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

一带一路背景下（通用8篇）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1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旅游业

姓名：法斌

学号:201305005591 班级：旅企13-3 指导老师：张波

目录

背景 战略确定 五大利处 挑战 总结

早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同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要议题被提出，“一带一路”进入规划阶段。“丝绸之路旅游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承载着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责任，是贯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部署、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定为“丝绸旅游年”不仅仅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从旅游业发展自身而言，这也是直迎国家发展大战略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向世界推广美丽中国、激活“一带一路”旅游经济带的大好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仍然不足，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更多的了解，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对于中国旅游业来说，该《愿景与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线带面”，将带来五大“利好”。

首先，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提升旅游可达性。尤其是深处内陆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极大促进东部主要旅游客源市场进入中西部旅游资源集中的目的地，同时也将显著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游。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应当积极利用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有的国开行、亚开行等资金渠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吸引各大实力雄厚的国内外企业。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将极大促进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于连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的入境旅游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蓬勃发展的出境旅游则将以更高的速度狂飙突进，增加更多异域风情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旅游产品。尤其是中亚和东盟除新马泰之外的其他各国，将是中国旅行社企业、投资商和线上旅游OTA、APP的最新拓展方向。

第三，合作重点中专门提出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是未来几年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旅游策划、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过程中急需突出特点，融合协调。目前丝绸之路各省份已然提出各自定位，各省份的旅游产品也需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第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将促进邮轮旅游、海上旅游一跃而上一个大台阶。通过简化签证手续、通关手续，甚至互惠免签，不仅吸引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入驻开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航线，还将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邮轮港设施、中国企业组建邮轮船队和航线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南海海域也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岛旅游而继续宣示主权，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

第五，地方开放态势方面，进一步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海南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海滨度假岛，除了现有的旅游城市和旅游产品外，仍然极度欠缺度假旅游产品，与世界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仍有不小差距。海南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继续打通入岛陆海空大通道，与大陆连为一体，重点打造海洋旅游、购物旅游、主题公园旅游、养生旅游、生态旅游等旅游产品，努力恢复并提升入境市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教育设施，提升旅游教育水准，为旅游业提供专业的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给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旅游安全指数、文化冲突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三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产品尤甚。丝绸之路的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国情迥异，以往交流也偏少，难以避免文化冲突，甚至安全系数也较低。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产品，短期内仍然是价高人少，不可能像东南亚旅游一样甚至比三亚更便宜，但仍然有细分市场可以细水长流地经营。所有这些挑战需要法律保障、文明教化和精心运营，而非回避和模糊焦点。

受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外部环境干扰等因素影响，外界在看待“一带一路”时，也出现了很多误解和担心。比如，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中国版珍珠链战略”，抑或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替代品。有不少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则担心“一带一路”会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会排挤其他国家的既有利益。部分东南亚、中东等沿线国家的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中国的企业和项目存有抱怨，担心中国进行“能源掠夺”和“经济控制”。此外，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还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实现前景缺乏必要的信心。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从研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需破解恐怖威胁难题，需改善地区间的“信任赤字”，需“国内国际两头热”，需确保让沿线国家都能从中获益，等等。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凯利·布朗也提醒称，“一带一路”可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非什么浪漫旅途，中国应小心谨慎，切忌操之过急。

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空前，挑战也前所未有。如前文所述，虽然该倡议已经在国际上引起良好反响，但美国、印度等主要国家还存有担心，沿线国家民众还缺乏了解，一些政要、学者甚至发出诋毁声音。鉴于此，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做好“民心工程”，凝聚起更多共识和信心。

善用恰当话语体系，讲好各方共建、共享的故事。建议在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时，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在阐释其内涵时，要突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开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传统友谊故事，让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讲好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的故事，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划举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行动等，持续对外阐释好、报道好。讲好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充分挖掘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企业和普通个人身上的故事。通过讲好这些故事，传递好中国的理念和态度，塑造好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形象。

动员中外各方力量，不断充实讲故事的队伍。充分调动各方讲故事的积极性，形成各有侧重、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的局面。一是大力发挥新闻媒体的先锋作用。积极引导主流媒体报刊采取多种形式走出去，利用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手段，在沿线国家开展本土化传播，并加强与当地媒体的交流合作。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和团体的作用。民间机构和团体是做好“民心工程”的重要力量。建议动员一些国内有能力、有影响的民间组织，与沿线国家的同类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活动，并借力对外援助等形式，提升民间层面的了解程度和信心。三是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华侨华人比较集中，要重视和充分挖掘他们的巨大潜能，发挥他们参与者、建设者、传播者的重要功能。四是瞄准沿线国家的政坛领袖、社会活动家、智库专家、青年精英等重点群体，主动加强与他们的对话交流，通过“请进来”等形式，不断拓展人脉资源，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做好精准传播，讲有差别性的故事。根据沿线国家情况和中国利益所在，对不同国家采取各有侧重的传播策略，不断提升讲故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沿线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应强调中美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阿富汗问题、能源通道安全及供给稳定、互联互通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强调中国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意愿。对俄罗斯要加强解释工作，针对其担心受排挤的心态，做好说明工作，尤其是对其学界、媒体界与精英阶层，要加强联系和对话，持续沟通协调。针对印度，宜从中印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成员及互为重要邻国的现实出发，阐明双方在区域经济融合、互联互通、能源资源消费及进口等领域的利益交汇点，适度尊重印度在南亚的特殊地位，在具体合作上为印度留有实惠。针对东南亚，着力做好惠民、利民、便民的实事，建议以交通设施、救援与防灾等低敏感合作领域作为优先项目。针对阿拉伯地区，请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分别开展主动回应和说明解释工作，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巩固传统友谊。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2

关键词：“一带一路”,北极,中国,北极航道开发,北极理事会

一、丝路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现实价值

(一) 中国入选北极理事会 “永久观察员国”的现实意义

2013 年5 月15 日, 在瑞典召开的第八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印度等六国被正式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地区治理最重要的组织机构, 非北极国家把能否成为其正式观察员国作为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标志。 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关键节点上, 我国入选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 这无疑使我国在北极事务上进一步获得了发言权。

中国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 始终以人类共同利益为重, 积极关注和主动参与北极地区的事务, 努力与北极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形成良性互动。 一直以来, 中国主要在北极气候的相关观测和在极地科学考察等方面参与北极事务。

