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

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共4篇）

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 篇1

把握好城镇化进程的“度”

马燕合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 内涵相当丰富。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过程也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 各方面差异较大, 因此, 各地城镇化进程、成果、政策、模式也会不一样。所以中国的城镇化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镇的过程。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还包括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环境建设等等。当前的一个课题, 就是怎样把握好城镇化的进程, 这个“度”是需要我们下力气去把握的。应该强调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除基础设施建设外, 还需要社会保障能力等各个方面的配套。城镇化进程, 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 整个社会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这就需要政府的引导, 且引导不能滞后。其次, 在城镇化过程中, 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例如, 片面追求城市规模, 忽视节能, 忽视文化传承、地方特色、建筑风格, 有一种雷同化的趋向;又如, 在大建大拆过程中, 文物怎么保护, 历史遗迹怎么保护, 怎么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这些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再次, 过分追求建设速度, 片面考虑短期建设成本和建筑成本, 以及长期运营费用, 而对如何节约资源, 体现生态保护与平衡考虑较少。现在各地在生态城市、宜居城市、和谐城市建设上都有很多好的探索, 我们应该注意把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应用到有关的建筑和建设上来, 充分考虑资源节约、生态平衡、新能源利用等要求。这对我们从事科学管理的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怎么样通过科技进步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来支撑两型社会的建设。

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在强调提高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谐, 各个方面的结构性的和谐。比如说城市化质量要提高, 现代服务业就很重要, 而现代服务业很多都是和市场化相联系的。因此, 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市场化落后, 它的现代服务业能够发达;很难想象在市场化落后、现代服务业落后的情况下, 它的城市化质量能提高。所以, 在“十二五”期间, 如果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城市化质量的话, 就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再比如, 在我国经济结构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工业制造业结构带有强烈的自我循环色彩, 为投资而投资, 属投资驱动型。我们曾对中国工业结构中的42个行业做过一个研究, 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产业产生的需求主要带动什么。我们发现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带动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产生的需求, 主要是带动制造业本身的需求。这是一个内部循环, 没有溢出。这就表明, 除了我们说的体制问题和投资偏好问题之外还有结构原因, 经济结构本身就是投资自我驱动的。如果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使其溢出到消费领域, 只要投资一增长, 消费弹性就会增大, 这样我们的城市布局、整个经济结构就会更好一些。因此, 对中国的城市化速度, 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但对城市化的质量, 要下大工夫。这个质量首先是城市功能要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吻合。这些调整任务可能是非常艰巨的。

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问题

朱以庄 (中共四川省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城镇化, 特别是城镇化率, 是按城镇人口占这个区域或者这个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的, 所以还是“人”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城镇化的时候, 首先必须以人为本, 而不是主要关注修多少马路, 建多少房子。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包括城镇政策、城市化的政策, 都必须围绕人去做, 欠发达地区要搞城乡统筹发展。对此有几个基本认识:第一是必须发展经济, 强化经济实力。第二, 政府必须主导, 政府不主导, 靠市场去主导, 投资方缺乏积极性。第三, 利用优势进行突破, 选择一个相对优势来加快发展。第四是基础设施保障。第五是改革创新。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 很多矛盾, 比如城乡统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但是我们财力有限, 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就是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农村的空虚化问题。第三就是城市难以接纳大量农民工的矛盾。第四是城乡社会逐步融合与社会管理滞后的矛盾。

要按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办事

赵春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主任)

推进城镇化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这是根本原则。现在在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 很多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 追求速度、追求比例、追求时间表。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的表现。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理念, 一手抓引导推进, 一手抓夯实基础, 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真正让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水平、技术能力、文化素质得到根本改变和提高。首先政策要到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很多地方政策滞后或政策缺位, 限制约束了城镇化发展。政府部门一定要积极研究、梳理过去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法规。如果不梳理, 就无法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 甚至还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越拉越大。其次是“两个提高”, 即努力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努力提高农民的技术和文化素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提高了, 城镇化水平就会水到渠成。再次是“三个发挥”。一是要发挥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二是要发挥市场的调控机制;三是发挥农民的主动参与作用。还要有“四个保障”, 即土地使用、户籍居住、医疗保险和养老上的保障。最后, 要有“五个支撑”:一是城乡产业经济发展一体化;二是人口居住体系一体化;三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配置一体化;四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和谐统一;五是惠民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要体现公平, 使城乡居民有共同的平等的权利。

