而有利于缓解过剩产能的压力。其四, 在推进城镇化的建设中, 对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要靠政府财力的支持, 更需要引进外资和社会力量等方式来支持消费性投资的顺利进行。其五, 我国城镇化率的标准不能只用人口城镇化率来反映, 因为它并不能适应各个层次的城市化, 要根据各个层次的特点探究新的衡量指标。

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最关键的是进行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城镇化势必会引起行为活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的转换。一方面要转变的观念是, 住房、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不能仅看做是公共物品, 完全靠政府财力的投入, 这样不仅没有发挥市场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的效率, 并且阻碍了通过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的路径。因此要靠国家更要靠社会的力量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造成严重的城市问题, 同时也阻碍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因此, 要通过主观机制和制度机制来调控人口的的流动, 缓解城市压力。

另外, 我国计划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 努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 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 如果仅仅靠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国有经济部门的资金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城镇化的进程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需要政府、社会的共同努力, 甚至需要引进外资。这就需要获得金融行业的支持,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 金融行业除了需要保持原有的功能外, 还要提供更多的个人理财产品, 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由于我们把城镇化分为五个层次, 每个层次的城市的发展速度、水平、规模、重点都不尽相同, 因此就需要有不同的金融服务与之相匹配, 不同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创新与之相适应。

当前, 推进城镇化已经势在必行, 而探索和认识城市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关键。只有这样, 才能更加快速的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又能有效避免城镇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不利问题。否则在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会付出意想不到的额外的代价和缓慢的前行, 给城市经济的有序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 甚至引发冲突。因此, 有效地经济、社会保障措施的建立是必要的。城镇化的长远目标是缩小贫富、不平等差距, 实现社会的和谐, 公平。同时, 城镇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各个省、区域、城市同时实现高的城镇化率。推进城镇化也是一个带动过程, 一部分城市、地区率先实现高的城镇化率, 形成示范效应, 带动并影响别的地方和城市, 最终实现中国城市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实现中国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坚持以人为本, 提升城市人民的生活居住环境, 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要统筹协调好各方的力量, 国家、社会、个人甚至外援的共同配合。

参考文献

[1]耿海清.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分析及未来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 2003, (1) .

[2]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D].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 .

[3]王国刚.中国银行体系中资金过剩的对策分析[J].财贸经济, 2009, (3) .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历史意义 篇11

温铁军，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农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新华社首批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等。

土地改革红利与二元结构

回看新中国60多年建设和发展经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实现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作为资源有限、农民高度分散的人口大国，又是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遂把农村作为提取工业积累的主要来源地，历史性地让农村发挥了重要“蓄水池”和“稳定器”功能。尽管为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代价略显沉重，但在总体上维持了整体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这也是中国历经多次经济困境而幸免陷入“发展陷阱”的内因之一。作为中国的劳动力“蓄水池”，乡土社会调节着城市产业资本大起大落带来的社会冲击。这主要源于“土地改革红利”——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财产作为基本生存保障，农村土地也因此具有“无风险资产”属性。由此巩固了乡土社会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和“家庭理性”。

缓解生产过剩的投资拉动

从21世纪初到政府加强“三农”投入以来，农村在“劳动力池”之外增加了“第二资产池”的作用。要理解这个观点，就需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比较制度优势”——中国政府综合债务率低，得以利用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幅员辽阔来开拓国内调整的战略空间。主要是启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容实质资产，由此不仅有效缓解外需下滑困境，而且带动内需增加。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生产过剩的压力，但又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扩张，只能通过国债投资于内陆纵深来化解产业资本过剩压力。为此，中央政府及时启动大规模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灾后重建”等国家战略，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提出的“救市投资”。在近10年的时间里，平均两年出台一个国家战略，累计投资10余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政府直接干预、使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对有效地化解了产业过剩危机；但总体上仍属于“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的政策。

化解资本全球化内生危机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一手发行债券、一手使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救市，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转嫁金融制度成本。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我们认为，产业资本过剩的中国不同于金融资本过剩的西方，在于中国必须利用“比较制度优势”，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局面：通过政府的统筹协调投资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形成巨大的实质资产，从而使中国金融资产占实体资产比重下降，政府就有条件同步增加国内金融化的空间；在构建这种良性循环的同时，金融资产中坏账占比也就随之下降，自然也就能缓解因城市地产扩张而导致的银行风险。例如，从2006年到2011年，总计达4.3万亿元的政府“三农”直接投资，不仅消纳了过剩的产业资本，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打击下，部分吸纳2500万失业农民工回乡就业，还把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资金要素净流出改造为净流入，增加农村地区消费，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使中国成为此段时期世界重要的经济发动机。据此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虽然应该大中小并举，但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更多用来加强约1万个县域中心城镇建设，同时赋予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向“进入门槛”低于城市的县内城镇集中，由此拉动非农就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的综合性举措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内涵具有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建设。