中国积极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 有利于中国明确北极国家的北极战略和相关组织在北极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 为我国适时维护在北极的合法权益提供便利。中国有权利出席北极理事会的相关会议,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 中国可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 中国能更加深入了解各项决议的实时情况, 同时探知其他国家与组织的观点和立场。这有助于中国在合理协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利益的同时, 积极寻求与他国的共同利益, 从而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合法利益诉求。

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性观察与国, 有利于中国掌握北极航道开发的有效信息, 并积极与相关国家和组织展开合作。通过在相关会议期间游说与会代表, 促进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正在向“海运强国”转变的中国而言, 北极新航道的开发与开通都是至关重要的机遇。北极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中国必须关注北极事务。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 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理权利和利益, 中国应合理制定北极航运发展战略。

( 二) 中国参与北极航道开发的战略考量

进入21 世纪以来, 北极地区的国际竞争明显更为激烈, 无论是北极国家还是非北极国家, 都纷纷研究和制定自己国家的北极战略, 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参与北极事务、抢占北极事务的主导权, 尤其在北极航道开发问题上更为突出。在以北极理事会为主导的国际协调、合作中, 北极地区的国际关系愈来愈纷繁复杂。

北极航运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 在21 世纪逐渐凸显。 不难发现, 在北极地区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离不开海上航行。 2009年欧盟委员会规划了欧盟参与北极航道利用和环境治理的长远战略。 北极理事会在2009 年发布了“北极海运评估报告”, 同时报告对2020 年的北极航运及其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 由此可见, 近年来包括非北极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对北极资源和航道的利益预期等, 展开不同程度的角逐。

众所周知, 北极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多样, 尤其在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石油、天然气方面, 北极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能源资源宝地, 它很可能成为世界下一个新的能源基地。阿拉斯加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70 亿桶, 天然气达8 千亿立方米。 在“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的能源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大, 中国积极参与北极航道的开发, 有利于开拓能源供应的新空间, 也将丰富我国能源全球采购多元化的战略。

最重要的是相比较于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格局, 中国从马六甲、中东、拉美进口石油不仅路径遥远, 经济成本高, 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在国际贸易主要依靠航海运输完成的当今社会, 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积极投身于北极航道的开发, 对于填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向战略的空白具有极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 在今后, 随着北极东北和西北航线的开通, 较之传统航线, 航程将大大缩减, 成为连接东亚、美洲与欧洲的黄金水道。 对于中国来说, 在降低从非洲、欧洲运输的时间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可大大降低马六甲、北印度洋的海上安全风险, 同时满足中国“一带一路”大力发展的能源资源需求。

在“一带一路”不断发展的当下, 一旦北极航线通航成功, 中国虽然不能完全作为航线的支配者, 但它将给我国的北部沿海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遇, 同时将大大增强中国与俄罗斯、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密切联系, 成为中国与北极航线沿线国家和地区往来密切、 深入合作的新纽带, 进而更加完善我国的海上运输格局。

二、“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战略选择

(一) 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经济开发

20 世纪末期以来, 中国开始逐渐介入北极事务, 从1990 年开始已完成了四次北极科学考察, 于1996 年正式加入北极国际科学委员会。

2004 年, 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 开始实施站区科学考察工作。 2006 年正式提出加入北极理事会的申请, 虽遭到一些国家的排斥, 但一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中国, 终在2007 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特别观察员国”。 2012年4 月, 中国外交部开始递交作为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的相关申请。 2013 年5月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接受了北极理事会对我国在科研能力、 基地合作经验等方面的全面考察, 并成功被正式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

经过了7 个年头, 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令人欢欣鼓舞。 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 在参与北极事务的过程中仍面临北极理事会的许多限制。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也不应操之过急, 要善于在一些方面走“曲径路线”, 以小见大, 于细微处积聚和不断增强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一直以来, 中国通过开展广泛的北极科技合作, 为北极治理积极提供治理和技术支持, 在参与北极事务中努力起着先导作用。进入21 世纪以来, 中国的北极事务参与领域才迅速扩展开来, 不断延伸至能源、运输、经贸和外交领域等。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参与北极事务时, 还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间, 中国一直是个利益平衡者的角色。在维护原著居民自身文化和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上, 中国始终是倡导者。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 作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和未来北极航道的使用者, 中国始终坚持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权利, 并积极参与北极航道的合理开发。

(二) 中国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的航道开发

近年, 中国结合自身国情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更加主动地拓展新的领域空间, 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和航运大国, 同时位于北极航道东北航线的延长线上; 将中国沿海 (尤其北部沿海) 经白令海峡、到达北极这一沿线作为中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向战略航线, 对完善中国发展“一带一路”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一战略中, 中国更要高度重视与沿线国家的广泛合作, 尤其要注重与俄罗斯在东北航线的双边合作。

连接欧洲和东亚的东北航道是北极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 正位于俄罗斯北冰洋沿岸。 俄罗斯北极地区物产丰富, 在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 被搁置10 多年的北极地区被列为国家发展规划。 此外, 俄罗斯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保护脆弱的北极生态环境等议题, 与中国的倡议和做法不谋而合。 中国应抓住机遇, 主导和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 主动开展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 促进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两国在极地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的经验和技术交流, 增强在油气资源和东北航道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开发。

2014 年11 月18 日, 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东斯科伊在莫斯科举行的“北极研究、开发和发展前景”新闻发布会中表示: 中国是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 有权利参与探讨北极问题和北极资源的开发活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有意加强与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

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航道开发, 要着力重视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 在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加强与北极国家和组织开展国际合作时, 要通过各种治理机制维护北极原著居民的文化、生态环境等。 努力在新丝路发展势头下, 继续起好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主导作用。

三、中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具体路径

在等级差序明显, 开放性和排他性兼具的北极理事会中, 尤其在“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发展的关键期, 中国更应积极洞察北极动向, 制定维护我国北极合理权益的长远战略。 一方面, 中国虽然是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 但在出席很多国际会议、进行重大决策时, 由于没有表决权, 仍是个边缘地带的旁观者;另一方面, 在涉及北极安全、 主权和领土等敏感的问题上, 北极理事会在实际操作中突出体现了较强的地方意识, 常以尊重北极土著居民的合法权利为名抵制将北极问题国际化, 这实际上凸显了北极理事会的排他性。

