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共7篇）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1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中国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教育为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改革开放及各项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培养了大量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第三，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素质逐步提高。

第四，教育的布局，结构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日趋合理。

第五，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为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

第二，教育发展不平横，学校之间水平差距过大，教育公平的问题仍然突出。第三，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左右着教育。

第四，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第五，教育经费依然短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完全落实。中国教育的主要经验教训

第一，教育发展应该以理论作指导，一实验为依据。

第二，教育发展不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

第三，教育发展不能搞群众运动。

第四，教育发展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第五，教育发展应该强化学校的自主权。

第六，教育发展应该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和理论。

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

第二，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回到教育起点。

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是一个通过培养人，让人类不断走向崇高，生活的更加美好的事业。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第三，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

第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第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第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生活之中。

朱永新.中国教育学刊.2009.11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2

建国60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艰难的奠基期、坎坷的挫折期后, 迎来了振奋的恢复期, 并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发展时期。

(一) 奠定基础期 (1949-1965年)

1949年12月全国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950年6月又首次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其后, 国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或印发一系列规程、条例, 发布教育工作指示, 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任务、教学组织、课程、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做出规定,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针、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 取得了奠基性成就。

第一, 接收改造旧高校。建国之初, 我国政府逐步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一百余所旧高校进行初步改造, 废除国民党党义与训导制;接收由国外教会资助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 收回教育主权;分期分批接办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50余所私立高等学校;在接收改造旧高校的同时, 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 进行初次院系调整。为推进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952年, 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与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 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办学经验, 对全国高校院系、学科进行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突出理工学科、强化应用学科, 如新增设钢铁、地质、矿业、航空、水利等专业或专门学院。虽然50年代的院系调整拆解了一些具有很好发展基础、发展前景的综合性大学,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但此次院系调整, 适应了建国初期紧迫的社会需求, 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第三, 探索宏观管理模式。1953年10月, 政务院公布《关于修改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提出要“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高等教育部统一颁发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1958年4月, 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 其中规定: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 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 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高校教师亦由地方管理[1]234。此后, 根据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状况,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可以说, 大部分调整是可行的, 对稳定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改造旧大学、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 1958年9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其中指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 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 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 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由于这一跃进目标的提出, 是年, 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791所;在校生由1957年的441181人, 增至659627人[1]786。此期, 高等教育发展虽带有跃进倾向, 并且在1961年前后退回到1957年水平, 但仍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挫折困顿期 (1966-1976年)

“十年”动乱期间, 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一度停滞不前。1971年, 国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合并调整, 一批院校或被停办或被合并, 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减缩, 全国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 减至1971年的328所。从1966年起, 全国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1970年, 高校虽然恢复招生, 但“群众推荐”的选材方式严重影响了生源质量。有研究认为:这十年中我国至少少培养了100万大学生、200万中专生和10万研究生, 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差距[2]。

单位:所/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的部分数据整理。

在规模、速度受挫的同时, 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管理基本陷于无政府状态。领导机构受到冲击, 高等教育管理规章被逐一废除, 高校“学术权威”被打倒, 优秀师资被强行下放, 教育质量无从谈起, 教育教学秩序极其混乱, 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创。

(三) 恢复振兴期 (1978-1998年)

改革开放后,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 我国高等教育秩序得到迅速恢复, 并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上半年, 中央在京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与教育工作会议, 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数次强调要尊重教师劳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8月, 教育部在河北涿县召开部属高校座谈会, 广泛讨论如何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等问题。是年底, 国务院批准恢复建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3], 中国高等教育振兴的大幕徐徐拉开。此间, 国家召开3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 反复强调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等问题。

第一, 加强研究生教育。1983年后, 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人才。1984年7月至12月,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连续发出关于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问题的一系列《通知》, 对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学习年限等方面做出规定。与此同时, 国内著名大学先后成立研究生院, 加强研究生培养[4]。

第二, 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国家一方面通过挖掘高校内部潜力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 特别重视高等教育质量, 加强一流大学建设。早在1990年6月, 国家教委在讨论、制定教育事业“八五”规划时, 即提出在未来10至15年内, 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投资建设若干所重点大学, 即后来的“211工程”。199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 指出: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要集中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各方力量, 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 在部分高校选择一些将会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领域作为重点研究基地, 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影响力, 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第三,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不仅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 而且针对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面临的形势、任务等, 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 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 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5]。在此期间, 逐渐理顺了宏观管理中的“条块分割”, 完成了高等教育招生收费双轨与并轨工作, 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第四, 推行新一轮次的院校调整合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与促动下, 我国通过强强或强弱等不同的合并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一批新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并重组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 进而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冲击。当然, 无论是强强合并抑或强弱合并, 其在合并之初, 均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大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亦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磨合代价。

(四) 快速发展期 (1999年至今)

1999年1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该计划一方面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在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 要全面振兴教育事业, 使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较快增长, 提出至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l5%的发展目标。1999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 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 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 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 到2010年, 我国同龄人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1]。同年, 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55万人, 比上年的108万人增加47万人, 较上年增长43%, 成为建国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1999年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达409万人, 增68万人, 增幅为20%。此后, 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以年均20.8%的增率增长, 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招生561万人, 在校生规模达1885万人, 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8-2006年) , 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部分数据整理。

大发展时期, 我国在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 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重大调整, 一手促规模, 一手抓质量。早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 中央即提出“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主张。1999年, 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为“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此后,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30余所大学相继成为“985工程”大学。目前, 上述大学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积极开展学科建设、汇聚培养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探索新型管理模式等途径, 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发展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与扩张路径。具体表现为:后发追赶的跨越态势、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内外并举的发展道路、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等。

(一) 后发追赶式发展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主要生成于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期, 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及欧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相比, 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1952年, 我国GDP仅679亿元 (人民币, 以下同) , 人均GDP119元;1949-1955年, 我国GDP未超1000亿元;1949-1986年, 我国人均GDP未过千元。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很大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升, 但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总体情况看,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在GDP中所占之比重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1999年, 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后至2007年, 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于2.79%-3.32%之间, 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4.4%的总平均水平相比, 有较大差距, 不及东亚、太平洋地区的4.7%, 明显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5%, 远落后于26个发达国家的6%[6]。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的落后地位与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遂激发国人追赶跃进的急切心理, 于是, 高等教育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张。

