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精选11篇）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1

目前,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家, 其中我国耕地面积总量最多, 农民总数最多, 8亿多农村人口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农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科技能力不断增强。然而这些庞大的数目并不能掩盖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严峻现实: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农民收入偏低等, 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一是如美国、加拿大等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的国家, 它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凭借发达的现代工业优势, 大力发展农用机械取代人力和畜力, 通过扩大单位农场种植面积和经营规模, 提高农产品的总产量。二是如日本、荷兰等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 它们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把科技进步放在重要位置, 通过改良农作物品种、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等措施, 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三是如法国、德国等土地、劳动力比较适中的国家, 它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既重视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 又重视科学技术推广应用。

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史表明, 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都非常注重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 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新世纪中国农业的首要目标, 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 发展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

我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农民靠天吃饭, 防灾抗灾能力差;水利, 机械等农业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农业效益偏低, 农民收入渠道窄, 收入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持续扩大;农业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由于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 导致劳动力短缺等, 都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要想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要加快农业经济由传统方式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也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时期。为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制定《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1 把握形势, 顺应发展新要求

“十一五”以来, 中央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 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在各级各部门和亿万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农业和农村经济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 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 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明显改善, 农业生产方式正由千百年来人力畜力为主转入以机械作业为主的新阶段。农业农村改革开放取得新成就,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继续保持稳定, 土地流转平稳有序, 家庭农 (牧) 场、种粮大户不断涌现。因此实践表明, 要想实现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落实“重中之重”战略思想,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 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十二五”时期, 世情、国情、农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相当突出, 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此要想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 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创新发展思路, 转变发展方式, 突出发展重点, 破解发展难题, 提高发展质量, 更加奋发有为地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转变方式, 确立发展新思路

当前,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以种植业为主, 种植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 粮食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 经济作物种植和规模小, 导致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小。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 劳动力素质偏低等等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 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 由传统转向现代。跳出传统农业定位看农业, 充分认识农业在确保人类生存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繁荣中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 以农为基、以农为先。

我们要做到坚持把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推进农村改革创新作为强大动力;坚持把加强宏观调控作为重要手段。

3 强化措施, 开创发展新局面

继续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 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 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完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建立更加有效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农业补贴机制;鼓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加强考核评价,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探索建立以保障粮食有效供给为基础的目标价格政策;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 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劳动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继续完善农业法律法规, 在现代农业发展投入、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业安全和生态安全、农民权益保护、农产品补贴政策等方面加强立法, 推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制度化和规范化。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也就没有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快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 统筹城乡发展, 形成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农业与工业联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2

具体说来，企业要想在新时代赢得竞争，必须完成以下转变：

(一)增长方式：从简单、缓慢的自我积累到资源整合型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竞争不激烈且空白点多，此时企业只需关注自我，就能获得快速增长;同时，由于金融体系不完整，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决定企业无法在社会范畴内进行广泛的资源整合，只能依赖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但是，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股市、债券、风险投资等融资手段的逐渐成熟，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营销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源整合变得轻而易举;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能力的加强，开始向全国市场和全球市场进军，面临与跨国企业的短兵相接，如不能迅速整合各方资源，等待的将只有溃败。今天中国企业要发展，国家经济要腾飞，我们必须比他们跑得更快。

(二)发展战略：从机会增长型到战略规划型

改革之初期，处处是机会，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眼光，不断的发现和抓住机会，企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更多的是依赖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行动，

然而，现在的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仅依赖领先一步的发现机会和零散的行动已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以科学分析未来发展趋势、整合社会资源、根据企业自身资源与能力、结合行业竞争状况为基础的清晰的战略规划。

(三)研发方式：模仿与个人英雄主义到开放型矩阵式研发团队

过去，企业的研发更多的是建立在“复制”，确切地说是“率先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只要将在西方成功的产品/系统/商业模式引入到中国大体上就可取得成功;但是今天，单纯的模仿已经难以创造优势，而需要建立开放型矩阵式的研发团队――对内的项目制、对外的战略联盟，整合内外资源，创造性的研发，才能取得持续的产品优势。

(四)采购管理：基于价格的交易型管理到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战略联盟

“中国式”工会的转型之路 篇3

于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会组织应运而生。

而在中国，谈到工会的作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发电影票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高速迅猛发展，工会的存在已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块。

目前，中国有2,411个基层以上工会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目前正向市、区、县、乡镇、街道延伸，全国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到2002年底，中国各级工会自办职业培训机构6,000余所，累计培训下岗失业人员320多万人次，帮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实现就业300多万人次。

然而，虽然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都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和党委、政府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并由企业和党委、政府组织高层对工会进行人事任命，已经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了。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地小福利发放及组织娱乐活动。

工会的“中国式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的工会面临着特殊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工会的服务对象更加明确，有关工会的保护法规也日益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工会的发展也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一些基层工会组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定位失准，已经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个别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弱化甚至取消工会组织，使得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工会的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芳认为，既有的体制传统，对工会只有政治认知而无社会认同。于是，工会成为政治上讳莫如深的事物，囿于这种政治认知，工会组织长期悬置，当为而难为或不为，直等到劳资矛盾如鼎在沸，工会也只有欲罢不能。而工会当然不是摆设，明白人不是没有。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市场经济下罢工好比夫妻打架，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并无关系，对罢工太敏感，这是传统体制的思想包袱。一语道尽工会弱势的体制根源，虽语出迟迟，亦是工会领导不当摆设的真知灼见。

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发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以“紧急通知”来命名一份文件，在中国并不多见。工会在劳资博弈乃至整个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前所未有的规格被凸显出来。

在一些地方，中国工人既缺乏司法的救济，也少社会的襄助。在司法地方化局面尚待扭转，地方政府GDP政绩冲动下，资方处于强势地位，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更强化了资方的力量。而本应作为连接企业、工人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会却一再失语，甚至逐渐沦为企业的作秀工具。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工会往往被企业管理者把持，一个本来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对话的维权组织，变成了搞搞活动、发发小礼品的清闲部门。甚至于充当企业负责人的站岗人和守卫者，不去为员工争取利益，反而代表企业应付员工，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被收买”，给企业带来的不是团结和稳定，沟通与协商机制的堵塞，更加会加深劳资双方的矛盾。

走出历史的泥潭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意识到工会在市场经济下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工会的工作。本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强调指出，各级工会组织要突出其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1998年工会十三大以来，中国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和工会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会先后推动和参与制定有关维护职工和工会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规定共1,264件。全国总工会直接参与了《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和《劳动合同法（草案）》等30多部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继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定为工会的基本职责之后，即将提交工会十四大审议的《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也明确了工会组织的这一基本职责。

赵健杰认为，政府已经赋予了工会维权的职责和权利，关键看怎么运用了。不过，这位从事工会研究多年的专家也表示，在很多地方，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也是限制工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我国大陆地区的工会立法，对公有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代表是否可以加入工会，都未做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公有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外商投资者中方代表加入工会都未引起争议，因此才会出现企业工会代表资方的利益这样一种情况。

祛除依附习惯和做派，工会才可以真的开始实施它的计划，那就是保护劳工。只有独立的工会，才谈得上为劳工争取权益；只有为劳工争取权益，工会才变得有力量有尊严；工会有力量，其独立的品格才能有效巩固。保障劳工权益是工会灵魂，丢掉它就失去最根本的力量来源。因而，工会的独立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要抗争资方的收买和拒斥行为，也必然要与劳工站到一起。

长期研究中国改革的专家曹孟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不少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领导仍把工会当作配合政府、企业各项工作的工具，而忽视其维权职能。因此，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工会如何重新定位，进一步说如何培育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组织，怎样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关系到社会转型是否顺利、社会能不能稳定、和谐的大问题。

重建工会

近20年来一直在做全球劳工领域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佩华指出，总体上说，中国的工会不太知道怎样处理资本下的劳动关系，因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会的，所以要斗争，可中国工会没有跟资本斗争的经验。

工会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集体合同集体谈判，中国工会现在也特别强调这点。比如我们大学也有工会，所有大学又有一个行业工会，他们帮助我们集体谈判。我们每三年进行一次集体谈判，到集体谈判时，行业工会的人提早半年就来了，帮学校工会收集资料，进行法律咨询，设计怎样谈。集体合同内容很细致，有几百页。中国工会没有这个传统，所以要学这些能力和技术上的东西。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工会要进行自身的体制改革，这不容易。不过工人本身也要有要求，否则工会很难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乔建则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一定程度上的工会行政化难以避免，也是维护劳工权利的优势条件，体现了当前中国工会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各级工会组织的民主化、群众化等体制改革近年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会十五大报告在提法上也仅止于“密切联系群众”。由于忽视会员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和权利，使工会组织与会员群众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基层工会组织不能很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所以，改变基层工会组织孱弱现状的主要方法是推进工会组织体制的民主化、群众化和社会化变革，加强工会与会员的内在联系，从会员和广大职工那里寻求“资源和手段”。