作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近北极国家, 中国更应认清自己的有利形势, 抓住黄金机遇, 努力提升在北极事务中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首先, 中国必须深入发展与俄罗斯的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支持者, 中方应在保持与俄积极沟通谈判的基础上, 有效推动两国在北极能源资源和北极地区东北航线道的开发与合作, 促进在北极事务上的切实合作与进展。 其次, 中国应充分利用其作为永久观察员国的身份, 在继续加大北极科考力度的同时, 主动与其他观察员国保持紧密联系, 加强观察员国之间在北极事务上的经验技术交流, 必要时可积极联合其他永久观察员国联名上书给北极理事会, 使其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 从而维护非北极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

鉴于北极地区潜在的丰富资源和经济利用价值的前景, 中国更要加大投入专业人员和资金支持力度, 为资源开发的可能性和北极航道的开发通航的相关基础设施做好充分准备。在积极促成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深入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同时, 积极制定我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旅游观光、绿色开发的妥当机制, 切实维护土著居民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中国在北极活动的综合性法律法规仍未形成、 中国使用北极航道的法律障碍尚存, 因此中国要积极研究和学习国外的相关立法规范, 并适时启动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具体谈判工作, 切实减少法律摩擦, 降低相关成本, 实现互利共赢。

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发展, 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其他国家带来无形压力; 因此中国也不应以过度积极的姿态参加北极事务, 难免会引起北极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警觉。 但毋庸置疑, 北极国家在北极拥有最大利益和最强话语权。 同时北极国家也应该改观单纯排斥的立场、直面现实, 承认中国等非北极国家的合法利益和积极关切, 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持务实、开放态度。 中国等非北极国家也应准确洞悉北极事务的发展趋势, 充分借助北极理事会及其附属组织这一高层论坛, 紧紧把握好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的大好机遇, 为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铺好扎实的北极战略奠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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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作宇.浅析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利弊---基于国际法的视角[J].法治与社会, 2014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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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Arctic Council, Arctic Marine Shipping Assessment 2009 Report, p.5.

[7]杨剑.北极治理新论[M].时事出版社, 2014年.

[8]“俄罗斯有意加强与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 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gj/201411/t20141118_6073594.ht ml2015-9-21.

[9]金灿荣、张莉.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J]当代世界, 2011 (11) .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印贸易；双边贸易；经贸合作

一、中印经贸关系历史回顾

古代，中印经贸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通有无，主要是中国的黄金、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等与印度的宝石、琉璃、珍珠、香料等互相交换，近代，中印经贸带有英国对印殖民及对华经济侵略的烙印，主要表现以鸦片与棉花等少量品种的互通。虽然中国新、藏、滇等地与印度传统民间易货贸易从未间断，但地方性色彩极为浓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两国经济贸易发展随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跌荡起伏，由上世纪五十年代互助互惠，中间停滞十四年，到八十年代两国经贸恢复，九十年代之后增长加速，近年双边贸易总额不断扩大，2011年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近两年印度也挤身中国贸易伙伴前十，201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000亿美元。

二、中印经贸合作新形势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访中亚及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主要目的是在已有贸易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共建合作发展的区域化创新平台。有了这平台，给两国互补性贸易合作带来新的契机，有利于进一步发掘两国内需潜力，寻求经济发展新方向，为抵御未来风险，促进行业升级奠定基础。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回访中国，将首站选在古都西安，它是中印友好源远流长的例证，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起点。西安民众的热情影响了印度政府、印度媒体及印度人民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印度将拟订升级中印关系的计划，抓住来自中国的机遇，期待与中国在更多的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实现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与战略平衡，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合作，进而促进全世界的福祉。

三、中印经贸合作格局

（一）贸易总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国别统计数显示，中印贸易总规模从1990年只有2.6亿美元，到 2000年快速增长到29.1亿美元， 2004年达到134.8亿美元，突破百亿大关，2013 年顺差飙升至 314.15 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在增加说明两国贸易呈现出更密切态势，虽然我国在这几年间出现过不等的贸易逆差，但是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两国贸易基本呈均衡扩大之势。

（二）经贸结构的互补性与竞争性

世界银行曾研究分析，中印两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在二、三产业的结构上的差异很大，在制造业方面两国之比是50.9∶26.9，在服务业方面两国之比是33.2∶48.2，表明印度制造业不及中国，但软件业和与之配套服务却较中国有优势。因此总的来看，中印两国企业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之中的合作有非常大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中印贸易有明显的竞争性。由于地缘关系，中印具有相似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经济和技术水平差距小，国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对产品的需求结构或档次类似。因此，中印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进出口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贸易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

以商品结构为例，90年代以来，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成品和半成品，而从印度进口的则多是初级产品和半成品。近几年，两国工业制成品贸易额增长速度高于初级产品，双方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印度制造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工业产品对华出口增长加速，尤其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在增加，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塑料、有机化工原料和半成品。

（三）双边贸易额在各自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

虽然中印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总额在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一直较小。从下图比例看，印度只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小一部分的比例。十多年间，两国间贸易额从2002年的49.5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706亿美元。但中国2014年全年对外贸易额高达4.3万亿美元，中印之间贸易额占比还不到2%，这与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市场的实际地位不相称，也说明未来双边贸易继续增长的空间非常大。

四、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进一步增进两国政府高层互访，打造平稳经贸环境

两国通过开展系列外交活动，从战略层面重新认识中印经贸合作的意义，两国间的互访，可以增强互信，达成共识，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环境，两国政治关系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督促双边经贸的发展，进而扩大其他领域如科技、资金、教育、人员交流等全面深化合作。莫迪的访华，旨在解决贸易逆差，推销“印度制造”，印方将在汽车、医药和IT产品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印度对华出口的可能性。同时，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将加便利，印方鼓励中国加工制造业企业在印度设立生产基地，以提升当地就业率。当前，除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联想等中国企业已进入印度市场外，电力、高铁、安全水供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市政基础设施等行业在未来中印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无限。

（二）加强建设边境陆运基础设施

目前，印度进口货物到中国的主要陆路运输方式是途径缅甸到达我国云南。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铁路运输能力是陆路运输的数倍，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运输效率，还可以分担部分海运成本，解决因贸易质和量的变化而带来的运输问题。此外，在边境沿线应设置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商品转运或加工中转点、货物组装及配送的仓库、物流公司、商品交易博览会及贸易洽谈会等。这样，既有利于双边经贸的发展，又繁荣了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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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国工商界达成共识，致力于两国经贸合作

