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共8篇）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1

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一、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

1．积极倡导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相统一，为企业发展培育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日本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突出强调五点：一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切实实现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二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外在表现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商品和服务。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繁荣。四是遵守法律法规，做到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信息，保证经营活动的公开和透明。五是把企业发展同造福人类、保护环境、建立循环型社会统一起来。

2．把企业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统一起来，特别注重建设人企合一的发展团队。19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处于缓慢增长期，即使在企业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仍然坚持以“年功制”为主的分配模式，较好地保持了员工队伍的稳定，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如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一直坚持“力争做一个能够保证雇佣的公司”宗旨，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经营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通过限量招工、内部转岗分流、对部分员工进行再培训，尤其是通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措施，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3．努力做到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培育支撑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文化力量。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在40年以上，有的长达百年。如资生堂株式会社已有133年历史，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已有87年历史。这些企业长寿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不断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和占领市场制高点的同时，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企业发展既植根于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之中，又能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创新。通过创新，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

4．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把宣传产品与经营“文化”相统一，培育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企业在宣传产品的同时开始经营“文化”。一是非常重视产品和企业形象的宣传。

企业设有规模较大的宣传部门、企业文化部门或形象策划部门。二是对文化进行战略投资。资生堂早在1919年就在东京的商业中心设立画廊，免费为世界各地的未成名青年画家、摄影家提供展出作品的场所，并聘请一批艺术家到公司从事形象设计与宣传工作。目前已有5000多位艺术家在此展出并留下大批作品，资生堂也在形象宣传中创造了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资生堂的文化资产，并随着这些艺术家知名度的扩大而不断增值。

二、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启示

1．把企业文化建设看成是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

企业文化是除人、财、物之外的第四种重要资源，中国企业要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内容，提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的自觉性。

2．把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考虑。

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矛盾并不突出。日本企业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积极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对当代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当前，中国企业面临构建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社会）、企业与环境、员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六种和谐关系”的难题，频繁的矿难、紧张的能源、环境的污染等都说明和谐的企业文化理念还未建立起来。因此，中国企业应更加重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不断优化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和员工身心的和谐发展。

3．处理好企业形象塑造（ＣＩ）战略与顾客满意（ＣＳ）战略的关系，提升企业的形象。许多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多已实施了ＣＩ战略，有力地提升了企业自身形象，但对顾客满意（ＣＳ）建设方面重视不够。ＣＳ战略在日本企业已经被广泛实施。有的企业在经营理念中提出“洞察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就是深入到顾客的内心深处，去发现连顾客自己也还没察觉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其变为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给顾客以惊喜，继而创造新的需求。随着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导入ＣＳ战略是一种趋势和必然。目前，中国企业应该对实施ＣＳ战略进行认真研究，择机导入广泛实施这一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品牌和形象的新提升。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2

一、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的特点

1. 考试对象的改革:从注重学习经历到强调发展潜质

“国考”改革之前, 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可以先就业, 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后再向有关机构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大多一经申请即可拿到教师资格证。

“试点工作启动后, 即2012年及以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生, 申请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1]。”这个规定打破了延续11年之久的师范生的“特权”, 所有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说明, 国家统一的教师资格标准已经从原来的注重专业学习经历转变为强调专业发展潜质。淘汰部分不适合教师职业要求的师范生进入教师队伍, 吸收部分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非师范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 择优选拔乐教、适教者, 给予教师资格, 这对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大有好处。

“国考”取消了师范生的“免考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专业学习经历不等同于专业发展潜质”。审定幼儿教师资格关键在于考查考生的专业发展潜质。潜质是指潜在的素质和能力, 教师专业发展潜质, 是从业前不一定表现出来, 但在从事教师职业的过程中能够得以体现和发展的能力, 它不仅在于原有的学习经历和经验,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职业意向、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这在芬兰的师范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举行一次的“国际学生评量计划”中芬兰闻名世界, 陈之华在《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一书中谈到了芬兰的师范教育:“她们认为整个芬兰所需要的教育系的学生, 足以被训练与教导成为芬兰未来三四十年的老师。她们所需要的不是只会念书、考试, 却不问世事、不知与人相处的乖学生或成绩好的学生, 而是有思想、有能力、有见解、有自信、有互动力、有包容力, 而且还必须是可以再塑造的孩子……在目前, 芬兰教育体系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先要找到真正具有‘好老师’特质的学生[2]。”芬兰的师范教育关注的不是学生原有的学习经历或者学习成绩, 更加关注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可以“再塑造”成未来“好老师”的专业发展潜质。“国考”在考试对象方面的改革也反映了我国师范教育在这方面的需求。

《浙江省2012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简章》 (以下简称《浙江2012简章》) 明确指出, “国考”的目的是“通过实施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考查申请人是否具备教师职业认知、基本素养、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潜质;进而严把入口关, 择优选拔乐教、适教人员取得教师资格”。教师的职业道德、心理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 以及教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虽然和教师的学习经历有一定关系, 但和个体的素质及潜能相关度更大。相比于专业学习经历, 教师的专业发展潜能更能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成为教师的基本素质, 更能预测一个人是否能够胜任并坚持在教师岗位。

2. 教育内容改革:从注重理论知识到关注基本素养

“国考”改革前, 浙江省的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只考“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两门基础理论课程, 不关注申请者的整体知识结构。改革之后, 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的科目则统一为“综合素质”和“保教知识与能力”, 兼顾了申请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两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革是将原来的“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两个科目合并成了“保教知识与能力”一个科目, 同时增加了考查考生综合专业知识、通识性知识、能力的“综合素质”科目。具体考试内容包括职业理念、职业规范、基本素养、学前儿童发展、学前教育原理、生活指导、环境创设、游戏活动的指导、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教育评价10个方面。其中基本素养方面要求:了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 熟悉常见的幼儿科普读物和文学作品, 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具有较好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信息获得与处理能力[3]。可见, 改革之后, 教师资格证考试既关注申请者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 又关注申请者基本素养的高低, 而其中最为关注的当属通识性知识的掌握情况。

通识性知识不仅是申请者自身的素养, 更是成为幼儿榜样的基础。好奇、好问是幼儿性格特征之一, 儿童的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经常要问许多个“是什么”和“为什么”, 而且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人记录了一个4岁儿童一年中提的问题达4 000多个[4]。幼儿必然是好奇、好问的, 面对这样的教育对象, 虽然人们也希望通过一些“间接”的回答技巧促使幼儿自己去思考, 但无可否认的是, 幼儿对那些“无所不知”的成人会充满崇敬和佩服, 从而“亲其师, 信其道”, 更加容易接受成人的教育。因此, 幼儿教师虽不一定要当“百科全书”, 但幼儿教师基本素养的提升实属必要。

3. 考试方式的改革:从注重理解记忆到重视应用能力

浙江省教师资格证考试一直以来沿用的都是“笔试+面试”的方式。2011年下半年, 改革之后的首次考试则采用“‘综合素质’机考+‘保教知识与能力’笔试+面试”的方式。2012年上半年起浙江省完全取消了笔试形式, “综合素质”和“保教知识与能力”两个科目采用机考。关于参考教材, 原省组织的教师资格证考试有指定参考教材, 且报名的考生必须参加由当地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考前培训。全国统考则没有指定的参考教材, 也不组织考前培训。

