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共12篇）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1

一、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主体模糊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未赋予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 (或企业) 作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人地位。况且, 村、乡 (镇)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行政机关没有分离的运行机制, 村、乡 (镇) 集体土地财产如何从经济上体现, 值得深入研究。

(二) 稳固性差

首先, 农村基层组织建制调整频繁。每一次行政建设调整, 都带来土地产权界定的困惑:原“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等是否要随着建制的调整平调、充公、易主?如果不是, 那么原来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如何落实产权?其次, 在同一“农民集体”范围内, 其成员组成也是一个动态集合, 死亡、婚嫁、“农转非”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集体”成员结构。进而言之, 农村土地产权固定地落实到人很难。第三, 承包土地内部调整频率大。主导因素是征收土地带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土地调整。有资料显示, 我国约有3/4的土地规模变化与全村范围的土地再分配有关, 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家庭分立以及村庄适应农户人口增长等因素构成其他变化。行政权力干扰和非市场交易制度, 是土地产权不稳定性的根本动因。

(三) 产权残缺

第一, 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无权自主确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 《物权法》第126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明确“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 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 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因此, 作为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物权人——“农民集体”, 无权自主确定发包土地期限。

第二, 农民没有对外发包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 农村土地不能作为财产进行交易、抵押、继承。《土地管理法》第63条、《物权法》第184条、《担保法》第37条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没有充分市场交易的物权, 就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物权, 与国有土地比较, 同地不同权, 弱化了农民土地物权。

第四, “农民集体”成员土地产权补偿机制不健全。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说到底是归“农民集体”组成成员所有, “农民集体”成员是产权主体。但“农民集体”中个体成员的产权地位又是脆弱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 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 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换句话说, 如果农民脱离“农民集体”这个大家庭, 必须无偿放弃原来的财产拥有权。

第五, 土地承包经营政策与市场经济相悖。《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 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 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土地管理法》第36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这些规定, 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要求相悖。2005年重庆稻谷、小麦和玉米等3大粮食作物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157元、-104元和58元。谷贱伤农。当土地出现超地价值甚至是负价值时, 种地成为农民的一种包袱, 必然出现抛耕荒芜现象。

二、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

笔者主张, 农村承包地仍然实行公有制, 在现有产权制度基础上强化和明晰“农民集体”所有, 给农民限制性物权;对农村宅基地, 应给予农民完整的物权, 实现农民宅基地和房屋产权统一。

(一) 承包地产权设计

1. 明确界定“农民集体”范围。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限于村民小组或农业社层次, 从法律上赋予村民小组或农业社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法人资格。对于原两个及其上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向涉及的农业社分发共有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类似于房屋所有权证中公摊建筑面积的权属证书) 。乡镇级集体所有土地逐步将其资产价值量化, 以货币方式分配到各所有权主体。以后, 乡镇级企业用地一律使用国有土地或租用村社集体建设用地, 不再纳入乡镇级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

2. 强化农民承包地用益物权。

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土地使用权”。修改后, 县级政府不仅对农民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发放土地使用权证, 对农民承包地也颁发土地使用权证, 两种土地使用权证分别注明不同的土地用途, 严格进行用途管制。此举有利于弥补《土地管理法》第11条只规定对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发使用权证的缺陷, 实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发证全覆盖, 建立完整的农村土地权属管理制度。

3. 放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废除相关法条中有关集体土地对外承包行政审批规定。只要是土地产权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一致同意, 在没有改变农地用途的前提下, 集体经济组织向任何人发包土地, 无须行政审批, 只需要按程序进行使用权登记备案。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土地期限, 可以确定采取设定底限和上限的方式, 给土地产权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自主权。

4. 增强农村承包土地稳定性。

其一, 严格限制乡镇村社建制调整, 上收村社建制调整审批权至省级政府。确需调整的, 对其土地产权本着自愿的原则确定是否合并, 如果原产权人不同意合并, 可视为重组家庭的“婚前”财产进行确权登记管理, 不得擅自平调、充公。其二, 建立征收土地谈判、评估、仲裁和养老保险制度, 土地使用权人参与征地价格谈判, 征地费用中安置费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土地补偿费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征地仲裁由法院承担, 执行两审终审制度;强制推进征地养老保险制度, 失地农民与城镇退休人员一样,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从法律上明确, 征地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调整承包土地。

