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通用7篇）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1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人民币成为法定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地位，承担着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的重要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吸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并参照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财政和计划的“记账和出纳”。l96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l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银行仍然是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历来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体制，同计划经济中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制度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按照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机构的设想一时难以实现，因此仍然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1984年机构分设时，在县以上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地(市)设二级分行，但许多县没有设县支行。1985年信贷失控后，为协调专业银行间的竞争，人民银行大量恢复县支行，到l986年，全国2017个县共设立县支行1863个；在省会城市，不但设省分行，还设市分行；同时，在地区所在地的县城，不仅设二级分行，还设县支行。

从1984年到l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且在几次克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距离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办理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对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监管工作比较薄弱，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的职能划分不清，授权关系不明，许多分支行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总行争信贷规模、争机构批设指标的现象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有体制缺陷明显暴露出来，明确中央银行职能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从原来的无所不包缩减到仅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进行监管，这对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加强自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贷款权和7%的信贷规模调剂权，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银行追逐利润的动机，集中了总行的调控权，保证了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均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运作情况及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l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l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l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金融工委，对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我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有一定便利之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和互相促进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以上两个目标又不尽统一，甚至在短期内有所冲突；中央银行统管两者，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为了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一个转换”指由过去主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监管的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职能，也就是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两个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更加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年8月，为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启动直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了直属单位对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l994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l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2007年1月4日开始正式运行，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运用。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从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一是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发行央行票据15.5万亿元。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力对冲流动性，抑制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从2004年起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严格控制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及时停止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提供再贷款的融资安排。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将90%以上支农再贷款用于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灵活运用利率杠杆，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8次上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从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调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利差，减轻了结汇压力。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2003年开始及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要求商业银行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台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的差别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趋缓。

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2003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原则，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工作。根据“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2006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对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l656亿元，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和11.2%，与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别下降28个百分点和提高20个百分点。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到2007年年末，五个省区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调低邮政储蓄新增转存款利率，要求邮政储蓄机构将在中央银行老的转存款分五年逐步转出。2007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家省级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万余家支行以及1.6万家营业所，服务网络2／3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

二是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加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1996年1月3日，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开始运行。同年，人民银行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成立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国债回购制度。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努力增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交易成员，不断完善交易和信息系统服务功能。2003年3月31日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停止执行黄金行政审批项目，标志着我国黄金市场发展与国际黄金市场进一步接轨。2005年5月，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从原先的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先后推出债券远期交易、人民币利率互换试点、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对外币远期业务、外汇掉期交易，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功能。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2

一.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的立宪尽管因为政权的更替和战争的发生而多次中断, 但是仍然有其独特的连贯性.清末高度集权的君主立宪, 共和初时的三民主义, 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宪都有共同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缺陷。

1.宪法被认为是一种国家建设机制

中国100多年来的立宪过程中, 无论是早年的清末立宪, 还是今日的新中国宪法及其宪法修正案, 国家建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在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也写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 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条) , 尽管这样一个法律主要是为了人大的监督提供一个法律依据, 与经济建设并无直接关联。西方的近代立宪主义是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立宪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中国在100多年前引入立宪主义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和西方的政治实践不一样了, 所以直到今天, 中国的宪法中仍然包含了大量为了促进国家的团结感, 归属感的公民义务性条款, 但是这也使得政府的权力更加的集中。

2.我国的宪法对于国家权力部门的关系强调协调而忽略了相互制约

分权与制衡原则是西方宪法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但是当三权分立原则被引进到中国的时候, 却被各种各样的集权与分工协作理论所代替。从最早的君主立宪的宪法观点到中华民国的总统制再到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理论所主张的政权不可分割无一例外的都在强调权力的集中。

3.宪法的设计使权利机关凌驾于公民的权力之上

西方的宪法观念来源于自然法的观点-权利是人生来固有的, 在宪法中规定权利是为了抵抗政府权力的滥用。但是中国的宪法传统中都认为个人的权利是来源以于国家的权利, 必需服从于国家权利, “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为社会主义的生活信条, 甚至于以是否符合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确定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强调统治权之间的协调关系, 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就共同的指向了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不可避免的对于国民的其它各个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 政府也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 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正在努力强化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的地位;中国先后通过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使得依法行政能够落实到实际, 行政诉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对于政府的违法, 突破了传统。

