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研究

肖临骏：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研究（精选2篇）

肖临骏：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研究 篇1

文献综述

迟福林、辜胜阻、唐任伍、曾业松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以人为本，扩大内需。颜晓峰、陈炳才、唐任伍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在CNKI中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为检索词，搜索发表论文达到89200条，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和完善投融资机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王红珠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需要从政策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和金融创新四个层面展开。陈伦盛、许峻桦、辜胜阻，曹誉波，李洪斌、周阿利等分别对城镇化进程中投融资困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破解难题的路径选择等进行了研究。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定性分析，鲜有结合城镇化发展与相关变量做出定量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阐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使得文章更有实用价值。城镇化建设投融资现状及问题

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主要推动的一项经济政策，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必然会扩大我国的内需，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而与之相对应，建设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解决好投融资问题是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与我国城镇化投融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这三类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我国的城镇化融资渠道由最初的财政支持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进行，逐渐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融资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2.1 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不足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三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低收益性，很难只借助市场资金的力量来完成融资任务，④因此基层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是城镇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税收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但是各地地方财政税收需要首先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的支出，扣除这些以后，可用于建设城镇化的资金就非常有限了。

经济学中的“诺瑟姆曲线”告诉我们，城镇化程度由30%上升至70%这一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速度最快的阶段，而对于大量资金投入的需求则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除此之外，以家庭农场、科技型农业企业以及专业大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些也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提出了更大程度的需求。

2.2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由于土地财政可以带来迅速的繁荣，在短期内可以让地方财政取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地方政府过多的依靠于以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土地扩张为核心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否认，土地金融在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是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着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如不可持续性、助长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短视性、容易引发矛盾和腐败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城镇化的长足发展与深入进行。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抬高地价，在获取较高收益的同时会导致房价与租金的上涨，使得城镇居民的生产活动成本有所增加，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初衷，另一方面，用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预算外资金来支持城镇化投资资金这种模式有着较大的风险，风险会随着时间而累积，一旦房地产出息泡沫，地方债务问题将会十分突出。

2.3 地方投融资平台蕴含风险，有待健全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融资平台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①融资金额巨大，极易形成巨大规模的政府债务。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是以政府划拨的土地、厂房、股权等作为登记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变现能力不强，融资中的担保主要是靠地方政府财政来达到，在我国经济低位运行和土地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债务偿还风险加大，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②融资平台内部运作不透明不规范导致权责不明，治理结构不完善。③融资平台缺乏外部约束机制。在平台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和数量都没有明确的监管和制约，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实际的需求，片面的追求数量而超出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平台从银行取得贷款后将其放入统一的资金池中，再由不同的项目进行分别调配，银行无法对其行使监管职能，无法知道资金的具体用途。

2.4 投资主体单一，融资空间缩小

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工商户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少，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顶层设计，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影响，潜在的金融风险将逐步增加，随着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监管的趋紧，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空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压。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创新完善了各种拓宽投融资渠道的方法，例如通过信托产品、金融租赁等方式，这些举措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比，但是从另一层面上增加了风险识别的难度，不利于金融体系内部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趋紧意味着监管政策越来越精细化，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空间将会大大缩减。

实证分析

上文重点分析了城镇化建设中对资金的急切需求以及资金缺口出现的原因，但是对于金融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还未得出明确结论，基于上述疑惑，下文做出金融发展情况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实证分析，以求得出合理结论。

3.1 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选取人口城镇化率（UR）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情况与发展进程。UR指标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UR数值越大，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越高。

UR（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方面，选取了以下三个相关指标。

（1）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的比值，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FIR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FIR（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

（2）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FD（金融深化比率）。金融深化比率是罗纳德?麦金农于1973年提出来的概念，是用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重要指标。通常被表示为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金融深化比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数值越大则证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深度越大。

FD（金融深化比率）=M2/GDP×100%

（3）农村存款水平的指标：农村存款比例。农村存款比例是用来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农村存款水平一般用农村存款与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表示，且农村存款比例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D（农村存款比率）=农村存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100%

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选取1990～2013年数据，时间跨度为23年，根据数据计算出UR（人口城镇化率），FIR（金融相关率），FD（金融深化比率）以及RD（农村存款水平）。

