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问题

中国城镇化问题（通用12篇）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1

“三农”问题近些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焦点、重点、难点问题, 中央连续几年出台的1号文件均与这个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大的问题有关。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三农”问题的解决, 如不解决这一问题则改革无法深入进行, 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三农”问题关键是农民问题, 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却是关键中的关键。传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在历史上有过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率等等。然而,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顾名思义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目前而言, 现状如下:

1.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由于农村产业领域的拓展速度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反差, 因而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使得脱产的农民基于自身素质的局限, 很难增加收入, 提高购买力, 改善生活水平。

3.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 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 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 二者相差不大, 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

4. 农民购买力不足, 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慢, 因而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低。我国农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从1991年的22.5%下降到2005年的10.2%,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

二、传统策略存在的误区

“三农”问题现状的概述基本上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但怎么解决“三农”问题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传统解决“三农”问题策略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1.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行为人投入资金的必然目标是获得利润, 是经济人假设的体现。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流动的方向, 当今社会, 获得平均利润已经不是资本所有人所追求的, 更多是想得到超额利润。“三农”问题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由于“三农”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导致本来就属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在利润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和回报。这对于想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来说, 要其投入到连平均利润都难以实现的农业, 本身就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如果要做到资本的连续投入, 只有依靠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 将并不充裕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如此薄弱农业, 又谈何容易?

2. 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否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 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乡镇企业依靠极低的工资与城市工业企业竞争。但是必须看到,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特别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在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时候就遇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

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 但更会带来工资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 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 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 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如在珠三角地区出现过的“民工荒”问题, 原因并不是因为流入这一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减少, 而是这一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加快而使乡镇企业的工人“转业”了, 即农民工更多地进入了城市的劳动服务业。

3.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 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 由此可以推论出, 要使农民收入提高, 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而且, 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到超过需求, 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 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这种粮食 (农产品) 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率和供求的变动对农民显然是有害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通过分析, 不难看出这些解决策略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有明显的缺陷, 这就要求我们另辟奚径解决“三农”问题。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思路及建议

中国科学院公布《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化程度仍十分落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指出, 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也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实现了农业生产集约化和现代化, 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 转移的农村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作用也非常显著, 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 需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要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改革以来的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是在二元结构体制还较为明显地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 城镇的发展虽然已经“非农业化”, 但在观念上和统计上仍然属于农村的范畴。这就是说, 改革以来的城镇化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 而是“城化”和“镇化”的集合, 是与我国这一阶段分散工业化特点相适应的双轨城镇化。这种发展途径的成功经验, 直接地为十七大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

1. 加强小城镇的规划工作

一个合理的小城镇规划至少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超前性, 即用改革和发展的观点, 科学预测小城镇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状况, 并以此为基础做好小城镇敖咙组工作。二是科学性, 即优化布局, 节约土地, 每个小城镇都要规划好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业区、商贸区、住宅区、行政区、绿化区, 并妥善安排各个功能区的协调发展。三是本土性, 即小城镇规划要体现地方特色。

2. 合理确定小城镇建设的重点

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应以县城城关镇和若干条件较好的建制镇为重点, 中部地区应以城关镇和少量建制镇为重点, 西部地区应主要以城关镇为重点。通过重点建设城关镇和强镇, 分阶段分批按实际情况将它们建成中小城市。通过这种重点发展战略, 一方面避免城镇化进程中“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倾向, 另一方面促进城镇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平衡, 使城市文明能够迅速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3. 按经济区域合并乡镇

适当合并乡镇是有效解决小城镇普遍偏小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乡镇的合并要尽可能按照经济区域来进行, 不能平均化, 要通过乡镇合并使经济资源地区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合并后小城镇的运作更要符合经济规律, 尽量排除行政因素的干扰。要使合并后的小城镇能够根据本地资源真正形成明确的主导产业。与乡镇合并相结合, 较小的自然村也要向中心村集中合并, 村庄的合并不仅能够增加耕地, 更重要的是以合并为契机, 使中心村的规划更加合理, 各功能区的划分更加符合实际,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4. 以结构调整提升小城镇素质

要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 以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和资源优势为导向, 坚持“高起点、高速度、上规模、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在国家产业政策的着眼点上, 要根据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特点, 制定出可操作性强和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按照市场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资源优势,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5. 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间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 允许农民进人小城镇务工经商, 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4]因此, 政府应当积极地把目前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革, 及时推进户籍制度的创新, 目前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综上所述, “三农”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 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只有通过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 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 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参考文献

[1]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柳欣, 冯素杰.“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7.4

[3]杜志雄, 檀学文.改革以来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大地2007年第22期.

[4]孔祥智.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1.3

[5]柳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6]祁金立.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7]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8]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9]马智利, 王宁.西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2

浅谈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齐伍军教授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近70%，70%的农业人口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是欠发达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排名虽然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世界排名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108位。中国不发达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10%，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十分落后，创造的价值非常低。发展农业经济，中国经济才会快速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之一。究竟如何解决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如何提高农业产业价值，如何使农村走向城镇化，如何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重视我国农业发展，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对三农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国家每年对农业投入很大，但效果并不明显，我国各级政府也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因此，十几年来三农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没有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问题：

1、非市场经济体制阻碍了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首先，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农民无法通过对土地权的处置获得价值增值。地方政府廉价征用农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农民得到的只是地上物的补偿费，并没有得到处置土地应该得到的回报。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就无法将土地作为资产与投资人、农业企业合作实现自己的价值增长。

其次，国家虽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始终没有从体制上根本解决问题。由于没能有效地让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导致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除了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外，没有可以推动农业发展的有效资源。

其三，地方政府重工商轻农业，将大量农民土地征用出卖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忽视了农民利益与农业发展；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与工商业发展，不重视培育和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

2、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十分传统与落后（农民家庭种植模式）。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低，还停留在一家一户小面积手工作业种植的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低下，创造的价值较低。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现代化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与信息化。在美国，3个农民可以种植5000亩土地，而在中国，一家人最多种植几十亩土地。美国3%的农业人口满足了100%美国人口的吃粮问题，而中国70%的农业人口还满足不了中国100%人口的粮食需求问题，每年还要靠进口大量的粮食来保证我国的粮食需求。

3、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农业产业化的障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户种植模式，已经明显地成了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最大障碍。土地分户承包种植，除了土地边界、农田道路与沟渠造成土地浪费土地之外，最大的障碍是无法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装备进行大面积耕作，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化与高品质化，同时这也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瓶颈。美国的农田全部是农业企业在种植，根本不存在农民个人种地问题，并且，美国的农业企业是从种子研发、科技创新、种植、精深加工到终端产品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经营。因此，美国农业产业效率较高。美国农业的发展也曾经历过从农庄、农场到农业企业的过程，通过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兼并，使得美国农业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同时，美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目前美国农业产业已经达到了高度集中的程度，全美国的农业控制在四家农业企业手中。此外，美国农业发展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农业企业种植价值100元的粮食，美国政府就补贴100元（美元还是人民币？）来支持农业企业的发展，加上美国农业的高科技推动，高产、高附加值农作物的研发和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使得农产品的价值数倍增加。与此相适应，农业产业企业利润水平的提高也吸引了资本的介入，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的农业又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

4、中国的农业发展在既缺乏发展理念、发展技术，又缺乏资本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快速发展。首先，农业产业化应该以市场价值为导向，农业产业化、产业链应该如何设计，不应该让不懂市场的农业规划部门来规划，应该由懂得市场规律的商业专家、投融资专家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因为种什么作物、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价值与竞争优势直接决定了对农业产业的投资成功与失败，而我国的农业项目几乎都是农业规划机构给做的规划，甚至不少农业项目完全是为了取得农业产业扶持政策而设计的，而制定农业扶持政策的人并不考虑农业产业终端产品的市场价值与投资价值。因此，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基本都是失败的，更不可能吸引投资人来投资。

中国的农村、农民既没有技术又没有投资能力，更没有发展思路，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农业发展没有清晰思路，因此，仅仅靠农民手中的资源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全球农业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是美国，其次，是日本，第三是台湾。美国通过基因技术来解决提高农产品价值、产量、质量与抗病虫害问题。日本的基因技术也非常发达。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户县，有一个葡萄种植基地因使用日本的葡萄种植技术，实现了葡萄的高产量、高品质，一年内五熟，一年收获五茬葡萄。一位就职于香港某上市公司的美国农业专家，解决了冬虫夏草的工厂化生产问题，而且生产的冬虫夏草的品质比野生的还高，且不含重金属。因此，种什么作物价值大应该由市场决定。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原动力。所谓农业产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上，否则农业产业链不完整，农产品就没有市场出路，更谈不上提高附加值。要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就必须在有资本介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农业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有的项目投资5年内没有任何回报），我国许多的农业项目，因为事前没有做详细的投资预算与可行性分析，农业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造成资金链断裂而失败。因此，如果没有投资能力强的企业介入农业、没有资本投入农业，就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