1958年, 伴随中国工农业的跃进热潮, 高等教育亦出现跃进态势, 在校生由1957年的44万增至66万;196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96万, 成为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表现出明显的追赶、跃进势头。

单位:所/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年) 的部分数据整理。

1999年, 中国政府鉴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态势, 颁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自1999-2002年, 我国仅用4年时间即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升至15%, 4年时间毛入学率共提高近5.2个百分点, 平均年增1.3个百分点。2003-2005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 分别达到17%、19%、21%, 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出现第二次大的追赶热潮, 成为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增长最多、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 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就管理模式而言, 建国以来, 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人事组织、评估拨款等途径, 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区域布局、办学方式、学科设置等实施全面统筹, 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集中管理, 如1953年政务院公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后, 开始提出“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1]781。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 如1958年中央提出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 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 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复有三种形式, 即:纵向分权、横向分权、纵横结合分权。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总体脉络看, 无论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权管理, 无论是“块”的分割还是的“条”的分立, 均无法摆脱行政主导的管理属性, 其问题弊病是忽视市场, 缺少中介, 远离社会。首先, 缺少市场调节的政府主导模式, 极易形成行政管理遮蔽市场调节、主观决策遮蔽客观发展的现象;其次, 缺少中介参与的政府主导模式, 可能出现专家与社会监督缺位, 易滋生更多官僚特权, 亦形成紧张的官民关系;第三, 忽视社会力量的政府主导模式, 可造成社会公众冷观高等教育, 高校失去丰富的社会资源。此种种问题, 势必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当然, 运用行政手段, 通过政府集中管理, 将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 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发展效率, 大众化即为典型案例。

(三) “内外轮值”的扩张路径

这里所说的“内”、“外”是指高等教育扩张所选择的道路或途径———“内涵道路”、“外延道路”。“内涵道路”系指通过挖掘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指高校) 内部潜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扩张的方式。“外延道路”则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机构外建立新的或新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式。我们可通过1949-2007年部分年份普通高校数量、普通高校数量增长及增率,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 普通高校平均规模、增长及增率的变化情况, 来审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走势。具体数据见表4。

就1949-2007年的总体情况看, 内涵、外延道路呈交替轮换之势, 1965、1985、2004三个年段普通高校数量尤其是普通高校数量增率较高, 分别为124%、70%、66%, 此期为外延道路发展时期。1955、1995、2000三个年段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率分别为96%、65%、92%, 此期应为内涵发展时期。但从增率的累计情况看,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总增率达341%, 略大于普通高校311%的总增率, 略呈内涵主导态势。具体看:

1949-1955年, 高校数量增率出现5%的负增长, 而高校校均规模实现96%的高增长, 这说明, 1949至1955年高等教育主要以内涵发展道路为主, 即通过高校挖潜、扩张, 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1956-1965年,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5%的增长, 但高校增率达到124%;1966-1978年,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 高校增率仍能达到38%的增长幅度;1979—1985年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长17%、高校增率达到70%, 所以1965至1985年段属于外延发展时期, 主要通过设置一系列高校, 发展高等教育。

1995年后, 高等学校数量虽持续增长, 但只有2004年增长较快, 其余均在10%以内的增率进行徘徊;而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率则大幅挺进, 连续多年走高, 2000年达到最高峰。这说明90年代后,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学生扩张为主, 走内涵发展道路, 2000年的高峰恰逢1999年大众化起步以及新一轮的院校合并。

“内外轮值”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与“单一”路径及“内外并举”路径有别。“单一”的扩张路径一般指在较短时间内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规模, 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单一”路径的优长是目标单一, 容易执行;其劣势为或高校压力过大, 或一定时期后造成高校的闲置与浪费。“内外并举”路径则指在扩大高等学校规模的同时, 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内外并举”路径可以形成比较均衡的发展态势, 但要同时兼顾两个扩大问题, 则任务十分艰巨。我国高等教育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与大众需求, 选择了“内外轮值”的中庸之路, 在一定历史时期, 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化解了主要问题, 又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四) 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

严进宽出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入口、开放出口, 即通过考试等选才途径, 严格控制生源质量, 但对最终结果则不过多干预的培养方式。我国严进宽出培养方式的实行主要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国家急需人才的社会背景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该培养方式比较适合精英教育, 即通过先行选材、集中资源的方式, 进而提高办学效率与社会效益。宽出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淘汰机制, 学生缺少学习与成才压力, 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与学习风气;尤其是大众化时期, 由于生源质量有所下降, 无原则、无条件地“宽出”, 势必影响高校的声誉与秩序。

我国高等教育严进宽出与国外的宽进严出、严进严出有很大差异。法国、意大利的综合性大学, 往往采取“宽进严出”的培养方式, 即举凡获得高中会考文凭者, 皆可通过注册进入综合性大学, 给大众以同等的、充分的受教育机会。例如:法国的综合性大学自1958年始, 即实行开放式入学, 但在大学内部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 逐年淘汰;而在另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则采取“严进严出”的培养方式, 如法国的大学校、美国的4年制以上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 这些机构往往采用综合的、十分严格的入学考试以选优才。我们认为, 可以针对不同层次, 提出不同要求, 选择不同方式, 层次越低, 入口越松;层次越高, 出口越严。

三、成就与经验

建国60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其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高等教育需求得到满足。

1949年, 我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 在校生11万余;1978年普通高校发展至598所, 在校生接近86万;至2007年, 我国共有高校1908所, 在校生1885万。可谓30年一小步, 60年一大步。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规模的不断扩张, 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 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大降低, 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 使得社会公共资源惠及普通人群。自1949年始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共为社会输送了各种专业人才1913.66万人, 这些毕业生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长与智慧, 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直接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持, 促进了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2.高等教育布局有所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逐渐得到改善, 偏远地区逐渐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解放前,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布于东南、中部地区, 最高年份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7所, 其中, 上海36所、四川25所、江苏22所、广东15所、北京13所、河北12所, 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青海等省份无一所高校;新中国成立当年, 黑龙江省即克服地域劣势, 创建6所高等学校, 摘去无高校帽子;1952年, 内蒙古创建3所高等学校;1958年宁夏创建3所高等学校;至1971年, 全国所有行政自治区全部设置了高等学校。