二宪政改革的反思

中国正在推行的司法改革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至今已有约二十年。这二十年间, 在不断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同时, 针对司法改革的目标、意义、原则、程序甚至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等诸多热点问题, 人们也纷纷置喙其中, 见仁见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发展道路来看, 虽然强调人民对政府的参与和监督,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以内部监督为主要方式, 通过法律的监督显得比较缺乏;政府的透明度还不够;公民诉讼参与监督的机制不健全等等。

在我国, 无论是为民主还是为法治, 都应该着力发展开放社会与责任制政府尤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时代背景下, 以中国传统司法与西方司法模式两个方面为参照, 来探索中国的宪政改革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在中国的宪政改革一定要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否则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给我们提供的理想图景, 将会导致理想和现实的脱节。中西法治制度构建的历史起点, 环境决定了政府职能与司法技术的不同。从长远来看, 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技术会呈现出西方化的特点, 但是其始终要受制与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近现代的内忧外患, 应当较之以前更理性地对待“中西”, 重构中国司法改革的模式。在当今法律的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进行司法改革, 固然要以借鉴西方司法模式为主体, 但也必须尊重传统, 因为司法改革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司法的土壤, 移植西方司法模式也要使移植来的“供体”适合中国的实际, 防止因水土不服而难以“成活”, 于是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处理, 使其与“受体”相一致。而要“本土化”就必须先了解“本土”, 中国司法的本土便在于传统中国的司法。

中国宪政体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法治的统一和法律冲突解决的问题, 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通宪法相抵触”, 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国家机关都被赋予立法的权力, 同时中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国的法律冲突主要以这几个原则来作出解决:1.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这也是各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冲突原则;2.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在美国和加拿大称为“中央立法优先”;3.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尽管存在着上述冲突解决原则, 但是中国的法律冲突仍然不端的困扰着立法者和国民, 这些问题包括:1.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规章冲突没有管辖权, 但是审理案件的前提确实必需先解决这些纠纷, 这造成了法院在面对行政机关是处于被动的地位;2.法定的冲突解决机制缺乏程序性的保障, 是否受理对冲突的质疑完全取决于制定改法律的或者行政法规的职能部门, 这造成了公众参与的被动;3.法规的清理无章可循, 这完全依赖于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 缺乏充分的讨论,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清理是对法律无效的宣告, 它直接联系到人民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反映了国家法治的统一程度, 我认为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首先, 中国应当确定立法标准。区分法与非法的标准是法律实效, 而区分法律规范的实效与一般规范的实效就要看法律执行机构,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 在面对相互冲突的规范时, 能否基于规范的层级而宣告不适用较低规范。在中国, 行政机关已经具备, 但是法院却不具备, 因而在司法领域, 法与非法的标准仍然不清楚。

其次,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律之间的冲突解决机制。宪法规定了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 可以制定变通性地方立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区, 还授予地方立法权。因此有必要通过全国性的立法来解决地方之间的法律冲突, 以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3

关键词 历程 股份制 经济体制

一、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长河，这一市场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无疑属于近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历史阶段，这一阶段金融市场资产和金融机构的规模、种类和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段历史并非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其间出现过局部性的挫折和失误：1992年的8.10事件、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等等。“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对于这一段金融市场改革的历史总结，对于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非常直接重大的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划分为若干阶段，以制度建设为依据，将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中国现代金融市场萌生阶段（1980年1月至1992年2月）。

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市场犹如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大地一样，金融运行体系在之前遭到严重破坏：金融运行环境相当贫瘠，无论金融机构、产品还是金融法律法规都非常少，融资渠道仅有复合制中央银行制度下的带有浓厚财政色彩的贷款这种方式，直接融资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时期金融体系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融资体制改革；当代证券市场的出现。