在美国做了25年工会组建工作，5年前来中国，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艾伦·弗里德曼则表示，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对西方搞工会的人来说，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功能和结构很困难。我现在已经花了大约5年的时间做研究，也多次访问中国，但我仍然感到我的了解还非常浅。不过，我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全国总工会如何进行自身改革，怎样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生的广大的、未加入工会的产业和服务业工人阶级服务。全国总工会在私营企业成立工会非常重要，这种战略极有价值。

弗里德曼认为，全国总工会如要更好地保护中国劳动者权益，可考虑以下一些措施：在组建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干部要走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问题，讨论工会如何运作，宣传劳动法，并帮助他们成长为领导者；改进集体谈判的方法，以建立起雇主和工人间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工厂级的工会领导直选。

逆境重生:中国零售转型之路 篇4

从国际行业历史来看, 零售从来就是以不断更迭为主旋律的行业, 变是常态。对比成熟市场, 在中国上演的是一场快进版的零售演义。成熟市场不同时期出现的驱动力, 在中国几乎同时登场, 把传统零售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四大驱动力是:

消费者阶层分化明显:中产崛起, 新消费观涌现, 需求更个性化

供应商格局改变:国际大行增速放缓, 本土产品、进口小众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颠覆式的科技突破:互联网, 特别是移动互联, 智能零售技术, 正改变着消费形式

行业界限日益模糊:跨领域竞争对手改变了行业游戏规则, 竞争聚焦在钱包份额上

变革既然已经到来, 摆在零售商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变, 而是“变什么”和“怎么变”。

关于“变什么”, 从“以采购销售为纲”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转变是大方向。传统零售经营以采销为主, 模式简单粗放, 对消费者关注不足。“以消费者为中心”, 首先意味着零售商要了解消费者。更重要的是, 零售商要挖掘沉睡的数据宝藏, 通过收集消费者数据, 与品牌商数据整合, 掌握不同消费群体的行为变化和趋势。其次, 零售商要把消费者洞察真正纳入到日常经营中。

很多零售商想“变”, 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有的开展了很多点状的投资, 结果收效甚微;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人事阻力和能力差距面前动弹不得。综合国内外零售商转型的经验, 我们将全面转型计划归纳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抢占快赢先机

面对外部压力和竞争格局变化, 变革的首要任务是实施快赢举措, 盘活资源, 赢得时间。根据BCG (波士顿咨询公司) 经验, 五项快赢措施通常在六到十二个月内能带来几亿元的效益提升。

供货成本管理:中国零售商对供应商的管理还比较粗放, 谈判手段单一, 没有充分利用端到端供货成本、市场份额、利润贡献等要素的分析, 把采购规模转化为实际议价能力。BCG帮助一家国内领先的零售商巧妙利用多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关系和份额差异, 通过谈判争取到了更好的毛利和账期。部分品类大类在一年内就可以获得4~5个点的毛利提升。

精简商品结构:很多零售商由于商品管理精细度不足, 再加上大行供应商强势铺货, 门店和仓库里堆积了很多滞销的单品。BCG在为另一家零售商分析饮料品类时, 发现销售额排名靠后、占单品数约三分之一的商品仅产生了1%的销售和2%的毛利。结合消费者需求和商品效益, 制定明确的汰换标准, 不但能够加速新品上架, 刺激销售, 同时还能进一步整合供应链资源, 为培育新品牌和自有品牌创造良好的环境。

提升促销效率:传统零售, 特别是在电商影响下, 频繁促销, 消费者疲劳。为走出这一恶性循环, 首先要根据消费者购买行为以及品类定位, 明确执行促销的生意目标。其次, 促销深度并非凭经验或竞争对标简单确定, 而应考虑消费者对不同品类的促销反应, 并评估促销的全供应链成本。BCG曾协助一个客户活用市调信息, 对标竞争对手促销单品数量, 分析促销力度的差距和促销效果, 减少末位10%的促销, 提升品类综合毛利额达1~2个点。

科学定价:目前零售商定价模式还是以商品成本添加毛利为主, 无法反映消费者对商品的价值感知和价格敏感度。通过对价格信息的系统梳理, BCG和一家美国零售商利用大数据共同挖掘了三个提升方向:一是根据不同区域的价格敏感度进行差别定价;二是根据消费者在不同的购买场景差别定价;三是对消费者高识别度商品 (KVI) 保持价格竞争力, 对非KVI商品则提高利润。经过这一系列努力, 该零售商获得了利润提升, 同时维护了平价的形象。

损耗、缺货与人效:BCG的客户 (是欧洲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曾经通过以上举措, 在六个月内提升成本效益达到两亿欧元。在国内, 一家沿海地区的零售商面临着人员费用年均上涨20%的压力。BCG帮助该企业根据门店面积和客流量来优化排班配置, 发现个别门店有约15%员工人数的优化空间。

第二层次:建立关键能力

把握住快赢先机, 零售商就可以得到宝贵的资源和时间, 而要真正扭转局势, 则需要投资建设在新环境中适应生存的关键能力, 其中最重要的四项是:

供应链能力:中国零售供应链长期深度依赖供应商。采购团队和门店营运把关注点放在供应商收费和返点, 而不是去经营门店, 从而导致了零售行业专业能力的长期滞后。在过去的快速扩张时期, 地方管理团队对地方业绩全权负责, 形成各自为营的局面。但规模不能整合, 行动无法一致, 零售商在与供应商谈判和合作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组织架构、汇报机制及总部管理能力进行改革和突破。

实体业态布局能力:即便线上市场快速发展, 线下还是巨大的市场。消费者人群及购物场合细分将加快新业态在中国市场的涌现。而新业态的打造, 需要零售商对“目的地”品类组合与“标志性”体验有深刻的理解。其中涉及的零售技术, 绝非片面的仿效可以掌握。

品牌建设能力:清晰的零售商品牌定位, 能够给消费者一个强有力的到商店和网店购物的理由。深耕精准的商品组合、促销主题及门店体验 (包括功能性与情感层面) , 有利于建立消费者的品牌偏好。

全渠道能力:零售全渠道发展是大势所趋, 但全渠道战略比单一渠道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力, 每家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来决定投入的深度和节奏, 不断实验, 调整步伐。传统零售商全渠道模式需要把握五个要素:一是了解消费痛点, 把资源集中在能够带来效益提升的环节;二是围绕核心场景, 提供无缝的购物体验, 捕捉扩大钱包份额的机会;三是利用商品组合配合创新促销活动, 区别于低价竞争;四是投资建设全渠道大数据能力, 提升精细运营能力;五是利用门店和仓储布局, 利用线下物流实现多渠道配送提货。

第三层次:重塑发展基础

转型没有捷径。这个过程相对漫长, 既需要耐心, 也需要决心。快赢收益和新能力建设能够提升士气, 为团队带来宝贵的信心和活力, 深度变革的三个层次也因此被有机结合起来。

组织转型:常见转型障碍中绝大部分与人相关。在稳住军心的前提下, 零售商应逐步调整组织架构、绩效指标和决策机制;同时, 建立对内人才培养平台和人才吸引管道。变革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重塑, 企业应抓住机会, 推行高效与创新的组织文化, 为实施提供保障。

管理方式创新:变革涉及大量跨部门举措的落实及资源的调度, 这需要企业最高层管理者的深入参与。除此以外, 成立转型项目管理制, 由全职的变革管理办公室整合内外部资源, 推动变革的顺利开展。

系统改造:转型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系统流程作为支撑。零售后台就像高楼大厦的主框架, 其建设需要全员参与, 但是图纸只有一张, 指导原则也只能有一套。在明确管理原则框架下, 保障跨部门充分协作, 才能在前端持续给客户创造价值。

徐冠华：探寻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篇5

转型之困

谈到传统产业步履维艰的问题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以笔业为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他说，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各种笔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圆珠笔的产量更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笔大国。但是从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来看，中国的制笔业是大而不强，甚至很多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圆珠笔的“空心化”，二是制笔产业链在其他环节上也有缺失。所谓圆珠笔的“空心化”，指的就是圆珠笔的笔珠、笔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或者依靠设备的进口，所以国内的圆珠笔企业一直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中国出口的圆珠笔价格大约是5毛钱到一元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市场转眼间就能卖到1美元以上。中国在所获得的一元钱人民币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的成本，剩余的利润一般也就是2分钱到5分钱人民币。这么少的利润，无法进行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无法支付越来越高的人工工资。另外，在制笔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我们的企业也有缺失。比如，在美国市场上，制笔产业链从1元人民币到1个美元的增值，包括了从产品设计、采购、物流、批发经营、零售服务各个环节，而在这些价值链当中，创造更高利润的环节，全都不在中国企业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笔业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我们的企业缺乏占有制笔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制笔业的这种处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很具有代表性。

对于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问题，徐冠华院士说，中国有不少地方政府都很热衷于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让产业发展的重点向高新技术倾斜。但是从实践上来看，许多地方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更多的表现为概念的炒作，因此导致了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和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同时也导致了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错失，后果非常严重。我们的高技术企业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当中，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核心技术。此外，中国经济转型难，也体现在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强做大上。徐冠华院士坦言：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尽管这些年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仍然具有代表性。究其原因，融资困难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就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普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可以说上述难题，都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所绕不开的困惑。