3.高等教育结构得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在经历巨大起伏动荡后, 逐渐趋于稳定合理。1949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205所, 其中, 综合性大学49所, 占普通高校总量的24%, 约1/4。此期虽总量较少, 但普通本专科生比例比较合理。197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598所, 其中, 综合性大学32所, 占5%, 因综合性大学比例过小, 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发现与培养。1998年, 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022所, 其中, 本科高校600所, 占59%, 比例过大;普通专科高校422所, 占普通高校总数的41% (见表5) 。1999、2000年普通高校本科院校数量与普通高校总数所占的比例保持在56%以上。普通高校本科生比例过高, 一方面造成高端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 也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培养质量。2001年后, 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同时, 开始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 虽然本科院校的总量基本稳定, 但在普通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则大幅减少, 降至49%, 比上一年降低9个百分点;同时, 普通专科高校快速增加, 提高到628所, 占总量比例突破50%大关, 达到51%。此后, 普通本科高校数量虽仍逐年增加, 但所占比例却逐年减少, 2005、2006、2007连续3年普通本科高校占普通高校的比例不足40%。可见, 高校已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梯次结构[1965,7,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8—2006年) 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整理。

4.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现转轨。

如前所述, 建国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格局, 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1993年, 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纲要》指出:“要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 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9]通过高教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解决了部门办学、“条块分割”、“学科壁垒”、“专业过窄”等问题, 逐步扩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以及高校的自主权。

5.民办高等教育获得发展。

改革开放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生悄然革命。早在1982年, 国家《宪法》即开始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各种教育事业, 1982年3月, 中华社会大学在京成立, 开新中国民办高校之先河。198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其后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以及发展战略, 均积极倡导鼓励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尤其是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鼓励社会积极创办教育事业, 允许投资者合理取酬。为此, 民办高校在国内各省纷纷创建, 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1908所, 在校生1885万, 民办普通高校 (含独立学院) 占普通高校的32%, 民办高校 (含独立学院) 在校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19%。形成了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初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6.高等教育大国战略初步实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积极推进中,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由高等教育小国发展为高等教育大国, 并为未来的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普通高校招生320.50万人, 在校生903.36万人;2007年,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565.92万人, 在校生总规模达1884.90万人。通过高等教育扩张, 高等学校的学科分化不断加速, 专业设置不断调整, 社会需求的覆盖面不断加大, 教育质量不断得到加强, 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合格人才。

四、未来发展

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面向新世纪, 在系统梳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全面总结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关注公平、促进效率。

公平原属于经济学概念, 既指具有客观性的付出与收入的比例系数, 亦指一种相比较而存在的主观体验;而效率主要指有限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活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客观存在, 没有公平的效率影响稳定, 离开效率的公平缺少支持。近30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得以迅猛发展, 高等教育从社会中获得的资源总量亦愈来愈丰;同时, 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的问题亦愈发凸显。为此, 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应努力实现以下几方面转换:

其一, 从“兼顾公平”到“重视公平”。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 尤其是社会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 为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 国家往往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社会公平即成为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所以, 各级管理者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实施高等教育发展方略时, 要特别重视公平对效率所形成的潜在的、持久性的影响, 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 从而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 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从以往的管理实践看, 我们往往关注形式公平, 重视程序合法, 忽视结果公平、实质合法, 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公平的效度和信度。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例, 其原初动机之一是为每一个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高昂的教育收费使原本可以进入高校学习的优秀青年被拒之门外, 使看似公平的事物, 却蕴涵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 不仅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而且要结果公平, 实质公平。

其三, 从“单一公平”到“多元公平”。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为每个学生提供上大学的机会, 或者社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工作岗位。高等教育公平涵盖方方面面, 包括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专业, 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信仰个体等均具有同等的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高等教育通过输出思想、传递知识等方式, 为社会每一组织、个体提供公共性服务。

2.稳定规模、质量并行。

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不懈追求的两大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要通过数量上的有序扩张, 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满足社会与大众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校内资源共享、高校与社会互动、校与校联手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途径, 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增强高校核心竞争力。首先, 借助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 通过各种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互补, 提高高校教学科研的学术水平与理论创新能力。其次,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严把培养出口, 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贯彻“严进严出”、“宽进严出”和“宽进宽出”的发展战略, 较低层次高校可以适当放宽标准甚至尝试开放入学;而对于本科高校, 尤其是“211工程”与“985工程”高校则严控质量关, 加强出口的跟踪评估。把开放入学与限制入学结合起来, 把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起来, 创新选才与培养机制。第三, 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通过实施“高校引智计划”, 引进国外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加强本部门的师资培养, 打造更多优秀创新团队。总之, 依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增长。

3.突出特色、以特促优。

高校办学特色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特点或属性。办学特色主要体现为高校办学的层次特色、类型特色、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等。层次特色主要依据高校学术活动方式及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几种办学类型, 如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技术型等;类型特色一般依据高校学科设置数量、学科覆盖程度以及高校培养目标等而确定的办学类型, 如综合类高校 (覆盖或部分覆盖文史哲政经法理工农医教等) 、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艺术类高校等。一般情况下, 诸种办学特色可同时并存。当然, 高校越多, 越依赖于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 进而形成高校办学特色。正如伦敦大学副校长斯图尔特·薛瑟兰所说:全世界的大学, 分守着他们各自对真理、学术和科研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高校在确立自身发展战略时, 既要客观评价高校自身特点与优势进而提出战略目标;同时, 又要密切关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布局与结构, 要结合本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 在借鉴国内外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突出特色意识, 以特色求生存、以强势促发展, 将高等教育大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4.加强职教、注重实践。

