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六十年（共8篇）
中国农业六十年 篇1
今年的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
曾记否, 1949年10月1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庄严而浑厚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脑海里。展望期待已久的60年国庆, 将举行隆重庆典和盛况空前的阅兵式, 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回顾中国人民60年奋发图强的历史, 回顾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 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农业和“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的第一产业。60年来,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自主创新和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的方针政策指引下, 新中国已经迈进了“工业支援农业, 城市带动乡村”的新时期。我国60年农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举世瞩目。
1. 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农产品供给状况持续好转, 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国家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 2004年—2008年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产, 2009年有望连续第6年增产。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 287亿kg,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 kg, 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比1949年人均占有量209 kg, 增长了近1倍。60年的发展, 使中国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面积基本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保证了国内粮食安全, 为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 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1%
农业科技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科技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初期, 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 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制定了《1951年—1955年农业科技计划》, “一·五”时期, 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9%。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之后, 1979年—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 1972年—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 1981年—1985年提高到30%~40%, 迈入新世纪,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了51%。种植业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矮败小麦、双低油菜的成功研发和推广, 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3. 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水平得到改善
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 畜牧业、渔业迅速崛起,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畜产品供应一改过去肉、蛋、奶极度匮乏、市场凭票供应的局面, 当今市场上各种畜产品供应充足, 花色品种丰富多彩。2008年全国肉类产量达到7 278.7万t、禽蛋产量2 701.7万t, 均居世界第一位, 奶类产量3 781.5万t, 位居世界第三。2008年人均肉、蛋、奶占有量已分别达到54.9kg、20.4 kg和28.5 kg。其中, 肉类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蛋类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8年水产品产量达到4 896万t, 是1949年的108倍, 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由1949年的1 kg左右提高到36 kg, 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 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4. 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中级发展阶段
60年来, 我国的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8年底, 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22亿k W, 是1949年的1万倍,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95%, 每1 hm2耕地拥有农机动力6.75 k W, 拖拉机保有量2021.91万台, 是1949年177台的17.3万倍, 年均增长速度22.68%。农机制造企业约8 000家,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 021家, 农机工业总产值1 915亿元, 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 (103.7亿元) 的18.5倍。发起于山西的小麦跨区机收服务, 推动小麦生产全过程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有了极大改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初步形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60年一个轮回。我们相信,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全国的农业工作者和勤劳善良的农民朋友一起努力, 一定会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强国。
中国农业六十年 篇2
刘涛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当时农村的这种牺牲，也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由此造成的农村落后、城乡差异的现实成为制约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甚至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
一、乡村治理中“政社合一”的国家主导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权力体系，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部分社会领域。[1]随着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这一时期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中，这种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全能主义”倾向，这一政治全能主义使得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国家的政权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体化，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之中，国家增强了对农民的动员和控制能力。有些研究者认为，国家对乡村的强力控制造成了干群分化与权力过度集中。公社组织是按照工业组织的科层制和国家组织的统一性加以治理的，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和全国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下，农民的自主性和乡村发展的多样化受到抑制 [2]。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弱化了村民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集中了公共物品进行建设，保证了农村建设的物质供给等”[3]。这两种评价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特性。
从一个长时段来审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有其特定的意义。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不仅国家的经济基础特别薄弱，而且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内忧外患使得国家需要加快发展。而发展首先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1953年11月，国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以促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统购统销切断了私营工商企业与农村的联系，加速了二元结构的形成。但是他起到的积极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保证了整个国家工业化起步时所必须的粮油供应，这对于市场、物价和全国人民生活的稳定都是功不可没的。同时改善了农业发展的困境，农业化合作之初的调查也显示，拥护合作化的农民占到90%以上，因为农民认识到，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农业的合作化摘掉了农民几千年的小农帽子，使得农村成为一个团体社会。实现了国家与小农社会的对接，这样不仅使得农村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使用，而且使国家权力更为快速地进入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很快结为一体，这个时期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成为必要选择。
现代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快速一体化使得人民公社全能治理模式的形成成为必然，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小农群体，单纯依靠农民的自发性显然难以组织起来，必须进行制度完善，195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首条即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几年之后，公社制度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公社的规模与建制不断扩大，有的公社达上万人，为了强化管理，形成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管理模式，这样乡村的治理模式基本定位。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是政治的管治，也伴随着意识色彩的教育与革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非常丰富，在物质缺乏的年代，经常性的文娱活动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热情，“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优秀文化观念的教导，使得村庄共同体得以长期维系。邓子恢在评价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时说：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不仅要求农业互助，还要求搞副业互助，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合作就是必然的，农民增收、增产就可能。”[4]如果从一个时间断点来看，人民公社制度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到后期限制农民的创造性，民主化不足使得制度逐渐僵化。但是放宽历史的视野，笔者认为，人民公社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也是特殊情况下的合理选择。首先，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必须发展工业，而当时内忧外患，工业化的资源只能依靠从农村提取。这就涉及如何快速实现从分散小农那里获取资源的问题。而人民公社制度则解决了国家与分散小农交易的难题，因而，人民公社制度具有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及当时国际国内处境下的必然结果。其次，对于农村发展来说，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较好地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国家的组织动员非常强。通过将生产队建立于自然村基础上及通过工分制度来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认同和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使得人民公社发挥了内在效率，在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的同时，也发展了农村生产，提高了农民素质。第三，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成功地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使老百姓与共产党分享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理念，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共产党人在更加激烈地破坏旧的文化网络和伦理观念的同时，成功地营造了新的文化网络和伦理体系 [5]，人民公社为农民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意义系统，从而使农民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获得意义感，这在某种意义来说才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得以完善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的乡村治理明显是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乡村治理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治理，国家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决定这个时期很难实现民主化、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来说，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把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有效地从农村持续提取足够多的资源，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历史的选择。
二、从“国家治理”到“乡政村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村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国家越来越不依赖于从农村抽取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农民从国家性的地方政治经济共同体中迅速回归到家庭组织中，这个转变使得农民一夜之间又似乎回归到传统，国家政治也回归到乡村现实中。但是这个时期的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已不复存在，国家的抽身也使得农民公共公共品供给、农民组织生产等方面出现了大量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起步，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发生巨大变化。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开始解体，从此确立起“乡政村治”体制模式。同时，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又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8年6月1日开始试行，于是在全国农村基层普遍地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从而用“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代替了人民公社“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的模式，“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最终确立。具体而言，“乡政”指的是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并不是由国家主导，乡与村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实行初期，农民的热情较高，在整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相当的提高，农民负担不重，乡村干部也为了获取民心而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乡村治理状况
较为平稳，农村社会一片祥和景象。国家以经济上的分田到户、政治上的村民自治等，力图给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权，以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乡村的自主性发展。
随着乡村治理的深入，国家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需要和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以支持现代国家建设，要实现这个目标，由于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后需要依靠基层行政力量来主导。于是国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实行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以数字化的考核机制来动员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但是这一策略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成为基层政权单纯制造政绩的动力，治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乡镇政府权力自我扩张和利益自我膨胀使乡镇政府步入“既非纯国家的，又非纯社会的”状态 [6]，导致新一轮“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经纪体制”的复活 [7]。从乡村社会权力制衡角度看，“乡政村治”模式是无能为力的，乡镇政府由于控制了“乡政”的主导性权力，而对村庄的自主性也起到了强大的牵制力，村庄在体制上受制于乡镇，因此，大量的资源被乡镇提取，服务于基层政权建设，并不断向上层层传递。农民的负担也因为乡村的这种治理政治及农业税的存在而不断加重。农业税的加重使得政府征收难度加大，必须进行机构扩张，而这种扩充又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持，于是陷入了机构膨胀的“帕金斯”怪圈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基层政权“赢利性经济”的复归，同时由于权力的集中使得乡村干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乡村的治理性危机不断暴露，并日渐烘托为严重的政治性问题。20世纪末，因社会转型而加剧的“三农”问题突出，乡村治理遭遇新的挑战。以农民负担为中心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成为乡村治理的时代困境 [8]。