应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极为深刻而重大的变化。2011年，中国按照新统计口径达到的城市化率为51.27%，7亿城镇人口中约3/4集中在大中城市，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包含我国农民工达2.53亿人，占非农就业总量的50.7%。应该注意，这种让农民“工人化”的结果将是加快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事实上，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因为受教育水平高、集中劳动和集中居住，已经逐渐进入了自我政治化进程。国家应加大推进城镇化战略，增加农民工更多进入距离“三农”半径最短的城镇得到非农就业机会，这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同理，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进入成本”也比大城市低得多，但带动就业的能力却六倍于大企业。两相结合，可以使农民工就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致使现金收入增加，其高于城市的消费率对内需增长有更大贡献。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和内需拉动型“黄金增长”，就是依托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推进。

“中产阶层”在城镇化中崛起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3亿人口的“中产阶层群体”，占总人口的2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有可能在2015年之后达到5—7亿人。“中产阶层”对城市治理方式和自身利益维护都有诉求，但由于范围大、行业多、尚处在不稳定状态，其表达方式和内容都很零乱，相应地产生了政府不得不应对这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矛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客观上有利于吸纳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分散小型投资需求，同时也就有利于把集中在大城市的潜在利益冲突分散到上万个县以下的城镇中去。目前，中国600多个城市中，超大型城市已占世界的1/4以上，大型城市已占世界的1/3以上。城市资源环境紧张导致大城市病突出，市民生活压力大、成本高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内生的风险及与生态文明对立的趋势日益显化。这个时期，突出“城镇化”战略，降低“城市化”战略实施速度，是执政党与时俱进应对客观形势变化的表现。因为，中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坐享现代化收益的条件，因此需要对城市化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格外重视。我们认为，城镇化战略适合中产阶层崛起之后的多元化需要，也有利于分散中产阶层不可能自觉的诉求，缓解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城镇化是超前或是滞后 篇12

城镇化现状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若干以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为核心的城市集群, 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群, 沿长江、陇海铁路、哈大沈大、京广铁路、济青烟威、绵德成渝沿线、南昆铁路七大城市带, 此外, 以各省会和自治区首府为核心还构成了约30个城市圈。

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城镇化率越高。根据2009年数据计算, 各地区人均产出与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872, 存在极高的相关性。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通常吸纳了大量的经济资源, 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服务产业, 加速了城镇化发展速度。

由于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各地的城镇化发展程度大相径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 城镇化率依次高达85.0%、88.6%和78.01%;在各省和自治区中, 广东的城镇化率最高, 达到63.4%;而西藏的城镇化率最低, 仅为23.8%。

总体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整体城镇化率为57.0%, 中部地区为43.4%, 西部地区为36.4%。

中国城镇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把原来的农村工商业和交通中心进行改建扩建, 提升行政级别, 更改行政区划, 建成新城镇。二是把原有旧城的近郊地区划为城镇新区, 征收农民土地, 投资发展工商服务业, 使得近郊农村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由于旧城扩大可能产生超级城市, 导致大城市病, 因此中央政府较为倾向于前一种发展路径, 但由于旧城占有大量的经济政治资源, 财力雄厚, 在实践中旧城扩张仍然是城镇发展的主要途径。

城镇化发展滞后

虽然过去30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 但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水平依然偏低。在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控制, 中国的城乡发展严重二元化, 城镇化显著滞后。以1980年为例, 仅有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镇, 却有约30%的非农业就业人口, 约70%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自非农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且部分小工业企业分布在农村, 而这种分散化的工业布局经济效益较低, 违背经济规律。在过去30年, 非农业产出比例、非农业就业比例都大幅增长。从1980年到2009年, 中国非农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从70%上升至90%, 非农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30%上升到60%。与之相比, 城镇化率增速也很快, 但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

从国际比较来看, 中国的城镇化率明显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以韩国为例, 到1989年, 韩国经济中90%的产出来自于非农业部门, 与中国2009年类似, 但当时韩国非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占总就业人数的80.4%, 城镇化率达72%。与之相比, 中国城镇化率至少比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低10%。

造成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有哪些?

