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共8篇）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1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读书报告

60多年前，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弱小。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79亿元，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时期实施的计划经济构筑了我国工业基本框架，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到1978年，我国GDP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市场逐步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的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长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现如今我国经济已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

在这学期我深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本书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文标所著，由八个章节组成，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及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和完善做了系统的阐述，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再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著作。通过学习，我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特色”，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本书从八个角度做重点叙述，每个章节丝丝入扣，有条有理，共同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五小节，主要叙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理论基础及变化。此外我还了解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性质和作用。

第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成出现过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正如邓小平说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最直观的体现。通过这章的学习，我充分了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的基本架构。

第三章是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英语里有句谚语：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正如每件事也一样。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充分发挥“有形手”的作用。

第四章是国有企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国有企业在国家资本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这章的学习，我懂得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第五章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的发展模式缺陷很明显。而中国拥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占有率却远远落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我们没有能力走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故发展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本章学习使我明白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对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第六章分配理论的发展与分配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演变以及当前我国增加农民收入与发展农业面临的矛盾

第七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提出到逐步建立与完善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开创性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八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章的内容涉及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改革等方面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触颇多也看到了我党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尝试的种种努力与积极探索。

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的过程中课程知识让我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并进行了简单的思考与归纳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年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的地方的房子造了很多超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可是房价却还是居高不下甚至还屡创新高。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那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呢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来是地方利益在作祟。长期在GDP增长论的影响下有的地方官员把房地产市场看做是救命稻草大批大批的房产项目上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甚至催生了所谓的“楼市泡沫经济”使得经济发展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我们知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是主导作用但是它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主要表现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上。因此这个时候政府只“看不见”的手就会采取行动这就有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使得经济得以正常、健康运转。当中央政府看到楼市的怪相以后相继颁布了新旧“国八条”通过“限购令”征收房产税以及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由此我知道了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知识。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简而言之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

我对分配关系的调整比较有感触。我觉得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呈“橄榄球型”的那就是中产阶层占大部分富裕和贫困阶层各占一小部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指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原先的设想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要求分配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之处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改革与引导。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正在努力把收入作为民生之源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例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不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各类社会保障标准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初次分配的比重鼓励劳动者以资本、技术、专利和管理等参与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民间投资和创业致富拓宽经营性收入来源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积极落实国家税收改革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国有土地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上交比例统一纳入公共财政控制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等一系列措施正在把收入分配调整到健康发展的运行轨道上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也很感兴趣。通过理论学习我结合现实社保制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的问题进行了简单思考。现在的社保制度在当初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就业的非正规性。社保改革的起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传统的企业保险是不适应改革的必须改为社会保险所以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制度及其缴费公式和记发公式等都适用于国企等正规企业的参保。到目前为止正规部门基本都实现了应保尽保或者说被社保制度覆盖的绝大部分群体都是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而国内外的就业大趋势是多样化、多元化、小型化、家庭化并且流动性很强所以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众多的流动人口2.3亿农民工都难以加入进来。这部分人口慢慢就成了社会上改革开放成果分享最少、收入最低、最脆弱、面临外部风险最大、最应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可正是这部分最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却没有加入进来。覆盖面难以一下子达到应保尽保个人、群体的短视心理很普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从他们个体来讲也有客观原因。对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来讲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当期的消费问题。几十年后个人的养老问题毕竟没有当前的生存压力更大。再加上短视和侥幸心理这些群体要加入社保在个人主观意愿上就有这么多障碍。反过来说是不是他们不需要不是他们恰恰是最需要的群体。而那些没有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职工相对于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不需要保险的比如一些中央的事业单位“被加入”了失业保险但是这个群体基本是不能失业的他们基本还是旧体制下的大锅饭体制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可这部分人却“被”失业保险了。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事业单位都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但事实上地方上这部分群体也基本是不需要加入失业保险的但是这些部门好管理单位就给代扣代缴了。而最急迫、最需要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要是社保没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们很难“自愿”加入进来。所以说除了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的消费特征、收入特征、短视特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保制度吸引力不足。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知识很重要值得我们加以研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经济科学门类众多在经济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规律的科学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对经济学科中的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价值、货币、工资的运动等基本原理对经济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他学科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这本书是戴文标老师的呕心沥血之作是戴文标老师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实践围绕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写出了既有历史回顾的又有理论创新的一本好书。其观点独特、理论新颖、文理清晰、思想强烈。学习完有种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感觉身体充满能量对社会认识更加清晰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油然而生相信我们祖国的强大和复兴将更加辉煌。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2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计划经济时代;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抉择, 不能不说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影响, 实行计划经济更是当时不二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曾满怀信心地认为, 通过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会很快赶超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使亿万中国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然而, 到建国30年后越来越发现计划经济逐渐显现出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的弊端, 现实唤醒共产党人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重新认识。于是, 人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开始反思计划经济, 开始重新寻找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由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登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舞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 从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如今,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经济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的指导下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发展难题也日益凸显, 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剩余劳动力增多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新的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 学者们各抒己见, 由此, 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开始进入中国经济理论界。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还应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的雏形, 通过发展该理论, 可以推导出包括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现代西方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增长模型”。如果说现代西方增长理论是治“标”, 那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则是治“本”。