其实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家希望结束对小农高成本的治理模式，通过家庭联产承包、村民自治等政策达到村民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目标，这不仅可以减少治理成本，同时国家还可以不断从农村提取资源，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没有完成之前，一方面国家缺少对基层政权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国家缺乏与小农进行交易的低成本的制度化手段，乡村利益共同体很快便得以形成。国家的制度建设在丛林状的底层政治面前趋于失效，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由此，国家为了斩断造成治理混乱的主线，自2003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并彻底解决乡村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治理性危机。应该说国家这一举措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必须步骤，也是当时形势所迫的
必须之举。而这一治理的技术性变革虽然暂时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却因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变化的协同，在农村社会的后续发展中又出现了很多伴生性问题。三、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对当前农村的研究，学界研究的共识是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基层政治与国家政治两套治理逻辑，而从整体上来理解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的变迁，可以说是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一定程度上牺牲乡村的治理去服务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在这个宏大目标下，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在现代化事业实现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
乡村治理技术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的体现，鉴于国家成立之初内外之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整合广袤的农村资源，并抽取用于现代国家急需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就是最为有效的制度选择，从组织、文化等多个层面把农民动员起来服务于这一目标。到1970年代末期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权力的过于集中和本身的僵化，使得其维持的支付成本越来越高，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治理模式。同时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家不再需要大规模地提取农村资源，但是暂时还没有能力反哺农村，因此二十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放权于基层政府，希望村在乡镇政权的指导下，通过各种行政性的任务指标推动落后于城市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于是呈现出暂时的“国退民进”的表象。在村一级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进行合法抗争，抑制乡镇权力的过度膨胀，村庄能够实现自主发展的目标。同时国家通过村民自治这种形式，改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提升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能力。但是国退并没有实现民进，乡镇一级权利迅速增大，为了解决乡镇财政开支，乱收费、乱摊派现象严重，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到1990年代，寻找民主进程的村民自治的论证逻辑失效，农村的各种潜在危机不断涌现，因此中央在2006年宣布取消农业税，从治理技术上进一步以增强国家合法性与农民认同感的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的稳定。
同时国家治理技术在变革的背后是国家战略目标的改变，前三十年国家以农村来支撑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也得益于农村三十年的积累与贡献。改革开放后，国家就逐渐放松对农村资源的提取，并逐渐尝试探寻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因为农村无论在人口还是土地面积上都占据了主导，而没有农村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很难完全实现，如何实现农村的快速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任务。面对农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家不断尝试用现代化的治理技术去解决，希望引导农村走出传统，走到现代国家发展轨道上。尤其是在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民主发展进路趋于失效时，国家开始主动去支持农村发展。于是2006年取消了引发各种治理危机的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使乡村社会又再次恢复平静，同时它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
反思六十年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是继承与完善的过程，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基层治理体系自身的完善，有效的维系着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并一直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由此各个时期的治理模式都有其合理的位置。
四、遗留的问题与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全面支持农村的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给予农村高度的关注，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反而大规模向农村提供转移支付，而且国家为了防止惠农资金的截流，开始实行资金直补到户，通过以资源直接对接农户来获取农民的认同，获得一种间接治理的目标。这使得农民对国家、对中央充满了信任与感激，国家合法性在一种感恩的环境中得以增强，看似正在走向一种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对于基层治理问题仍然很多。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由于农业税的取消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构改革使得治理资源极为缺乏，很难再有能力和分散的小农打交道。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利益渠道的消失使得他们感觉没有必要去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因此也逐渐远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乡村治理表面看来一团和气，但是却处于一种“无治理的状态”，而一些研究者也称之为“选择性治理”，就是以农村基层政府为本位，对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对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去管、不去做，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 [9]。这样无论基层的正式治理还是非正式治理都非常微弱，使得农村基本的公共服务极为缺乏。
因为基层政府的选择性治理使得村民选举越来越成为村庄的事情，而代表农民权利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村民自治的实践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再收取农业税，很多缺少集体资源的村庄没有人愿意参与干部竞选，而集体资源富足的村庄选举则因为灰色势力的介入而变得异常激烈。这个时期农民的个体意识仍然没有改变，农民的分散性使得村民自治难以达成共识，由于干部不再关心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很多村民也不再主动与村干部打交道，村民也不再关心村庄选举，官民关系日渐淡薄。加上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大部分乡村精英都流出了村庄，因此村庄内部处于“零治理”状态。虽然缺乏治理，但是由于农民关系的淡化很多人不再愿意招惹麻烦，村民之间的冲突也因为接触的减少而降低，庄村暂时并不会出现较大问题。但是这对于越来越原子化、陌生化的村民并不是好事，因为农民越来越难以合作，农村发展必须依靠集中资源，而组织农民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而直补到户的政策虽然可以强化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却不能用来解决农村发展的基本设施建设，长期来看就如很多基层官员所说，因为资金分散并不利于农村发展。而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农村发展缓慢，而治理技术的变革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治理性危机的出现，但是新的危机又会出现，比如因为孝道衰落、金钱崇拜而导致的“伦理性危机”、选举的混乱有可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等等 [10]，这样看来随着潜在问题的增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会日渐疏远。
中国工业六十年 篇3
当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主席感慨”一去不复返。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已经挺起了工业大国的脊梁。
数据，让我们已经感受到2009年的中国很有分量!目前，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经有210种；按国际上通行的工业分类，500多个行业门类齐全。粗钢产量突破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近40％；我国原油产量2008年已接近1.9亿吨，是1949年的1500多倍；仅2008年，我国工业新增值10.73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建国初期增长了上百倍；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连续位居全球第一产钢大国之位；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7个月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不仅是全球彩电第一生产大国，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也早已位居世界第一……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工业化
都说60年弹指一挥间，但这“一挥间”有太多永恒的印记值得纪念。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工业化”口号，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首要任务，这个口号被暂时搁浅了。随着1949年，身为“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钢的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1952年，第一台蒸汽机车的成功研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已经起步。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真正作为党的工作任务提出来是在1953年。在“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党中央选择了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突破口，在“一五”计划中特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施。然而，毕竟是工业化起步时期，资金和技术不足的问题、农业生产的不稳定状况等都对工业生产产生了影响。好在“一五”期间，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766.4亿元，加上苏联的“援建”力量，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加上党和人民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当时的中国创造了许多“第一”：
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一汽的生产线上成功下线；
1958年，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
1961年，中国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仅如此，到1966年，我国已经彻底结束了用“洋油”的历史。当时，石油产品的品种达到近500种，自给率实现100％。
1969年4月2日，我国自行设计、用自己的钢材建造的第一般15万吨油轮“大庆二十七号”建成并成功下水。
“一五”计划实施期间，煤炭、钢铁等八大工业区格局出现，基建投资重点也转向了长达15年之久的“三线建设”：铁路、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和化纤等重工业部门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宝成、鹰厦等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在这个时期成功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也在当时成立。这种最初形成的工业布局，为我国经济腾飞打下根基。
打开国门调整工业化结构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当时，要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完善阶段。1949年至1978年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等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当时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以钢为纲”的阶段。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倍，而轻工业仅增长了19倍，消费品一直短缺，“遍地是洋货”的说法在当时并不为过。这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极为不利，使国民经济缺少稳定、持久的发展能力。这种情形下，迫切呼吁一种完整而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的到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国将主要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以后，拉开了各项改革的序幕。决定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國策，使中国的工业发生了质的飞跃。引进、消化、吸收的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走进国门，促进了生物、航天、信息、环保等新兴技术的突破以及钢铁、纺织、煤炭等传统领域技术的改造。
1979年，“改革开放元年”，自此至1992年，是中国工业的调整时期。我国开始放弃单纯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注重市场需求导向，决定优先发展轻工业。
1980年起，我国在轻工业领域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80年至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轻工业的比重迅速由47.0％上升到49.6％。
在中国工业的调整期，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工业管理体制。1984年，党中央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脱离计划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至此，非国有经济得以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6年，国家允许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值得国人骄傲的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京九铁路等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在工业调整期相继建成。
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了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加上对国内外差距的正确认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还相继提出了重点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振兴机械、电力、汽车等支柱产业，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构想，重工业的战略地位得到加强。
而且，在这个期间，经济结构得到很大程度上的优化。从第一产业——工业的“一枝独秀”到后来的第三产业～一服务业的崛起，从来料加工到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已经把更多的精力从“制造”转移到“创新”上来。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带动着我国众多的工业企业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世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壮大的新选择。然而，当时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底‘新’在哪里”“中国是否可以逾越重化工业而发展”等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党的十七大的召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力争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至此，我国工业化道路进入崭新时期。
贺新中国六十年 篇4
各族人民团结紧, 锦绣山河宏图展。
中华崛起神州欢, 改革开放天地宽。
开拓进取奔小康, 国强民富暖人间。
多党协商照肝胆, 统一战线坚如盘。
同舟共济兴中华, 社会和谐筑久安。
港澳回归庆团圆, 祖国统一谱新篇。
百年耻辱终得雪, 一国两制史无前。
科学技术攀尖端, 飞舟航天傲宇环。
两弹一星壮国威, 南极红旗把家安。
风险忧患屡挑战, 民族精神撼坤乾。
地震山崩何所惧, 大难兴邦志更坚。
经济命脉路领先, 交通运输是关键。
山岭江河岂能阻, 今日通途越天堑。
海峡两岸同根连, 搁置争论共发展。
合作交流开“三通”, 统一大业深思念。
和平外交捍主权, 多为人类做贡献。
世界和平必维护, 国际地位举世赞。
喜贺华诞动心弦, 满目灿烂更思源。
中国水利六十年（上） 篇5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我在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写的《院士自述》里看到,您的父亲也是学水利的。
钱正英(以下简称“钱”):对,他是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学美国时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二二年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得了我这个女儿。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我。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我将来当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
马:这是您父亲给您规划的人生道路?