目前, 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为“基”大于“顶”的梯形或塔型格局。在未来, 应继续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在梯形顶层, 坚持发展精英教育;在梯形底层, 做大做强高等职业教育。为此, 首先要提高认识、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应从中央到地方, 从社会至个体均应积极关注高职教育, 尤其是农村高职教育, 修正认识中的偏差。其次, 要明确定位、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院校应在客观分析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 根据学科优势、地域特点、培养目标、社会威望、综合形象等若干项指标, 合理地确定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角色与位置。第三, 要突出实践、强化高等职业教育。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旨、以实践教学为主要途径。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 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的培养目标, 加强高校与企业及社会各部门的合作, 建立高校与企业、部门互惠共赢的实践、实训基地, 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研究问题、亲身实践的能力, 实现课堂传授与实践指导、学习经验与实际体验、学习知识与提高能力、间接接受与直接获取的有机结合与灵活转换。

5.积极开放、采借多元。

今天, 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 相互影响日益加深, 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间的互动和交流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当然,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自性”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 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 融入世界文化, 通过实施国际交流合作计划, 切实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 也要注意保持、创新“自性”, 以“自性”融入世界。

6.承担责任、加强资助。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事业, 政府财政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来源, 是高校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所以, 国家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将高等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从经济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切实做到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次, 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 尽快解决高校因扩招、院校合并等增加运行成本所形成的债务危机。第三, 积极支持高校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按照政府公共财政制度要求, 建立财政激励机制与董事会管理制度, 合理分配、使用教育经费。此外, 国家应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政策, 鼓励、引进社会力量支持高等教育事业, 形成国家预算、社会投资捐赠、学生缴费等多元筹资格局, 积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逐步完成了对旧高等教育机构的收编与改造, 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 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使我国在经历了高等教育弱国、高等教育小国后, 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并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借助数据与资料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60年来的发展特点、成就和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60年,发展历程,经验与成就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2]郭峰.新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五十年[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999 (05) .

[3]刘光.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333.

[4]王胜今, 等.中国高等教育60年历程[J].现代教育科学, 2009 (02) .

[5]中国教育年鉴 (1994)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1995:4.

[6]王胜今, 等.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十年盘点与省思[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04) .

[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6)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9.

[8]教育部2006-2007年全国教育统计公告[Z].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3

一、回顾与总结

1.思维理念：从发展举措到宏观战略

出版“走出去”的着眼点，初期主要是基于出版体制改革，将其作为增强行业开放度、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强化对外宣传的重要举措。从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首次提出，到2006年《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重点明确，特别是2005年前后密集出台的与文化体制改革有关的制度政策，均把出版“走出去”作为重点内容。随着出版业体制改革任务初步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逐渐确立，出版“走出去”更加重视文化建设、产业发展的意义。2011年《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党的十八大以后，民族复兴、中国道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定位更加全面综合：其既是出版业占领国际市场、国际化竞争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国家外交路线的综合战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丝路书香”工程，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项目。

2.政策措施：从多头并出到系统集成

2005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与出版“走出去”相关的政策制度。其一是结合文化体制改革，直接针对“走出去”，如2005年中宣办、国务院办公室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其二是结合文化事业发展，与“走出去”密切相关，如2007年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随着规划、财政、税务、金融、商贸等部门相继出台与文化发展相关并涉及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1年、2012年先后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梳理归纳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已出台的“走出去”扶持政策，形成了系统集成的政策体系。此外，作为扶持出版“走出去”的重大举措，十年来国家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重点项目，形成了强有力的扶持保障体系。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着重强调“走出去”可持续发展，注重以往政策的优化与执行。

3.组织运行：从政府主导到企业主动

从自发自在的对外贸易交流到积极主动的对外拓展传播，出版“走出去”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与推动。在组织运作方面，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主要责任部门，文化部、商务部、外交部等积极协助，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中国外文局”）作为事业实体发挥组织与实践双重作用，各出版企业投身参与各项工作。初期，政府扮演了组织者、宣传者和推动者的角色，通过积极组织参与国际书展，大力构建扶持体系，营造氛围环境，提供动力支持。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出版“走出去”明确了以进带出、多元并举、借船出海、本土化的四大原则，政府自2009年开始的版权推广年、渠道构建年、政策落实年、国际布局年和品牌创建年等活动，也优化了工作格局。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出版“走出去”条件的完善、基础的巩固和认识的统一，出版企业的经营实践逐渐成为“走出去”的主体，“走出去”的整体机制逐渐定型，即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

4.市场形态：从产品出口到资本扩张

经过多年的强力推动和市场培育，出版“走出去”的市场形态有了质的改变。在参与力量上，原来是政府主导、国有出版单位参与为主，后来发展到政府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力量共同参与，如民营企业英国新经典出版社、99读书人公司等在出版“走出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在内容主题上，原来是服饰、饮食等传统文化，逐渐拓展到主题图书、文学作品、汉语教材、少儿出版等多种题材。更重要的是“走出去”模式的改变。在产品形态上，从单一的图书、期刊拓展到报纸、音像电子、数字等多种类型，如2012年我国期刊数据库海外付费下载收入超千万美元，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近500万美元，网络游戏出口额达5.7亿美元；在生产方式上，从单一的独立制作营销到中外合作发展，目前许多出版集团都与国外企业有合作项目，如中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在载体形式上，从文化活动、版权贸易、产品销售、加工服务到机构拓展、资本扩张，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美国开办书店，中国出版集团设立美国出版公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旗下教育出版社为主体，收购美国PIL公司童书业务资产。

5.行业服务：从基础薄弱到初建体系

作为加强自律、提供服务、搭建平台的社会组织，与“走出去”有关的行业协会实现了较大的发展，如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相继成立。同时，一些专门从事版权贸易的中介机构也不断增多。在版权贸易服务方面，2009年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落成，搭建了国际版权交易的服务平台，同时以国际新闻出版资讯库、版权交易信息库、重点项目库、中外作家库和翻译人才库五大数据库为主体，信息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在活动平台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上海国际童书展、中国（宁夏）国际穆斯林出版机构版权贸易洽谈会等在出版“走出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人才培养，在高校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出版专业硕士，与国外重要出版传媒集团和相关高等院校合作，大力推进行业教育培训，大大促进了“走出去”人才的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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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效果影响：从大音希声到双效俱佳