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1.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描述, 包含着科学的发展观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首次完整地阐述了关于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等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规律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 而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 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自我发展、自我运动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历史暂时性。 (2)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 必须“把自己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句话是说, 生产力作为社会机体最活跃的因素, 一直毫无顾忌地、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顽强地反抗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式, 并力图为与其社会化本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萌芽和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手段和条件, 从而成为社会机体更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3)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后, 能够兼容从旧的社会机体脱胎出来的其它从属性生产关系, “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能够兼容、吸收、同化和扩展历史上一切社会机体的合理因素和文明成果, 把其它社会机体所容纳和释放的全部生产力归属于自己, 并且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扬弃及至最后抛弃那些合理性已丧失殆尽的从属物和历史残迹。

2.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 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

(1) 包含着平衡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要顺利进行, 必须使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生产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则会使生产资料产生过剩, 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要, 则会使消费资料过剩。两大部类的资本积累和规模的扩大, 有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 两大部类只有按比例协调发展,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2) 包含着生产与消费的辩证思想

我们知道, 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可见, 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 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消费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终点, 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是因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是生产社会总产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能否从社会总产品中得到补偿, 即社会总产品能否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问题。如果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的补偿不能完全得以实现, 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发生中断或萎缩, 难以顺利进行。而这些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实现就是消费过程, 所以消费对生产具有强烈的反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 “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 但是, 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没有消费, 生产就没有目的”。事实上, 社会总产品是否能够全部顺利实现, 是否能够符合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要求, 归根到底决定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照社会需要的比列进行生产。

(3) 包含着经济增长的两种方式

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即外延式和内涵式。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 即通过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 即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结构, 提高产出率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依靠的主要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定阶段后, 应渐渐地转变到以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三、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1.加强重视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经典论述, 也是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高度概括。

如今, 变革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在发展的时代, 生产力依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 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所以, 要发展生产力, 就必须高度重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 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 还需要一种文化氛围, 就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那样, 各种发明不断涌现,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出重大贡献。

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源于创新, 创新又包括两方面:实践上的创新和理论上的创新。前者主要发生在企业, 需要良好的员工激励机制;后者需要良好的教育。教育体制缺乏活力, 缺乏创新精神, 必然阻碍技术进步, 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不仅在理论上, 更要在实践上付诸行动。

2.再次深刻解读再生产理论, 进一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 整个社会经济的各部门要按比例协调发展, 如果比例失调, 就会使再生产过程受阻, 就会出现各种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以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当前, 中国产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 一些产业高度发展, 甚至产生了泡沫, 如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 还有很多企业尚未完全摆脱粗放型经营方式, 一些产业仍主要依靠高投入, 尤其是资源的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以产品数量扩张和低价来取胜, 这势必加剧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不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也难以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此外, 一些产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 缺少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 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 极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冲击。所以, 我们应当再一次深刻解读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然后将其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M].人民出版社, 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

[3]荣兆梓等.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M].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131-138.

[4]盛晓白.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J].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1 (4) :36-40.

[5]唐坚.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之比较[J].探索, 1996 (6) :26-29.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3

关键词 经济周期;外部冲击;内部传导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3-0005-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如何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有着更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研究考察,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特征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本文将利用六个指标[1]从不同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指标:峰位。它表明经济扩张时的强度。峰位大于或等于15%称为高峰型;峰位大于或等于10%小于15%称为中峰型。峰位小于10%称为低峰型。

第二个指标:谷位。它说明经济收缩时的力度。谷位为负值,称为古典型;谷位为正值,称为增长型。

第三个指标:平均位势。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它表明每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平均位势大于或等于8%称为高位型;平均位势大于或等于5%小于8%称为中位型;平均位势小于5%称为低位型。

第四个指标:波动幅度。是指每个周期内峰位与谷位之差。它表明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波动幅度大于或等于10%称为强幅型;波动幅度大于或等于5%小于10%称为中幅型;波动幅度小于5%称为低幅型。

第五个指标:标准差。用公式表示为:

=

其中,Y表示实际GDP增长率,为Y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一定历史时期内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或长期增长趋势。标准差表明了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度,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标准差越大,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相反,标准差越小,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小。

第六个指标:扩张长度和收缩长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时间长度。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小于1的波动属于短扩张型;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大于或等于1的波动属于长扩张型。一般来说,扩张长度越长,经济增长越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利用上述六个指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笔者首先利用1978～2007年实际GDP指数的年度数据计算出1979～2007年的实际GDP指数的增长率,并用其表示1979～2007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如表1所示。然后,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上述六个指标进行了测算,得到的数据如表2所示。