钱:他给我规划的道路就是中学毕业以后,考清华,公费留学美国,然后回国当工程师。因此我上大学也是学习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后搞建筑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筑、水利等许多专业)。
马:为什么?
钱: 因为我父亲自己的道路并不理想。回国后先在铁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搞房屋建筑,一九三六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汉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由于一九三五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口而被撤职。因此,他是战战兢兢上任的。当年夏季,他要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刚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只知道天天陪父亲去武昌的长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我们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的后院,每天看他办公回来,总是唉声叹气,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母亲带着我们返回南京。临别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父亲,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当年冬天,父亲在无锡附近的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绝不可搞水利。
马:但是您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脱离了他的美国梦?
钱: 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参加革命。可是到一九四二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马:在新四军里您开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钱: 一九四三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政府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我们修复的那段堤防紧邻日本人的统治区,我们白天在堤上闸口的一个棚子里办公,晚上由军队保护,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防止敌人的偷袭。感触最深的是,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告诉我,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我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她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马:最后您还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钱:虽然大学土木工程系也讲一些水利知识,但都是最基本的。当了水利科长以后,我拿了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我在当地的一些士绅家里找到一些参考书籍,边干边学。抗战胜利以后,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边成立了水利局,又调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运河南段堤防的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几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时决口,苏北一片汪洋,民众受灾惨重。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我差点到美国留学。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是我接待的。他们建议我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都批准了,我也检查完身体,准备出去了,但内战爆发了。
改革開放以后,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到中国访问,他在和苏北搞水利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拿出我的照片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部长啊。后来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马:这是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钱:内战爆发后,大部分人都撤到山东去了,我们少数同志跟着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留守,我这水利科长也没多少事,有时帮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时候就研究水利,骑一辆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对照着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了解淮河的历史。后来我们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我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一九四八年山东土改整党,我被组织调去山东黄河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我看到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马:很帅气!
钱: 没有传说得那么神气。我当时是骑着马去的,带着一把手枪。那时候山东解放区的黄河河务局下边有十个黄河大堤修防处,一个县一个,沿着黄河两岸一直到入海口,有一整套防线。当时国民党政府加紧修复花园口堵口,使黄河回归故道。当初他们是以水代军,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阻止日军;后来加快堵复花园口,是为了水淹解放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复黄河大堤,还要保证黄河两岸的交通,我们河务局下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造船厂呢。
马:看来工作还是繁重的。
钱: 我到了黄河以后,第一个考验是凌汛。黄河凌汛最严重的是在山东,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我记得那是个小年夜,正在包饺子的时候,说是利津下面冰坝堵住了,我就连夜赶去了。到那儿身上结了“雾凇”,头发、眉毛上都是冰。我带了几个当时在野战军当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凿开一个个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炸药,然后把玻璃瓶塞进冰洞里,连上电线,等着。等上游的冰冲过来。眼看着冰块来了,赶紧跑上岸引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像野兽一样挤上大堤,河水汹涌而下。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啊!
凌汛之后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护堤的砖、石。当地没有石料,群众都知道黄河泛滥的厉害,所以自动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出来了。修了两年,到一九四九年我走以前,来了一次大洪水。
那次大洪水可是几十年一遇的。当时渤海区党委书记打电话问我行不行?我说要看水,现在这个流量还可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要保证!后来他派了两个代表住在我们工地,帮助我们联络,要什么给什么,反正得守住。最后是勉强守住了。
马:先是凌汛,后是洪水,经受了两次大考验。
钱: 济南解放以后,成立军管会,主任曾山叫我去接收国民党的山东黄河河务局。我感觉自己水利专业知识不够,给曾山写报告说,全国要解放了,我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结果曾山大笔一挥,说工作紧张离不开。
马:与上次不同,这次是主动要出国学习。
钱: 结果都一样,没有走成。
从华东到北京
马:那就是说,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了,淮河、运河,然后又到黄河。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钱: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璜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训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马:回到华东后,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钱:据一些老同志事后来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他们说一些军队的干部很支持我。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同志,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去,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马:二十七岁的“黄毛丫头”能够被任命为一个大区的水利部副部长,恐怕主要是您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钱: 可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调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马:那您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钱:第一个工作是: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争论很大。我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调查后我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我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我并带我到周总理那里汇报。
马: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吗?
钱:第一次见,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
马: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是谁,有几位副部长?
钱:部长是冷,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是副部长,我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我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一九五○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同志兼。但这位省委书记,不欢迎刘宠光,要求换人。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工程部部长,我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马:在治淮委员会您做了哪些工作?
钱: 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我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搞出一个设计方案。淮委要我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我们感觉不踏实,因为由于时间仓促,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的槽。第二年我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做了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周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委书记说我们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安徽的干部把我攻得一塌糊涂。会后那些干部跟我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我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同志随后到北京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主持开党内会议。李葆华回中央汇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这次会议开完,我就被调回上海生孩子。当初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同志被整得很惨,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开除党籍,“文革”后才平反。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发表公告,调我到水利部当副部长。
马:事先也没有跟您谈?
钱: 根本不知道。我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准备产假后回安徽去的。
马:现在回头看,一九五二年为什么调您到水利部工作,应该清楚了吧。
钱:不清楚。
马: 您二十九岁就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还是傅作义将军,他的年龄差不多是你的两倍。
钱: 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主席请周总理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長,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周总理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要增加装机,我认为他根本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马:在水利部您主要负责什么?
钱:就是业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工作
马: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水利处于一种什么状况?