3.2 时间序列分析

由图1所示，UR（人口城镇化率）呈现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并且1990年左右的上升幅度小于近年的上升幅度，说明城镇化率的变化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由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快。FIR（金融相关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有些波动但是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2013年的FIR数值几乎是1990年FIR数值的两倍，说明在这23年的时间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性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乐观趋势。FD（金融深化比率）与FIR（金融相关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虽然在2006～2009年的时间里呈现短期下降，但是总体趋势上升明显，金融发展情况乐观。农村存款水平总体变化趋势不大，在1990年之后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于2000年开始逐年缓慢下降，24年的时间跨越并未存在显著变化。

3.3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因为序列的不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现象，利用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用EVIEWS7.0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在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对各变量做一阶差分之后的检验值都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说明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所以UR，FIR，FD和RD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说明这些随机变量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代表性和可延续性。

3.4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检验四个变量所组成的回归方程是否稳定，若结果是稳定的，则四个变量的长期关系便可以用表2和表3来表达了。

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轨迹统计和最大值统计结果，在至多有两个协整向量时，统计值在5%临界值之内，根据Johansen检验规则，判断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3.5 格兰杰检验

由格兰杰检验结果（表4）可知，FIR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FIR的格兰杰原因；FD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RD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RD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促进了金融产业的发展，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缺乏资金的城镇化建设不能得到实现。金融发展深度指标FD与UR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城镇化的建设之间并无过多的联系，二者相互独立。

农村存款比率指标RD与UR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说明RD与UR之间相互影响，农村存款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农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可以反映金融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居民存款数额增多。

3.6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1990～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变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由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知，我国金融水平的发展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我国城镇化发展是金融水平发展的原因，说明金融水平的发展对我国的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国家金融水平的提升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以推导得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推动我国经济更好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而金融水平的发展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则可能是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程度，由此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城镇化的建设作用不显著，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的金融体系与制度，促进金融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是基于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不健康不完善的投融资机制以及上文实证分析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结果而提出，其目的是化解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缺口的危机，促进城镇化平稳健康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水平的提升，基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对城镇化建设促进作用不明显的实证结果，应当尽快完善与此相关的金融制度与体系的设立，创造利于金融发展的环境。关于创新投融资机制的具体内容，分为四个基本点进行详细论述。

4.1 投融资体制改革

4.1.1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是农村改革建设中不可避免需要优化的要素之一，通过土地的确权流转，激活以劳动、资本、土地为代表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才能作为一项优质资源参与到资源配置中，进而提高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通过转包、租赁、互换等方式出售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业大户，由专业大户根据不同土地的不同特点来综合利用土地，形成规模效应，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增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

4.1.2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则是以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骨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该体系有利于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步伐，进而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4.1.3 完善风险承担机制

为了让民营资本安心进入公共建设领域进行投融资，政府和国有、民营资本需要在城镇化投融资的建设中共同承担风险，完善风险保障服务体系，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与不足，降低金融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风险。

4.2 正确处理城镇化投融资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基础。首先，要明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投资领域。由公共产品理论可以得知，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主要做好纯公益性项目，如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等，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准经营项目方面，以消费者付费加之财政适度补贴的方式实现，通过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金，一定程度地分散财政风险，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政府应当完全放开经营性项目，由市场匹配相应的融资、建设以及运营。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这包括建立投资计划、评估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计划的公众参与度以及决策透明度，实行权责一致性原则等。最后，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监管管理。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空间扩大化的发展，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资本投资运营的监管力度，这些包括制定科学的特许经营方案、制定严格的服务标准、引入公共监管等多种方法。

4.3 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

解决城镇化资金供给不足的关键之处在于扩大投资主体的范围，鼓励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度，解决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阻碍性因素，这些都需要完善政府政策的制定。

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有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等，通过这些政策的导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城镇化建设中去。政策创新需要充分考虑城乡差别与不同的需求，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方面进行灵活性的安排，尽量引导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模式多样化，一定程度地放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数量与规模，极大限度地探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与收益相关的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模式，复制并模仿，减轻政府债务负担。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高速增长的债务总量，加快现金的流动速度，确保政府拥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务，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与债务的借还得到良性的循环。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内涵的多样性、投资融资的规模性，政府财政应该作为引导资金和杠杆资金，引导民营资本和外部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的主导力量。