分析以上数据,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有如下总体特征:

(1)从峰位来看,只有第二个周期的峰位大于15%,而平均峰位为12.145%,属于中峰型,这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既具有增长的强动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

(2)从谷位来看,没有出现负增长,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并且平均谷位达到6.779%,这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具备了一定的抗衰退的能力。

(3)从平均位势来看,没有低位型,平均为9.347%,总体呈现高位型。这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

(4)从波动幅度来看,波动幅度均为中幅型,且从1991年以来有下降趋势,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在逐步增强。

(5)从标准差来看,前三个周期的标准差逐渐变大,后两个周期的标准差逐渐变小。说明前三个周期经济的稳定性逐步变弱,后两个周期稳定性逐步走强。

(6)从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来看,前两个周期为长扩张型,第三和第四周期为短扩张型。2008年由于我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到目前为止收缩时间还不确定,因此无法确定第五个周期的扩张类型。但从2000年～2007年来看,经济以较高的平均位势连续扩张8年,说明这段时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较高的增长性。

总之,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较弱,增长性和稳定性较强。尤其是市场机制建立以后,经济基本持续高位运行,波动幅度保持在较低的区间内,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波动性逐步减弱。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原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经济周期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其形成因素多种多样,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首先是由外部冲击引发,进而由内部传导机制使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一)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初始原因

外部冲击是指打破经济均衡状态的外部因素,是造成经济周期的最初始原因,主要包括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

1.对总需求的冲击

(1)模型分析。为了分析的简便,在分析总需求时,我们假定总供给不变。这样,通过AD-AS模型可以得知,产出决定于总需求,产出的波动就表现为总需求的波动。我们利用总需求函数分析那些外生变量的变动会冲击总需求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假定经济是四部门,小写字母代表实际变量,总需求函数推导如下:

假定:消费:c=a+byd; 投资:i=e-dr;政府购买:g; 税收:t+ty净出口:x-my; 实际货币供给:;货币需求:=ky-hr;转移支付:Tr。

推导IS曲线得:

r=-*y(1)

推导LM曲线得:

=ky-hr (2)

由IS、LM曲线可以得到总需求函数:

=k+h**y-h*

(3)

在这个函数中,外生变量有:自主性支出a、边际消费倾向b、自发性投资e、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政府支出g、出口x、进口占总需求的比例m、固定税收、税率t、转移支付Tr、货币供给量Ms、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产出是稳定的。当外部冲击改变了上述变量时,就会改变总需求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

(2)实际因素分析。纵观我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下述实际因素会造成上述模型中外生变量的变动从而造成总需求和产出的波动。

第一,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造成上述实际变量变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因素。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过程,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制度变迁。[2]第一次是1979年~1992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首先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然后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市场活力。但由于这期间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因此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制度变迁。第二次是1993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建设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轨制在其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很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正式确立,这次制度变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使经济再次进入扩张期。

上述两次制度变革几乎会改变所有冲击总需求的外生变量,但主要的有自发性投资e、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固定税收和税率t、转移支付Tr,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制度变革会影响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从总需求角度来考虑,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确立会激发投资的热情,从而改变自发性投资;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会提高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税收制度的改革会改变固定税收和税率t;政府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进民生方面的举措会增加转移支付;证券市场的建立、改革和不断完善使得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发生改变。当然,制度变革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次改变上述变量的,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变迁过程。当上述变量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改变时,就会对总需求造成冲击,从而导致产出的波动。

第二,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府重大政策的出台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重大政策变动可以发现,政策变动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调整了经济计划指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后来,政府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3]再比如,1997年下半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以及国内需求不足,中央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政策:银行连续6次降息,财政扩大国债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衰退。2008年我国经济受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又出台了4万亿投资政策使我国经济再次摆脱危机的阴影。

我国政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贸政策来体现的。财政政策的变动会改变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固定税收、税率t和转移支付Tr的值。货币政策会改变货币供给量Ms,汇率政策会改变出口x,外贸政策会改变进口占总需求的比例m。当政策变动导致上述变量改变时,就会对总需求产生冲击,从而导致产出的波动。

第三,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未来经济运行情况的种种预期对其行为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惟一的决策主体,几乎决定了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消费者的日常消费量。心理因素在这段时期对经济很难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消费者的自主决策权不断放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们普遍预期非公有制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并对未来中国经济看好。这种预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心理因素的变动可以影响很多外生变量。比如,当消费者对未来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时,就可能会增加自主性支出a,当企业对未来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时,就会增加自发性投资e。

第四,国际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进出口贸易量迅猛增加。特别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一些冲击发生于我国的主要贸易国时,就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当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由于欧美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对我国产品需求的减少使我国出口大幅下降,很多出口企业产品没有销路,不得不减产、停产甚至倒闭。

因此,国际因素影响的外生变量主要有:净出口x,出口产品企业的自发性投资e,以及这些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d。