从产品数据来看，版权输出数量大幅度增加，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2013年，全国出版物版权输出8444项，比2005年的1517项增长了近5倍，引进与输出比由7.18∶1缩小至2.1∶1，出版物出口总金额超过1.04亿美元，比2005年的0.35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截至2013年年底，一批优秀外文图书进入全球3000多家主流实体书店销售网络，亚马逊“中国书店”上线中国图书超过23.3万种。从影响效果上看，版权输出在欧美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对欧美主流文化圈的影响不断增大。在2005和2013年，图书版权输出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6国的总数分别为112项和2009项，总数增长近17倍。中国和中华文化进一步得到理解和认同，一大批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和学术水准的品牌产品走向世界，如《苦难辉煌》《中国近代通史》等。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的主题图书也受到广泛关注，如《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等。从产业地位上看，2013年，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已在境外建立各种分支机构459家，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进入2014全球出版业50强，中国出版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二、问题与反思

1.顶层设计：出版单兵与大国崛起

作为实现和体现国家利益的国际化载体，出版“走出去”的功能作用与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还不完全相称，整体格局、规模层次也有较大提升空间。不过，这种现实状况，从内在因素看，与我国出版业的实力、对外传播的水平、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紧密相关；从外在因素看，文化的传播与输出需要一个过程，国际上长期的意识形态壁垒、东西文化差异、语言优势不足等难以短期改变，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接受中国尚需时日。深刻把握出版“走出去”的规律特点，摒弃单兵作战、短线突破的思维，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整体工作格局来审视、谋划出版“走出去”，应该是当前各方面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2.政府职能：政策效力与现代治理

目前，国家对出版“走出去”的政策相对比较全面，基本上涵盖了现有体制机制下的方方面面。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策的落地、企业的运用和实际的效果，都还有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如政策归口多、专业性强、程序较为复杂，企业的使用成本较高，使用水平有待提升；许多部门都在实施“走出去”，政策的分散性强，统合力度不够等。对于此，一方面，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统筹协作、资源整合，在提高政策效力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更重要的是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完善提高政府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政府进一步找准定位，有所为、有所成，有所不为、但有所指，逐步形成出版“走出去”的持续发展模式和科学治理体系。

3.企业逻辑：被动选择与发展必需

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等外在因素是当前不少出版企业参与“走出去”的重要乃至主要动力，而基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并不强劲。国际化发展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经营方向，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企业集团身上——但这样的企业相对较少，体量也还有限。真正参与“走出去”、把“走出去”纳入发展战略的出版企业还不够多。这或许与改革不够到位、企业经营者思维观念保守有关，但客观地讲，这也是企业生存发展逻辑的体现。规避经营风险，寻求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实现效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的目标方向。出版企业愿不愿意“走出去”，与其说是思维观念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自身实力水平、整体政策环境、市场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因此，让出版企业把被动选择作为自主行为，关键是从制度约束、市场条件出发，形成出版企业将“走出去”作为发展必需的动力链条。

4.规律把握：文化宣传与市场占领

对于出版“走出去”的规律把握不准不透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另一重要问题。客观地讲，这与我们本身对出版市场规律、精神消费规律的把握水平有根本关联，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认识观念还存在误区，比如更多重视政治外宣的需要而非市场内在的需求，出版物较多通过外交方式或者文化活动而非市场交换“走出去”。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译介能力水平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国际出版活动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双向文化互动，而是以国际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全球文化传播。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以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谙熟现代国际出版市场规律，形成以市场占领为主要形式的出版“走出去”格局。

5.行业体系：传统业态与国际视野

出版“走出去”需要更加成熟完善的出版业态，需要更加强劲有力的服务支撑。但是，在行业服务方面，人才不足、中介不强、智库不够、信息不全成为制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多方面的形成基础，如翻译出版人才匮乏的问题，不仅要认识到出版“走出去”发展相对较晚，人才培养难以及时跟上，还要认识到出版行业对高素质外向型人才的吸引力不强的现实状况。同样，中介咨询、专业智库等的存在，前提是有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市场——也就是我们的出版“走出去”能否为这些服务提供生存发展条件，能不能养活这些服务单位。无疑，这需要出版业成功地向现代市场业态转型，以国际视野成为开放型的国际行业。

6.效果考量：数量规模与文化实力

从实际效果来看，“走出去”的出版物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品种与数量都还不够多，尤其是进入西方发达国家主流文化渠道的品种较少，而能够影响西方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出版物则是少之又少。在类别构成上，语言类、生活类、文化类的出版物占有市场份额较大，思想类、政治类、学术类的出版物则相对较小。总体来看，现阶段出版“走出去”主要是宣传、说明中国和中国文化，而在吸引、影响国外读者方面，效果还不理想。这无疑与我们出版企业掌握选题策划与营销推广水平不够高有关。不过，客观地讲，一个国家的出版物要影响其他国家，除了提高出版运作水平或进行跨文化的题材制作，更重要的是加强出版物内容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国家文明的影响力、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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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与建议

1.战略视野：着眼民族复兴、服务外交战略、注重因势循序

进一步提高出版“走出去”的战略认识。将其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强大动力和基本体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向文化自信；在全行业、全社会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提升各个阶层对出版“走出去”的思想认识，形成推动出版“走出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发挥好出版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服务作用。从中国在全球的交流合作出发，把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国走出去、中华民族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有效发挥出版等文化手段在开展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将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起统筹谋划，纳入中国经济全球拓展的规划格局。

注重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战略推进。从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深刻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既要尊重文化传播的自然渐进特性，又要坚持不懈地在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深耕细作，努力使中国出版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宏观规划：以改革激发动力、以融合增强活力、以协同凝聚实力

大力推进出版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全面推进出版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的市场竞争生态；加快出版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大力推进出版业向国际化市场融入；构建完善出版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出版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不断激发企业的“走出去”动力。