习主席和莫迪总理互访后，中印已就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印两国工商界应抓住两国和平繁荣机遇期，致力于构建服务平台将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转化为具体合作项目。中印工商领军企业充分利用政策优势，积极探索两国政府确定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将“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与“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更好地融合，探寻合作新举措，为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加强两国相邻地区商业协会合作，对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双方工商界应开展充分的信息交流以共同应对经贸风险，造福两国人民。

（四）加快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步伐

中印两国可以考虑在一些具有巨大潜力的关键领域进行合作，如高铁、IT、能源、钢铁、汽车制造、农业、生物制药、智能城市、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合作方式或开展双边贸易，或互相投资生产，甚至联合研发。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印贸易额持续增长，还为两国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基础。双方可以从中国-东盟和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建立汲取经验，期望在近两年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协议，并开始自由贸易区建设，用7年左右的时间，在2023年左右建成。

（五）机智解决贸易摩擦

21世纪，随着中印两国贸易发展迅速带来了两国贸易摩擦不断上升，这是由于中印贸易失衡而引发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动。在两国没有签署自贸协定的情况下，基于当前两国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可采用机智的方法解决双边贸易摩擦。实施产业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利用优质高价避免成为印方反倾销对象；实行差异化战略，与印方形成优质互补，注意避开受印度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经济贸易合作多元化，改变传统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势，以投资设厂、技术支持、本土化经营，或合作加盟、技术授权等方式，实现双边经贸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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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祖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探析——基于建构主义视角[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09（3），102-105.

[3]宋丽丽.龙象共舞，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合作能否驶入“快车道”？[DB/OL].http：//toutiao.com/a4352840620/.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4

摘要：绿色海洋经济是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21世纪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但是海洋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本文通过对绿色海洋经济的涵义及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等进行分析，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提出了推动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对策及建议等，以供实际工作参考。

关键词：海洋经济 绿色发展 对策分析

1世纪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当前约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与人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海洋经济是满足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物质需求和基础，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诸如海岸线资源过度粗放开发、深远海资源利用不足、近岸渔业资源趋于枯竭、海洋污染现象日趋严重等，如何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它对于推动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及现实意义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海洋经济是指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服务业等，它是直接和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其空间的相关服务产业和经济集合体。

绿色海洋经济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它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和利用中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不断推动绿色创新，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海洋经济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向多方向扩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但是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粗放式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新形势和“一带一路”背景发展要求。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已经成为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资源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它需要将该理念进一步渗透和融入到海洋领域各个层面，以竭力控制和降低能耗，削减入海污染物排放，维护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提供更环保、更清洁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社会绿色福利和发展空间，这是有效解决经济增长、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由“蓝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发展现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有了跨越式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规模逐步提升。据《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59 936亿元，比上年增长7.7%，海洋生产总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其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 22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 04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9 661亿元，其占比结构分别为5.4%、45.1%和49.5%（见下页图1），可以看出，海洋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与提升。

在“新常态”经济运行背景下，我国滨海旅游业产值位居海洋经济总量首位，其占海洋总产值的35.3%；海洋交通运输业占海洋总产值的22.1%，位居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海洋渔业，其产值占比为17.1%；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油气业占海洋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8.4%和6.1%，比重位居第四和第五。可见，对于近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是目前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近海资源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运行模式，随着近海资源的开发力度逐步加大，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重，其粗放、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方式将使得海洋资源供给面临更大的压力与风险。

（二）存在问题。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问题。据2015年3月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现象十分严重，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70%的海滩垃圾和59%的海面漂浮垃圾来源于人类海岸活动，主要分布在旅游休闲区、农业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及作业区等，这些海洋垃圾多是以废弃塑料为主，尤其是在滨海旅游区更为严重，其难以降解和净化，将长期“诅咒”海洋世界，甚至长达数百年和千年以上。另据中国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废弃塑料总量逐年递增，从2002年的246万吨已增至2014年的663万吨。目前，我国塑料垃圾回收体系很不完善，国内的废弃塑料回收能力每年仅为1 000万吨，回收率只有20%。

联合国环境署的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垃圾约是800万吨，其对海龟、海鸟、鱼类等海洋动物构成致命威胁，已经成为海洋生态环境的致命杀手。可见，海洋垃圾不仅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且还对航行安全、涉海生产等作业造成严重隐患，各地海洋正沦为陆源最大的垃圾场。

（三）成因分析。当前，海洋污染主要存在四个方面原因：一是缺乏“绿色”环保意识，涉海经营企业把海洋当作无偿排污场所，缺乏投入治理成本和防治措施，无节制地在使用海洋资源和进行排污活动，最终形成了“外部不经济性”现象。二是绿色科技含量不高。目前，现代高科技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投入不足，仍停留在粗放式开发利用阶段，污染物的防治和治理问题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海洋绿色科技发展和社会贡献率低。三是绿色监管制度不健全。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未考虑到当前海洋环境容量，只要缴费仍可以继续排污，其对排污总量没有上限规定，征收的海洋资源税等未明确规定用于海洋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四是绿色评价体系不完善，对于海洋经济价值统计未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不能科学、有效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利用状况，违背了社会生产的“谨慎性”原则要求。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对海洋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是总书记于2013年9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它作为中国当前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多重机遇与挑战。

当前，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基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全面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它不仅可以巩固和拓展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且还可以将我国海洋经济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能够扩大我国对外的影响力和国际合作能力。

21世纪将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新世纪，如今谁的管理最科学、资源最节约、生产最环保、产品最绿色，谁就能率先赢得市场的竞争地位与主导发展权，海洋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最后空间，势必导致海洋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深水、绿色、安全”必然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高起点，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全面带动我国沿边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此时，既面临着国家政策扶持，又要迎接竞争与挑战，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以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的社会贡献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我国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

（一）制定绿色海域发展规划。根据我国不同海域的资源禀赋、生态容量、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原则和要求，合理开发和利用各地海洋资源，推动绿色海域经济发展。一是打造北部绿色海域经济圈，该区域主要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海域组成，其海洋经济基础雄厚，是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区域，可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海洋科技创新基地；二是培育东部绿色海域经济带，主要由江苏、上海、浙江等沿岸海域组成，该区域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域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可以培育发展成为绿色航运港口和现代物流基地；三是构建南部绿色海域经济链，该海域主要由福建、珠江口、北部湾、海南岛沿岸海域组成，海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区域，本着保护和开发南海资源以及维护我国海洋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及要求，不断推进绿色海域经济链建设。

