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精选10篇）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1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当前,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量土地被占用。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 人均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同时, 在大量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 失地农民数量较大且其利益实现不合理、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等影响我国城镇化整体效率的提高。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 合理实现相关群体的利益, 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和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近年来, 很多学者对于城镇化中的土地问题研究较多, 但从影响城镇化效率的角度进行综合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 本文试图从我国土地资源现状、失地农民数量及其利益实现、城市用地结构三个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因素出发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

(一) 中国城镇化

城镇化 (Urbanization) 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 从而城镇化数量增加, 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中国的城镇化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1996年起我国工业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城镇化也进入较快发展时期。201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 2002至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截止2011年, 我国城镇化人口总数为69079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51.27%, 首次超过50%, 2012年达到了52.6%,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重视城镇化建设中的效率问题, 有效利用有限资源, 节约投入成本, 促使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于此, 我们需正确认识和理解城镇化的效率是什么?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何在?

(二) 中国城镇化效率问题

城镇化并非是简单的自然历史过程, 它涉及各种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投入”及由要素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产出”。即城镇化的效率。从世界经验来看, 大多数国家将城镇化作为发挥经济潜力, 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 所以在城镇化建设中, 他们更多的权衡城镇化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较 (1) 。但是, 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中, 由于城镇化所处得发展阶段及面临的资源条件中, 体制环境、意识形态等是不一样的, 城镇化“投入”中诸要素的稀缺程度差异较大, 城镇化的“产出”不尽相同, 城镇化的效率也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 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 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 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 运营效率低下, 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2) 。”当前中国城镇化效率偏低乃至出现无效城镇化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的是, 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中, 城镇化效率问题未被足够的重视。当前, 制约我国城镇化效率的因素有很多, 最要紧最关键的是土地投入。于此, 我将从我国的土地资源现状、失地农民数量以及利益实现、城市用地结构三个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方面分析影响中国城镇化效率的症结。

二、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一:我国人多地少及大量乱征地行为存在

保护耕地, 充分发展农业, 确保粮食生产能力提高,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是城镇化效率提高的基础, 也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长期重要的任务。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 曾出现不重视农业发展导致城市化发展动力不足, 城市化效率不高的不良现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人口大国, 越是工业化、城镇化, 越要打牢农业基础。否则,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就很有可能出现波折, 甚至中断。

人多地少是城镇化建设的自然历史前提。我国土地总量较大, 土地资源总面积为144亿亩, 可供利用的农耕地约为18.27亿亩,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 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8倍, 印度是我国的1.2倍。目前我国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我国人多地少, 人地矛盾突出。

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乱征地行为存在。1996年-2003年7年间, 全国减少耕地1亿亩, 平均每年减少1300多万亩。当然其中有调整结构和生态建设的合理因素, 但也必须看到盲目圈占土地造成土地大量流失, 其中大部分耕地是因为城镇化、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而被占用。显然,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占用大量耕地, 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用地行为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不合法现象。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 近几年建设项目的34%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该部门的另一项调查显示,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建筑用地的50%是利用欺骗方式获得的。最常用的欺骗方式是通过收买当地官员取得土地控制部门的同意, 将农用地用于非农用项目, 或者以吸收外资的借口建“开发区”。

在中国, 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极为紧张, 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且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乱征滥占耕地, 大搞各种开发区、园区, 这即侵害了农民利益, 又损害了粮食生产能力。进入2000-2001年, 全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 2003年跌至4.31亿吨, 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350-370千克之间。在今后的二三十年终, 中国将会面临“人口增多, 耕地减少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三大趋势, 并形成两对矛盾:一是人口增多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二是人们消费食品品质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新的量的问题, 因为高品质的食品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加工和转化。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指出, 中国城市化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所以,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保持和提高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力, 注重保护好有限的耕地。

三、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二:失地农民数量庞大及部分失地农民利益实现不合理

在城镇化过程中, 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飞速发展阶段, 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农民失去土地以后, 既有别于农民, 又不同于城市居民, 成为了一个边缘群体, 因此我们给其一个特殊称谓——失地农民。在我国, 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 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于0.3亩的统称为失地农民。

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庞大。对于失地农民的数量, 自2003年开始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等情况调查, 但由于此项工作难度较大, 目前仍缺乏全国性的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浙江师范大学王学新教授在2003年通过对山东、河北、湖北、广西等11个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 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 据此推算, 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 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 (3) 。预计到2020年失地农民数量超过1亿。失地农民数量庞大, 这已成为城镇化建设关注的重点问题, 如何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的土地利益分配和土地征用补偿, 也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城镇化效率的关键因素。

部分失地农民利益实现不合理。部分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补偿安置、社会养老保障及失地农民市民化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 土地不仅承载着生产功能, 还承载着养老和生活保障的功能, 一旦土地被征用, 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 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就变得非常脆弱。现在对失地农民多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 补偿着重考虑眼前的生活安排, 较少考虑到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步衔接。在失地农民市民化方面, 部分失地农民由于自身的谋生技能及其素质所限, 很难在城市取得正式就业岗位, 且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城市和农村的对立, 使得部分“城里人”对农民的不接纳, 从而形成部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不适应感, 也有相当多的失地农民拿到补偿安置费用后, 挥霍浪费, 懒惰思想较重, 这些影响了城镇化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制约城镇化效率因素三: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城市建设受到非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过分强调城市作为工业基础的作用, 忽视了城市作为服务和生活的功能, 在用地结构方面工业、仓储等工业性建设用地较多, 与此相反, 用于生活服务、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非生产性建设用地较少, 形成了不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我国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允许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 城市土地的利用结构在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的导向下有所调整, 但根本上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已经成为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制约因素。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短期利益的影响, 各地政府普遍注重工业的发展, 竞相招商引资, 导致较多的土地用于工业投资, 甚至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 城市工业建设用地占城市用地的30%左右, 已经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15%的比例。住宅用地、绿化、交通等公共用地在土地使用中比例较低, 由此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 不能满足城市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交通条件的需要。我国城市道路广场和对外交通用地两项之和约占城市总用地的12%, 明显低于美国 (24.8%)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14.6%) 的水平。若以人均用地相比, 我国城市交通人均用地水平仅及美国的1/6, 大部分城市道路用地只有4~5平方米/人, 与现代化交通最低要求应达人均10~12平方米的目标相去甚远 (国外一般达20平方米/人左右) 。此外, 绿地的比例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公共绿地仅为2~4平方米/人, 而一般发达国家城市公共绿地水平达12~20平方米/人 (5) 。