大力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利用数字出版发展速度快、后发优势大、国际化程度强的特点，重点扶持体现新兴出版特点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以业态的更新推进企业理念、机制、战略的提升；推进传统出版企业和新兴出版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技术的数字出版产品的“走出去”工作。

大力推进各部门的统筹协作。依托中央外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出版“走出去”领导协调机构，统筹整合有关的资源和政策，做到共同谋划、分别部署、合力落实；聚集更多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制订好出版“走出去”今后5—10年的发展规划，明确下一步的宏观和微观布局。

3.政府统筹：政策集合化、职能集约化、项目集聚化

注重政策的集中整合。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对政策的执行运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督促检查，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归纳国家和有关部门出台的扶持出版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形成新的“政策包”，指导企业更好地遵循和使用。

强化政府的管理服务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承担起政策服务和行业指导的职责，努力协调有关部门，搭建出版“走出去”“一站式”政策服务平台；减少对出版“走出去”的行政主导，加强对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服务。

加强对各类扶持项目的统筹积聚。全面盘点现有各种政府扶持项目，从资金规模、支持内容、使用方式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均衡调整，确保各有侧重、相互支持、使用便捷、效益突出，避免内容重复、资源浪费；加强项目扶持与行业评奖、职称评审、岗位培训等的配合，形成系统化的扶持政策体系。

4.市场策略：培育重点主力军、打造全链条产品、推进本土化生产

打造“走出去”发展的重点主力“军团”。从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到跨国界、跨文化，推进出版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支持出版企业上市融资，提高出版企业集团化建设发展的规模层次，增强国际竞争力；落实“走出去”的普遍激励计划，支持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力量，结合自身实际参与“走出去”；引导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外向型中小出版企业，打造“大旗舰”与“小舢板”共同出海的格局。

努力构建出版“走出去”的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落实活动、产品、服务、资本共同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按照出版产业链乃至文化产业群的内在规律，着力拓展产品线、大力开拓商业圈，形成出版“走出去”的科学布局。

努力增强本土化生产能力。引导出版企业通过项目合作、合资经营、资本控股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当地的出版行业中，注重本土化经营；与我国外交、文化、教育、统战等战线的境外机构合作，扶持外向型骨干企业到境外创办分支机构，拓展延伸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化触角。

5.发展支撑：造就出版精品、推进技术创新、培育高端人才

培育打造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中国出版精品。大力支持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创造，不断造就出版精品；努力培养思想理论、新闻出版、翻译等领域的名家大家，夯实精品生产的人才基础。

努力推进出版技术创新。发挥国家制度优势，集中力量研发出版新技术、新产品，努力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占领先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高度重视与出版有关的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宣传好、使用好基于我国国家标准研制的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努力争取我国在国际出版业中的话语权。

切实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以新闻出版业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翻译人才为重点，加大国际人才培养力度；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外文局等行业管理部门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推动校企共建，定向培养翻译出版、版权贸易等高端人才；尽可能推动更多人事政策照顾扶持“走出去”工作人员。

6.服务保障：强化市场监管、完善中介体系、优化信息服务

不断净化出版“走出去”的市场环境。与国家版权组织合作，加强版权保护，加大侵权盗版等非法行为的打击，确保优秀出版物从正规渠道“走出去”；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各种版权代理、咨询服务机构的监督核查，避免个别不法之徒借提供“走出去”服务之名非法牟利。

积极支持行业服务组织建设。以项目、政策、技术、管理等方式，支持与出版“走出去”有关的社会组织、中介服务机构建设，避免协会去行政化而带来的“一放就死”结局，减少市场发育不充分给中介服务机构带来的“营养不足”问题；鼓励投资促进机构、版权代理机构、人才培训机构、法律咨询机构、会展服务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开展各项业务。

进一步优化行业信息服务。引导相关科研机构深入开展专业研究，有效利用国内外平台，借用“外脑”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提供咨询参考；完善人才、项目、产品等数据信息平台建设，改革完善信息统计方式方法，为出版“走出去”提供科学全面的信息支撑。

[1]张福海. 中国出版业如何“走出去”[EB/OL]. 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00114/09517243103.shtml，2010-01-14.

[2]李松.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八个误区[J].出版发行研究，2011（1）60-63.

[3]范军. 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上）[J]. 出版发行研究，2011（11）：7-11.

[4]范军. 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下）[J]. 出版发行研究，2011（12）：11-14.

[5]王玉梅. 走出去十年：世界在这里读懂中国[EB/OL]. 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2/1017/c172318-19297585.html，2012-10-17.

[6]张福海. 新闻出版走出去的七个“什么”[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06-20.

[7]冯文礼. 创新增活力 阔步走世界——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成效显著[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11-01.

[8]刘海颖. 出版“走出去”实力多维度提升[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11-22.

[9]唐立馨，王秦伟. 深度参与 多元开拓——2014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分析[J].出版广角，2014（12）：48-51.

[10]范军.“十二五”以来新闻出版走向世界新变[EB/OL]. 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5-03/25/content_31993964.htm，2015-03-25.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4

迎国庆征文精选700字：六十年的历程

迎国庆征文精选700字：六十年的历程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过去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

新中国六十年之家乡的变化 篇5

长师附小 五年级一班 张星怡

每年，当白鸽唤醒十月的第一个黎明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无比的高兴、骄傲、自豪!我想对祖国妈妈说的太多了,可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的变化,我想把这个当作一份礼物送给祖国妈妈!让“她”看看自己的儿女正在一步步走向更高、更强、更好！

祖国妈妈,您知道吗?听爸爸说,我们老家以前住的是土房子,经常无缘无故的掉土,连睡的床、做饭的灶、院子里都是土做的、一下雨,就没办法走路了!而现在呢、?以前的土房子早已变成了漂亮的楼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连我也偷乐起来.我还听说,爸爸他们十一岁左右,因为学校离家远,路又不好,一会儿平路,一会儿山路,很艰苦.他每天遇到平路骑自行车,遇到山路就扛着自行车走.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千万根鱼刺扎了似的,格外的痛,久久不能平静,可爸爸却幸福地说:“你看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啊!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将来好报效祖国!”听完爸爸的话后,我心中一振,将来一定要报答祖国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才行!祖国妈妈呀!您看,你的华夏民族变得更漂亮了!