钱: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从江河格局来讲,一八五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由夺淮入海改从利津单独入海,黄河南北的淮河和海河都摆脱了历史上被黄河夺走出路的干扰,但原有的水系已被破坏。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长江大水,向洞庭湖冲开了藕池口和松滋口两个大口子,形成了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江汉平原灾害有所缓解,但洞庭湖淤积、围垦,防洪压力越来越严重。长江、黄河在一百年中格局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照说水利应该相应地跟上,但是那个时候水利建设基本上停滞,水旱灾害频繁。从二十世纪数过来,一九一五年珠江大水,淹了广州;一九二○年北方大旱;一九二一年江淮大水;一九二八年华北、西北、西南大旱;一九二九年黄河流域大旱;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淹了武汉,南京也淹了半个城;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黄河两岸都决了口;一九三五年,黄河南岸再次决口,同时汉江和洞庭湖的澧水发生大水灾;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挖开花园口;一九三九年海河大水,淹了天津;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旱, 广东也大旱。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马: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如何重视水利工作的?
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水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一九五○年八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首先要着手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马:土改完成后,第一就是兴修水利,可见周总理对水利的重视。
钱: 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钱: 国民党时代多年战乱,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新中国水利的重点是修复堤防,同时也开始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为了打开原属淮河流域,被黄河夺淮所堵塞的沂河、沭河和泗水的出路,苏鲁两省人民在战争刚结束就协作开辟了漫滩行洪的新沂河和新沭河;一九五○年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始全面治理淮河。为了安排长江洪水的调蓄措施,修建了荆江分洪区。又例如:黄河下游从来不敢引黄灌溉,但以黄河人民胜利渠为开端,开辟了黄河下游的灌区。在威胁首都安全的海河支流永定河上,开工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可以拦蓄官厅以上百年一遇的洪水,解除平、津地区洪水威胁,保证京山、京汉两铁路的安全,还供应北京城市用水用电。
“排大国”和“蓄小群”
马:建国初期兴修水利的热情高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就发展到了高潮。
钱: 但是这种高潮有些离谱了。典型的指导思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现了许多“左”的提法和做法。在水利上比较有名的就是“三主”方针,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与之对立的是“排、大、国”。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水利方针呢?
钱: 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降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马:一个是堵一个是疏,或者说,鲧是以蓄为主,禹是以排为主。
钱: 从来就是两种思路。一九五○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做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马:与历史上的争论不同,在蓄和排之外,又有了大、小工程、国家与群众兴办之争。应该怎么看待后两者的关系呢?
钱: 水利是搞大型工程,还是搞小型工程?本来,应当是大小结合,但是往往会强调一面,大跃进时就强调“小”。至于是靠群众自办,还是靠国家组织,其实也应该是国家和群众相结合。但大跃进就强调以群众自办,而且以群众运动为主。
马:本来都是辩证的统一,但是没有做到统筹兼顾。
钱:只讲“蓄小群”不对,如果只有“排大国”没有“蓄小群”也不对。可是“大跃进”时,片面强调“蓄小群”,这是“左”的思想在水利上的表现,而且把业务问题戴上政治帽子。一九五八年中央召开广州会议,我没有参加,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同志参加。有个别省的领导攻水利部,说水利部搞资产阶级专家一套,搞“排大国”,他们主张搞“蓄小群”等等,并且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主席也肯定了,在讲话中间也点名批评过我:“钱正英还是共产党员?”广州会议回来之后,李葆华、刘澜波两个人带了广州会议毛主席讲话的记录,上午在党组会议上传达,下午还要在司局长会议上传达。谈话记录上,我被点名,李葆华同志也没有办法,下午司局长会议宣布后,我就很难工作了。正在这个时候,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传来了一个向司局长传达的记录,一看记录,那些话被划掉了,我才算侥幸过关。可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又揪住这件事不放,这是后话。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李葆华同志虽然没被点名,但也是受批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前,我们协助李葆华同志起草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我们是翻来覆去地斟酌,很难写啊,心里是不太通,但是还一定要跟上中央,怕受批判,这个滋味实在不好受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水利工作就基本失控了,谁听你水利部的,各人干各人的。黄河下游引黄灌溉等等,一个县修一个闸,谁都可以修,县、地、省又修“边界堤”,拦阻上游的来水。引黄灌区只灌溉不排水,水利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是“怕”字当头,怕受批判。有时也头脑发热。一九五九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在全国水利会议上也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批评,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
马: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钱: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葆华、刘澜波、李锐三个人参加了。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回来开会传达,一句话也不讲,先把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和一个人批评大办水利的材料给大家看。冯仲云副部长心直口快,一看就说“好啊”,我还没接上来呢,李葆华是个好人,他马上说,你错了你错了。
马: 李葆华确实是个厚道人,要是换成另外的人,等到你们放炮完之后,就可能把你们都打倒了!
钱:“反右”运动时,如果不是他保护,我也差点被抓住,成为右派。
马:那么,在“大跃进”时“蓄小群”大行其道了?
钱:是啊。“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把“蓄小群”发展到极端,一直发展到这样的口号,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提出如果每一块地都四面围起来,把天上下的雨蓄住,不让它流到河里,这样不就没有洪涝了吗?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当时在水利方面都是非常严重的。浮夸风——在安徽,几天就报道挖了八亿方土,过了几天又报一个八亿方,一连三个八亿方!共产风——水库移民敲锣打鼓就欢送走了,根本就没好好安置。平调风——那个时候就是无偿的大兵团作战。这些都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水利的效果,最后造成黄淮海平原严重的涝碱灾害。到一九六二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马: 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如何评价“大跃进”期间的大修水利?至今仍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全盘否定,有的则完全肯定。
錢: “大跃进”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那时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那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马:三门峡是不是“大跃进”的问题?
钱:不是。相反,三门峡是迷信外国,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
马:在三门峡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科学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
中国农业六十年 篇6
类似这样“老师悉心讲授、职工热情学习”的场景, 在吉林石化随时、随处可见。公司总经理孙树祯告诉记者:吉化走过60年发展历程, 公司历届领导班子总结发展经验, 都得出同样一个结论, 即企业的发展, 关键在于人的发展。60年来, 吉化一以贯之地树立先进的培训理念, 坚持“把培训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去实施, 坚持“投资员工”、“把培训作为员工的福利待遇”, 无论企业遇到什么困难, 都积极保证培训资金投入, 保证培训教师到位, 保证培训时间充足, 并有效解决好培训针对性、员工积极性等问题。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 1954年吉化开工建设之初, 大批工人还都是“化工”的门外汉, 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业务素质差、操作技能低, 干部也大多是从部队转业或其他行业“半路出家”而来, 文化水平不高, 缺乏化工生产与管理经验。为此, 企业本着“既要出产品、又要出人才”的原则, 一方面选派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出国学习, 一方面陆续成立吉林化工学院、吉化技工学校、吉化职工教育总校等人才孵化基地, 坚持“干啥学啥、缺啥补啥、啥岗练啥”, 长期开展正规办学、辅助办学、业余培训、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 采取脱产培训、职工业校、技术讲座以及“练兵卡”、“师带徒”、“一帮一、一对红”、“大练兵、大比武、评状元”等方式, 培养“又红又专”、“一口清”、“活流程”、“一岗精、两岗通、多岗能”的技能员工。据不完全统计, 从1950年至1988年, 吉化职工参加文化补习的有4.8万人, 参加技术学习1.03万人、业务学习3.9万人、岗位培训1.52万人。通过废寝忘食地学习, 全体干部职工的素质快速飞跃。
与此同时, 为支援全国各地化工企业的建设和生产, 吉化职工又被成建制地调往五湖四海。“都是火车从吉林发专列, 干部、技术工人, 动辄1000人、2000人地调……”从吉化工会副主席岗位退休的于万夫告诉记者, 该公司成批输送到青海黎明化工厂、陕西红星化工厂、四川染料厂、湖北岳阳化肥厂等17个单位的职工, 就有14800多人, 此外还有大批化建施工人员调往太原、兰州、淮南、开封等地。在60年发展历程中, 吉化先后为全国各地输送和培养各类人才6万多人, 成为业内公认的“化工摇篮”, 履行了“新中国化工长子”的又一项社会责任。
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后, 很多企业都不愿花钱费力自己培养员工, 招聘时就高举“要有从业经验”的大旗, 而在吉林石化, 人才培养却一直是不变的主题, 其舍得拿出真金白银帮助职工提升技术技能、不断向人生更高处迈进。近年来, 吉林石化在原有几大人才孵化基地的基础上, 整合资源, 成立企业培训中心, 建立了电仪、钳焊、仿真模拟、化验分析四大培训基地, 又帮助各下属单位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实训室, 并为每个职工之家投资3万元, 配备了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培训设施, 每年都有数千名员工积极接受培训。
“对于员工来说, 业务技能是安身立命之本, 也是成长晋升的通道。在我们眼里, 培训就是最大的福利, 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从各种各样的培训中, 我们感受到了公司浓浓的人本情怀, 也让我们对所在企业倍感珍惜。”采访中, 吉林石化职工告诉记者, 该公司每年都通过评选工人技师、工人技能专家、金牌工人等, 切实提高工人待遇, 让大家充满希望和奔头。
“一个技术工人的成长, 光靠学校教育是难以完成的, 必须在积累大量岗位操作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学习提高, 可现在, 很多企业只想用‘现成的’, 不愿付出成本去培养, 使技术工人短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于志晶表示, 相形之下, 吉林石化在员工培养上的所作所为, 凸现出一个老国企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不止内部培训这么简单—2007年, 吉林石化又启动了“十百千”人才培养工程, 将“每年培养10名博士、100名硕士、1000名一线技能操作骨干”作为硬性目标, 通过选拔优秀干部、员工到清华、浙大、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大等知名高校进修学习, 邀请国际知名教授到企业讲学, 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 给员工搭建起更高层次的“成长立交桥”。
“现在, 我们想学习新技能变得更方便了, 鼠标一点, 就豁然开朗, 而且网络培训系统不受时空限制……”采访期间, 员工齐明还兴奋地向记者演示了该公司2013年着手建设的“吉林石化公司网络学院”, 记者看到, 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已能提供900余门在线课程供员工自主选学。
多层次、多角度, 持之以恒的人才培养工作, 使吉林石化收获了一支令人赞叹的“铁军”。“十一五”期间, 在该公司举办的技能竞赛中, 有309人获得各工种技术能手称号, 而在国家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的技能竞赛中, 吉林石化共摘得6枚金牌、16枚银牌、15枚铜牌, 两次获得集团公司工种团体总分第一名, 一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目前, 吉林石化已涌现出中国石油技能专家7人、公司技能专家28人、高级技师130人、技师754人。
中国农业六十年 篇7
建国60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艰难的奠基期、坎坷的挫折期后, 迎来了振奋的恢复期, 并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发展时期。
(一) 奠定基础期 (1949-1965年)