2.对总供给的冲击

(1)模型分析

为了分析的简便,在分析供给时,我们假定总需求不变。这样,通过AD-AS模型可以得知,产出决定于总供给,总供给的波动会造成产出的波动。我们利用总供给函数分析哪些外生变量的变动会冲击总供给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笔者将采用布兰查德构造总供给函数的方法,并加入技术因素。[4]

假定生产函数为:

y=AL(4)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就业量。

工资制定关系为:

W=Pe * F(u,z) (5)

其中,u代表失业率;z代表其它所有影响工资决定因素的综合变量;Pe代表预期价格水平;W代表名义工资;函数F代表名义工资与失业率及其它变量的函数关系。

价格制定关系为:

P=(1+μ)W(6)

其中,μ代表成本加成率;P代表实际价格水平。

失业率计算公式为:

u=1-L/N (7)

其中,N代表劳动力人数,L代表就业人数。

将式(4)(5)(6)(7)联立方程组可以得到总供给函数:

P=Pe*(1+)*F(1-,Z)(8)

在这个总供给函数中,外生变量有:预期价格水平Pe、函数关系F(u,z)、成本加成率μ、技术水平A、劳动力人数N以及其它所有影响工资决定因素的综合变量z。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产出是稳定的。当外部冲击改变了上述变量时,就会改变总供给从而造成产出的波动。

(2)实际因素分析

纵观我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下述实际因素会造成上述外生变量的变动从而造成总供给和产出的波动。

第一,制度因素。制度变革不但会冲击总需求,还会冲击总供给,就我国的两次制度变革而言,制度因素对总供给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在计划经济以及双轨制时期,工资制定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其次,价格制定关系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价格也不是由企业根据成本、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制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工资制定关系和价格制定关系才成立。因此,本文认为,从总供给角度看,两次制度变革影响的外生变量主要有:工资制定关系中的预期价格水平Pe、函数关系F(u,z)和价格制定关系中的成本加成率μ。

第二,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主要指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生产工艺的改进或引进等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等,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一大批较为先进的技术,并且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提高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很大提高。本文结合总供给函数来看,技术进步影响的外生变量是技术水平A。

第三,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既是冲击总需求的实际因素,也是冲击总供给的实际因素之一。在这里,心理因素对总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的预期:Pe。

第四,劳动力供给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90年代之后,由于增长方式的改变,国外资本的大量涌入,资本、技术等因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有所加强。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有所减弱。从总供给函数来看,劳动力供给因素影响的外生变量是劳动力人数N。

(二)内部传导机制是我国经济周期具有内生性及持续性的原因

内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内部因素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和调整方式,是经济体系受到外部冲击后产生波动的内生原因。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冲击,产出会在长期趋势上运行。外部冲击使产出偏离长期趋势,而内部传导机制会使这种波动具有持续性。笔者主要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作为内部传导机制分析,说明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

设定乘数-加速数模型为:

Yt = γ(1+α)Y-αγY+ G(0<γ<1)(α>0)[5] (9)

其中,Yt,Yt-1,Yt-2分别代表三个时期的国民收入,α代表加速数,γ代表t期消费占t-1期国民收入的比例,G0代表政府支出。

假定外生变量政府支出G0增加,即产生外部冲击。第一期,产出会增加;第二期,消费增加,在加速数作用下,投资成倍增加,通过乘数作用使产出成倍增加。第二期,消费再次增加,经过加速数的作用,投资再次增加,从而使产出在乘数作用下再次成倍增加。这样,每一期产出的扩张都会导致下一期产出的扩张,经济进入扩张期。但经济不会无限制扩张下去,当经济扩张达到顶点时,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产出会下降,从而消费减少,通过加速数,投资规模缩小,在乘数作用下,产出成倍减少,这样循环下去,经济进入衰退期。由(9)式我们也可以看出,产量是前两个时期滞后水平的函数,并且系数有正有负,表明经济系统存在内在加速力和减速力。这样,乘数-加速数模型就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

三、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所述的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成因,笔者提出以下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建议:

(一)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等外部冲击导致的产出波动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因为产出并没有偏离潜在水平。而其它实际因素的变动会使产出偏离潜在水平,因此,政府需要采取宏观调控加以应对。

具体来说,在应对总需求冲击方面,政府要在正确评价外部冲击对经济影响程度的基础上,采取逆外部冲击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并及时跟踪、反映政策效果。在应对总供给冲击方面,如果是预期价格水平变化导致的供给冲击,那么政府需要采取诸如通货膨胀目标制等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化政策;如果是其它因素比如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供给冲击,那么政府最好不要采取逆外部冲击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往往作用不大,有时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政府可以利用正向的供给冲击,比如鼓励技术进步、深化体制改革、鼓励竞争等,以抵消负的外部冲击的影响。