4.4 多样化投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新型城镇化建设蕴含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突破投融资渠道的瓶颈，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证明和安全可靠的中长期资金来源，那么我们就能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投资需求，就能促进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加快追赶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步伐。这样看来，投融资方式、渠道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①推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一项重要的市场化的手段，通过发行地方债券这一方式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问题。②推进金融创新，完善开发性的金融工具。首先要创新信贷管理制度，增加对城镇化的信贷融资供给。然后要发展以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金融机构，用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创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让农民自食其力。③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健全PPP制度框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建立起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使政府与个体能够利益共享、风险分担，从而增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效率。

肖临骏：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研究 篇2

【关键词】新疆；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

一、 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战略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我国发展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当前我国拉动内需的必然选择。2014年新疆的城镇化率是44.5%，新疆的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新疆经济社会长期以来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新疆被确立为丝稠之路核心区，新疆新型城镇化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新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面临资金的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从对未来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求预测来看，传统的融资模式已经很难与日益增长的城镇化发展资金需求相匹配，而投融资模式设计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巨大资金需求的首要任务。因此，要大力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构建有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的适合新疆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模式已成为当前的必需。

二、新疆城镇化建设传统融资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随着对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新疆已逐渐形成多元的融资渠道，除了包括城镇的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益，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投入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为主的融资方式之外，还有企业投入，以及民间资本的投入等辅助性的融资方式。随着新疆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现有融资模式和渠道已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和困境。

1.地方财政收入与新型城镇化所需资金的供需矛盾较大

“人到哪去，地怎么用，钱从哪来”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三大问题，其中的资金保障是关键一环，当前新疆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规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城镇承载能力，特别是对于南疆地区、边境贫困重点县市城镇化的建设与开发，推进绿洲村庄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农牧民定居和特色经济发展，以满足人口增长，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及环境生态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新疆现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和任务。长期以来，新疆城镇基础设施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政府财政投入公益性强，投资规模大，但收益率低，且资金来源单一，总量非常有限，城镇建设中市场化融资机制缺乏，比如南疆的某些地方，地方的财政自给率不到15%，财源基础薄弱，地方支出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治区的补助，地方政府这种自身财税的状况对日益繁重的建设任务陷入能力有限的艰难局面。根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6个百分点左右，巨额的资金缺口单靠新疆地方财政积累明显难以满足。

2.“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融资平台存在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

近年来，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不断推广，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各地方政府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土地财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发展，但也让部分地方政府陷入了“卖地依赖”的怪圈，而且在城市拆迁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权利寻租的腐败现象、暴力征迁等群体性事件。随着新形势下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加强，融资成本的上升以及资金压力的增大，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此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土地征收与土地储备制度紧密相关，但有效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竞争规则缺乏，大量集中的银行债务关系的存在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平台类贷款蕴藏着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

3.融资模式缺乏创新，城镇化建设整体效率低

随着新疆地方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来源日益多元化，开发性金融、企业投入以入民间资本纷纷进入，但现有融资模式仍缺乏实持性的多样化，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其他融资方式占比重较小。目前地方城镇化建设整体融资效率偏低，地方财政偿债压力依然沉重。

三、建立透明规范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以改革创新思维，不断探索城镇化基础设施多元化融资，社会化融资的模式，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城镇化发展资金筹资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经营城镇，充分利用城镇现有资源，创新“债贷组合”投融资模式

城镇经营又称城市经营，是以城镇为开发对象，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利用市场化手段，对构成城市的空间载体及城镇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人文资源等进行重组、集聚、运营，从而实现市场化的优化和经营。实际上就是将现有的区域资源进行整合，让资源发挥应有的价值作用。地方政府将该城镇的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等有形和无形资源，都通过市场机制集聚起来，充分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作用，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镇，可以充分利用“债贷组合”投融资模式。