1949年12月全国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950年6月又首次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其后, 国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或印发一系列规程、条例, 发布教育工作指示, 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任务、教学组织、课程、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做出规定,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针、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 取得了奠基性成就。
第一, 接收改造旧高校。建国之初, 我国政府逐步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一百余所旧高校进行初步改造, 废除国民党党义与训导制;接收由国外教会资助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 收回教育主权;分期分批接办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50余所私立高等学校;在接收改造旧高校的同时, 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 进行初次院系调整。为推进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952年, 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与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 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办学经验, 对全国高校院系、学科进行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突出理工学科、强化应用学科, 如新增设钢铁、地质、矿业、航空、水利等专业或专门学院。虽然50年代的院系调整拆解了一些具有很好发展基础、发展前景的综合性大学,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但此次院系调整, 适应了建国初期紧迫的社会需求, 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第三, 探索宏观管理模式。1953年10月, 政务院公布《关于修改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提出要“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高等教育部统一颁发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1958年4月, 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 其中规定: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 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 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高校教师亦由地方管理[1]234。此后, 根据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状况,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可以说, 大部分调整是可行的, 对稳定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改造旧大学、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 1958年9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其中指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 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 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 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由于这一跃进目标的提出, 是年, 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791所;在校生由1957年的441181人, 增至659627人[1]786。此期, 高等教育发展虽带有跃进倾向, 并且在1961年前后退回到1957年水平, 但仍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挫折困顿期 (1966-1976年)
“十年”动乱期间, 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一度停滞不前。1971年, 国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合并调整, 一批院校或被停办或被合并, 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减缩, 全国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 减至1971年的328所。从1966年起, 全国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1970年, 高校虽然恢复招生, 但“群众推荐”的选材方式严重影响了生源质量。有研究认为:这十年中我国至少少培养了100万大学生、200万中专生和10万研究生, 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差距[2]。
单位:所/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的部分数据整理。
在规模、速度受挫的同时, 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管理基本陷于无政府状态。领导机构受到冲击, 高等教育管理规章被逐一废除, 高校“学术权威”被打倒, 优秀师资被强行下放, 教育质量无从谈起, 教育教学秩序极其混乱, 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创。
(三) 恢复振兴期 (1978-1998年)
改革开放后,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 我国高等教育秩序得到迅速恢复, 并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上半年, 中央在京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与教育工作会议, 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数次强调要尊重教师劳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8月, 教育部在河北涿县召开部属高校座谈会, 广泛讨论如何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等问题。是年底, 国务院批准恢复建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3], 中国高等教育振兴的大幕徐徐拉开。此间, 国家召开3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 反复强调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等问题。
第一, 加强研究生教育。1983年后, 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人才。1984年7月至12月,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连续发出关于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问题的一系列《通知》, 对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学习年限等方面做出规定。与此同时, 国内著名大学先后成立研究生院, 加强研究生培养[4]。
第二, 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国家一方面通过挖掘高校内部潜力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 特别重视高等教育质量, 加强一流大学建设。早在1990年6月, 国家教委在讨论、制定教育事业“八五”规划时, 即提出在未来10至15年内, 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投资建设若干所重点大学, 即后来的“211工程”。199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 指出: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要集中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各方力量, 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 在部分高校选择一些将会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领域作为重点研究基地, 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影响力, 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第三,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不仅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 而且针对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面临的形势、任务等, 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 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 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5]。在此期间, 逐渐理顺了宏观管理中的“条块分割”, 完成了高等教育招生收费双轨与并轨工作, 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第四, 推行新一轮次的院校调整合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与促动下, 我国通过强强或强弱等不同的合并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一批新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并重组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 进而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冲击。当然, 无论是强强合并抑或强弱合并, 其在合并之初, 均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大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亦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磨合代价。
(四) 快速发展期 (1999年至今)
1999年1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该计划一方面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在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 要全面振兴教育事业, 使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较快增长, 提出至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l5%的发展目标。1999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 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 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 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 到2010年, 我国同龄人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1]。同年, 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55万人, 比上年的108万人增加47万人, 较上年增长43%, 成为建国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1999年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达409万人, 增68万人, 增幅为20%。此后, 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以年均20.8%的增率增长, 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招生561万人, 在校生规模达1885万人, 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8-2006年) , 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部分数据整理。
大发展时期, 我国在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 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重大调整, 一手促规模, 一手抓质量。早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 中央即提出“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主张。1999年, 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为“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此后,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30余所大学相继成为“985工程”大学。目前, 上述大学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积极开展学科建设、汇聚培养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探索新型管理模式等途径, 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发展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与扩张路径。具体表现为:后发追赶的跨越态势、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内外并举的发展道路、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等。