5、党中央、国务院虽然在前两年出台了农业用地土地流转政策，但是，因为没有详细的土地流转机制和操作规则，造成全国各地土地流转模式不统一，并且因种种障碍使得土地流转无法顺利完成。如，安徽省阜阳市某区仅因两三家钉子户不同意土地流转从而造成土地流转受阻，无法进行下去。总之，全国关于土地流转没有成功模式，造成土地流转无法进行，直接阻碍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6、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对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带来有益影响。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应该建立在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身份转变的基础上，但不少地方政府并不重视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与推广，为了卖地，以新农村建设为幌子让农民住进楼房，腾出土地，政府好取得配套建设用地指标来卖地。农民住楼房去种地，农业生产资料与农机具没有存放场所，破坏了农民原有居住方式，给农民生产与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农业产业化没有得到发展，农民身份没有转变，农村城镇化也根本无从谈起。

7、大多数地方政府只重视招商引资，不重视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发展地方经济。经调研发现，由于每个省都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加上地方政府领导更换过于频繁，扶持农业企业发展周期太长，一个农业企业还没扶持起来，地方政府领导就又被调走了，短期看不到政绩，而招商引资来得比较快，政绩较明显，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只重视招商引资不重农业产业发展，这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农民奔小康的发展方向不正确。国家支持农民奔小康，本来应该是就地发展农业产业，就地致富，可是，不少基层地方政府不引导农民就地发展农业，就地创办农业企业，通过就地发展农业企业来致富，而是错误的单纯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从而造成农村有效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的人，造成许多土地荒芜无人种植，不但无法发展农业产业，仅凭无劳动力种植的土地无法提高农民收入，更无法实现农村城镇化。

二、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1、要解决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等三农问题，必须从发展农业入手，必须建立在解决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问题上。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价值规律，不管农业产业化如何发展，最终都必须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否则都将失败。农业种植模式必须由农户种植过度到农业企业种植，实现现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与信息化的高效生产模式。因此，中国三农问题解决基本思路是：消除农民、消除农村，以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现代化、种植工业化和乡村工厂化、公司化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建设。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作为经济支撑的基础，要实现农村城镇化，首先必须解决农民过上城市化生活的支付能力问题，也就是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问题。由于农产品附加值很低，必须通过科技创新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与产业链延伸，通过对农产品精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真正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把农民变为城镇居民。

2、创造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土地流转模式。农业产业化必须有资本与企业介入，因为农民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技术研发能力，要把农村公司化、工厂化必须由企业与资本介入才能实现。企业要投资农业，需要工厂化种植，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生产与精深加工来经营，于是需要建工厂与各种经营设施。企业既需要大量耕地来建立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又需要企业生产研发设施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因此，农民的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是最好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民耕地流转后农民不用再自己一家一户种地，宅基地流转后把农村建成了城镇，农民也变成了农业产业工人。

3、农田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模式简介：农民将耕地入股给农业企业，每年农业企业每亩土地按照土地质量给农民相应价值的固定分红回报（如山东省夏津县每亩每年1500元，有的县每亩1300元等），这样保证了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固定收入，如果农民到农业企业工作，再取得一份工资，这样就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与提高。

农民宅基地流转后，地方政府将收回的宅基地集中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好规划新型城镇建设，将部分建设用地出让给企业建工厂和经营设施，由企业用国有土地出让金加政府补贴来建设农民居住的城镇社区与配套商业综合体，以及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企业先通过新型城镇商业综合体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然后通过资本积累来投资农业种植生产、研发与精深加工。如果不先通过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由于农业产业链过长，投资规模过大，企业等不到生产出来终端产品就会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使企业倒闭。企业通过新型城镇建设中的商业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后，就有能力进行从农业科技研发、现代高效种植、终端产品精深加工到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经营。例如，山东省陵县某大豆加工企业，共有大豆深加工产品100多种，其中纳米级大豆蛋白粉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技术几十项，并在全球78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农产品大豆的附加值提高了数百倍。

三、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可行性

1、中国三农问题，必须通过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来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产业化问题必须建立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即从种植作物选择、种植到深加工后变成附加值很高的终端产品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的价值。为此，农业产业化模式由经济专家与投融资专家来设计，站在投融资的角度来设计农业产业化，确保终端农业产品的市场优势、市场价值与投资回报率。

2、在农业产业价值高倍增长的基础上解决农民身份转换的问题，通过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在保证农民利益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让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从而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

3、农村城镇化建设以宅基地流转与产业支撑为基础，不占用农村耕地，符合国家土地政策，不存在政策障碍。

4、农业产业化在成功商业策划的基础上，在农业企业先期投入与国家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在证明了农业产业化商业模式的价值时引入专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推动快速发展，后期实现农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综上所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从解决农业产业化入手，通过发展从现代化高效农业研发、种植、精深加工，到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使农业由农民种植到企业化种植与精深加工，变农户种植到现代大规模种植，变农村为新型城镇，变农民为产业工人，以消除农村、农民，用企业与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以农民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的土地流转模式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经过实践证明目前是切实可行的。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3

摘 要：作为经济工作重点之一的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紧密。而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将会面临很多问题，本文将主要论述城镇化中面临的五个相关问题，各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问题；解决方法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不同规模的城镇都在扩展，区域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也在提升。但是仍存在如下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地矛盾及资源分配差异较大。这些问题不利于二元经济结构改善。适时提出 “城镇化”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利于经济建设推进。笔者将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论述。

一、城镇化面临问题：

（一）自然是人地矛盾。我国人口基数大，耕地面积及优质土地资源少，人均土地面积小，面临严重人地矛盾。我国有2.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进入城市定居，会造成城市扩容，用地规模扩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加。而我国现有的土地总量既定，城市扩容使城镇化遭遇到人地矛盾问题。我国耕地面积红线为18亿亩，粮食供给用地必须要保证其质量，规划不合理很难解决人地问题。在大型以上城市容量日趋饱和情况下，人地矛盾问题的解决尤为迫切。

（二）地区资源的分配。为数较少的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拥有为数较多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生活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还包括教育资源、就业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上述资源正是众多吸引力不足的中小城市所欠缺的。如何促进地区资源均等分配是我国面临的新问题。在优质资源的引导下，人们倾向去大城市发展，获得优质资源。在这种倾向影响下，会进一步加剧人口大量向吸引力强的城市流动，并造成城市用地紧张，与人地矛盾交织形成恶性循环。

（三）环境污染问题。随城市扩张，资源消费量也逐渐提高，由此造成垃圾处理不当和环境污染问题。根据学者对大型城市的调查发现，除城市下风向和上风向位置基本无垃圾堆放，其余方向已被垃圾包围。这种垃圾处理方式占用土地，影响土壤质量，大量的不可降解垃圾在土壤中渗入地下水资源，形成了更严重的深层水污染。不合理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不仅带来环境污染、占用土地等问题，使土地供给形势更加严峻。

（四）因规划不合理造成城市资源浪费。我国城镇化大拆大建现象普遍。这种方式既保证不了城市发展的质量，更浪费了城市本身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建筑材料资源以及资金。不合理规划使城市发展没有正确方向，而资源浪费，使得中小城市竞争力更加削弱，造成了现在二三线城市的“鬼城”现象。合理利用城市资源进行合理建设和发展，明确中小城市发展的方向。

（五）城镇化率需要实际质量上的提高。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但是这其中统计的是中国城市常住人口，统计标准是在城市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时间。在城市中包括了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农民工，上述人员虽在城市常住，但实质并不属于城市人口统计的范围。除去这些人口，我国实际城镇化率是35%。我国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质量较低。

二、上述问题解决办法

（一）人地矛盾解决方法。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纵向发展是合理解决办法之一。我国可以修建高层建筑，扩充立体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扩建高层建筑用地应根据土地质量进行划分整合，将建设用地和耕地质量标准严格区分开，合理利用各种土地。还可对地下管网进行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改造，发展地下交通、地下商业区及娱乐场所建设，缓和地面用地紧张。地下建设应该因地制宜，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此外，针对中国中小城市数量众多的现状，发展政策可以适度向小城镇倾斜，促进社会发展资源的合理调配和流动，逐渐改善中小城市的居住以及投资吸引力，促进人口在城镇之间合理流动。发展中小城市将会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将为人地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