（二）扶持绿色海洋产业成长。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结合我国推动绿色发展的新政策，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兴绿色海洋产业。一是加快推进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拓宽海洋绿色养殖空间，大力发展现代绿色海洋渔业；二是适应国际造船标准和规范要求，大力推动大型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等主力船型的升级改造，发展节能环保和安全高效的绿色海洋船舶工业；三是开发具有高附加值和市场前景的海洋新药物及生物制品，推进海洋绿色制造业发展；四是促进海上风电永磁发电、海洋浮式风力发电、潮汐能和波浪发电系统等天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海洋绿色能源业发展；五是加大海洋高科技研发投入与转化，增强其对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推动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

（三）培育绿色海洋消费市场。培育绿色海洋市场需要推动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一种要求消费者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消费理念及行为习俗，它能够引起社会消费方式和生产模式发生变革，对于调整和优化当前海洋经济结构等具有积极作用。一是全面开展绿色海洋产品认证，增强消费者对绿色海洋产品的认知度和信赖度；二是增加绿色海洋产品社会供给，帮助海洋生产者的绿色产品能够卖得出、售得好，不断激发其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性；三是给予绿色海洋产品适当价格补贴，以维持和推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详见图3）。

图3中d1代表社会初期对绿色海洋产品的消费需求，s1代表绿色海洋产品的社会供给。当消费者消费了绿色海洋产品后必然会引起该产品需求量增加，即需求曲线d1右移至d2处，此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上涨至p1，这时海洋生产者意识到有利可图便会增加该绿色产品社会供给，而当供给曲线s1右移至s2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会由p1下降至p2，这时为了不使海洋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政府应通过相应补贴措施来弥补其利益损失，以维持绿色消费市场正常运行。

（四）加强海洋资源绿色监管。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根据有关理论分析，如果排污收费标准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一般会选择治理污染；如果排污收费标准低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就会选择交纳排污费，而在现实中排污者往往是选择了交纳排污费，这说明目前排污收费还是比较低，且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等现象。如图4所示，在排污收费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污染物排放量总会有出现负增长的时点，若要依靠加大排污收费来控制污染（即t2点），此时已有更多的污染物被排放出来，所以在t1点之前就应考虑治理污染，而不是等到t2点再去治理，这样势必增加了污染治理成本。所以，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应加强全程绿色监管，可适时开征海洋生态税，及早控制各种污染源。

（五）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就是要改变以往单靠会计利润等评价海洋经济价值的做法，逐步增加和完善生态环保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实行海洋价值的绿色gdp核算。这里所谓的海洋绿色gdp核算，就是指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后海洋经济所创造出的价值总量，其核算公式为：海洋绿色gdp=海洋gdp总量-（生态资源消耗费+环境降级成本）。实行海洋绿色gdp核算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体现了我国海洋经济真实价值增量与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历史与时代背景 篇5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先秦时期的“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西汉时期，汉武帝出于联络大月氏东西夹攻匈奴的目的，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通过军事胜利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并确保其安全。东汉班超，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也是在此时，西域通道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形成了完整意义的丝绸之路路线。在以后的历史中，丝绸之路得以延续并多次显现出畅通繁荣。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使这一古老通道再次焕发生机。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后来的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鼎盛状况。而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但后来随着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历史悠久，历经中断与衰落却仍延续至今，积淀丰厚，发挥着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道路的作用，在当今赋予其新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背景

一是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一带一路”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战略构想。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三是中国作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在南海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加剧我国能源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同时承担着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的战略任务。四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一带一路”就是要与周边和世界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将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是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和谐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6

2013年，总书记在对中亚以及东南亚进行访问期间，提出了共同建设新丝编之路经济带”及“世纪海上丝编之路”的倡议。自此，“一带一路”建设提上日程，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国家战略。依托古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主线，“一带一路”将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以及北非、东欧等地区串联起来，深刻影响着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以及跨国企业的经营发展。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内涵之一，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四大合作方向合为推动经贸合作的开展。在这其中税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税收是协调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杠杆，通过影响跨国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进而影响其经营状况，关系到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税收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国际税收协定是协调主权国家之间跨境税收问题的国际条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不同国家的国情差异很大，国家之间的税收政策可能大相径庭。首先，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可有效消除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贸易过程中的双重征税问题，大幅降低跨国企业的整体税收成本。另外，税收协定可以对企业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实行优惠税率，有利于企业压缩成本。此外，通过情报交换下的双边协商机制切实解决跨境税收矛盾，可以规避避免偷漏税等情况的发生。总的看来，中外税收协定可以协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税收关系，从而促进跨境经贸发展，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共同繁荣。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此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于2015年共同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式提出。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东部地区凭借有力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基础等长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因素等的影响，长期处在待发展状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日益加大，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政策来激活中西部经济，进而促进全国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后，近些年来增速逐渐放缓。而且，过去粗狂式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第二产能过剩，中国经济缺少进一步高速发展的驱动力，需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进而刺激经济新一轮的发展。

从国际角度来看，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増长乏力。不仅美国、西欧等传统发达国家恢复缓慢，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是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世界经济缺乏新的经济带动点。然而纵观全球局势，仍有众多内陆国家处在国家待开放、经济待发展的时期，尚未介入全球贸易局势。地区范围内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构想，带动欠发达国家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经济贸易中来，进而拉动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増长。“一带一路”战略很好地迎合了送样的需求，将亚欧大陆众多内陆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串联在一起。通过带动沿线国家的基础投资和建设，促进区域间贸易往来，从而带活世界经济。

二、国际税收协定

（一）国际税收协定的内涵

国际税收协定是协调国家间税收关系的重要国际法手段。从内涵方面看，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处理相互间税收分配关系、跨国纳税人征税事物等方面的问题，本着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谈判等程序，经过政府间谈判而缔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

具体分析，国际税收协定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税收协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协议。签订的各方是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第二，国际税收协定签订的目的包括协调各国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以及处理跨国纳税人的税收相关问题，避免和预防双重征税、偷税漏税等现象的发生；第三，国际税收协定调节范围比较广泛，不局限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还包括国家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关系。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税收协定的重要内涵不仅局限于消除双重征税、防止偷税漏税，解决中国与沿线国家税务争端、带动跨境经贸活动巧极性，这些都己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税收协定的重要内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解决跨境贸易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税收问题。随着沿线地区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正在与更多的沿线国家开展中外税收协定谈签工作。