土地作为最基础的要素, 在城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高速发展, 促使农业用地以较快的速度转为城市用地,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这种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在未来的持续性变弱, 如何通过改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实现失地农民合理利益, 优化土地使用结构已成为提高城镇化效率的关键。

摘要：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量土地被占用。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 人均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同时, 在大量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 失地农民数量较大且其利益实现不合理、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等影响我国城镇化整体效率的提高。本文试图从我国土地资源现状、失地农民数量及其利益实现、城市用地结构三个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因素出发进行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城镇化效率,土地问题,失地农民

参考文献

[1]靳相木.土地制度与城镇化效率[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 .

[2]吴敬琏.城镇化效率低下的原因.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3/04/17/702529.html.

[3]财经网.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4]高勇.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理论探讨[N].人民日报, 2004.2.

[5]陈章喜.我国用地结构调整的研究[J].暨南学报, 2001 (6) .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2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前持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未来10年，据专家测算，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中国已经步入了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但是由于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土地制度改革成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区，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城中村”和城郊村规划管理无序，布局结构混乱，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等问题突出，出现“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现象。

同时，农村建设用地效率较低。一方面由于长期规划滞后，自然村布局零星分散，功能布局混乱，居民点以分散式或独立式为主，旧宅基地占地多，一户多宅、空心村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劳力进城打工，只有老年人在家种田，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土地粗放撂荒的现象。而同时由于城市房价较高，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在城市定居难，造成“被两栖”的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近郊和城中村的土地大幅升值，拥有农村户口即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很多农民即便身在城市务工，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城镇户籍人口千方百计想变为农村户口的现象。为了在城市扩展建设中争得更大的利益，出现了部分村民在一些集体建设用地甚至是耕地上自发、无序地占地建房的不正常现象，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城市形象，而且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因当前的农业多是粗放式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偏低，这样农民承包使用的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补偿很少，无法满足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所需。

根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其中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其使用权用途的不同，又可分为：农用地、农建地和宅基地3种形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村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农村所拥有的土地就应转化为国家所有。但由于村民的身份等没有及时转变，土地依旧是农民所有，农民依旧固化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因而成为城市中的农民。

和土地所有权状态相对应，城中村土地使用权也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一是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二是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其他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三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四是一般情况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3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 小城镇 土地配置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8-0-02

一、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

四、建设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

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是指在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也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土地市场内容形式上，既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市场，也应有土地整理复垦市场。当前小城镇普遍存在建筑密度大，容积率低，宅基地布局凌乱、功能混杂，道路、绿化、供排水、卫生防疫等基础设施不配套的现象，致使小城镇居民生活条件较为恶劣，要解决这些问题，运用小城镇土地整理市场进行旧镇区改造不防是一条好的途径。

为了保障多元化小城镇土地市场的运行，研究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配套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营造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公平流转的环境。要明确公共目的是行使土地征用权的唯一标准，严格土地征用程序，并逐渐实现由“征”向“购”过渡。二是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综合考虑土地配置的效益和小城镇发展要求，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定位于乡镇一级比较适宜。三是加强相关法制化建设，规范多元化土地市场的运转。特别要在集体土地流转法人主体、对象、范围、形式、年限、价格评估、收益分配等事项作明确规定。四是加强土地管理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土地评估制度，土地价格公告制度，土地信用制度，土地交易制度、土地合同管理制度等。五是加大土地整理力度。不仅要包括镇区建设用地整理，也包括区域土地整理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

参考文献：

[1] 张乃贵.关于小城镇地改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地政，1996（3）：16-19.

[2] 杜伟.小城镇建设中的不合理用地问题探析，国土经济，2000（l）：34-35.

[3] 傅战.我国小城镇建设土地利用问题探讨.国土经济，2000（1）：26-28.

[4] 陈美球，吴次芳.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与乡村城镇化.经济地理，1999，（6）：97-100.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4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市土地,节约集约

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是建设新型城镇的关键之举。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发展过程中, 对于所面临的土地保证供应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新型城镇化下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的基本认知

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与城镇化表征是需要、需求, 是梳理城镇化土地利用过程中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想达到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需要从几个基本概念了解入手并进行分析。城市土地的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 城市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资源载体和外在表征。城市的用地也具有多重属性, 从资源生产的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城市土地属于一种重要的资源要素, 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 城市土地也属于人与自然, 人与土地相互影响的一种重要生态复合系统[1]。

节约和集约的含义从城市资源利用角度分析可见, 节约和集约已经逐渐成为了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在城市用地和土地资源划分中体现集约和低碳高效的资源利用,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我国近些年对于土地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已经逐渐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国家政府也都在积极号召城市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以武汉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案例进行分析, 武汉市的人均耕地2005年为0.027hm2, 占据全国人均耕地0.095hm2的29.01%, 低于联合国 (FAO) 粮农组织提出的0.054hm2的最低警戒线, 人地矛盾问题突出。从2005~2007年, 武汉市购置土地面积中通过合理的节约集约土地利用措施, 整体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 平均65.6%的土地都得到了完成性的开发, 由此武汉市的土地剩余和闲置问题大大改善, 每年私自圈地利用的规划开发改进都在不断发挥作用。