(二)由于内部传导机制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因此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力度和持续时间的选择上要依据我国经济周期内部传导机制的一般机理。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又是对经济的一次冲击,政策效果的发挥既具有时滞,又具有持续性,而二者都取决于内部传导机制。因此,为了实现稳定经济的目的,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内部传导机制的影响,避免政策力度或持续时间的不适宜造成经济的再一次波动。当然,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难度相当大,需要正确评价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及时对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跟踪、反馈,准确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来对政策进行修正。

综上所述,我国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性质(积极的或紧缩的)和时间上要根据外部冲击的类型和时间进行选择,在政策的力度和持续时间上要根据我国经济周期内部传导机制的机理进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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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03-705.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oncrete Evidence Analysis of China Economic Cycl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Deng Chunling,Qu Pengbo

(College of Economy,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cyc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ntributing facto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re theoretically explored and analyzed with concrete evide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nder the impacts of various factors, China’s economic cycle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ies of fairly weak fluctuation and of fairly strong growth and stability. Outside impact is the initial reasons of China’s economic cycle to appear, and inside conduction mechanism is the reason that China economic cycle possessing endogenous and sustained properties. When analyzing the outside impact, the article observes and studies the practical factors that make exogenous variables bring the outside impact and lead outside variables to change. When analyzing the inside conduction mechanism,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endogenous and sustained properties of China economic cycle using multiplier—acceler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se views a policy proposal to iron smooth the economic cycle is put forward.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4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

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代理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代理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代理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代理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

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核心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核心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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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卫中，2002：《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金融理论与实践》第10期。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论文 篇5

摘要：说起中国的经济腾飞不得不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文拟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简要论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与问题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波澜壮阔，成果丰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改革开放的潮流势不可当，成就非凡。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关键性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要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科技、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公开。

4.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推进国有农场、林场管理体制改革。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1.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经济地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余年实现了年均增速９．８％。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就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改革以来，我国就业总量几乎成倍增长，从总的趋势看，不仅控制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而且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连续５年实现了失业率的下降，实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的转移。在国际收支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改革以来，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由１９８２年的６２．９１亿美元增长到２０12年的4228亿美元。

另外，在物价方面，实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低度通胀（多数年份）或中度通胀（少数年份）。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转轨，随着消费增加，投资增加，一般都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我国则实现了低膨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和成就。

2.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首先变现为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来源。1978年－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6977元。其次，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长到184元。但2011年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9968元。再次，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的提高，也是居民物质生活提高的重要指标。1978年－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0.4％，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二者分别下降了27.3个百分点和21.2个百分点。

另外，住宅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居民现代交通通讯的广泛运用以及交通通讯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比重的提高，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闲暇时间大幅增加，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等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3.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产品产量、受高等教育人口总数、进出口额、消费额等均居世界前列。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一度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股不容小觑的新兴力量。

概括以上所述，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是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6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总体分析》学习心得

２０１１年，面临一系列风险和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取得系列重大成绩，风景这边独好，出尽风头。２０１２年，中国面临世界经济大环境依然不景气、国际安全环境依然不稳定的局面，领海争端不断呈现，似乎有俞演俞劣危险，国内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社会矛盾，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腐败问题等层出不穷，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争议，“十八大”即将召开，确保政权平稳交接给我党带来较大压力和挑战。因此，２０１２年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中央政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采取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等方面的果断措施，确定了７.５%增长目标，慎重谨慎。应该说确定的目标很低调，举措也很有针对性，是经过深刻深思熟虑的，只要工作能够按照这个思路抓下去，一定能够破浪前行，诸多矛盾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但目标能否实现、任务能否完成，我想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担忧。

一、如何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３０多年的较快增长。今年，中央政府根据当前形势和改革任务，提出了７.５%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说中央政府是理智的，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合理的增长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过快增长会导致泡沫和通胀，也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但经济增长过慢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诉求存在很大差异。多年的实际数据表明，中央政府确定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长目标相比都要低。现实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会让地方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积极性高涨，而在放缓速度方面会情绪低落。全国各地区域发展差异较大，作为地方政府希望经济增长越快越好，这样可以迅速做大经济蛋糕，增加财政实力，迅速改善民生，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愿望更加强烈，会不惜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千方百计扩大投资、大干快上，实现本地区经济问量的增加，这可以从各个地方政府确定的“跨越崛起”的发展主题略见一斑。如２００８年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应对冲击，此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普遍高涨，出台众多激励措施，增加投资，积极与中央政策保持跟进，在国际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逆转。但尤此带来的后果，却是物价飞涨、产业雷同、增能增排、破坏环境，背离科学发展轨道。因此，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冲动，确保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走向科学发展轨道这一问题应该加以研究和解决，否则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很难实现。中央政府应该在加大对地方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的同时，还应完善配套政策，有针对性的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激励地方政府理性发展经济，真正做到科学发展。

