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共8篇）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1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总书记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一带一路”。今年，“一带一路”成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标配”，31个省份均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行了破题。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通过经济纽带将各个板块形成了有机联结的整体，“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企业而言，根本出路在于“资源整合”。当然对中国生态农业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机遇，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一个方面。比如通过境外农业开发，农产品运回国内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市场供应问题，另外也帮助当地如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发展形式,是使农业发展向生态合理化的方向转化,使农业现代化建立在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而要实现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振兴农村经济,就必须以产业化为突破口,将农业与其它关联部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结为一体,实现某种协作和联合,以求共同发展。因此,农业的产业化是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农业生产与市场联结的纽带。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才能将生态农业无污染的绿色产品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增加生态农业的吸引力,为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生态农业在中国已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并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征。它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持宏观大局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粮食“十一连增”也是有代价的，而长期积累的矛盾更使我们面对着不少新的挑战。主要农产品价格顶到“天花板”，一些大宗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关税配额内的进口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显现出“封顶效应”。农业生产成本的“地板”，刚性抬升，农业劳动力价格、土地流转费、农机作业费等全面持续快速上涨。农业生产补贴和价格补贴逼近约束“黄线”。对部分农产品的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已接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补贴上限”。靠“黄箱”的办法对主要农产品进行支持和保护空间已经不大。资源环境熟亮起“红灯”，一些农业资源过度开发，透支严重。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农膜残留、秸秆、畜禽粪便污染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加上工业和生活污染，使一些地方的地没法种了、水不能浇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形势。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对这个形势，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价格“天花板”、成本“地板”挤压和补贴“黄线”、资源环境“红灯”约束，很可能是今年一个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化农业发展道路。

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要有序且有效的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完善节水、节肥节药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更好的保障农畜产品安全。对山水林田江湖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生态脆弱区、地下水漏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治理，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不仅要在“内部优化”上花气力，还要在“内外联动”上下功夫。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引入农业，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取更多利益。重点抓好四件事。

一是抓好农产品转化加工。主产区往外调“原”字号的农产品，不利于当地农业增值增效，也加重了运输负担。要运用农产品地初加工补助等政策，支持主产区发展畜牧业、粮食加工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过去，我们对主产区是以粮食产量大小、调出理高低论英雄，现在看，主产区调出粮食是贡献，调出肉蛋奶、调出加工食品，同样也是贡献。

二是抓好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效率低，导致农民“卖难”和居民“买贵”并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借“一带一路”这股东风，要创新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推进电商与实体流通相结合，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快构建冷链物流体系，推进各种形式的对接直销。对农产品运销收费多、收费贵和乱收费问题要进行清理整顿。

三是抓好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风险隐患犹存，违法违规问题仍然频发。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决不能再出大的质量安全事件，要抓紧把基层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机制健全起来，从源头抓起，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严格市场执法监察，确保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

四是抓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再沿袭传统的路子走下去，不仅难以保障当代人的需要，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路也断送了。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坚决把资源环境恶化势头压下来，新账不再欠、老账步还，让透支的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关键是建立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念好“减、退、转、改、治、保”六字决。一是“减”，就是要把过量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尽快减下来。化肥、农药等用得太多，既有危害又多花钱。农民也明白这个道理，只要加强技术指导，使用量就能减下来。比如搞测土配方施肥的地方，化肥使用量就大幅减少。要大力推广节肥、节药、节水和清洁生产技术，步减少化肥、农药和农业用水总量。

二是“退”，就是要把超过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切实退出来。各地要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调整农业生产力布局，该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要继续还，该限牧限渔的，要严格限制。

三是“转”，就是要把农业废弃物转化成为资源和财富，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农业废弃物，处理不好是污染源，利用好了就是资源和财源，比如，一些规模化讵殖场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沼气、农家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环保效益。

四是“改”，就是要把地力下降的土壤改良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推3深松整地、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措施培肥地力。

五是“治”，就是要把受损的生态环境步修复治理好。要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创新治理方式，发展替代产业、绿色经济，让农民从中受益。

六是“保”就是要把农业发展的根基和命脉坚决保住。基本农田一旦划定后，谁都不能占，对违反者要用重典。同时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保护补偿等制度，用经济手段促进耕地保护。

总之，要突破传统农业观念的束缚，借力“一带一路”持续大力发展中国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不仅仅是生产食品，而且应有保护生态环境，为其他行业提供原料、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等功能。要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发掘生态农业新功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生态农业，不断优化和升级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要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利用地方特有资源，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从而形成区域性规模化的主导生态农产品，使各区域具有互补功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状态，为此各地方区域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挥地方优势，开放出各种新而奇、特而专的精美物质或非物质产品及产业。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2

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经济陷入低迷, 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中国理性分析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同时立足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充分利用传统经贸合作渠道, 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 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合作方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中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域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同时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契机下, 相关产业应该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 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但农业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农业发展严重受到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中国必须积极探索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交流传统, 拥有有着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2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2.1 中国农业现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入世以来, 中国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在农业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资源约束、粮食安全等问题亟待解决。

2.1.1 资源约束严峻, 农业发展空间有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 是农业生产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资源。近几年, 中国耕地面积呈现日益减少的趋势, 耕地质量也逐步下降, 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 发展空间有限。