1.融资体制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谈不上存在完整的“融资体系”，这时期企业的资金管理是单纯的计划经济下的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到了80年代中期企业的资金管理作了重大的改革，由企业直接对口国家财政的利润的全额上缴变为企业对口商业银行的“拨改贷”，但这个时候企业、国家、银行三者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并没有改变。产权的不清晰直接导致“信贷软约束”，出现普遍的“投资饥渴”和大量坏账现象。

2.证券市场出现，直接融资出现并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的大城市开始出现早期证券市场的萌芽。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开始了国库券的发行，之后，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也开始出现。而中国股票市场的出现是与当时人们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影相随，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股票211万元；1983年，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1984年，全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就这样，中国金融市场的诸多第一就出现在这一时期。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后，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中国现代金融市场积极探索前进阶段（1992年2月至1998年12月）。

在这一时期中国金融业的制度环境、法治体系逐步形成，市场架构逐步成型。金融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性的法律均在这一时期颁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制体系由不完整和缺失的状态向架构基本完整转变。同时，1997年年底，我国确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取消，证监会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制形成。当然这一时期尤其是前期由于法治体系的不健全、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以及金融市场结构和功能的缺失都使得这一时期的金融市场波动很大，甚至出现了极端事件。例如1992年的8.10事件，1995年的327国债风波等。但这些事件的出现也强烈刺激了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制度供给主体的中央政府，使金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这些事件之后出现了飞跃。

（三）中国现代金融市场规范法治，固本清源阶段（1998年2月至2006年10月）。

在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市场在已有的法制框架下积极地践行法制，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加强金融各领域的风险控制水平，积极推进金融业产品、制度、经营模式的创新，整个金融业中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都全面展开，金融市场结构得到优化。这一阶段商业银行的改革成为一大亮点，为迎接入世后国际金融业的挑战，中国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剥离不良资产、发行次级债等一系列手段积极优化资本结构。尤其是国有五大银行中的四大银行都通过上市这个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充足了自己的资本金、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声誉、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这一阶段也是基金业快速发展的时期，2001年，我国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华安创新获准发行。从此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迅速起步并发展壮大并很快超过了封闭式基金，成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水平适中的重要投资产品。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这一条法案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2005年4月正式破冰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事 ——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中国现代金融市场开拓创新阶段（2006年10月至今）。

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市场积极创新和结构优化的脚步继续前进，金融市场的产品、层次、风险控制机制都进一步丰富。2006年9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发起设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有力推进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2009年1 0月23日，筹备达1 0年之久的创业板才终于开板，201 0年4月1 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推出，这些都进一步夯实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功能，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开始了由金融和资本的大国向金融和资本的强国转变。此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历经近20年的积淀在这一时刻终于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2007年10月16日，中国股市终于告别长达5年的熊市格局，上证由千点起步冲上了史无前例令人难以置信的6124点！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上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由新兴市场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的特征

成长于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环境中的中国金融市场有其鲜明的成长路径特征。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自于上百年的历史积累，现如今NYSE典型的做市商与竞价交易相结合的混合交易制度是美国漫长的自由经济积淀和现代发达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德国的混业金融模式的形成也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演进历史有关。中国金融体制的演进同样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路径存在如下三点显著特征。