(一) 后发追赶式发展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主要生成于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期, 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及欧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相比, 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1952年, 我国GDP仅679亿元 (人民币, 以下同) , 人均GDP119元;1949-1955年, 我国GDP未超1000亿元;1949-1986年, 我国人均GDP未过千元。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很大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升, 但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总体情况看,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在GDP中所占之比重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1999年, 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后至2007年, 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于2.79%-3.32%之间, 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4.4%的总平均水平相比, 有较大差距, 不及东亚、太平洋地区的4.7%, 明显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5%, 远落后于26个发达国家的6%[6]。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的落后地位与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遂激发国人追赶跃进的急切心理, 于是, 高等教育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张。
1958年, 伴随中国工农业的跃进热潮, 高等教育亦出现跃进态势, 在校生由1957年的44万增至66万;196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96万, 成为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表现出明显的追赶、跃进势头。
单位:所/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年) 的部分数据整理。
1999年, 中国政府鉴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态势, 颁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自1999-2002年, 我国仅用4年时间即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升至15%, 4年时间毛入学率共提高近5.2个百分点, 平均年增1.3个百分点。2003-2005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 分别达到17%、19%、21%, 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出现第二次大的追赶热潮, 成为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增长最多、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 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就管理模式而言, 建国以来, 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人事组织、评估拨款等途径, 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区域布局、办学方式、学科设置等实施全面统筹, 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集中管理, 如1953年政务院公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后, 开始提出“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1]781。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 如1958年中央提出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 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 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复有三种形式, 即:纵向分权、横向分权、纵横结合分权。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总体脉络看, 无论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权管理, 无论是“块”的分割还是的“条”的分立, 均无法摆脱行政主导的管理属性, 其问题弊病是忽视市场, 缺少中介, 远离社会。首先, 缺少市场调节的政府主导模式, 极易形成行政管理遮蔽市场调节、主观决策遮蔽客观发展的现象;其次, 缺少中介参与的政府主导模式, 可能出现专家与社会监督缺位, 易滋生更多官僚特权, 亦形成紧张的官民关系;第三, 忽视社会力量的政府主导模式, 可造成社会公众冷观高等教育, 高校失去丰富的社会资源。此种种问题, 势必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当然, 运用行政手段, 通过政府集中管理, 将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 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发展效率, 大众化即为典型案例。
(三) “内外轮值”的扩张路径
这里所说的“内”、“外”是指高等教育扩张所选择的道路或途径———“内涵道路”、“外延道路”。“内涵道路”系指通过挖掘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指高校) 内部潜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扩张的方式。“外延道路”则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机构外建立新的或新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式。我们可通过1949-2007年部分年份普通高校数量、普通高校数量增长及增率,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 普通高校平均规模、增长及增率的变化情况, 来审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走势。具体数据见表4。
就1949-2007年的总体情况看, 内涵、外延道路呈交替轮换之势, 1965、1985、2004三个年段普通高校数量尤其是普通高校数量增率较高, 分别为124%、70%、66%, 此期为外延道路发展时期。1955、1995、2000三个年段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率分别为96%、65%、92%, 此期应为内涵发展时期。但从增率的累计情况看,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总增率达341%, 略大于普通高校311%的总增率, 略呈内涵主导态势。具体看:
1949-1955年, 高校数量增率出现5%的负增长, 而高校校均规模实现96%的高增长, 这说明, 1949至1955年高等教育主要以内涵发展道路为主, 即通过高校挖潜、扩张, 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1956-1965年,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5%的增长, 但高校增率达到124%;1966-1978年,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 高校增率仍能达到38%的增长幅度;1979—1985年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长17%、高校增率达到70%, 所以1965至1985年段属于外延发展时期, 主要通过设置一系列高校, 发展高等教育。
1995年后, 高等学校数量虽持续增长, 但只有2004年增长较快, 其余均在10%以内的增率进行徘徊;而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率则大幅挺进, 连续多年走高, 2000年达到最高峰。这说明90年代后,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学生扩张为主, 走内涵发展道路, 2000年的高峰恰逢1999年大众化起步以及新一轮的院校合并。
“内外轮值”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与“单一”路径及“内外并举”路径有别。“单一”的扩张路径一般指在较短时间内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规模, 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单一”路径的优长是目标单一, 容易执行;其劣势为或高校压力过大, 或一定时期后造成高校的闲置与浪费。“内外并举”路径则指在扩大高等学校规模的同时, 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内外并举”路径可以形成比较均衡的发展态势, 但要同时兼顾两个扩大问题, 则任务十分艰巨。我国高等教育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与大众需求, 选择了“内外轮值”的中庸之路, 在一定历史时期, 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化解了主要问题, 又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四) 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
严进宽出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入口、开放出口, 即通过考试等选才途径, 严格控制生源质量, 但对最终结果则不过多干预的培养方式。我国严进宽出培养方式的实行主要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国家急需人才的社会背景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该培养方式比较适合精英教育, 即通过先行选材、集中资源的方式, 进而提高办学效率与社会效益。宽出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淘汰机制, 学生缺少学习与成才压力, 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与学习风气;尤其是大众化时期, 由于生源质量有所下降, 无原则、无条件地“宽出”, 势必影响高校的声誉与秩序。
我国高等教育严进宽出与国外的宽进严出、严进严出有很大差异。法国、意大利的综合性大学, 往往采取“宽进严出”的培养方式, 即举凡获得高中会考文凭者, 皆可通过注册进入综合性大学, 给大众以同等的、充分的受教育机会。例如:法国的综合性大学自1958年始, 即实行开放式入学, 但在大学内部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 逐年淘汰;而在另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则采取“严进严出”的培养方式, 如法国的大学校、美国的4年制以上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 这些机构往往采用综合的、十分严格的入学考试以选优才。我们认为, 可以针对不同层次, 提出不同要求, 选择不同方式, 层次越低, 入口越松;层次越高, 出口越严。
三、成就与经验
建国60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其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高等教育需求得到满足。
1949年, 我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 在校生11万余;1978年普通高校发展至598所, 在校生接近86万;至2007年, 我国共有高校1908所, 在校生1885万。可谓30年一小步, 60年一大步。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规模的不断扩张, 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 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大降低, 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 使得社会公共资源惠及普通人群。自1949年始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共为社会输送了各种专业人才1913.66万人, 这些毕业生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长与智慧, 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直接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持, 促进了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2.高等教育布局有所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逐渐得到改善, 偏远地区逐渐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解放前,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布于东南、中部地区, 最高年份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7所, 其中, 上海36所、四川25所、江苏22所、广东15所、北京13所、河北12所, 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青海等省份无一所高校;新中国成立当年, 黑龙江省即克服地域劣势, 创建6所高等学校, 摘去无高校帽子;1952年, 内蒙古创建3所高等学校;1958年宁夏创建3所高等学校;至1971年, 全国所有行政自治区全部设置了高等学校。
3.高等教育结构得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在经历巨大起伏动荡后, 逐渐趋于稳定合理。1949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205所, 其中, 综合性大学49所, 占普通高校总量的24%, 约1/4。此期虽总量较少, 但普通本专科生比例比较合理。197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598所, 其中, 综合性大学32所, 占5%, 因综合性大学比例过小, 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发现与培养。1998年, 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022所, 其中, 本科高校600所, 占59%, 比例过大;普通专科高校422所, 占普通高校总数的41% (见表5) 。1999、2000年普通高校本科院校数量与普通高校总数所占的比例保持在56%以上。普通高校本科生比例过高, 一方面造成高端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 也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培养质量。2001年后, 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同时, 开始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 虽然本科院校的总量基本稳定, 但在普通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则大幅减少, 降至49%, 比上一年降低9个百分点;同时, 普通专科高校快速增加, 提高到628所, 占总量比例突破50%大关, 达到51%。此后, 普通本科高校数量虽仍逐年增加, 但所占比例却逐年减少, 2005、2006、2007连续3年普通本科高校占普通高校的比例不足40%。可见, 高校已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梯次结构[1965,7,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8—2006年) 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整理。
