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共8篇）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篇1

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纵观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酷的现实促使中国人民开始开眼看世界，步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拯救中国命运的出路，路程之艰辛、历程之坎坷，决不是我们坐在课堂上所能想象的。

中国的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而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近代化的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逐步向西方学习的一段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三个人物。

第一，魏源。鸦片战争像晴天霹雳，惊醒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求救国到道路和御敌的方法。其中，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中不仅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38）第二，康有为。康有为是变法第一人，是维新变法的首要领导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基础。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众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未得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先后著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披着孔儒的外衣来提倡平等民主等。他在维新变法中提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提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过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兴民权、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又提倡西学，坚持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第三，陈独秀。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主要体现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当时在他心目中，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也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98）

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三个基本步骤或者说三个不同程度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而这个阶段的具体划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这个时段内，由于列强侵略战争的频繁（如1840和1856两次鸦片鸦片战争、1849葡萄牙强占澳门半岛、俄国分期侵占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1894甲午中日海战等等），中国又无力抵抗，让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的屈辱，并很快找到失败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军事和科技的强大，才得以侵略中国，中国就是由于没有这些船坚利炮才一次又一次失败、丧权辱国。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行为和人物大约有：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先进官僚和知识分子和他们早期左中棠、张之洞等洋务派。

第二阶段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的划分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在在其编订的《资政新篇》中已经提到过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其中就有制度方面的。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宣布北洋舰队的夭折，也宣布了洋务运动这一学习西方军事和科技的行为的失败。再加上《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刺激到了国民的屈辱感，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表面的物质是远远不足的，最根本的是制度。以学习西方制度为内容载体的活动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虽然在结果上这两次运动都失败了，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应该奋起反抗，而且结束了中国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第三阶段是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经过了军事科技和制度的两重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国民性。所以一场学习西方文化、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开来。他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

在这三个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里，我们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西方的学习由浅入深，慢慢进步。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不仅运用了其聪明才智贡献了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这个反复探索反复学习的过程里，中国社会是在前进，可是学习西方的这些途径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好的结果，中国并没有完全由此走上富强独立的道路，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向西方学习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时，也要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向西方学习不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平等的根本途径。

一、器物层次的学习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从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外在“器”、“技”方面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序幕。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以实现强兵富国的梦想。

然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仅仅移植近代的科学技术，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了它的失败。

二、制度层次的学习

甲午中日一战后，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切的感受到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真正救中国，在进一步的探索中，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器”、“技”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才是致使西方富强的根源。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行程已从器物层次推进到制度层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纲领，虽然维新运动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取代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北洋军阀的专制使民国成为一块招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终成泡影，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三、文化思想层次的学习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此前的近代化过程再次进行深刻的反思，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的反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真正终结了专制主义以及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在中国的主流地位，使新思想、新理论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激起了国民思想的狂潮，真正启蒙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主力军。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和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近代以来，中国人向学习西方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主动探寻，在中国近代史110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失败到成功，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告诫我们学习西方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同时还应对外开放，杜绝闭关锁国，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明、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的国富民强。

讨论组成员：刘宇洋 201431150007

杨田珺雅 201431150146 张舒颖 201431150012 高恺 201431150153 胡川洋 201431150158 蔡东昊 201431150155 温家璐 201431020425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篇2

中国服装于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与传统服装的决绝, 从而走上了时尚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呈现为四个时期:革新传统与民主共和观念时期、统一服式与社会主义理想时期、混沌潮流与改革开放时期、时尚业崛起时期。21世纪的头十年里, 尽管出现了所谓民粹主义的极具政治热情的“唐装风”、民间暗流着的“汉服风”以及街头的“波波族”, 但是20世纪开辟的这条全球化的时尚道路仍然坚实。处在新世纪的人们希望更加典雅、精致与浪漫, 并进一步与国际时尚接轨。

古代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称, 特别是在一个重视礼法的传统中国社会里, 古代服装的发展成熟极早, 其制度化、规范化、完备化也是世界服饰史中所罕见的。但作为现代意义服装的发展则起步较晚, 并经过了一个革命传统、模仿西方、全球融合的历程。这一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革新传统与民主共和观念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统一服式与社会主义理想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混沌潮流与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业崛起时期。

一、革新传统与民主共和观念时期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

在现代服装以前, 中国经历了从殷周到晚清漫长的前现代历史。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 中国的明王朝和清王朝仍然处于前现代历史的绵延之中。就前现代的历史而言,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时代区分, 而只有朝代的更替。朝代的更替就是不同的家庭统治时期的变换。这种变换只是发生了统治权的变迁, 却没有发生思想传统及社会组织上的中断和革新。中国传统服饰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而又高度封闭凝固的伦理社会体系中存在的。尽管有“易代必易服”的传统, 但仅限于形制的长短、肥瘦, 以及质色选择上的细节变化, 而服饰整体风貌一直承袭着以“周礼”为基础的冠服制体系, 它始终突出着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亲的伦理关系规范, 以及一种德性精神。在漫长的前现代历史中, 历代传统服装的循环无不是以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为基本要义。

然而, 在这种循环中, 服饰的历史停滞了。因为它总是向着过去回归, 而从来不是向着未来的。因此, 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来说, 没有一个自然而然到来的现代, 只会有一个变革的现代。因为我们的传统体系太完备太封闭了, 自身没有适应新时代的机能, 所以, 必须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去动摇它。这种力量正是来自近代和现代的西方。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 正是始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 与此同时, 西方文化影响渐趋扩大。中国现代之始推崇的民主和科学就是来自西方文化的直接输入, 其根本意义是反对自身传统的非民主和非科学。所谓“非民主”, 就是封建君主专制和宗法专制。所谓“非科学”, 就是愚昧和迷信。民主和科学引导人们冲破专制的束缚, 回到自身的生活和意愿, 并依据自身的意愿来规定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 1900年前后, 传统服式开始受到西方服式的影响, 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 服式上才有了根本的变革。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但推翻了封建帝制, 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社会剧变带来了服装发展的全新面貌。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冠冕服饰连同它森严的等级制度、礼仪规范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混合东西方服装样式的格局。大多数男装包括一件长衫、一顶翘沿软呢帽和一双西式鞋子, 显出中西混用的样式。妇女们则寻找到一种既符合她们解放身份而又不至于背离传统太远的式样——受20世纪20年代欧美流行的管状时装短裙影响, 晚清旗装逐渐变得简洁自由, 后来发展为所谓的“中国旗袍”。

与此同时, 在民主共和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开始提倡个人的价值、个性的解放, 强调人格和智力的自由发展, 并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裁剪技术、服装生产设备及经营管理手法。西方服装文化连同流行信息及生活方式, 也通过官方的宣传媒介得以广泛传播。这正是中国服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迅速变化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导致了数千年的传统服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快速消亡。