（二）地区资源分配问题的解决方法。首先，应建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为主，政府发挥引导作用为辅的机制。除运用行政命令资源划拨，国家还可以通过逐渐建立健全资源流动市场的方式进行资源调配。在市场为主，政策为辅调节下，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其次，引入民间资本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进行合理有序开发，将会对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促进区域资源均衡配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应该逐步开放民间资本对社会事业领域的准入条件，促进合理竞争，并进行竞争行为的监督，以达到促进资源分配的效果。再次，中小城市的竞争力提升也会对于社会发展资源产生吸引作用。中小城市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发展所需资源投入城市。中小城市应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以促进资源流入，从而达到发展资源分配均等化。

（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是立法应该更加有针对性、持久性，加强执法力度。二是合理规划城市各功能区建设，加强对城市环保检测治理系统的建设，加强与世界先进地区的技术合作，着力改善城镇环境。三是对企业进驻进行严格审核，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杜绝进驻；对于节能环保、生产先进的企业优先引入，同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升级以及废弃物再利用。此外，普及环保常识，形成全民环保观念，以市民活动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

（四）规划不合理及资源浪费问题的解决办法。2011年中国社科院在《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称，务工者进城遗留下土地闲置率高达55%以上。因此，我国应该在改建、扩建、新建城镇之前，应制定相应建设方案。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针对各地不同的地理状况，优先规划道路，在道路将建筑区域划分后，根据各功能区生产生活特点进行功能区建设分配，提高效率，节省能源资源，走资源节约型城镇化之路。此外，应当做好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产生规模效益。政府也应当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实行城市化资源利用效率排名制等。

（五）城镇化率在实际质量上过低问题的解决方法。国家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有效地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促进中国城镇化人口比重实质上升；城镇化进程中转变过量建筑居住区的状况，合理规划居住区后应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并促进社会事业机构、服务性行业建设，提升城镇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刍议中国城镇化效率与土地问题 篇4

一、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

(一) 中国城镇化

城镇化 (Urbanization) 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 从而城镇化数量增加, 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中国的城镇化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1996年起我国工业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城镇化也进入较快发展时期。201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 2002至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截止2011年, 我国城镇化人口总数为69079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51.27%, 首次超过50%, 2012年达到了52.6%,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重视城镇化建设中的效率问题, 有效利用有限资源, 节约投入成本, 促使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于此, 我们需正确认识和理解城镇化的效率是什么?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何在?

(二) 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

城镇化并非是简单的自然历史过程, 它涉及各种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投入”及由要素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产出”。即城镇化的效率。从世界经验来看, 大多数国家将城镇化作为发挥经济潜力, 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 所以在城镇化建设中, 他们更多的权衡城镇化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较 (1) 。但是, 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中, 由于城镇化所处得发展阶段及面临的资源条件中, 体制环境、意识形态等是不一样的, 城镇化“投入”中诸要素的稀缺程度差异较大, 城镇化的“产出”不尽相同, 城镇化的效率也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 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 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 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 运营效率低下, 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2) 。”当前中国城镇化效率偏低乃至出现无效城镇化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的是, 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中, 城镇化效率问题未被足够的重视。当前, 制约我国城镇化效率的因素有很多, 最要紧最关键的是土地投入。于此, 我将从我国的土地资源现状、失地农民数量以及利益实现、城市用地结构三个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方面分析影响中国城镇化效率的症结。

二、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一:我国人多地少及大量乱征地行为存在

保护耕地, 充分发展农业, 确保粮食生产能力提高,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是城镇化效率提高的基础, 也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长期重要的任务。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 曾出现不重视农业发展导致城市化发展动力不足, 城市化效率不高的不良现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人口大国, 越是工业化、城镇化, 越要打牢农业基础。否则,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就很有可能出现波折, 甚至中断。

人多地少是城镇化建设的自然历史前提。我国土地总量较大, 土地资源总面积为144亿亩, 可供利用的农耕地约为18.27亿亩,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 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8倍, 印度是我国的1.2倍。目前我国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我国人多地少, 人地矛盾突出。

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乱征地行为存在。1996年-2003年7年间, 全国减少耕地1亿亩, 平均每年减少1300多万亩。当然其中有调整结构和生态建设的合理因素, 但也必须看到盲目圈占土地造成土地大量流失, 其中大部分耕地是因为城镇化、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而被占用。显然,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占用大量耕地, 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用地行为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不合法现象。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 近几年建设项目的34%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该部门的另一项调查显示,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建筑用地的50%是利用欺骗方式获得的。最常用的欺骗方式是通过收买当地官员取得土地控制部门的同意, 将农用地用于非农用项目, 或者以吸收外资的借口建“开发区”。

在中国, 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极为紧张, 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且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乱征滥占耕地, 大搞各种开发区、园区, 这即侵害了农民利益, 又损害了粮食生产能力。进入2000-2001年, 全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 2003年跌至4.31亿吨, 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350-370千克之间。在今后的二三十年终, 中国将会面临“人口增多, 耕地减少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三大趋势, 并形成两对矛盾:一是人口增多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二是人们消费食品品质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新的量的问题, 因为高品质的食品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加工和转化。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指出, 中国城市化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所以,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保持和提高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力, 注重保护好有限的耕地。

三、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二:失地农民数量庞大及部分失地农民利益实现不合理

在城镇化过程中, 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飞速发展阶段, 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农民失去土地以后, 既有别于农民, 又不同于城市居民, 成为了一个边缘群体, 因此我们给其一个特殊称谓——失地农民。在我国, 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 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于0.3亩的统称为失地农民。

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庞大。对于失地农民的数量, 自2003年开始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等情况调查, 但由于此项工作难度较大, 目前仍缺乏全国性的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浙江师范大学王学新教授在2003年通过对山东、河北、湖北、广西等11个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 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 据此推算, 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 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 (3) 。预计到2020年失地农民数量超过1亿。失地农民数量庞大, 这已成为城镇化建设关注的重点问题, 如何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的土地利益分配和土地征用补偿, 也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城镇化效率的关键因素。

部分失地农民利益实现不合理。部分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补偿安置、社会养老保障及失地农民市民化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 土地不仅承载着生产功能, 还承载着养老和生活保障的功能, 一旦土地被征用, 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 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就变得非常脆弱。现在对失地农民多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 补偿着重考虑眼前的生活安排, 较少考虑到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步衔接。在失地农民市民化方面, 部分失地农民由于自身的谋生技能及其素质所限, 很难在城市取得正式就业岗位, 且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城市和农村的对立, 使得部分“城里人”对农民的不接纳, 从而形成部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不适应感, 也有相当多的失地农民拿到补偿安置费用后, 挥霍浪费, 懒惰思想较重, 这些影响了城镇化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三: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城市建设受到非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过分强调城市作为工业基础的作用, 忽视了城市作为服务和生活的功能, 在用地结构方面工业、仓储等工业性建设用地较多, 与此相反, 用于生活服务、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非生产性建设用地较少, 形成了不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我国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允许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 城市土地的利用结构在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的导向下有所调整, 但根本上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已经成为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制约因素。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短期利益的影响, 各地政府普遍注重工业的发展, 竞相招商引资, 导致较多的土地用于工业投资, 甚至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 城市工业建设用地占城市用地的30%左右, 已经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15%的比例。住宅用地、绿化、交通等公共用地在土地使用中比例较低, 由此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 不能满足城市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交通条件的需要。我国城市道路广场和对外交通用地两项之和约占城市总用地的12%, 明显低于美国 (24.8%)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14.6%) 的水平。若以人均用地相比, 我国城市交通人均用地水平仅及美国的1/6, 大部分城市道路用地只有4~5平方米/人, 与现代化交通最低要求应达人均10~12平方米的目标相去甚远 (国外一般达20平方米/人左右) 。此外, 绿地的比例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公共绿地仅为2~4平方米/人, 而一般发达国家城市公共绿地水平达12~20平方米/人 (5) 。

土地作为最基础的要素, 在城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高速发展, 促使农业用地以较快的速度转为城市用地,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这种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在未来的持续性变弱, 如何通过改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实现失地农民合理利益, 优化土地使用结构已成为提高城镇化效率的关键。

摘要：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量土地被占用。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 人均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同时, 在大量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 失地农民数量较大且其利益实现不合理、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等影响我国城镇化整体效率的提高。本文试图从我国土地资源现状、失地农民数量及其利益实现、城市用地结构三个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因素出发进行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城镇化效率,土地问题,失地农民

参考文献

[1]靳相木.土地制度与城镇化效率[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 .