从数量上看, 2014年年末中国人口达到13.6782亿, 耕地面积20.26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1.48亩,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有限的耕地资源承载着巨大的产出压力。虽然近几年国家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措施积极增加耕地面积, 但是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 全国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中。如图1所示, 从2010年至2014年中国耕地面积从20.29亿亩减少至20.26亿亩, 日益逼近“耕地红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从质量上看, 中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 耕地污染严重, 产出能力有限。按照相关标准, 全国耕地质量评定为15个等别。其中1~4等、5~8等、9~12等和13~15等耕地分别对应优等、高等、中等和低等耕地。由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 中国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 耕地质量退化严重。如图2所示, 2014年全国耕地面积中, 优等地占2.9%、高等地占26.5%、中等地占52.9%、低等地占17.7%。由此可见, 中国耕地质量偏低, 高等别以上的耕地所占比重较低, 影响了耕地的产出能力。

2.1.2 生产经营模式相对落后, 农业生产效率偏低

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用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 经营规模相对较小, 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 农民也缺乏对农村生产力加以改造的实力, 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但是, 受国情限制, 中国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了使农业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需要在国际范围内积极寻求合作,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1.3 消费需求庞大、粮食安全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 对农产品有着庞大的消费需求。《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16—2025) 》显示, 2015年中国大米消费量为14521万吨、小麦消费量为11966万吨、玉米消费量为17755万吨、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3150万吨、棉花消费量为735.7万吨。预计未来十年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食用植物油、食糖、蔬菜、水果、奶制品等农产品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大国, 粮食自给率不足90%。粮食安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安全与独立。中国不断攀升的粮食进口量对粮食安全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 粮食安全问题将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2.1.4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 具备一定的对外投资能力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 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设施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中国在种子培育、节水农业、土肥监测、病虫测报、病虫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优化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几年, 中国还积极探索了小麦深松沟播保墒节水绿色模式、马铃薯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等先进农业生产模式,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型农业, 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多元化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外汇储备也逐步增长。2015年年底, 中国外汇储备金额达到3.33万亿美元。利用部分外汇储备成立的丝路基金为中国资本“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已经形成了新希望、北大荒等一批颇具规模的农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也具备了一定的对外投资的能力。

2.2 中亚国家农业现状

狭义的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中亚五国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农业是其传统基础产业, 但面临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等问题。

2.2.1 土地资源丰富, 但资本相对稀缺

中亚五国土地集中平坦, 国土面积总和约为400万平方公里。2014年年底中亚五国人口总和约为7016.07万人, 人口密度约为17人/平方公里, 仅为中国人口密度的1/8左右。中亚五国中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 全国可耕地面积达2941万公顷, 每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约1600-1800万公顷, 还有大量耕地未被利用, 闲置的土地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但是中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不足。比如,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基础良好, 但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 乌兹别克斯坦农产品普遍存在加工程度及附加值低的特点。又如, 塔吉克斯坦2014年农业在其GDP中所占比重达到23.5%, 但是塔吉克斯坦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2.2.2 农业技术相对落后, 农业生产效率偏低

优质的种子配合先进的栽培技术, 是获得高产、优质农产品的必要条件。中亚国家小麦和棉花育种技术相对落后, 种子质量不高;农业机械设备老化严重, 迫切需要更新换代;灌溉设施落后, 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整体而言, 中亚国家农业技术相对落后, 农作物单产较低。哈萨克斯坦每年粮食亩产量仅75公斤左右, 而中国2015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365.5公斤/亩。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单产与中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农业生产效率偏低, 提升潜力巨大。

2.2.3 政策配套不断完善, 具备一定的合作条件

中亚各国越来越重视通过与外界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吸引外国投资, 并于2014年签署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就完善投资环境问题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补充的法律》, 对吸引外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旨在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鼓励对经济优先领域的投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稳定、投资条件较为便利。《吉尔吉斯斯坦外资法》草案中, 引入了投资保障和扩大投资者权限章节, 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总体而言, 中亚各国关于对外经贸合作方面的政策配套不断完善, 具备了一定的合作条件。

3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的意义

综合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发展现状, 不难发现彼此在农业发展中既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又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扬长补短在农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前景较为广阔。

3.1 立足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互补

各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奠定了经贸合作的基础。中国与中亚国家资源结构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一方面, 中国耕地资源较为紧缺, 耕地质量不高, 产出能力有限;而中亚国家土地资源相对丰富, 还有大量耕地未被充分利用, 农业发展空间较大。另一方面, 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 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也日益发展壮大, 具备了一定的对外投资能力;而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资本相对稀缺。中国与中亚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形成优势资源互补的格局, 挖掘农业发展的潜力。

3.2 转移生产技术, 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中亚国家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业机械设备落后, 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供应严重不足, 农业生产呈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粗放经营状态, 农作物单产普遍低于中国。而中国在良种培育、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等方面拥有相对先进的技术, 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的自动化生产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中国可以利用已有的技术优势向中亚国家转移农业生产技术, 提高中亚国家农业生产效率, 拓展农业的发展空间。

3.3 促进农业走出去, 建立稳定的进口来源地

中国传统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主要为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农产品进口地相对集中, 对于分散农产品贸易风险较为不利。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 分散市场风险。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诸如新希望、隆平高科、中粮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 具备了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农业合作, 便利了农业企业走出去, 不仅有助于突破国内农业生产的资源约束, 而且有利于建立稳定的进口来源地, 保障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利益。

4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策略分析

企业创造价值的行为链条即为价值链, 而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推广和售后服务方面开展分工合作, 即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将价值增值环节在全球进行布局, 有利于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发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企业价值链特定环节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具有全球化的视角, 在立足中国农业既有的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开展农业生产。