二、统一服式与社会主义理想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

在连年战乱不息,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背景下, 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影响不断衰退。但是, 同样来自西方的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则在中国找到了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形成了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形态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革命的学说, 革命不是改良, 不是渐进, 而是突变。

毛泽东革命思想最终指引中国人民走向了解放事业的胜利之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革命的思想与精神同样体现在服饰上, 这个新世界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服饰的变化表现在用统一的服式来取代传统和刚刚接受了西方影响的服式 (西装革履与刺绣旗袍) 。服饰改革试图寻求消灭阶级差别而选择服式的大一统, 出现了不分男女都穿统一的由军服演变的中山装和列宁装, 并且认为唯有如此, 才可以标志民族精神的解放。整体的服饰观念认为, 不同地位或不同性别的人没有本质差别。不论男女皆为单调的上衣和裤子, 以充分体现男女平等, 人人平等,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思想。

受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 到1950年, 富有魅力的女性旗袍在中国大陆完全消失, 首饰、化妆品和其他所有的装饰形式也都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借鉴苏联样式, 即所谓的布拉吉 (即连衣裙) 、列宁装、中山装。更为重要的是, 在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中, 耐磨耐脏的灰、蓝、绿工装与军装成为了最实际的流行。这样的组合一度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温馨质朴的穿着氛围。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适应当时经济的困难状况, 耐磨和耐赃的灰、黑、蓝色仍然作为流行色。而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直接把服装带进了一个被称为“蓝灰绿的无彩色服装时代”。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主义”, 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 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 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打成“奇装异服”, 统统被批判。这样, 很快就形成了款式一致、色彩单一、不分男女、不分职业的军装盛行的风潮。雷锋帽、绿军装、解放鞋、海魂衫、军挎包、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是这一时期最时髦、最能体现革命化的服装, 尤其在青年学生中盛行, 也成为了人们对这个年代的生动记忆。

在这个禁欲主义的时期, 任何提倡个性、讲究的装饰都因其会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遭到批判。单调的制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 表示了经济上的简朴、实用和绝对的平均, 以至于这种单调、统一、革命化与同质化成为时代的风尚。因此, 我们注意到, 服装刚刚走出前现代社会等级秩序的牢笼又背负了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担。服饰并没有因为新世界的建立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也就是说, 它仍不能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而具有独立的地位。

三、混沌潮流与改革开放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

“新浪潮”大概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世界以真实的面目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时, 中国人也以极快的速度赶上了世界的潮流。喇叭裤首先打破了无彩服装的大一统局面, 牛仔装的流行, 西装的重新崛起, 运动服、羊毛衫大行其道, 使中国服装真正走上了现代意义的发展道路。

与毛泽东的革命学说不同, 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学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明的建设, 另一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突出了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精神文明建设则倡导建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改革开放是实现建设的手段和途径。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服饰地位的彻底改变,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服饰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当然, 这个价值地位是从西方“拿来”的结果, 是由西方定义的“服饰”——作为一种商品的服饰, 而不再是我们传统中那种主要作为一种观念符号的服饰。

改革开放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开放之初, 时装、奢侈品乃至某些消费品, 仍都被贴上标签, 属于禁区。一种文化氛围需要慢慢散开, 如明星挂历、杂志封面的漂亮肖像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一些人们往往争论电影女主角一共换了多少套衣服而不是讨论电影本身。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羊剪绒帽子、大拉毛围巾、军大衣和进口蛤蟆镜曾一度是北京时尚青年的最爱。同时, 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 我们基本上是全方位引进西方现代服装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伴随着极大增长的社会物质财富 (特别是服饰品类) , 人们开始追求所谓的流行风潮, 这是一个追求“洋气”的时期。往往是引进什么, 就流行什么, 时髦什么, 但是这种所谓的流行自然是处在一种混乱的模仿之中。

这是一个引进西方较为混乱的时期。此时, 由港台地区传入的“牛仔裤”在年轻一代中流行开来。在电视台公映的美国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带来了“蛤蟆镜”与“喇叭裤”。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血疑》在中国热播, 女主角大岛的“幸子衫”成为青年女性最为青睐的式样, 当时甚至还有专门的《幸子衫裁剪法》、《幸子衫编织法》等书热销。流行文化中的摇滚青年则再次把目光定格在军绿装。美国电影《霹雳舞》上映后, 不仅带来了霹雳舞, 还带来了霹雳手套、霹雳舞服装以及爆炸头。随着世界范围崇尚健美的影响, 1984年前后, 又掀起了运动服热, 那种蓝色白条纹的运动衫就曾经风靡一时。作为正式场合服饰的“西装”再次成为热潮, 并且在政治意义的层面上象征着“改革开放”。

整个20世纪80年代, 中国服装处在一个思想解放、时尚启蒙的时期。服装产业在全面学习、引进西方技术设备与管理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壮大, 产品日益丰富, 但主要是出口加工, 属成衣生产业。当时没有今天所谓的时尚杂志、时尚媒体以及消费者, 外国大牌也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法国时尚大师圣罗兰可谓当代时尚设计的天王巨星, 而据报导, 他于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大型时尚展览却是门可罗雀。由此可见, 这个活动并没有得到消费者、服装业者的响应, 时尚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但是应该看到, 当时的前卫青年关心着另一类时尚:一种精神追求上的时尚。在这个思想启蒙的时代, 精神文化丰富起来, 但物质文化却很落后。一种精神的内涵只要新, 穿着如何就无所谓了。人们的思想受到不断涌起的思想潮流的冲刷与洗礼。从哲学到心理学, 到社会学, 再到文学, 从尼采到萨特, 到海德格尔, 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与阿多诺, 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个年代的思想解放。整个文化氛围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 顾城的朦胧诗、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代表着这个混沌年代中激动人心的思想潮流。它逐渐冲破长期以来集体主义、革命主义对个体情感和生命的过度约束。人们开始厌倦被过度强调的集体主义, 而向往一种个性化的生活。

不过, 还应该看到, 官方的思想解放是由文革的极端破坏性而刺激产生的, 力图从思想上打破禁锢;而民间一批精英们的启蒙运动则是把西方文化思想的最新成果引入国内。因此, 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注定在服装上影响的还只是少数前卫青年与精英们。

四、时尚业崛起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成果。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服装业终于和国际接轨了。人们对服装和时尚的认识更加深入了。时尚作为一个系统被特殊的群体所理解, 他们包括服装学院的学生、设计师、模特儿、摄影师, 以及时尚杂志编辑、批发商。在20世纪80年代, 这个系统是残缺的, 而在20世纪90年代则逐步完善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 迅猛发展的服装业极大地丰富了服装的种类。但要真正走进时尚业的时代, 还有待于20世纪90年代整个文化气氛的转折。由过去单纯的技术、管理引进, 到陆续引进知名品牌, 时尚媒介也开始发展并变得重要起来, 这都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前卫青年意识形态中的时尚转化为物质层面的时尚, 从思想的前卫转向对时尚的追求。与此同时, 服装专业院校纷纷建立, 成为了中国时装行业的理论基地。中国开始出现时装报纸与杂志, 引进国外的影视大片, 接轨国际传媒。伴随着时尚媒介的全方位发展, 在90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始崇尚品牌。随着90年代物质生活的日益丰裕, 人们渴望了解时尚的生活方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开始形成具有时尚消费能力的阶层。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时尚新潮主要由城市青年职业阶层参与, 具有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