2新型城镇化下我国城市土地节约利用水平评价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以上有关城市土地资源和节约集约的概念梳理, 有利于科学的进行相关城镇化建设土地资源利用的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新时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以下就是几个重要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量化评价指标, 经济效益角度进行城市土地资源投入产出分析, 主要的衡量标准集中在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以及地域的区域财政税收指标, 其中, 地区的财政经济非农产值可以作为另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其中主要为我们所熟知的指标体系包括了我国的空气质量、水体的污染程度、水土的流失情况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应该通过系统的内部环境功能调节进行改进和完善, 从而让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发展进一步加快[2]。

2.2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我国的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投入一直存在片面关注经济效益增长的问题, 对于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不够重视, 忽略了社会环境效益的提升。我国的城市土地利用中节约和集约化的水平明显存在着空间性的地区差异, 从我国的西部内陆地区到我国的中东部沿海城市节约和集约化水平逐渐增加。我国东部山东济南1996~2003年, 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增长到了126.87hm2, 同期的耕地面积减少了18964.60hm2, 农村人口人均耕地有0.1462hm2 下降到了0.1263hm2。本阶段的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较快, 也充分证明了建设用地增加对耕地减少造成的直接影响。 急需解决建设占用耕地的问题, 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效率, 逐步扭转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的情况。和济南土地利用问题类似, 西部重庆的土地利用案例中明显的反应出了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大成效, 1999~2005年, 重庆市的新增建设用地13485.12hm2, 其中占用耕地的比重达到了65.3%, 主城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达到了4013.02hm2, 其中占用的耕地面积达到了49.85%。重庆市通过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管理制度的监督执行, 完成了95.61hm2 土地利用节约规划, 其中63.01%达到了高水平利用管理。这可以明显发现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 所在区域的地区土地资源集约程度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从地区的行政级别角度分析, 我国的城市地区行政级别越高, 我国的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化发展水平也会同步增加[3]。于此同时地区交通便捷程度、地区资源优势的差异、地区城市规模等都是影响因素。

3结语

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问题需要从理论入手结合实践, 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分析, 做到概念认知清晰, 评价体系健全, 进一步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玲, 修春亮, 孙平军.新型城镇化下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格局与机理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2015, 01:60-67.

[2]孙平军, 吕飞, 修春亮, 谢存旭.新型城镇化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基本认知与评价[J].经济地理, 2015, 08:178-183+195.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5

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现状，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中的主要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其应对措施，并指出土地整理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方法，强调只有做到在保证经济建设必须用地的同时，实现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耕地保护、土地整理

一、对城镇化的基本认识

城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进步而产生的农村和城镇聚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城乡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互动和重组的过程。城镇化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意味着社会投资向工商业的比重加大。土地作为一种必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其本身的稀缺性，也会由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城市数量增加和用地规模的扩大。

二、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结合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城市与农村结合的过渡，城乡结合是城市的边缘区，也是农村的边缘区，市城乡用地的焦点区域和城市扩增的前沿阵地，也是城乡用地矛盾最为激烈的集中区。城乡二元制土地管理制度造成部分地区无管制，部分地方双管制等矛盾普遍存在。由此引发土地利用无序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有：违法占地、乱占乱用、黑市交易、规划失控、管理混乱、污染严重等等，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小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的问题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 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城镇建设进程中土地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人 口不断增加，为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现有耕地数量不能再减少 ；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建设 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还要 占用部分土地，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又受到数量少、质量差、开垦难度大和生态环境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潜力十分有限。土地利用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小城镇数量猛增，伴随而来的土地利用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城镇化发展带给土地利用的问题具体表现：

1、耕地数量减少耕快。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减少，人地矛盾突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使建设用地、工矿企业用地、交通拓展用地、农村私房建设不断增加，不仅占用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且多数用地为优质 良田。

2、土地浪费严重。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严重，土地利用方式单一，经营管理粗放，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农民在强大的负担面前，面对经济效益低下，弃耕、抛荒现象时有发生。

3、耕地质量下降。重用轻养，短期行为明显，对农用地的投入减少，加之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部分灾毁耕地难以得到及时恢复，进一步加剧了耕地总体质量恶化。

4、土地利用规划相对滞后，我国小城镇 的大发展早，而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则相对较慢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后，且长期缺乏严密科学规范，与城市规划脱节，土地利用规划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土地利用规划的滞后是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 中缺乏统筹和长远考虑，遍地开花，盲目贪大求全，追求高标准，造成小城镇用地规模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5、偏重规模扩张导致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严重。在小城镇建设中，各地一窝蜂建开发区、新区 但囿于当地经济实力，许多开发区资金、项 目不到位，致使大量土地“ 圈而不用”，土地长期闲置。部分地区虽然开发项 目得到落实，但由于地价低廉，因而建设用地大手大脚。在城镇规划中对于工业、商业、住宅等各功能区分布不合理，混杂现象很普遍。对生态和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生活环境反而较大城市差。

6、建设用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大多数小城镇在用地结构方面普遍存在居住用地比重过大、公共设施用地和绿化比重偏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在小城镇用地 布局方 面，存 在着乡镇企业、村庄和小城镇布局过于分散、城镇内部道路建设不规范、功能分区不明显、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低、建筑物布局零乱等问题，导致小城镇土地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下、城市集聚效益降低、生态环境较差、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观缺少特色。

7、城镇建设占用影响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随着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越来越严重，依赖耕地的粮食生产及其引发的粮食安全再次受到国人关注。1996—2005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除在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1 229．53万吨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并于2003年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43 069．53万吨)，2004年后开始缓慢恢复，但总体上来说，1996～2005年间全国粮食总产仍以下降为主。虽然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很多，但在粮食生产技术未出现较大革新之前，耕地面积减少毫无疑问是引起粮食产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我国城乡化土地利用的对策

作为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和财富之母，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应该为相关当事人所公平分享，否则将有损持续发展之土地基础，也有违和谐社会建设初衷。