难在转变

徐冠华院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难，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不健全；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徐冠华院士认为，目前社会化市场化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务的缺失，也使得企业很难从社会、从市场上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需的资源。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产学研结合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企业及少数研发人员，并且也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蓬勃发展的局面。另外，在政策的导向问题上，徐冠华院士也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足，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比如，现有的GDP导向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不愿意冒技术创新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竞争性的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再比如，地方政府在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权衡，妨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励创新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在谈到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转变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表示：众多案例都说明，我们在宏观层面与战略层面上把握不足，过多地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这样就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包括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再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发不利，因此不能够有效地担当起新兴产业的技术支撑等等。徐冠华院士强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利，将导致研发市场、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上布局的脱节，并且过度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会忽视质的提升和改善，会被GDP牵着鼻子走。可见，中国经济转型之难，难在意识与思维的转变。

重在改革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二是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三是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四是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在谈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强调：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一系列环节，所以单纯的技术突破，不能解决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经济改革，都不能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同时，我们要给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更自由的氛围和更宽松的环境，并摒弃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奖励和评价体制。对于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对于千千万万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来讲，产学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场，要靠中介机构来建立起这个桥梁和纽带。

谈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在管理服务方面的政府职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现象。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的落后上，体现在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上，所以政府应当把职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上，政府应该在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上下大力气，政府应该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布局和重大研究基础等方面，多做工作，这样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徐冠华院士认为，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当中，传统产业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呼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

谈到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徐冠华院士认为，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大量的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中介机构，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而脱离了现代服务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是传统的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依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依赖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要想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完美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实现。

面对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徐冠华院士满怀信心，这信心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更来源于他对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深刻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转型之路 篇6

一、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新常态”外部环境的分析

(一)经济增速状态放缓

我国经济发展在最近三十年持续以年均9.8%的经济高速增长率, 而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和全球金融发展的颓势,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日趋放缓,到了2012年,我国的GDP增长已经放缓道7.7%,最近两年, 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逐渐凸显,而2014年GDP的增长速度维持在7.4%这个区间。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我国银行业也面临着“旧常态”下的人口自然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居民的储蓄金额减少,社会金融资源匮乏,社会环境多变复杂等诸多现实困境。

(二)利率市场转型加快,流动性风险凸显

银行主要是通过利率调节来实现对于金融市场的调节和干预,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业所面临的利率市场风险变化逐步加强,而引发的流动性金融风险也在一步步凸显。一方面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随着全民理财观念的逐步提升,民间资金拆借现象日趋普遍,而银行因为下行压力和回笼资金速度放缓,造成资金供应相对狭窄,从而加剧了银行业中的资金供求矛盾。另一方面流动性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目前吸纳流动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业态、 银行外部业务和理财基金等,这都带来了流动性资金的稳定性下降。

(三)政治环境发生巨变,政策调控加强

在新常态下,我国面对金融市场的货币调控政策更加趋于专业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我国一改过去大包大揽、行政干预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局面,侧重实现金融区域干预、金融定向调节和金融精准调控,而随着金融考核制度的执行完善、金融监管的日趋加强,我国的银行行业将逐步实现市场行为正规化、金融秩序有序化和经济政策日常化。

二、中国银行业在“新常态”外部环境下的变革创新

在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也面对着众多的机遇,中国银行业想要转型,就必须强调变革和创新,确保我国银行业能够在转型方面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确立好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提高县级市场占有率

我国银行业的规模庞大但是单个银行的竞争力都不够强,企业发展集中在大中城市,还停留在市场开拓、政府帮扶和银行自筹等发展阶段,企业发展同质化非常严重。在国家经济发展下行风险增大的趋势下,银行业需要走出自身的发展模式,寻求市场需求,谋求差异性发展。在市场开拓方面,应该紧跟政府提倡的城镇化发展方针,积极布局县级城市,迎合县级城市人群的金融需要,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提高企业发展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应用已经普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行业,群众利用网络自助银行、电子信息平台办理各种金融业务已经成为了常态,互联网金融时代已经深入到银行的各种业务中。因此,银行业想要在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秩序之间赢得胜利,就必须在银行业的支撑业务中加强科技创新,提高银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深入拓展大数据业务,提高信息化银行的产业结构建设和信息平台搭建,实现网络金融时代的科技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取先机。

(三)重视企业管理的精细化,提高利率市场的风险化意识

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市场划分日趋细致,这也造成了大中型企业在融资、股权扩充等诸多金融活动中更多地选择股权融资、债券发行等手段,而小微企业则更趋向于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因此,我国银行业想要在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就必须充分将企业内部管理精细化管理,集中创建能够满足大中型企业需求的银行业务, 将其纳入到银行日常跟踪服务中,满足企业的多重需求。而为了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银行应该在满足收益率不会减少的前提下,充分规避利率市场的风险行为,真正为小微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向了下行发展区间,而银行业也开始差别性发展和精细化管理,而银行业想要谋求转型发展,还需要充分掌握在“新常态”环境下变革创新的诸多手段,坚持创新发展的道路, 将中国银行业的转型之路推向深入,这才是我国银行转型的正确之道。

摘要：我国经济速日趋放缓,银行利率市场转型加快,流动性风险凸显,而且我国政治环境发生巨变,政策调控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银行业想要转型,就必须强调变革和创新,确保我国银行业能够在转型方面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就要求银行在机遇和竞争中,确立好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提高县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发展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重视企业管理的精细化,提高利率市场的风险化意识。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银行业,转型

参考文献

[1]康珂,丁振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银行业改革对策——基于商业银行转型视角[J].海南金融.2015(04)

中国农业装备企业的全球化之路 篇7

两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中国农机市场已足够大, 中国农机企业只需把中国市场搞好, 已足够, 所以不需要全球化。

第二种声音:国际市场竞争很残酷, 竞争不过国际上已经成熟的知名企业, 所以不要全球化。

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农机产业的现状:

第一, 中国农机市场很大。2012年中国农机工业总产值达到3382亿元, 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 在世界农机产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 中国农机市场的竞争格局, 将从现在的零散无序竞争发展演变为稳定性竞争格局。目前, 存在近万家企业, 行业进入门槛较低,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散乱无序的低水平价格竞争。以中国农机市场的规模, 未来将产生5-10家百亿级的农机企业。要想成为可持续发展、基业长青的企业, 必须是具备足够规模的企业。对于中国农机企业来说, 都有机会, 但是是否能成为最终的胜者, 要靠我们去竞争。

第三, 中国农机企业竞争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内企业, 而且包含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农机国际巨头。随着国际知名公司 (迪尔、久保田、爱科、凯斯纽荷兰、克拉斯) 纷纷进入, 都要来分一杯羹。国外品牌再加上国内品牌, 共同来争夺中国农机市场, 竞争者过多, 必然出现“狼多肉少”的状况, 仅仅做好中国市场就可以立足的想法不那么乐观。

目前, 中国农机市场竞争已形成国内企业和国际企业的对垒。原来, 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产品和品牌都占据优势, 唯一是在补贴操作上缺少优势, 现在, 最后一个中国农机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撑点也因为“补贴普惠制”或彻底的金融产品介入, 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针对开始时提到的两种声音:中国农机市场足够大, 只需把中国市场搞好已足够;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竞争不过国外企业, 可以说, 随着国际巨头的加入, 国内农机市场竞争也同样激烈。不管愿意不愿意, 中国农机企业都已经被拉到了国际竞争的赛场。并不能因为中国农机市场看似很大, 就认为可以偏安一隅, 就认为不需要全球化。

目前, 不是外国巨头要来和中国农机企业竞争, 而是中国农机企业必须要和外国农机巨头进行竞争。竞争的出路就是:中国农机企业必须进行全球化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者, 都是什么级别的企业?2011年, 部分国际知名企业销售收入分别为:约翰迪尔2016亿元、凯斯纽荷兰1222.2亿元、爱科554.4亿元。可以说, 即使拿整个中国农机市场的规模来进行比较, 相对这些大企业的规模实力来说也是有限的。中国农机企业目前的他们相比, 更是存在数量级的差别。对于中国农机企业来说, 未来留给我们的只有5-10年的竞争机会窗口期。能够成为百亿级的企业, 必然是全球化的企业。

中国农机企业如何全球化

笔者认为仅仅是雇佣了外国员工、开展了出口贸易或是在海外成立了研发中心并不是意味着企业就走向了全球化。中国农机企业的全球化应该是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

第一步:树立全球化的目标愿景。思想认识到位, 深刻认识到全球化是未来的趋势;建立目标, 建立全球化的战略, 制定目标;建立规划, 明确企业全球化的节奏。

第二步:呈现全球化的风格和调性。以巨头为标杆, 实现全球化的梦想。思考全球, 理念和视角与国际接轨;链接全球, 资源和合作与国际接轨;放眼全球, 打造国际化的品牌, 传播和价值与国际接轨。