我每次回老家,一次比一次快.爷爷总说,看来我老了!听爷爷说,以前我们回老家,总得坐九到十个小时的车,而且只能坐到五十公里

外的“白水”,而现在呢，四个小时就做到家门口了！变化可真快啊！

是啊!祖国妈妈,你的儿女正在一天天长大,你的华夏民族也一天天走向美好的未来!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6

而由于近日身体原因，常常去医院的我便特意关注了这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

尤记建国初期，我国由于长期的战争，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停滞在那一世小说网 http://落后阶段，百业待兴，医疗水平也不例外，医药的不足，医疗设备的落后以及医护人员的匮乏等都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难题。当时，一场泛滥的血吸虫病就导致全国大概1160万人患病，其中晚期病例约60万，而毛主席更是在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中写下些了著名诗篇《送瘟神》。现如今，该病在我国早已基本灭绝～～

回顾六十年风雨历程，我们党和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不断探索、完善，曾有过四次大的举措：

1：规范了对牙齿、口腔的防护。记得姥姥曾经给我讲，建国初期那会儿，大人小孩得口腔病、牙齿病的特多，于是国家就提出了漱口刷牙的要求。这一预防举措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和健康。得口腔、牙齿病的人也大大减少了。

妈妈说，过去大家对口腔牙齿的要求是不痛不疼就行，黄牙、黑牙、暴牙更是习以为常，甚至有很多人牙疼就吃去痛片，从不去医院。而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医疗保障服务的普及，大家对牙的要求早已不再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光人要漂亮，牙也要漂亮，去黄牙、去黑牙、带牙套矫正牙型的人数不胜数。

2：针对我国大多数人属于缺碘人群的实际情况，1978年国务院出台了食盐加碘的预防举措。这么多年来，我国人民因缺碘而致病的人数大幅度下降，足见效果之明显、政府决策之英明。现如今市面上早己见不到无碘盐的身影。

3：1979年，我国营养学会提出每人每天喝一杯牛奶的举措，以补钙强身健体，现在我国各个人群的平均身高都比六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除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到位，也离不开营养的齐全。

4：我国制定政策，为新生婴儿免费接种12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家这一政策的出台，从个人来讲，减少了接种疫苗的花费，而且避免了无知导致的无及时接种疫苗。从整个国家来讲，免费提供的疫苗接种，降低了这些疾病的发生率，而且国家每年因治愈这些疾病的花销也大大减少。是真正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政策。

六十年里，我国不仅完善并出台了多项医疗方面的政策、法规，还积极扶持医疗科研技术的发展。现在我国的医疗技术已不容小觑，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器械、多个医疗创新发明等等……都彰显着我国雄厚的医疗实力。

六十年风雨，六十年拼搏……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将会越来越好。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7

大凡看过有关**红色影视作品的同志都不会忘记，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简陋的小院里用无线电台指挥解放战争的场景。那会儿，随着不绝于耳滴滴答答的收发报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及其它重要战事的捷报如雪片般飞来。用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发电那一世小说网 http://报。电报，成为当时党中央与外界联系和指挥战争的唯一工具。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共和国迁都北京，披在**身上那层神秘的外纱终于揭去，**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与平常。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因修建岗南水库，**村从原地理和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址搬迁至相对落后和困难的现址，兼之交通和通信的严重滞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贫困和落后。

1990年夏末的中国，城市通信建设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本报**记者站记者来到**，原本是想采访一下这里通信的变化及给老区人民带来的变化，但当时的情景不禁让记者心灰意冷：在乡政府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里，一台只有20多门的老式磁石交换机摆放在那里，实装用户也就十几户，终端自然都是“摇把子”。陪同的乡政府领导说，从**到县城只有两对载波电路，通话质量很差，遇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电路就处于半瘫痪甚至全部瘫痪状态，**与外界的通信就基本上断绝了。乡里通往各行政村的电话倒是大部分都有，但因线路都是搭载在广播线上，而且都是细细的铁线，通话质量根本没有保证。那会儿，别说用方便快捷的通信手段指导和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即使面对突发事件，通信也老“掉链子”，他们为此吃了诸多苦头。有一年**庙会，周围三乡五里的农民纷纷坐船从岗南水库到**赶集，其中一条载着40多人的大船行至水库中心，因风大浪急而倾翻。消息传至乡政府后，他们一面组织救援，一面紧急操起“摇把子”向县政府汇报，请求支援。尽管他们喊破了嗓子，但电话还是接不通。一个多小时后，电话终于接通了，但声音要么时断时续，要么小得如同蚊子哼哼……当县里终于弄清了险情并紧急调度抢险时，距险情发生已过去了3个多小时，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已葬身水底。

在**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向记者描述：当年党中央在我村时，我们看到有些树梢上、房顶上都有一根根的铁丝伸出来，有的是一盘盘的形状，我们当时觉得很纳闷，也很神秘，不知是什么东西，只是认为“大官”就是与众不同。直到党中央撤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慢慢知道了那是无线电台的天线，而且发送距离很远，能通到全国各地。然而，后来我们的通信手段则越来越落后了，村民的日常通信主要是靠写信，有急事时也基本不用电话，因为电话很难打通。久而久之，人们干脆就不打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有现在这么好的通信条件，也根本不会发生那么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比如水库淹死人的事件在我们这里屡有发生，但任何船只翻时都是慢慢侧翻，其时只要有一个人用手机报警，损失就会小很多。再如前些年因为通信不方便，山林着火了也得不到及时扑救，村民得了急病也得不到及时救治，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出一箩筐。最后这位老人不解地问记者：“怎么时间过了几十年，我们的通信手段反倒不如以前了？”

面对老人的提问，记者无言以对。只有满怀期盼之情，写就了一长篇通讯《**的呼唤》发表在本报二版，对当时**的落后的通信现状、由此带来的后果及群众对改变落后现状的强烈呼唤进行了详尽描述，引起了当时**省邮电管理局的关注，**的通信状况一度有了好转。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好转只能是初步和局部的。