就潮流而言,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服饰是由“新面料”掀起的。日本的柔姿纱、冰花绸, 韩国的珠丽纹等让国人领略了不抽皱不缩水的化纤。接着是萝卜裤、松糕鞋和内衣外穿的健美裤。随着媒体对西方生活便装 (casual ware) 的引进与介绍, “休闲”成为时髦用语, 休闲概念也成为国内媒体大肆宣传的观念。各种染色牛仔、印花文化衫充斥街头, 牛仔裤代替了绿军裤。继“休闲装”之后, 中国时装业又推出了“职业女装”的概念。1995年前后“时装”、“时尚”开始取代“休闲装”、“休闲生活”的说法。1996年世界范围内的“迷你裙”风潮, 直接带来了中国少女装市场的繁荣。与此同时, 简约、中性、小一号等名词逐渐为老百姓所接受。随着国际大牌如范思哲、普拉达、卡丹等陆续进入, 所谓的白领消费者也开始直接跟随西方的时尚与品牌, 并迅速抛弃了休闲装与文化衫那些所谓的创意 (实为一种混乱的业余的时髦风气) 。随着日韩动漫、影视剧的影响, 嘻哈热浪席卷时尚界。经济能力较弱的青少年对品牌没有什么要求, 而花不多的钱就可以拥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嘻哈”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1997年外贸销售开始萎缩, 时尚产品逐渐转向国内。在设计上转向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风格, 嬉皮士风、迪斯科、吉普赛怀旧情结混合起来, 并发展为狂热的民族风与东方热。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最终演绎成为比较纯粹的本土风格。20世纪90年代末, 时尚回归简洁和随意的都市风格。伴随着女权意识发展的中性化时尚, 西方女强人的优雅成熟和品味风格在此时也开始引起国内的广泛关注。所谓“女素男俏”, 就是指女性的穿着考究, 而男性则随便花哨。

五、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革命与巨变中拉开了中国现代服装发展的序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走向一个统一服式, 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阶段, 深深承载了国家意识的重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 才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商品的服饰。时尚业在20世纪90年代真正发展起来, 形成了一条完全与国际接轨的时尚全球化的道路。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头十年里, 尽管出现了所谓民粹主义的极具政治热情的“唐装风”、民间暗流着的“汉服风”以及街头的“波波族”, 但是20世纪开辟的这条全球化的时尚道路仍然坚实。处在新世纪的人们希望更加典雅、精致与浪漫, 并进一步与国际时尚接轨。一种消费的主流逐步形成, 那就是与西方完全接轨的高级品牌潮流。女性化成为绝对的潮流, 超级性感的裸露形式从T型台延伸到选美赛场, 再到演艺界, 掀起了所谓的“纤体热潮”。时尚不再是简单的服装问题, 而成为健康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受之著.时尚时代[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

[2]王受之著.世界时装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中国现代化：艰难的历程 篇3

从社会情况看，中国的起点也是很高的。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阶级相对开放，科举制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敞开了大门。农村小块土地占有方式盛行，小地主所有制连同租佃制形成一种没有鲜明等级差别的乡村环境，与欧洲过渡性的小农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贵族或农奴主的大庄园制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地方社会还存在其他许多明显的现代特征。

最后，前现代中国的突出发展在教育上表现得也很明显。“除日本之外，就技术和社会价值对民众的渗透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可与之相比拟。官档和私录的记载以及通讯联系皆依赖书面文字。教育在组织和内容两方面对成就、普及和理性的取向，受到普遍的重视。世俗化的学校教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规范化的。”(242页)

然而，有着上述诸多现代化因素的中国，却迟迟未能踏上现代发展之路。答案究竟何在？这本书指出五个方面。

先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而滋生了一种中国文化优越感和自视为万邦来朝的中央之国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人长期以“无邻邦帝国”自居，对外关系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的，即册封与被册封、朝贡与受朝贡、天朝与蛮夷之间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世界观使中国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挑战之际缺乏应变的灵活性，加之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终于在一个世界历史巨变的关头，在短短时间内从文明强盛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落后挨打的深渊。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点，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用强力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其放弃以老大帝国自居的世界秩序以后所建立的无非是一种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秩序，而不是所谓传播国际平等观念。

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很早就具备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最“现代”的因素，但是

“从一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可能正是中国政治理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构成了它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像扩大政府责任范围，或者为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建立正规机制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娘胎里就被旧政治秩序那种窒息一切的稳定性和伦理上的正当性给扼杀了。……谁能想象出并证明一定要进行改革呢？这个社会能产生哪些会呼吁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的社会势力呢？在中国领导人不准备对中国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而仅仅小修小补之前，要设想历史自己能够走上缔造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又不吸取西方演进的政治体系和观念所扩散出的特定因素和业已显示出来的优越之处，实在是匪夷所思。”(62页)

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观念方面的障碍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治行为来分析，本书第三、九两章正是做了这样的分析。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十八至十九世纪中国武装力量变化的描述。

从平定三藩之乱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其间将近两百年里清朝政府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另一面是军队的惊人腐败和变得毫无作用。十九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少数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导致地方采取防卫措施，凭借地方士绅威望及资财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取代了无能的正规军和过去乡丁的作用，此即所谓“团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组建了他的湘军，各省则纷纷效法。这些地方军队采用西式组织和技术，并以其所控制的口岸和商业为自己筹饷，形成一种新型的军事政治机器，从此开创了中国近百年地方主义、军阀主义横行的历史，本书作者称之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演变”，它影响到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人。(91页)军阀统治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学习西方现代知识与技术的运动最终都成了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作为后起现代化载体的国家及其统一的、长期的目标被远远置于一边了。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国民日穷，国力日弱，帝国主义乘隙长驱直入。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课题似乎只剩一个，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权威，其它任务几乎全部搁置，一九四九年以后还要围绕这一课题付出高昂的代价。上述这种以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实在是迟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方面，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结构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土地，中国前现代经济主要依靠广泛可用的劳力而缓慢地增长，经济生活中专注于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而不是创新技术、发明机器。在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中国社会缺少一种类似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精神，官僚士大夫皓首穷经、因循守旧，普遍卑视工商业活动，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上门来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仍然一味反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害怕采用现代技术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失序。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旧经济格局，取而代之的是外受列强掠夺、内部四分五裂、沿海与内陆严重脱节的另一种破败格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除去短时期曾经在夹缝中有所增长以外，长时期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社会来看，前现代中国人口增长居高不下，不多的一点剩余被急剧增加的人口消耗殆尽。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模式是包括官僚士大夫和商人在内的各阶层纷纷向地主靠拢，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所造成的分工完全服从于农业的需要，中国社会的这种“农村导向”与一些成功的后来者如日本和俄国的日益加强的城市导向明显区别。从社会组织状况看，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在国家和家庭、宗族之间的公开组织极少。社会只看重家庭和宗教的联系，偌大一个中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千千万万独立王国式的家族的堆积，缺少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因素。前现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至今在许多农村地区留有清楚的痕迹。

