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共12篇）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1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国际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此背景下, 在政府政策和经济投资的双重刺激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也将发生重要的变化、调整。本文试简要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变化动向。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贸易,格局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是依托亚投行、囊括亚欧重要国家、复兴中国、复兴亚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以地缘为轴线、首推经济合作与发展是“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经济产值占比基础, 使得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将对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不难预测, 在此背景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将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 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格局和当前及今后可能产生的新格局进行对比、研究, 并关注其趋向。

在“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将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和调整, 值得关注。

第一, 对外贸易规模将迅速加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稳定发展, 不但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也成为我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政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撑。对外贸易额是显示我国对外贸易总体状况的直观显现, 根据海关统计, 2014 年, 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26.43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3%, 其中出口14.39 万亿元, 增长4.9%, 进口12.04 万亿元, 下降0.6%, 贸易顺差2.35 万亿元, 扩大45.9%。由此, 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显现, 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加大。可以预见,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 依托亚投行和400 亿丝路基金, 东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许多沿线重要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潜能将被充分激发出来, 以往与我国贸易往来不多、贸易额不大的国家将会充分借用这一战略优势, 促进本国和我国的经贸往来, 这势必将促使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壮大。

第二, 对外贸易伙伴地位有所变化、调整。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伙伴将更加多元化。在我国的传统对外贸易中, 日、美、法、德等西方大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占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大比重, 使得对外贸易伙伴单一、局限, 不能充分发挥、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产品和市场优势“。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 亚洲和欧洲的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 这不仅能平衡地区发展, 也有利于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减少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依赖。2014 年, 我国对俄罗斯、东盟、印度、非洲、中东欧国家等进出口增速均快于整体增速。在亚欧互联互通的背景下, 实施自贸区战略效果明显, 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其他17 个自贸伙伴在我国出口总额的占比较2013 年上升0.6 个百分点, 这已经初步显示了我国对外贸易伙伴地位有所变化。

第三,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在传统的对外贸易中, 我国总是处于产品的中低链条, 主要以工、农业进出口为主, 而且在贸易配比、市场份额上总是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我国发起设立亚投行, 设立丝路基金, 联合沿线国家注重投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鼓励创新创业, 有利于集中发挥沿线各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 创造、带动一批新兴产业。这使得新兴产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2014年,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 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生物技术产品、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速均超过15%, 由此可以预见, 今后长时期内, 由于“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猛增, 以高速铁路等高精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些潜在变化趋势都有着明显的征兆, 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 提升整个亚洲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 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将不断得到改善。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伙伴单一、商品结构不合理等因素, 造成了长期贸易环境相对较差的局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 这些短板都将逐步得到改善, 进而达到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环境的目的。

总之,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契机, 应该注重寻求几个方面的转变:由货物为主向技术、服务、资本输入相结合转变;寻求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要寻求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要由被动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向主动参与、制定对外贸易规则转变。我们不仅要学会观察、预测变化, 更应该利用大政策环境积极主动地寻求、创造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调整、变化。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2

摘 要：当前，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就内蒙古自治区而言，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步放慢，尤其是内蒙古。从前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选择“高能耗、高污染”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GDP的增长。然而，事实证明，这条路越来越难以为继，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的点。“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作为中国西北之窗的内蒙古的机遇。“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国家的宏观政策，也可以作为内蒙古经济与贸易增长的新的立足点，本文就“一带一路”对内蒙古经济贸易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论述。

关键词：一带一路；内蒙古；经济贸易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战略构想。旨在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2015 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从此，一带一路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一带一路”对外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路一带”是推动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有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一带一路”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坚持合作共赢，追求共同发展，倡导平等对话，尊重道路选择；既欢迎沿线国家自愿平等参与，也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发展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对内涵盖范围包括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蒙古作为中国的西北之窗，其对外贸易能够享受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但同时亦要承担所面临的挑战。

二、内蒙古经济贸易发展现状

（一）生产总值迅速增加。内蒙古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2012年，连续13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2003――2008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甚至超过了20%，这种情况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都是十分罕见的。就经济总量而言，2009―2015年间，内蒙古省内生产总值总额增长了4.55倍，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96倍。

（二）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9年-2015年间，内蒙古对外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1.47倍，出口额增长率1.59倍，进口总额增长了1.37倍，贸易逆差在逐渐的收窄，各进出口额如表1.2所示。贸易伙伴从2009年的158家增加到2014年的178家。2009年贸易额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俄罗斯联邦、蒙古、日本、韩国、美国；2014年贸易额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蒙古、俄罗斯联邦、美国、韩国、日本，2014年内蒙古地区与蒙古国的贸易额是2009年的3倍。

同时，相比2014年，2015年的进、出口总额均有所下降，但综合历史数据来看，内蒙古进、出口贸易总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三）贸易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伴随着2009年到2015年贸易额的迅速增长，贸易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行业贸易数据显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进出口额增长最为强劲，2015年比2009年增长了394.76倍，2015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进出口总额为：115亿美元，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0.9。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出口额为：1.15亿美元，占全区外贸出口总额的2.1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进口额为0。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进出口额，2015年比2009年增加了3.27倍。2015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进出口总额为：29.23亿美元，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2.85%。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额为0，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进口额为29.23亿美元。2015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进出口总额为5.79亿美元，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53%，进出口额从2015年降低为2009年的42%。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口额为0.44亿美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进口额为5.35亿美元。文化艺术业的进出口额占比虽然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进出口额占比和增长速度稳步提升。

根据行业贸易数据分析可知，内蒙古地区的贸易不再以工矿产品、土特产和农牧业产品原材料为主，正在经历由原材料转向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正在迅速增长，但由于体量较小，现间段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比依然很小。

三、“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接邻八个省区，东西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南北跨度1700多公里，总面积是118.3万平方公里。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内蒙古在“一带一路”的四条线路之一的中俄蒙经济带中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全区现有18个口岸，对俄开放的口岸共有6个，对蒙古国开放的口岸有10个，有2个国际空港。

（一）机遇分析

1、去产能促转型。在过去依靠资源的快速发展中，内蒙古地区集聚了部分过剩产能。新兴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造成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强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推动煤炭、钢铁、优势机械、装备等优质产能“走出去”。努力培育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2、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内蒙古紧邻俄罗斯和蒙古，农牧资源丰富和自然资源丰富，我区乳业和绒业是相对蒙俄的优势产业。内蒙古是全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基地，伊利、蒙牛乳业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与蒙俄加强贸易合作，提高在蒙俄的市场份额。鄂尔多斯羊绒的质量和品牌在国内羊绒行业中遥遥领先。利用其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低成本优势，加强与蒙古的合作。鼓励并支持企业在蒙俄建设生产基地，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拓宽企业国际市场份额。

（二）挑战分析

“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投资资金回本慢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特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中蒙俄各国发展程度，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不同，在推进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存在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税务、技术标准等规范方面的差异、这些现状都将成为内蒙古与日剧增在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遇到的挑战。

由于内蒙古深居内陆，受地形所限，执行政策灵活性较差，因此，该地区对外贸易存在极大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关于对外贸易的许多规章制度仍待完善，一些政策在执行时并没有落实到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该地区外贸易扶持的力度，影响内蒙古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02-03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和意义

（一）“一带一路”形成的历史渊源

“一带一路”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重大倡议，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方面迎合了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国际趋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自贸区道路。该战略涵盖了60多个国家，涉及世界人口的60%，GDP总量约占全球的33%。