4.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现转轨。
如前所述, 建国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格局, 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1993年, 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纲要》指出:“要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 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9]通过高教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解决了部门办学、“条块分割”、“学科壁垒”、“专业过窄”等问题, 逐步扩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以及高校的自主权。
5.民办高等教育获得发展。
改革开放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生悄然革命。早在1982年, 国家《宪法》即开始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各种教育事业, 1982年3月, 中华社会大学在京成立, 开新中国民办高校之先河。198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其后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以及发展战略, 均积极倡导鼓励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尤其是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鼓励社会积极创办教育事业, 允许投资者合理取酬。为此, 民办高校在国内各省纷纷创建, 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1908所, 在校生1885万, 民办普通高校 (含独立学院) 占普通高校的32%, 民办高校 (含独立学院) 在校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19%。形成了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初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6.高等教育大国战略初步实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积极推进中,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由高等教育小国发展为高等教育大国, 并为未来的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普通高校招生320.50万人, 在校生903.36万人;2007年,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565.92万人, 在校生总规模达1884.90万人。通过高等教育扩张, 高等学校的学科分化不断加速, 专业设置不断调整, 社会需求的覆盖面不断加大, 教育质量不断得到加强, 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合格人才。
四、未来发展
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面向新世纪, 在系统梳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全面总结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关注公平、促进效率。
公平原属于经济学概念, 既指具有客观性的付出与收入的比例系数, 亦指一种相比较而存在的主观体验;而效率主要指有限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活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客观存在, 没有公平的效率影响稳定, 离开效率的公平缺少支持。近30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得以迅猛发展, 高等教育从社会中获得的资源总量亦愈来愈丰;同时, 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的问题亦愈发凸显。为此, 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应努力实现以下几方面转换:
其一, 从“兼顾公平”到“重视公平”。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 尤其是社会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 为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 国家往往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社会公平即成为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所以, 各级管理者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实施高等教育发展方略时, 要特别重视公平对效率所形成的潜在的、持久性的影响, 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 从而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 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从以往的管理实践看, 我们往往关注形式公平, 重视程序合法, 忽视结果公平、实质合法, 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公平的效度和信度。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例, 其原初动机之一是为每一个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高昂的教育收费使原本可以进入高校学习的优秀青年被拒之门外, 使看似公平的事物, 却蕴涵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 不仅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而且要结果公平, 实质公平。
其三, 从“单一公平”到“多元公平”。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为每个学生提供上大学的机会, 或者社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工作岗位。高等教育公平涵盖方方面面, 包括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专业, 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信仰个体等均具有同等的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高等教育通过输出思想、传递知识等方式, 为社会每一组织、个体提供公共性服务。
2.稳定规模、质量并行。
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不懈追求的两大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要通过数量上的有序扩张, 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满足社会与大众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校内资源共享、高校与社会互动、校与校联手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途径, 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增强高校核心竞争力。首先, 借助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 通过各种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互补, 提高高校教学科研的学术水平与理论创新能力。其次,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严把培养出口, 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贯彻“严进严出”、“宽进严出”和“宽进宽出”的发展战略, 较低层次高校可以适当放宽标准甚至尝试开放入学;而对于本科高校, 尤其是“211工程”与“985工程”高校则严控质量关, 加强出口的跟踪评估。把开放入学与限制入学结合起来, 把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起来, 创新选才与培养机制。第三, 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通过实施“高校引智计划”, 引进国外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加强本部门的师资培养, 打造更多优秀创新团队。总之, 依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增长。
3.突出特色、以特促优。
高校办学特色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特点或属性。办学特色主要体现为高校办学的层次特色、类型特色、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等。层次特色主要依据高校学术活动方式及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几种办学类型, 如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技术型等;类型特色一般依据高校学科设置数量、学科覆盖程度以及高校培养目标等而确定的办学类型, 如综合类高校 (覆盖或部分覆盖文史哲政经法理工农医教等) 、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艺术类高校等。一般情况下, 诸种办学特色可同时并存。当然, 高校越多, 越依赖于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 进而形成高校办学特色。正如伦敦大学副校长斯图尔特·薛瑟兰所说:全世界的大学, 分守着他们各自对真理、学术和科研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高校在确立自身发展战略时, 既要客观评价高校自身特点与优势进而提出战略目标;同时, 又要密切关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布局与结构, 要结合本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 在借鉴国内外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突出特色意识, 以特色求生存、以强势促发展, 将高等教育大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4.加强职教、注重实践。
目前, 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为“基”大于“顶”的梯形或塔型格局。在未来, 应继续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在梯形顶层, 坚持发展精英教育;在梯形底层, 做大做强高等职业教育。为此, 首先要提高认识、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应从中央到地方, 从社会至个体均应积极关注高职教育, 尤其是农村高职教育, 修正认识中的偏差。其次, 要明确定位、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院校应在客观分析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 根据学科优势、地域特点、培养目标、社会威望、综合形象等若干项指标, 合理地确定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角色与位置。第三, 要突出实践、强化高等职业教育。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旨、以实践教学为主要途径。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 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的培养目标, 加强高校与企业及社会各部门的合作, 建立高校与企业、部门互惠共赢的实践、实训基地, 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研究问题、亲身实践的能力, 实现课堂传授与实践指导、学习经验与实际体验、学习知识与提高能力、间接接受与直接获取的有机结合与灵活转换。
5.积极开放、采借多元。
今天, 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 相互影响日益加深, 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间的互动和交流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当然,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自性”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 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 融入世界文化, 通过实施国际交流合作计划, 切实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 也要注意保持、创新“自性”, 以“自性”融入世界。
6.承担责任、加强资助。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事业, 政府财政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来源, 是高校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所以, 国家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将高等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从经济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切实做到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次, 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 尽快解决高校因扩招、院校合并等增加运行成本所形成的债务危机。第三, 积极支持高校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按照政府公共财政制度要求, 建立财政激励机制与董事会管理制度, 合理分配、使用教育经费。此外, 国家应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政策, 鼓励、引进社会力量支持高等教育事业, 形成国家预算、社会投资捐赠、学生缴费等多元筹资格局, 积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逐步完成了对旧高等教育机构的收编与改造, 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 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使我国在经历了高等教育弱国、高等教育小国后, 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并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借助数据与资料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60年来的发展特点、成就和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60年,发展历程,经验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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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六十年迟归路 篇8