（一）政府成为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着诺斯国家制度变迁理论中所阐述的矛盾，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供给路径是由上至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至上诱致性（引致性）制度变迁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国家意志与民间意志相互博弈的结果。显然，对于脱胎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在博弈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国家结合各个时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证券市场的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满足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同时，参与市场的其他分利集团，在国家框定的制度下，寻求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发行制度的改革和股权分置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银行体系的体制转变也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二）金融市场成长的过程是市场结构趋于均衡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金融市场相当贫瘠，在这种情形下进行金融市场建设由于受到资金、人才等条件的束缚不可能平均用力全面展开，因此，有些金融领域发展较早，规模增长较快有些领域较为滞后。这就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相当不均衡，并且这种不均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换言之，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是不均衡的金融结构逐步趋于均衡的过程。例如这一过程伴随着由间接金融占绝对优势向间接金融占优势的转变；伴随着由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占绝对优势向股债平衡的转化；伴随着由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失衡向趋于短期的货币市场与长期的资本市场相互均衡转化；伴随着单纯的较为封闭的国内金融市场向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均衡的转化；伴随着一级发行市场与二级流通市场的不平衡向平衡转化；伴随着国债与企业债券的不平衡向趋于均衡转化。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改革路径的争论，一种是以经济学家厉以宁为代表的对市场主体产权的改革，具体措施是推行股份制，另一种是以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价格市场化论。两种方式都得到了实施，尤其是第一种方式的改革思维和战略对于中国今天改革开放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更是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正是股份制的出现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根发芽推动了中国当代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快速发展。

作者简介：

郝宏展，男，教师，在职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金融史。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4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5

摘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从1984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就被认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得失，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这一未竟的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 承包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国有企业改革既是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一方面，由于缺乏前人的经验可鉴，使改革本身始终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另一方面，改革也在正式制度安排下以渐进式路径不断前行。在中国，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是现今一切改革工作的核心和关键。30年国有企业改革所走过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也必将继续给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国企改革的成败将制约甚至决定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发展。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的“放权让利”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所有权层面的改革，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历程。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6年间，国有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利改税”、“拨改货”改革。

改革之初，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政府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经营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放权让利”也就成为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最显著的特点。

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不配套，经济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政府无法通过企业外部的经营指标来判断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好坏。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政策性负担，所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并往往以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作为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借口，这就导致了“放 权让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工资侵蚀利润”的问题。国有资产的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为了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强化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和预算约束，国家在1983-1985年间先后进行了“利改税”和“拨改贷”的改革，但也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阶段是1987-1992年，企业改革开始向所有权过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和一些没有完全展开的“股份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向所有权过渡，最初受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改革成功的启发，认为应该将国有企业仍然限制在原来的财产关系之内，推行企业“承包制”改革。于是在1987-1992年，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两轮承包制的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形式主要是“两保一挂”：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的情况。实际上，在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承包制仍然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是承包合同在兑现时基本上是“负盈不负亏”，一旦企业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会将其归咎到企业承担的种种政策性负担上；二是承包制还会带来承包期内的短期行为，这也影响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的一些学者突出了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这些学者认为，股份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从而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影响面并不广。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到现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紧随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公司法》也于1993年2月颁布。从那个时侯起直到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思路。但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解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要素、经理、股票等市场体系，而中国经济中还缺乏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仍旧存在，所以，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仍难根除。

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解决。一些学者对国企改革的现状进行剖析，发掘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加深对国企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力度，试图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国企改革的合理对策。

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内生产物，这也就内生地导致了它具有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下一般企业的独特特征：普遍背负着政策性负担。对于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而言，它的委托-代理就会出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政府要求国有企业贯彻它的赶超战略，并使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企业经理则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简真瑜认为，深化国企改革应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表现在：1，由企业内部权责利益关系、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及科学管理构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尚需完善。2，企业人员负担重，失业、医疗保险未健全，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增大等。3，企业办社会职能依然存在，如企业的物业、学校、医院、后勤等社会职能与当地有关部门、社区或企业在移交衔接仍存在一些问题。4，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国企改革应从企业本身、外部因素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等角度分析国企改革存在问题，并细致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搞活企业机制、提高企业效益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

有的学者认为，国企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深层次问题，表现在：1，公司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产权改革及法人治理结构方面。2，国有企业跨行业过多，分布面广，资本过于分散。这两个方面导致企业之间具有结构趋同、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3，政企不分现象屡有存在。国家监管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4，企业竞争力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占劣势，经营效率与投入不成正比。这几个问题暴露出国有企业与国际跨国企业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要使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深化国企改革，吸收国外科学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注重实效。