[2]吴敬琏.城镇化效率低下的原因.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3/04/17/702529.html.

[3]财经网.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4]高勇.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理论探讨[N].人民日报, 2004.2.

中国的城镇化 篇5

——发展水平,存在问题，应对措施。

摘要:城市化，国内称为城镇化。其实质为人口城市化。本文总结了中国城镇化的基本发展水平状况，以及当前城镇化进程存在的如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农民利益的保障等问题，通过对产生问题原因的基本分析，提出未来我国城镇化仍需执行的应对政策措施。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工业化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现状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27%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46%,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一个百分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比重就将超过50%。然而,这样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却是建立在绝对程度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按照这一标准,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都偏低。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以及“2009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远远落后。事实上,“2009世界发展报告”指与中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比中国的46%高出了大约9个百分点。

从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角度，中国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没有达到足够的集聚效果。常见的说法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实际上,就连46%这个统计数值,也常常被认为是高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其原因在于这个统计数里面包含了所有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的常住人口,其中有大约115亿是户籍不在本地的农民工,而他们大多数并不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也就不能够真正在城镇扎根定居。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部分人口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总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具有广泛共识的判断。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协调。

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水平，存在四种认识和判断。第一种判断是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持这种观点的，是以世界大多数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者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第二种判断是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因为存在所谓“隐性超城市化”。其理由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按城市户口统计的，而工业生产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产的，与之相比国外不存在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打工的问题。

第三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滞后工业化进程，但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进程，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即产出结构工业化超前与就业结构非农化滞后的较大偏差。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市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严重滞后问题。

第四种判断则认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是协调发展的。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基于国际经验指标和标准得到的，由于选择的指标和标准的不同而导致结论不同。更为实际的状况是中国各省区差别之大超过许多国家之间的差别，情况复杂。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未得到根本保障。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给我国农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利益和好处。城市化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农村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晚、基础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没有根本破除，本应是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农民，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根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农民，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根本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无业人员。而城市化中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三）“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

三、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应对政策

从宏观层面看，未来应当选择有利于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一同推进、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并推行相应的政策。

（一）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工业化。

新时期的工业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一是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二是要加快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通过就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人口城市化率的上升。

所谓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变，就是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二）着力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着力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是培育和发挥区域增长极的重要途径。积极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战略，突出已建成中心城市龙头地位，重点发展城市群和其他中心城市，应已积极发展小城市、县城和有产业支撑的重点镇为基础，形成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和密切联系。

（三）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防止城市贫民窟蔓延、避免过度拥挤的大城市病。改革的目标是促进城乡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

（四）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

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因此，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体制，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

（五）强化制度创新，构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新机制。

新形势下应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行政限制和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取消对外地户口农民工的歧视，使之逐步获得平等的权利。深化产权制度、投资体制与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城市自身的资金筹集机制与聚集效益。

(六)推进城市化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6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 小城镇 土地配置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8-0-02

一、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

四、建设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

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是指在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也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土地市场内容形式上，既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市场，也应有土地整理复垦市场。当前小城镇普遍存在建筑密度大，容积率低，宅基地布局凌乱、功能混杂，道路、绿化、供排水、卫生防疫等基础设施不配套的现象，致使小城镇居民生活条件较为恶劣，要解决这些问题，运用小城镇土地整理市场进行旧镇区改造不防是一条好的途径。

为了保障多元化小城镇土地市场的运行，研究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配套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营造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公平流转的环境。要明确公共目的是行使土地征用权的唯一标准，严格土地征用程序，并逐渐实现由“征”向“购”过渡。二是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综合考虑土地配置的效益和小城镇发展要求，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定位于乡镇一级比较适宜。三是加强相关法制化建设，规范多元化土地市场的运转。特别要在集体土地流转法人主体、对象、范围、形式、年限、价格评估、收益分配等事项作明确规定。四是加强土地管理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土地评估制度，土地价格公告制度，土地信用制度，土地交易制度、土地合同管理制度等。五是加大土地整理力度。不仅要包括镇区建设用地整理，也包括区域土地整理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

参考文献：

[1] 张乃贵.关于小城镇地改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地政，1996（3）：16-19.

[2] 杜伟.小城镇建设中的不合理用地问题探析，国土经济，2000（l）：34-35.

[3] 傅战.我国小城镇建设土地利用问题探讨.国土经济，2000（1）：26-28.

[4] 陈美球，吴次芳.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与乡村城镇化.经济地理，1999，（6）：97-100.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7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 城镇数量、城镇人口快速增长, 城市化率也逐年提高, 而且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是一致的。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 城市化水平超过50%的现象, 这标志着数千年来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改革以来, 我国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工业化产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 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改革开放后,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 农村工业化也成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数量快速上升, 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了5.45倍, 乡镇企业及就业人数也急剧上升,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同时, 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使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在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产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 其具有很强的自发性,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推动小城镇发展的直接动力。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乡镇财政方面的收入, 从而可以为小城镇的公共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同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进入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为顺应这种潮流, 国家在政策上为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土地使用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区划以及投资体制等方面改革, 提高了小城镇的发展活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促使小城镇成为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2、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 教育质量和教育规模都在不断提高, 许多城乡青年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但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还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1998年开始, 我国各类教育规模均有大幅度提高, 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及其毕业生数均有大幅增长;其他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也有所发展。本文虽然没有得到农村生源增长的具体数字资料, 但我们可以大致估计, 在国家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 更多的农村青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而也创造了自身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村学生不但接受了高等教育获得了知识, 也使自身成为了城市非农业人口, 并从事于非农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发展水平。

3、人口流动增强了农村人力资源水平

经济发达的地区, 不但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最有利的生产关系, 还集中了许多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人才以及著名的大企业家。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地区具有带头作用, 是新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城市特有的集聚功能促使城市成为地区发展的领头军, 城市中的先进技术、生产方式、思想意识以及优质产业企业对进城务工农民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农民在城市中受到先进文明的熏陶, 自身素质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其各方面的能力也逐渐接近城市水平, 从而也会促进农村地区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多数是中青年, 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自己的思想, 明白学习的重要性, 善于接受新观念。因此这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传播者, 他们把城市先进的思想理念、经营方式和科学技术等等带回农村, 有助于农村产业的创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现代城镇化道路。在发展速度方面, 我们需要结合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 并积极借鉴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最终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但目前而言我国城镇化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人口多, 资源少, 导致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由于人口众多导致人均占有量少, 而且农村人口多土地资源却相对短缺, 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尤其在贫困落后的地区, 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繁、气候极其恶劣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地区要实现城镇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农民就业问题阻碍城镇化发展。

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 大部分都是充当临时工, 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更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 很多农民工都没有公司提供的法定保险, 而且目前对广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欠账, 可能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镇化的发展。

3、传统户籍管理方法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农民工虽然进程工作, 但并没有成为真正城市居民, 他们仍然是农村户口, 即使生活在城市也缺乏安全感和成就感, 从而不能真正融入城市, 这也导致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 城镇化率依然较低。

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 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 远远比不上世界城市化发展水平, 没有发生根本彻底的改观, 城镇化滞后现象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滞后城镇化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 导致出现了不少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1、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发展缓慢, 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滞留于农业内部, 然而我国又存在农用耕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这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多而耕地较少的局面, 从而不仅导致了人地关系紧张, 而且使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等难以实行, 生产效率及规模效益等都难以得到提高, 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遭到阻碍, 也导致农村发展缓慢, 农民增收困难。

2、我国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无组织无计划的向东部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快速扩张, 导致这些地区城镇人口出现过度膨胀的问题,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短缺, 这种情况超出了城镇提供就业的能力以及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 这种过度膨胀的城镇化会给城乡经济和谐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在一定程度也会造成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发展, 同时也使中西部某些中小城市地区的宝贵资源不能充分被利用,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3、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持续扩大, 据统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到2011年已经扩大到的3.13∶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一些非货币因素考虑在内,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会更大。这也导致了城乡间消费断层的出现。整体而言, 农村居民现在的消费水平仅仅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是相当的, 落后了20年, 并且还有很多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更低, 这严重影响了国内需求的扩展与升级, 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向前发展。