4.1 合理布局农业价值链

农业价值链包含了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平台, 基于比较优势开展区域合作, 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布局于最有优势的地区, 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针对研发环节, 中国在良种培育、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等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而中亚国家育种能力相对落后。中国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在良种培育方面进一步增加投入, 筛选一些适合中亚地区气候条件的农作物品种在中亚地区种植, 优化中亚国家的农作物品种, 提高农作物品质。

针对生产环节, 中国耕地资源稀缺, 而中亚国家耕地资源相对丰裕。中国可以加大对中亚国家的农业投资力度, 建立小麦、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海外生产基地, 形成战略性农产品稳定的供给来源;同时向中亚地区转移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农产品单产, 挖掘中亚农业生产的潜力。

针对销售环节, 中国人口众多, 农产品消费需求庞大;中亚国家由于生产能力落后, 农产品供给还存在一定的缺口, 市场空间巨大。要分享销售环节的利润, 中国农业企业必须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 打造出诸如福临门、新希望、北大荒之类的知名农产品品牌;同时推广绿色农业, 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 提高在中国和中亚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占有率, 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

4.2 延伸农业价值链

价值链越长, 技术上进行工序分解的可能性越大, 从而使每道工序的专业性越强, 生产效率越高, 价值增值空间越大。中国农业价值链相对简单, 较多的人力物力主要投入于生产环节。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中, 需要积极延伸农业价值链, 从简单的农产品生产向相关领域延伸, 有力提升价值增值的空间。农业企业需要转变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注重将价值链向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等环节延伸, 积极发展直销、电子商务等农产品流通新业态, 推动农业由产品生产向价值链生产转变。

4.3 提高相关企业的配套能力

在价值增值过程中, 相关企业的配套能力将会影响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 但是我国农资企业配套能力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我国农资企业研发投入不足, 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 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多元化需求, 导致我国大量农资供应依赖进口, 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同时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为农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农资生产企业要加大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力度, 研发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产品, 提高农资质量, 增强配套能力, 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强的后盾。

摘要：在农业发展严重受到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中国必须积极探索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具有全球化的视角。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指导, 合理布局农业价值链、延伸农业价值链、提高相关企业的配套能力, 在立足中国农业既有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与中亚国家在农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有助于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农业,全球价值链

参考文献

[1]张芸, 杨光, 杨阳.“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的契机[J].国际经济合作, 2015, (1) :31-34.

[2]卢艳, 刘明.我国农业产业分工与价值链延伸——基于微笑曲线理论的分析[J].当代经济, 2013, (3) :116-118.

[3]沈琼.“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探析[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6, (2) :140-146.

[4]张茉楠.“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16, (3) :3-7.

[5]宋洪远.中国西部特色农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产业合作[J].农村工作通讯, 2016, (12) :20-24.

[6]刘志颐, 王琦, 马志刚等.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特征分析[J].世界农业, 2016, (5) :194-197.

[7]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EB/OL].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2016-09-01.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3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通过经济纽带将各个板块形成了有机联结的整体，“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企业而言，根本出路在于“资源整合”。当然对中国生态农业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机遇，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一个方面。比如通过境外农业开发，农产品运回国内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市场供应问题，另外也帮助当地如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发展形式，是使农业发展向生态合理化的方向转化，使农业现代化建立在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而要实现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振兴农村经济，就必须以产业化为突破口，将农业与其它关联部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结为一体，实现某种协作和联合，以求共同发展。因此，农业的产业化是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农业生产与市场联结的纽带。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才能将生态农业无污染的绿色产品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增加生态农业的吸引力，为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生态农业在中国已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并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征。它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持宏观大局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粮食“十一连增”也是有代价的，而长期积累的矛盾更使我们面对着不少新的挑战。主要农产品价格顶到“天花板”，一些大宗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关税配额内的进口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显现出“封顶效应”。农业生产成本的“地板”，刚性抬升，农业劳动力价格、土地流转费、农机作业费等全面持续快速上涨。农业生产补贴和价格补贴逼近约束“黄线”。对部分农产品的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已接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补贴上限”。靠“黄箱”的办法对主要农产品进行支持和保护空间已经不大。资源环境熟亮起“红灯”，一些农业资源过度开发，透支严重。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农膜残留、秸秆、畜禽粪便污染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加上工业和生活污染，使一些地方的地没法种了、水不能浇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形势。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对这个形势，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价格“天花板”、成本“地板”挤压和补贴“黄线”、资源环境“红灯”约束，很可能是今年一个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化农业发展道路。

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要有序且有效的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完善节水、节肥节药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更好的保障农畜产品安全。对山水林田江湖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生态脆弱区、地下水漏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治理，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不仅要在“内部优化”上花气力，还要在“内外联动”上下功夫。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引入农业，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取更多利益。重点抓好四件事。

一是抓好农产品转化加工。主产区往外调“原”字号的农产品，不利于当地农业增值增效，也加重了运输负担。要运用农产品地初加工补助等政策，支持主产区发展畜牧业、粮食加工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过去，我们对主产区是以粮食产量大小、调出理高低论英雄，现在看，主产区调出粮食是贡献，调出肉蛋奶、调出加工食品，同样也是贡献。

二是抓好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效率低，导致农民“卖难”和居民“买贵”并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借“一带一路”这股东风，要创新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推进电商与实体流通相结合，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快构建冷链物流体系，推进各种形式的对接直销。对农产品运销收费多、收费贵和乱收费问题要进行清理整顿。