“债贷组合”投融资模式是按照融资统一规划，统一授信，全程动态监控、风险管理的一种模式，由银行为企业制定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合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债务融资实施全程管理。这种“债贷组合”模式具有融资成本低、期限长、额度大等特点和优势同时由开行担任综合融资协调人，将债券资金统一纳入银行贷款监管体系，把债务性风险控制到最小。以优质资产为保障，设立偿债专项资金。开设偿债资金账户，落实偿债资金协议，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归还债券和贷款本息。这种投融资模式非常适合于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公共租赁住房等项目建设，充分利用这种投融资模式能为新疆新型城镇建设和管理筹集大量所需资金，来达到城镇化发展建设的目的。

2.创新土地流转信托模式

土地流转信托是指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土地信托服务组织接受土地承包者的委托，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的需求，通过一定的方法，实施必要的程序，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通过土地流转信托模式，有助于实现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的分离，同时有助于实现土地市场化定价，带来土地经营权的增值，还可以帮助筹集土地流转完成后所需的规模化运营的资金。

这种融资主体一般是土地合作社和乡镇土地信托投资公司。运作的主要模式为“土地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共同作用的双合作模式设计。首先将拟进行信托的土地经营权确权到村民个人，再由村民以其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作为委托人以土地经营权在乡镇土地信托公司设立财产权信托，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这种模式可以延长土地收益链，实现农村土地的集中、连片、统一流转，特别是在当前由于存在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农民进城务工增多等原因，土地抛荒情况普遍存在而造成社会紧缺的耕地资源闲置等现象从而不利于城镇化进程的顺利展开的情况下，创新土地流转信托模式，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基础。

3.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下。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包括融合城镇内的各种企事业单位，居民等的单独投资，合伙注资，有偿或无偿投资等各种形式的资产。

扩宽融资渠道，吸引外来资本来参与城市建设。一些地方政府可通过发行城镇建设债券，为城镇建设筹集资金。此外，还可通过特许经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和政策来引进其它形式的资本和境外资本，来共同参与城市建设。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营政策法规制度，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公私合作项目过程的规范化、制度化，指导国企民企外资等各类市场化主体，通过PPP（公私合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重推进PPP模式的策略。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PPP项目各参与方的权责利益关系

PPP投融资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一般是公私合营各种模式的统称。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而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政府与私人部门组成特殊目的机构，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计开发，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再移交政府的公共服务开发运营方式。这种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在大型、一次性的项目，如公路，铁路，地铁等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PPP模式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需要实施与推广还需要实施一套系统的对策措施，否则有可能引发其他的潜在风险。

因为在实际操作中，PPP模式受融资规模大、建设运营周期长等因素影响，PPP项目运行程序复杂，易产生众多纠纷问题。因此处理好各参与方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力推进PPP模式的同时，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地方管理条例，从立法层面厘清各部门的分工、协调和监管等问题，规范PPP项目投招标、建设、营运管理、移交以及争议处理机制，为PPP模式的有序推进建立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

（2）创新公共产品的市场价格机制，提高PPP项目的融资效率

PPP是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模式。这种项目融资的实现形式，主要根据预期收益、资产和政府扶持的力度来安排融资，所以要特别注重融资的效率。必须要及时建立市场价格机制，可引用“价格上限”等定价调价模式和财政补贴等辅助优惠措施，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的“有利可图”。从而提高PPP项目的融资效率。

（3）积极引进、培养PPP项目相关专业人才，加强相关专业机构的队伍建设。

PPP模式的组织形式非常复杂，模式的建立和推进涵盖立项、招投标、商务谈判、融资管理等多个环节，在金字塔般的PPP模式的机构层次中，从金字塔顶部项目的政策框架、目标和实施策略的设立，到金字塔底部项目参与以及相关的经营者，都对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性人才的需求较强，要加大引进和培养PPP项目相关专业人才的力度，做好队伍建设工作，为PPP模式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智力和人才保障。

四、结语

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建设投资主体、资金、方式多元化、多样化、市场化模式，从而形成以“双赢”或“多赢”为理念的相互合作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体制新格局。在创新投融资模式的同时，也要考虑未来大背景下经济增长率下降，房地产存在泡沫，地方债务问题等客观现实，特别要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投融资模式的可持续性的问题。故可以从加强政策引导，盘活自身的各种社会资本着手，强化土地、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机制，增强目前投融资模式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以保证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模式的顺利实施。

参与文献：

[1]叶学平，倪艳.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设计[J].当代经济，2015，第13期：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