最后来看教育。前现代中国教育的目的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民众，价值取向是尊孔读经以求取功名。这种教育禁锢了受教育者的思想，也窒息了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数学、医学、天文、地理诸领域的研究，甚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的研究，使之不能成为系统的科学。“结果，留给二十世纪的，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口号是汉学在反对所谓宋儒空洞玄学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科学价值来自人类思想上的冲突，而不是来自自然科学，中国人的学问恰巧就集中在人的思想冲突领域内。”(260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熟的“现代”因素与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有些因素兼具积极与消极双重作用，有些早熟的现代因素发展到后来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冲击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下被动展开的，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很好的历史传统因素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狂潮席卷了一切，使“中国本来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命题成了无稽之谈。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特点，除了横向地考察五个方面的因素，还需纵向地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在本书的架构中，这两种考察是揉合在一起的。

本书第二部分标题为“二十世纪的转变”，这个转变以一九O五年为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一九○五年被废除的科举制度“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335页)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却走了相当长时间的弯路，帝国主义侵略和地方主义、军阀主义的泛滥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转移了对现代化的注意力，反对外来入侵和寻求统一与稳定成为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主题。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不仅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且社会日趋分裂，教育的变革亦支离破碎。正是基于此，作者对一九四九年中国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重新统一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把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视为历史的原动力。从这里又引申出两条原则：第一，认为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国内转变；第二，认为一国的发展水平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作者称这两条原则使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见本书17页)但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这两条原则。两原则之一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之二反对单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衡量发展水平，应当说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本书的缺点在于，由于内容太多，要交代的历史事件太多，五个方面齐头并进，线头太多，容易使人摸不着头脑。亨廷顿在其《发展的目标》(载于《理解政治发展》一九八七英文版)中批评了西方现代化研究诸流派中的“相容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把现代化的各个分进程联为一体、“所有好事情会一齐来”，或者视某一特定目标为带动其它目标的“火车头”，而未看到现代化诸目标如经济增长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了解必须在诸目标中做出选择并采取缓和矛盾冲突的政策，因而没有真实描绘出五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个批评对于本书恐怕也是适用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摆脱现代化的诸目标和分进程之间矛盾冲突的痛苦，如何选择最稳妥、最少弯路的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增长(效益)与公平分配、增长与自由、政治民主与社会稳定等等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亟待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燕园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篇4

●热点问题关注：

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推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国策；二是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化的各种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保证；三是建立健全平等社会的机制，缩短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一大热点，与此相关的法制建设史、中共党史以及近代社会民主平等而奋斗的过程或成果的内容，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重点关注：

（1）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历程及其历史影响；政治现代化与经济、思想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全面认识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

（2）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捍卫和重建民主政治、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

（3）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促进或阻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史实，并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4）我国政治现代化历程的特点，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增强民主意识和公民的参政意识；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给予积极、客观的评价。

●知识整合

1、中国近代的政体——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

（1）君主立宪制：①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最早提出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缺乏完整理论，且没有付诸实施）。

②19世纪末，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发展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提出把挽救民族危亡同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救国方案，掀起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因其阶级局限性而失败）。

③20世纪初，清政府为缓和矛盾，进行“预备立宪”，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化出来，成为革命的一支力量。

（2）民主共和制：

①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中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阐发为民权主义，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长期落后和被侵略的根源，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

②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确立。

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在政治体现为民主共和制。

④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实行“训政”，以党治国，蒋介石集党政军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

2、民国时期捍卫民主政治的斗争：（1）“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原因、结果及宋教仁实行政党政治的努力）；（2）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新三民主义和民主革命纲领；（3）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背景、内容与结果）；（4）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5）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归纳】孙中山从1905年创立同盟会到1925年逝世，其民主政治斗争可分为三个时期：

①1915～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②1912～1922年：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

③1923～1925年：促成国共合作掀起国民大革命运动。

3、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

（1）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2）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3）北平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参与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地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权机构，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

（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

（5）中共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6）新时期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粉碎“四人帮”后，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1978年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任务。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其政治纲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4、中国近代化

▲具体层面（派别及主张）（1）经济（工业化）

①洋务派提倡“求富”，兴办民用工业；

②维新派提出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发展； ③清末新政：奖励实业

④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鼓励、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创办实业，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的机械生产。

⑤19世纪60、70年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

⑥甲午战后，中国出现兴办工业的高潮，到19世纪末才有显著发展。戊戌变法试图推进经济的近代化，但很快失败。

⑦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进一步发展。

⑧中华民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办实业，一战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出现高潮。（2）政治（民主化）：

①维新时期提出君主立宪，设议院，开国会，对旧制度进行改革。②革命派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③设立总理衙门（外交近代化）④百日维新允许官民上书言事； ⑤清末立宪，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

⑥辛亥革命确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3）军事近代化：

①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 ②百日维新实行征兵制； ③清末新政编练新军；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变化

（4）思想“西化”（参见“传统儒家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嬗变”）▲发展过程：

1、经济领域（即工业化进程）

（1）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①19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化艰难起步。②19世纪末由于外国资本输出和清政府放宽限制，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③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帝国主义忙于一战，民族工业迎来短暂春天。④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日益萎缩。30年代开展“国民经济建设活动”工业有了发展，但获益最大的是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抗战以后，四大家族加强对工业的垄断。☆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2）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发展 ①建国初期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1956年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使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②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1957年执行以发展重工业，建立工业化基础为目标的一五计划。③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使工业化建设受挫。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2、思想领域（传统儒家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嬗变）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三部曲（阶段特征）

①第一阶段：自雅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20多年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探索西学的热点在“师夷长技”的“技”上，即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

②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探索西学的热点转移到“格致之学”上，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70年代以前主要是围绕军事技术，70年代以后开始超出军事技术的范围。其主要原因是洋务派为了制器不得不翻译西学，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的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

③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先是维新派思想家日益认识到西学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主张既要学习“西艺”也要学习“西政”，此后革命派也主张如此，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更进一步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层次。

（2）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的时代特点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④早期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⑤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⑥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以此为指导发起了辛亥革命运动。