屈原在《国殇》辞赋中写到，“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颂扬那些为国捐躯者们的魂魄必定成为鬼域中的英雄。2011年9月，19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归国，这意味着，那些在异国他乡飘荡多年的鬼雄们，终于有了一条回家的路。
六十多年来，他们的尸骨为荒烟蔓草遮盖，他们的名字为时间所掩埋，而他们的魂魄却时刻都在寻找归家的路。一个甲子的时间，这条归家之路险阻且漫长。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寻找阵亡将士遗骸，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信念的践行，这种信念即是：生者必要得到哀悯，死者必要得到尊重。
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遗骸归来的这一刻，虽然晚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还没有上升为国家仪式，虽然还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毕竟，这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归的开始。
在迎接忠魂回国的现场，一位名叫吴缘的中年男子抱着叔叔吴其璋的遗像来到现场。吴其璋，中国驻印军独立步兵一团少校连长，战死于密支那，尸骨无还。吴缘说，他期待着叔叔的遗骸也能早日回家。
回望缅甸，还有约八万亡灵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被毁掉的墓地
第一次寻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是在2008年4月，那时我刚刚开始采访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幸存老兵，许多老兵向我提起那些兄弟们的墓地时，都一脸茫然。
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清明节，我早早地去集市上买了一束菊花，在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会长李心远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叫三英里的地方。
“这里就是。”李心远指着眼前一块荒地告诉我。荒地蒿草丛生，旁边住着一户人家。
“这里？”我有些疑惑，没有墓碑，总该有个土堆呀；没有土堆，荒草总该有人清理吧！
在后来的介绍中，我才得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尽数被毁。密支那的华侨艾元昌说，他亲眼看到这些墓地被毁掉，“骨头扔得到处都是。”
同样在西保，墓地附近的住户隆冬也亲眼看到墓地被毁时的情况，“骨头被挖出来丢掉了。”那时户隆冬只有5岁，根据年龄估算，墓地被毁掉大概是在1957年左右。
而这并不是中国远征军墓地的第一次劫难。八莫的华侨赵田福说，远征军阵亡将士在八莫的墓地被毁掉后，当地华侨将遗骨收起来，重新安葬在八莫往北两英里的地方，并修了一个纪念碑，“后来排华事件发生后，这个纪念碑又被毁掉了。”
今年3月，我们在八莫找到了这个只剩下半块的纪念碑。扒开荒草，隐约可以分辨出墓碑上的字“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还原被毁掉的部分，应该是“新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台湾的资料记载，孙立人得知新38师在缅甸的墓地被毁掉后，仰天长叹，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到后山上给这些缅甸的孤魂野鬼烧纸纪念。
“那是中国人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在密支那，至少有三个驻印军的墓地，分别是第14师、新30师、第50师。
我第一次去的密支那三英里的墓地，就是新3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这里有很大一部分被密支那第二中学占据，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今年3月，我再一次去这里时发现，原先荒芜的那片空地，已盖起了新房子，主人说，在挖地基时，就挖出了许多尸骨。今年9月份迎接回国的19具遗骸，就有10具是在这里找到的。
密支那的另一个墓地位于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说，“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那是一场发生在雨季的战争。
有很多年长的华侨，还清楚地记得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是一个缅族中年妇女，名叫海开努，她告诉我，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校的学生就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密支那的老兵李光钿就居住在第二小学旁边，几年前在后院里种菜时，就挖出过骨头和子弹。
自从在院子里挖出过骨头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
“二战时，中国胜利了，但在战后，日本是胜利国”
在缅甸，和毁掉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和慰灵塔。
密支那有一个著名的“招魂之碑”，修建于一个卧佛寺里。这个寺庙由日本人捐建，在缅甸这个佛教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而“招魂之碑”上使用的石头总数正好3400块，与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这种“煞费苦心”的纪念，在缅甸还有很多。在实皆省的自敢山上，在日本人捐建的一个佛像手中，端着一个牌位，我用长焦拉近了看，上面竟然写着“独立辎重兵第二联队战殁者之灵”。而在另一个巨大的佛塔底部，密密麻麻地刻着每一个阵亡者的名字。
在自敢山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碑，上面写着“台湾同胞战殁英灵纪念碑”。二战时，时被日本殖民的台湾，有许多人从军。看着这个碑，我们内心五味杂陈。
在密支那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塔顶上的钟表是来自日本的西铁城。
居住在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华侨陈国胜说，大约二十年前，有几个日本和尚找到他的母亲，说是准备在路口修建一个塔，但他们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没想到，等修好后，才发现是一个慰灵塔，“母亲至今还很内疚。”
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后来，他又重新在家门口种了三棵树。
看着日本人一批一批地在家门口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这种酸酸的味道，在我们重返缅甸的过程中，不时会涌上心头。
在仰光，专门有一个日本人墓地，里面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其中在骑兵第55联队的纪念碑旁边，立了一个小的马魂碑。为死去的战马立碑，在自敢山上也有，有一个碑文里，有纪念763匹军马的字样。
其实在仰光的日本人墓地，更让我感到酸酸的是，这里不时会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
“二战时，中国胜利了，但在战后，日本是胜利国。”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多次对我感叹。
杨子臣近年来一直牵头呼吁重修中国远征军墓地，但一直没有结果。今年3月27日，杨子臣最终抱憾而去。
铭记每一个为国死去的人
今年2月，我和戈叔亚、邓康延、常博、高飞、黄睿等再次前往缅甸，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我第10次前往缅甸了。
我们第一站到达仰光郊外的盟军墓地，这座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在其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宗旨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用真名和墓碑或纪念碑铭记”。
这座墓地的负责人奥斯卡见到我们一行，非常惊讶地上前询问：“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他又问：“中国台湾？”确认是来自中国大陆后，他又问：“是来缅甸旅游的，还是中国石油的投资人？或者来缅甸做宝石、木材生意？”
“我们是来缅甸寻找老兵的。”
“真的吗？”奥斯卡惊讶地说，“中国人来这里寻找老兵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们比较健忘？”
那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无地自容。
根据网站介绍，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创建于1917年，是应英国贵族费边•韦尔倡议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它管理2500座墓地，其中葬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170万英联邦战士。该机构总部的信息服务部门有三十多名员工，专门维护档案资料，向咨询的公众提供信息。2010年，委员会回复了2.6万封问询信件、邮件和电话，约两百万人访问其官网。
其中仰光的这个墓地有6347座墓穴，“有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印度、刚果等9个派兵到缅甸作战的英联邦军队。”
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的儿子西门•艾登就是在缅甸战场上牺牲的一名空军，也安葬在这个墓地。奥斯卡带我们来到他的墓碑前，让人惊讶的是，从墓碑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首相的儿子。奥斯卡解释说，“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人民在战斗，他们的牺牲都是平等的。”
正在向我们讲解时，奥斯卡突然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这里还安葬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士兵。”随后他带我们一一寻找那些标注着“China”的墓碑，总共找到了三十多个，“你看，他们都死于1944年的春天。你们知道吗？安葬在这个墓地的士兵，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来自他们国家的人或者他们的亲人来看望，但是这些中国士兵，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或者你们不知道他们安葬在这里？”
奥斯卡说，他还知道有五个来自中国云南的挑夫也安葬在这里，“他们牺牲的时候，表现了和军人一样的英勇，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甚至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名字，只能把他们安葬在这里，给他们军人一样的尊敬。”
在奥斯卡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墓碑，在本应刻着姓名的地方，写着一句：KNOWN UNTO GOD（他的一切上帝知道）。
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行动终于开始
今年2月的缅甸之行，我们的重点是对缅甸的幸存老兵和墓地情况做一次全面的普查，除过对幸存老兵进行经济上的帮助之外，还希望能搞清楚当地墓地的情况，以便为将来的重建以及迎接遗骸回国做一些准备。
从缅甸回到云南后，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约见我们，了解此次考察情况。当我们提出应该尽快迎接中国远征军遗骸回国时，黄毅部长立马拍板，今年就做。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太多的外交和政治因素，在分析了缅甸的现实情况后，我们建议，应该先由民间组织试探性地牵头来做，官方在背后给予强力支持。这一建议也得到采纳。
半年之后的9月13日，由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主办的“忠魂归国”活动终于启动，六十多年前阵亡在缅甸的19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分别从云南的瑞丽和腾冲口岸回国。19具遗骸分别寻获于密支那的原30师墓地和西保的原50师墓地。
参与遗骸寻找的一位华侨说，在密支那的原30师墓地寻找遗骸时，还发现了一个军用水壶，水壶里面还有半壶的水。
迎接海外遗骸回国，这对大陆还是第一次，加之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这个活动在策划初期就有很多争论。比如在讨论遗骸回国时应该覆盖什么旗帜时，就有很多种说法。最终二战史研究专家章东磐等人力争，盖上当年的新一军军旗，这也成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亮点。
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毕竟，这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的开始。
“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在接幸存老兵以及遗骸回家的过程上，不时会有人告诉我，这是国家应该去做的事。针对这样的质疑，我都会解释，这是国家和公众都应该去做的事，谁都不能缺席。
在缅甸，考察了众多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之后发现，这些碑更多的，是来自民间人士的捐建，有退伍老兵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等，虽然其中也能找到一些官方给予强力支持的痕迹，此外仰光的盟军墓地，虽然其管理机构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是政府拨款，但其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老兵回家”活动虽然也是一个草根的公益活动，但一直都有官方的支持。三年多来，我们帮助三十多位流落缅甸、云南等地的老兵找一失散约七十年的亲人，并寻找资助接他们回家探亲。我和多位朋友已于近日申请成立基金会，我们的基金会有一个设想，就是建立一个无名抗战英雄墓地，寻找散落在全国以及海外的无名抗战英雄遗骸，将他们归葬，每一个遗骸都有一个墓碑，虽然一时无法确定他们的姓名、找到他们的家人，但我们会留取DNA样本以及寻获地的详细资料，为找到他们的亲人留下一丝机会。这些都离不开官方的支持。
在看过缅甸的日本人墓地和盟军墓地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对待英雄的理念上，还有很多差距，我们对个体和生命的尊重，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曾经的敌人或者盟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