2015年3月27日在博鳌论坛上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被提上议程，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以中国“走出去”为特色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到来了。一方面，它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互赢”的原则不同于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在深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分立或分离，必将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不持续发展。正如英国脱离欧盟的事件，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离欧盟公投结果出炉后，全球股市进入暴跌行情，英镑汇率跌破1987年以来的低点，金融市场波动巨大。英国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的经济的增长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动荡。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外商投资接收国，据估计，欧盟成员身份至少帮助英国提升了28%的外商直接投资。

（二）“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法律的规范作用可以有效削弱“一带一路”进程中的阻力。“一带一路”是个工程量极其复杂和庞大的工程，而且涉及的周边国家基本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比较落后。此时法律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宗教等各方差异，法律就是一个衡量和约束的标准，是保证“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强制手段和坚强后盾。

2.法律手段是解决对外贸易争端的有力武器。在永恒的利益面前，解决矛盾与争端最好的方式就是法律武器。我国一直奉行着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对外政策，这就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矛盾双方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二、“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法律制度介绍

（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政策规章：{1}

1.司法解释类。见表1。

2.部门规章类。见表2。

3.地方政府规章。见表3。

（二）域外国家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的实施现状

1.全球性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社会享誉盛名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组织，WTO在争端解决机制上也是当之无愧的，但其机制对“一带一路”的借鉴作用仍需进一步考察，自1995年1月1日起，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成立以来，已成功处理了超500件国际贸易纠纷。{2}从目的上来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套多边体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其成员国中有相当部分是发达国家，调和“南北集团”的利益诉求，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中心兼顾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而“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而且不乏一些“最不发达国家”。{3}经济基础的相似决定了“一带一路”国家追求利益诉求的趋同。WTO的交叉报复措施作为一项法定的执行措施，在“一带一路”追求合作共赢、追求实质公正的大环境下将举步维艰。

2.区域性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由美加墨三国组成，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经贸争端解决的重点和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NAFTA中，其并存着不止一套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可谓具体纠纷、具体分析，针对投资、政府间争端、反倾销与反补贴、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争端，分别设置了9套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中有5套为NAFTA所自创，有3套为国际仲裁程序，此外还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4}其次，NAFTA受案范围十分广泛，其受案范围既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又包括一些非传统的争端，如金融服务、环境保护等争端。{5}再次，NAFTA还创新性的具有专家组程序设置，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如环境、健康、安全等争端，可以依当事人申请也可以由专家组依职权提供相应的专家证言或专家报告。{6}最后，NAFTA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注重私人利益的保护。其争端解决机制不限于解决其下3个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还可以运用于解决个人经贸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护，也纳入了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保护范围。{7}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以仲裁为主要法律手段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沿线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频发，特别在经贸投资方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着国际商贸规则与法律环境，更需要有缜密的风险管理计划。传统的法庭诉讼方式适用条件高、经济效益却较低，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但国际仲裁及调解这类争议解决方式，凭借其便利和高效的优势已成为解决国际商贸纠纷的主流方式。当事人在申请国际仲裁时，程序相对容易操作，还可自主选择仲裁员、仲裁地等，这些都是诉讼所不具备的。我国香港在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学习香港相关制度理论，通过发挥香港的法治优势，以解决“一带一路”中的争议、提高对外的法律服务水平，显的十分紧迫和必要。利用国际仲裁及调解服务解决跨境商贸争议，以更好的执行仲裁裁决以及高效的处理海外投资风险。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年、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在有效解决争议制度方面，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行第3位。{8}自80年代起，香港就致力于改善解决争议服务的发展，比如不断完善有关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其法律制度体系能够与国际接轨。香港现行的《仲裁条例》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基础，全方位、宽领域地发挥了国际仲裁的优点。

由此，可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客观情况，汲取、借鉴现有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优势，构建以仲裁的法律手段为主要方式的争端解决机制。

（二）政治外交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辅助方式

在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DSU）和诸多RTA中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均将磋商、调停、调解等政治外交手段确立为争端解决的辅助方式，并且往往置于提交仲裁或者其他法律手段之前。{9}如前面所介绍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大部分均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经济基础影响了其政治更迭，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机制，以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同样可以成为一项重要举措。{10}

（三）设置相应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出现对外贸易争端时，一个常设机构的存在，是争端机制稳定性的必然要求。正如NAFTA设立自由贸易委员会那样，“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有序进行，也需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构，不仅提高争端解决效率，而且更有利于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使其裁决结果更具有公信力。

注 释：

{1}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http：//www.pkulaw.cn/，最后访问时间：2016-10-18.

{2}参见：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tatus_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6-7-3.

{3}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11日4日发布的《2010年人文发展报告》就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作的最新分组，在“一带一路”战略的64个沿线国中，新加坡、文莱、巴林、以色列、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阿联酋、卡塔尔、波兰等11个国家为发达国家，阿富汗、不丹等2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他51个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4}杨艳丽.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320-321.

{5}费赫夫.北美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一个独特的争端解决模式[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74.

{6}曹平，尹少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报，2013，26（6）.

{7}金霞.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J].经济问题探索，2011，（3）：167.

{8}汪闽燕.“一带一路”将促进香港与内地法律交流合作.法制日报，2015-8-25（011）.

{9}陈立虎，赵艳敏.中国参与建立的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当代法学，2007，（3）：86.

{10}蒋圣力.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1）.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4

对外直接投资。今年1-8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0个国家/地区的486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4734.3亿元人民币 (折合770亿美元注 ),同比增长18.2%,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4045.7亿元人民币(折合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占85.5%;收益再投资688.6亿元人民币(折合112亿美元),同比下降6.7%,占14.5%。截至8月底,我国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0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8220亿美元)。

8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135亿美元, 同比增长7%,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121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89.6%; 收益再投资14亿美元,同比下降6.7%,占10.4%。

1-8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亿美元的国家/地区有42个,其中10亿美元以上8个,分别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美国、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兰、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07.3亿美元,同比增长48.2%, 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泰国等。

对外承包工程。1-8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5453.7亿元人民币 (折合887亿美元),同比增长9.3%,新签合同额7688.1亿元人民币(折合1250.4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其中8月当月完成营业额97.2亿美元,同比增长11.3%, 当月新签合同额150亿美元,同比增长65.4%。

1-8月,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437个(上年同期376个,增加61个),合计1039.0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1%。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262个, 同比增加59个。

8月新签合同额较大的承包工程项目有: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承揽的尼日利亚奥贡州城际铁路项目(35.1亿美元)和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揽的孟加拉湖城房建项目(14.2亿美元)。

1-8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2665份,新签合同额544.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3.5%,同比增长33%;完成营业额386.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3.6%,同比增长4.6%。

截至8月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累计签订合同额14866.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0238.6亿美元。

对外劳务合作。今年1-8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3万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1.1万人,同比下降3.1%; 其中承包工程项下17.5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16.8万人。8月当月,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0.7万人。8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102.4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5.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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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中国梦

“一带一路”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体现之一，展示了中国谋求改变当前世界地缘格局的决心。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无疑不展示了“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的共享互利的合作成果。

5月14日，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见证了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和各方共享的合作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高屋建瓴，打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境界。为造福世界、造福人民的世纪工程指出了前行的方向。