三是抓好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风险隐患犹存，违法违规问题仍然频发。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决不能再出大的质量安全事件，要抓紧把基层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机制健全起来，从源头抓起，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严格市场执法监察，确保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

四是抓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再沿袭传统的路子走下去，不仅难以保障当代人的需要，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路也断送了。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坚决把资源环境恶化势头压下来，新账不再欠、老账步还，让透支的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关键是建立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念好“减、退、转、改、治、保”六字决。

一是“减”，就是要把过量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尽快减下来。化肥、农药等用得太多，既有危害又多花钱。农民也明白这个道理，只要加强技术指导，使用量就能减下来。比如搞测土配方施肥的地方，化肥使用量就大幅减少。要大力推广节肥、节药、节水和清洁生产技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和农业用水总量。

二是“退”，就是要把超过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切实退出来。各地要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调整农业生产力布局，该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要继续还，该限牧限渔的，要严格限制。

三是“转”，就是要把农业废弃物转化成为资源和财富，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农业废弃物，处理不好是污染源，利用好了就是资源和财源，比如，一些规模化讵殖场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沼气、农家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环保效益。

四是“改”，就是要把地力下降的土壤改良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推3深松整地、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措施培肥地力。

五是“治”，就是要把受损的生态环境逐步修复治理好。要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创新治理方式，发展替代产业、绿色经济，让农民从中受益。

六是“保”，就是要把农业发展的根基和命脉坚决保住。基本农田一旦划定后，谁都不能占，对违反者要用重典。同时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保护补偿等制度，用经济手段促进耕地保护。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4

推中国梦

“一带一路”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体现之一，展示了中国谋求改变当前世界地缘格局的决心。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无疑不展示了“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的共享互利的合作成果。

5月14日，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见证了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和各方共享的合作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高屋建瓴，打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境界。为造福世界、造福人民的世纪工程指出了前行的方向。

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带来如此丰硕的成果，从我们的生活来看，“一带一路”也可谓福利多多。一让交通更加便利。在此次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中有一项设施联通，提到要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实现亚欧大陆道路通。也就是说，在以后我们说不定能坐着高铁、跑上高速就能到欧洲，欣赏亚欧大陆上的美丽景色。二让海淘更加容易。我们也能够海淘到更加安全方便且独具特色的商品。三让旅游更加便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达到了60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逐步缩短签证受理时间，而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梦想。四让创业更加简单。此次中国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让我们与沿线国家做生意的更加简单，税款缴纳更少，增加赚钱机会。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球化的视角上得到更好地实现。

满分作文 一带一路 筑梦中国 篇5

中国，我们伟大的祖**亲，她一路坎坷走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挑战，仍然屹立不倒。一代代的中国人，怀揣着梦想，追逐着梦想，挺直了脊梁，憋足了一股劲，胼手胝足，顽强奋斗，走出苦难，走向辉煌。

回顾历史，千年前，“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北部延伸，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的构想铺展开来，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我相信，在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下，在中国携手各国发展、合作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能更加繁荣富强，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有梦，我也有梦，在花季一般的年龄，在优质的学习环境下，我们应该抓住学习机会，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要有好学的精神，要有见贤思齐的思想，要能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改正自己的缺点，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情操、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必须昂起年轻的脸庞，挺起坚实的胸膛，因为我们将托起中国未来的太阳！

梦想是激励人们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是指引人们永不放弃的坚强决心。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民族振兴的梦，更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要不断鞭策自己，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最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努力作为，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带一路

“中国的高瞻远瞩，世界人民的期盼和福音”“为沿线地区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有利于我们实现共同繁荣……沿线国家纷纷点赞，有坚定支持，也有美好瞻望。

这是一条开放合作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已得到来自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回应。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亚投行筹建，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开放的，不仅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将构筑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这是一条和谐包容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是国与国、人与人交往的结晶，从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和四大发明，到西域香料、珠宝、医药、汗血马，它们连通的不只是商品贸易，更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互通、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夯实民意基础。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R22;“一带一路”超越国度，跨越时空，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这是一条互利共赢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各有差异，互补性很强。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

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推动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一带一路”是一项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建设任务重的宏大系统工程。“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将与沿线国家携手同行，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共促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随着共建“一带一路”逐步推进，将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合则强，孤则弱”。呼应合作潮流，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正与沿线各国一起，抒写开放包容新华章，奏响合作共赢最强音。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首先，它体现了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丝绸之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更需要将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流史上续写灿烂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互信和互利的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将贯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的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

其次，与以往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认为的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中心不同，“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庄严宣布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对于丝绸之路中国国内段和国际段都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

中国政府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世界，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具有深远意义。可以预见，这一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蓝图必将在各国互信合作中得以实现。

2017高考满分作文：中国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提出几年来，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对世界产生了多重影响。

第一，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指明方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实体经济而非制造金融泡沫，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搞再工业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再工业化等无果而终或遥遥无期的情形下，“一带一路”倡议就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最可行、最有影响的国际合作倡议，引领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振兴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大方向，也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了希望。2016年8月17日，总书记在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第二，世界纷纷向东看，学习中国，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蔚然成风。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持积极态度，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而发展起来，其他国家也正在走出对西方普世价值和华盛顿共识的迷信，开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确立了继续推进全球化的信心，打造包容性世界经济。如今，西方发达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不足40%，不再是全球化的主要发动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供给侧。建设“一带一路”，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而是很多条，大家都有份，它是开放的、包容的。

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由观望到响应的转变。过去几年，“一带一路”成果出人意料地多，国内外积极性出奇地高。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自信与自觉，感染、吸引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合唱之中。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6