5. 建立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机制。

建立有偿退出机制或财产补偿机制尤为必要。退回宅基地、承包地补偿标准, 可以授权县级政府根据区位条件等因素制定标准, 承包方超过补偿标准提出无理要求,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单方解除承包合同, 申请上级政府依法注销土地使用权证, 强制收回土地。

6. 适度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

在不改变基本农田用途和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 允许基本农田休耕, 允许利用基本农田种植果树和挖塘养鱼。

(二) 农村建设用地产权设计

1. 农民宅基地物权化。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政策福利, 按照福利均等的原则, 给农民享受标准内的宅基地赋予完全所有权, 颁发农民宅基地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 让农民的房屋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 可以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对宅基地物权化政策出台前祖辈遗留或以其他形式获得的超过宅基地享受标准的, 仍界定为集体所有土地, 发给使用者土地使用权证, 纳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对购买、赠与、继承等方式获得持有宅基地所有权证书的宅基地, 纳入私有财产管理, 不影响农民享受宅基地福利政策。

2. 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措施。

国家应按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 废止禁止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法律条款,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 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原则、条件、审批程序、收益分配及权属管理办法。

(三) 其他问题

关于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发证问题, 可以尝试由土地行政部门统一发证, 同时将承包地管理等职能划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 扭转过去土地管理职能交叉的局面。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2

由于农村现有的集体土地类型较多，用途各异，与农户的产权关系也亲疏不同，稍有不慎，指导政策上就会出现失误。比如，现有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大类区分，一般可被分为耕地（含养殖水面）、山林（含草场）、四荒地、农业建设用地（主要指农牧渔场用地以及已修建或规划中拟修建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和永久性晒场等常年性工程设施用地等）、非农建设用地（主要指已建设或规划中拟建设的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工商业开发用地）和宅基地等六大类。

我们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并进行产权股份化分置时，应解放思想，总结国企改制的经验，根据集体土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独占性和排他性以及根据这些土地资产历史和现实上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户所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状况，进行分门别类而不是大呼隆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据此，我们拟将农村非农集体建设用地与四荒地以及规划中可作为农牧渔场开发的农业建设用土地划为一类（以下统称农村经营性土地），而耕地和部分农业建设用地（即那些已建或拟建的服务于耕地、养殖水面、山林和草场的水利设施、山塘、农作道路和公共晒场等）则可作为另一类（以下统称农村农业土地）。宅基地因其与农户房产权利密不可分的特性而另行单独划为一类（以下统称农村住宅土地）。可针对这三大类集体土地进行分门别类的产权制度改革。

（一）农村经营性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

将农村非农集体建设用地与四荒地中以及部分可作农牧渔场开发的农业建设用地划为一类，统称为农村经营性土地，是因为这几种集体土地都属于经营性土地资产，其独占性和排他性都比较弱，而其作为公益性甚至工商业性开发的市场价值或潜在市场价值则都比较高，易于推行集体产权按人均等化按份共有产权制度改革，也更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经营管理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农村现有的土地资源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的开发利用能给农民带去的比较利益显然是最大的。这类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搞得越好，越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就越能合理配置当地的土地资源，吸引中小企业投资或联营办厂，促进当地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良性流动，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我们发展城镇化，特别是发展中小城镇，倘不从法律和政策上彻底解放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这个生产力，也是不可能的。在股权分配上，我们认为，这类以规划内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资产为基础组建专门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权，在实行按份共有产权制度改革时，可以考虑参考前些年各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般做法，即按照至少70%农民个人股和最多30%合作社法人股比例进行安排，以体现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一种尊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三点：

1．这类土地合作社的股权应按该村所有成年农民人头而不是农户（无论男女和婚否，也无论其有无未成年子女或有几个子女）进行分配，也叫个人股。这里体现的是按份共有原则下农民个人的权益，等同于国企改制中的职工股。2．这类经营性土地合作社的股权分配是一次性的，仅在这次集体产权改制时将所有个人股权按当时每个成年农民公民身份作一次性分配。今后无论该村人口如何增减，都不再进行股权分配。因为集体产权改革中的农民个人股权已经包含了该持股人未成年子女或未来子女的财产权利。3．这次集体产权改革必须允许农民个人股权与工商业企业的完全股权一样可以买卖、抵押和继承。这一条很重要，因为农民个人股权能否买卖、抵押和继承是衡量这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农村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