1、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

地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足我圈这样疆土广大的国家，更应该重视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土地，结合各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进行总体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浪费土地资源。小城镇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而且事关 区域乃至全国人 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小城镇发展战略不仅要因地制宜、科学选择以充分发挥地方优势，而且要始终坚持法定的规划原则。以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 田保护规划为龙头，以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 和布局。这就需要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小城镇发展 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坚持用途管制制度，在节约、集约用地 的同时，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努力促进农村人 口向小城镇集 中，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集 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 中，使原来分散的小企业经过搬迁，旧村庄经过撤并复垦出一定数量的耕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规定，在我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按照原则编制 ： ①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 占用农用地； ②提高土地利用率； ③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 ； ④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⑤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此外，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 当符合 国家规定 的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 占或者尽量少 占农用地。城市的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 的规划，应 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建设用地规模。依据以供给确定需求和用途管制制度，自上而下、层层控制，有选择、有重点、合理有序地渐进发展小城镇。在城乡用地总量的调控上必须做到农村居 民点整理补充耕地大于城镇建设 占用耕地。过去虽也这样强调，但完成的并不好。建议新规划应大力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上要引人激励机制，一是允许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村居 民点整治(不应再过于强调出耕地 比率)，二是城镇用地指标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指标应直接挂钩，农村居民点整理新增耕地，经批准后可直接转换为城镇发展 占用耕地指标。在编制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同时，树立城乡用地规划一体化的观念，将小城镇规划纳入村镇居民点体系规划之中，并充分考虑村镇体系规划和小城镇的城镇规划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小城镇区域规划体系，避免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脱节，防止小城镇建设片面追求外延式发展规模，用地粗放、浪费土地和乱 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使小城镇建设步入有序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2、坚持注重土地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并重。

在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的前提下，应力争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并重，保证补充的耕地质量不下降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使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不是数量的平衡，而是数量和质量的双平衡。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能制定出相应的可操作 的土地整理质量标准，使土地整理质量的提高有章可循 ； 其次，应对整理增加的耕地进行地力鉴定。凡是对整理对象的土地其适宜性评价为不宜用作耕地的土地，政府部门不应投资对其进行整理 ； 凡是通过土地整理，用作补充耕地的地力或耕地的总生产能力与已占用的耕地是不相对等的，政府部 门在验收时坚决不予验收合格。

3、实施土地用途之间的置换。

农用地之间置换。通过土地开发整理，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农用地资源，对开发整理出的土地能作为耕地的不得用于其他用途，通过土地置换，应把 园地、林地、渔池和建设用地按土地用途分区重新配置，采取园地、林地上山，渔池下滩等措施。

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将零星分散于耕地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乡镇村工矿用地，通过土地置换，调整到旧村改造和乡镇工业小区闲置土地内，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之间的置换。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确保项 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并力争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鼓励农 民在中心村、集镇集 中建房，乡镇企业搬迁入工业小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建设用地圈内选址建设。新址 占地面积应少于旧址面积，不得 占用基本农 田，确需占用耕地的，经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批准，可以与腾出采的旧址(如旧宅、旧地)整理后增加的耕地进行置换，其建设用地可以不 占用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

因地制宜，科学地选择区域小城镇发展模式和用地模式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小城镇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在小城镇发展过程 中，由于小城镇所处的 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优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小城镇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区域差异性和等级体系特征。从 区位因素分析，目前我国城镇可以归纳为位于大中城市郊区的“ 城郊型”，位于重要交通干线或重要交通干线

交叉部位的“ 交通型”，位于边境线附近的“ 边界型”，以及若干类型兼而有之的“ 复合型” 4 种类型。从形成的动因分析，有通过乡镇企业倔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乡镇企业型”，有通过外来加工发展起来 的“ 加工贸易型”，有商业贸易集散地发展起来 的“ 商贸集散地型”，还有依托发达的工业或支柱产业发展起来 的“ 支柱产业型” 等。不同类型的小城镇遵循不同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应不同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利用模式； 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用地指标，应根据小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特征区别对待

结语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6

回望十年, 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 从高能耗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 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使人们对城镇化的未来充满期待。

“十八大”期间, “新型城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这一切都表明, 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化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 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撤退,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上山下乡”, 到“城市领导农村”, 再到“小城镇、大战略”, 后至发展大型城市, 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曾经历多次的政策变化。如今, 又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 那么, 它到底应“新”在哪里?

(一)

众所期待的改弦更张

城镇化是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发展难题的一条出路。

30多年来,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放在国际视野中, 是惊人的。尤其是最近十年, 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 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到2011年底, 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数量增至6.9079亿, 城镇化率达到51.27%。据测算, 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就可以吸收1000多万农民入城, 进而带动约1500多亿元消费需求。

但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对照, 这样的城镇化过程是存在诸多深层问题的。虽然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已超过一半, 但仍低于发展中新兴国家城市化率60%, 离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的水准差距更大。

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 “小城镇, 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严格控制大型城市,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20年中的主要思路。

但市场规律发生了作用, 在这20年中, 大城市的工业化与人口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并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 形成“城市群”的格局。不过, 政策上的调整要来得慢一些, 直至前些年, 积极发挥大型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城市化策略, 才正式被确定下来。

记者了解到, “小城镇, 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的原因, 在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被设计为小城镇发展推动力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解体和凋敝, 它们非集聚式的布局, 导致占有太多的宝贵土地, 工业污染物不能集中而有效处理, 而金融、物流、信息、技术和人才服务都不容易获取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和专业化分工。

但与此同时, 大工业, 大城市的发展走到今天, 也在面临着种种瓶颈, 市场的选择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沿海城市工业化以出口导向型工业为主, “中国制造”创造了中国经济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也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出口。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 出口型企业备受重创, 外需市场疲软, 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出口体系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

而更为深远的变化是,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过去几年中年年都发生, “人口红利”在经过代际的替换和劳动收入的缓慢增长之后, 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过盛时代已远去。而工人离乡离土的大生产模式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村空巢化和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付出的极大代价。