江濡山：正确认知中国在亚洲利益格局中的定位(2015-08-03 12:25:56)转载▼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 首席经济学家

江濡山：“一带一路”不成功便成仁（上）？

最近二个多月从南亚到中亚的专项调研，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状况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如果要说实话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得以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千秋功业；如果实现不了，则会大大透支国家的“精气神”。从目前情形看，这一宏大的战略构想，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心理弥绊和现实困难，特别是不同层面的利益纠葛和投资“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亟待采取有效策略予以破解。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各关连国：戒备心态不可避免、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法律纠纷不可避免。

我的团队先后四次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中亚和南亚多个国家的“跨境投资项目落地环境及投资策略”的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参加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有关财团的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比照发现：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从实施策略、基础准备，到资源配置、项目的投前评审和投后管理等方面，已经暴露出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些问题本应及早预防规避，最终却酿成夹生饭，损失不小且进退两难。

前不久，参加由国家某个重要部门召集、有多个部位代表、十几家大型央企代表参加的《“一带一路”与中亚五国需求对接座谈会》时，来自央企和民间的海外投资代表们，谈到的很多问题，更是令人纠结。特别是陕西中亚商会会长吉延伟女士和中石油海外投资项目安保负责人，谈到中国企业投资中亚五国后遇到的诸多安全问题时，流露出焦虑而无奈的情绪，因为他们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是海外投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把控和解决的，急需中央政府出面才有可能调停。比如：中亚五国一些国家的警察，盲目“抓捕”中国商务代表、找茬敲诈中国商人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问题，或许国家政府领导者层面早有“共识”，但中亚五国地方权势官僚却不予“理睬”，甚至唱双簧，一些中国投资机构，即使采取一些灰色打点策略，既定的事情也很难落实到位。这些国家既有典型的集权特征，也有地方权势腐败的“潜规则”。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和把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呢？在此，摘要介绍一下我们于2015年年初主持完成的《未来十年：亚洲投资变局》研究报告中，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关联性较强的一些观点。

1、正确认知中国在亚洲及全球利益格局中的定位

摘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以及日益强大的跨国财团，如果不顺应历史大势及规律合理确定本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利益定位，就会错失“全球化大趋势大背景下全球利益重构”的重大机遇。

【解读：中国的确面临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大汉帝国渐进衰落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结束与本世纪2020年左右，错过这个时期，中国可能沦为未来全球社会“人人可以榨汁的鲜果园”。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实际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渡透支了经济资源；二是错失了真正与世界看齐比肩的机会。新一届领袖集团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发展战略，时机还不算太晚，出发点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一带一路”战略公开亮相以前，是否运筹并恰当定位好了未来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在全球社会到底应该扮演且能够扮演好怎样的角色？以及中国在未来全球利益格局中恰当的利益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可以通过外交策略来敲定的，也不是智库幕僚人士私下可以密谋的，应当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一是能否有效协调好各国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并策略地化解基层民意顾虑；二是是否遵循了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及国际市场规律。若脱离了这两条基本规则，很多美好的愿望很难具备可实施条件。】

2、“一带一路”的思维定式是否能够顺应历史大势？

摘要：有不少人士恭维中国“一代一路”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如果按照“马歇尔计划”思维来运筹和认知中国高层的“一带一路”战略，出发点就错了。一是错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上世纪冷战前后的主权国家及民族利益至上的历史特征，已经大大褪色，特别是大国之间已经大幅度衰减这种“对抗”思维，未来全球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对抗”，越来越以全球公众利益诉求为主导，互联网时代的民族的、主权的利益如何有效融入全球化利益，才是更崇高的政治使命；二是错在思维定式有错位，马歇尔计划是政治思维主导的计划，“一带一路”则不能以“政治思维”思维为主导，而应以“顺应全球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的思维为主导，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正在调整思维方式。【解读：中国“一带一路”从谋划运筹到出笼实施，都是中国“独自在战斗”，虽然这个计划涉及多达约六十个国家，但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高层和民众，对这个看起来“庞然”的计划，如何认知和对待呢？说几句礼貌客气话，表示一下赞赏态度是可以的，但是若涉及到具体而深层的利益“接触”，则首先引起的不是合作心理，而是防备和逆反心态。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和张骞出使，讲讲美好的故事当然可以，若玩真的，就得好好掂量一下。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带钱出海、布施天下”的心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回更加令其相关国家产生“畏惧”心态，比如：吉尔吉斯坦一位基层官员说：“你们掏钱可以、给物可以，你们的人就不要来啦，不然你们迟早会吃掉我们。你想干什么、想要什么，路人皆知”。因此，实施“一带一路”既要符合人性法则、也要符合市场规律。忽悠别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把自己忽悠进去了。从中国目前情形看，国家及地方权力机构，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深刻领悟”最高层的实施“一带一路”真正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尚未在国内中高层达成真正的价值观的高度一致，很多事情仍然停留在喊口号、攒项目、要资金的层面。从过去几年我们完成过的跨国财团海外投资项目的“投前评估”、“投后顾问”业务清单中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基础功课做得不够扎实认真。】

3、中国千万不要忽视俄罗斯的感受

摘要：近两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中俄联手制衡美日，而欧洲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又与中国套近乎。这一切变局的核心在于：不同国家有其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家的面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玩着随时都有可能变脸的“儿童游戏”，而且中国玩的最真、最用心。然而，在整个全球化利益格局重构的特殊历史阶段，最最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恰恰是中俄利益关系随时可能出现的变脸。