董依江认为参与国企改革存在着问题。他从民营资本角度分析：1，管理者收购中风险收益有失公平，国有资产可能蒙受损，失产权转让缺乏透明度以及政府对国企改制的“人治化”管理导致腐败寻租；2，国有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导致企业效益低落。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监管职能，以市场为导向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为解决国企改革资金短缺提供有利渠道。

李军撰文指出，国有企业存在任务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向银行贷款是企业负债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如何保护因债务而引发的银行债权是国企改革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企业过度负债，一方面，它阻碍了企业正常运转，造成信用危机和企业资金短缺；另一方面，迫使银行不断投资，资金出现紧张局面, 增大银行经营风险，其效益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沉重的债务负担还可引起社会关系的紊乱，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因此，国企改革是向市场要效益的过程，3 不是为了挽救企业而影响第三方的正常利益。在积极支持国企改革的同时，也应做到实时保护银行债权利益，从而严格规范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三、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此为标志，我国基本上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或者说初步任务已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基本实现，是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这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效益逐步提高的基本体制保障。

但是在上述主要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就现阶段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解决对策。

1，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国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我们现在能不能办许多国有企业，决定于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国民收入结构是不是有很多财力来投资于国有企业；二是一些行业的企业由国家办，其效益和风险大小，三是现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是公共服务和社会型政府，还是生产建设型政府。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经济的战线应当收缩。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和地方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明晰产权，而明晰产权的主要方式是推进股份制改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4，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大型企业在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改为工业公司，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大型国有企业，资产多元化等，这对于提高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多头管理大型企业、管理权限与责任和风险不对称、内部人控制、管人管事管资产不统一等问题日益突出，妨碍了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其他许多问题也源自于此。因此，我们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体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要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改进和完善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方式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又要改进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使其适应市场竞争规则、适应法律要求、降低体制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党对整个国有经济的领导。在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改进发挥作用的方式，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参考文献：

[1]张文魁、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6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 发展历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三，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我们五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且与俱进的特点，正是这些被传承和继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文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的国泰民安，民强国富！

文献资料：（1）《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赵玉华

2000第1期

（3）《社科纵横》 1994年第6期

学校：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煤化工

姓名：张其鹏

学号：。。。。。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7

1 平度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施肥是获取农作物高产、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技术环节,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作为科学施肥最直接的综合技术手段, 是近几年来逐步发展并被广泛认可的一项新的施肥技术, 是对传统施肥方式的重大改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 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的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 在合理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 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1]。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合理的肥料投入,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培肥地力的目的。