改革之前, “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两门课程的考试以机械记忆的内容为主, 每道题目都要根据指定教材的思路去回答, 而且因为命题是题库组卷, 考生要对教材非常熟悉才可, 这样的试题更多考查的是考生的理解记忆能力。“国考”不设指定教材, 在《浙江2012简章》中就明确指出, 不会考查“死记硬背”的“知识”, 而要“强化能力考核”, 这就意味着试题内容要么是纯开放式的, 没有标准答案,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自圆其说;要么就是有绝对标准答案的, 不管哪本教材, 哪个学者都会给出统一答案。这样的试题, 更多的是考查考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国考”考查的应用能力包括: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比如材料分析题等;语言表达能力, 比如写作题、面试中的结构化问题和答辩等;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比如活动设计题、面试中的备课试讲;采用机考之后, 考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文字录入能力等。

从注重理论知识到关注基本素养,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选拔师范生只重视专业基础, 忽视知识结构的弊端, 促使师范生重视自身知识结构的优化;从注重理解记忆到重视应用能力, 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师范类学生教育专业知识基础和能力不扎实, 靠突击死记硬背“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两门课程来获取教师资格证的可能性。这样两者结合, 就可以更好地实现从注重学习经历到强调发展潜质的转变, 从而更好地确保教师队伍的素质。

二、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对幼儿教师职前培训的启示

1. 强化专业精神

师范生享有教师资格证的“免考权”, 这是对他们学习经历的一种肯定。先不论在当前大环境下学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学完、考完、忘净”的情况, 又有多少师范生是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呢?如果一张资格证既不能反映持有者的从业能力, 又不能体现持有者的从业意愿, 那么, 这样的资格证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国考”取消了师范生的“免考权”, 设立了统一的考试标准, 提高了考试成本 (考试难度增加、考试费用提高) , 每一个申请者都会事先考虑一个问题“我想当老师吗”, 只有对这个问题有了成熟的思考答案之后, 他们才会选择去参加资格证考试, 这就保证了所有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人员首先在心理上是“乐教”的。“乐业”才能“敬业”,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教师队伍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 幼儿教师职前培训首先要强化学生的专业精神,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2. 重构课程体系

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 改变过去只考“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两门课程的“传统”, 转而关注申请者的综合素养, 幼儿教师职前培训应根据这个特点重构课程体系。幼儿教师职前培训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模块:一是专业理论课程, 包括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园环境创设、幼儿园游戏理论与指导、幼儿园卫生学、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等;二是技能培训课程, 包括唱、弹、画、跳等幼儿教师基本技能的培训;三是实操训练课程, 包括见习、实习、活动方案设计、主题教学方案设计等;四是基本素养模块。尤其第四模块, 在现有的幼儿教师职前培训中很少出现, 更需要引起重视。

3. 明确技能标准

在幼儿教师职前培训中历来有“理论课程”和“技能课程”孰轻孰重之争, 其实对于幼儿教师职业来说, 这两类课程都同样重要, 不可偏废。“理论课程”主要指上述课程体系第一模块的内容;根据“国考”的考试大纲, “技能课程”除了唱、弹、画、跳之外, 应该还包括说 (讲故事、说课、与人沟通等) 、写 (写作、写评语等) 、做 (做课件、做手工等) 等技能。“理论课程”的评价标准较容易掌握, 根据教学大纲或者考试大纲设计一些题目即可衡量。在当前社会各种技能考级热的大环境下, 幼儿教师职前培训中“技能课程”的标准应该如何定呢?对大多数想成为“未来幼师”的学生来说, 并非能考到的级别证书越高越好, 而且也不可能要求学生在每一项技能方面都能精通。因此, 在职前培训中, 应该根据幼师岗位需求设定“技能课程”的最低考核标准, 然后再鼓励在某些技能方面有特长的学生精益求精, 即对学生的技能要求应该是“够用+特长”。

4. 重视实践教学

教育教学能力对“准教师”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国考”将原“省考”中只在面试中要求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也纳入了考试环节, 因此, 教师职前培训必须更重视实践教学。这可以从几方面去努力:一是案例教学, 可以通过分析各种幼儿教育教学案例拉近学生理论知识学习与现实应用之间的距离;二是见习和实习, 让学生在幼儿园的现实环境中感受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三是创建微型课堂, 提高“准教师”的教学能力;四是给学生创造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机会, 可以因地制宜, 让“准教师”主动为社区孩子或者职前培训机构的教师的子女组织亲子活动。在这种活动中, “准教师”们可以卸下案例教学中“旁观者”的冷静, 改变见习和实习中的被动, 弥补虚拟微型课堂的不足, 在真实环境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

教师资格证考试从“省考”改为“国考”是发展趋势, “国考”相对“省考”的种种变革对幼儿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对幼儿教师的职前培训提出了新任务。分析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的内容和要求, 可以为幼儿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1年下半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z jedu.gov.cn/gb/articles/2011-10-16/news20111016111411.html, 2011-10-16.

[2]陈之华.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62.

[3]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及大纲 (试行) [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6.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3

一、美、俄军队改革的主要举措

（一）压缩军队规模

在以新军事变革为主导的多种因素的推动下，美、俄两国积极调整军事战略，对原有的军队规模进行大幅度改革。一是缩减规模提升质量。这一时期美军陆军减幅最大、空军次之、海军最小，意在打造一支“小、快、灵”的新型军队，即军事反应速度进一步加快，作战形态将更加“轻巧”，军队建设质量明显提高，到20世纪末美军总兵力为139.58万人。俄军20多年来先后进行了五轮大幅度改革，特别是经过2008年“新面貌”全方位改革，使军队编制数量压缩到100万人左右。二是推进军队向信息化建设转型。美军全面转型从20世纪末开始并把其视为推动军事发展的第一要务，经过几年的论证探索开始进入全面具体实施、向纵深发展阶段。俄军经历了一场涉及国防领导管理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军队动员与补充体制、军兵种与部队结构体制、后勤保障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军队建设转型，使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得以理顺，军区数量由8个裁减至6个再到4个、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成为现实，军队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二）完善指挥体制

建立集中统一、精干高效、“扁平网络化”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美、俄两国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的重要目标。一是实行军政军令分立。为追求作战指挥体制的精干、高效，美、俄采取了在一定层次上将负责军队建设的庞大军政系统与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令系统分开的做法。如美国对其军事统帅机构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军令与军政分权并立。俄罗斯也把改革统帅机关放在重要位置，重点是提高总参谋部的战时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二是减少指挥和部队层次。美军已取消集团军的层次，部分集团军兼战区陆军司令部并由战区陆军指挥到师。美空军的13个司令部调整压缩为8个，由航空队直接指挥联队或大队。2010年9月俄军撤销原有6大军区组建西部、南部、中部和东部4大军区。俄陆军还完成了由“集团军一师一团一营”体制向“军一旅一营”体制过渡。三是改革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立诸军种联合指挥机构。美、俄均把战区作为联合指挥体制建设的重点，赋予战区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根据战场变化实时决策、实时指挥。四是建立横向一体化扁平结构的指挥体制。美军通过横向一体化技术使司令部与各个作战部队以及各个作战部队之间实现横向联网。俄军则以地区联合司令部统管除战略核力量之外的所有军兵种及边防内卫部队，以代替重叠交叉的军区指挥机关，显示出指挥体制正向层次减少、横宽纵短方向发展的总趋势。