【解读：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大国外交关系，越来越像儿童过家家，有两个日趋明显的特点：一是政治家作秀与演艺明星作秀越来越相似，对民众实质性的生活干预度在不断降低，各国政治领袖为本国民众的政治表演成为第一要务。特别是欧美和日本表演得日趋成熟和老道，而台湾的“悲哀”则在于玩得太认真。二是政治及外交，与经济合作越来越“分轨”运行，因为政治面子可以输得起，但经济利益输不起。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设立和运行，首先有可能从心理及现实利益上伤害俄罗斯，比如中亚这些国家，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内心是什么感受，可以想象得出。特别值得考量的是：中亚诸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从语言到民族种姓，都与俄罗斯有着远超中国的优越性。历史地看，中俄地缘政治一直就不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之间的在发展中如何高度融合、互惠互联，远远大于中国向中亚的挺进。再说，除过印度之外，中亚五国只有区区六七千万人口，但是有几十个民族，未来消费需求空间不大，无论前苏联还是俄罗斯，采取很多办法一直没有把这一地区“摆平”，又何况中国呢？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创造条件、支持市场化投资运营。】

4、中国民营资本不应被“一带一路”边缘化

摘要：就近年来亚洲各国财团在跨境投资运营状况来看，诸多案例和数据证明，做的最好的是韩国企业；其次是东南亚华商和印度的企业；然后是台商和中国民营企业。原地踏步的是日本、台湾的企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在亚洲的投资布局并不理想，投资失误和低效率运行的投资项目不少。中国国有资本对中东、非洲、俄罗斯的投资规模已经初具规模，但主要局限在采矿采油和工程承包类投资。资本趋利的天性决定了：只有私人资本才最具竞争力克扩张效率，而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一直对民间资本采取的是压制策略。从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动向和策略来看，中国政府首先支持的还是大块头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解读：通过对越南国际合作投资的诸多案例研究后体会到，中国早应该解除国有资本对石油行业的诸多垄断，并护佑民间资本投资到南海油田的开采与合作中去，因为民营企业家自然有办法“深入敌后”展开合作，并收购一大批越南海上油田。如果中国民间资本早年就与越南财团合作，就会曲线达到国家战略目标。可是，那时候脑子总是转不过弯来。现在，面对“一带一路”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有效的策略和方式，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的重大投资项目中去，比如：混合所有制虽然行不通，但是政府可以倡议设立政府参与但不控股的混合投资基金，扶持投资基金参与到一带一路优势项目中去。】

5、“一带一路”的规划不能成为装饰品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讲科学”，习惯于用“科学的规划”思维，替代传统的“计划”思维。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地搞五年规划及各式各项的产业发展规划，可是，诸多规划的可行性很差、市场预见性很差，许许多多重大项目仍然是官方领导者“即兴拍脑袋”决策的。“一带一路”规划出台后，仍然深深打着中国特色的计划思维的烙印，标题、口号、方针、决心很到位，但可实施性、可操作性、适合地方执行部门的东西很少。【点评：“一带一路”规划我看过了，的确花费心思了，很有气势、令人振奋。但是，可行性值得怀疑。虽然地方政府和很多央企有政治使命和中国梦情怀，但是缺乏“刀下见菜”的行动举措，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和书斋学者攒出来的文字游戏报告，对于亚洲及各个关连国的市场环境、法律特征、生产力水平、民族特性、信用环境等，考虑不够。“一带一路”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风潮。其实，一些地方官员对于中央“一带一路”真实的战略意图并不明白。我在参与一些地方政府“一带一路”项目评审时，觉得有些项目是“东拉被子西扯单、东榔头西一棒”，令人笑掉大牙。“各地政府”大张旗鼓地响应中央号召，可是多数项目只是停留在概念和调子，很不靠谱。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呢？有！可是因为站得太低看不见、看不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刻领悟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组织相关专业力量策划运筹有成长潜力的发展项目。】

6、“亚发行”是亚投行的一面镜子

摘要：目前尚难定论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能否走向成功和辉煌，因为“亚投行”的有效运营，面临着三大难题尚不知如何破解：一是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及投后管控机制的成熟尚需时日，需要很多实战磨合；二是亚洲多数“受援国”的信用度较差，很多项目可能会陷入“投前欢喜投后忧虑”的窘境；三是“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及角色“难堪”，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监管、评价及服务体系，与之缺乏有效对接。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7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要从事两项工作, 一是为国家提供二十年、三十年的长期战略规划服务, 为国家领导人制定长期战略提供相关的依据, 同时为各个部委制定五年规划提供相应的参考, 应该说是作为国家的长远战略智库研究机构, 为各个部委的抉择作为理论和战略研究的支撑。

第一是帮助地方政府进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 协助政府在大的战略机遇当中把握自身区域发展的机会。再有就是为地方政府进行“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资金配套, 这也是其联合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个原因, 充分的发挥各级各类型的金融机构优势。

第二就是联合社会各级机构, 协助地方城市及企业走出去, 因为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境外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和谈判的经验, 依托这样的资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协助更多的城市和企业更有效率的走向世界。