改革土地制度, 推进城镇化

李建功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在城镇化发展中,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统筹、节约用地的观念, 特别是对土地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推进城镇化要树立以下几种理念:第一需要进一步强化保护耕地的观念;第二依法管理用地, 各类建设项目要建立在依法依规基础上;第三是集约用地,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实现土地使用最优化;第四要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赔偿机制。此外是要拓展城镇建设的用地空间。土地是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支撑, 在国家严格土地管理制度框架内, 应当按照规范管理、节约经费、不撞红线的原则, 采取综合措施, 为城镇建设拓展用地空间, 解决目前城镇建设用地严重短缺问题。为此, 就要对相应的土地制度、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强化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镇用地保障,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农村土地结构改革, 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的登记办证工作。二是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三是规范农村的土地整治工作, 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 实施综合整治。四是改革征地制度, 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细化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五是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要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全面衔接。六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进一步简化审批要件和审批过程。

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张成智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城市也在高速发展,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大量的农民工在支撑。农民工市民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当前城镇化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市民化难, 还有社会保障难、住房难、就医难等等, 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市民待遇。这些问题的存在, 不仅影响城镇化的进程, 而且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还会带来城市的不和谐。针对这一问题, 要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一是要大力发展产业, 没有产业支撑, 尤其是二、三产业支撑, 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等都只能是空话。二是要大力培训农民工,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让他们以高水平的技能来就业。这就需要创新当前的培训机制, 整合资源,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 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劳动力。三是以落实公民平等权利为核心, 完善对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四是完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体系。应该在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大省或者流入地大省, 探索建立一种有利于为农民工提供保障的机制。五是要推进住房改革,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六是要加强户籍制度改革,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户籍制度改革, 应当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取得一些突破。

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

刘华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城镇化是一个大课题。第一, 城镇化的推进首先应当控制节奏。全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 当前应该是稳妥地推进, 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 不定指标。“十二五”期间城镇化推进到什么程度?中央相关文件中没定指标, 这是明智的, 表明决策层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第二, 城镇化的需求要与城镇化的资源相匹配。有的地方有强大的需求, 但没有相应的资源匹配, 这种情况下, 步伐就应该慢一些。急于求成的结果肯定是低水平的城镇化。第三, 城镇化建设应当选择一个有效的模式。国外城镇化的进程已经证明, 城镇化的建设一定是联动发展的, 它有两种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一是建设卫星城, 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二是这种小城市或者中型城市的发展一定不能孤立发展, 要形成群、形成链, 但需要站在全国发展大局的高度整体统筹。第四, 城镇化的建设要保证质量水平。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聚集, 人聚集起来的过程是希望生活更美好。比如说广大农村, 如果要进行城镇化的话, 不是都要搞一个城镇, 其实农村搞现代农庄、现代农场, 使农民变成农业工人, 也是一种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 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但是有几个关键制度可能要早做筹划, 比如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保等。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浦再明 (上海市发改委巡视员)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的发展进程, 要强化对这个系统的战略性认识。一是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整合和空间战略布局, 搞好全域空间战略统筹, 实行整体发展战略。在区域之间应该有比较好的城镇体系, 城镇化不只是特定区域的城镇化, 应该是自然、协同、演化的过程, 同时也应当是均衡发展, 组合式的发展, 网络化的发展。二是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规划。要搞好全要素空间的战略统筹, 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统筹问题, 以此来防止城镇化过程中的失衡和粗放城市化问题。中国的城镇化也有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问题, 要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五个要素怎么协调演化来认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通过城乡一体化来推进城镇化, 但要处理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是有区别的, 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但是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演化的过程;城镇化主要突出空间格局的变化。三是推进城镇化要体现文化元素。过去上海也做过一些探索, 探索怎么建设好城市, 探索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根据资源环境禀赋的不同和区域条件的差异, 因地制宜, 差异化发展, 形成不同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总之, 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系统高度来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打破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固化利益结构