（二）国际税收协定在“一带一路”税收政策中的体现

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我国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方面的政策，以更好地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产生的税收问题。这些政策都包含相应措施保障国际税收协定的顺利实施，帮助中外税收协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应有的功效。税收政策中影响力最大的包括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十项税收措施及《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

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围绕“谈签协定维权益、改善服务促发展、加强合作谋共赢”三方面主题制定出台了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十项税收措施。税务部口服务“一带一路”最核也的举措之一就是谈签税收协定，维护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税收权益。其中，谈签协定维权益涉及的主要是推进税收

协定的谈签和落实工作，最能体现对国际税收协定的重视。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对己签订的税收协定做好修巧完善工作，二是加强涉税争议的双边磋商，充分发挥税收协定的作用，为跨国纳税人的避免双重征税服好务。

另外，国家税务总局根据我国目前对外税收协定程序制定了相关具体实施办法，即《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下简称办法）。当企业在跨境经贸投资过程中面临居民身份认定、常设机构认定及所得税税率等方面争议时，可依据办法规定向我国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办法的出台，切实保证中外税收协定中相互协商程序更好地发挥功效。

（三）中外税收协定的签订

截止目前，我国己经与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中外税收协定。这些国家分布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独联体等各个“一带一路”细分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伊朗、匈牙利、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从各地区税收协定签订的完成度上来看，中国己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所有沿线国家完成了双边税收协定的签订，这主要得益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健全的国际法律、税收体系。而尚未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分布于亚洲地区，其中又西亚地区最多，西亚18个沿线国家中有５个尚未签订税收协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还没有与我国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分别为不丹、马尔代夫、缅甸、柬埔寨、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也门、黎巴嫩。这11个国家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四个区域。具体来看，阿富汗、东帝汶、不丹、也门、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而阿富汗及伊拉克等西亚五国政治化会环境较为动荡，马尔代夫是亚洲地区面积最小的国家，黎巴嫩、巴勒斯坦实施的是单一地域管辖权”。由此看来，我国暂时未与送些国家签订国际税收协定，既与部分国家不稳定的有关，也与部分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这些国家签巧税收协定有外交上的困难，却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尤其是对于缅甸、柬埔寨为首的中国周边国家，税收协定的缺失会造成重复征税问题，同时也不利于打击跨国偷税漏税行为，严重影响国家之间的跨境贸易的正常往来。因此，为了推动“带一路”战略更好地实施，我国应该加快与这些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的谈判议程，规范贸易往来，协调税收关系。

（四）中外税收协定的分类

国际税收协定有两种分类方式：按协定签巧的主体进行分类，可分为双边税收协定和多边税收协定；按协定调整的对象进行分类，可分为综合税收协定和单项税收协定。据此可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签订的税收协定进行分类。从签订主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己签订的53个税收协定均属于双边税收协定。双边税收协定的缔约国仅有两个国家，目前国家之间签订的大部分国际税收协定都是双边形式的税收协定。巧其原因，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国家间经济贸易的税收权利分配，而国际贸易多在两国之间发生。因此双边协定有利于矛盾的直接解决，牵涉的国家越多，越不利于调和税收。相比之下，多边税收协定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签订。截至目前，多边税收协定多出现于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经济联盟签订的关于税收协作的多边税收协定，此外还有197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非洲、加勒比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多边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协定适合于解决由两个以上国家产生的共同税收问题，因此经常被运用于国际组织和地区之间。“一带一路”旨在携手沿线国家共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繁荣格局，以多种形式开展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因化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引入多边税收协定符合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和沿线国家谈签税收协定的发展方向。

从调整对象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己签巧的53个税收协定均属于综合税收协定。单项税收协定是国家之间针对某一特定税收问题或特定行业而签订的协约，如“海运协定”、“航空运输协定”等。综合税收协定针对的是缔约国之间的各种税收关系，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行业或者项目，其调整范围相当广泛。在53个综合税收协定之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签巧了部分单项说收条款，在广义上可以划分为单项税收协定。例如，我国与马尔代夫、黎巴嫩签订的海运及空运协定中的税收条款，规定了互相抵免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送些单项税收条款是只限于特定项目的税收协定，为了更全面地规范中国与两国之间的税收关系，中国应加快与其签订综合税收协定的进程，以综合协调税收分配问题。

三、中外税收协定的结构和主要条款

研究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税收协定主要结构相似，与国际上通用的两个税收协定范本—OECD范本和UN范本所规定的结构也基本相同。协定内容主要包含适用范围、一般规定、对所得的征税、避免双重征税方法、特别规定以及效力规定六个部分。其中，对所得的征税这一部分所占的篇幅最大，包含了对财产所得、投资所得、劳务所得、国际运输、其他等多类型所得收益的征税问题。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框架大体相似，包含的条款数量也基本一致。在53个己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有巧个都包含29条规定。其余16个协定中条款数目最多的达到30条，如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另有少数协定仅包含28条规定。

（一）所得税的征税

对所得的征税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协定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篇幅也最大。送一部分主要针对各个类型的所得（如营业利涧、财产所得、国际运输、投资所得、劳务所得等），以及不同人群（如艺术家和运动员、学生

和实习人员、教师和研巧人员等）获得的所得进行划分。居民国和来源所得国分别可以对哪些人征税、征多少税、上限是多少、税收管辖权如何划分，在这一部分会做具体的规定。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来看，对所得征税这一部分，大多数双边税收协定大都包含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泡、国际运输、联属企业、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独立个人劳动、非独立个人劳动、董事费、艺术家和运动员、退休金、政府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和实习人员、其他所得等17条规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11个国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财产”这一条款规定。个别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没有“教师和研究人员”这项规定。我国与各国签订税收协定条款的区别集中于对所得的征税这一部分，但区别甚小，局限于个别条款的増加或减少。总体来看，各税收协定在这一部分的条款内容和结构基本一致。

（二）特别规定

税收协定是税收协定在原则、程序、交流等方面的一些特殊条款，主要包括无差别待遇、相互协商程序、情报交换等内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也涵盖了这些内容。