二、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首先“一带一路”是世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从中国的西安为起点, 经过中亚、俄罗斯, 到达波罗的海。海上丝绸之路是从福建的泉州为起点, 经过广东、福建, 一直到中亚、南亚, 延伸来到地中海, 从海上实现欧亚大陆的连接。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期要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为什么说它将奠定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在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30年的经济发展, 国家现在面临着不得不转型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 内需市场也不足以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产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打开视野、放眼到世界的版图, 可以看出这样两条路线在世界的政经板块当中凸显了脉络。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日本的经济发展在战后有两个大的机遇, 第一次是战争赔款, 日本没有进行高额的战争赔款, 这为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二次大的飞跃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对日本所产的物美价廉, 高品质的电子产品、汽车产品、生活家居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那么中国市场形成了日本产品的洼地, 大量输出到中国, 使日本的经济实现第二次的腾飞, 这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案例。

那么在改革30年之后, 通过我国制定的积极战略, 铺就了经济发展的脉络, 我们希望连接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首先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带动商贸的往来, 大家形成了商贸物流的沟通之后, 再形成人心通, 达到文化的融合, 从而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不仅可以把我们的优质产能让世界更多的国家共同的享受到, 也惠及更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使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众所周知, 世界上所有问题, 所有国家的纷争其实最终是经济的争夺, 所有经济的利益本身其实最核心的是金融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商贸的合作、物流的合作、文化的沟通, 来实现我们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实现共同的融合, 达到真正的和谐共生。

三、中国文化的创造与传承

回顾历史, 21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 打通了路上的丝绸之路, 由此可见, 那个时候我国就已经通过这条路线实现了商贸的往来。我们把茶叶、丝绸、瓷器、铁器, 以及我们各种民俗文化, 带到了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这些国家也把他们珍惜的动物、植物, 以及香料、药材传播到了中土大地, 应该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600年前, 郑和七下西洋, 形成今天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郑和的七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 哥伦布之所以能够说服西班牙的国王, 开启他的海上丝绸之旅, 也是由于郑和绘制的航海图, 而且在那个时期我们已经有了造船术、航海图以及指南针。

另外, 郑和下西洋所采取的政策是今天都值得骄傲的, 即使我们国家强大也不会称霸四方, 在历史上七下西洋走过了那么多国家, 我们所采取的策略都是怀柔四方, 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宽容传播到了全世界, 而从来没有实行过霸权。在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共发展的历史, 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带来了深厚的根基。作为一个中华子孙、华夏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感受到骄傲和自豪。

古人所提倡的天人合一, 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人体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我们也把这个人体看成是宇宙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应和天时, 在太阳升起时我们身体中的阳气上升, 当太阳下山时我们要怀柔身息, 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对自然的尊重和对文化的理解, 应该说远远超越世界上其他文明。

古圣先贤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 五千年的历史也给了我们这么多历史的故事、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教训, 再到今天, 虽然我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的低潮, 也带来了文化的低谷。因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带一路”当中我们也要强调文化的传播。

首先我们也可以从现在这个时代来反观, 我们有着这么丰富文明的历史, 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 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所有的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都是在GDP的10%以上, 所占的比重都要超越10%。而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占到了25%, 在全世界的文化创意产业份额当中, 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超越了40%, 他每年的产值是达到400亿美金。而我们中国有着这样丰富的文化根基, 这么博大精深的文明, 我们每年的产值是在100亿美金左右, 美国是我们的4倍。那么我们从美国的很多文化符号可以感受到大家耳熟能详的, 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迪斯尼, 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连一个韩国, 他都有韩国泡菜、有韩国的都教授风靡了全世界。而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就是一个简单的花木兰, 明明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 但是由好莱坞来制作, 用国际的手法来传播, 所以它的版权现在还在进行争论, 目前的版权还停留在好莱坞。从这一点上, 应该说我们每一位文化人都应该反思,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努力、可以去争取。

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基础设施, 无论我们从事了多少的商贸发展, 无论我们在这当中有多少经济利益, 最终能影响人心的, 能够达到真正和谐的, 最终一定落属于文化, 只有文化的认同感,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四方的尊重。所以只有人心通才能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 只有文化的根基, 文化的脉络根植到了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本文由陈婵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摘要：什么是“一带一路”?从国家的总体战略角度出发, “一带一路”作何构想?在文化创意和传承中, 它的作用和力量又是什么?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出来之后, 为了配合国家的战略发展,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联合了中央财经大学, 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的课题组, 将这项内容更多地面向省市, 以及各类型的企业, 因此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也更多地“落入凡尘”, 与各个城市、与各种类型的企业进行接洽。

“一带一路”与中国生态农业 篇8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理事长、瀚闻资讯董事长童友俊为我们详解“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情况，作为本刊系列专题报道的开篇。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描绘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连接发达欧洲经济圈，且涵盖中间广大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

针对以上“一带一路”沿线64个主要国家，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主要贸易出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出口额总计6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占我国2014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7%，增速超过我国总出口贸易增速（6.1%）。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出口大幅增长，2012年之后增幅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10%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俄罗斯和南亚的印度等地区。机电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3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1-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出口额基本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对越南和伊朗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分别比2013年增长31.17%和72.26%。2014年，我国出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7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出口额83.11%。

二、中国主要贸易进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进口贸易额总计4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占我国2014年进口贸易总额的25%，增速超过我国总进口贸易增速（0.4%）。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进口大幅增长，2012年增幅开始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2%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进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北亚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地等地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的进口量最大，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42.58%。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2-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进口出现下滑，其中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最主要进口国家进口额分别比2013年下降7.49%和9.25%。2014年，我国进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5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进口额84.84%。

三、中国主要贸易方式与贸易主体

1、出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租赁贸易、出料加工贸易、其他境外捐赠物资和补偿贸易。其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三种方式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出口额的87.56%。

（2）主要贸易主体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85.7%。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商户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7%、60%、88%和95%。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中，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55%和44%。