农村农业土地主要是指承包耕地（养殖水面）、草场、山林以及为其服务的部分农业建设用地，如原属集体所有的水利设施、田间道路和公共晒场等类型土地。与经营性土地不同的是，这一类土地因早已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户所承包或为特定承包农户服务，在产权关系上与承包农户十分紧密，具有十分突出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再因农村农业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还涉及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国家产业政策问题，因此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体系不仅是成立的，也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农村农业土地的所有权应该在组建专门的农用土地合作社基础上同时按份确认给承包它的农户和农用土地合作社。

1．自集体化以来，承包农户的户主虽然是自然人，但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农户本身一直是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一个最小经营单元，通称“家庭经营”，承包了该集体范围内的一块耕地并经许可获得了一块宅基地在此建房长期居住，因此农户完全可被视作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也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产权是财产所有权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而财产所有权就是指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土地承包法》，承包农户在承包期间对所承包土地一直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均已颁发相关法规确认农户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都表明在法理层面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实际上是享有该土地资产所有权的。

3．《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对不动产按份共有是指“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这是承包农户对其所承包土地享受所有权的最明确法律解释。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上，还是从这几十年来承包农户通过对所承包土地的长期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实践，承包农户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对所承包的土地“享有所有权”的全部要件。我们现在将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确认给承包农户显然是成立的，也是顺理成章的，绝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土地私有化。

但由于农村农业土地中除承包土地之外的那些农业建设用地，包括那些公用的农业服务设施，则没有也无法细分确权到农户，所以有必要将这类土地确权给一种专门组建的农业土地合作社。这类土地合作社可被叫做土地利用合作社或土地发展合作社，非营利性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与土地利用合作社按份对合作社共有土地享有按份共有所有权。可将那些为农业服务的农业建设土地和按照规划拟作为农业建设使用的土地所有权按份确认给土地利用合作社，而将那些早已被农户承包，即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农业土地、养殖水面和山林所有权按份确认给承包它们的农户。合作社股权分为合作社法人股和合作社成员农户股。两者土地确权证书均注明土地产权份额的各项特性，如面积、位置、地形以及土地类型和用途等，产权属性一栏则注明“按份共有所有权”。就其性质而言，这类农业土地合作社也叫土地利用合作社，属于一种公用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是指那些主要兴建和置办各种与生产有关的水利等农业服务公共设施以及公用设备，如添置大型农业机械和电气灌溉设备，培养种畜和良种，修建仓库和必要的农用道路等，以供合作社社员分别使用的一种公用合作社，其对今后农业的发展和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十分重要，所起到的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作用几乎无可替代。我们利用这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机，鼓励和促进组建这类土地利用合作社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可以颁行相关法律对农户出售自己份额下农业土地产权并退出土地利用合作社的条件、程序和税后所得分成以及受让这份土地产权的合作社新成员的权益等可能会引发法律纠纷的地方进行规范。这对保障这类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每一类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修订和颁行上先行一步。

（三）农村住宅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

农村的住宅土地其实就是指农村宅基地。由于农村宅基地与农户的房产财产权密不可分，再加上其不属于生产资料而属于生活资料的属性，农村的宅基地与农村其它集体土地相比，显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土地产权。

1982年以前上溯几千年，我国农村宅基地归农民私人所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可自由买卖、出租、赠与、典当及继承等。即便是1956年我国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强力推行土地集体化时，农民仍然拥有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到了1982年，《宪法》才首次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集体所有”。1998年第二次修订后颁行的《土地管理法》开始对农村宅基地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约束。后来，因可能对政府垄断商品房开发市场产生威胁，各地政府又颁行了一系列法规对农村宅基地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是，这种集体产权不明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和政策显然是错误和扭曲的，不仅在全国造成了数十亿平方米产权残缺的所谓小产权房，也使得农村宅基地成为各方蚕食集体利益的重灾区。随着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各地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空置率极高，而现有制度又阻碍了农村宅基地及其房产产权的市场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土地浪费。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1．以村现有农户宅基地资产以及农地发展规划中确定的潜在宅基地块资产为基础，组建农村住宅合作社。农户与合作社按照按份共有原则分别享有村所有宅基地的所有权。住房合作社所有的规划中宅基地以及村社住宅区内道路、绿化和其它辅助性居住设施用地与农户现有宅基地产权，根据按份共有原则，分别确权给住房合作社和农户。具体确权登记方式可同农业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住房合作社可以在村社内部自筹资金或者通过获得政府对农村住房事业的财政支持或用自有资产抵押获取外部金融支持等方式来经营运作。而住房合作社社员，即农户则因对自住房屋及其宅基地享有按份共有的所有权、居住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也有了根据自由意愿和市场获利需要经营自有宅基地及其房屋产权的自由选择权。住房合作社的建立还将为农村新增居民买房或买地建房提供了获得低价高质房屋的可能。