⑦资产阶级激进派：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⑧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最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3）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文学上多有反映，中国的思想界更是显示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的特点；

③从广度和深度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思想层次”的过程；

④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呈现出新旧过渡的特点。如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3、近现代民主法制建设

（1）戊戌变法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2）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显示“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

（3）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4）1914年，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为其复辟帝制铺平道路。

（5）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

（6）1946年，国民党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7）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8）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 义类型的宪法。

●基本认识：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君主专制集权形态向现代化的民主形态转换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目标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原因、目标、方式、依靠力量与阻碍力量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原因和进程来看，欧美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发展的基础上，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渡；而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政治再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跨越，呈现出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对称、跳跃式的政治发展走势。从方式来看，欧美国家的革命与改良同时并行；而中国是通过20世纪前半期持续的革命斗争完成的。从依靠力量来看，欧美的政治现代化主要依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中国，农民阶级成为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和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而又不同的政治角色。从进程中的障碍来看，欧美国家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中国则是封建势力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同时并存。此外，在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政治的目标始终与独立、统一和富强的目标相伴随，民主政治的斗争往往与民族救亡运动相联系。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篇5

在作品中，由于祥子性格内向，很少与人交流，常常沉默寡言。因此除了作者的叙述，心理描写就成了塑造其形象的重要手段。其心理描写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心理描写与作者的叙述融为一体，如描写祥子刚买到新车时的激动：“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二是善于描写人物在不断遭受生活打击时的内心矛盾，表现出祥子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他在第一次丢车后，为了多挣钱不顾脸面拼命抢买卖时的心态：“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绝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还有对他在受到虎妞诱骗后内心种种痛苦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

以《寄小读者（通讯七）》为例，分析说明冰心散文的风格特色。

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七）》通过描写太平洋和慰冰湖的美景来抒发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家乡、母亲的思念之情，不仅景色妩媚动人，而且总也断不了乡思离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自然景色之中，景中有情，情景交融，创造出诗一般的美妙意境，既体现了冰心散文感情真挚、委婉含蓄、表现细腻的风格，又体现了冰心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的特点。

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现代丑小鸭艰辛的奋斗历程 篇6

像老孙这样的条件：家庭异常贫穷、天生残疾、身体素质很差（从小营养不好，眼睛的残疾又使他无法参加正常的体育锻炼，连跑步时间长了都不行）、从小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难以与人沟通，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如果没有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能有什么出路？他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呆在农村根本无法生存，外出打工也不可能，可以说是毫无出路，只能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

现在他也读完了大学，都可以适当的接济一下家里。将来他的弟弟妹妹的学费，也可以由哥哥姐姐来负担了。他的弟弟妹妹成绩都还不错，等他们长大成人，这个贫苦农村家庭将因高考而彻底摆脱贫困，得以享受现代文明赋予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件事情更能让我对高考满怀敬意了！

就在收到陆文从芝加哥的来信的时候，也收到了另一个远方朋友的来信。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更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他姓孙，我们都叫他“老孙”。当年辛辛苦苦考进人大，现在境遇并不好，在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县检察院工作，一个月工资才不过1000。他毕业的时候考研没有考上，到处找工作也没有单位录用，最后只能选择去西藏支边。一个人大的本科生出来，这样的待遇似乎确实说不过去。然而，我想真正了解他的人，绝不会这么想。因为以他的情况，如果没有高考，他连这样的工作也不可能找到。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给了他实现人生飞跃的机会。

他家里非常穷，住在广西农村，母亲是天生的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全靠父亲一个人种地养家。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他是老三，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而且由于他母亲的遗传，所有的孩子眼睛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光是治病就是很大的开销。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他的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另一只也是高度近视。刚进人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情况，差一点害了他。那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需要钱印刷，于是大家就出去拉赞助。我和他一起去北京出版社，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被人客客气气的赶了出来。我们是骑车去的，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那时才学会骑自行车，非常得意，又是刚进大学，什么事情都想与人一争高下。所以越骑越快，把他远远甩在后面，然后在前面的路口得意洋洋的等着他慢吞吞的骑上来。快到人大的时候，我在路口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他，等着急了，就骑回去找他，发现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管红灯绿灯，都站着不动。我连忙骑过去问他：“你怎么不走了啊？”他说：“我的眼睛不好，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我在这里光看见前面明晃晃的一片，肯定很多车，所以站着不敢动。”我当时听得又是自责又是后怕，心里那个难过呀。连忙下车，带着他一起推着车走回了人大。

他的学习经历，并非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贫困学生从小埋头苦学，最后考入重点大学，改变人生命运。而是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

“1988年,我开始跨进校门,然而,我却是极不情愿的。家庭的情况使我从小就养成了很深的自卑心理，不愿意与家庭情况比我好的人交往——而几乎所有人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好。我害怕那黑黑的校门,更害怕那冷漠的老师和充满了敌视目光的同学。在父母的逼迫之下,我怀着深深的恐惧,走进了被别人称为乐园的学校。在那里,我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快乐和知识,在那里,我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嘲笑和捉弄。从走出家门开始,我就计算着离放学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学习成绩不排在最后自然就是万幸了。

终于有一次,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的时刻,那也是我懂事的开始。记得是一次小小的考试,我考得很不好,那个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对全班同学骂我是瞎子,说让大家都要踩在我头上,不要落后于我,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我第一次萌发了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于是我就开始努力的学习，可以说我是在自学,因为我视力太差，根本看不清老师在写什么,也不管老师在说什么。我开始喜欢看书,只要在那时侯能够得到的书,我会一遍又一遍的不厌其烦的看,终于我的付出有了回报,我的成绩成为别人追赶的目标,我也赢得了老师的尊重,因为即使是他们,有的问题也向我来请教。

就这样,我进入了初中。在初中,我又一次遭受了挫折。在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眼睛意外受伤,于是,在新学期的前半个月里,我不得不躺在医院里。等我回到校园,各种课程都已经上了不少,初中相对于小学而言,有不少新的课程,并且在内容上与小学也大不相同。我还是用以前的学习方法来学习,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取不到理想的成绩。于是,我放弃了,我向父母提出要退学。他们对我表示了宽容,说只要我在学校呆一年,能够学到多少就算多少,让我来年留一级。于是,我在对学校和学习的恐惧中度过了一年。第二年,我以一个差生的身份留级了。留级后的第一次考试,我意外地得了久违的第一名,于是,我恢复了自信,并且将这样的成绩保持了三年.第一部分现代丑小鸭艰辛的奋斗历程（2）