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占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总出口额的99.64%，其中私营企业占37.70%，外商独资企业占27.03%，国有企业占21.33%，中外合资企业占13.5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贸易分别占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17%、7.04%、7.23%和5.80%。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中，出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2014年，国有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的93%，私营企业占6%。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国有企业出口贸易总额的11%。

（4）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出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精密仪器及设备和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均超过50%。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以及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出口易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47.8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和矿物蜡产品出口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为主（54.43%），此外，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也占有较大比重（24.44%）。

（5）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14个产品种类中，私营企业在9个产品种类中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在家具和寝具、针织服装及附件、非针织服装及附件、鞋靴、护腿和陶瓷产品出口中占到83%以上。外商独资企业在电机、电气、机械器具及零件和精密仪器及设备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30%。国有企业在钢铁、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件以及矿物燃料、矿物油等资源型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尤其在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出口中国有企业占到6成。

（6）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越南、印度、俄罗斯联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伊朗、菲律宾，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占向前十国出口总额的63.81%，进料加工贸易额占比为18.06%，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额占比为5.69%。

前十国中，除了越南和新加坡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方式的贸易额占比小于50%以外，其余国家该比例均大于60%，其中伊朗该比例高达86.25%。向新加坡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向新加坡总出口额的37.9%，十国中排名第一；伊朗该比例为5.22%，占比最小，其余国家排名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集中在15%左右。而在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下，向越南和俄罗斯出口额占该贸易方式下前十国总出口额的99.9%，其中越南占近73.47%，俄罗斯占近26.53%，且在向两国出口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占向越南、俄罗斯总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22.42%和9.61%。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新加坡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48.26%，菲律宾该比例为36.67%，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了40%，分别为42.94%和45.90%。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下，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80.65%，另外，印度、越南、俄罗斯、泰国该比例都在60%以上。

向伊朗的出口，在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伊朗总出口额的47.53%，印度尼西亚为31.88%，其他国家在此贸易方式下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保持在12%以下，印度（20.78%）除外。

（7）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出口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前十国中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85.67%，其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比最高，为 53.13%。

向印度、新加坡、泰国出口贸易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为47.28%、35.74%、44.66%，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该比例均超过50%，伊朗最高，为69.95%。前十国出口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占比最高的是新加坡，占向新加坡出口总额的31.69%，泰国占到26.38%，马来西亚该比例为26.06%。

国有企业作为贸易主体在出口贸易中占13.16%，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中，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18.60%；伊朗该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7.07%；向越南、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有企业出口的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13.16%的总水平。

2、进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等四种方式进口额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92.01%；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在进口中的比例达到16.43%，较出口高出两倍多；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仅占1.96%，远低于出口（6%）。

（2）主要贸易主体

同出口一样，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是较为主要的三种贸易主体，其进口额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86.41%。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一般贸易进口为主，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81%、74%、57%、68%和62%。外商独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占其进口总额的3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进口额占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26%。中外合资企业一般贸易进口额占50%，进料加工进口额占24.3%。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占该贸易方式总进口额的98.41%，其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7.06%，外商独资企业占到 19.68%，中外合资企业占到17.77%，私营企业占到3.9%。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贸易额占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76%、0.98%、5.41%和8.69%。

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总占比达到99.16%。

（4）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进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等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基本超过50%。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等进口贸易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75.83%。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口贸易在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分别达到23.72%、38.63%和29.15%。木及木制品、木炭产品贸易方式除一般贸易外边境小额贸易也占有相当比重（35.51%）。

（5）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进口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13个产品种类中，国有企业在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产品中进口占比高达79.49%。此外，在矿砂、矿渣及矿灰产品中，国有企业进口占比最高位41.11%。私营企业在木及木制品、木炭进口中占比为77.59%，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的进口中占58.55%。同时，塑料及其制品、矿砂、矿渣及矿灰和铜及其制品等产品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额占比都接近50%。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较高的产品领域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及零件、核反应堆、机械设备及零件和光学类精密仪器和设备类产品中，其中电气设备类产品占 60.09%。

（6）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占60.85%；进料加工贸易占13.54%；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进口占17.44%，比出口保税贸易占比高出两倍多。

进口贸易前十国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尼、阿曼、伊拉克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从各国进口贸易额的比例均超过65%。进料加工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个国家重要贸易方式之一，占从各国的进口贸易总额23%-30%。此外，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的进口占从马拉西亚总进口额的38.09%，菲律宾的26.44%，新加坡的20.12%。

（7）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进口贸易主体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四类贸易主体的进口额占贸易前十国总进口额的98.28%。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远高于出口贸易额占比（进口：42.39%、出口：13.16%）。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则减少为21.28%，减少了2倍多；同时，外商独资企业在进口贸易当中的贸易额占比相比出口贸易的排名虽然降低，但是比例却增加到了21.92%。

就具体国家而言，国有企业进口额在从伊拉克的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89.47%；阿曼其次，国有企业进口额占比为79.20%；进口贸易前十国中，国有企业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进口的贸易额占从各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50%，分别为58.29%，67.71%和78.15%。

从泰国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从泰国总进口额的37.02%；印尼占34.37%，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比也较高，分别为29.01%和28.73%。

外商独资企业在从各国的进口贸易中，也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尤其在从马来西亚的进口贸易中，占马来西亚总进口额的48.8%，将近一半；从新加坡、菲律宾的进口贸易额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也超过了40%，分别为41.81%和42.55%。从与泰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可以看出，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35.42%）要高于出口额占比（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