手机通了 游客来了

时隔近20年后，记者再次来到**这块热土，所见所闻与上次已大为改观。借用《沙家浜》中胡司令一句台词：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我们来到**招待所。这里距当年的党中央旧址仅100米，是个家庭招待所，主体建筑是座投资100万元的三层大楼，拥有客房23间，床位100多个，年收入超过10万元。招待所女主人闫文翠出生在革命世家，父亲闫民生曾担任过**的儿童团团长，当年曾为毛主席站过岗，后担任村支书20余年。2002年12月6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考察学习。总书记在时任省委书记白克明、平山县委书记赵新朝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闫文翠家，亲切地抱起闫家两岁的小孙子，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得知他们家开了一个旅游饭店，总书记风趣地说：“这里山清水秀，你们的旅馆饭店搞得好，将来我退休后也来这里度假。”

“其实总书记到我们家时，我们家的招待所开张时间还不长，收入也很微薄。因为当时这儿的移动电话信号还不太好，来旅游的人怕误事常常是当天来当天走，住宿的人极少，招待所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而现在，在**手机信号都是满格的，信号留客，游客在这儿瞻仰完革命圣地后还常常会逗留一两天，体验一下农家乐，外面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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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和游客也随时可以通过手机向我们预订食宿，生意越做越红火了。”闫文翠的三儿子这样告诉我们。

据了解，平山县80％以上的地域地处山区，而**则处在深山中的深山，移动通信的发展难度较大。但为了让红色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移动克服了资金紧张、施工难度大、投入收益少等困难，近年来先后实施了“红旅工程”、“老区移动通信覆盖工那一世小说网 http://程”、“村村通工程”和“双百工程”，打造红色老区精品网络，使革命老区行政村的网络覆盖率达到100%，仅在**党中央旧址所在地就新建了4个基站，旧址所在地的各个重要宾馆均安装了分布系统，室内信号达到深度覆盖，当地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达到了70％以上。

通信发展带动了**及周边红色旅游经济质的飞跃。忽忽水村距离平山县城105公里，共有370多口人。这里不仅有秀美的风景，而且还有忽忽水红色发电厂旧址。1947年，为保证驻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周边各村百姓的军工生产，中央军委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台德国制造的发电机安装到这里，建起了忽忽水发电厂。红色发电厂当年施工，当年发电，发电量为1000千瓦。忽忽水发电厂旧址旁边至今还有朱德同志的办公室旧址。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自然风景区和红色旅游区，在2005年前还是一个靠山吃山、鲜有人来的贫困山村。2005年10月，**移动在忽忽水建设了该村第一个基站，不到3年的时间，村民的手机就发展到100多部，80%的村民有了手机。手机通了，游客来了。山外的游客纷纷走进大山住农家院、赏农家景、品农家饭。如今的忽忽水，生意红火的农家院就有几十家，这些农家院在旅游旺季一天就能接待几百个吃农家饭的游客，农家院的主人印制了很多名片发给来这儿吃饭的客人。旅游发展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

电话通了 世界近了

通信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腰包鼓了，它还拉近了红色老区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同时改变了山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我常常在夜里两三点钟接到北京、天津等旅行社的电话，跟我们预订房间和农家饭。”**闫文翠的三儿子闫二鹏说。这个在革命世家长大的小伙子带着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他一边摆弄家里的电脑，一边与我们交谈。看得出小伙子很有头脑，交谈中我们感觉到他们这一代人与父辈的观念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闫文翠说这个家庭招待所的生意实际上是由三儿子来打理的，为了让生意更红火，闫二鹏还专门给他们的家庭招待所做了个网站，客户可以通过网站预订食宿。闫家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投资100多万元的招待所已基本收回了成本，3个儿子没有分家，一家10口人，除了3个孩子每个人都有1部手机，1个月总话费达到600多元。当年胡锦涛总书记抱过的闫家小孙子如今在省城石家庄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上小学，我们与他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小男孩都能对答如流。

在忽忽水，这两天村民都在谈论旅游区发生的一件事。前两天，平山县城有6个学生到忽忽水旅游，喜欢探险的学生到处乱走，结果走散了。一个学生爬山时不慎掉到谷底，正当摔伤的学生惊恐万分时，他惊喜地发现手机信号居然是满格的，于是赶紧打电话求救，不到半个小时受伤的学生就获救了。

“幸亏当时有手机，这事要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真是不可想象。”忽忽水的村支部书记杨金贵谈到这件事时这样说。杨书记还清楚地记得父辈们说起过的一件事：十几年前，忽忽水附近一辆客车翻进了水库，上午10点钟发生的事，由于通信不便，县城120在下午两点多才得到消息，由于抢救不及时，溺水身亡的人就有几十个。“如果那时候有手机，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杨书记感慨地说。

忽忽水村手机的普及其实是近几年的事，忽忽水有电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候固定电话的数量也特别少，全村只有两到三部，外面的人有事打电话进来，只能由别人代为传话。后来固定电话才慢慢多起来。2005年10月，**移动在忽忽水新建了第一个基站，开通一个月，忽忽水村的手机就达到了30多部，现在，除了孩子和老人，大都有手机。

手机多了，世界小了，祖祖辈辈传统的农耕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手机如今已经成了农民贴身的工具，农家院蔬菜没有了，打个电话就会送货上门；有了什么事也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打个电话就说清楚了；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饭做好的前5分钟打个电话客人就可到齐；山林发生火灾了，第一时间就能通知到林业部门；年轻一辈的人跑得越来越远了，可是不管跑多远，一个电话就能听到彼此的声音；在关键的时刻，手机还能接通生命线。

通信业的飞速发展给老区带来了新的“革命”。**和忽忽水的发展只是红色老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两年，驼梁风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五岳寨、温塘度假村、岗南水库大马士革玫瑰种植基地等一批批旅游景点和特色经济被开发出来，红色老区用自己的发展见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用自己的发展见证了60年的通信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