平度市自1981年开始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当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全市第2次土壤普查的成果和肥料试验数据。当时全市的土壤养分状况是:耕层土壤平均含有机质9.4 g/kg、全氮0.60 g/kg、全磷0.62 g/kg、碱解氮65.2 mg/kg、速效磷4.1 mg/kg、速效钾88.6 mg/kg, 属于养分缺乏范围 (碱解氮、速效钾属中等偏下水平) 。耕层土壤大部分缺锌, 普遍缺硼, 部分缺锰。农民在生产中重有机肥, 轻化肥, 在化肥施用中, 重氮肥, 轻磷肥, 忽视微肥。造成土壤氮、磷、钾养分失调。土壤缺磷、缺微量元素成为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当时提出的施肥原则是稳氮、增磷、而且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总体要求, 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量化。随后磷肥的施用量开始逐步增加, 施用效果也非常明显, 农民对进口磷酸二铵特别青睐。1986年之后, 根据农业部制定的《配方施肥技术要点》的要求, 农技推广部门及时调整了配方施肥的工作重点, 在原来以增施磷肥、调整氮磷钾比例为主要内容的初级定性配方施肥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探讨影响农作物产量提高的限制因素。在不同的土壤类型和不同的作物上安排了大量田间试验。到1989年, 已基本研究得出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等主要农作物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利用系数、化肥利用率、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等施肥参数, 为配方施肥技术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后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检测条件的不断改善, 配方施肥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量化指标也越来越明确。土肥站每年下乡搞配方施肥示范点4个以上, 并列入年度责任目标进行考核, 先后在张舍、长乐、蓼兰、田庄、城关等10多处乡镇安排配方施肥示范点, 起到了直观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从1989年开始, 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下, 有20个乡镇相继建立了乡镇级土壤化验室, 配合市土肥站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每年分析土壤样品12 000个左右, 覆盖面积达到53 330 hm2。为适应全市推广配方施肥的发展, 农业局还建立了年产能力5万t的复合肥试验厂, 研制开发适合当地土壤养分状况的各种作物专用肥, 每年推广面积约5万hm2, 有效地把施肥技术物化到产品当中, 专用肥施用成为配方施肥的一种新方式, 实现了在施肥上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既简化了施肥工序, 降低了生产成本, 又减少了劳动强度。20世纪90年代初, 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的推广工作进展较快, 特别是微肥的推广应用走在了山东省的前列, 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平均每年推广应用锌肥6万hm2, 在花生上平均每年推广应用铁肥约4 670 hm2, 在棉花、花生、葡萄等作物推广应用硼肥逾1.3万hm2。科学施肥技术推广工作进入以测土、配肥为核心, 实行系列化服务的新阶段。1995—1999年是土壤肥料检测最为困难的时期, 由于缺乏资金支持, 检测设备严重老化陈旧, 有的年久失修接近报废, 使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一度受到影响[2]。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特别是对于瓜果、蔬菜的营养、保健要求越来越高, 优质无公害农产品越来越有市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受到广泛重视, 农业技术部门大力推广了有机无机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商品有机肥等新型肥料品种及相关施用技术, 主要在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上应用。集节水、节肥、省工于一体的滴灌施肥技术在保护地蔬菜栽培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物秸秆得到了充分利用, 小麦秸秆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还田, 玉米秸秆还田率达到80%以上。有机养分投入比重下滑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2 新形势下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思路

自2006开始, 国家加大了在测土配方施肥方面的扶持力度, 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将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列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平度市承担了农业部和青岛市2级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 项目以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 以提高科学施肥技术的入户率、覆盖率、贡献率和肥料利用效率为主攻方向, 紧紧围绕“测、配、产、供、施”5个环节9项内容开展工作[2]。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野外调查采样、室内检测分析、数据库建立、图件制作等一系列技术手段, 摸清了全市耕作土壤的理化性状;通过安排“3414”肥料效应田间试验获得了主要作物的最佳施肥量、施肥比例和施肥方法, 形成了完整的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 为施肥分区和肥料配方提供了可靠依据[3]。为了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普及, 平度市土壤肥料工作站与青岛农业大学联合开发了“平度市土壤养分管理与施肥信息系统”, 在江北 (平度) 农业信息网和平度政务网上开通应用, 该系统覆盖了全市1 788个村、约14万hm2耕地的土壤地力信息, 农户可对所在区域土壤养分状况进行查询, 并得到施肥配方。到2011年底, 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560万元,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244 746 hm2, 推广施用配方肥9.67万t, 施用面积134 420 hm2, 减少不合理施肥量 (纯量) 8 862 t, 总节本增效近2.4亿元。从2012年开始,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根据全省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会议的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一是狠抓整建制推进。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署, 结合当地实际, 落实技术普及任务、配方肥企业和推广模式, 全力做好整建制推进工作。二是强化农企对接, 促进配方肥推广应用。因地制宜,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把农企对接推广配方肥工作做细做实。面向社会公布配方肥配方, 择优选择配方肥生产供应企业, 合力促进配方肥推广应用。通过层层对接, 将配方肥生产企业落实到村到户到田。三是发展农化服务, 帮助农民施肥到田。积极引导化肥企业、社会组织探索构建政府测土、专家配方、企业供肥、农民应用的机制, 帮助企业积极构建和完善基层配方肥经销服务网络, 拓宽配方肥供应渠道, 方便农民选购。四是建立县域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 为指导农民科学施肥提供支撑。五是加强宣传引导, 改变农民施肥观念。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主流媒体, 面向广大农民群众, 广泛开展宣传培训。采取短信、挂历、宣传册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宣传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知识和技术。根据农事季节组织科技下乡、现场观摩、种田竞赛等活动, 帮助农民了解测土配方施肥知识, 改变传统的大水大肥种田观念, 引导农民采用科学施肥技术, 将专家的施肥建议和农业部门的技术方案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3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在平度市现代农业生产中的成效