（三）优化军队结构

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实施的联合作战，是陆、海、空、天一体的多维作战，而拥有制信息权、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又是取胜的关键环节。因此美、俄注重调整军种间的关系并提高高技术军兵种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改变武装力量构成。美、俄军队中现役兵力的比例逐步下降而预备役兵力的比例将有较大幅度上升。在调整军种结构上，美、俄两军分别调整了陆、海、空三军兵力的对比关系，同时发展军事航天力量和信息作战特别是网络作战力量。美军对原来划分的陆、海、空、战略核力量进行重新组合，增加军事航天、电磁对抗、网络空间信息对抗系统等高新技术兵力。俄军由最初沿用苏军的战略火箭军、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组成的五大军种及其所属兵种构成武装力量，变成陆军、空军和海军三大军种和战略导弹兵、空天防御兵和空降兵3个独立兵种。二是调整作战部队结构。在军种内部的兵种结构上，火力、突击力强的兵种继续受到重视。美、俄把陆军航空兵归到了师（旅）一级，使陆军航空兵在陆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的比例上，战斗部队的比重减少，作战保障、勤务保障人员所占比重上升。在保障部队中技术保障兵力增加，其他保障兵力减少。三是成立新的军兵种部队。美、俄不但发展军事航天力量，还出现了网络部队、深海部队、机器人部队等新的兵种和部队。美军加强了航天部队建设并新组建了数字化部队和网军。在网络作战力量方面扩大网络空间司令部员额，组建133支网络战分队。俄军按未来战争的要求优先发展战略核力量和空天防御体系并开始筹建网络战司令部。四是组建一体化部队。一体化部队比合成部队的合成度更高、内部结合更紧密、协同作战能力更强、整体威力更大，并将由兵种合成向军种合成过渡。美空军已组建由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运输机等机种组成的混编联队。俄军拟组建的机动部队横跨了三个军种和一个独立兵种，包括陆军的摩步师、坦克师、特种旅、火箭旅，空军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团，海军的陆战营和空降师。

（四）改革训练体制

冷战后美、俄两军着力提高部队教育训练效率和质量，不断完善军人教育培训体系，进行军事院校整合，积极与外军开展联合作战训练。一是开展训练革命。海湾战争后美军把变革的注意力放在运用高新技术上，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数字化仿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训练，模拟训练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即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解决作战训练的“真实”问题，借助网络技术解决部队训练的“规模”问题，借助建模与数据库技术解决作战对象与冲突模式的“不确定”的问题。俄军主要是针对俄格冲突中暴露出的问题增强实战化训练内容加大实战化训练力度。二是进行军事院校整合。俄军军事训练改革是与体制编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主要是整合高等军事院校，为建立一支新型的职业化军官队伍，俄军将原有的65所军事院校整合为10所综合性高等军事院校。

（五）革新后勤体制

美、俄军队强调强化集中统一指挥，推行“聚焦式后勤”指导下的军事后勤变革，推进后勤保障体制向包括社会化保障在内的联勤体制方向发展，使整个后勤大系统有条不紊地灵活运转。一是改革后勤体制，推行“聚焦式后勤”指导下的军事后勤变革。冷战结束后，美军在作战任务上由对付全球战争转向对付战区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力量使用上由“前沿部署”转向“前沿存在”及“兵力投送”，在作战空间上由传统地域作战转向全空间同时作战。二是推进后勤保障体制向包括社会化保障在内的一体化联勤保障体制方向发展。美军设立的国防后勤局、国防财会局、国防给养局和军事运输司令部等。俄军也加快推进三军统一联勤的一体化后勤体制改革进度，后勤改革涉及完善后勤物资供应保障体系和大幅度提高军人福利待遇。

（六）改革兵役制度

美、俄两国大力推进兵役制度改革，目标是最终实现军队职业化。美军积极改革兵役制度，使服兵役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就业选择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使服兵役成为有经济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创造职业发展机会使服兵役成为有社会升迁潜力的事业选择，建立士官培训体系使服兵役成为有深造可能的教育选择。俄罗斯现行的兵役制度是义务兵与合同（志愿）兵相结合，目前正在向合同（志愿）兵役制过渡，最终是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

二、美俄军队改革的主要特点

（一）以军事革命方式全面广泛深入推进军队改革

军事革命的实质，是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战争形态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美国力求以军事革命的方式全面推行这种转变，从而保持与扩大其在军事领域的优势。因此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与新观点，把推行军事革命当作指导军事改革的总纲领。尽管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不断推行军事改革，但这些军事改革始终没有脱离裁减军队员额与合并重组的传统模式，保持了陈旧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武器装备体系、军事训练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等，直到2008年8月的俄格冲突之后俄领导人才正式启动了新一轮脱胎换骨性的军事改革。

（二）军队改革的重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西方发达国家军事改革最初从减少数量开始，随着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的重点也从减少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美、俄在减少陆军传统兵种的同时增加技术兵种的数量优先发展海空军，增加海空军在军队中的比例，更多地吸纳高新军事技术，提高军队的技术含量。俄罗斯从1997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总目标是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和高度职业化的现代化军队。俄罗斯大幅削减军队中的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等文艺机构，如驻扎在莫斯科郊外阿拉比诺的著名骑兵团被缩减，军队内部的记者、学者、医生、律师、后勤军官，以及其他与作战训练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军人也被撤销编制。

（三）以理论引导军队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启动改革前和实行改革中，美、俄两国都比较重视理论准备工作。美国通过官方文件明确军事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和方法，对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理论指导。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利用总统的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参联会主席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国防部长的年度《国防报告》等重要文件向社会和军队灌输与军队改革有关的理论。此后美国又集中发表了《2010年联合构想》、《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国防的转变：21世纪的国家安全》、《国防改革计划》等重要文件为实施改革提供了行动纲领。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假如明天战争来临》、《国家安全新论》、“非传统战争理论”和“第六代战争理论”，以及“空天战役理论”、“信息心理战”等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理论成果在俄联邦新军事学说等法规文件中多有体现，对俄军的改革和建设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从顶层设计军队改革

顶层设计是对军事改革的目标、方针、措施、步骤和组织保障等问题的全面筹划。美军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目标与任务制定近、中、远期相衔接的军队改革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各领域、各系统的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使改革在计划主导下有步骤地扎实推进。1993年俄罗斯就制定了《武装力量建设构想》，并成立了军事建设委员会和军事财政与经济保障委员会。