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带来如此丰硕的成果，从我们的生活来看，“一带一路”也可谓福利多多。一让交通更加便利。在此次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中有一项设施联通，提到要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实现亚欧大陆道路通。也就是说，在以后我们说不定能坐着高铁、跑上高速就能到欧洲，欣赏亚欧大陆上的美丽景色。二让海淘更加容易。我们也能够海淘到更加安全方便且独具特色的商品。三让旅游更加便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达到了60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逐步缩短签证受理时间，而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梦想。四让创业更加简单。此次中国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让我们与沿线国家做生意的更加简单，税款缴纳更少，增加赚钱机会。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球化的视角上得到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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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融合成一个概念。“一带一路”的战略重要性开始逐渐为人所认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趋开放，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已大幅下降，非关税贸易壁垒也被大量削减。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减小，调整余地也越来越小，而贸易的“非效率”作为一种隐形的市场准入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区域经济合作应更加重视旨在清除国际贸易中的机制性和技术性障碍、降低交易成本的贸易便利化问题。

一、“一带一路”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

一个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各个方面往往是协同发展的。通过相关数据研究，亚欧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而欧洲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高于亚洲国家。“一带一路”东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西至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向南通往印度洋沿岸的亚非国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跨度最大、覆盖面积最广的经济合作区域。“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包括例如柬埔寨、尼泊尔等经济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贸易便利化水平也相差甚远。通过测算表明，亚欧国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贸易便利化水平最低的国家是也门。亚欧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非常低，亟需改善。同时，从测算数据来看，亚欧国家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亚欧大陆桥国家，如中亚，东亚等国。而北欧西欧等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也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二、“一带一路”贸易潜力分析

通过数据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与沿线6大区域国家外贸的情况。根据商务部初步划定范围，将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相近的64个沿线国家分为了东南亚、西亚、欧洲、南亚、中亚、东北非六大区域。其中东盟是沿线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历年贸易额由2001年的415.9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4436亿美元，占对沿线国家贸易总值逾四成。其中，马来西亚是东盟沿线国家中最大贸易国。我国与西亚沿线各国贸易互补性较强，能源合作不断深化。历年贸易额由2011年的172.7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2759.4亿美元。其中，沙特阿拉伯是西亚国家第一大、沿线国家第五大贸易伙伴。对欧洲沿线国家的发展稍逊于其他地区，欧洲沿线国家多为小国，经济体量小，也就与我国的的经贸发展相对较慢。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亚和中亚地区。近年来，我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印度完成了自贸区前期可行性研究，并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倡议。贸易扩展潜力较大。中亚是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外贸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对东北非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埃及贸易占据半壁江山。

1.“一带一路”有利于各国加强合作，实现贸易间的往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为沿线国家加强贸易合作创造有利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将有利于释放各国外交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战略红利”；有利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建立两地一体化最终产品市场，扩大最终产品贸易，优化贸易结构，实现经济贸易的优势互补、互联与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发展成继大西洋和太平洋贸易轴心的世界第三大贸易中心。

2.“一带一路”有利于国内区域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将带动西北、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拉动西北、西南地区的经贸崛起，平衡国家对外贸易的区域格局。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3.“一带一路”有利于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方面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多双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条件，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

4.“一带一路”有利于拓展各国间相互投资领域

继续推动在农林牧渔业及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海水淡化、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等领域合作。加大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三、结语

一带一路”旨在搭建国家间合作的平台，营造和谐氛围，它倡导“五通”，而它自身的推进也需要大家“心通”。美好的愿景，理想的蓝图，需要以真诚互信为基础。只要坦诚相见、真诚沟通，做到心智联通、思想畅通，就一定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共写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才刚刚显现，更多更大的机遇正等待我们去挖掘，更多的挑战正等着我们去克服。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不仅要了解当下时政热点，同时我们也努力学好知识，将来为祖国的经济贸易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7

“一带一路”新的战略构想涵盖了50多个国家, 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包括东北亚4国, 东南亚11国, 南亚8国, 西亚中东16国, 以及中东欧16国。涉及人口44亿, 占全球的63%, 覆盖了21万亿的区域经济总量, 占全球的29%。“一带一路”的提出帮助了这些沿线国家激发其各自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很好地契合了他们的共同需求, 为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1.“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实施, 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自贸区。其中, 中国与海合会六国经贸、能源合作发展迅速。沙特阿拉伯作为中东沿线的重要国家, 与中国经济利益互补性强。此外, 国内各省市相继提出中亚自贸区、中哈连云港自贸区等, 将自贸区的建设作为区域经济“走出去”的突破口。作为“一带一路”的有力补充, 一条北起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也在投入稳步建设中, 包括公路、铁路、管道、港口等, 有助于促进整个南亚的互联互通。同时,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总里程近8500公里的亚欧交通运输大通道、中越经济走廊等国际大通道战略构想被提出之后, 也在积极建设中。这些以经贸产业园区为重点投资建设的项目,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过剩产能的消化, 推动了优势产业的发展。

2.“一带一路”为中国出口增加动力

随着自贸区的增加, 港口城市的开放度进一步加深, 海运的设施机制也将进一步完善, 以此实现了国际运输大通道的建设。对于中国来说, 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弥补了内地城市在地理位置的不足, 促进了贸易出口的便利性, 加快出口模式的创新。据商务部统计, 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2957.7亿美元, 增长1.9%, 占出口总额的27.6%。另外, 随着“一带一路”引进的高新技术及设备等, 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我国的出口贸易模式, 使其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端制成品、来料加工贸易向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转型, 形成一个更加系统化的贸易产业链。

3.“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为谋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投资环境, 注入了新的活力。上半年, 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 投资额合计70.5亿美元, 同比增长22%, 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泰国等。陈虹 (2015)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进行了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本需求较高, 但中国要提供的投资资金仍存在很大的缺口,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未来,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空间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 在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同时, 完善投资结构, 有效利用外汇储备来获取更高的海外投资收益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分析

1. 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相互依存度测算

根据公式和数据测算整理出的结果是, 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的HM指数按东北亚4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西亚中东16国、中东欧16国分别是9.85, 10.04, 3.19, 4.82, 2.14, 各经济体对中国出口的HM指数按同样顺序排列分别是19.09, 13.26, 5.25, 12.23, 2.32。可见, 中国出口对东南亚的依赖程度最高, 其次是东北亚4国, 对中东欧16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最低。反之, 东北亚4国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最高, 高达19.09, 其次是东南亚11国, 再次是西亚中东16国, 中东欧16国仍是最低。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贸易关系分析

(1) 中国与东北亚4国。东北亚四国包括日本、韩国、蒙古国和俄罗斯, 2014年中国与东北亚域内贸易额合计约7120.32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7%。其中, 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在投资领域, 上述国家对我国投资规模合计83.36亿美元, 占中国吸收外资的6.5%。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第二大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中国是蒙古第二大外资投资地。

中国与东北亚四国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领域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中韩自贸区在2015年6月正式签署协议, 有力地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发展, 促进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东北亚地区的大图们倡议项下的合作也在逐步趋向成熟, 旨在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 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促进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也正在逐步推进。

(2) 中国与东南亚11国。东南亚11国在总体上与中国贸易依赖度很高,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 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 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在2014年, 中国-东南亚贸易额持续增长, 达4803.94亿美元, 增长8.3%, 中国—东盟贸易增速较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平均增速高出4.9个百分点, 双方贸易的增长惠及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投资方面,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重要市场, 双方的经贸互相依存关系仍在继续加深。2014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1.16%, 尽管目前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仍保持着上升趋势。中国与东盟的区位优势、经贸互补性强及自贸区的政策为双方企业合作形成了有利条件, 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市场。