30年来,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在平度市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化肥施用趋向合理

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普及, 实现了施肥科学化、定量化, 做到土壤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 克服了靠经验施肥的盲目施肥习惯。1983年平度市氮、磷、钾肥投入比例为1.00∶0.15∶0.02, 1997年调整到1.00∶0.33∶0.27, 初步扭转了重施氮肥、轻施磷肥、不施钾肥的盲目施肥现象, 土壤钾素下降的趋势基本上得到遏制。2003年调查结果为1.00∶0.46∶0.31, 到2009年氮、磷、钾肥的施用比例已经调整为1.00∶0.41∶0.48。耕层土壤平均含有机质10.60 g/kg、碱解氮75.00 mg/kg、速效磷19.70 mg/kg、速效钾78.00 mg/kg、有效铁34.02 mg/kg、有效锰26.95 mg/kg、有效锌1.94 mg/kg、有效硼0.51 mg/kg、有效钼0.69 mg/kg, 土壤养分含量及比例进一步趋向合理。

3.2 施肥方式明显改进

测土配方施肥的实施, 促进了技术部门与复混肥生产厂家的联合, 目前已有3家企业被认定为配方肥定点生产企业, 根据当地的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布局开展测、配、供、施一条龙服务, 平均每年为当地生产配方肥2.42万t, 推广面积32 270 hm2, 实现了科学施肥技术的真正到位。平度市土壤养分管理与施肥信息系统, 在江北 (平度) 农业信息网和平度政务网上的开通应用, 使得广大农民足不出户, 轻轻点击鼠标, 便可查询到相关地块的土壤养分含量情况, 为自己的地块进行“体检”, 掌握科学施肥、合理用肥、环保施肥技术, 并按照不同农作物、不同产量得到科学的施肥配方, 给作物吃上“营养餐”。

3.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实施, 补充、协调了土壤养分, 满足了作物对各营养元素的需求, 农作物生长健壮, 抗逆性强[4]。据统计, 测土配方施肥较习惯施肥粮食作物平均增产10%以上, 油料作物增产14%左右, 果品和蔬菜平均增产21.2%, 而且农产品品质也有所提高, 土壤肥力稳中有升。

由表1可知, 1980年全市粮食总产59.36万t, 小麦平均产量只有2 280.0 kg/hm2, 玉米产量只有4 455.0 kg/hm2。花生总产4.77万t, 平均产量只有2 310.0 kg/hm2。2009年, 全市粮食总产达到147.88万t, 小麦平均产量达6 919.5 kg/hm2, 玉米产量达到7 740.0 kg/hm2。花生总产达16.57万t, 平均产量达4 950.0 kg/hm2。29年间全市粮食作物总产增加了88.52万t, 增产幅度达149.1%, 平均每年粮食增产30 524 t。花生总产增加了11.80万t, 增产幅度达247.4%, 平均每年增产花生4 068 t。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有耕作制度的改革、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优良品种的应用等因素的影响, 但肥料的科学施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4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平度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全面实施, 为全市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据统计, 配方施肥与习惯施肥相比, 小麦平均可增加收入720元/hm2, 玉米平均可增加收入630元/hm2, 花生平均可增加收入1 170元/hm2, 蔬菜平均可增加收入3 150元/hm2, 果品平均可增加收入900元/hm2, 全市平均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6 089万元,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摘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平度市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推广应用历程, 提出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思路, 并总结了其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成效, 以期促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应用,历程,工作思路,成效,山东平度

参考文献

[1]高祥照, 马常宝, 杜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2]柴育红, 王明新, 夏训峰.河南省清丰县玉米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生命周期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 2011 (10) :5824-5827.

[3]陈新平, 张福锁.通过“3414”试验建立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J].中国农技推广, 2006 (4) :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