（五）军队改革注重长期规划、系统综合和分阶段实施

美、俄两国的军队改革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注重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和随意性。1999年美颁布了《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参联会发布了《2020联合构想》，对各军种转型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俄罗斯于1997年开始制定跨世纪“军事改革计划”，把完成期限定在2005年。在改革过程中，美军大体上形成了“论证—定型—试点—推广—反思—优化”的流程。俄罗斯军队的前期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从 1997年到2000年，第二步从2001年到2005年，主要任务是确立合同兵役制。对于2008年后俄军“新面貌”改革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规划改革将为期12年，到2020年完全实现军队的现代化。

（六）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对军队改革的阻碍和破坏

军队改革是大范围的利益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如美军在新军事变革之初各军种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缺乏统一的规划，导致资源的浪费。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变革极有可能在各军种内部的冲突中夭折，因此要求各军种以大局为重，从联合作战实际需要出发，按联合作战的需要改革部队体制编制。2005年俄军出台以战区指挥体制为核心的军事改革构想后立即遭到了强烈抵制，遇到了来自俄军内部的巨大阻力，导致调整改革一度举步维艰，但在普京的强力干预下局势很快向好的方向发展。

（七）通过军事立法为军事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美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一尼科尔斯法案》就是为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的法律保障。俄军改革的曲折历程更是反证了军事立法并依法行事的重要性。2005年以前俄军高层特别是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权力斗争曾经严重阻碍了俄军改革的顺利进行。几乎每一轮改革都伴随着俄军的重大人事调整，几乎每一项重大改革计划的流产都与改革倡导者的离职有关。没有法律保障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权威性不够，一改革就有人反对，一反对就调整方案，一调整方案就与改革的初衷走了样，军事改革几乎变成了不断妥协的政治产物。

三、美、俄军队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树立强烈的变革意识和风险意识是军队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

军事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水平的飞跃、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作战样式的演进，更重要的是思维观念的革命。美、俄之所以频繁推进军队调整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思想观念上取得了突破。一支军队要想在未来的对抗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不仅要缩短与强国军队之间在技术上的“时代差”，更要警惕观念中的“时代差”，努力让思维实现率先跨越。任何军事改革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改革成本。如果不能正视改革成本问题，担心改革付出的代价太大，“求稳怕乱”就会在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或使改革半途而废。

（二）军队改革必须在明确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指导下推进

从美、俄军队改革的经验教训看，军队建设必须顺应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但也不能脱离国家建设的实际。既要抓住军事发展的机遇乘势而上，也要从本国的国情军情出发量力而行，通过局部跃升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同时，军队改革必须在明确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美、俄等国的军事改革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军事改革离不开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指导，如果战略指导思想不明确，或不符合客观实际，将使军事改革无所适从，甚至使改革陷入歧途。2001年初俄罗斯重新制定了军事学说，提出俄必须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这将给俄军改革带来转机。

（三）深化军队改革必须坚持以先进的军事理论引导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是两个互动的因素，一方面新的作战概念会促进技术发明；另一方面新技术会促进现代化武器系统和作战概念的研究与发展。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信息战理论，其明确的理论原则为部队训练、指挥与控制、体制和编制以及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进行革命性变革赋予了很大的主动权。美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实现OODA作战领域的最佳循环。OODA作战理论是由观察（O）、判断（O）、决策（D）、行动（A）四步形成一个闭环链路，战场上任何一方的这条链路的路径越短越容易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乃至作战的胜利。用这一理论指导体制编制特别是指挥机构改革，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指挥层级提高指挥效率。

（四）推动军队改革必须要有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要确保军事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必须对军队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总目标和分目标相结合，自上而下形成体系，使军事改革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同时，顶层设计务须注重科学性，要经过充分论证，并保证论证结果顺利地进入决策层。美、俄军队改革表明要确保军事改革成功，必须先期进行项层设计，以明确改革的目标、方针、措施及步骤。美国冷战后的军队改革在“顶层设计”方面显得更为成熟，由国防部制定的《国防改革倡议》和由参联会制定的《2010联合构想》，反映了美军改革的总体设计，为各军兵种军事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五）军队改革应与社会总体改革协调发展

美、俄军队改革证明军事改革特别是全局性改革，必须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大局进行系统规划，特别强调改革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障。纵观俄罗斯近8年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一是以社会性大变动为背景的军队改革，必须纳入国家总体改革的大框架内通盘筹划。此种改革必须要有坚强的组织保障，要由国家最高决策者直接规划和组织实施。二是军队改革要适应政治经济改革的速度，要以制订科学改革步骤和完善改革措施为保障，在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行。三是军事改革在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中顺利进行，俄军在“新面貌”改革中特别注重把提升保障军人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作为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对于大幅裁减的人员机构，俄军采取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措施，从而确保了社会秩序稳定、改革顺利进行。

（六）军队改革应从优化结构中获取军事效益和质量效益

美、俄军队进行军队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以结构谋功能”，通过改革体制编制提高部队战斗力。为解决体制编制中的结构性矛盾，重点改革领导指挥体系。美、俄军队普遍以“有利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为原则，构建适应一体化作战要求的“扁平网络化”指挥体系，减少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率。在军种结构调整上，普遍压缩陆军比例。在兵种结构调整上，普遍向技术兵种倾斜，加强技术密集型兵种的建设，建立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作战体系。从美、俄军队改革的经验教训看，体制编制调整和提高部队整体战斗能力是军队改革的关键。军队编制体制的规模与构成要以增强战斗力为前提进行优化调整。军队建设必须兼顾多元化的安全需求，既要确保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又要能够应对各种“非战争行为”的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4

摘 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悠长，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我国古代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谈起，对其发展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分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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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奔芳，《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漫谈》，《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德国企业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启示 篇5

2014年07月15日 14:41 来源：《前沿》(呼和浩特)2013年24期 作者：蔡玳燕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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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玳燕，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德国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德国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有不少经验和特点可供借鉴：

一、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意识特别强烈

在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共同决定”。在西方社会，工人参与管理被称为是工业民主、经济民主，就是工人依法参与公司的权力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营运方针。这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形式各不相同。

德国“实行雇员参与决策”的企业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提供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其目的是促进劳资关系，有利企业的运作。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与资本都被视作公司运营的两个基本要素。它可以提升企业的向心力，降低企业员工因无法参与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无力感，从而使劳动力与资本更好地融合。这种制度设计是德国企业发扬职工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表现。

德国实施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工会支撑企业职工参与公司决策。这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1)把企业职工从客体地位上升到主体地位(2)劳动力与资本处于同等地位(3)在企业管理中贯彻民主原则(4)通过控制经济势力对政治产生影响。

由于各国立法环境不同，职工参与的模式也有差别，大致包括了4种方式，即：持股参与；经营参与；监督参与；信息参与。如美国日本侧重于职工持股参与，而欧洲注重非持股参与。德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也属于注重非持股参与，但它在经营参与、监督参与、信息参与等方面都相当深入，职工参与度较广，并将这种制度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进行确定，使企业员工的这种权利有了法律的保障。具体来说：