(3) 中国与南亚8国。中国与南亚合作正处于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国与南亚各国将会以“一带一路”为契机, 在未来5年将双方贸易额提升至1500亿美元。2015年, 中印两国构建了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不断地有中国的企业和自主研发创新技术进驻印度, 中印企业签署了20多项合作协议, 总金额高达220亿美元, 合作内容涉及能源、贸易、金融与工业园区等领域, 开启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也在稳步展开, 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 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 实现了“1+4”的战略布局。2015年是中国与尼泊尔建交60周年, 而西藏自治区是尼中交往的重要通道, 加强双方航空、道路、口岸特别是铁路方面的互联互通, 对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外, 中国还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有着友好的外交关系, 在近几年中国与南亚开展的各种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等外交活动, 为推动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4) 中国与西亚中东16国。西亚中东16国对我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大, 2014年, 中国从西亚国家进口商品总额为1611.7亿美元, 同比增长3.7%;对西亚出口商品总额为1132.8亿美元, 同比增长22.7%;中国对西亚国家总体呈现贸易逆差, 逆差额为28.9亿美元。可见, 两个经济体双边贸易并不平衡, 中国对西亚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呈现增大的趋势。通过分析可知其原因, 能源资源的出口是西亚中东地区的贸易主导, 这些国家对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资源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而中国对西亚中东能源资源的依赖性较强, 所以中国与西亚在贸易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劣势。“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为中国与西亚中东加强贸易合作创造有利契机, 可以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创造互补性, 发挥各自的优势。中国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换取西亚中东国家的能源资源, 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可以借助西亚中东市场来消化, 以此形成一个良性的贸易格局。

(5) 中国与中东欧16国。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最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刚刚起步, 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2003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约为86.8亿美元, 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51.1亿美元, 2014年更是首次突破了600亿美元。在投资方面, 投资领域涉及金融、机械制造、汽车、化工、乳制品等。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济高度互补, 双边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东欧国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升级的强烈需求, 而中国在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则具有竞争优势, 双边的合作契合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各自发展特点与合作需求。”一带一路”建设正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双方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给中国与中东欧“1+16合作”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与沿线各国都会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使各国在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近几年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下行与消费需求疲软, 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会, 创造了跟多的经济效益, 这也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这些国家的优势产业能与中国很好的互补, 也使得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度不断增加。由于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 如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之间建交时间更久, 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更多, 使中国与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度更高。而为了填补自身产业的相对劣势, 与西亚中东和中东欧的贸易能够更好地形成优势互补的贸易格局。因此,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发展, 在未来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加深。

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 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格局优化, 本文做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变化。重点关注与我国贸易依赖度大的经济体, 积极推动各自贸区和经济走廊的升级版, 完善相关制度法规来创造更加畅通的合作道路。

第二, 进一步扩大我国沿海城市的开放格局, 同时为内陆城市创建更加便利的交通设施, 共同推进沿海和内陆的贸易通道建设, 促进各省市与其周边国家的经贸发展,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带的发展。

第三, 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促进国内过剩产能的消化。此外, 加大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和高技术人才的培养, 提高产品质量, 优化相对优势产业与贸易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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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现状与完善路径[J].国际问题研究, 2015, (2) :112~126.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8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 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逐步调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急需要进一步激发合作潜力, 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活力。因此, 在“一带一路”的构建下, 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产业发展、人才建设等领域加强通力合作, 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

2015年3月, 关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 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进与实施“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在这一份倡议中, 西藏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首先,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 随着边贸口岸相继开通, 拉萨成为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等条件的形成, 预示着西藏将成为与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通道, 且一定会在边境贸易发展中发挥着积极全面的作用。其次, 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发展边境贸易已成为西藏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 不仅在进出口品种上有了明显的丰富, 而且在进出口总额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 这一理念和倡议的实施将对西藏的边境贸易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也将对未来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格局中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西藏发展边境贸易的优势

早在唐宋时期兴盛的茶马古道, 就打开了西藏与南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往来, 促进了西藏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当前, “一带一路”这个惠及全球半数人口的伟大构想, 再一次为西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曾强调, 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结合“一带一路”的政策宣导, 是对自身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提升, 也是对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总体规划的完善。因此, 西藏在发展边贸经济和对外开放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条件:

1.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西藏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 国境线长约4000千米。7个地市中, 有5个地区的21个县都处于南部和西部国境线的边界, 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截止目前, 西藏共开设有五个国家级口岸, 分别是:普兰、樟木、吉隆、日屋、亚东。

2.边境国家贸易市场需求量增大。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 各种工业原料缺乏, 基础设施落后, 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贸易市场的需求量。拉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1至11月, 西藏对尼泊尔贸易总值为106.5亿元人民币, 占西藏外贸总值的91.15%。尼泊尔自2006年以来连续9年保持西藏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 西藏将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积极筹划2015年中国和印度旅游年活动, 努力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带动西藏与印度边境贸易的协调快速发展。

3.国家的帮扶政策到位。自1965年西藏解放以来, 国家都高度重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每一次的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中, 中共中央都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帮扶, 特别是对西藏的支持与援助, 制定出对西藏发展的多种积极优惠政策。在1994年7月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中, 继续对西藏实行帮扶和支持, 其中包括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加快建立新经济体制、逐步推进边境市场建设等方面。

因为青藏铁路和两省区鼓励投资、税收优惠的条件, 西藏与青海联合打造的“藏青工业园区”就是加强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 充分发挥了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的积极性, 为“一带一路”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促进了西藏自身经济和边境贸易的共同发展。

三、西藏边境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

1.边境口岸交通条件滞后

西藏与其接壤的几个国家都属于亚洲内陆地区, 进行边境贸易往来首先得有便利的公路交通设施。但是由于气候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目前西藏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公路数量极少, 且相应的交通设施极不完善。就在今年发生的尼泊尔8.1级强力地震, 使中尼边境贸易中所建的公共交通设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导致中尼之间的边境贸易受到了直接影响。

2.边境贸易渠道单一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 目前与西藏发展边境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尼泊尔和印度。前文提到的5个国家级口岸中, 樟木、普兰、吉隆、日屋主要是通向尼泊尔的, 只有亚东口岸是与印度发展边贸经济的, 这个大大限制了与印度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 渠道的单一化, 已经严重制约了西藏边贸经济的发展, 也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 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大, 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 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 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低下, 严重影响了西藏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关数据显示西藏第一产业比重仍然偏大, 说明很多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2013年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仅有36.3%,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9%, 说明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国家的帮扶政策和内地的合作, 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与内地相比还是发展缓慢。

4.能源优势未转化为经济优势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能源需求增长较快, 但由于技术和交通等方面的影响, 西藏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西藏拥有占全国29.7%的水能资源, 其中可供开发利用的约占全国总量的20%, 但是现已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却仅仅只有0.5%。能源供应紧张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制约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其发展特色经济、发展边境贸易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5.人才资源缺乏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 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 “支农支医支教”的各地人才不断涌向西藏, 支援西藏的社会发展。但是人才结构和分布的不尽合理, 尤其是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开发型人才紧缺, 导致经济社会不能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同时西藏自治区文盲、半文盲在全国也是最高的, 目前仍在35%以上。截止2013年每1万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仅有944人, 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总人口的6.31%, 大学文化程度仅占1.08%,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上来说, 人才资源缺乏, 人才结构不合理, 已经严重制约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针对西藏边境贸易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加快边境贸易的发展, 自治区曾多次召开会议, 仔细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结合自身经济现状, 利用边贸发展优势, 统筹考虑、相互配合。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和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的最前沿, 我认为西藏应当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指引下, 实现交通、贸易、产业、能源、人才等五大领域的跨越式升级, 努力在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双方贸易与投资、自身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合作、人才引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1.在交通方面, “要想富, 先修路”的口号说明交通运输在发展经济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 应当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金额, 加强部分路段整改扩建工作, 提高道路使用优良率;同时增加交通建设项目数量, 努力提高交通网络化水平, 基本形成公路、铁路、民航等相互配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边贸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