李铁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就我国国情来看, 城镇化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由于几十年经济发展形成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结构, 不同群体利益相对固化, 农村群体很难通过单纯的人口流动融入城镇, 城镇也很难为流入的农村人口提供相对公平的福利政策。因此, 有人提出了城镇的承载力问题, 认为相对某一城市来说, 其水、土地等各种资源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通过绝对的公平来吸纳外来人口。对此, 首先应该弄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 主城区和行政管辖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城市是行政管辖区, 不是城市的主城区。譬如, 北京是一万多平方公里的行政管辖区, 北京市即使朝阳区也是有城市有农村的地方。所以理解中国城市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是主城区还是城市的管辖区。第二, 城市的承载力是主城区的承载力还是管辖区的承载力。通常管辖区的承载力要远远大于主城区的承载力, 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在控制城市发展规模的时候, 是控制主城区的发展规模还是控制城市管辖区的发展规模, 这恐怕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第三, 中国的核心城市拥有十分优越的行政资源和市场化优势, 可以利用核心城市地位, 举办各种大型的公共工程和市场化的工程。比如北京可以举办奥运会, 上海可以办世博会, 可以建迪斯尼乐园。这种优势一定会吸引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 外力无法阻挡。第四, 核心城市发展必须要面临接纳人口的考验。很多城市都制订了高端人才的吸引计划, 而高端人才的引进势必需要普通人才的配合。城市不是某一个群体单独所拥有的城市, 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收入、不同的智力差别以及不同来源的群体构成的, 就像一个森林, 有大树、有灌木、有小草, 是一个整体空间, 而不可能仅仅是大树。这也是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打破目前的利益结构, 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勇气, 另一方面也需要这些大城市的人、中心城市的人, 能够放弃自我利益, 欢迎农民进入城市。只有这样, 才能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几个特点

向春玲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转移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把几亿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来。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 有6.2亿人口已经进入城市。根据估算, 要到2030年, 我国才能基本上完成城镇化。第二个特点是在城镇化过程中, 我们要依靠两种力量, 即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这是因为, 城镇化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 要完成产业以及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向工业产业转移;同时它还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工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仅仅靠市场化推动城镇化, 会有一些失灵的地方, 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政府要在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城镇化要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我们所说的城市化的本质是人, 是人的城市化或者人的现代化, 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人们的幸福感, 过上更加体面、更加有尊严的生活, 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里享受到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第四个特点是中国的城市化要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要大量占用土地, 我们的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要在城市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保护耕地,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一定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学习时报)

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 篇2

城镇化是我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

1. 小城镇在城镇化体系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城镇化的主要效果是“规模聚集效应”。在城镇化体系中，小城镇起着“承上起下”的作用。“承上”是指当城市规模过大时，需要在城市之外另行发展小城镇以分散城市规模，而一部分小城镇正是大城市职能扩散的产物;“启下”是指小城镇是城镇化的中间环节，是广大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在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与小城镇都会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比如小城镇发展目前最难解决的是建设资金问题。大中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遇到空间日益狭窄、地价昂贵、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若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就会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此时，小城镇就成为城市向农村延伸的桥头。小城镇的这种上承大城市下启广大农村的职能作用是其它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2. 小城镇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起着轴心的作用。

我国土地辽阔，山区丘陵占相当一部分，农民人口多且居住分散，历史上形成了方圆三五十里有一个小城镇的布局。周围农民到那里赶集购物、出售农产品。基层政权和文化教育设施也多建在小城镇，小城镇成乡头城尾，是城乡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作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部，小城镇的轴心作用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由于小城镇的经济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配套于工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以地方资源保障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因而既有助于加速城市工业的升级换代和减轻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亦因其适度规模的集聚使分散于农村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产生应有的规模和集聚经营效应;由于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不大，因而易于建设和发展;由于小城镇近邻农业和农村，更有助于从资金、技术方面“反哺”农业，从文教卫的规模集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促进农村的发展;亦由于全国为数众多的小城镇“镶嵌”于东西南北中，因而有助于全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小城镇的这种有助于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职能作用是其他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3. 小城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拉动内需的作用。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近30年来的超高速发展。但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不良循环态势。因而，倡导和推行“居民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及循环经济的内需型发展势在必行。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在于持续增加居民可预期的稳定收入。我国城市人口的需求已逐步趋于饱和，要从根本上持续地扩大内需总量，重在改善和提高约2/3小城镇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消费需求。显然，通过加强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过剩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并提高其收入保障下的消费购买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此外，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农村路网、基本农田水利的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教卫等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能够拉动内需的大幅增长，进而促进城市工业产品和服务业剩余能量向乡镇转移。形成一个“城市、集镇和农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的良性循环。小城镇的这种拉动内需的职能作用也是其他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4. 小城镇的发展便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我国农村现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是导致中国“三农”问题长期难以有效解决的症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引发了日益高涨的“民工潮”，但城市对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安置能力毕竟有限，再加上与城市居住成本、生活习俗的差异和农村家庭的“拖腿”，迫使这些“农民工”只能游历于城乡，既加剧着交通压力又引发了子女教育、老人照顾和夫妻情感等社会问题及农业生产的弱劳化。而由于小城镇与农村之间地缘关系紧密，其城乡之间的半径最短，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遭遇风险之后迁出的成本也低得多，不会出现成规模失业人群集中居住的“贫民窟”和相关的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因而，小城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和有效场所，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外出的盲目性和过度流动性;二是可以弥补农忙时期劳动力的不足;三是通过农村人口的适度移居，有助于加快全国人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富裕化进程，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小城镇的这种便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同样是其它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二、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质量问题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小城镇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在质量和水平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1. 小城镇发展档次低、规模小，功能布局不够合理。