信息参与就是企业职工通过某一机构或劳资双方的协议参与企业管理。法律规定企业职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知情权，可向企业决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通常是通过谈判，内容涉及劳动时间、劳动报酬、职工福利等社会性问题，最后签订集体合同。劳资双方在理解、信任、合作的基础上达到利益一致，是职工参与管理的一种手段。

经营参与是由工人中的代表进入企业的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参与公司管理。

监督参与即公司职工通过参加公司的监督机构来行使监督权。

持股参与在德国的形式多种多样，得到国家的支持。通常企业职工入股出资主要是从工资和年末奖金中扣缴，并通过企业补助、国家免税等措施让职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二、德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劳动者在实际参与公司的决策、公司的管理运作与监督企业方面都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德国的企业治理模式强调股东、经营者与职工的共同决策，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和范围要比美、日模式更深、更广。其主要特征如下：

1.推行双重决策制：即除董事会(管理委员会)外，监事会才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可以任免公司董事会成员并决定其待遇，对公司董事会和企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也有权决策企业的重大事项。

2.工会的作用更显重要，企业职工通过派代表进入监事会参与企业的管理。法律规定，监事会成员由劳资双方的代表对等组成，权力相当。工人监事可由工人和职员直接选举产生，多的可占到监事会成员的1/3或1/2。

德国的企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并对监事会负责。法律规定必须有职工代表的董事参加，多则可占董事会人数的1/3。

另外，德国企业中还有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其主要任务是：监督企业为保障职工权益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劳资合同的执行情况。

企业内部有了上述三个机构，在保障职工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既有企监上层又有企业下层的参与决策；既有代表一般员工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又有代表管理人员的代言人委员会。这种共同参与决定制度兼顾了各方的利益。

三、德国现代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制衡下，使公司治理结构变得更加完善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公司的参与者日趋多样化。学界重新界定了公司的概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按此理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被定义为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人之间有关公司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制，各种利益相关者应共同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完善和修正了传统公司理论”。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股东利润的最大化不再是公司唯一的目的，因为以前企业利润只代表股东的利益，而不代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也不局限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还应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3)企业治理结构应向除企业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类似的责、权、利与激励机制，尤其是在有条件的公司中，为了让职工共同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应鼓励职工持有股票，成为股东。

德国的企业普遍认同“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在德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中正体现了这种理论。这种企业治理结构有三个权力机构，即董事会(管理委员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它们组成了德国企业内部的控制机构。

股东大会的职能主要是选举产生监事会成员，此外还决定企业是否发行新股、红利发放及利润留存。德国企业的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构成了德国企业治理结构特有的双层决策机构。

德国法律规定：管理委员会有权管理和治理企业，其含义首先是进行企业的运营管理；同时要兼顾除股东外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德国企业的监事会尽管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与决策，但董事会(管理委员会)要定期向他汇报企业的经营情况，并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要事先获得它的批准。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就是通过企业的监事会来行使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德国企业一般是这样界定利益相关者的：(1)大股东，德国的上市公司几乎都有大股东，这也是德国企业治理结构的特点。通常，大股东或是公司，或是银行，或是富人家族，或是保险公司。(2)员工，企业员工通过选举代表参与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来参与企业的共同决策及管理。(3)银行，它在德国企业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作为一般企业的债权人，持有企业的股票，为其客户在股东会议上行使投票权。德国的大企业，一般来说最大的股东都是银行、公司和富人家族，所有权的集中度都相当高，因此也被认为是银行主导的一种公司治理。

德国银行主要以三大银行为主，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银行主要通过控制企业股票投票权和向董监事会派驻代表来控制公司。

上述三类利益相关者是德国企业监事会的主要组成者，形成了一种共同决策的企业治理结构，股东、债权人作为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员工共同享有企业的控制权。借助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博弈，缓和了公司的矛盾，改善了职工的福利待遇。

四、德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我国企业采用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有美、日模式的，也有类似于德国模式的。但事实上，企业职工在参与经营决策与监督经营方面的权力都是极小的。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如何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优点，应成为当前企业改革的重点。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国家和企业所有者控股下的总经理负责的企业治理结构，银行及证券市场等外部监督还远远不够。另外，职工参与决策名义上也多是通过持股的形式。但由于这种持股形式主要是职工个人直接购股成为股东，势单力薄，其诉求无法全部传递到企业的最高决策层。不少公司的员工持股制，也因限制企业员工转让其所持股份，违背了股权平等的原则，加上职工持股比重过低，对公司的决策影响不大。

借鉴德国的做法，中国企业也可以让大股东、职工和银行这些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相互制衡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允许银行参与公司外部的监督，在保证股东利益的同时，兼顾除企业所有者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进一步约束企业的经营者。另一方面要完善职工持股制度，除了持股参与，还应通过立法，全方位地加强职工在信息、经营、监督等方面的参与。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6

曾有教育人士说:“未来学校的竞争,是校园文化的竞争。”[1]p42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不同,中美两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各有特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备的法律体系,高效的管理制度,兼容并包的移民文化杂交系统,以及高度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氛围,这些因素造就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的独到之处,为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校园文化的界定

如何界定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校园文化理论探索和实践建设的逻辑起点。国内外学者对校园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让大家都能信服的定义。不少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校园文化的界定,可这些界定要么将校园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文化艺术活动和文化艺术教育,显得过于狭隘;要么就忽视了教学科研活动对校园文化的巨大作用,显得过于片面;又或者将教师排除在校园文化的主体之外,也是不完整的;还有的界定虽涵盖面较宽,但缺乏具体的、实际的意义。

要界定校园文化需把握以下要点:①它是一种亚文化。它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并与其基本倾向保持一致,且与其他亚文化如家庭文化、企业文化等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②它是一种群体文化。它是在高校校园环境中,由学校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③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如图书馆、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等)是基础,是校园文化发展的前提。精神文化(如校风、学风等)是核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制度文化(如学校的规章制度),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行为文化(如学校流行的歌曲、服饰等)是表现形式。

二、美国高校校园文化的特点

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价值追求、人才观念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表现出与中国相比更为独到之处。概括地说,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学术风气浓厚。

一方面,美国高校对学生的毕业管理十分严格,实行“宽进窄出”甚至“窄进窄出”的策略。学校还制定了一些鼓励竞争、激励上进、淘汰后进的规章制度,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学生本身的竞争意识比较强烈,在学习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下,更加注重自我的完善和发展,能严格要求自己。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

另一方面,美国高校还十分注重学术。在哈佛大学,“学术成就的重要性高于其他概念业已成为定论”,[2]p202学者们把学术成果看成自己才能的重要体现。为此,高校都很重视学术氛围的营造,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为了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高校经常邀请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定期座谈,使学生开阔眼界、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态势,及时获取最新信息。为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高校还为学生科研创造条件,如提供科研经费、开放实验室等。对于教师,则通过多种激励机制,如举办学术经验交流会等,不断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美国高校浓厚的学术气氛。