另一方面, 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策略使得城市工业用地紧张, 土地、能源、原材料、环保等各种生产成本不断高涨, 传统型制造业在大城市的空间日益逼仄, 在内外交困之中, 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城市的工业化体系也面临着变革。

今年以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指出, 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 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四五月间, 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八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 在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讨论后, 报给了国务院。这份报告就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规划, “新型城镇化”是其中的关键词。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的话说, 从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可以看出, 今后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依赖外需, 城镇化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主导性经济因素。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和路径, 将对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 人们期待, 中共十八大能够加大改革力度, 为城镇化这样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命题, 进行进一步的布局。

“未来的改革导向, 重点还是以人为本, 而不是以物为主的城市发展规划。如果通过改革使这些人的消费潜能完全释放, 则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增加至少1~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

(二)

“人的城镇化”不容滞后

2011年, 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 但这其中, 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16个百分点, 反映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由于户籍和福利属地化的行政管理, 1.6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教育等大项消费实际是被压抑的, 在城市挣钱, 在家乡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 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支出。而由于经济结构转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缓慢, 也导致这部分人群收入增长缓慢, 影响了消费增长。

2010年, 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 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看来,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 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 再将其推回农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指出, 有资料统计, 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近10年来, 我国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了60%, 城市人口却仅扩大了20%。这就说明中国的城镇化更多的是一种“土地的城镇化”, 而非“人口的城市化”, 扩张的城市面积却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这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 并不是农民不愿意进城, 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 或者是说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怕农民进城会降低其公共服务水准, 从而给农民进城设置种种限制。

李铁指出, 户籍制度的限制, 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 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 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 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 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更严重的是, 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 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 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 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专家们看来, 城镇化的实质就在于让一部分农民进城, 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 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 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2011年, 国务院就曾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 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认为,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 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 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 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 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 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 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 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 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 二是地方债务, 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 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 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 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 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 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 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 所谓土地财政, 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 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 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 随着中央调控房价, 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 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 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 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 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 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 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傅蔚冈指出, 户籍问题之所以在今天显得特别明显, 并不仅仅是“农民工”需要城市户口,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老龄化的城市也离不开这个群体。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导致今天城市里的人口出现金字塔倒挂的局面。在劳动生产力没有根本提高的情况下, 如果城市缺少劳动力的继续供给, 那么城市的繁荣也将不可持续。从这个意义而言, 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正当其时, 而且势在必行, 无论是对城市居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

产业支撑必不可少

“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 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 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

在诸多关于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论述中, 都着重提到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房地产需求, 而这实际上也是目前许多中小城市, 包括县域经济体在城镇化道路上的做法。

专家们指出, 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于城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但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历史规律来看, 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无水之源, 在许多中小城市, 宽广的大马路, 空荡荡的开发区, 黑黝黝的新区楼盘是常见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城镇化徒有其表。

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业支撑, 这种政府主导投资和土地开发先行的城镇化所能带来的需求是有限的, 先有收入, 才有消费, 不解决城镇居民的就业和提高收入, 带来的只能是投资的浪费和地产泡沫, 反而抑制了消费。现时各地政府负债比例和偿债能力不匹配, 以土地抵押为主要举债来源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城镇化思路的后果之一。

傅蔚冈认为, 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眼下中小城镇工业化的途径之一, 但如何避免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弊端, 舍弃以牺牲环保、资源枯竭、农民土地利益损失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题中之义。应该以什么样的工业化形态来对应新的城镇化, 是新型城镇化能否真正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现时许多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工业化的过程中, 往往只热衷于投资和吸引外来资本, 对于本土创业的扶持和开放程度则不足。河南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表示, 传统城镇化多是农民异地转移, 进城务工经商, 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 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 注重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 城镇化的进程更多只能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而政府的职责则更多在于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服务, 强行进行行政推动的后果则可能适得其反。

土地可作改革切入点

有网友曾在微博上质问:农村虽然比较落后, 但土地与宅基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 土地能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宅基地能保障农民的住房问题。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自然村、自然湾大批消失, 土地快速城市化, 拆村并居赶农民上楼, 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 政府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 但是进城农民如果找不到可以有尊严生活的工作, 吃什么?买不起房, 住什么?如果失地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退路何在?

专家们认为, 城市土地外延扩张、利用粗放, 与现行征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城镇发展依赖于低价征用土地, 政府利用土地出让金收益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开发商则获取土地增值收益, 实现暴利, 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却不能平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现行征地制度加剧了政府的短期行为, 导致城市用地的粗放利用, 并加剧了社会矛盾。

正因如此, 人们的普遍认识是, 如果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和原则, 那么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就迫在眉睫。李铁直言, 征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的价格, 而且要让土地的收益更多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

而这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据传, 在十八大后可能推行的城镇化改革建议案中, 除了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外,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也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土地收益分配问题, 需要形成价格调解机制、土地调解机制、金融筹措机制和税收调解机制。”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 土地制度改革第一个可期的方向, 是完善征地制度,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办法,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 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等等。

此外, 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利用自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以出租、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的开发;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 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

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政府不能急于求成, 为了虚名与政绩需要, 只求土地、户口城市化, 忽视人的城市化。况且, 城市急剧膨胀, 交通、教育、卫生、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跟不上, 生态环境恶化, 还会衍生严重的“城市病”。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7

李扬先生首先表示,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正面临着重大改变。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还会复制东部地区工业化引导城镇化这一模式。但是另外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就是中国流动人口的成分在发生变化, 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正从候鸟型流动转变为移民, 这不仅需要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 而且对城市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巨大需求,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 中国城镇化模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中国经济的总格局没有变化, 但是投资领域将因城镇化模式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工业化引导的投资和城镇化引导的投资在性质上非常不同, 因此这样一种转变也意味着投资的性质发生变化。既然投资领域在转移, 投资性质在改变, 金融业也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李扬先生进一步指出, 应对城镇化趋势首先需要做金融方面的配套改革, 这就要纠正扭曲的资金供应结构。中国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主导, 储蓄的分配都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进行。这种模式有利于推动工业化进程, 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以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原因是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短期存款, 如果用于支持长期投资就会产生期限错配问题。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 大量投资的商业化性质并不明确, 而且需要的资金量也非常大。所以, 在这种结构下, 投资结构错配问题会更加突出。同时, 如果过多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和投资企业的杠杆率, 增加潜在风险。