二、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３０多年的经济增长让我们国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经济总量跃上全球第二，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国强同时，民富并没有跟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国力相比差距较大，这从２０１１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３５.６%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以看出。而且基尼系数2010年已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加上社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导致整个国民社会普遍仇富仇官，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所以政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更应该分好蛋糕。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国家正着力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大了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保障制度的建设，努力改善民生。这些政策是人民的福音，而且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的群众的福音。但力度还不够。中国人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悬殊过大，地位不均等、机会不均等，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大，执政党就会丧失威信，出现社会动荡。当前，应该更加注重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加大反腐力度，改善权力运行机制，要让每个国民有机会、有能力实现财富、地位等方面的需求，让国民有社会归属感，平抑国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群众的失落、偏激等情绪。

三、如何破除发展壁垒，有效推进改革的问题。

发展要求持续不断的改革。改革就要解决矛盾，破解壁垒，但必然要触及利益、触及矛盾，会遭到阻碍和非议，甚至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荡。朱镕基总理当年进行的国企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巨痛经过多年的疗伤至今未见痊愈。所以改革的任务艰巨、难度很大，以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都很难预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刮骨疗伤。在改革方面，必须要敢于顶针碰硬，勇于进行到底，只有动真格，才能出实效。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但从这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效果看，改革说的多但做的少，过多的强调社会稳定而忽略了社会进步，过多的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政治发展。从2003年以来，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只是暂时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许多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化解，相比较而言更加复杂，更加多变。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7

(一)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一是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均受到了战争严重的冲击,世界各国纷纷在战后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渐渐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相随,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联盟三大区域合作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想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从而实现规模效益、优势互补。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只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缩影。

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设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战略设想的指导思想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以先发展起来的经济辐射力量带动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实践证明,在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公平”的缺失已经带来严重后果,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在拉大;地区间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这种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样一种不均衡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做了说明:“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做到共同富裕,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主席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和谐社会》中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党全国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其中之一就是统筹区域。而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其应有之意包括国家整体的和谐,也包括不同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

(二)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界定的依据

“协调”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协调可以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如“和谐”;其二,协调也可以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如“同心协力,互相配合”。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1)劳动地域分工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地域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经济活动按地域空间进行的一种分工形式,分工与合作相互依存、相互给对方以保障与促进,并通过分工与合作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其直接原因是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经济结构、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比较优势,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最佳的整体效益和个体效益。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告诉我们,为了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与个体效益,区域之间必然进行分工与合作;与系统理论一样,该理论强调合理区域分工的前提是区域之间的相互开放。换言之,良好的区际关系必然体现为区域之间相互开放与合理的分工及合作。

(2)系统理论。系统理论认为,在世界空间经济系统里,各国、各地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启示在于,各区域之间必须协调运作、共同发展,以获得系统原理中的“达到功能最优”、“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等效应。各区域都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而形成系统,使区域之间经济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而必然地彼此依存和相互联系。因此,各区域均有义务共同努力、发展自己、协同与配合“他人”,以谋求自己在共同的发展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各区域之间不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都处于其上一级区域所构成的系统整体之中。在这样的系统整体里,所有区域都已成为其上一级区域的子系统,即把一个区域看作一个系统,则其第二层次上的区域单元就是其子系统。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无论区域怎样划分,也无论区域范围的大小,区域经济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子系统或组成要素。因此,上述对系统协调的分析完全适用于区域经济系统。那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包含哪些内容?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中,区域之间有那些方面需要协调?显然,作为复杂系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很多。如前所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由此得到的每一个方面,只要能够相对独立,就可以而且应当构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一个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可以大致把其分为区域总量结构协调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两个方面。

(1)区域总量结构的协调,即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协调和发展速度的协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在区域间总量比例上要兼顾效率目标与平衡目标,实现区域经济趋于高水平良性循环发展。既不能为了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投资效益的最优化,置最低限度的平衡于不顾,也不能以牺牲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为代价,强制实现区域平衡。正确的选择是把区域间经济水平的差距保持在既能维持全国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较高效率,又能保证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范围内。

(2)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区际产业结构的协调。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是指区际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要按照合理组织地域分工、发挥地区优势的原则进行,要放弃建立自成体系、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区域国民经济体和工业体系的思想,消除严重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引导和促使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形成合理的区际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其二,要素区际流动的协调。即努力消除阻碍区域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通过积极培育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和法规,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实现区域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

3、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界定。

根据前述分析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并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义为: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这个定义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界定为“状态”和“过程”。从“状态”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体现为: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密切、区域分工合理、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从“过程”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体现为: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向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显然,“过程”反映了协调的程度。协调发展的实现目标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与良性互动”。

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因为由于区域各组成部分自然位置不同,资源占有不同,生产要素的质量不同,中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为非均质的地域空间,客观上存在着自然形态上的区域差别,这就为区域不平衡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如缺乏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协调,任其发展,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失衡现象会愈益严重,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其次,因为区域关系是互为依托、互为需要的关系,没有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就没有和谐的区域关系以及区域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各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均衡发展状态,这种相对均衡发展状态主要体现在区域各构成部分、各构成系统均能从自身条件出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合理分工,共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包括国家和社会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进行的调节、引导。通过调节和引导,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各个部分、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有序、高效运行,以达到区域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题中的应有之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实践