2.在贸易方面, 加强与邻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秉承“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 - 共商、共享、共建, 加快完善口岸的建设, 积极参与南亚大通道建设, 使西藏逐渐成为中国与南亚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要大力加强南亚陆路交通建设, 积极打造中国与南亚经济合作区;加大对边境口岸基础设施综合治理, 提高吉隆、普兰、日屋口岸的使用效率;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不断开拓贸易市场, 不断丰富进出口产品类型。

3.在产业方面, 应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 逐步调整与完善产业结构。要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 加快畜牧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养殖, 形成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式产业化经营;加大力度发展新型工业, 优先扶持清洁能源、藏医药业等新兴产业, 提升产业创新竞争力;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 以旅游为特色, 带动交通运输、能源开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努力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改善区域产业结构, 积极有效地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益。

4.在能源方面, 努力提高藏东南水电能源基地开发水平, 按照自治区能源开发总体规划, 积极开展终端市场消纳能力统一规划工作。打通输电通道, 建立健全“藏电外送”电源及配套设施, 争取将“藏电外送”纳入国家战略。根据区发改委有关数据显示, 2014年藏木水电站两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全区电力装机容量同比上年增长32.4%, 让西藏迈向了“大电力”时代。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综合能源体系, 大力开发能源, 努力把西藏丰富的能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也将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5.在人才方面, 人才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 必须引起重视。要加大引进人才投入, 调整人才分布结构, 积极培育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根据《西藏自治区2010年- 2020年人才资源开发规划纲要》, 一方面要实施农牧区实用人才和特色优势产业人才培养工程, 努力开展青年英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另一方面要推进人才资源信息库建设, 建立并完善人才培养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人才工作队伍业务水平, 为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西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

总之, 西藏应该针对自身发展的优势, 积极改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框架下, 拓宽市场渠道, 加快边贸经济发展, 促进西藏市场的繁荣与稳定。我们期待西藏在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贡献应有的力量。

摘要：西藏作为我国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 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急需改变的问题。本文将借助“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 提出西藏在发展边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希望西藏抓好这次机遇大力发展基础经济, 为其边境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实现西藏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西藏边贸,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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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涛, 王新有.中国西藏与南亚邻国间的边贸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 2011 (02) .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9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前沿,人才支撑,创新合作

1 研究背景

习近平出访中亚国家期间, 2013年9月7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与欧亚各国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政治主张。

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 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坚持讲信俢盟、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政治理念。

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简称“一带一路”, 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也是实现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大战略举措,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并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2015年3月28日, 经国务院授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了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云南必须充分发挥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 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 着力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 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 市场情景非常广阔, 发展潜力得天独厚。因此,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不仅不能被动缺席, 而且必须主动参与, 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重筑南方丝绸之路, 推进互联互通, 从而实现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2 文献综述

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后,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宏观上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2]。

同时, 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 陈坤、袁洋、马金书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对外直接投资优化策略———基于经济增长效应视角》, 以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例, 基于经济增长效应视角, 结合云南省2002-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 运用国际投资收益分配模型、协整检验、ECM模型等分析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指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据此从云南面临的新机遇、对外直接投资体制、财政税收政策、国际投资环境及企业自身五个方面提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化策略, 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方向指引、理论支持和政策指导[3]。吕娜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东盟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的法律协调研究》, 指出知识产权及其权利的创建、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企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资源, 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东盟在经济全球化和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 需要一个长远的政策和稳定的模式促进知识产权法制一体化;中国-东盟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与合作领域进行法律协调, 一是提升东盟竞争力, 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纵深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是加快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和“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4]。和颖、张晓霞撰写的论文《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指出“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东南亚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 推进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当前,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如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找准定位, 共建共享,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立足云南对外开放的现状, 阐述和分析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并提出云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5]。周谷平、阚阅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 指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国务院洞察全球形势深刻变化,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战略既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硬实力, 也涉及政策、文化、人才等软实力;在某种意义上, 软实力的发挥远胜于硬实力的比拼;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端人才以及急需领域专业人才等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面对需求与挑战,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应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 以“内生”和“外延”为路径, 更新观念, 完善制度, 优化办学, 创新实践, 切实担负起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6]。

以上文献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研究和思考,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这些文献对教育问题有所涉及, 但由于研究方向、研究条件和研究需求不同, 没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3 国内外相关经验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交流, 而且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医疗、能源、交通、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 维护和保障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推动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想要变成现实, 既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硬实力作为坚强的后盾, 又需要政策、文化、人才等软实力作为有力的支点。事在人为,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激烈竞争最终都取决于人才的竞争, 而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 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 从而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相互理解, 实现经济合作交流可持续发展。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要求从全局上, 包括经济、政治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医疗、能源、交通、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上, 全盘考虑如何为“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积极创造条件。“一带一路”建设既为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又要求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蓝图服务, 作出积极的贡献,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 云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不仅为中国, 而且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尽力培养各级各类的千千万万的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语言人才特别是非通用语言人才 (小语种人才, 如越语、泰语、缅甸语人才等) 、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端人才、急需领域专业人才。这样, 云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才能适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省外东部沿海地区来说, 云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疆内陆省份。要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大力发展生产力, 发展经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与汉使者盲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 各自以为一州主, 不知汉广大。使者还, 因盛言滇大国, 足事亲附。”[7]云南的贫穷、落后由此可见一斑。云南的贫穷、落后是历史上千百年来长期形成的, 要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云南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不仅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人才, 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迫切需要人才, 人才问题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根据2015年7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 截至2014年底, 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 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8]这组数据资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央企“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大多数央企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 同时说明了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参差不齐, 投资项目的最终结果直接取决于“走出去”的80多家央企有没有高端人才, 这些高端人才既要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 同时又要了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 高端人才成了“稀缺资源”, 其紧迫性甚至超过了对资金和技术的客观需求。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短期内无法完成的, 需要假以时日, 这是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表明, 88%的企业高管认为, 海外并购或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人才。[9]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人才因素直接决定着海外并购或投资的成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指出:“人才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关键。东盟国家拥有大量的青年群体, 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优势。”[10]这同样说明在人才的关键性的作用问题上,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观点和看法是根本一致的, 尽管表达的方式因各国的用语习惯不同而略有差异。

为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目标的引领下, 云南教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 云南高等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院校积极开展合作交流, 建立友好校际联系, 通过“2+2”、“2+3”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方式, 联合培养本科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云南高等院校常年聘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任教, 同时由云南高等院校资助的专家、学者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学校访问、进修或进行学术交流, 促进云南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促使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逐步转型升级,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的合作交流中不断深化改革与发展, 从而在对外合作交流和对内改革发展上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

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从整体战略层面进行宏观的研究, 又要从国家或地区到区域连接和互动层面进行中观的研究, 还要从分类的、更为具体的计划和运作层面进行微观的研究。