第三步:打造具有全球化竞争能力的产品。通过产品的设计、功能、性能、质量, 供应链体系全球化, 研发全球化, 质量管理达到国际水平实现与国际接轨, 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四步:储备与国际同步的技术实力。现在需要各企业在技术研发上更多的投入, 储备和培养国际化研发人才对技术研发跟进学习消化吸收, 逐步实现技术研发与国际同步, 建立全球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这个是全球化的高级阶段, 引领全球农机的发展。是未来追求的目标。

第五步:实现全球化的运营管理。中国农机企业全球化运营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全球化、供应链全球化、管理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基础包括全球化的组织架构、跨文化整合能力和全球化思维模式。

现阶段, 中国农机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路径模式主要有:

市场———自建销售网络走出国门;收购企业获得海外销售渠道;并购重组跨国公司业务, 全球资源整合。

技术———通过跨国购并获得技术, 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在境外自建研发基地, 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境外建立研发机构不断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

资源———全球专业化的OEM制造商、全球采购与销售、境外设厂;获得或控制海外生产能力, 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 开拓海外市场;海外上市融资, 与海外资本共成长。

奇瑞重工的全球化

自成立之初, 奇瑞重工战略目标就是要成为世界级机械装备主流制造企业, 并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成为国内知名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第二步成为国际知名的机械装备制造企业;第三步成为世界级机械装备主流品牌。

奇瑞重工的海外网络:奇瑞重工目前已同50多个国家建立业务联系, 已建立渠道180个, 并积极筹备开拓美国、欧洲市场。

奇瑞重工2013年1-9月份的出口业绩, 同比增长359%。出口埃塞俄比亚逾1.1亿美元的农机装备订单顺利交付, 该笔2400多台农机装备的订单成为今年以来我国农机行业第一出口大单。预计奇瑞重工全年能够实现至少2.5亿美元的海外销售总额。

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分别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这家创立伊始就立足于全球化的企业,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平台, 在收获重要人才资源的同时, 也获得了强有力的科技驱动力。

通过举行“走进非洲”行动启动仪式暨中非现代农业发展高峰论坛, 奇瑞重工积极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通过与安徽省农垦集团在市场、服务及双向贸易等多方面开展创新合作, 发挥资源、信息和协同优势;与国家开发银行、中信保的战略合作也让奇瑞重工获得了优质的金融服务和资金风险保障。

技术全球化:为配合全球市场产品开发与升级, 奇瑞重工也不惜投入重金, 每年确保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 同时在意大利、日本组建研发中心, 确保及时掌握最前沿科技和有足够的技术储备;通过引进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确保了产品品质达到世界一流。

奇瑞重工从诞生之日起, 就按照“走进市场、深耕市场、维护市场”的“三步走”推进全球化战略。对产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 自主创新实现高起点起跳, 差异化的全球经营理念, 实现“有质量”和“有分量”的全球化。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8

胸怀全国,铺设协同创新网络

以国家队为引领,联合上中下游优势单位联合攻关

农业生产重大科技问题的解决需要形成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技术链,需要学科集群之间互相衔接支持、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

在我国棉花产业发展过程中,中棉所始终坚持与我国其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棉种企业等积极开展科技合作,构建协同创新网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场毁灭性的棉铃虫灾害使我国的棉花产业濒临绝境,致使大部分棉田减产50%以上。据统计,1992年至1996年,因防治棉铃虫等虫害造成农药中毒的有24万余人。其中仅1992年棉农中毒人数就高达7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亿元。

国外种子公司凭借其成熟领先的高新技术优势,成功培育转Bt基因抗虫棉,抢占中国市场。1999年已占领我国95%以上的抗虫棉市场份额。

面对国外抗虫棉对我国棉花产业的严重冲击,中棉所积极发挥国家队作用,联合国内多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协同攻关。通过联合全国上中下游优势单位紧密合作、协同攻关,于1998年成功培育第一个国审转单价Bt基因抗虫棉新品种——中棉所29。为缓解棉铃虫抗性上升,中棉所又与中国农科院生物所联合攻关,于2002年成功培育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双价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41,彻底打破国外抗虫棉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抗虫棉自主创新之路也由此成为我国协同创新的成功典范。截至2012年,培育“中棉所”系列抗虫棉品种42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约占国产抗虫棉推广总面积的1/3,国产抗虫棉市场占有率从1999年的5%上升到2012年的98%,发挥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立足自身转基因技术优势,中棉所以科研项目、合同等纽带与30余家“上游”基因构建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微生物所和复旦大学遗传所等形成长远而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获得了包括Bt、Cp TI等改良基因多种不同类型的基因使用权,保证了上游最新基因与中棉所先进且丰富的新品种受体材料的结合。聚合全国主要棉花育种单位(包括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新疆、河北、湖南等),发挥设在三大棉区(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新疆棉区)生态试验站作用,进行联合攻关,选育出高产优质转基因棉花新品种。

在转基因棉花产业化方面,先后与主产棉区地方优势种子生产、加工、经营企业组建了8家控股或参股的区域性种子生产和销售公司,同时以委托代理、特许销售等方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形成了棉花新品种种子产业化“试验示范、良种繁育、种子加工、质量监控和营销推广”五大体系,基本完善了种子产业化经营链条。最终形成了棉花“基因转化—种质创新—品种培育—产业化”的研发体系。此外,利用该技术平台还创制了优质纤维、大铃等第二代转基因棉花新材料,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相关转基因材料已发放到全国32家棉花育种单位,预计未来8~10年将有60%左右的棉花品种具有该材料遗传背景,对摆脱我国高端原棉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棉花规模化转基因技术体系平台建设及其应用”和“棉花组织培养性状纯化及外源基因功能验证平台构建”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以项目为纽带,协同攻关重大科学问题

作为唯一的国家级棉花专业科研机构,中棉所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组织和实施中,以项目为纽带,立足安阳,放眼全国,通过主持和组织全国重大棉花科研项目,充分发挥全国优势资源和人才力量,协同解决棉花生产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建所以来,在科技部及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中棉所共组织和主持全国各类重大研究项目300余项。在其组织和实施中,根据项目性质和类别,充分发挥全国资源和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其具体方式为:20世纪60年代主持全国棉花科学研究会议,70年代建立各种协作组,80年代、90年代组织攻关项目。例如,90年代,在总理基金棉花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棉所组织棉花、小麦两大学科育种学、栽培学、信息学等学科专家,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在麦棉两熟可持续生产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麦棉两熟“弱光照、低热量和间隙式干旱”机制,科学解释促进早发栽培的理论基础,建立麦棉两熟“以棉为主”和粮棉并举的双高产技术。针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棉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南大学等基础研究科研单位开展合作,完善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生物进化等经典生物学和现代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协调布局,开展各种组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共同研究。2004年,中棉所主持的973项目“棉花纤维品质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与分子改良”,集中整合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8家棉花基础研究优势单位,该项目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均为优秀,并进入973“十一五”重大成果展。该项目创制了优质纤维、大铃等第二代转基因棉花新材料,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相关转基因材料已发放到全国32家棉花育种单位,预计未来8到10年将有60%左右的棉花品种具有该材料遗传背景,对摆脱高端原棉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中棉所积极开展与其他科研院所、棉花主产区综合试验站等单位合作,共同组建研究团队,从种质资源、品种培育、生理生态、栽培技术、农机农艺、示范推广等方面进行协同创新,充分发挥试验站地域和平台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共享和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2008年,中棉所主持转基因专项重大课题4个,共联合上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家基因构建单位,中游山东、湖北、新疆等14个主产省棉花所,下游示范推广、种子经营等8家推广中心及企业。“十二五”中棉所主持的4个重大专项全部持续支持,并得到重点加强。此外,先后主持“863计划”项目1项,承担课题8项;国家支撑计划项目1项,承担课题6项;成果转化资金项目10项,均能根据不同的项目实施需要,以项目实施为纽带,整合全国优势资源,开展联合攻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搭建公益服务平台,实现资源有效共享

棉花品种区域试验是棉花新品种选育、审定、繁殖、推广的重要中间环节。受农业部和全国种子总站委托,中棉所在全国棉花各个自然区域设立相对固定的区试点130个,形成了国家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网,并逐步建立健全了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试验技术体系。通过区域试验对新育成的品系进行丰产性、抗病性鉴定以及纤维品质检测,确定其最适宜的推广地区,并为制订新的育种目标、探讨引种规律以及生态研究等提供科学数据。组织完成的“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及其结果应用”成果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棉花中期库和野生棉种质圃是全国棉花遗传资源研究工作的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建库和建圃以来,收集保存了来源于国内外的棉花资源材料近9 000份,涵盖棉种数量80%以上,占世界第二。近5年年均发放种质1 958份次,直接用作亲本育成新品种占全国同期总数的38%。特别是野生棉资源圃,长期以来作为基本实验素材的源头,在我国棉花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公益性作用。中棉所主持的亚洲棉资源和野生棉的研究成就于1989年和2006年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棉所海南南繁基地,以“共建、共享、共用”为其根本指导思想,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全国棉花界提供南繁科研服务。30多年来,通过南繁科研中心育成的棉花新品种(系)300余个,其中多个品种年推广面积1 000万亩以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目前,该中心已初步建成海南公共科研实验平台、海南作物分子聚合育种实验平台、转基因作物分子检测实验平台、材料与信息交流平台及作物冬季繁殖基地、中间试验基地,承担全国棉花科研单位常年南繁工作的60%~80%。该基地于2006年受到全国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农业部)的表彰,2010年获得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依托于中棉所和河南大学联合承建的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批准建设,该实验室围绕棉花生物学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为棉花基础创新提供原动力;为棉花重大前沿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为棉花高层科研人才培养和交流提供平台,整体提升我国棉花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验室成立3年来,共向全国从事棉花研究的中青年科学家发布开放课题63项,累计经费支持278.7万元。