有人说,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对于我而言,每一个开端,却总是那么曲折。就在初三最后一个学期,面临中考的时候,我的眼睛再一次意外受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不在校园,四处奔波治疗,但遗憾的是,我还是失去了那只眼睛——它完全瞎了。中考我虽然考得并不好,但是对最后一个学期没有上课的我来说,那样的成绩也是实属不易了。当时家里要我读中师,以后做一个乡里的小学老师,将来别想有什么大的出息了。经过这么多次打击，我认命了，没有怎么反抗。但是也许很多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我只上了中师的自费线,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只好让我读高中。谁知好事多磨,我的档案却被意外丢失,我只能以一个代培生的身份去读高中,要多交一笔钱,在学校里面也被看作二等公民。于是家里面又想让我复习一年,明年再考中师,因为那一年我姐姐考上大学,她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是这一次我反抗了，不再想做无意义的重复。

高中三年,我的成绩很好,没有一次考试跌出前三名。当时努力学习的最大的目标不是高考，而是为了学校能够减免我的一部分代培费。虽然是我即使拿了全校第一名,也只能减二百多元,但是那时侯是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每一分钱都不容易。在那种教学体制下,理想是一件很虚妄的东西,它难以成为我努力的直接动力。就这样,我磕磕绊绊的进入了人大。”

考上大学以后，鉴于他的家庭情况，广西省政府也给他提供了资助，人大也减免了部分学费，使得他终于能够顺利的进入人大学习。

大学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年，他也跟所有人一样兴致勃勃的加入了一些学生社团，想锻炼自己的能力。但半年之后，很多同学都升为了的部长、副部长，而他什么都没有——人大里面的优秀人才太多，尽管他很努力，仍然无法获得成功。即使是在我担任主编的编辑部里，我也无法任命他担任管理职务，因为他确实不具备这个能力，职位太少而人太多。最后他只能放弃，选择了专心学习，天天跑图书馆，希望成为一个研究型人才，做一个学者或老师。说实话，我也认为这是最适合他的发展方向。

大学四年，他的专业课成绩是我们寝室最好的，但英语严重拖了后腿，所以总成绩只是中等。考研的时候，他的初试上线了，但面试表现实在太差，本来普通话就说得不好，加上平时很少与人交往，一进面试室就紧张，说的话面试老师几乎听不清楚。所以他成了我们这一届唯一一个，也是好几年来头一个考研初试上线而复试被刷下来的本院学生。这种情况是最惨的，因为复试成绩出来已经是5月份，离毕业只有两个月，用人单位早就把人招完了，再找工作就非常困难。当时有谁能想到法学院会刷本院的学生呢？他自己也有些麻痹大意，上了初试线以后就根本没有考虑找工作的事情。他遭遇了人生第四次大的挫折。一想起那天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情况，我就唏嘘不已：

那时，我还在公司做兼职，工作了一天回到寝室，关着灯，老孙正在上网，大亮就坐在他旁边，其他人都不在。我进门放下背包，大亮用一种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说：“晓鹏哥，这下爽啦。”我在我们寝室是最小的，“晓鹏哥”这种称谓，搞笑的成分居多。这种时候说出来，更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我说：“啊，怎么回事？”他接着说道：“老孙复试被淘汰了，刚才院里打电话来通知的。”我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轻叹一声也坐到了大亮旁边，不再说话。老孙如同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一般，仍旧在上他的网，眼睛几乎都要碰到屏幕了。我们三人就这样并排坐了很久，没有人说话，我和大亮都默默的听着他敲击键盘的声音。寝室里一片漆黑，只有电脑屏幕还在发光，照出三张忧虑的表情，白得吓人。大家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也许是我们最沉闷的时刻。我们都了解老孙的家庭情况，多么希望他能以人大为平台，走上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之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在看来，他还必须接受更多的磨炼，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等待。

老孙开始努力的找工作。直接到人大来招人的单位已经寥寥无几了，他就在网上搜索招聘信息四处投简历。很多公司一看是人大法学院的，几乎都给他回音叫他去面试，但每一次面试都无功而返。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不然在听到他复试被刷的时候不会那么揪心。我在公司做兼职项目主管，自己也面试过别人，心里很清楚如果一个象老孙这样的人坐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考虑录用的。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大专院校收到他的简历叫他去试讲，他跑了两次唐山、河南，都是满怀希望的出去，满腹失落的回来。唐山那个校长在他试讲完了之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认为你身上缺乏某些做一个教师的基本素质。”这句话对他打击十分巨大。后来还不停的有学校打电话来通知他试讲，他也不再去了。我们看着，也是干着急。

一天晚上，我又上班很晚才回来，刚进寝室，老孙拍着我的肩膀说：“晓鹏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定去西藏支边了。”

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也并没有怎么感到惊奇。后来他就去了，本来是分到拉萨市检察院，九月的时候他在来信中告诉我说没有去拉萨，而是到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县，虽然级别比拉萨检察院低，但是山南地区海拔低，气候比拉萨好，而且东西也比拉萨便宜。他现在一个月大概1000元，分配的单身宿舍不用交房租，自己做饭也很便宜，所以生活也还过得去。机关工作比较闲，有时间看书，准备明年再考人大法学院的研究生。我在网上跟他聊天说：“你多努力，通过初试肯定没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普通话，如果还是老样子恐怕复试还要被刷。所以我觉得现在普通话水平比你的英语水平更重要。你不妨从最基础的汉语拼音练起，真正把普通话学好。就算你没有考上，将来对你个人的发展也非常有用。”后来我又在北京买了一套练习普通话的教材和几盘磁带给他寄了过去，并一再督促他一定要坚持每天练习。唉，其实这样事情本该一进大学就开始做的，但没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竟然没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现代丑小鸭艰辛的奋斗历程（3）

不过现在努力，也还来得及。四年来他埋头苦读，法学专业水平没有问题，只要把普通话练好，回到人大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

关于老孙的故事就讲完了，很多人一定想知道这到底跟我要说的“高考决定命运”有何关系，似乎用来作为“高分低能”的事例更合适一些。其实，我们分析问题，既要看到杯子中的一半是空的，更要看到它还要一半是满的。象老孙这样的条件：家庭异常贫穷、天生残疾、身体素质很差（从小营养不好，眼睛的残疾又使他无法参加正常的体育锻炼，连跑步时间长了都不行）、从小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难以与人沟通，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如果没有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能有什么出路？他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呆在农村根本无法生存，外出打工也不可能，可以说是毫无出路，只能沦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一份县级检察院的工作，对一个人大毕业生来说似乎很不起眼，可是对一个象他这样的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从老孙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考进好的大学能够给有哪些好处：

1．在找工作上，老孙四年来没有参加什么学生活动，简历上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学习成绩也只是平平。而且又错过了找工作的时间。但仅仅凭着一个人大毕业生的牌子，投出去的简历仍然收到了很多公司、学校的面试通知。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学校，几乎是只要把简历投出去就会有回复。直到毕业前十多天，还有几家学校打电话到我们寝室要他去试讲。有一家浙江的什么专修学校说可以直接录用他做行政助理，连面试都免了，基本工资1500。那个电话是我接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但那时他主意已定，到西藏安心复习考研，不再考虑找工作了。