3．根据《物权法》第101条“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的规定，农户有权按照市场价值自行卖掉和处置自己享有所有权的自住房屋及其宅基地产权。这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计划迁居城镇的农户的自由迁徙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条件保障。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自由流动将促进农村房地产业发展。

住房合作社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制度。1992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建设部、国家税务局曾颁发了《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专门强调“组织住宅合作社，合作建房，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解决住房问题的原则，有利于吸收个人资金，加快住宅建设。”在这项政策激励下，到上世纪末全国最多时曾涌现了5000多个住房合作社。后因各地政府卷入了城市土地市场，这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便无疾而终。但这个经验发生在城市，建政以来广大农村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实践。现在是到了通过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来发展农村住房合作社的时候了。

综上所述，我们在设计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案时概无例外地提出了组建三种合作社作为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按份共有所有权载体。我们还根据不同类型土地资产的属性和产权关系，依托合作社这一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提出了根据《物权法》确认广大农民按份享有共有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依据和改革模式。这种改革路径设计不仅符合中央关于“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原则，也符合现有法律有关不动产（土地）财产权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这种全新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可最终将一直埋藏在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下的那些市场价值高达数以百万亿元人民币计的集体土地资源资本化和财富化，必将促使农村市场经济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而广大农民土地产权的确认和明晰化又可在保障其土地权益的基础上，有力地造福农民，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制度根本上弥合一直在不断增大的城乡和贫富之间的差距。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都属于社区型合作社。我国现只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有法律还没有对社区合作社的约定。这种法律滞后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这次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此，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府规章《社区合作社暂行条例》，让即将大量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区型合作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这次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3

摘 要：任何组织制度的安排都要考虑交易费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一直在努力做到产权明晰，但却从未改变过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性质。本文从交易费用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为什么不转变为土地私有制以及在集体产权之上进一步明晰产权的意义。最后得出，产权的形式并不代表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只有交易费用才是决定产权制度合理性的根本。

关键词：交易费用；土地；产权

一、交易费用的内涵

科斯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他将交易费用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它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搜寻信息，进行谈判，签定契约等活动上的费用”。阿罗1969年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

二、产权与交易费用

任何社会组织制度的安排都会产生费用。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就必须考虑到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制约产权制度的安排和选择的重要因素。

不同类型的产权所需要的交易费用的大小是不同的，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不同。一般而言，按照拥有权利的经济行为主体不同，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1）私有产权即产权归属的主体是私人，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禁止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在私有产权中，财产所有者获得收益，同时必须承担其全部成本。交易使资源流向使用效率最高的使用者手中，并且内部化财产所有者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2）公共产权即把产权权利界定给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利，国家或私人不能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公共产权。最常见的便是集体产权——公共资源的权利属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每个人对该资源有占有权、使用权等权利（文章后面直接用集体产权来代替公共产权）。（3）国有产权即把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界定给国家，然后再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在国有产权下，由于对财产的权利失于保护或保护的成本太高，国有产权就变成了被放弃的权利，或者说无主的产权。谁能保护或者以低成本保护此类产权，谁就可以从中得益。此类产权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相比之下，私有产权的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优于集体产权和国有产权。

对于土地这种经济品来说，也可以分为这三种产权形式。由科斯定理我们知道，明确的产权界定会促使双方通过谈判发现使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对于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来说，哪种形式的产权相对来说交易费用最小呢？

三、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经历了个体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我国土地改革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提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广大农村大面积推行。到1983年底已经有98%左右的农户都实行了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7%左右，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2）“新土改”允许土地流转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會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中提到，“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3）提出建立建设用地市场

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指导意见。《决定》显示出了中央推进集体土地改革的决心。

（4）落实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14年10月中央审议通过了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我国布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试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这是农村改革一项重要顶层设计，是农村集体经济改革重大制度创新。

从每一轮的改革内容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国家都是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性质上，对农村土地改革做到进一步的明晰产权，每一轮土地改革都在尝试赋予农民在土地上更多的权利。

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交易费用探析

从上述土改改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产权改革一直都是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每一次的改革都只是在做到集体所有基础之上的产权进一步明晰。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交易费用。