对于城镇化起点不高的国家, 城镇化进程最初会表现为一个量的扩张, 包括增加城镇的数量, 扩展城镇的总面积, 提高城镇人口数量等等一些列增加速度的举措, 这在世界城镇化发展史上是经常出现的。城镇化, 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速度愈快, 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也就会更加快速;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也会越高。经过10多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三、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市场作用不断扩大, 但并不能因此忽视政府的作用, 社会经济因素促进了社会政府的制度变迁, 也导致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出现了改变。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政府一定要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加大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 积极引导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1、不要盲目追求城镇化的数量和发展速度

我国应该尽量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但应警惕杜绝某些官员为追求政绩指标, 盲目扩大城镇数量及城镇人口。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城镇化发展速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不但要加强城镇的硬件设施建没, 还要重视城镇的软件建设, 如稳定社会治安、科学规划管理等等, 力求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2、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和财税体制, 为农村的发展确立公平的权利与责任, 建立城乡平等的财政制度。首先要废除城乡二元财政的体系制度, 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基本建设应由国家财政进行统一的预算和负担, 政府应适当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支付, 力求为农民提供义务教育、社保、优抚等基本的公共必需品。其次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依据公平原则, 取消农业“两税”后农民还应履行纳税义务, 但要在全国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 这样有利于在财政制度上使农民尽快融入到全社会的一体化发展中去。

3、确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要根据我国各地区实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 确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制定不同的城镇化战略目标及相应的政策, 力求使我国的城镇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中央政府要依据国家区域总体发展战略, 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镇化分类。例如, 东部地区应着重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城镇化质量;中部地区应重点完善中心城市功能, 提高环境承载能力, 加快新农村建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则要围绕大中城市进一步提高人口聚集能力, 多发展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城镇。此外, 还要对耕地资源实施相应保护政策, 杜绝盲目占用耕地面积用以充当建筑用地的现象。城镇化发展也要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 管理并改造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企业, 科学合理的管理现有城镇, 使城镇人口数量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承载能力相适应。

4、完善公共教育体系

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方面的不断提升, 农村居民科学知识和技术素质的提升及其思想观念的改变是目前十分重要的问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较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机会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条件的教育。为进一步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公共教育制度, 在城乡公平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 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招生制度等等, 使城乡居民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首先在城乡之间平等分配各种教育资源, 尽力消除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教育差距。其次要采取平等的招生培育制度, 城市中小学应平等招收农村子女, 此外高等教育招生也应该采取全民一体化政策, 废除某些城市独享的优惠政策。最后, 城市拥有先进的教育教学资源丰富, 培训机制合理完善, 因此城市职业以及技术培训应在政策上优惠农民, 使更多的农民可以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

5、加强农民的就业保障

农村与城市的发展适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动力, 我国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 但城镇却没有如此大的接受能力, 其原因包括城市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城市就业政策歧视农民等多方面的原因。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首先政府与相关单位要平等看待农民, 消除歧视观念,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时,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 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进城, 政府就必须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生活保障。只有为进城农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 才能使农民真正慢慢融入城市生活,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忠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宏观调控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 2008.2

[2]孔凡文, 许世卫.论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J].城市问题, 2005.5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8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间生产活动,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使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集中的表现为城市权利问题。现实提出问题,理论应答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正是立足现实的城镇化实践,从变革世界的对象中获得问题,从而分析问题、应答问题。对待城市权利问题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哲学反思,从理论上透视中国城镇化问题,从而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另外,还应该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进行深度的理论对话,借鉴其积极方面,在交流碰撞中推进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1 大卫·哈维对城市权利的马克思主义界定

1967年,亨利·列斐伏尔撰写了《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一书,首次提出了城市权利这一范畴。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特别是巴黎出现的都市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社会运动(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根据列斐伏尔的界定,城市权利是城市社会中居于首位的权利,是关于城市市民的权利,包括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等。从列斐伏尔的学术思想演进逻辑来看,他的空间政治学实际上发轫于其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批判,目标则是通过城市革命不断扩大城市权利,其理论立场主要是关注城市下层人民的利益,具体是指那些被排斥到巴黎城市边缘工人阶级和移民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不是以个人权利和私人物权为基础的,而是一种平等的集体权利,是一种制约资本和抵御市场逻辑的力量。只有以这样的城市权利来反抗资本主义,才能构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从而真正改变城市日常生活,而指向经济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可以看出,在对城市权利的界定上,列斐伏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大卫·哈维则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哈维在《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s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2012)一书中对城市权利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他是这样界定城市权利的:“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而实现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1)5哈维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被忽视的集体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要获得这种权利必须进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具体说来,哈维对城市权利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掠夺式积累对城市权利的侵害。在哈维看来,现代城市是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结果及其对策,城市化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在当代,资本积累已经演变为掠夺式积累和世界规模的积累,这既与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相联系,又与虚拟化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相联系。于是城市化过程中就出现了全球城市和房地产开发热潮,大城市努力使自己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全球金融中心,房产投机则使对土地的掠夺甚至强拆层出不穷。历史图景的变化使哈维更多地从全球视野展开分析,他不仅关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状况,同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认为后者所进行的掠夺式积累更为残酷,因受到资本和国家暴力的双重驱动,其对弱势群体城市权利的侵害更为严重。

(2)贫富分化导致城市空间区割和空间排斥。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亿万富翁和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都在增加。“全球不平等的差异体现在,有的国家和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人均月收入仅150-250欧元,而有的区域(西欧、北美和日本)人均月收入高达2500-3000欧元,两者相差10-20倍。”(2)64贫富化在城市化问题上表现为二元城市的出现,在同一城市,不同社区、不同街区拥有截然不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专属的学校、运动场所和设施、绿化、保安等。正如哈维所言:“这种不断加强的贫富和权力的极化必然深刻地影响我们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公共空间。”(1)16城市被分割了、碎片化了,特别是某些空间的排他性使多数市民产生一种空间排斥感,即使是那些原本作为公共空间的场所也是如此。

(3)城市生活的消费化。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后福特主义城市很大程度上就是消费主义城市,大商场、购物中心是真正的城市中心。一个人能够进入城市生活,以及获得高质量城市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拥有足够数量的金钱。城市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昂贵的商品,奢侈、高消费、浪费、高档社区被看作是高质量城市生活的标志。而无力支付高生活成本的城市居民,即使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也会被他人和自己视为新穷人(齐格蒙·鲍曼)。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别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创造需求和需要、调动欲望和幻想、调动娱乐的政治学”(3)86。这样,占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就被排斥出高消费空间和所谓的高品质城市生活,虽然他们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创造者和维护者。

(4)共享资源与城市权利。城市共享资源是城市集体劳动的结果,它就是城市共同生活或公共生活本身,而现在这种共享资源被某些人为了私人利益以私人物权的方式予以独占。如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地域特征是市民们的集体创造和集体财富,而旅游业将这种共享资源商品化,垄断以获得租金。再如拥堵的小汽车几乎使街道丧失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这种共享资源被小汽车支配,并且以高速度、尾气、噪音的方式摧毁它,同时被小汽车侵占的还有小区生活区、人行道等。小汽车作为消费社会的主角之一,同时也是城市生活空间的破坏者。

在哈维看来,城市权利只所以被长期忽视是因为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特别是城市共享资源被资本的消费逻辑所操控。不过城市共享资源并不是一种特定的事物或资产,而是作为社会关系被某种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所以关键在于变革城市化实践。“创造共享资源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原则: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原则的限制。”(1)74总之,哈维对城市权利的界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即认为城市权利的真正实现必须要反抗资本主义,超越资本逻辑。