李扬先生强调, 支持城镇化进程的金融改革需要一些具体的措施:一是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要在中国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三是要引进外资, 加快资本形成;四是要聚合资本, 需要聚合各种性质的投资, 包括PE、VC;五是要金融创新。

李扬先生进一步强调, 应对中国城镇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这就是如何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超速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非常突出, 以至于一些国外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下一步金融风险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但是我们注意到, 中国政府对于地方融资平台采取了非常合理、非常理性的态度。政府首先认识到, 地方融资平台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之所以得到进一步扩张, 是因为存在一个基本矛盾, 即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的阶段, 而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在地方;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基本上掌握不了太多的金融资源, 财政资源也非常短缺, 因此绕过各种各样的规定发展地方性融资活动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 由于这是绕过现行金融管理框架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自然就会形成很多的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 政府就有了一个分类处理的方略。现在的地方融资平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在商业上有可持续性的;二是本身有一定商业性来源, 但是需要第三方还款的保证才能够支撑的;三是基本没有现金流, 以及可能损失的项目。明确了地方融资平台的类型, 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很明了的。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应当给予支持, 让它明确化, 浮在水面上;对第三类则要高度关注并想办法处理, 地方政府在中间承担着重要责任。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篇8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概念

在进行城镇化的分析与界定过程中, 不同领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城镇化在人口学家眼中, 是人口由周围向城镇聚集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增加城镇地区数量、或增加城镇人口数量来完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城镇化则是经济专业化的表现, 以科技的进步为主要支撑与指导, 人们由从事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变;地理学角度分析城镇化, 则是产业的集中, 主要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 人口与劳动力也随之偏移;社会学角度则将城镇化看作是城市性生活的发展, 人们为了更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选择进入城镇并发展。

人口城镇化, 是指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因, 由周围向城镇聚集, 人口城镇化的本质, 在于人口的经济活动偏移, 可以说, 人口城镇化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城镇化发展, 其表现为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 或在乡村中聚集产生城镇。土地城镇化则是指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载体, 人口、社会与经济的城镇化都需要通过土地的城镇化来实现, 其主要的表现, 是城镇的建成以及城镇面积的扩大。

由此可见, 人口城镇化是在土地城镇化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过程, 土地的城镇化会吸引人口进行人口城镇化发展, 人口城镇化则能加快和完善土地城镇化的建设, 因此二者的发展关系非常紧密, 一些地区出现人口过载或土地城镇化过量等不协调发展问题, 这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进行优秀的城镇化发展, 则需要在土地投入水平高、产出增加, 解放劳动力的前提下进行, 避免出现不协调发展。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政府政策对城镇化起到推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与实施,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政府政策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 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大。以丽水以及周边区域为例, 2010年, 丽水与衢州的城镇化十分迅速, 国家通过“山海协作”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 使得大量的山区人口与乡村人口就近搬迁至周围的城镇当中, 城镇中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增长, 从而带动了该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其2013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率为25%左右, 在浙江省整个人口城镇化发展当中的贡献率达到15%。这种城镇化方式既缓解了大城市人口压力与就业压力, 还充分的扩大的省内周边小城市的人口规模, 是较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2.土地城镇化的格局变化

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在进行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首先要进行城镇化的建设, 提高土地利用率, 其次要进行土地面积的增加, 以此扩大城镇化的规模, 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发达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能够有效吸引

更多的人口, 并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积极进行土地城镇化建设, 从而提高城镇面积与城镇利用率。以龙泉为例, 2013年-2015年, 龙泉等欠发达地区开始了公路建设、水利、电力工程建设, 大力推动了上述地区的发展, 但由于经济发展效果不高, 造成了一定的土地浪费, 土地利用率较低, 较其周围的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其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发展面积均有不足, 可见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扩张主要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这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方向, 也直接影响了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人口、土地等多种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这些因素统一协调发展, 即可建设高效、高经济水平、高人口利用率以及高土地利用率的城镇,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是保障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嘉兴为例, 在2013年, 嘉兴在县市级地区通过“宅基地换房产”的方式进行宅基地的收拢, 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 人口与土地以房产作为纽带, 既提高了县市的人口数量, 也收拢了大量的建设用地, 这种方法使嘉兴周围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迅速, 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效果。可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协调性是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综上所述,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人口城镇化能够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土地城镇化则会制约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问题屡有发生, 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能够有效改善这些问题,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需协调发展, 相互促进, 才能够使城镇化发展健康进行, 为我国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带来帮助。

城镇化与土地制度创新研究 篇9

建国以后, 我国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 基本上确立了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土地制度。这样的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对保证我国的工业化目标、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产生了极大的制度效应。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

发展,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和问题。

(一) 土地产权主体不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

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农民集体所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集体”的界定不清, 没有界定“集体”是“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还是“乡镇集体”。

(二) 土地流转不畅

导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限制了土地流转。《土地管理法》的第14条和第15条对土地出租或转让进行了限制, 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 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 (镇) 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这就使得农户在对土地进行流转时, 要面对的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 从而导致了土地流转可能性的降低甚至丧失。二是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降低了潜在土地承租、转让承包方 (尤其是潜在的土地规模经营者) 的意愿。《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

二十年。”这就使得潜在的土地承租、转让承包方不愿意承包即将到期或承包期限较短的土地。

农民只有摆脱了土地制度的束缚, 有了离开土地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权, 才有可能向城镇地区转移。