所内一体化,打造内部协同机制

中棉所经过多年发展培育,已形成包括品种资源、生物技术、遗传育种、耕作栽培、植物保护、纤维品质检测中心等在内较为齐全的学科设置。各学科之间立足自身优势,开展协同合作,促进品种选育和推广。通过内部协议,品种资源和生物技术学科为遗传育种学科提供种质资源材料;检测中心为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品系进行鉴定评估,针对其育种目标提供科学依据;植保专家以本所品种为材料研究病虫害发生规律和防控技术,栽培专家也以本所品种为材料研究肥水需求规律和栽培方式、技术体系等,实现良种良法配套,扩大推广面积和宣传力度。此外,每年组织有关育种、栽培、植保方面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到全国各试点进行现场考察评估,有利于育种家、成果转化处掌握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协助做好品种的转让与推广工作;同时还对各试点的管理工作进行考评,帮助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棉花枯黄萎病肆虐危害,生产损失巨大,一般减产20%~30%,严重可达60%甚至80%以上,甚至绝收。为攻克枯黄萎病给棉花产业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中棉所组织全所力量,整合种质资源、遗传育种、栽培植保等科研力量,联合良种繁育、示范推广部门,组建棉花抗病遗传育种攻关团队,围绕枯黄萎病治理,联合通力攻关。历经20余年,首次攻克抗病、高产、优质不易结合的难题,成功培育抗病品种中棉所12,有效解决枯萎病危害难题,使我国棉花丰产性、抗病性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86~1989年间,中棉所12先后通过河南、山东8省审定和国家审定,1986~1997年间累计推广种植1 066.7万公顷,新增经济效益71亿元,成为迄今我国自育品种推广面积最大、应用时间最长、适应性最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高的品种。1990年该品种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为满足当前国家棉花产业的重大科技需求,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态势,中棉所在充分认识和把握农业创新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以多学科综合和战略高科技发展为出发点,不断凝练科技创新目标,调整学科领域方向,优化研究机构设置。目前,已经组建形成12个创新团队;棉花资源创新利用团队、功能基因组团队和品种分子设计团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创制核心种质、挖掘功能基因,实施棉花基因组育种分子设计;棉花早熟遗传改良团队、棉花杂种优势利用团队和棉花抗逆遗传改良团队分别针对我国三大主产棉区培育相应生态适应性棉花新品种;棉花生理生态团队、轻简化植棉团队、棉花病害防控团队、棉花虫害防控团队和质量安全与风险评估团队研究棉花光温水肥高效利用机理、机械化植棉模式以及病虫草害防控技术;植棉技术标准化与示范团队集成品种、栽培和植保等技术,研究适合不同棉区的植棉规范,形成棉花标准化和轻简化种植技术,建立生产社会化服务模式。在研究开发上、中、下游之间建立了以突破关键技术为研究目标的高效内部协同机制,即“产业链”式科研组织方式,将整个产业链划分为理论、技术、材料、基因、产品、方法等6个链环,环环相扣,环环促进,各个科研环节紧密配合,联合攻关,进而提高中棉所的整体创新能力。

战略布局试验基地,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中棉所始终坚持将科技成果写在大地上,积极探索成果转化新思路、制定新办法、采取新措施,加快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并始终保持与棉花主产棉区的农业管理、推广部门紧密合作,积极为地方政府解决棉花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以安阳科研总部为核心,辐射全国棉花产区;依托新疆科研中心服务新疆,面向中亚和南亚,以新疆四个生态试验站带动西北内陆棉区;以长江生态试验站带动长江流域棉区;中棉所从国家棉花生产长远发展出发,为缓解粮棉争地矛盾、解决植棉比较效益下降等问题,为棉区转移提前做好平台储备,拟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建设北方旱地生态试验站、在山东东营建设滨海盐碱地生态育种试验站。新建的生态试验站将为抗逆遗传改良和技术集成辐射提供保障。近20年来,中棉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30多家基础研究单位,30多家育种单位,11家棉花主产省农业主管部门,带动200家种子企业和10家农民合作组织,形成了棉花产业一体化合作机制,建立并形成了集棉花种质创新、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集成于一体的示范和推广体系。通过不断加大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及示范基地的建设,持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和技术服务力度,为促进我国棉花科技和产业的全面发展,保障我国棉花安全和不断提升我国棉花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力量。

产学研一体化,服务产业重大需求

与地方联合办企业,组建中棉种业龙头企业

为提高中棉所品种成果转化率和品种市场占有率,中棉所与地方政府和优势企业强强联合,以科贸公司为投资主体,实施区域化开发战略,先后在新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三大棉区建立了八个区域性合资公司,通过科研与生产的紧密联合,实施棉种产业化,为科技兴棉、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途径。如新疆塔里木中棉种子有限公司在新疆棉区开展棉花新品种中棉所35技术推广和产业化,市场份额一度占据新疆棉区60%以上的市场,成为新疆棉区的第一主导品种;山东中棉棉业有限公司实施杂交抗虫棉新品种中棉所29产业化,在我国长江流域棉区曾占据市场份额的80%以上,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杂交棉的普及与推广,对提高我国棉花产量,增加植棉效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棉种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中棉所以科技贸易公司为投资主体,组建了行业旗舰型龙头企业-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1月在郑州国家高新区成立,注册资本5 000万元,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2007年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到2014年,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增资扩股到7 000万元,建立了规模化的种子繁育和杂交制种基地,拥有先进的种子生产、加工、检测、贮存和晒场设施。公司先后承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等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和产业化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初步形成了覆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新疆全国三大棉区的棉种产业“技术创新、中间试验、良种繁育、种子加工、质量监控和营销推广”六大体系。成功实施了转基因抗虫杂交棉中棉所47、48、63、65、66、71、72等一系列优势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我国棉花生产上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家项目的支持下,中棉种业产业化运营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并获得国家发改委颁发“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十年成就奖”。公司致力于在棉花核心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产研贸一体化、经营多元化和市场国际化的技术先导型企业集团。

组建棉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的农业科技企业的参与和支持,并形成产、学、研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上中下游单位缺乏合作、产业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国产抗虫棉在中国市场遭到惨败。中棉所针对国内“海量涌现”的外源基因亟须功能验证、棉花基因工程育种亟须材料创新等需求,从棉花遗传转化中“转化体系不稳定、转化周期长”等关键技术瓶颈入手,通过近10年的研究,在组织培养体系改良和棉花遗传转化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从而建立了“外源基因在棉花上快速功能验证的技术平台”。中棉所采取双赢互利的发展模式,通过合同关系,在尊重知识产权、成果利益共享的情况下,与“上游”基因构建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微生物所和复旦大学遗传所等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基因使用权。在品种选育方面,利用国家棉花改良中心和该项目平台,聚合全国主要棉花育种单位,发挥设在三大棉区(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新疆棉区)生态实验站的作用,进行联合攻关,选育高产优质转基因棉花新品种。通过组建转基因战略联盟,中棉所与5个院士团队、2个“千人”团队在内的30余家上游基础研究单位和30余家育种单位,形成了棉花“基因转化—种质创新—品种培育—产业化”的研发体系,实现了国内棉花研发力量上中下游的优势互补,一方面避免了低效率的简单重复,同时也加快了国产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培育进程和产业化力度,全面提高了我国棉花综合开发的创新能力和棉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国产抗虫棉逐步走向成功奠定了基础。国家转基因棉花中试与产业化基地通过功能发挥,将上游(基因克隆和育种价值评估)、中游(规模化转化和育种)和下游(中试和产业化)有机衔接起来,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呈稳步上升趋势,2002年其市场占有率达到38%,2004年达到60%,2007年达到90%,2010年达到97%以上。

实施科技战略转移,保障新疆棉花核心区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涨,植棉经济效益降低,导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逐渐减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有五大棉区——北部特早熟棉区、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区和华南棉区。20世纪末,华南棉区和北部早熟棉区先后退出主产棉区。近年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面积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西北内陆棉区尤其是新疆棉区发展迅速。

目前,新疆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连续20年实现棉花年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和调出量居全国各产棉省第一,至2012年新疆棉花总产已超过全国的50%,巩固新疆棉花生产对保障我国棉花产业安全举足轻重。国家《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加强内地与新疆的合作,建设优质棉纱、棉布和棉纺织品生产基地。”为贯彻落实国家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满足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的需要,中棉所实施科技战略转移,着力促进新疆棉花核心区建设。2013年11月,中棉所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签订棉花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阿拉尔综合试验站”。2013年12月中棉所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在石河子市签订合作协议,在石河子农业科学研究院设立“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棉花研究所石河子研究中心”。通过强强联合,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推进兵团第一师和石河子棉花产业升级发展,辐射带动南疆地区乃至全疆棉花产业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机制创新,焕发协同创新活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现代院所机制