(二)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以及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

美国高校校园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崇尚个人主义。这里所指的个人主义是指“自己是自己前途或命运的主宰”。[3]美国高校对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强调也极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学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水平和个性特征探寻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创立自己的教学风格,以个性化的教学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施教,比如提问式、讨论式、启发式等,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学习中,以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另外,学校通过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等,使学生能自主安排学习生活、自由选择学习方式,为学生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

2.课程体系。首先是课程体系的特色化。美国并没有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作统一的规定和要求,各高校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与需要、学校传统、课程基础及教师专长来确定自己的课程体系,校本课程比较发达。其次是课程开设的多样性。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高校都很“注意同一课程的多样化,同一门课程为学生开出不同难度的若干课程,同一难度的课程由不同风格教师讲授,同一领域的课程开设不同方向的课程供学生选择”。[4]p192再次是大量选修课的开设。压缩必修课的分量,扩大选修课的范围;在必修课中也引入选课的形式,给学生以充分的选课自由,以此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要。最后是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和创新性课程的加强。为了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智能型人才模式的挑战,高校从社会需要出发,结合自身优势,加强了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并且增加了创新性课程的教学,以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提高创新能力。

3.校园文化活动。美国高校根据形势需要和学校特色,有针对性地举办各项活动,如文化节、艺术节等,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高校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并资助学生成立各种各样的课外、校外活动团体,这些团体的活动内容与方式完全由学生自主决定。在美国,学生社团组织很多,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频繁,注重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学生也都积极主动参与,在活动中求得知识,获得技能,谋得发展,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三)呈现多元化趋势。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向来以“民族熔炉”著称于世。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移民文化“杂交优势”,由此塑造了美国高校多元的校园文化,兼收并蓄、灵活多样的文化特征。在美国高校中,“来自不同国籍,不同传统,不同语言,不同思维方式的师生交融并合,有助于校园人思想观念的开放,提高学校对外交流的能力,并对校园精神产生一定的影响”。[5]p46而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如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性体育、艺术活动等,更促进了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形成了美国高校的多元文化环境,使学生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提高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认识和实践水平。

美国高校采取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作为校园文化活动有效载体的学生社团,已成为美国校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美国高校认为学生社团活动,对学生经历的丰富、个性的发展、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学生社团活动的组织尽可能地提供支持。

在我国,校园文化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和物质基础的保证,校园师生也往往仅凭一时之兴或行政组织的命令去组织、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其效果不言而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增进校园文化活动组织管理的有效性,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组织管理的骨干队伍建设,增强校园师生对校园文化活动作用的认识,积极引导校园文化活动由自发走向自觉,并不断充实、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创建一个有利于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良好氛围,为校园人提供更多的组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样才能促进校园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局面的形成。

(二)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潜在影响。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校园文化必须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发挥其深刻的潜在影响。在美国,高校十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不但充分利用教室、校园建筑、文化景观等硬件渗透民族文化和校园精神,有效发挥对学生的潜隐性教育作用,更是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着手,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和美国相比,经过五千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儒家教育思想和道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当代学生思想、生活的各方面。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思想,如经济上的诚实守信;政治上的敬业爱国;人格精神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传统。并将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从而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时代感的新的价值观念,为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创造条件。

当然,美国校园文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文化的过度宽容,导致高校学生个性过于张扬,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实用主义;纪律约束弱化,校园中暴力、吸毒等罪恶事件逐渐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另一方面,忽视群体的价值和文化意义也导致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成为制约美国校园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6]p49鉴于此,我们必须借鉴其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经验,吸取教训,在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又有活力的校园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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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刘宝存.世界高等教育的个性化趋势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4).

[4]白同平.高校校园文化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5]于伟.中美高校学生社团文化建设若干问题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10).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7

一、研究对象介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79年至2009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内的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151篇文章。

(一) 研究对象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的来源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世纪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世纪期刊) 收录了1979年至1993年 (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 的4195种过刊引文数据较高的刊物。两者是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文献数据库。

(二) 研究对象的抽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的抽取分为三个步骤:首先, 键入“新闻教育”为检索词, 先后以“全文”、“主题”、“题名”为检索项, 进行跨库检索, 排除重复检索结果, 保留符合标准的文献。然后, 键入“传播学教育”为检索词, 以“题名”为检索项进行跨库检索, 保留检索结果。最后, 对前两步检索到的173篇文章进行全文通读, 排除内容重复、一稿多登 (同一稿件刊登在不同的期刊) 及与研究主题不相符的文章, 最终获得151篇文章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1]。

(三) 研究对象选取的理由

期刊文章所反映的多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且由于数据库的检索年限最早为1979年, 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1979年至2009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文章, 不包括以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 也不包括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专著。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对151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 涉及两方面的编码:一方面为文章的基本信息, 所建立的研究指标包括文章作者、文章形式、文章来源、发表年份等。另一方面为文章的基本内容 (观点) , 所建立的研究指标包括研究的领域、研究的具体内容、研究方法等。

三、研究发现

(一) 研究成果综述

总体来说, 30年间,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章总量较少, 但呈总体增长的趋势。从1979年至2009年, 以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平均每年有5篇。1979年至1996年, 国内以此为研究主题的文章较少, 每年不超过5篇, 1991年、1992年文章数量为零。1997年至2003年出现第一次研究高峰, 1998年此类文章达到11篇。2004年至2009年出现第二次研究高峰, 2006年研究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达到26篇 (如图一) 。文章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 (苏联) 、德国 (西德) 、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13个国家。此外还有以西方和世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以单一国家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126篇, 占总体的84%。而这126篇文章又以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 (苏联) 四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为主体, 占总体的81%。其中, 以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数量达到66篇, 超过一半, 占51%。此外, 研究涉及2个或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文章有19篇, 主要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比较研究。其中, 中、美两国新闻传播教育比较研究的文章有11篇 (如图二) 。在文章来源方面, 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及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现代传播》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文章的主要阵地。刊载在此三份期刊上的文章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 占51%。在文章形式方面, 本文所研究的151篇文章的形式主要有6种, 分别是学术演讲、新闻报道 (学术动态、会议等) 、知识介绍、访谈、访学见闻、研究论文。其中研究论文为96篇。在研究者来源方面,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学界, 而业界人士对此的研究参与极少。除去译稿和访谈 (视为中外合作完成) , 国内作者原创自撰的文章为109篇, 所占比例为72%。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96篇研究论文中绝大部分为描述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较少, 且全部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法:⑴个案分析法。例如, 由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主要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个案研究其新闻教育的理念和教学模式[2], 由蔡雯和周欣枫撰写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经典个案》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个案研究其新闻教育改革[3]。⑵比较研究法。有17篇论文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 由邹琼撰写的《中美高校新闻教育资源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美两国高校的新闻教育资源进行了比较分析[4], 由刘鸿英撰写的《中美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的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美两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5]。纵观这96篇论文, 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论文较少, 大部分的论文为思辨性论文。