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 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1]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闭关锁国,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仅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不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大规模“引进来”, 通过专业合作交流活动, 积极推进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就云南高等院校而言, 扩大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云南来留学的研究生规模,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开展师生互换和科研合作、学术交流, 进行重要的专业合作交流活动, 从而推进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到云南来留学的研究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领军人才,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的生力军, 对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同时,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又必须大踏步“走出去”, 云南高等院校可以鼓励云南青年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联合办学或者创办分校, 招收当地的青年学生, 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教学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 既可以大大节省当地青年学生高昂的出国留学费用, 减轻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又可以将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及其成果与当地的实际需求直接结合起来, 理论联系实际, 有针对性地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实际难题。

从地缘关系方面考量, 云南西部与缅甸接壤, 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 远的漂洋过海够不着, 近的翻山越岭比较实际。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重点进行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的合作交流, 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关系, 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别教育研究和区域教育研究, 提高研究需求和研究条件之间的契合度, 充分发挥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的区位优势,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人才。

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高度重视,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 为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了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求,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扩大招收留学生规模 (包括云南省内青年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到云南留学) , 注重开发并提供教育服务产品, 加强留学生教育与管理, 加强外文授课、专业教育和学历教育, 增强留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 学以致用, 讲求实效。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不仅可以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 而且可以减轻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将有效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学生更好地实现就业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同时, 中国有13亿多人口,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 云南省总人口4596万, 占全国人口的3.35%, 在全国人口排名中居第十二位。根据联合国标准, 中国还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要让这1.28亿人脱贫致富, 从而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 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据统计, 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71万, 云南是全国贫困人口超过500万人的6个省份之一 (另外5个省份是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全省有561万贫困人口, 占全省人口的12.21%, 在全国居第二位, 而且居住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就有120万人, 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39%。

目前, 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近1000万, 社会失业人员约570万, 每年新增劳动力达800万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亿多人, 就业压力十分巨大,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 从18岁至60岁的有效劳动力急剧减少,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红利面临拐点, 许多工作岗位找不到适合的劳动力;另一方面, 国家推行“二胎”生育政策, 但是一个人从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到成为劳动力的时间非常漫长, 至少需要18年, 在这18年中可能还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变故, 劳动力成本将会越来越昂贵。

因此, 培养中国青年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 能够起到减轻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的作用, 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就业、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4 结论与启示

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都是各国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智慧的结晶, 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的平等交流, 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 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 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倒逼云南教育体制改革, 深化云南教育教学改革, 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内容, 不仅进行传统的汉语、中国文化教育教学以及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 而且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实施重点、合作机制、规则标准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宗教等知识的教育教学。

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放眼看世界, 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包括借鉴和吸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创造了世界性的优秀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在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的同时, 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 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2]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 并不是一切都落后, 在许多方面还是相当先进的,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些国家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 并不是一切都先进, 在许多方面还是非常落后的, 处于世界落伍水平。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推动中国文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缺的工程、建筑、金融、医学、法学、会计、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截至2016年5月30日, 在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正规大学名单中, 云南普通高等院校共计72所, 这72所高等院校应该依据相关领域专业教育质量的国际标准和基本要求, 进一步深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才市场根本不需要的专业就必须停止招生或者隔年招生, 该废止的课程就必须停课, 而人才市场急需的专业就必须新设或者扩大, 该新增的课程就必须增加, 加大教学经费投入, 增加基本教学设施设备, 不断改善教学条件, 从而促使云南高等院校和相关专业、课程内容及其体系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和无可替代的优势。

在深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中, 必须从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 切忌“跟风”设置专业, 忽而见到会计人才紧缺了, 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争相设置会计专业、招收学生, 又忽而见到法学人才紧缺了, 于是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争相设置法学专业、招收学生,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恶性竞争, 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万金油式”的学生, 什么工作都可以干, 但却什么工作都干不好, “万金油式”的学生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 充其量只能算是“人口”, 连“人手”都算不上。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10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推动和指引

“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 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不仅要求经济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而且要求教育上的交流合作, 因为这是增进相互理解和实现经济交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途径。作为一种顶层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要求从整体上, 包括教育交流合作上, 来思考如何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这既为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提供发展机遇, 同时要求教育对外交流合作通过相应努力为实现总体战略目标服务。如果说“一带一路”是升级版的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战略, 那么在这一战略实施的背景下, 可以预见, 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必将进入一个“升级换代”的发展阶段。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我国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主要课题, 就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和指引下, 使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得到升级转型和进一步发展, 同时促使我国教育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深化改革与发展, 从而在对外交流合作和对内改革发展上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为此, 需要进行整体战略层面的研究和规划, 也有必要开展从国家或地区到区域连接和互动层面的研究, 乃至分类的、更为具体的计划和运作层面的研究, 等等。比较教育研究在这些层级或方面的研究上都责无旁贷和大有可为。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 不仅要体现战略驱动型特征, 而且也要尽可能向研究引导型转变, 这就需要相关研究的支持。而现实课题研究是一个具有外在要求和内在逻辑的过程, 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需要来源和载体, 也有持续化和系统化的内在需要, 以获得现实意义和发挥实际作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来源和载体就是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活动, 二者统一于互动发展过程中。因此, 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基本策略, 就是为了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和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中扩展和深化研究, 并使之系统化和功能化。根据我们近年来与东南亚国家和土耳其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交流经验, 在目前目标要求与条件下, 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的开展和推进可以考虑采用如下几个策略。

首先, 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要求, 对相关研究重新定向和定位, 使之获得新的方向和动力。我国比较教育界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有不少研究, 而且许多研究以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 并开展了对外学术交流合作活动, 对这类研究加以整合, 置于“一带一路”背景下, 重新定向和定位, 有助于较快导入和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

其次, 根据地缘关系和研究主体在研究条件上的优势或便利性, 有重点地推进相关研究。这将有利于提高研究需求与研究条件之间的契合度, 有利于整体规划下的分工协作, 从而有助于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和水平。以广东推进相关研究来讲, 我们会倾向于选择“一路”有关国家或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 并利用已经建立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着力研究与重点国家或区域的教育交流合作问题。实际上, 上述研究策略是我国比较教育界在国别教育研究和区域教育研究上业已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之一, 研究“一带一路”这种地缘性强的课题, 这一策略同样是适用的。

第三, 通过专业交流合作活动, 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就大学专业研究院所而言, 招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来华留学生, 与国外或境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师生互换和科研合作等, 都是重要的专业交流合作活动, 是推进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相当有效的办法。来华留学研究生正在成为相关国家或地区教育研究的有生力量, 对开拓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专业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也能发挥中介和支持作用。

第四, 通过开放和多元参与的交流合作活动, 强化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及其研究的聚合效应和辐射效应。开放性的参与必然是多元参与, 能有效聚集资源和辐射影响。实际上, 我们在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交流合作中, 看到的是交流合作对象和来源上的放开与复合状况, 因为这有利于这些机构通过交流合作获取资源扩大影响的目的。因此, 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上, 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参与其间, 克服其难, 善用其利。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11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新格局

【作者单位】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红杰，五洲传播出版社。

众所周知，经济、外交、文化之间协调互动，全面打造国家综合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通用模式。以美国为例，早在200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和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特别强调要以美国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指出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灵魂与核心。美国这种大文化的世界战略有效地维护了其在全世界的文化霸主地位，以至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对其文化地位产生丝毫的负面影响。而以此反观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却存在着以下不足：