(三) 征地补偿标准过低, 常常损害农民利益

《土地管理法》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二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二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 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二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按照这个标准, 对农民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在每亩1.5万至3.5万元之间。而据2002年的统计, 平均每亩土地市场拍卖价格为35.67万元, 协议价格为12.97万元, 补偿价格差距悬殊, 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城镇化与土地制度创新

土地制度创新是实现我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和前提, 农民只有摆脱了土地制度的束缚, 有了离开土地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权, 才有可能向城镇地区转移, 实现身份转变。

(一) 明晰土地产权主体,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当前, 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第一, 要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究竟是哪个集体所有, 是村民小组, 还是村民集体, 还是乡镇集体。在其界定上, 核心是要最有利于实现土地的有效监督、管理和使用。村民小组不是一级行政组织, 也不是法人,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乡镇集体虽是一级行政组织和法人, 但由于其更多的是行使一种行政管理的职能, 利益相关性较差;而村民委员会既是法律上认定的一级法人, 也是行政上认可的一级行政组织, 同时也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是土地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 村民集体应成为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指向所在。第二, 要继续完善以家庭土地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合理延长土地承包期, 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第三, 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 将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分解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通过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放活土地使用权, 为实现土地的集中使用奠定基础。

(二) 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1. 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第一, 必须严格界定国家公用事业征地范围。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 却未给出准确的范围。一些非“公共利益”盈利性质的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等, 也借用“公共利益”进行征地, 导致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征地权的滥用。因此, 必须严格界定国家公用事业征地范围, 坚决杜绝滥用公用事业土地征用权;对于国家公用事业以外, 又确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征用的经营性用地, 一方面所征用土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建设规划要求, 另一方面所征用土地的补偿, 要坚持市场化原则。以市场定价为主、合理分配利益。第二, 实行土地征用前公示或听证制和集体决策制。目前, 我国的土地征用行为基本上是行政命令式的, 农民缺少相应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决策权, 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成为普遍现象。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 就必须实行土地征用前公示或听证制、集体决策制。无论是公用事业所必须的土地征用, 还是经营性的土地开发利用, 都必须实行征前公示制度或听证制度, 使被征地区域内的农民充分了解土地被征用的原因、用途、补偿标准和动迁安置办法等, 从预征土地、批准、补偿到进入使用土地, 都必须告知被征者, 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第三, 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的国情特点, 决定了我国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2.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一是补偿方式的选择, 应主要采取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现金补偿方式, 一种是社会保障补偿方式。现金补偿主要体现为对被征土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动迁安置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主要体现为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以及对其进行必要培训以掌握从业技能所需资金的补偿, 其资金来源应是土地被征用前双方确定的补偿资金的一部分。二是补偿标准的确定。国家因公用事业征用的土地, 要根据土地资源质量和农民开发利用程度给予合理的补偿, 补偿应以不降低农民的现有生活质量为最基本的标准;对于国家公用事业以外经营性、盈利性用地的补偿, 一是通过双方协商确定合理的补偿金额, 二是通过市场招投标或竞拍的形式确定补偿金额, 主要应以第二种为主。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化地保障被征地的农民权益不受损失。

(三) 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流转

1.参与流转土地的性质和流向。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 参与流转的土地必须是农村家庭依法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土地, 可以是部分或全部流转。土地流转既

国家因公用事业征用的土地, 要根据土地资源质量和农民开发利用程度给予补偿, 补偿应以不降低农民的现有生活质量为基本标准。

可以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 也可以以投资入股的方式进行土地的联合经营, 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 以最大化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市场主体是土地的承包方。承包方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交易原则, 有权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何时流转以及流转方式、流转费用等。所谓依法, 是指土地流转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土地制度的规定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 承包方“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在同等条件下,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所谓自愿, 就是土地流转要在充分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户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承包经营权转给谁, 与谁签订合同, 签订什么样的合同等, 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应由当事人决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规定, “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22条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谓有偿, 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户在进行土地流转时, 有权取得相应的收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 “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 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捐缴。”

3.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服务体系。

土地流转是一种在价值规律作用下, 土地供求双方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转移的过程。因此, 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土地交易行为相关的市场服务体系。以现有的农村各级土地承包管理机构为依托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服务站, 为土地流转提供交易场所。建立土地流转信息收集和信息发布体系, 搭建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 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并逐渐使信息服务网络化, 以尽可能地减小流转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 确保土地流转双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为土地流转双方牵线搭桥, 开展土地流转中介委托、价

格评估、合同拟定、合同签订、法律咨询等工作, 完善市场功能, 提供专业服务。在法院设立相应的土地流转纠纷仲裁机构, 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保障, 惩治违规违法行为, 保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土

地流转市场交易秩序。

4. 合理定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中政府的责任。

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 篇10

一、寿县新城区建设现状

(一) 寿县概况。

“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 淮河中游南岸, 八公山南麓, 依八公山, 傍淮、淠河。东邻长丰县、淮南市, 西隔淠水与霍邱县为邻, 南与肥西县、六安市的金安区、裕安区毗连, 北和凤台县接壤、与颍上县隔淮河相望。寿县为六安市辖县, 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寿春镇宾阳大道与楚都大道交叉口, 距六安市区107千米、省会合肥市区114千米, 全县国土面积2, 948平方千米, 人口139万人。

(二) 寿县新城区建设发展定位。

城市的总体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编制第一阶段的工作。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头戏, 但是寿县作为人口大县, 在面积2, 98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拥有25个乡镇、137万人。如何加快寿县城镇化发展, 是寿县县委、县政府迫切需要破解的一个大问题, 而突破点就在于寿县城镇新城区建设。根据寿县县城总体规划 (2013~2030年) 的要求, 该规划明确追随安徽省县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将规划分为县域、规划区、城区三个层次, 其中寿县城区包括现有建成区 (寿州古城、城南新区、寿县工业园区等) 、八公山乡集镇以及规划城区的新拓展区等, 新城区建设的步伐在逐渐加快, 在古城墙之外的建设也在逐渐完善。