2 城市权利:中国城镇化问题的集中概括

权利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权利最切实的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曾这样分析平等权和自由权:“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资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4)199的确,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体逐渐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开始以权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人格和财产。城市权利是这种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不再停留在绝对的个人权利,而是以城市社会为背景的公共权利,同时它也指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集体权利的损害。城市权利的内涵也具有历史性,它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哈维能对列斐伏尔城市权利概念进行延伸的原因所在。城市权利同时也具有地理性,不同地区的人们因其地理环境、城市发展方式、文化秉承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城市权利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中国的城镇化作为全球城市化的一部分,与西方城市化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共性是指我们面临着全球普遍存在的城市化问题,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城市理论,特别是可以借鉴哈维等人的城市权利思想来分析这些问题。个性则意味着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只能立足本土,分析和解决中国独有的城镇化问题,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套用哈维等人的城市权利理论,而应该赋予其全新的中国内涵。具体来说,在当前中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主要的城镇化问题及其城市权利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是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层面的问题。城市权利在中国首先表现为进入城市的权利,即成为市民的权利。这一权利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原因,很多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无法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他们无法享受或无法低成本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这虽然降低了城市发展成本,却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6.1%,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8%,也就是说约有2.5亿以上的城市居民没有市民身份,处于“半城镇化”状态。这些人与户籍人口在购房、保障性住房、教育、就业、购车、社保等方面储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城市级别越高这种差距越大。其次,城市权利表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权利,这一权利现在受到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咯及的侵害。这一点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业投机,高房价使城市越来越不“易居”,因为房地产业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城市生活的定价权,再加上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使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高。资本的空间逻辑和消费逻辑使城市市民的收入和生活两级分化,城市的二元化倾向使下层民众的居住权利难以保证,空间排斥现象不断加剧。最后,城市权利还表现为享受高品质城市生活的权利。私人汽车战略造成的交通拥堵使人们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在路上,汽车尾气成为城市地区空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不停的大拆大建造成的污染和创造性破坏困扰着众多居民的生活。这些都在破坏着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望。总之,第一方面的城镇化问题可以较多地借用哈维的城市权利思想予以分析,即人们应该控制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城镇化应该服务于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服务于资本的生活。

第二,城乡关系层面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城市权利的限度问题,即不能单纯为了城镇的发展而剥夺农村和农民,更不能因此无休止地剥夺农业的发展根基———土地。城镇化在多数时候被理解为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工业化、农民的市民化,于是乡村就变成了应该被消灭的对象。城镇周边的乡村首当其中,在实践中出现了低成本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宅基地,甚至出现了一系列强拆现象,因对农民补偿标准偏低,失地农民的相关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产生了许多拆迁遗留问题,甚至因此爆发群体性事件。所以,城市权利是有限度的,不应演变为城市权力或城市暴力。乡村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而应当做到城乡协调发展。

第三,城市与城市关系层面的问题。这是城市不均衡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城镇是有等级的,而且是行政等级(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这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很大不同。不同等级的城市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包括土地指标、财政收入等行政资源和科教文卫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小城镇不仅拥有的资源较少较差,而且还要将一部分资源上交给上级城市,这使小城镇发展缺乏动力和吸引力,相应地大城市因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实力而过度膨胀和拥挤。小城镇营养不良,大城市却营养过剩爆发“城市病”。所以城市权利不仅意味着大城市、特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权利,同时意味着小城镇的城市权利,而后者对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而深远。

总之,中国语境中的城市权利不仅包括全体公民进入城市的权利,还包括市民群体控制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的权利和城镇无论大小都能均衡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就产生于这三个层面的城市权利问题,城市权利是诸多城镇化问题的集中概括。

3 空间正义与共享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基本走向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城市权利都指向的是现实存在的城市化问题,都体现了一种批判精神,其目标则是为了实现空间正义。在西方,空间正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得以言说,同时作为政治哲学的新视阈而得以展开的。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索亚等人分别从空间的政治性、空间与权力、空间正义的社会建构等层面进行了阐释。在中国,空间正义则与指向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城市权利范畴密不可分,涵盖了城市内部空间关系、城乡关系、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区域关系等多层次空间关系。其基本的逻辑是,以城市权利概括各层级的空间问题和城市化问题,以空间正义批判和反思这些问题,从而在空间层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就空间正义的建构来说,它是基于过程的,而且是基于社会实践过程的。正义并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社会关系概念,而关系的建构则是来源与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观和历史观在空间正义问题上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的分析,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哲学的,而不是经验层面的实证分析,即通过理论思维反思当代中国重大的城镇化问题,探讨城市权利和空间正义建构过程的总体逻辑。当然首要的问题就是资本问题和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这使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是这个问题的空间表现而已。例如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不仅会导致城市内部的空间区割、空间排斥,而且会导致诸多“非正规部门”的增多,包括血汗工厂、黑社会、毒品交易等,造成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所以,空间正义的建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实践过程来抵抗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即走出一条以空间正义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十三五建设的重要方面。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其发展状况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土地财政依赖、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各层次城市权利无法保障等城镇化问题。众多现实问题引发一系列哲学追问:社会主义城市有没有拒绝权?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原则推进城镇化?城市社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立足国情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权利和空间正义等等。这些问题是无法简单地予以解答的,只能在新型城镇化实践中不断探索其答案。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逻辑是明确的,那就是以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武器辩证地看待资本,既利用资本又要限制资本,从而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城乡协调、生态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以空间正义为走向的新型城镇化,实质也是在城镇化实践上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十三五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因为只有将发展和共享统一起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要将共享发展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实践,必须注重城市权利问题,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市民主体地位,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空间共享,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摘要：由列斐伏尔提出并经哈维进行当代阐释的城市权利是反思全球城市化问题的重要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权利是一种抵抗资本主义以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集体权利。在中国语境中,城市权利是当前城镇化问题的集中概括,这包括进入城市的权利和高品质生活在城市的权利。同时,城市权利意味着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而要切实保证各个层面的城市权利,必须将实现空间正义与共享发展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目标和方向。

关键词：城市权利,新型城镇化,空间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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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9

一、西部城镇化基本状况

(一) 西部城镇化概况

2007年, 西部城镇人口为13417万人, 占西部总人口37%, 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28%左右。西部12省区城市总数为165个, 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35%。2000年以来, 西部地区城镇化加速发展, 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8.7%上升到2007年的37%, 年均增长1.19个百分点。城市、城镇的数量、规模得到不同程度扩大, 城镇基础设施、功能得到加强完善, 城镇的聚集辐射带动功能提高, 城镇经济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城镇化加快发展是西部加快发展的重要特征。

(二) 西部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中, 尽管西部地区城镇化这十年取得长足发展, 但它仍然是“最短的板”,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面临的形势严峻。一是城镇化水平低, 发展缓慢。2007年, 西部城镇化率为37%, 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东部18.4个百分点、中部4.6个百分点。2000—2007年, 西部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 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0.05个百分点、东部0.14个百分点、中部0.04个百分点。东、中、西城镇化发展的梯度差距相当明显。二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超前或同步于工业化。根据我们测算, 2007年, 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分别为45.64%、37%, 工业化率实现程度分别是全国、东部、中部的86.54%、72.99%、92.43%, 城镇化率实现程度分别只及全国、东部、中部的82.41%、66.79%、88.94%。这表明, 西部的城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城市数量少, 规模小, 密度低, 等级结构不合理。据我们研究, 西部地区城市总数、地级以上城市、县级城市均少于东部和中部。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的比重大大低于全国、东部、中部的平均水平, 城市等级结构也十分不合理。四是城镇基础设施落后, 功能不完善,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明显不足, 对农村人口吸纳能力弱。

当前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十分明显, 而城镇化的梯度差距更为突出。

(三) 主要制约因素

笔者认为西部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工业化水平低, 对城镇化带动支撑能力较弱;产业结构水平低, 就业空间小;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小城镇发展动力弱;行政区划与加快城镇化发展不相适应;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户籍、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性矛盾突出;城镇建设投入不足等。

二、加快西部城镇化对我国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西部地区疆域辽阔, 共包括十二个省 (市、区) , 土地面积为538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西部地区人口和民族众多, 目前人口约为3.6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7.5%, 少数民族占全国比重极高。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是我国工业资源的重要聚集区和战略储备区, 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西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孰轻孰重上, 应抉择于城镇化。主要理由:一是西部地区是我国欠开发、欠发达地区, 加快发展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基本途径是加快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又必须以城镇化为支撑, 而当前西部的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镇化, 城镇化拖了工业化的后腿, 有必要首先加快城镇化进程, 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二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现实需要。西部地区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 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是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人口转化, 城镇化是解决西部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西部地区人口分散、城镇化水平低的现状又严重制约着贫困问题的解决。因此, 消除贫困就要使农村人口向较为适宜生存的区域集中, 更大的可能是向城镇集中, 这要求必须加快西部的城镇化进程;三是城镇化既是西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更是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西部一些地区土地荒漠化、石漠化状况不断加剧, 草地退化, 森林覆盖率低, 野生动植物减少, 自然灾害频发, 既危害了西部也影响了全国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把相当多散居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转移到城镇, 就要求扩大城镇的容量。四是没有西部地区一定水平的城镇化就没有全国高水平的城镇化。五是加快西部城镇化有利于解决日益突出的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问题, 有利于促进扩大内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巩固。综上所述, 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 是西部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促进全国城镇化的发展需要, 是进一步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全力加速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对于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西部地区城镇化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城镇化发展是由区域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当前, 西部地区城镇化加快发展拥有十分有利的内在性特征和外部因素。