无差别待遇体现的是国际税收协定的非歧视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两国居民在国籍、常设机构认定、费用扣除标准等方面没有差别待遇。此外，在某个国家实行的扣除标准、优惠减免、负担的税收等政策在其他的协定国家也应同样适用，并无差别。

相互协商程序是国际税收协定区别于其他国际条约的一项特殊条款。这一条款规定缔约国一方的跨国纳税人可以将相关案情提交本国税务主管当局协商解决。主管当局认为合理的，可以依照税收协定的条约与对方协约国主管当局协商解决。相互协商程序是解决税务纠纷的一个特殊办法，有利于充分保护协约国纳税人的利益，以协商手段化解纠纷。

情报交换规定是消除跨国偷漏税行为的重要辅助。这一规定要求对方国家应协助提供在双边税收协定或者协约国国内税法规定范围内所需要的情报，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规定促进了协约国之间的相互协作，很好地抑制了跨国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四、中外税收协定的结构和主要条款解释

（一）常设机构

税收协定的第五条常设机构是中外税收协定中重点规定的内容之一。常设机构的认定直接决定了对于向非居民征税的管辖权的划分。为了使得所得税的征收不至于影响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各稅收协定大多规定跨国营业所得不由一个国家独享征税权，而是由收入来源国有限制地优先征税。这个限制条件就是常设机构。假设缔约国一方的跨国投资者到对方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并设立企业或分支机构，按照两国签订的税收协定，如果该机构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则收入来源国将对该跨国机构享有征税权。因此，常设机构的判定将直接影响到税收权的划分。

中国与53个国家签巧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将常设机构划分为一般类型的常设机构和特殊类型的常设机构。中外税收协定关于常设机构基本用语的定义及一般性常设机构包含类型的规定都基本相似。“常设机构”指的是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一般性常设机构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广、作业场所、自然资源的开采场所（如矿场、油井、气井、采石场等）。通过常设机构的基本定义和一般类型可以看出，常设机构具有固定性和经营性的特点。然而，固定性和经营性不足以概括所有外国企业参与来源国经济活动的特点。因此，各税收协定都在第五条规定了特殊常设机构的形式—工程型、劳务型和代理型。工程型常设机构包括建筑工地、建筑或安装工程，只有满足时限要求的工程或者工地才可认定为込一类型的常设机构。劳务型常设机构指的是企业通过雇员或雇佣的其他人员为同一个项目或有关项目提供的劳务，这其中包含咨询劳务，且规定了在任何12个月内必须累计达到的时间限制。代理型常设机构的设立基于以下情况，如果代理人有权以跨国企业的名义去签订合同，在不与常设机构其他条款冲突的前提下，代理人构成在来源国的常设机构。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协定中关于常设机构设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工程型常设机构以及劳务型常设机构的认定时间标准上。以工程型常设机构为例，条约中有“仅以该工程、工地或活动连续某时限以上的为限＂这样的规定。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时间限制存在183天、６个月、９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等６种不同的时间标准，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标准在６个月和12个月。以６个月作为标准的有我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格鲁吉亚等15个沿线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以12个月作为标准的有我国与老披、埃及、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巧个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总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关于工程型常设机构的时间认定标准以12个月为最多，６个月次之。认定时间标准的不同意味着达到收入来源国认定的常设机构所需的时长不同，如果达到收入来源国的标准，该国会按照常设机构对跨国企业征收所得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的税收协定为例，其中关于工程型常设机构时间认定标准为连续12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假设中国的一家“走出去”企业承包了哈萨克斯坦的某项建筑工程，只要该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连续经营12个月以上，就构成了中哈税收协定的常设机构，哈萨克斯坦作为收入来源国就有权对我国“走出去”企业征税。由此看来，认定的时间标准越长，跨国企业达到工程型＂常设机构＂的标准就越高，这会直接影响到收入来源国的征税权。总而言之，较长的时间标准更倾向于维护居民国的税收利益，较短的时间标准更倾向于维护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这一区域巧的投资经贸活动中也扮演投资方即“居民国”的角色。因化税收协定中工程型常设机构12个月乃至更长时间的时间限制有利于我国作为居民国享有征税权。而对于６个月以及183天等较短时间作为限制的协定而言，我国的“走出去”企业到相应国家进行跨国贸易投资要格外关注税收协定的规定标准。这是因为，是否达到该国认定的常设机构标准，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相应的税收缴纳。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7

1“一带一路”战略的涵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 提出发展的战略构想,分别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目标是以“互通要求”为基本内涵,逐步形成以点带线,从线到片,最终形成大区域大合作的发展格局。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此战略构想有利于加快我国沿边地区的开放速度,推进现代化新型行业的发展, 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和发展,从基础设施到金融机构等多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为首要目标。在综合性和具体规划中,首先要确保政策沟通流畅, 以贸易畅通为重点内容,以资金融通为重要支撑,进而实现最终目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和深入,实现区域性的共通和共融,以传统路径入手,开启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共同繁荣,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新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2“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企业发展带来新变化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当前形式下,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走向的发展所趋,我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新格局,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企业要综合考虑自身的基本情况和实力,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2.1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我国企业发展在经历初级阶段后,已形成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模式及运营模式。在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稳定的政治因素是企业在国外得以发展和持续的基本保障。一旦国外政策出现波动,将为企业带来无法估计的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从国家间的关系角度来衡量和制定的,是为实现彼此间的和平、包容、共赢。战略构想的制定为企业“走出去”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基本的政策保证。区域间合作的安全可靠、繁荣稳定的和平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

2.2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空间

“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和发展规划,涉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我国要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发展中的挑战,抓住机遇,弥补发展空间的不足,开发新的发展空间。因此,企业的发展要从不同角度考虑发展路径,不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在已有运行模式的支撑下,进行全新开拓。

2.3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首次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上和交通上的便利。“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提出,为沿边国家形成区域合作提供条件,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主要包括:第一,企业在运行中,降低物流成本;第二, 为企业人员工作提供便捷。

3深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形成企业发展思路

3.1提升企业整体动态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为基础形成的发展战略规划,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为企业发展带来机遇。企业自身要提升整体动态能力,形成与企业发展机遇相适应的竞争力,在面临机遇时,及时抓住机遇,提升自身实力。首先,企业要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一系列政策和发展情况,了解自身不足,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其次,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环境下,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和政策发展方向,制定整体战略规划。企业的进一步学习、发展都要以此为纲。再次,企业要提升员工的整体水准,为其真正落实综合发展部署打好基础。在区域性发展中,员工要首先了解跨国企业的基本发展状况,并通过多途径学习,提升创新能力。此外,还要整合知识、吸收知识,为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奠定基础。最后,企业要注重自身创新能力的再培养和优化。人才是企业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因此,企业要不断拓展吸纳人才的渠道。同时,要注重整合外部资源的,实现力量的整体性联合,提高企业竞争力。