(三) 研究内容

经过对这151篇文章进行综合考察, 将其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 纵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纵向的研究是指对外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的研究, 注重对历史的梳理、现状的描绘及对未来的展望。

(1)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历史的研究。

例如, 由吴信训撰写的《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梳理与解析了世界新闻传播教育史的发端、兴起、发展[6], 由张晓静撰写的《论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拓展》对20世纪4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和介绍[7]。

(2)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的研究。

主要描绘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 归纳其特点, 提出其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例如, 由胡连利撰写的《简论日本新闻学教育的特征》在总结日本新闻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 总结了日本高等院校的新闻教育“重理论、厚基础”的特征、在职新闻教育“系统化、常规化、业务和思想并重”的特点、新闻普及教育“深入、持久、扎实”的特点[8];由花田达朗撰写的《日本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与课题》描绘了日本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9];由王怡红撰写的《美国传播教育的发展、目标与结构》追溯了美国传播学教育的历史发端, 概述了现今美国传播教育事业的现状, 包括院系设置、教学目标与结构、教学内容、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 并指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中专业界限逐渐淡化、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愈来愈亲密的特点[10];由杨瑞明撰写的《当代美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一文描绘了当代美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设备、教学手段、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点, 最后提出了当代美国新闻教育的困境和前景[11]。

(3) 对新闻传播学教育未来的展望。

主要涉及在全球化、国际化、新技术背景下, 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新课题。例如, 由美国学者威廉·G·克莱斯特和泰瑞·汉尼斯撰写的《2000年: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使命与目标———一份来自美国新闻教育机构的报告》对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与目标进行了阐释[12], 由付晓燕对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进行的访谈就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Maurine Be as le y撰写的《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就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的模式和挑战进行了探究[13]。

2. 横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各方面、各环节

横向的研究是指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各方面、各环节的研究, 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职业训练 (人才培养模式) 等多个微观层面。

(1) 教育理念的研究。

教育理念作为办学思想的核心对教育模式等各环节有重要的影响。新闻教育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应该重“学”, 还是应该重“术”;新闻教育应该培养通识型人才还是培养专业性人才;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相结合, 还是应该界限分明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学者在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进行研究时的关注点。代表性的文章有:黄鹂撰写的《对美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思考》, 陈昌凤撰写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 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 冷淞撰写的《中西方传播媒介教育观念之碰撞》, 丁俊杰和郭林撰写的《中美高校传媒专业教学理念比较研究》等。

(2) 教学模式的研究。

对教学模式的研究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等多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武志勇和李由撰写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 伍春明、谢毓祯撰写的《二十世纪末俄罗斯新闻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 刘畅、张羽撰写的《英国的新闻教育模式:重“术”轻“学”》, 胡斌编译的《计算机辅助报道与新闻教育》, 路元采写的新闻报道《汤姆森基金会新闻讲师的授课技巧》等。

(3) 课程体系的研究。

对课程体系的研究包括课程设置、学制、课程考核、教材使用、学科和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诸多内容。代表性的文章有:申凡和李蓓撰写的《中美新闻教育培养目标之比较》, 陈犁书和吴瑛撰写的《中美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韩隽撰写的《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形理解析》, 王积龙和蒋晓丽撰写的《美国大学如何构建环境新闻学教育———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环境新闻学中心为个案》, 黎莎、许婷婷、肖旖旎撰写的《美国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匡文波撰写的《美国网络新闻传播教育特点》等。

(4) 实践体系的研究。

新闻传播的实践性强决定了各国对学生实践的重视, 因此各种实习形式、实践方式也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大主题。代表性的文章有:黄瑚撰写的《实践:新闻教育之要义———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见闻》, 刘瑾鸿撰写的《加拿大新闻专业的学生如何实习?———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新闻学院观感》, 蔡雯、周欣枫撰写的《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学模式探析》, 蔡雯撰写的《如何加强学界与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等。

(5) 师资体系。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师资队伍的构建。外国谁在教授新闻传播学成为国内比较关注的研究点, 对师资体系的研究涉及教师的成分、资格、科研成果、媒介经验等多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张威、周秀芳撰写的《澳大利亚:谁在教授新闻学?》, 陈中原撰写的《割席分座———美国新闻教育面临的挑战》, 周霖译自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中的文章《美国新闻学校需改进课程和教师学历》等。

(6) 职业训练 (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

国外有哪些人才培养模式?有哪些职业训练机构?职业训练的方式如何?时代变迁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有哪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有:陈俊峰撰写的《NCTJ与英国大学新闻教育的职业训练特色》, 马嘉撰写的《论日本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观》, 宋耿编译的《罗马尼亚是怎样培养新闻工作者的》, 大卫·卡拉特尔撰写的《美国新闻人才培养趋势》, 王异虹、丁洁撰写的《新闻学校:记者培训的重要环节———德国新闻教育见闻》等。

(7) 其他。

新媒体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学生就业、不同学制的教育差异、学界与业界的联系等等也成为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内容。代表性的文章有:马嘉撰写的《日本新闻教育制度解读》, 陈昌凤撰写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 黄瑚、励嘉撰写的《面向未来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尝试》等。

四、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综观30年间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151篇文章, 将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特点及启示归纳如下:

(一) 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

三十年来, 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文章总体数量不容乐观, 除去翻译国外的相关文章及对国外学者的访谈文章, 国人独立撰写的文章只有109篇, 平均每年3.3篇。由此, 可见我国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还有待提升, 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今后,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拓展。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 国内外交流日益增多, 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情况也为越来越来的国内学者所知, 国外先进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和经验也日益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新世纪的转型期, 国内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了解国外的教学模式、教育理念,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将促使学者们加强对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球交流和信息流通的加剧, 为增强本国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的竞争力,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章将继续增多, 研究的范围将不断拓展开来。

(二)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将向更广、更深、更专业化的方向拓展。

1979年至2009年,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从最初的翻译国外相关文章到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实地调研, 我国对外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思考的道路。关乎此类主题的文章内容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学者的视角也越来越专业。从由访学见闻产生感性认识而简单介绍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现状到实地调研、深入了解而理性考察教育的各环节、各方面及改革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规范到规范、由片面介绍到全面考察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加剧, 这种研究趋势将持续下来, 研究的程度将不断细化、深化、专业化。

(三) 加强对英美等发达国家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 与此同时应加大对亚、非、拉及周边国家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研究,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促进全球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

就研究所涉及的国家而言, 我国对美、英等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较多, 主要偏重于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而对非洲、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少之又少, 甚至根本没有涉及。因此, 造成研究比例的严重失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 美国、英国是世界上新闻传播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 其新闻传播学教育也一直领先世界, 因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注、研究和学习的首要对象。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都属舶来品, 学习美、英的教育模式成为自然。同时, 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 传播学教育处于世界领头羊的地位。密苏里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称为其他各国学习和模仿的典范。因此, 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学者首要关注的对象。二是,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因素, 前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及日本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也成为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对象。而其他国家或地区亦由于交往不多或新闻事业不发达而未引起国人的热烈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的并存成为趋势, 我们的研究也应该趋于多元化。我们应该放宽视野, 更多地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情况, 去粗取精, 兼收并蓄, 扬长避短, 从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 不断充实本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 进一步提升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竞争力, 让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成由向别国学习转向别国来我国取经。同时,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东方大国, 一直秉承“和谐世界”的理念, 我们在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 应该对亚、非、拉及周边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引起关注, 加强交流, 为促进世界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四) 倡导多种研究方法使研究规范化。