2．即便是老孙这样什么工作都没找到，学校仍然有很多途径给予安排。好的学校要保持自己高就业率，不会让自己的学生真的毕业就失业，它总会给你想办法。即使在支边的问题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得到的安排也要好于一般大学。老孙在西藏支边的待遇就不是普通大学的支边大学生能够享有的。

3．积累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资源。他想再次考研，就比很多人容易。我们班很多同学现在就在法学院念研究生，可以给他提供多方面的资料、信息的帮助，他复试时候的老师可能就是我们班某个同学的导师。即使他没考上，他在大学四年中积累起来的无形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发挥巨大的力量。从历届人大法学院出来的学生的发展前景来看，十年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中几乎必然会出现一些法官、检查官、著名律师、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到时候所能给予他的帮助就今非昔比了。所以，我坚信，老孙的命运，绝不会是仅仅在一个偏远县城的检察院做一个小文员。这一点，从他进入人大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对老孙的父母来说，苦日子基本上结束了。他的姐姐早已毕业，在玉材机械厂工作，现在他也读完了大学，都可以适当的接济一下家里。将来他的弟弟妹妹的学费，也可以由哥哥姐姐来负担了。他的弟弟妹妹成绩都还不错，等他们长大成人，这个贫苦农村家庭将因高考而彻底摆脱贫困，得以享受现代文明赋予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件事情更能让我对高考满怀敬意了！

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篇7

关键词：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特点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世纪后半叶,西方音乐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逐步向近代音乐文化转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正处于走出政治羁绊、寻找新范式的“关键时刻”。综合考虑理论导向、研究方法和参与者背景,结合我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分四个时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进行分析研究。

一、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早期发展史实的论述。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的“音乐”部分,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作为参照,对 “近代西洋音乐到中国”以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音乐”进展过程进行了评述。文中对中国音乐(包括昆曲、京曲、梆子、大鼓等)流布嬗变态势、新格局以及自“近代西洋音乐到中国以来与传统音乐不同而又有着深刻联系的新音乐文化的进展过程” 的介绍,表现出作者已经开始对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端以及与古代音乐的差异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这时期的通史研究不可能完整记述下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全过程,但它已经开始独立于古代音乐史部分,其自身的典型性得以体现。

继李树化《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之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首次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出于教学目的和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左翼音乐家开始编写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讲义)。当时主要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李凌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以及吕骥主讲“新音乐运动史”时留下的不完全的课堂笔记等。这一时期,对近现代音乐的通史性研究,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当时条件下做到了最大可能的史料汇集。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研究中某些论断的科学性受到影响。

长期以来,以此为理念和框架演绎成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在音乐通史研究领域一枝独秀,足见萌芽期的影响之深。

二、初步形成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提出必须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史进行研究,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1957年秋中国音协提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1958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组成 《中国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到北京搜集资料,采访音乐家,对拟写提纲征求各方面意见;1959年9月编纂完成《中国现代音乐史》 稿。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也组织编写组,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五卷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59)》的编纂。期间,作为编写组主要成员的汪毓和先生还根据授课讲义编写完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初稿。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研究和编纂活动,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是集各地音乐家之力进行通史编纂。编纂过程中,分别对林路、章枚、马可、吉联抗、李凌、刘汉章、杨荣东等20多位老音乐家、老音乐教师、戏曲艺人和西北军的老军人进行采访录音搜集素材。同时,还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研究室、 中宣部资料室、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广泛搜集资料。二是使用综合史学研究方法进行通史编纂。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中,作者使用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分为旧民主革命时期(第一编)和新民主革命时期(第二编到第五编)两大编章,重点对音乐家及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音乐本体问题进行论述。并采用章后按节序附参考文献,引用谱例用脚注注明出处等规范学术标准进行编写。三是受“左”倾思想影响,通史编纂有历史局限性。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第三编第八章指出“聂耳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道路,是我国音乐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1];第三编第七章认为黄自的《思乡》是“文人在无聊时刻的无病呻吟”[2]等等。这些论断明显是以政治因素为出发点,采取以阶级利益和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来判定其价值,具有一定的历史偏颇。

三、恢复与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文革”期间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

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汪毓和和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分别提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作为已经应用于刚刚恢复的高等音乐院校教学的教材,标志着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与此同时,各地音乐院校也陆续开展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并各自编写了教材或讲稿。其中独立研究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主要有:1981年林葱编写的《中国音乐史讲义》、1983年刘东生编写的《中国音乐史略》、 1989年祁文源编写的《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通史著作中近现代部分主要有:1980年孙继南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1984年汪毓和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以上7部近现代音乐通史教材,在整体框架上,多采用按时间分期法划分章节的方法(仅林葱采用按音乐类型划分章节的方法)。在内容上,大多涉及中国古老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两大方面,包括乐器、作品、音乐交流、著名音乐家等内容。在史料运用上,追求史料的翔实宏富, 力求多证,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多配有插图和谱例。 在写作观念上,仍未完全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研究观念方面开始有所转变,无论是在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还是吴钊的《中国音乐史略》等著作对于黄自等部分音乐家“资产阶级音乐家”和“无产阶级音乐家”直接定位的转变和其音乐创作积极方面的肯定。

四、转型关键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适应教学所需,教材类通史著作大量增多[1]。其中, 1991年陈聆群编撰主讲的《中国近代音乐简史》录像教材,首次以声象直观的方式阐述中国近代音乐史。1991年孙继楠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被认为是“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2]。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采用断代体编写,结构对称,颇具新意。2006年刘再生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上下)》,重点突出各个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色。2007年夏滟洲编写的《中国音乐简史》,在教学材料组织、范例选取、活动设计、练习要求等方面,力求突出教材的 “师范性”。

与此同时,一批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撰写的风格各异的通史著作也开始出现。主要有乔建中的《中国音乐》、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刘再生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和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 等在很多方面较之前的著作有很大转变,呈现出独特新意。

第一,历史观念之新。当时通史研究首次介绍了近现代中国传统音乐的简单发展情况[3],并改变长久以来对流行音乐刻意回避或否定的态度,逐渐开始研究流行音乐的历史。同时,开始转向对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关心,在描述上更加细致入微,富有个性。如臧一冰、余方甲等著作中均表现出强烈的人文观念以及对音乐素质教育和音乐家的关注,体现出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中人文观念的升华。

第二,研究目的和视野之新。无论是从夏滟洲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出现的富有新意的标目,还是伍国栋、臧一冰、 余方甲等学者在编写中展现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论从史出”,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相统一的风格,无不透露出研究目的和视野由单纯课堂讲义向为全社会普及乃至推动中国与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方向转变。