自2004年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启动后,经过“9+2”(即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加香港、澳门)各方共同努力,目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经制定一系列合作机制,并得到较好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连续性,合作成效明显:

一是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和CEPA,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港澳繁荣稳定。全面开展与港澳在经贸、服务业、零关税商品、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密切了港澳与内地的联系。泛珠合作启动以来,曾荫权、何厚铧行政长官分别率领政府和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泛珠所有内地省(区),增进了港澳对中西部地区的了解,推动一大批港澳企业到内地省(区)投资发展。内地各省(区)也纷纷到港澳举办投资推介活动,借助港澳的国际平台“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2006年,香港、澳门与内地九省(区)的进出口额为1215亿美元,占内地对港澳贸易额的72.1%,增长24.9%。借助泛珠合作平台的强大推动力,香港进一步巩固了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地位,澳门进一步巩固了国际旅游中心、区域性商贸平台的作用。

二是积极推动优势互补和上下联动,促进了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合作各方以加强泛珠合作带动东中西部的联动发展。(1)以推动产业转移为途径,优化东中西部产业布局。仅在第四届洽谈会上广东就签约产业转移项目233个、投资总额246.55亿元。湖南实施泛珠合作项目7500多个,引进资金年均增长50%以上;江西与泛珠省(区)签约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869个,实际引资532亿元,占该省实际引资的40%以上。(2)各省(区)积极推进跨区域的高速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及能源项目规划建设,内地九省(区)分别与铁道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交通部编制印发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纲要》。黔滇、滇川跨省高速公路加快建设,贵阳经桂林至广州的高速公路贵州段国家已批准立项并开工建设,厦深、向莆铁路建设的前期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区域内实现粤桂滇黔四省(区)500千伏输电线路联网,“西电东送”输送能力超过1200万千瓦。(3)建设公平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内地九省(区)工商、税务、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知识产权、反走私、金融以及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采取清理有关法规、加强执法合作等有力措施,初步营造了公平、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促进了企业的跨省(区)发展。

三是不断丰富和拓展合作内容,推进了泛珠区域和谐社会建设。合作各方积极拓展区域内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文化科教、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卫生防疫、劳务输出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努力以合作促民生、以合作促和谐。此外,合作各方还联合举办汽车集结赛、旅游推介大会、文物展览等各种活动,推动泛珠合作走进普通民众生活、惠及各省(区)民众。

四是促进了云南对外经贸交流以及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经济联系。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启动以来,一方面,云南凭借自身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从不同层面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使云南获得了比较实在的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的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云南作为泛珠三角区域通往东盟和南亚各国的陆路大通道,作为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合作的桥梁和平台,促进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云南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如矿藏资源、水能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和特色(烟草、花卉、茶叶、蔬菜)产业,促进了云南与泛珠三角区域其它地区的经济联系。

(二)进一步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

一是在合作目标上,应注重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紧扣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辉煌成果,不仅为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未来发展而言,应确定好未来的战略取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合作与发展战略、操作体系,才能确保合作与发展的长盛不衰。在合作目标上,应注重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合作的战略决策与实施的本质与目的就在于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目标的规划上,应将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作为合作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共同建立一个资源自由流动、价格信号真实的统一市场和一体化经济。

二是在合作项目上,应注重按阶段、分步骤有重点逐步推进。第一届泛珠合作与发展论坛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从总体和宏观上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做出了规划,标志了泛珠合作正式启动;第二届和第三届泛珠合作与发展论坛主要侧重于商贸、劳务、交通、能源、旅游等方面,签署了这些领域的一系列协议和规划,使合作机制进一步健全,而目前合作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基础设施、交通、旅游、商贸等方面。当前,应该重点关注产业转移、劳务合作、扩大西南开放等方面,应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如在劳务合作方面,应在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引导农村劳动力有组织、有信息引导、有维权保障地外出务工,不断增强转移就业的质量与稳定性;积极推进“政府搭台、企业进农家、农民得工作”的招工用工模式。

三是在产业转移方面,应注意不断降低产业转移成本。包括降低产业链对接及交通环境等“硬成本”,以及改善就业、教育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思想观念等软环境从而降低“软成本”;还应建立产业转移基金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区域整体产业转移提供有力支持,为产业转移利益分配的不均等提供调节帮助;还应建立良好的产业转移互动机制,注意适时转移,同时注意及时承接,这样才能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四是在扩大西南开放方面,应联手打造云南桥头堡。注重调整泛珠三角对东盟市场和南亚市场及世界市场的贸易结构,推动泛珠区域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一体化,扩大与东盟和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经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拥有异质性区域合作的突出优势,拥有合作各方实现共同利益、加快发展的牢固基础,拥有联结港澳、促进港澳经济繁荣的独特作用、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天然机遇。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各方应高度重视胡锦涛主席2009年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重要指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当前,应着重研究如何与云南联手打造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通过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城市昆明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综合枢纽基地建设,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共享桥头堡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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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大道.地区合作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J].地域研究与开发, 1998,1