一是户籍制度和福利非均等化影响城镇化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 严格控制人口流动。随着中国社会发展, 户籍制度逐渐与社会福利相联系, 成为一种福利歧视依据。医疗、养老、补贴等福利通常又与户籍制度相联系, 非本地户籍的孩子入学和升学也受到一定的歧视, 优质教育资源往往只对本地户籍人口开放。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基本福利, 特别是子女教育和养老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很多人因此放弃在城市中长期定居, 所以不能成为彻底的城市人, 完成城镇化。

二是中国的城镇建设和房地产业发展模式造成在城市定居成本高昂, 抑制城镇化发展。中国各城镇虽然都有保障性住房, 如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廉租住房供给, 但供不应求, 而且政府通常只对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提供, 因此, 进城农民工基本上无法享受到住房福利。而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 农民工基本不可能买房, 甚至也无法承担起条件相对较好房屋的租金。

有些企业为了给员工解决居住问题, 通常采取建立集体宿舍让外地员工、特别是农民工居住, 但这种居住环境只适合员工个人而不能满足整个家庭的居住需求。因此, 农民工通常只能把家人留在农村, 只身一人进城打工, 这使得他们无法彻底进城。

三是受农村土地制度限制, 农村居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无法以合理价格变现, 影响农民进城、城镇化发展。根据目前的土地制度, 只有通过政府规划和征收, 才能将农村土地转变用途, 变成城市用地, 用于工业发展或是建造住房, 但政府征收土地通常只按农业产出的价值进行补偿, 远远低于其未来的实际价值。因此, 在目前的制度下, 农民无法把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套现。

如果农民要离开农村在城镇长期定居, 就必须放弃农村土地, 通常只能得到很少甚至没有补偿。因此, 很多农民即使长期进城工作谋生, 也不愿放弃农村身份并因此失去土地, 于是选择让部分家人在农村“留守”, 这样就无法真正城镇化。

城镇化滞后的影响

一是使农村劳动力受到限制, 无法得以有效利用。一方面, 由于很多农民无法在城市中扎根, 而表现为“城乡两栖”, 进城工作的固定成本增加, 部分剩余劳动力放弃进城工作, 从而造成劳动力浪费。近年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断爆发用工荒, 但农村仍有相当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 即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由于缺乏稳定的预期, 企业和工人双方都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因为对双方而言, 均无法判断投资是否能够获得正收益。因此, 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升, 技术类工作技能严重匮乏, 产业升级受到阻碍。

为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部分乡村发展乡镇企业, 但由于缺乏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 经济效益不高。虽有一些乡镇企业在运营, 但生产技术落后, 且产品质量不高, 并常常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企业虽然部分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 但效率低下, 常常污染环境, 问题多多。

二是使一部分长期进城但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成为边缘人。大量农民工因无法在城市扎根, 年纪大以后就会返回农村, 但也有部分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 在城市中长期停留下来。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 进城打工后感受到城乡差距, 更向往城镇, 希望在城镇中长期定居, 但由于不能享受基本社会福利, 生活条件较差, 与城镇原有居民形成隔阂。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居住地往往都与本地原有居民泾渭分明, 社交圈也基本局限在农民工圈子内, 事实上形成了与本地居民不同的社会阶层, 有时还会受到歧视。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家庭经济状况等限制, 大多数缺乏上升空间, 很难融入城市。

三是抑制了消费需求, 不利于中国经济模式转变。总体而言, 农民收入低且不稳定, 缺乏社会保障, 因此消费率较低。农村居民交易成本较高, 自给自足程度高, 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以后, 外部需求疲软, 中国必须从外需拉动型经济转为内需主导模式, 但城镇化滞后不利于启动内需, 实现结构调整。

城镇化发展建议

首先, 政府应当尝试放松对农村土地的限制, 在配额模式下推行全国性土地额度交易, 推动土地流转, 真正赋予农民土地产权。目前, 中央政府对农村土地市场严密控制,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农村用地转换必须符合“增减挂钩”政策, 无法形成真正的土地市场。政府可以尝试推行跨省耕地额度交易, 鼓励农业区开垦更多耕地, 同时提高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有效利用率。具体来说, 农业区开垦了耕地以后, 可以向经济发达但土地短缺的地区出售耕地配额, 让发达地区可以把农田转换为工商业用地。

放宽对农民使用农村土地的限制, 让农村土地可以进入城镇土地市场交易, 农民可通过土地额度交易获得收益, 保证务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也便于进城发展的农民套现土地收益, 获得资本金。

其次, 在逐步降低入户门槛的同时, 可考虑通过建立基金或是公司的模式, 逐步剥离户籍和部分超额福利的关联, 政府保障基本社会福利, 利于跨省农民工完全城镇化。考虑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客观条件, 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入户门槛, 让农民工城镇化。在部分地区, 原有村民人数较少, 享有较高的福利, 可考虑把超额福利逐渐剥离为基金或是独立公司运作, 原有村民成为所有者。

这些地区主要是一些原来的乡村, 由于地理位置之利吸引了大批外来投资和村集体创业, 逐步成为制造业中心转化为城镇, 本地村民凭借丰厚的村镇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为了保证本地村民的利益, 可把村镇企业所有权明晰化, 成立由本地村民控制的基金会, 掌握村镇企业所有权, 与政府脱钩, 如有必要, 政府可用一定的财政投入加强基金会财力。基金会用企业利润和基金来支付本地村民的高标准福利, 条件成熟时本地村民也可以套现退出基金会, 外来人口也可以投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