(一)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特征

2000—200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84% (现价计算)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内, 预计“十二五”时期仍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 (不变价) 。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对城镇化加快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

(二) 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特征

“十五”以来, 西部地区第二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2008年, 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30451.86亿元, 2000—2008年年均增长19% (现价计算) 。总体上看, 西部地区工业化已基本进入中期, 工业化加速推进是其显著特征, 这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促进城镇化发展。

(三) “S”型曲线的几何特征

城市化有自身客观的发展规律, 美国地理学家R.M.诺瑟娅将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共同规律总结概括为“S”型曲线, 认为城市化有初始阶段、加速阶段和成熟阶段三个阶段。目前, 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为38%左右, 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我们的预测, 未来10—15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会放缓, 某些发达地区会出现逆城市化, 而西部仍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期, 预计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将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以上, 平均增长速度将快于东部。

(四) 西部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提速, 对城镇化发展促进巨大

当前, 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再一次把以交通网络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加快西部的“五横、四纵、四出境”通道建设, 将打通我国的边境通道、东中西部间的物流通道和保障东部与南部战略资源供应的通道。仅2010年, 国家计划在西部新开工的23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就达6822亿元, 主要涉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枢纽等, 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高峰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形成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战略新格局, 必将对西部城镇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内在性特征和外部因素, 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西部城镇化将加速发展。

四、西部城镇化的战略取向和战略重点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地理条件优越, 人口密集, 城镇化水平高, 城镇体系结构较为合理, 空间分布均衡, 辐射、带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化在未来15—20年, 不宜采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模式, 阶段性战略取向应采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主要原因有:一是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滞后,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特别是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 许多省区特大城市、大城市缺位, 中等城市数量少, 城市等级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 有必要对特大、大、中等城市进行补位。二是西部地区地理条件差, 大部分区域是山区和丘陵, 人口分散, 小城镇建设成本高, 聚集辐射带动效应差。另一方面, 小城镇数量众多, 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效果甚微。因此, 有必要将有限的城镇建设资源集中投入到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 使其集约发展。三是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动力机制相对较弱。由于西部大多地形破碎, 农业科技水平低, 农民素质较低, 农业产业化应有规模难以形成, 小城镇因而发展缓慢。四是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化和集中化的动力机制相对不足。西部农村地域广阔, 农民居住分散, 最重要的是农村交通条件差, 产品流通成本高, 网络不健全, 难以产生小城镇应有的商业聚集效应。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采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战略是今后一段时期的合理战略取向。在此战略取向下, 要突出两大战略重点:

一是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 加快完善城镇体系。即实行“强极”战略, 重点推进大中城市扩张, 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 扩大小城市数量, 发展小城市和重点镇, 形成规模、职能和布局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

二是实施城市群战略。将构建城市群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 重点建设具备城市群的构成条件、经济交通等条件的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环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等。

五、建议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是建议国家增加西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额度, 在西部农村开展建立土地产权使用权市场试点, 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城镇化进程。二是建议国家在重大项目安排上进一步向西部倾斜, 加大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并为西部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专项配套资金, 降低资本金比例。三是建议建立面向所有农村人员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把在城镇工作5年以上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险范围, 促进农村人口流动。四是建议国家在重大资源深加工及其它工业项目的安排上向西部倾斜, 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科技创新,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五是建议国家支持西部重点城市群的发展。六是建议国家加快西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 并在城镇体制改革上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自主权, 允许在城镇化发展方面先行改革创新。 (本文转载自《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 END

摘要：本文阐述了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分析西部城镇化的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指出加快西部城镇化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分析得出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条件, 提出今后一段时期西部城镇化的战略取向和战略重点, 最后提出促进西部城镇化国家应采取的若干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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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治.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与规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中国经济核心问题在城镇化 篇10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我个人觉得城镇化的问题这些年, 虽然说的很热, 但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还没怎么做。所谓城镇化就是农民工进城, 所有的城镇化, 主要的部分都不是为四亿农民工做工作, 要想城镇化, 最主要的是这四亿人怎么办的问题, 因为这四亿人显然住不起城市的商品房。所以,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尽管明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一些, 比如到7%, 可能还会做的很辛苦, 也许更艰难, 因为基数更多了。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人多地少, 18亿亩耕地, 再过若干年就是15亿人, 就是留10%的人在农村也是1亿多人, 平均每个人也就是十来亩地。所以, 很显然要想改变农村的面貌, 靠农民都在农村肯定是不行的。因此, 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就是农村的人口要出来, 这是全球的规律。

农村人出来就是所谓的城镇化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城镇化要有历史的耐心。现在按照人口的城市化才35%, 发展到今天还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还想做大的经济强国,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会没有巨大的经济失调呢, 怎么会没有购买力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以30%几的城市人口来支撑这么大的局面, 不可能有这个需求,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购买力。我们的51%是把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才出来的, 现在最紧迫的任务, 实际上是先不要说你做的比别人好, 你先做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到今天人均收入已经是六、七千美元了, 城市化至少是60%。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这就面临着三四亿农民工跟他的家属怎么办的问题, 现在我们想搞创新, 想搞提高人力资本, 我们有几千万的农民工的子弟都是留守儿童, 在农村里没人管, 他怎么可能成为人力资本, 包括待在父母身边的, 子女在北京上不了学, 全部到河北农村去上学, 怎么可能有高的人力资本, 搞什么创新。所以, 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 核心问题在城镇化上。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城镇化不好搞, 能赚钱的都被人拿走了, 现在是要花钱, 要解决户籍的问题, 要解决农民工的家属在就业城市住下来, 核心问题就是要花钱。已经得了利的利益集团, 包括政府, 要把那块拿出来。如果没有这个, 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7%的增长, 根本是维持不了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 而最大的扭曲就在这个地方。

城镇化的中国特色 篇11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这是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新路。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大大地不同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之路，即经历了从二元结构（1949～1977年）、到三元结构（1978～1991年）、再到四元结构（1992年至今）的历史轨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工业化兴起，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先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形成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加上城镇部门，构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三元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乡镇企业就业饱和有所下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乡村迁往城镇地区、甚至跨地区迁往其他地区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又在城镇地区形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等）并存的二元结构，与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所独有的四元结构。

其次，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历史罕见的。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这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4%、日本总人口的2倍。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罕见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实现了从20%到50%的跨越，而中国仅花了30年；德国和巴西分别从36%左右水平提高到50%分别使用了29年和14年；而中国仅使用了11年。

再次，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城镇化过程大为不同的是，中国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联合国人类居住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时，占据了无人的空地，在上面盖住宅，并配套建起简易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马路、下水道、供水供电线路等。印度1990年贫民窟人口达1.3亿，到2001年升至1.58亿，在2005年略降至1.1亿，规模依然庞大。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07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城市贫民窟人口比重分别达到28%、14.4%和23.5%。虽然按照该数据，中国的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达31%，但中国与印度、拉美的贫民窟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城镇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得到保障。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所在。

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

从城镇化的政策方针来看，中国不断调整，与时俱进，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因此，中国城镇化之路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具有不断创造性，例如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城市非正规就业，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人力资本投资，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乐业”目前基本实现，“安居”尚有不足；因而，形成了从二元到三元结构、再到四元结构，为此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共同破解四元结构。

从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来看，继续推进工业化就是要使工业化继续成为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使工业化能够“武装”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发展，使工业和农业相互协调、共赢发展。这既包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从而化解乡镇企业资本缺乏与技术不足、分布过散与配套设施不全等问题，产生产业集群效应。推动信息化就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成为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并为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提供信息平台。特别是，除了建设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外，还需充分利用信息化改造经济与社会、城镇与乡村各个方面，在引领工业化的同时，也要促进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加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尽早实现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挤出”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工业服务业和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蓄水池”。

简而言之，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就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一系列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

农村工业化就是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集聚化。既要提升乡镇企业运营水平，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压力，也要通过不断促进要素集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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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就是使城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乐业”又“安居”，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节假日安排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与此同时，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35%。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避免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逐步改变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继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国情、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投入、改善社会管理，使他们能够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经历了“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转向“四元”结构，并最终由“四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来破解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难题。

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城镇化新路，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优势的集中体现，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更加协调、更加同步，中国将迅速由城乡四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观点碰撞