[3]、高志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述评[J].当代财经, 2002,5

[4]、陈秀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建立区域互动机制[J].党政干部学刊, 2006,1

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 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法；实施问题；理论；检视；思考

一、对经济法实施问题进行研究和评述

观察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和变迁，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法实施问题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进步。我们可以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述：

1.有关经济法实施的定义和特点

（1）定义：我国的经济法实施其实就是经济法的主体对经济法规范的贯彻执行，就是把经济法规定的权力和义务变为现实的权力和义务，从而实现了经济法价值。其中主要有对经济法的遵守、执行与适用等环节。

（2）特点：第一，经济法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第二，经济法具有非常独特的行政性。第三，经济法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第三，经济法具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性。

2.影响经济法实施的主要因素或者障碍

在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起到了阻碍的作用。由于经济法实施的机构不独立，而且没有科学的机构分工，在实施程序上也不完善，人员的素质比较低，监督不到位，因而就对经济法实施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3.经济法遵守环节

在经济法实施系统中，经济法的遵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只有遵守经济法规范，才能使经济法的目的得以实现。遵守环节是其他环节的基础，只有这一环节做好了，才能够保证经济法实施顺利进行。

4.经济法执行环节

因为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性和行政主导性，这就决定了行政执法对经济法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有关经济法的司法适用机制

司法中的裁撤问题、可诉性问题和诉讼机制对经济法都适用，这说明司法中的一些规定对经济法同样适用。

二、完善中国经济法实施机制的若干思考

经济法实施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现在已有的发展成果，并对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探索，从而有效的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为促进经济法的发展而不断努力。羡慕就如何完善中国经济法实施机制做如下思考和探索。

1.对经济法的社会认同和遵守的思考

法的遵守指的是法的主体按照法律规范自觉的进行活动，依据法的客观要求来指引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法律的现实社会关系。法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求自觉遵守，也是法实施的正常程序。具体到我国的经济法的实施来说，最为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法所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及其实现的特色方式，还没有完全被广大的社会公众和组织认同和遵守。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广大民众理想化的经济法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很大的区别。广大的公众理想中的经济法大都停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认为经济法就是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把经济法和法律混同。这种观点并没有因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有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是极其漫长的。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为成熟和科学，社会公众利益或者是整体利用发展趋于清晰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所承担的利益关系和实现的方式还没有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目标所衔接，还有很大的脱轨。要想改变社会公众对经济法的误解，需要各界的人士继续努力。

第二，经济法在立法上和司法上还没有很好的衔接，甚至是严重的脱轨。经济法在我国自产生之日，到不断的发展都掺杂着立法机关，都受到立法机关的影响。经济法现在已经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成为法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经济法的立法确认和发展并不能与司法认同同步发展。而且，经济审判庭在中国存在了二十年之久，一下子从民众中淡化，这就使得根基不牢固的经济司法支撑面临艰难险阻。这就告诉我们经济法还没有获得司法机关的广泛认可，广大的民众对经济法不情绪的认识变得更加的模糊。因此，司法机关一定要打破法律部分和诉讼体系的划分，要让司法对经济法认同，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尽快完成。

2.对经济法的作用边界与行政执法方面的思考

行政执法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已经受法律委托的组织和公职人员，按照法定的权力和程序，对法律贯彻实施的一系列活动。最为普遍最为广泛的法律实施活动就是行政执法，法律的实现也是主要靠行政执法来实现的。作为经济法，最为主要的执法主体是那些有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规划职能的行政机关。所以，这些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对经济法的实施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些行政机关的状况是不尽人意的。

第一，这些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没有力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执法的及时性，另一个方面是对违法者追究程度。及时性就是对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及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责任追究程度就是对违法者的处理，是严惩还是纵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违法者对直接利益相关者是一种侵害，还对整个的市场秩序也是一种侵害。因此，就必须使违法者付出代价。可是，我国经济法治的一个顽症和痼疾就是执法力度不够，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低，不足以给违法者以警示。违法者通过违法得到的利益远远高于违法遭受的损失，这个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二，经济行政执法不恰当。主要体现在执法消极、执法越权和执法滥用。依照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行政执法从开始到结束必须在正常的法治轨道上行进。如果偏离法治的轨道，就代表着对法治原则和规范的破坏和背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国的经济行政执法机关总是对有利于自己部门利益的事情管的多，而对对自己部门没有利益或者很少利益的事情管的少，甚至不去理会，从而就会使得政府和市场失灵。因而，必须使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历史任务，也是时代的要求。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法实施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和公民共同努力，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法实施体系，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早日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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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飞虎.中国经济法实施若干问题[J].现代法学，2013，05期：61-67.

[3]鲁篱.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检视与前瞻[J].现代法学，2013，第4期：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