首先是对外文化传播与海外投资等经济活动没有协调互动，合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格局迄今尚未形成。据商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有1.3万家投资者在海外设立境外企业，企业数量达到1.6万家，中国境外总资产已达1.5万亿美元。而根据2012年、2013年的发展趋势估计，中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在2015年底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00亿美元，年均增长17%;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和营业额分别达到1800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各为6%;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55万人，在外劳务超过100万人的计划。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为止，经济与文化双轮驱动打造中国软实力，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格局一直没有出现。这导致中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单兵突进”，在与西方跨国资本在技术、资源和人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同时，长期处于西方舆论攻击的被动地位。西方跨国资本为了应对中国竞争，充分整合了媒介、舆论等文化软实力资源，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蓄意“妖魔化”，有的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舆论甚嚣尘上，导致一些中国能源、交通等基础建设工程受阻，并购失败，项目运营产生亏损，并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加强文化与经济之间协调互动，打造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迫在眉睫。

其次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大众传媒为主的单一传播模式，亟须相关部门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和形式创新，全面升级到整合传播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经从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传播，转变成为不同媒介的高度融合，并需要进一步通过组织传播和部分地区、部分国家的人际传播，才能取得传播实效。中国上万家海外投资企业、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和在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工程承包的近百万中国产业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制造产品，它们在不同层面上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信息而成为对外传播的载体。从理论上讲，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然而，无论业界，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还停留在以外宣模式为主，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对外传播的层面上，一些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资源、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还没有被充分调动和组织起来。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的管理机制创新、体制创新，从单一的对外传播全面升级到整合营销传播时代。如何拓展新形势下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框架，把已经在海外投资、工程承包、劳务承包的上万家企业主体以及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同时赋予其文化传播主体功能，这是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和对外传播机构合力探索才能完成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客观上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优势产业和富裕产能向外转移的步伐。为此，我们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笔者建议可以实施“三个一”工程：即对口培训一批专业人才，组建一支中国文化传播基金，建设一批中国文化体验城。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是对口培训“一带一路”国家的传媒业人才，为中国文化产品全面走进丝路国家打造人脉网络。“一带一路”是集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重大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其核心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而文化传播是推动“一带一路”64个国家、地区文化交流，打造政策相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但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所涉及的64个国家中，我们只对欧洲部分发达国家以及往来密切的东南亚国家的传媒业法律制度、行业现状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相对熟悉，对其他绝大部分国家，我们是不熟悉的。这些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信息透明度不高，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的“知沟现象”明显。以巴基斯坦为例，巴基斯坦拥有1.8亿人口，其中多半是文盲并且没有劳动技能。该国农业人口比重很大，62%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吸收了该国45%劳动力的农业对GDP的贡献只有21%。因此，巴基斯坦年均GDP增长率只有5%左右。巴基斯坦新闻出版广电等产业水平参差不齐，大体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再加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存在，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完善，贪污腐败严重，投资环境很差。类似情况在缅甸、印度、土耳其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我们亟须打造一个以丝路国家传播业为核心的文化信息交流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而且还会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信息咨询，避免投资项目的盲目性、重复性，使有限的资金投入产出最大效益。其具体操作方法是我们可以邀请丝路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传媒行业的官员、主管和相关专业机构负责人定期来华进行短期培训，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熟悉和了解丝路国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现实需求，从而为中国图书、期刊、影视以及文化演艺、展览展出、汉语国际教育等文化产品全面走进丝路国家打造人脉网络。

第二是建立一支中华文化传播基金，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逐步参与全球关于中国主题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为主动设置话题、议题和影响世界舆论提供抓手。

“一带一路”的国家中，有许多是亚洲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亲身感受中国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学习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中国道路与发展方向及中国文化的巨大需求。但由于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水平低，这些国家基本不可能大规模、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开展中国影视、图书等文化产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另外，再加上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世界舆论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知大多都是经过了西方思想价值体系的过滤。因此，这些国家很难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和真实判断。以印度的马拉塔语为例，该语言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使用该语言的族群主要分布在印度西海岸从孟买到欧亚并向内陆延伸至那格浦尔（Nagpur）东约160公里处。该族群是印度众多族群中经济较为发达，与外界联系较多的一个民族，使用马拉塔语人口数量约为6500万人。但从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用马拉塔语翻译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仅有一种，还是译自英文的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的一部小说。西方舆论对于一带一路地区的影响渗透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自古就遵循着国与国之间开展平等交流、文化互鉴和尊重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态度。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60多年来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亟须设立一支专业化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重点支持如乌而都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印地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等一些与中国地缘相近、人员往来密切、使用语言人口基数大的国家，资助他们翻译出版中国图书、报刊等文化活动;鼓励中国边疆省份设立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大众传播机构，举办相关中国文化演艺和展览、展示等交流活动;支持各类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拍摄、制作相关影视产品。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扶植专业组织结构，对这些地区的学者、友好人士和志愿者进行规模化培训，加快“一带一路”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发展步伐。

目前，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化学术研究、出版基金，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整体处于维持甚至萎缩状态，依然没有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投入水平。一些学术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纷纷向中国寻找资金支持，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的国家对此要求十分强烈。如印度在2009年前后就通过联邦法案，要求印度28邦和7个直辖区的大学开设汉语以及中国文化课程，但目前印度只有尼赫鲁大学等少数机构能够提供汉语教师培训、汉语教材编写和进行中国文化研究，对汉语学习相关方面的需求强烈。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工程计划中，分别有2004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及同年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和2013年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与推介工程”。这些工程、计划的设立对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些项目均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地区。因此，笔者建议新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由相关机构按照市场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方法运作，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主动设立议题、话题，特别是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大学、研究机构有关中国主题的学术研究、会议和论坛，支持这些国家的相关影视、图书、演艺、文化展览和艺术演出等文化活动，积极塑造、传播“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主导“一带一路”地区的舆论和传播，进而影响全世界有关中国主题相关文化产品的价值观与倾向性，朝着促进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全球传播和增强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方向发展。

第三，在海外建设一批集中国图书、影视、演艺和汉语学习等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创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业态。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在根本上摒弃专业分割、行业条块管理的思维局限，改变“海外投资单兵突进”的缺陷，树立文化走出去与海外投资双轮驱动的战略观念，强化“资源产权观”“走出去”利用资源的效用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再到国家级新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都是不断在特定区域让渡权利，促进不同要素流入、聚集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区、自贸区以及在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同时，设立集图书、影视、汉语学习、演艺、茶艺和餐饮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使中国海外投资与中国文化传播集于一体，并真正走进当地国家和社区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府公共品及其公共服务的理解多局限于国内，忽视了政府对外国留居的本国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近几年，在国家实行“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大量中国公民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在非洲、拉美等中国投资集中的国家，已经形成大小不一的中国人集聚区和生活区。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临近中国边境沿线，事实上已经形成一大批新兴的“唐人街”与“中国城”，有的国家还设置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赌博区”，抹黑中国形象。这些自发形成的集餐饮、购物于一体的综合生活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传播着中华文化，但这些生活区却长期缺乏统一规划，亟须赋予其新功能，提升文化含量，改善形象。因此，笔者建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会同国资委、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依托已经完成注册的丝路基金有限公司，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文化传播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丝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等重大项目中配套建设中国文化体验城的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工作。尤其是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沿线已经形成规模的“中国城”内，我们要集中投资建设一批集中国图书、影视、演艺和汉语学习等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设置统一的全球连锁标识。中国文化体验城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还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国企业本土化、海外中国公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示范性与典型性，创新对外传播新格局。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篇12