小城镇发展档次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小。例如2011年山西省长治市县城以下建制镇68个，1万人以上的小城镇只有3座，有20座小城镇人口在5000一7000人之间，其余的小城镇人口在5000人以下。另外从占地规模上看，建成面积多在1平方公里左右。规模不足使小城镇在区域经济组织方面的轴心作用不够突出，难以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功能布局不够合理。从宏观方面看，小城镇布局不合理，基本上还处于数量型外延扩张的状况，一哄而上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忽视了发展潜力、区位条件等因素;从微观方面看，小城镇内部分区不明确，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离散性特征。多数小城镇规划的基础设施分布分散，配套程度不高。“骆驼型”城镇较多，条状布局色彩较浓，沿公路而设的市场、沿途乱设摊点，阻碍交通，对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影响较大。特别是许多地方尚未形成乡镇企业集中的工业小区，乡镇工业大多插建在居民区之间，既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妨碍了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

2. 职能结构趋同，产业层次低，支撑能力不强。

我国多数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结构趋同问题明显，不仅大结构趋同，各个城镇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小结构也趋同，工业门类齐全，从重工业到轻工业，样样都有，多数镇是小而全、小而散、小而乱，或者同一行业几厂并存。其中，第二产业多是粮油加工、建材等技术含量低的产业，且规模较小，竞争力弱。部分小城镇仅靠一个农贸市场、交通要道或镇政府驻地等优势起家，忽视产业依托，没有形成围绕市场发展的配套加工业，当地资源利用不够充分，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集散功能将难以持久。由于一些小城镇二、三产业比例偏低，承载能力小，转移农村劳动力能力不强，削弱了通过小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能力。

3. 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部分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因素。

由于有些地方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掠夺性开发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突出表现为：一是城镇发展建设不当，对一些重要生态功能用地造成新的破坏，也造成耕地保护与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矛盾日趋紧张。二是城镇环境管理跟不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污染加剧，再加上城镇周边农村生产和生活污染依然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镇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一部分乡镇企业，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落后，缺乏“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甚至把在大城市无法立足的污染企业转移到小城镇，使小城镇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4. 相关配套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引导性政策措施不配套。

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一些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制约了小城镇的发展，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尚未完善。受上述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形式大多数都是采取半工半农，就业者“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流动”不“转移”，导致农村工业与农村城镇化相分离，制约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多措并举，通过提高小城镇发展质量推进城镇化进程

为了全面提高小城镇发展质量，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结合小城镇自身发展的特点，多管齐下，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

1. 科学规划，提高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学规划是保证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提高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必须以规划为依据。随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落实，小城镇建设也必须对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进行修改，编制符合实际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小城镇的规划一要突出其特色：如城市功能相对简单，在布局上就应当明确地划分出城市功能区，以形成小城镇布局的简明风格。特别是要抓好风貌规划的编制，突出当地风貌特色。二要立足现状、面向未来、发挥优势，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突出经济效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资源共享的原则。三要根据市、区总体规划和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重在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体现高起点、高标准。

2. 努力培育支柱产业，增强小城镇发展后劲。

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没有产业的支撑，小城镇是难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在建设小城镇的同时，必须把培育支柱产业摆到突出的位置。如何打造支撑产业就成了各地小城镇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整合和优化资源，巩固小城镇传统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必须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和条件，围绕建设工业带动型、商贸流通型、旅游拉动型、资源开发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来确定产业发展的重点和建立主导产业。农业资源优势强、经济实力弱的小城镇，应确定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把发展特色经济同建设特色城镇结合起来，把建设农业产业化同培育支柱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培育一、二个产业和几个龙头企业，建立起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二是引进和扶持新兴产业，全力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支撑产业。应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通过政策、资金、环境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引进和扶持新兴产业。三是发展科技型企业。摒除小城镇只能小打小闹的传统观念，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打造科技型企业。在引进产业时应切实解决好安全、环保及就业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小城镇绿色经济。