在科研项目“分配制”的时代背景下,中棉所长期实行以研究室为单位的主任负责制,研究组内缺乏分工,科研人员的创造潜力受到遏制。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科技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规定》的要求,在深入剖析当时科研组织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中棉所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打破原有行政体制,率先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实行全成本核算,课题组长在批准的计划任务和预算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确立科研主体地位,发扬科技人员主人翁精神,使中棉所承担的课题能较好地完成科研任务。同时,课题组内部根据分工设置组长、执行人和辅助工人三个层级,合理搭建学科梯队。此外,为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用,以课题组为单元设置所内单独账户,确保“科研经费神圣不可侵犯”;在绩效奖励方面,结合课题组长负责制,按照课题组承担项目经费的多少,不同课题间设置1~5档绩效工资,而在课题内部也根据个人贡献的大小,课题组长、执行人和辅助工人按照一定比例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自1998年该制度实施以来,极大地调动了中棉所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地推进了中棉所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

201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的推动下,中棉所积极推进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进一步打破了课题组体制壁垒,实现了由现有的以“人员固定”为特征的29个课题组转变为以“研究方向”为中心的12个创新团队,创新团队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同时,在充分认识和把握农业创新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在研究开发的上中下游之间、在12个创新团队之间,中棉所建立了高效的内部协同机制,即“产业链”式科研组织方式,使创新团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提高中棉所的整体创新能力。

拉大框架用人才,以人才促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棉所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同棉铃虫搏斗的时候,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棉所人面前:人才流失。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的原则,结合中棉所实际,以人为本,果断地提出了“稳定人才、留住人才,营造人才成长环境,以人才促发展”的新思路,实施了“三步走”人才战略。

第一步,盖房子、发票子、定位子,稳定人才留住人才,营造人才生活环境。首先,及时兑现有关政策,把以前拖欠的奖金等福利待遇全部补齐,年底拿出专项经费奖励有突出贡献者。其次,为了改善科研人员科研和生活条件,中棉所先后在安阳开发区建成科研楼、产业楼、交流中心等,改造了基础设施,增加、更新、升级大型仪器设备,扩展了现有设施的功能作用,全面提升了中棉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在农业部、科技部以及河南省、安阳市等的大力支持下,把职工宿舍由原来的白壁县搬到了安阳市区,扩大了住房面积,解决了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整洁优美、温馨舒适的人居、工作环境,为科技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对吸引稳定技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再者,破格提拔了10多个30多岁的处长和课题组长,从而留住了一大批青年骨干人才。

第二步,建平台,搭平台,拉大框架用人才,给英雄以用武之地,建造人才工作平台。

第三步,送出去、请进来,用国际化战略聚英才,利用国内外优势资源,创造人才发展空间。首先,通过从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院所聘请客座研究员或特聘教授讲学或合作研究等途径,培养高层次人才。先后聘请美国墨西哥州立大学、加州大学、阿肯色州大学等多名教授为中棉所特聘教授或客座研究员,主要在棉花功能基因组、生物信息、酶工程等研究领域开展研究。其次,选派所内优秀人员、科技骨干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考察、业务深造或攻读学位。截止2013年,先后选派科技骨干114余人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进行考察访问,使其了解并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科研方法与技术,提升了基础研究水平,提高了中棉所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推动下,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中棉所针对不同序列,建立了个性化和共性化相结合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通过量化打分,计算考核结果,评出考核等级,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绩效奖励依据。同时,对科技创新工程岗位聘用人员实行“三元”结构工资制度(固定工资+产出绩效+岗位绩效),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和鼓励创新的分配激励机制。此外,中棉所制定了科技奖励办法,对重大品种、重点项目和科研成果进行奖励。这些做法打破了原有体制“论资排辈”的弊端,有力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良性激励和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

适时改革农场和后勤服务中心

长期以来,中棉所科研和行政后勤一直纠结于孰轻孰重的问题,行政后勤和科研未能有机结合。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使行政后勤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中棉所积极探索改革措施,使后勤服务逐步由事业型、福利型向企业型、经营型转变,服务费用逐步从预算拨款制向购买服务的方式转变。对于市场能够充分有效配置的服务,逐步实现市场化,如保洁、保安服务等。为了使后勤管理向社会化、市场化迈进,由目前的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将后勤服务中心与安阳惠民公司(农业部、财政部备案)实行一体化运作,面向全所、全社会提供服务,人员工资实行差额管理,所财务承担后勤服务中心在岗在编职工工资的85%,剩余15%由惠民公司发放,这样既调动了后勤服务人员的积极性,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使科研和行政后勤由原来的“两张皮”转变为现在的一切为了科研,形成了以研究所多出科研成果为共同目标的良好氛围。

建所初期,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中棉所试验农场实行集体所有制,农场正式员工达360人之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集体所有制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吃大锅饭”的思想严重制约了农场工作的有序进行,农场人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内部矛盾不断突显。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棉所通过深化改革,变集体所有制为个人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场工人的积极性,也为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然而,随着科研工作的日益繁重和对试验农场硬件条件要求的不断提高,为了实现试验农场的现代化,恢复农场的良繁功能,2013年初中棉所制定了试验农场整体承包管理办法,试验农场实行整体承包管理,全部收支由所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试验农场承包管理期间的收入及时全额上交所财务。农场机务组按原有规定收取费用,并计入试验农场收入。所财务承担试验农场全部在岗在编职工工资的85%,剩余15%由试验农场自行发放,并计入试验成本。同时,依据育种服务质量对试验农场人员进行绩效奖励,这样既保障了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也提高了农场职工的工资待遇。

建立健全财务监督制度

中棉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管理,使用高效,建立了与科研、管理活动规律相适应的经费预算制。按照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强化资金和银行账户的管理;常年聘请专业审计事务所审计师,对中棉所科研、基本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进行内部审计和把关,以保证项目经费管理做到账目清楚、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监督措施有力,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健全项目管理问责制,强化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管,项目负责人对支出的真实性负责,财务人员按预算进行审核。为便于科研项目实施,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将科研项目支出分为一般性、特殊性业务费,并对科研项目预算内一般性业务费支付手续进行简化,并对大额支出引入纪检监察直接监督管理。财务管理采用“科研项目预算执行系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为科研经费的安全、高效使用提供了保障。

协同创新,探索未来协同创新方向

开发利用盐碱旱地,促进棉区战略转移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在现有耕地总面积内,粮食红线不能突破,棉花生产不能依靠挤占粮食面积来扩大种植规模。棉花作为改良利用盐碱旱地的先锋作物,根据“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发展思路,我国棉花种植区已向新疆棉区和滨海盐碱地转移,并有计划地调减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棉区的植棉面积,用于增加粮食耕地规模,发展粮食生产,这对于缓解我国粮棉争地矛盾,保障粮食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旱地盐碱地作物产量水平低,生产潜力不足,收成差,效益低。而作为旱地盐碱地的先锋作物,棉花具有耐盐碱、耐干旱、耐瘠薄的能力。研究表明,在土壤含盐量0.1%时,粮油等作物的生长受到影响,在土壤含盐量0.2%时,小麦等粮食作物生长受到抑制,在土壤含盐量达到0.3%到0.4%时,而棉花可正常出苗、生长发育。例如,在我国北方盐碱地(山东东营、滨州和河北沧州等)约有40万hm2,由于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高,不适于种植粮食作物,如果用于棉花生产,经过5~10年改良,可逐步发展小麦、玉米等粮食生产。在华北西北旱地,约有6 600万hm2,可用于发展棉花生产,节约农田用水,提高水分利用率,缓解水分利用紧张。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属温带荒漠干旱区,为典型的大陆型气候,以风沙大、干旱少雨、日照充足、蒸发强烈为主要特点。年降雨量80~220 mm,年蒸发量2 900~3 300 mm。在阿拉善左旗种植玉米,整个生育期需要灌溉6次,2010-2011年改种棉花,由于棉花抗旱节水,整个生育期只需要灌溉4次,可节水30%以上,如种植抗旱棉花品种,在保持总产量增加或持平的条件下,整个生育期由灌溉4次可减少到3次或2次,节水达50%以上。因此,棉花种植区可以进行“西移、东进、北上”。“西移”即开拓西部地区次生盐碱地、旱地,稳定西部的植棉面积,包括稳定长绒棉生产基地;“东进”即推动山东、河北、江苏沿海盐碱地植棉生产;“北上”即拓展内蒙古、辽宁等高纬度地区植物,该地区也是内陆盐碱及旱地的聚集地。培育抗旱、耐盐碱棉花新品种,开发和利用盐碱旱地,不仅可节约我国农田用水,还能改良和利用旱地盐碱地,扩大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利于缓解粮棉争地矛盾,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机农艺整合,推进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