第三,结构布局和叙述方式之新。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已经开始对已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修改完善和突破性的尝试。如夏滟洲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将近现代音乐分为1840-1900年、1900-1919年、 1920-1929年、30年代和40年代五个阶段, 并使用“近世音乐的开端”(第一章)这一概念,寓意中国近现代音乐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具有创新性。

第四,知识内容之新。从增添的内容方面看,这时期的通史著作在追求充分、详实的同时,更加注重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尽可能的涉及近代早期学术界代表人物、有一定业绩和贡献而被遗忘或埋没的音乐家、在华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音乐家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一些音乐建设政策和国统区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等之前较少研究的领域。

德国的现代化与科学历程 篇8

数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写道：“德国为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作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的‘高’。”在同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高兴和沉痛》的短评中，毛泽东又写道：“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保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以上两段引文均载于1919年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第二号，转引自藤本幸三等编：《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90、95、96页)

在钦佩青年毛泽东的政治嗅觉和预见能力的同时，有两个疑问萦绕在我心头：第一，是什么因素使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湖湘子弟对战败的德国充满敬畏并寄予同情?第二，是什么力量使近代德国能在短期内一再释发出惊人的力量，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1945年，第三帝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曾有数次机会充当欧洲的霸主进而雄踞世界。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像现在的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物质层面上，人们惊叹德国的变化速度。它从无到有，从野蛮落后到先进发达，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几十年里就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国度；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德国又从战后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再到凤凰涅檠般地重新崛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再次完成统一，并在现代理性光辉的引领下重温繁荣的统一的欧洲之梦。

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同样惊叹它的丰富。这是一个出现了歌德、席勒、海涅、贝多芬、丢勒、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国度，一个拥有莱布尼茨、康德、洪堡兄弟、亥姆霍茨、科赫、普朗克和冯·劳厄光环的故土；当然，对人类思想产生影响的德国人，远远不止这些。

同样让世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居然出现了希特勒、党卫军、反犹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死亡医生”和反对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雅利安科学”。

如何把这些看来不相称的图像拼合起来?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项困难任务。我自己就看到过一些过于简单的图画，例如将战争与反人类的罪行归咎于德国文化“基因”的原“恶”，就此反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马丁·路德与费希特，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指责莎士比亚呢?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二分法，例如认为有两个德国存在：一个是康德和歌德的德国，另一个是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德国，两者之间毫无干系——第三帝国只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段短暂迷航，它与威廉皇帝和俾斯麦的政策毫无血脉联系；而德国文化又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一旦剪除强人，就能迅速摆脱暴政走上和平繁荣发展道路。谬论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历史和对历史的解释远非那么简单。如果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争论的双方或多方永远不可能有赢家，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德国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德国自身的问题，至少应该是欧洲问题，甚至世界问题。记得某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摆脱下面的怪圈：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不管有多大的文字游戏成分在里头，一个因果性的历史观已经被包孕在这种说法之中：神圣同盟兵临巴黎，拿破仑蹂躏德意志，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至凡尔赛和约又以加倍的贪婪索取，魏玛共和国的畸形繁华与危机四伏，纳粹崛起，以及贡比涅森林中的两次签字：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福煦元帅卧车上向协约国签署停战协议，1942年6月22日，希特勒指定法国贝当元帅的代表在同一地点签署投降书……真是环环相扣，一报还一报。但是且慢，奉劝诸位勿将上面的事件串看作一个简单的历史链条；在当代史家的眼中，历史演进的线性模式早已过时，综合的、立体的、多方位的调查与分析将取而代之。

对德国科学史的研究亦然。在这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德国科学与文化的关系。诚然，德国科学的兴起，离不开其植根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制度。特别是，它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相联系，又与一大群充满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学者、实业家、政治家的努力密切相关。从首创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到“阿尔特霍夫体系”(Althoff System)的形成，从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到各类应用技术学院(Fachhochschule)与职业学校(Berufsakademie)的出现，从专门设立满足实际需要的独立研究机构，到学界与实业界完美结合的学术资助体系，从威廉皇帝学会以及各类帝国研究机构的成立，一直到“大科学研究”(Grossforschung)模式的建立，在这一系列体制创新的背后，每前进一步，都可以看到一大批充满朝气的学者的身影。

现今学界已经公认，德国和德国科学的兴衰，远非德国学者自己关心的议题，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们还会发挥持续的影响。其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以来，中国与德国就有了多方面的接触。走笔至此我立刻想到，事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正朔的《时宪历》，系由德国人汤若望呈具给满清统治者的。甲午中日一战，同“高升”号运兵船一道溺入水中的，就有德国的退役军官汉纳根大尉。在此之前，以“俾斯麦使团”为名的德国顾问团已在中国各地训练新式军队，而状元出身的清廷驻德大使洪钧更是克虏伯老板家中的常客。国共内战期间，双方队伍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子，特别是蒋介石的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教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浮士德”、“少年维特”几乎为每一个当时的新潮青年所熟悉，“马丁炉”、“阴丹士林”这些高技术含量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和报纸上。当然，要说对中国最有影响的还应属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德国学者发展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居然在遥远的东方得到实践，这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将当代中国与历史上的德国进行比较肯定不合时宜，但是细心观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历史承负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地

方。试举以下数点与读者共鉴：1、都具有悠久的历史；2．都拥有优秀的文化；3．都曾是地区内的“中央大国”；4、都富文化多样性和维护统一国家的意志；5．都曾经被人视为“野蛮”和“落后”；6、都面临一个持续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挑战和危机；7．身边都有潜在的强敌或公开的竞争对手；8、都有过狂热的反文化反理性的群众运动；9、都具有不同于英美式的政治制度或政府运作机制——换一种说法，在官方奉行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政治规范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或隐蔽的差异。

当然，差异也许更多。毕竟，中国和德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诡异变幻的世界大局，更不是单纯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可以驾驭的。以上那些“相似性”，或许只是史家不着实际的联想，或许真的能为我们思考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一点经验或借鉴，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方在庆博士编著的这本《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论文集，就试图在后一方向上做些尝试。其中的个别文字或许还有推敲的余地，全书或许还不够系统，但绝大多数文章都有趣而耐读，贯穿这一文集的主旨也是明确的。

(《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方在庆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42．00元)

老子古今

本书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意、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老子》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立前所未立之例，见前所未见之实，不仅对老子研究，而且对于重新认识文献演变的规律和训诂校勘的一般原则亦有启示意义。

本书析评引论部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天道、人道、辅万物之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概念和命题的历史意含与现代形式，对知雄守雌、小国寡民、战胜举丧、无事取天下等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并对老于思想与马斯洛、霍布斯、蒂利希、魁奈等人之学说的微妙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发前所未发之言，倡前所未倡之旨，所论涉及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宗教信仰、区域冲突、科学与民主等现代议题。

本书下册是五种版本相对照的逐句逐字通检，颇便研究者使用。

余英时先生说：“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的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