2013年9、10月期间,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 的重大战略倡议。“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起来, 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 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东南亚国家因地缘接近,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合作面临着加快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两地的贸易合作、互通有无, 符合两地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是大势所趋。

一、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现状分析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区的成立后, 双方在经贸、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3年至2013年也被称为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黄金十年”。

(一) 贸易规模增长较快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增长较快。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547.8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4436.0亿美元, 增长了8倍, 年均增长率为19.0%。2009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订, 至此双方贸易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迅速恢复, 规模继续扩大, 同比增长37.5%、24.0%、10.2%和10.9%。在2013年, 贸易总额达到4436.0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为2440.4亿美元, 同比增长19.5%, 中国对东盟进口总额为1995.6亿美元, 同比增长1.9%。

(二) 双方在各自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东盟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发布的报告, 2014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804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16%, 高于2013年的10.66%的占比, 同时增长8.3%, 比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平均增幅3.4%快了一倍多。

从东盟的角度, 中国连续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200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9.3%, 为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三) 贸易逆差变为贸易顺差

中国与东盟常年处在严重的贸易逆差状态, 贸易逆差大约占双边贸易额的15%左右, 在个别的年份, 中国—东盟贸易逆差甚至超过了20%。从1996年至2011年, 中方对东盟都是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这种中方对东盟常年逆差的状况, 到2012年才得以改变, 2012年双边贸易额是4001.5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2042.5亿美元, 进口是1958.9亿美元, 贸易顺差为85亿美元, 占双边贸易额的2%。在2013年, 这种趋势继续扩大, 贸易顺差为444.8亿美元, 占双边贸易总额的10.0%。

(四) 中国对东盟贸易集中度较高

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的往来主要集中于东盟五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以及越南, 中国与东盟五国以及越南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上都在95%以上, 甚至个别年份达到98%以上, 如2006年这个比重为98.3%。

近二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家的贸易有所变迁, 如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 新加坡为中国与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2013年新加坡为中国与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新加坡经济萎缩, 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

(五) 中国—东盟贸易仍以传统型产品为主

从中国—东盟进出口的主要商品来看, 虽然中国对东盟的进口以及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都在优化, 由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 尤其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2]。但是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仍以传统型产品为主, 如机电产品、钢铁、矿产、橡胶等。

进口方面, 据东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14年12月, 中国自东盟主要进口的前五位产品是电子、机械、矿物燃料、塑料及其制品、珍珠宝石, 累计进口额为125.22亿美元, 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额的65.45%。出口方面, 2014年12月, 中国对东盟主要出口的前五位产品是电子、机械、钢铁、家具、钢铁制品, 累计出口额为130.31亿美元, 占中国自东盟出口总额的45.59%。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贸易的机遇

“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人 (超过全球人口60%) , 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1/3) 。该区域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 2000年、201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33.9%, 2012年达到34.5%, 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3]。在“一带一路”战略大规模的拉动趋势下, 中国—东盟贸易将迎来新的“钻石十年”。

(一) “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国—东盟贸易带来新的篇章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东盟贸易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即打造“中国—东盟自由区升级版”。打破以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简单互补性货物贸易, 进而将单纯的双边货物贸易关系转变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贸易, 特别是投资为基础的综合合作关系[3]。

同时, 中国也在积极参与由东盟牵头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谈判。如果RCEP顺利建立, 那么将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市场最大、人口最多和贸易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4], “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RCEP谈判的顺利进行。

(二)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双方互惠互利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在深化。一方面, 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增加又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东盟经济发展对于资金需求的压力, 加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海陆空的链接, 交通贯通, 让双方能更顺利地开启对方的庞大市场, 加强贸易往来, 互惠互利, 推动了东盟贸易、服务等方面建设, 从而促进了东盟整体经济的发展。

如东盟的电力供应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盟国家经济的增长。目前, 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都存在较大的电力缺口, 近4%的电力资源从中国进口。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 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中国电力企业可借助国际产能合作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势, 进一步开拓邻近的东盟市场。

(三)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东盟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东盟贸易由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发展, 在中国—东盟进出口前10位产品中, 第一大类产品是机电产品, 有6种产品为同一类型产品, 占总额的8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源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及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相似, 双边间供给与需求结构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各自出口的产品相互替代性很大[5]。刘志雄, 王新哲[6], 江帆, 郑学党[7]等研究认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都会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加大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贸易的挑战

(一) 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除新加坡外, 中国与东盟各国虽然都同属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致, 特别是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的不均衡,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 单同这六国的贸易就占了双边贸易总额的90%, 而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只占据了双边贸易总额的10%。

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 直接导致了中国—东盟贸易的集中度上升。双边贸易的国家集中度高,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辐射范围肯能会变窄。应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 宣传“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刻内涵, 扩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力。

(二) 东盟各国对于“一带一路”内涵的理解有待丰富

东盟各国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示出了积极的合作意愿, 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都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但是东盟各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期望主要是寄托在中国对他们国家的投资上的, 希望能通过引进大量中国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而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 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往来或者资金流动, 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中国与有关国家需要夯实国家关系的民间基础, 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 加强各国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的友好往来, 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8]。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构想不仅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还包括人文、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东盟各国对于“一带一路”内容的理解并不全面, 还有待丰富。

(三) 中国和东盟投资贸易竞争问题

首先, 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较丰富, 工业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 与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 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开展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契机。

其次,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中国国内对资源能源需求较为迫切,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行业、金属矿石行业以及资源加工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成熟、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性风险较高、劳动力成本较高或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不佳、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限制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同时, 中国企业因受对外投资的能力和经验的限制, 对“一带一路”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四、“一带一路”下打造中国—东盟贸易“钻石十年”的政策建议

(一) 积极推进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东盟经济共同体计划到2025年, 将东南亚地区总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现在2.5万亿美元的基础上, 提高7%, 并新增1400万个就业岗位。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东南亚国家参照现已成功的欧盟区域共同体的经验下的计划, 这使得东盟十国之间在贸易关税削减为零的基础上能够展开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并最终形成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同时, 中国的企业可以在任何东盟国家进行建厂, 并轻松地进入这些市场。

(二) 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

在中国—东盟的“黄金十年”, 中国与东盟各国不断探索与实践贸易过程中的法律,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经验。在打造中国—东盟贸易“钻石十年”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改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依法维权, 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和法律公正、透明地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 企业也要规范自身海外经营行为, 提高企业的合规守法意识, 完善政府对外投资促进体系, 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

(三) 加强民间合作与往来

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与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合作领域, 化解其误解和疑虑, 增进共识和互信。增加与东盟各国的人才培养合作, 加快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语种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调研和情报信息搜集的力度, 深化国内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认识。

(四) 加速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在“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下, 积极推进中国产业发展, 加速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力促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加大对符合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向的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使得“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迈进。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后, 才能与东盟各国从贸易竞争状态, 转变为贸易互补状态, 更有利于中国—东盟的贸易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郝凤凤.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贸易分析[D].云南:云南财经大学, 2014, (19) .

[2]张茉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水平[J].宏观经济学, 2015, (2) .

[3]周曙东, 崔奇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3) .

[4]张彦.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机遇、挑战、出路[J].亚太经济, 2013, (5) .

[5]欧阳瑞青.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研究:发展、影响因素及对策[D].吉林:吉林财经大学, 2013, (4) .

[6]刘志雄.王新哲.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研究, 2013, (2) .

[7]江帆, 郑学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分析[J].东南亚纵横,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