发达国家棉花生产极为重视良种选育、种植模式、栽培管理对机械化作业的适应性,棉花生产的全过程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农机农艺深度融合的集成技术体系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规模效益。如美国使用GPS(卫星定位技术)对棉田病虫害、施肥、棉花成熟程度进行管理,用飞机对棉田喷洒农药等。棉花收获全部实行机械化采摘,其中约有70%的棉花使用摘棉桃式机械采摘,另外30%为水平摘锭式机械采摘。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棉花生产一直沿袭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作业模式。世界棉花主产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实现棉花全程机械化后的用工量为57个/公顷,而我国棉花生产用工量为300个/公顷,是其用工量的4~5倍。据统计,我国棉花生产人工费用占生产总成本的50%以上,是粮食的3~4倍。其中,新疆棉区人工采收费700~1 000元/亩,占劳动力成本的80%。人工生产效率低、作业期长、用工量大、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棉花产出率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从事农业生产者的年龄结构和整体素质已无法满足传统棉花生产方式的要求,棉花生产成本逐年增加,收获季节甚至出现“花钱请不到人”的局面。因此,迫切需要在机械精量覆膜播种、田间管理、机械采收和智能化装备等方面开展协同创新研究,改革传统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推行棉花精量耕种、精准管理、机械采摘等全程机械化作业,加快推进我国棉花的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建设发展步伐。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9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也离不开中国农民这个关键问题。“不了解中国农民, 就不了解中国社会”。这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在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大国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困境并不在于能否多建几个工厂, 而在于如何把日益增多的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 我们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时, 认清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这些年来我们也得出了这样的共识, 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在一定意义上讲, 实质上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 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因此, 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势。

一、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大规模、有规律的人口迁移活动, 特别是农民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大规模的流动, 其历史和逻辑的起点都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向城市迁移, 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 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从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 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无疑中国也要走这条路子。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人口多, 主要是农民多, 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在7 0%左右, 又加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搞计划经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 使农民的这种转移带有中国特色, 因而解决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农业劳动力的转型是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产生当代中国农业劳动力转型的体制性根源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二元经济, 是指在本国落后历史传统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现实共同影响下, 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传统生产部门基础上, 逐步发展起一个日益强大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化的现代生产部门。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发展的进程就是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直至保持一个很小的比例, 而现代化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直至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结构转变的最显著特征是人口流动。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根据这一理论, 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刘易斯模型、之后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有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 他们都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对于我国来说, 无论用那种模式计算, 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在2亿人以上。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人数约为2亿人。因此, 可以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型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它符合经济学中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传统和社会学中城市化理论的传统, 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转型创造了先决条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顺利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使2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为农民进城创造了先决条件, 这使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了松动。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 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对农产品流通和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 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农民创造了“离乡不离土, 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的神话和奇迹。这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 也为农业城市化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十四大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到现今, 改革的重点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市场。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提出了农户是独立的市场的主体的观点, 极大地解放了被束缚的农业劳动力, 突破了劳动力配置的城乡分割的模式, 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条件。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在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 “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逐步发展规模经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了“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完善流转办法, 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六届五中全会继续强调“稳步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为农民自觉自愿的联合经营并逐渐走向现代大农业提供了制度保证, 也为农民工加快城市化转型进程提供了先决条件。

3. 科技进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

科技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的。科技进步和人们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二、第三产业将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劳动力从低效益的第一产业向效益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是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到2003年年底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的数量远远超过城镇户籍的职工, 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人数占82.7%。科技的发展必然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也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业生产中对劳动生产力的需求减少。这就要求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去,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能充分就业的领域, 包括工业、第三产业、城市和农业大生产内部。

4.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技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就是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 是集约经营代替粗放经营繁荣过程, 是规模经济代替分散的小农经济过程, 是农业产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后果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5.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我国应经进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客观上要求降低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 而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 使农业滞留太多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被抑制。因此, 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的经济结构, 建立现代农业, 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6.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 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 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 对农民外出务工产生巨大拉力;我国耕地资源少, 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 也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巨大引力。这就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 “九五”时期, 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584万人, 年均增长1.3%;“十一五”期间, 我国正处在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迎来一个高峰。预计到2010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从“十五”末期的42%上升到47%。经验数据表明, 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将有1000万~1500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5年共将有5000万~75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转型问题。“十一五”期间, 我国将是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迎来一个高峰。本文阐述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型是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理论依据和转型原因。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型,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刘怀谦:《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3]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002年版

[4]《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年, 人民出版社。

[5]罗德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10

陈亦恺：中国汽车市场在近十年中经历了高速发展，自从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这一地位。在全球汽车销量放缓的环境下，2013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仍然增长了13.87%。所以对世界各大汽车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无疑是一个战略重地。虽然中国汽车行业仍然处在相对高速的增长期，但是增速已有所放缓。但由于产能的快速释放、各地陆续出台限购政策，未来汽车市场的销量增速会逐渐回归平稳，因此竞争也会更为激烈。世界各大车企的合资企业都已经或正在推出合资自主品牌和针对中国市场研发的车型，其产品的价格范围也将继续下探并压缩原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产品的市场空间。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新技术的驱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将会面临转型发展的压力，提升品牌溢价，提升产品竞争力，进而提高销量，扭转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的趋势，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企业做大做强。

《汽车纵横》：一直以来，IBM与许多汽车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汽车行业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上，您认为中国汽车企业的业务关注点应该放在哪里？

陈亦恺：我认为中国汽车企业的业务关注点应该主要放在三个方面。

我刚才提到，研发能力不仅仅是指汽车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还包括产品需求管理、产品规划、变更管理、BOM管理等各方面流程，以及研发组织和信息系统的优化和整合，这样既可以提高产品研发质量，又能够帮助企业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

第二个是扩展营销手段。除了加强传统营销业务，例如新车销售、维修服务、金融服务和二手车服务外。还需要加强并通过引入数字化营销的方法，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手段，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以增强客户粘度。以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的营销会很好的帮助汽车企业节约营销成本，实现服务营销内容本质上的变化。

第三个是优化企业运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信息化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是流行的话题，而且为企业更快地提供更多更有用的信息，以帮助管理层做出运营管理决策。例如：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使企业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前供应链状况以快速响应的市场变化；其次，可以深入分析客户的购买以及使用习惯实现精细化营销，发掘潜在用户并提供增值服务；第三，可以加强生产过程质量分析和设备预防性维护，以优化生产制造，并提高生产制造效率。

《汽车纵横》：中国汽车企业面临做大到做强的转变，并走向国际化。而IBM本身也曾多次转型，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些IBM自身转型方面的经验？

陈亦恺：企业战略转型的实质是对市场需求作出前瞻性的发展规划。以IBM为例，IBM虽然以技术起家，但不是只单纯追求象牙塔里的技术，而是洞察客户需求的变化来做转型。以IBM近十年的发展为例，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出售PC、硬盘、POS机、低端服务器等硬件制造业务；另一方面，我们又斥资百亿收购了大量商业智能分析、大数据和云计算领域的软件与服务企业。这都是IBM在观察到客户需求变化后，提前在重点技术领域布局，并调整自身业务结构，从传统硬件厂商向软件与服务提供商转型的举措。IBM转型的智慧到底是什么？ IBM CEO罗睿兰分享了两点重要的经验：企业要将自身业务向更高的价值链攀升；企业还要有转型的胆量，也就是说需要有大胆的决策来推动转型。

具体到中国汽车企业的转型，我想首先就是要建立品牌知名度。品牌溢价能力对汽车企业的盈利很重要。但是品牌建设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产品、渠道、营销等等各方面的均衡。IBM多年来位居全球十大品牌之列，对建设和维护一个品牌的心得和经验，都可以供中国汽车企业借鉴。除了品牌建设，企业需要从提供产品向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转型。如今，车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汽车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对汽车企业来说，要适应这个变化，就需要摆脱单纯卖车的传统销售方式，转而为购车者、驾驶者提供增值服务，以建立具有更持久竞争力的赢利模式。最后是要将业务扩展到全球。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际化、全球化。IBM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不但能为客户提供统一的高质量服务，还能够保证内部运营的高效率，贯彻公司决策的高执行力。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卓越的业务流程、高效的共享服务以及集中化的信息系统。本土汽车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是必经的道路，但如果能参考IBM的经验，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从而用更短的时间，更小的代价成长为一家全球整合企业（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

IBM希望能够更多参与中国本土汽车企业的转型，把自身转型的经验分享给客户，并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社交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帮助客户实现转型。

IBM中国客户中心已经在北京中关村隆重开幕，旨在为客户提供一个协作式和浸入式环境，帮助客户通过云、大数据分析、移动、社交技术，安全解决方案，以及Watson等认知创新，助力决策者应对其行业的关键挑战，展望创新与转型的蓝图，并找到最佳的科技实现基础。希望各大汽车企业可以去参观和交流。

《汽车纵横》：研发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做强做大的关键，尤其是在汽车领域。与国际汽车企业相比，中国车企的研发能力普遍还存在差距。能否介绍一下IBM在协助车企研发方面的体会？