3.2提升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土人情不同,政治发展情况不同,为企业在东道国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定风险。企业要抓住机遇,就要做好直面问题和风险的准备,提高自身综合实力,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企业要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本情况,以基本信息为基础点形成能为企业解决风险、提供有效解决策略的全面研究模式,加强风险预警。企业在国际先进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企业内部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中,有效预防风险,并做好预设方案。企业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明确自身义务,积极融入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把风险转为机遇。

4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环境、空间和条件,构想政策的整体实施已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同时,企业要从自身情况出发,提升企业整体动态能力及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企业在区域合作和发展中逐渐做强、做大。

摘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其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提供所需空间,提供所需环境。企业要深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升其整体动态能力及应对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做强、做大奠定基础。

关键词：“一带一路”,企业,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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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 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双语教学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10月间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时提出的倡议。它以经济交流为中心，实现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共同发展和繁荣。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进行语言文化的互通，特别是能够运用外语来传播汉语和汉文化的人才。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对学生进行双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还须要对教学语种进行扩展。

一、“一带一路”与语言文化互通

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并提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我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互联互通，首先需要实现的是语言文化互通。虽然“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但任何的“互通”都离不开语言作为工具。

古代丝绸之路表面看来是商人们的一种经济之举，但其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文化互通的重要性，印度的佛经、希腊的雕刻以及多种农作物的种植都传入中国，而我们的丝绸、铸铁的技术等也传到了国外。正是这种互通，才造就了人类的共同文明。因此，无论古今，经济利益是我们眼前能够见到的最直接的利益，而从长远发展来看，语言文化的互通才是真正的互通。它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国际性

实现语言文化的通融，需要传播语言文化的使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想要了解中国，因此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国外开设的汉语课程也逐渐丰富起来。面对这样的需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运而生。现在，除了本科教育，还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很多学生跨学科考取这一专业的研究生，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年轻一代愿意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发展中国的决心。

过去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汉语言文学类课程，主要是英语文化类课程。甚至有些学生将这一专业误解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只有少数具有外国语背景的院校才会开设日语、俄语、韩语等语种。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大力发展英语教育，认为这是国际性的语言，与外国人沟通，这是必备的工具。但是，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在对母语为非英语文化圈的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时，英语能起到的作用有时还不如肢体语言或图画。因此，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须要重新调整课程设置，更多地加入中亚、东南亚等国家的相关语言文化内容，真正体现出这一专业的“国际性”。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进行双语培养的重要性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全国著名的外语类高校也开始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专业。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外语专业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化能力，却忽视了其对汉语和汉文化的了解。而“互通”意味着互相知晓、通达，我们了解、适应了对方的语言文化，也须要让对方了解、适应我们的语言文化。而现在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象：许多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年轻人可以与外国人自如交流，但却无法运用外语去详细介绍我们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其中有中华文化、汉语知识的缺失，也包括无法运用外语表达等原因。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导致我们无法将这悠久的文化历史传播出去。“文化失语症”的确比真正的失语更可怕。我们须要的是能够运用外语来介绍中国、传播汉文化的人才。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展双语教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作为未来的国际汉语教师，课程讲解须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表达能力。无论是为外国来华的留学生讲授汉语，还是外派到国外讲授汉语，都离不开运用外语传授汉语知识、与学生进行交流。特别是在讲解抽象概念、语法知识的时候，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老师用汉语做出的讲解。这时，外语教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我们目前对外汉语的教学对象，特别是国外的汉语教学对象，还是以初学者居多。因此，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对于教学的正常进行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作为未来的国际汉语教师，了解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便于比较汉外语言的特点，从而找到教学重点与难点。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特点只有在和另一种语言比较的过程中，才能够发现。比如说，汉语与英语比较得到的特点和汉语和日语比较得到的特点不完全一样。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努力总结不同目的语国家学生的偏误现象，也正是因为不同语言与汉语的差别不同，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出现的偏误现象也不同。因此，只有了解了目的语国家的语言特点，才可以在教学中防患于未然，使学生容易习得正确的汉语表达，更好地进行国际汉语教学。

最后，文化互通须要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汉语教学本身并不只是单纯地讲解汉语语言知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在讲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地传播文化。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如剪纸、春节、饺子、书法等，往往需要老师运用学生的母语进行解释，配合一些图片、视频，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另外，我们现在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大多数教学对象都属于第二外语的学习，还有很多人是因为和中国有经济往来才开始学习汉语的。学习一门语言，在达到语言认同后，自然会形成文化认同。建立在共同的文化理念之上的商业谈判，自然更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从长远考虑，这种双语教学提升的学生能力，在真正进行汉语讲解与汉文化的传播后，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汉文化认同，最终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与国际影响。

因此，无论是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以后从事的工作入手考虑，还是从我国整体的对外发展考虑，都需要加强目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双语教学，以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同时，提升其运用外语讲解汉语、传播汉文化的能力。

四、“双语”教学扩大语种的必要性及所需准备

虽然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语仍然是国际化的语言形式之一，但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以及国外汉语课程多在中小学开设的现状来看，国际汉语教师如果只使用英语与学生交流，很难达到较好的讲授效果。一方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英语学习未必能达到正常交流的水平；另一方面，因为汉语听不懂而使用英语讲解，对于目的语国家的学生而言，只是从一种外语转变为另一种外语，当然不如用母语表达接受起来容易。

因此，我们对未来的国际汉语老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进行双语教学时，也须要考虑扩大语种。只有在校学习期间学习了一定的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胜任目的语国家汉语教师的工作。而这须要配备合适的师资力量、双语教材，并对授课计划、教学大纲等重新进行调整，做好一系列的教学准备，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双语教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语种是我们国家没有开设为外语课程的，短期内也未必能聘请到合适的教师，但可以考虑将学生送出国门，进行交换学习。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们将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不仅是可以用外语进行商业沟通，更需要能使用外语传递语言文化信息的人才。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专业，因此对其开展双语课程有利于双语人才的培养，还要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加双语语种进行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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