随着小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类经济的发展，未来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生活人口需要转移到小城镇集聚，因此，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注意对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其一，在确立不同时期经济、人口发展规模和生产、生活方式调控及资源节约策略的基础上，应做好产业、人居和道路、排污管道、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固废集散的空间合理布局。其二，在新老企业中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对于新企业，要从污染源头控制入手。把污染控制同生产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把污染制止在生产过程前或减少最后污染物的排放。对于老企业，要进行必要的工艺改进和设备改造，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力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和着力于小水电、生物能源、废弃资源的开发利用。其三，应积极健全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加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教育，使城镇居民树立起环保意识。其四，统筹小城镇与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小城镇镇区人口、经济发展规模较小，周边农村地域开阔和生态景观丰富，为小城镇居民提供了较舒适的生态环境。因此，小城镇不宜建设大片的绿地和自然景观，以节约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城镇老城区已有的人文景观也具有不可再生性，而且对于展现城镇的历史文明、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保护和利用好，严禁破坏。

4. 切实从体制上、政策上消除小城镇发展的障碍。

小城镇处在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村庄的特征。由于城乡二元制的限制，农村人口不能顺畅自由地向城镇流动，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有后顾之忧，出现了大量的候鸟式的季节性商贩而不是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工商企业者，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小城镇发展的规模。因此，必须从打破城乡界限入手，加快小城镇各项社会事业的配套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改革小城镇建设用地制度。在坚持保护耕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的前提下提倡集约用地。要加大土地收储力度，改进土地供给方式，对商业用地一律挂牌出让，或招标拍卖，以提高土地收益。要妥善解决好中心镇建设用地问题，鼓励通过旧村旧镇改造和土地复垦等方式解决建设用地。二是加快小城镇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并不断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制度，在小城镇逐步建立起以居民和其所属企业共同负担为主、政府支持为辅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这需要借助政策和中央及地方政府必要的财力支持，大力促进小城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推广、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生活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宜居小城镇的同时，有助于减轻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

摘要：文章论述了小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作用,科学规划,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日报,2007.10.25.

[2].王耀,查敏.小城镇质量战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 篇3

一、建设背景上的二重性

第一个双重性为中国城镇化背景的双重性。一般认为, “双重转型”背景是我国城镇化重要的典型特征之一。首先, 工业化的结构转型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重背景。其次, 经济体制转型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第二重背景。文尚卿认为, 我国较早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农业支持工业即实行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其次, 中国城镇化30年的时间里, 以双重经济转型为背景, 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紧密相联;在这段时间中, 一般以经济建设作为核心驱动力, 我国城镇化快速经历了农业人口大国向工业国的产业转型, 而且面临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过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关, 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联;这样背景下的互补表现为以农促工, 以乡促城, 即为不仅要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增幅, 同时还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但是我们同时认为, 工业化与市场化作为我国城镇化背景的二重性, 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背景的多种情形下的某种情形, 实际上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宏大历史背景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如果仅仅看到了中国城镇化的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背景, 依然把视野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界限内, 还包括了全球化与现代性二大背景。全球化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 外商及民间资本在市场性投资及对外贸易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带动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加快人口流转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应对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对策和方略因为城镇化的迅猛发展而被赋予新的任务与要求。中国城镇化率年增长1%, 即就意味着将有1300万左右或更多的农民离开乡村, 进入城市和城镇或者间接形成或扩大的新型城镇。这将一个叹为观止的社会变迁图景。通过这种变迁随之产生巨大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刺激着我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促成一个现代化的新格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 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在把握城镇化与全球化的战略关系时, 除了研究人口向城镇或城市转移以外, 还要研究中国的最初形成城镇化的诸多城市群, 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辽中南等成熟城市群在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及相应的关系。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载体,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 承载着“国富民强”的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性规定和现代性的主题内涵。申平华认为, 中国的国情赋予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城镇化”规定方向, 我国应该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 开辟一条不同于“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性误区, 坚定地走以中国特色城镇化为轴心的内生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以, 中国特色城镇化所面临的宏大历史背景具有二元的双重性。