城镇化发展要做好顶层设计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行为非常重要。要妥善处理好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之间的关系。就业必须靠市场，不能人为地造城，而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顺势而为，依托产业基础来推进城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当前，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城镇化发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以规划为龙头来规范政府的行为，避免过去的种种教训，而是要稳步推进，把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加以协调发展，把地方政府的权力放在规划和法律的笼子里运行。

城镇化规划尽快出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只有规划出来，让大家看到事权有多大，才会有相应的财力匹配。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预算分列在不同的项目中，比如教育、保障建设等等。事权增加之后，这些项目支出的量也会增加，但到底需要增加多少还是要根据规划而定。

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

新型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只在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交给市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在有了农业剩余后，人们拿出部分产品到市场交易，随着市场交易的繁荣，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业等。他们选择有利于交易的地方集中居住，就有了早期的“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之所以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国际平均水平，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市场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进。

名词解释

◆“四元结构”：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二元结构+城镇地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结构

◆“四化”同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城镇化问题 篇12

1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2的52.57%,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 高于世界同期城镇化发展速度。下表直观反映出我国近1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截至2012年底, 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 实现了以农业人口为主向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这种变化将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职业选择、理财观念、价值判断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据联合国资料显示, 2007年世界城平均镇化率已达到50%,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 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 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 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 其城市化率一般会超过50%。我国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时, 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 如果扣除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1.7亿农民工, 则中国城镇化率实际上仅为38%左右。因此,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1.2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 城镇化发展受资源及制度因素的约束明显。

发展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和合理的制度保障, 目前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土地、水、矿产以及生态等资源都已接近极限, 这决定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同时,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打破各种制度限制, 中国的城镇化将难以真正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2) 城镇化发展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 城镇化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市民”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如何让“新市民”与“老市民”享受平等待遇, 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关键问题。其次,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及城乡之间人口的大量流动,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否则, 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将极有可能患上西方国家曾出现的“城市病”。即由于城市人口过于密集, 城市的社会管理能力发展滞后, 从而导致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水资源紧缺、空气质量下降、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社会问题。

真正意义的城镇化, 不仅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 更是进城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到了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期, 因此, 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应更多地关注人的社会性需求, 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3) 城镇化发展缺少足够的资本化手段作为支撑。

城镇化的发展一般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 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最终形成的往往是房地产泡沫。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这里的资本投入不仅包括建工厂、买设备的投入, 还包括与之配套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 但就总体而言, 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尚不完善, 债券市场发展不够充分, 从而导致我国以市场方式的资本化能力不足, 保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金融资本化手段不充分。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 二、三线城市将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心, 在现行的行政考核体制、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下,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 城镇化进程必将诱发地方政府大量的融资需求。但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证券市场进行长期融资的能力和渠道非常有限, 对于政策性金融的依赖程度较大。

2 政策性金融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1 政策性金融概述

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 以国家信用为基础, 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 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 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 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由于政策性金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融通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政策性金融首先与其他资金融通形式一样具有金融性, 即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 这种行为必须是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 资金的使用一般是有偿的。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更多是体现在它的政策性和优惠性上。政策性, 主要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 政策性融资行为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 而是要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导向, 体现了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征;优惠性, 即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性金融更加优惠, 也包含了对特殊群体具有的可得性。

在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中, 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 而且客观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性金融。虽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 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形式和范围会有变化, 但它的经济学基础始终存在, 即便是金融市场最发达的美国, 也将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定为永久性机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市场机制虽然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和运行的基础, 但“市场失灵”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在金融市场中, 由于不完全竞争和商业性金融本身的特性, 导致从社会层面看, 金融资源的配置有可能并非是最优的, 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来校正, 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因此, 政策性金融机制并不是同市场机制相反的行政机制, 它是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内生的, 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

2.2 政策性金融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1) 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补充来源。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城镇化也不例外, 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现代金融技术将各种社会资源 (包含未来可预计的现金流) 进行资本化为其提供动力, 一国或地区所具有的资本化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在执行层面主要是依靠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发债权, 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债为代表地方政府债券的行政审批繁杂且效率较低, 导致地方政府主要是依靠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作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财政性资金不具有跨期限资源配置能力且规模有限, 以及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般期限较长且多具有公益性等原因, 使政策性银行贷款成为地方政府为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重要渠道。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无论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市政设施, 还是城市周边的开发区、产业园区, 再或者是城市之间交通网络, 背后都有政策性金融的身影。虽然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 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渠道必然会不断拓展, 但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将会长期存在。

(2) 充当金融杠杆, 发挥对商业性金融的诱导性作用。

诱导性作用是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 主要是指随着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不断投放, 逐渐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及私人部门也来从事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领域项目, 从而起到金融杠杆作用。一般说来政策性金融的诱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新兴产业或区域的推动上, 首先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或区域先行融资, 表明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扶持意向, 从而增强了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后, 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逐渐减少其融资份额, 把该领域让给商业性金融机构, 转而扶持其他产业或区域, 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 从而促进国家产业政策或区域规划的顺利实施, 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

(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产业培育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 把农民从农村搬到城镇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 当农民来到城镇后, 就业成为首要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培育和发展产业。此外, 政策性金融一般也会被政府赋予区域调控的职能, 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 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 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 从而有效调动社会经济资源。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 政策性金融的重点支持领域主要包括农业、中小企业、某些基础性产业以及边远落后的地区和行业, 将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风险管理的几点建议

政策性金融虽然对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但金融本身是一契约行为, 是跨时间和空间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 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缺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使政策性金融的风险防控和化解问题逐渐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关键, 本文仅就我国政策性金融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政策建议和解决思路。

3.1 加强对政策性项目的严格审查和管理, 坚持政策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对政策性贷款项目进行严格审查与管理是政策性金融能够长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由于政策性项目一般具有苛刻的未来收益限制, 因此, 如何保证项目的最终还款能力是一项极为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所从事的项目领域拥有大量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 并在整个项目的审批和管理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否则, 将很难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期限内有效控制项目风险。可以预见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 政策性金融的融资需求将远远大于其供给, 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性,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可用融资手段的不足。因此, 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将面临政府各种各样的干预和压力, 在压力面前, 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 从项目的开发评审阶段便采取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

3.2 加快推进政策性金融立法

政策性金融立法可以解决政策性金融发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通过立法赋予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各项业务的权利, 从而为其独立性提供可靠保障;二是通过立法可以明确限定政策性金融的适用范围和规模, 避免政策性金融超出自身应有的范围, 形成对商业性金融的不合理竞争。纵观各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立法为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及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战后日本依据《日本开发银行法》建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德国根据《复兴开发银行法》成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韩国也根据《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法》、《农业协同组织法》、《韩国进出口银行法》等组建了具有不同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政策性金融作为独特的金融形态将长期存在, 没有专门立法的支持和约束, 它的稳步发展就没有保证。

3.3 合理设定地方政府债务控制边界, 有序安排后续融资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推动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 我国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 保持经济快速稳步增长, 积累了大量的显性或隐性负债, 政府信用扩展的速度过快, 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底, 全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达10.72万亿。在未来通过政策性金融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融资的过程中, 必须明确区分项目的还款最终来源, 对于以财政性资金作为最终还款来源的项目, 必须要首先合理设定项目还款来源所对应省、市、县政府的债务控制边界, 详细测算合理的负债空间, 从而有序安排后续融资, 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3.4 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专门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 切实防范政府换届风险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内部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管理部门, 各地政府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对接工作往往是由具体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例如各市、县的金融办、财政局、发改委、建委、招商局、城投公司、开发区管委会等等。这种管理体制在项目运行初期一般具备职责明晰、沟通顺畅、操作简单等优点。但是政策性金融项目一般期限较长, 例如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 而政府部门的人员调动、领导换届往往要比项目的贷款期限短得多, 新上任的地方政府领导对于之前的欠款往往缺乏主观能动性, 从而导致政策性项目在我国普遍存在政府换届风险。对此, 有必要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或指定职责明晰、长期稳定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 统筹协调本级的政策性贷款, 保证还款的连续性。

3.5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缺失, 从而导致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只能暂时采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似的监管原则和方法, 虽然我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 但由于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缺少明晰的界限, 实际的监管难度较大。一方面, 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政策性金融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导致对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不足;另一方面, 由于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监管时往往套用一般性的监管原则, 从而导致监管“过度”。因此, 无论是从规范政策性金融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支持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角度, 都需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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