就研究方法而言, 我国在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时多采取定性研究, 使用定量研究的文章没有。采用严格的研究方法进行规范性研究的文章较少, 多采取思辨性研究。中国有上千年的思辨传统, 这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思维和视野。因此造成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采用思辨、演绎的研究方法。近年来, 定量分析、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等在西方大肆流行。这些研究方法以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虽然, 我国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使用这些研究方法, 但只是个别现象, 还未达到普及。与国际惯例接轨必然要求倡导多种研究方法, 使我们的研究更为规范。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采用多种思维, 使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使研究的结果更准确, 推广性更强。

(五) 研究内容细化、专业化。

虽然我国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总量不多,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的视野更为多样, 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细化。从纵向的研究到横向的研究, 从学界到业界, 从入学到实习、就业, 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 从本科教育到博士生教育, 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诸多方面和环节。但具体的专业课程教育研究较少。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学科细分及新学科不断出现, 这使得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宏观和表层, 必须向中观、微观层面拓展, 对专业学科的设置、构建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层的研究。近年来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学科, 如新闻美学、媒介环境学等。西方作为新闻传播学教育的领头羊, 对这些学科的框架构建、课程设置等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些经验应该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在日后的研究中可把问题具体化、细分化,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多进行解释性研究, 而不是仅停留在表层进行简单描述。

(六) 鼓励比较性研究, 注意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精华, 获得启发。

我国学者在研究外国新闻传播教育时, 有部分文章采取了比较性研究, 对比中国与外国新闻传播教育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从中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 以期从国外的模式和经验中提取解决自身问题和进一步发展提升的办法。此种研究应多加鼓励。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与外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自然存在诸多差异。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之中的共同点。因此, 在学习国外的模式和经验时, 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要有条件、有选择地“拿来”, 探求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形成自身的特色。

五、总结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着历史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该何去何从?或许, 我们可以从国外的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中获得启发。本文通过对151篇国内有关研究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 描述了我国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现状, 并总结其研究的特点, 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几点启示。

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特点及启示 篇8

关键词：软条件；继承性；独创性；外向性；优势资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14-02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社会动荡不安、频繁的种族冲突、失业严重等等。西方评论新加坡是一个“勉强成立的国家”，并断言“独立的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如今，新加坡这个人口不足300万、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励精图治，竟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都市国家，其经济腾飞被人们称为“新加坡奇迹”。透视其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新加坡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965-1970年：发展工业出口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发展方针从进口替代转变为面向出口，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并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1971-1978年：产业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政府制定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型的过渡战略，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制造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1979-1984年：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1979年政府开始实施“经济重组计划”，经济重组进一步改善了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巩固了以机械、运输、外贸、旅游和服务五大支柱为主的多元化国民经济格局，并使经济朝高级化的方向发展。1985-1990年：技术升级换代时期。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工业结构日趋合理。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新阶段。90年代新加坡特别重视信息产业，投资在全岛兴建“新加坡综合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新加坡是受冲击最小、恢复最快的国家，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世界称赞。1995年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

二、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

（一）良好的软性条件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又依赖于廉洁高效的政府，这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良好软性条件。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新加坡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措施把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变成了廉洁的政府。政府的领导人李光耀首先在廉政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不谋私利，几十年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他带头严格遵守法律，对违法贪污的官员一律依法查处，决不徇私枉法，“郑章远贪污案”就是一例。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规，如《反贪污法》、《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等等；还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执法机构和队伍以及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既有议员监督、舆论监督，也有社会服务部下设的人民投诉局，还有贪污调查局。

（二）经济发展的继承性和独创性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继承性体现在英国殖民统治为其留下的众多遗产，这些遗产奠定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经济上为新加坡留下了市场经济体制。英国殖民主义者保护来到新加坡的商人，并对其实行极为优惠的税收政策。英国长期在新加坡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新加坡能够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转口贸易，并从中受惠，迅速成长为东南亚甚至是世界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殖民统治时期的转口贸易奠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根基。其次，为配合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殖民主义者实行了自由移民政策。这一政策使得背井离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纷纷来到新加坡，形成了“新加坡民族”实体。最后，新加坡基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陪审团制度除外。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形成了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形成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创造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它将西方市场经济和东方儒家思想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西融合式发展道路。新加坡通过市场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西化倾向、享乐主义盛行等等。于是，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将儒家伦理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并根据新加坡的实际进行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新加坡人共同接受并奉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力地抵制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从而维护了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儒家思想在实现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外向性与开放性

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外向性与开放性特征。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采取贸易多元化政策，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注重引进外资，并通过广泛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为外贸活动开辟广阔的市场。到1987年，外资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已达76.78亿美元，外资当年的投资占新加坡国家总投资的82%。吸引外资对新加坡来说，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是目的。

（四）全力开发人力资源

新加坡独立后国力脆弱，政府敏锐地认识到，新加坡唯一可贵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新加坡始终把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国策。

1969年新加坡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建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制。为配合1979年政府提出的“经济重组”，提出了“教育报告书”，进一步革新中小学教育，调整和扩充高等教育规模，从而适应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1986年“经济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扩大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教育水平。1991年，政府提出面向21世纪的“经济策略计划书”，再次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此外，新加坡还不断加大教育投资。正确的人才战略使新加坡几次经济转型顺利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三、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一）因时制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新加坡独立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与其能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采取灵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海外转移劳动集约型出口工业生产基地，新加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向面向出口工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都和新加坡一样，面临如何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畸形殖民地经济结构问题。但有些发展中国家未能及时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与条件，从而贻误了发展时机；有的则未能不断地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必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与政策调整，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基于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国家经济发展策略需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二）廉政——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亨廷顿认为，“有证据表明，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在新加坡，亨廷顿的理论失灵了，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腐化现象。廉政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新加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所有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反腐倡廉方面，新加坡无疑为这些国家树立了榜样，其反腐的有益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三）准确定位，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在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准确定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了结构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独立后，政府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信条出发来制定治国方略，注重发展方略和具体政策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广泛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信条中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分。在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东方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得到有机结合，从而创造了其经济奇迹。任何一条成功的经验都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新加坡在这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四）扬长避短，大力开发本国优势资源

新加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和地利上。一方面，新加坡奉行人才立国理念，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注重职工在职培训、培养本地科技实业精英等留住本国人才，同时还不断吸收外来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本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拓展海外市场。新加坡不仅在国内做到了扬长避短，而且在国际上也能充分利用每一时期有利的外部条件，避开或减轻不利因素的影响，赢得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应注意分析本国的优劣所在，立足国内外，实现优势资源的利益最大化和劣势资源的影响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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