二、发展方向上的二重性

在中国特色城镇化推进的层次上或者在历史基础上分析, 中国特色城镇化表现出了东部和西部的双重城镇化方向。这种双重性暨表达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推进的历史特点, 也同时呈现出来不同区域的特征。这个特点分别是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 以及中国中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双重发展方向。一般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表现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单一过程, 而我国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大致相同, 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异地转移, 但也有农村地区的就地转移, 实现农村的城镇化。文尚卿认为, 二元结构下, 我国城镇化是通过“在城市地区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和在农村地区发展县城和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双重城镇化”道路。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 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 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 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 使得城镇化快速向周边地区扩散。中西部地区, 可以通过据点式城镇化, 以中西部农村地区以据点的形式形成中小型规模的城镇。实际上使用双重性来表达中国特色城镇化在区域上的特色或者表达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格局是有欠缺的, 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也是解构的过程, 在城乡之间, 在城市内部、在乡村之中, 从来都是一种结构化的状态,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方向也同时内涵了一种网络化的二重性特征。

三、动力机制上的二重性

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上, 也在一定城镇化上出现出来了某种二重性。政府拉动和市场拉动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动力机制。一方面国家及地方政府通过指向性政策安排、大规模工业化项目安排和相应指令性制度安排直接干涉性的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市场化和国际化引进外资并鼓励民间资本, 催生有效的投资主体及建设参与, 从而巩固并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在检视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上不能仅仅把眼光落在实践的层面, 实际上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也有现象背后的属性, 这个属性同样具有双重性, 这个双重性就是实践拉动和逻辑拉动,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自然有其内在逻辑, 这种自生的逻辑力量作为一种历史实在对中国城镇化的启动和前行起着重大的作用。

四、建设主体上的双重性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建设主体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重性, 由农村闲置、富余的劳动力构成的庞大的城镇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群体有着和城市居民身份的市民及产业工人群体等一样的主体地位, 也发挥着一样的主体作用, 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两支中坚力量。在城镇的发展建设中, 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交融共生, 密不可分。尤其是农民工群体, 亿万农民工成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和过度中的重要补充, 为城镇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 我们生活的社会彻底变了样子, 这个变化就是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和农民工的现代性嵌入。当然是现代性席卷了农民工, 还是农民工内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倒都不重要。农民进入现代性建构过程, 中国社会结构就发生了彻底变化, 这是一种大流动卷起的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大流动不仅体现在中国城乡之间的, 尤其是乡向城的单向流动, 而且社会阶层之间的松动与流动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实践性事件, 这个事件到目前还没有结束, 也可能永远不能结束。所以, 农民的大流动所带起的社会大变迁, 农民工推动的工业化所带动的城镇化, 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生动的宏大画卷。

五、发展模式上的双重性

与双重驱动机制相伴随的是中国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国城镇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迁模式:由上到下的城镇化, 以及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由上到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即是政府运用计划性手段依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进行若干城镇的建设并安排落实城镇建设所需投资的一种行政指令性的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独立工业体系, 奠定了中国城镇化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由民间力量、市场力量的自发性诱导形成诱致性机制的变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体制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深入改革, 除了传统的计划性、指向性的模式之外, 内生性、诱致性的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新型城镇化。这一代表农村城镇化的典型模式即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及苏南模式。在人口向城镇流转的过程中, 人口迁移受到中国特色户籍制度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城镇化的“大城市病”和“拉美化”现象。

六、发展目标上的双重性

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中注重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 产业发展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支撑与前提保障, 要非常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布局的转型;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与建设, 为转移人口提供较为完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加强历史文物的保护, 注重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 坚持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增进文化功能, 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促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不仅实现中国城镇化数量上的增幅, 同时还要实现中国城镇化质量上的提高。

中国特色城镇化所表现出的双重性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所体现的诸多特性之一, 与其用双重性还不如用多重性来表达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特征, 这种双重性更多地与传统城镇化模式连接在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新型城镇化模式以超越双重性而建构多重性为特征的。

参考文献

[1]易善策.“双重转型”背景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6) .

[2]文尚卿.浅析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消费导刊, 2010, (5) .

[3]辜胜阻.解读十七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EB/OL].http://www.sina.com.cn中国经济时报, 2007-11-15.

新城镇化与中国道路 篇4

近年来,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对此,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指出, 中国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 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也就是说, 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 还要进入以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社区。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 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模式, 这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

(来源:光明日报)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 难离故土乃人之常情。农民就地城镇化, 既减轻了人口膨胀给城市造成的种种压力, 更免除了农民异地迁徙的诸多困苦。变“农民进城”为“城市进村”, 让农民坐地成为新市民, 专家就是眼光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