(三) 寿县城南新城区建设现状

1、总体现状分析。

寿县中心城区被城墙包围, 主要在护城河以内的区域, 整个老城区呈四方状, 十字街道将老城区分为四个街区, 东南西北街区尽头各有一个城门。目前, 寿县城区主要分为两大区:城内和城外, 由于寿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传统, 按人们的习惯将城门以外的所有区域称为城外, 城墙内区域称为城内。

2、城南新区现状。

城南新区主要指南门通淝门之外的东南部, 城南片区是县级中心所在地, 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区域, 集中了县级行政办公、商业商务、文教体育及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功能, 规划占地17.5平方千米。通过近几年对城南新区的开发建设, 目前寿县城南新区已经初具规模, 目前已经按照计划建成活动中心、行政中心等多项功能项目。寿县一中、寿县二中、城关医院、城市建设局等教育、医疗、行政一系列建设;完成了房地产招标小区建设, 吸引了新城区的人口居住, 提高了人气;交通设施方面, 城南新区的公交线路逐渐增多, 公交运营时间不断完善, 城外新区基本框架已经拉开, 市政管网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该区域地势平坦开阔、人地矛盾不突出, 有利于城南新区建设。按照寿县县城总体规划 (2013~2030年, 近期 (2015年) , 寿县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20万人, 建设用地规模为21.6平方公里;规划中期 (2020年) , 寿县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26万人, 建设用地规模为27.6平方公里;规划远期 (2030年) , 寿县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40万人, 建设用地规模为41.9平方公里。

二、新城区建设发展综合评价

(一) 新城区与老城区的关系。

寿县新老城区距离适中, 为了缓解城内交通拥挤、用地紧张的压力, 保护古城墙, 促进古城内环境改善及旅游业的发展, 寿县城外新城区的发展对新老城区发展皆具有促进作用;寿县老城区与新城区在功能上具有相对互补性, 如老城区建筑设施配套健全, 民众对老城区归属感更强, 新城区建筑设施条件较好, 人地矛盾与老城区相比较弱;寿县新老城区之间同时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老城区在教育、医疗、办公等职能受新城区崛起的影响逐渐削弱, 原本的商业集聚慢慢呈现空心化;老城区历史悠久, 文化气息浓厚, 生活方便, 更宜居住, 而处于南门外的新城区缺乏人气, 虽然在房地产、教育、行政、休闲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在不断完善, 但在建设初期配套设施不齐全, 导致寿县县城居民大多数不愿意在新城区居住。

(二) 新城区建设对周边乡镇城市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寿县在新城区建设的过程中, 新城建设选址主要是在郊区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 靠近周边乡镇, 利用新城区发展建设, 推动周边乡镇各行各业的发展, 人口的集聚, 进一步拉动内需, 周边乡镇的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 周边乡镇的城市化也将得到不断的加深。其二, 新城区建设的过程中, 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周围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也会得到提高。

(三) 城区建设与老城区文物古迹保护。

寿县是皖中地区极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有寿县古城墙、楚考烈王墓、廉颇墓等著名古迹。随着近些年来老城区的开发, 很多历史古迹受到了不可修复性的破坏。新城区建设以后, 城区居民大部分将搬迁到新城区, 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在新城区建设, 这对于老城区的发展和诸多文化古迹的留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新城区建设后, 位于北部的寿县将会是旅游经济区的核心, 老城区将以发展旅游业为中心, 推进整个地区经济的有效性发展。

(四) 新城区建设与周边生态环境。

新城区建成后, 老城区城市改造完成, 拆除老城区一些原有的老旧设施, 建设城市绿地, 加大老城区的植被覆盖率, 建设老城区旅游生态。同时, 九龙花园的改造完成, 大大改善了寿县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 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以寿县和双桥为中心, 完成周边城市绿化建设。

三、寿县新城区建设发展预测分析

根据《寿县县城总体规划 (2013-2030年) 》规划:至2030年, 寿县县域形成“一纵三横三区, 一主一副”的镇村空间格局。该发展轴是城镇化空间和功能集约化发展的主体功能带;是县域工业和第三产业布局的重点轴, 是协调区域发展、拓展城区空间以及产业集聚和交通的主要空间载体。三横是指城市发展中形成的三条东西向的主要交通线。寿县城区为北部旅游区的核心, 安丰塘和瓦埠湖为中部农业区核心, 新桥国际产业园为南部空港经济区核心。寿县为中心, 炎刘镇则为副中心的发展框架。

在县域镇村职能结构发展过程中, 中心村人口将大于500人。引导中心村按照新型社区建设聚集人口大于2, 500人。生态环境质量控制目标, 是环境质量指标将达到国家相应标准。县域生态网络格局, 以瓦埠湖、安丰唐和八公山生态区的三核和县域主要四条水脉。县域空间管制范围方面, 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用地不规范, 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城市用地规模未经合法审批, 擅自侵占其他用地或者审批手续不合规等现象。在矿山开采等企业用地中, 其开发必须依照规定并集中于工业区方便管理。控制八公山区土地开采, 保护林区绿地, 提高植被覆盖率, 促进生态旅游发展。确保土地面积, 保护耕地资源, 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公共交通方面, 公交线路网密度将大大得到提高, 公交枢纽建设在人流量密集的地方。新城区和老城区的交通网能够得到完善。

老城区的建设过程中, 平衡城区建设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等用地比例达到合理, 使得各项建设能够快速、高效地发展起来。

摘要：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飞速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土地资源不断从农业用地转性为非农建设用地。本文以安徽省寿县为例, 以古城寿县城南新区建设战略目标为起点, 总结新城区发展现状, 从中探寻新城区建设的经验和启示;同时, 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城镇新城区建设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做出综合评价, 对如何促进寿县新城区建设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提出预测分析。

关键词：新城区建设,综合评价,预测分析,寿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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