陈亦恺：我刚才提到，研发能力不仅仅是指汽车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还包括产品需求管理、产品规划、变更管理、BOM管理等各方面流程，以及研发组织和信息系统的优化和整合。IBM已多年来和国际领先汽车企业在汽车研发领域合作经验，非常熟悉汽车企业最新研发流程和系统架构，能够为车企的产品研发和研究体系优化提供帮助。

我们能够通过打造企业级BOM系统和研发流程标准化，帮助汽车厂商在研发周期、成本和质量三个方面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我们有一套企业核心BOM系统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能够将企业的产品研发、供应链和销售这三者有机地整合起来，它可以有效地将客户需求与产品研发进行无缝对接，极大的提升研发、生产体系面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这也是客户需求导向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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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需求导向更深层次的执行上，我们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研发需求管理工具。因为产品设计需求会经常变化，它们来自于各个部门的具体需求并会互相影响，而这些需求又会直接影响到研发效率。我们的需求管理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将研发的各类需求在统一的平台下进行整合和管理，从而优化项目管理流程，提高产品研发效率。

《汽车纵横》：能否分享一下IBM的车联网和数字化营销的经验方面的经验？

陈亦恺：车联网是一个面对车主的平台，就像手机平台一样，为车辆的使用者提供各种信息。车联网技术能够通过无线或3G/4G网络实现各个车辆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并利用云计算平台对所有数据包括车辆本身的数据进行智能的分析与处理。通过对车联网用户的信息和车辆信息的收集，我们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如：远程车辆诊断和道路交通预报等，从而帮助车企能更好加强与车主的互动，并通过对车辆采集数据的分析来优化新车型的产品规划。这比那种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获取的信息要更为精准。今后，汽车将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利用车联网这一新技术改善汽车用户在车内度过的时间的体验，对车企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增加客户粘性的一个重要窗口。

由于市场环境不同，技术的应用方式和商业模式也会有所不同。举个例子，从车联网的盈利模式方面讲，中国消费者与欧美消费者的习惯不太一样。中国消费者不太能够接受收费订阅这种服务。所以，如何通过为用户提供免费的车联网服务，而从参与车联网增值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去获得盈利，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这一点，已经在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实践上得到了充分验证。

目前，IBM已经与众多国际汽车知名企业和车载设备提供商在车联网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IBM还将会与更多的国内汽车企业分享这些经验，以积极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

数字化营销是另一个业内热门的话题。因为汽车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被数字化的生活方式所包围，所以汽车厂商必须更多地利用数字化手段来接触和影响客户。如今的汽车数字营销，绝非只是渠道、内容和形式和受众群体的改变，而是要围绕客户体验，在个性化、互动性和深入的应用服务上多做文章。由于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互动传播，即时传播，可以让我们的营销手段更为丰富。另外，汽车电子商务平台也是数字化营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目前正在为国内最大的汽车集团建设它的汽车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提供一个整合车企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源联结的渠道，建立创新的“线下到线上”的业务模式，打造一个为客户一站式服务的生态环境，并更好的覆盖消费者、汽车相关消费领域，创造一个车企全新的收入模式和渠道。在市场和营销领域，通过理顺电商平台和线下传统经销商渠道的协同模式、运营规则和业务流程以拓展客户线索收集渠道并能加强对销售线索的管理和分配从而提升销量，并能全面整合车企内、外部客户资源来深化应用建立全新的客户购车体验以达到车企的品牌价值传递。在售后服务领域，可以整合现有经销商服务资源，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服务资源的共享；并可通过交互渠道的信息收集，建立以会员为中心的庞大用户群，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好地进行数据挖掘和消费者行为分析，以致为会员创造价值的同时为车企创造长期的、可以持续的价值。

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篇11

马博士: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 科学的城市化政策无疑会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政策是在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家在讨论城镇化和城镇建设的时候往往有两个倾向,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 中国应该走大城市的道路, 还是走中小城市的道路, 其中也往往涉及小城镇的定位和发展的问题;另一个是在讨论城市规划一下子进入到微观的层面, 比如谈城市要低碳转型, 似乎城市建筑采用了绿色的材料、大量安置太阳能板就属于绿色低碳建筑, 广泛实用电动汽车就属于绿色交通。其实, 在我看来, 我们更多是在无能为力的层面上活动, 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我国选择走大城市道路, 还是中小城市道路,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 而城市则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发展, 想限制大的, 而大的更大, 想发展小的, 而小的依然缺乏势头。道理很简单, 城市有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 每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与自身的历史条件、自然资源禀赋、文化等有很重要的联系, 比如日本、韩国等国土面积比较小的国家, 大量的人口集中在首都及其周边, 而美国等国家的人口则更多在一个城市连绵带上, 德国的人口则60%在小城市中, 所以, 不能将城市化道路简单化为城市规模问题。另外, 在讨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城市结构的问题, 比如是现在的摊大饼, 还是走组团式或卫星城等等, 也就是在宏观的城市化道路和微观的城市建设之间, 加强中观层面的研究, 比如城市内部结构、形态等。因此, 需要研究和设计政策引导中国的城市健康发展, 但是当前, 很多政策, 尤其是一些城市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城市发展规律, 比如有的城市今天吸引高端人才, 明天限制低端产业, 都是在干扰城市自身的发展, 要么是拔苗助长, 要么是在饮鸩止渴。很多时候, 城市发展“无为”就是最好的。当然, 这个“无为”是尊重规律、尊重自身城市比较优势和特色的“无为”。

记者:区域的城市化体现为城市化在结构转型方面的区域特征, 在您看来, 不断推动城市内部结构的转型升级有何重要的意义?

马博士:当前, 中部和西部的新城一个个拔地而起, 东部城市的新区和旧城改造则如火如荼, 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汲取了国内外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在重复一些教训。这个时候必须认真思考城市化的结构转型问题, 我所说的结构转型一是要考虑整个国土上如何布局城市, 包括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等, 需要一个国家级的顶层城市化政策设计, 二是现有城市的内部结构优化和未来城市的结构合理化。西方走了一个先城市化, 再郊区化, 然后再城市化的过程, 表面上看有些重复, 其实, 这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实是缺乏顶层设计, 完全依靠经济自身运转, 完全依靠“靠脚投票”的市场行为。中国是不是也要简单重复这个历程呢?因此, 这个时候谈城市结构转型的问题特别有意义, 正如你说, 我们谈的城市转型还要和区域结合起来。

谈到城市结构, 必然谈到城市产业的问题。因为城市结构不断演变的物质基础是城市的产业演变。当前, 大家都在讨论新能源、绿色低碳等概念, 意图以此来设计自己居住的城市。但是, 在落实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时候, 又往往是以传统的理念和产业基础制定, 或者干脆不考虑自身的发展基础, 完全以一个未来或许根本不能实现的产业或产业园来规划设计城市。研究表明, 新能源以及所谓其他的绿色低碳技术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更别说大规模商品化, 而城市化则每年都在以一个百分点在发展, 这一慢一快的矛盾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等我们需要技术经济合理化的时候, 城市的规模和结构已经形成了。因此, 必须尽快在现有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的结构, 包括居住、就业、交通, 甚至包括居住和商业建筑的设计都要统筹考虑在内, 这样才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城市化。

记者:我国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审视结构转变的区域发展效应有利于清晰地认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结构特征, 请您介绍一下, 城镇化的结构转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马博士:首先是城镇化的空间体系结构。其涉及到大力发展东部城市, 还是鼓励发展中西部城市的问题。显然, 我们需要借助经济转型向中西部倾斜。东部城市要努力向拥有更高全球竞争力方向努力, 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而中西部的城市则需要打破传统的简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思维, 大力推动开放型经济, 建立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两道红线引进发展产业, 在城市的内部交通、建筑、居住和就业等细节上下工夫, 真正实现螺旋式上升, 而不是简单重复的数量发展。

其次是城市内部的结构转型。不能在走环状摊大饼的城市建设道路, 而是走组团式的城市建设形式, 在每个组团按照“生产、生态和生活”的理念设计, 避免设计为“白天无人, 晚上灯火通明”的睡城, 或一个“白天热闹, 晚上一片漆黑”的产业城。应该在就业和生活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 就低碳的城市化而言, 避免无效的交通流本身相比采用所谓的低碳的交通技术更低碳。

第三是城市内部交通、建筑的结构转型。实践证明, 很多城市的高架桥不仅没有缓解交通, 而是加剧了交通拥堵, 即使推广使用所谓的低碳电动汽车, 如果拥堵或无效的交通太多, 那么耗费的电所带来的能源消耗本身并不绿色。我们需要思考到底是适用简单的“十”字型的高架桥, 还是追求俯瞰美丽效果的立交桥?我们的建筑能否从材料、结构等角度降低能耗?

第四是城市产业人群的结构转型。未来, 我们的产业人口不应再是数以亿计的流动农民工支撑如此庞大的现代工业。如一个大企业的总裁说, 实践显示, 1%的发明与创造是靠金钱, 更多的发明、创造依靠一线工人的实践和思想。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庞大的农民工尽快真正转向稳定的产业工人, 依靠他们的智慧推动我们的产业升级, 依靠他们积淀的财富挖掘城市内需, 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这就需要把他们一生以及后代稳定在城市, 而不是把他们一生的十年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