1、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为什么不转变为土地私有？

最近几年，国内外学界和媒体都在倡议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如杨小凯、文贯中等强烈主张土地私有化。国内经济学家如周其仁、茅于轼等人主张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其实质就是主张土地私有化。周其仁认为“改革要彻底，就应当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主要依据是认为私有化可以提高农业效率，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可以再造中国制度的产权基础。

从产权理论我们也能清楚地知道，一般情况下，私有产权的费用最低，效率最高，然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不允许土地私有制。

2、在集体产权之上进一步明晰产权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来说，土地的集体产权是由国家控制的，但其控制后果是由集体承受的。国家控制的集体产权，由于对共同生产监管活动缺乏激励而降低了生产效率。首先，相对于私人土地产权的成本集体土地产权的保护成本和实施成本要更高一些。其次，集体土地的生产、经营决策归集体，虽然原则上必须通过集体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集体土地产权不够明晰，很难达到这种要求，这就造成了集体土地经营管理的无秩序，这也是集体土地低效率的根源。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村干部未经集体多数人的同意，私自进行农产品或土地产权的交易，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导致集体土地经营的低效率，而且会损害集体的利益，甚至激发集体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家要在确定集体产权的前提下，要通过明晰里面的分权来降低交易费用。

五、总结

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来看，私有产权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产权边界明确与否，严重影响着产权交易实现的费用。在产权交易双方协议谈判过程中，如果产权明晰，交易中的各种费用就会下降，同时也能提高双方合作的概率。

我国在明确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产权归属，也就是说产权明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产权的界定是一个不断演化、持续，提升的过程，一旦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效率改进的空间，而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降低了产权界定的成本，制度变迁主体就会进一步去界定产权，从而获取制度变迁带来的收益。

产权的形式并不代表产权的合理性，只有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才能找出最合适的产权。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才是决定产权制度合理性的根本。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哲英.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1994（4）：7—9.

[2] 江庆勇，赵新奎，杨洪青.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138—142.

[3] 王淑梅，纪流河.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J].农业与农村发展，2012（1）：92—94.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4

1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

1.1 土地所有权主体 “虚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民法通则》进一步将农村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所有”, 即“村农民集体所有、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两个农民集体所有”。 然而, 这种规定只是表面上的, 实质上集体所有权概念模糊, 主体无法确认, 村民小组、村居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乡 (镇) 集体经济组织都可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支配着。 这种模糊不清的界定必然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 这不利于农地产权的稳定, 也必然降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 并且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 “农民集体” 所享有的所有权还受到国家法律和政府的管制。 因此, 国家在事实上对农村土地享有最终掌控权, 这就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各级政府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以及分享农民收益权留下了制度空间。

1.2 土地使用权不稳

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两权分离”的模式, 即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而使用权归农民所有。 尽管中央政府一贯主张要求维持土地家庭承包的长期稳定, 以及赋予农民稳定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但法律有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都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 在获取集体土地上人人平等。 因此, 随着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的不断变化, 不得不对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承包地及时更改分配。 这会对农民造成一种不安全感, 而这种不安全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十分有害的。

1.3 土地收益权受限

目前, 土地征收补偿是农村土地收益的核心问题。 征地补偿主要存在范围过窄、标准偏低以及分配不公等问题, 严重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收益。 征地补偿的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从中可以看出, 我国征地补偿是针对被征地人的损失而确定的补偿范围, 而不是针对征地行为所造成损害给予的补偿。 对于征地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其中, 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6~10 倍, 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4~6 倍, 并且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 这种征地补偿标准完全与原用途挂钩, 忽略被征地的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土地供求状况等地价因素, 造成土地征收价格与其真实市场价格存在巨大差距, 显然极不合理。 另外,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混乱, 加上征地补偿标准并未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以致出现了征地补偿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据调查显示, 目前大量土地征收中, 农民只拿到土地补偿费的5%~10%, 村集体留下20%~30%, 其他60%~70%为政府及各部门所得, 农民土地收益受到严重损害。

1.4 土地处分权残缺

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 理论上享有对土地的买卖、转让、租赁和抵押等处分权,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 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事实上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只具有耕种权、部分收益权和极其少量的处分权, 与该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内涵相比, 其内容是很不充分的, 其权能也是残缺的。

2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观点

学者们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的缺陷出发, 提出了各种改革主张, 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实行农村土地土地国有化, 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保留现有土地所有权, 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2.1 土地国有化观点

土地国有化, 就是在所有制上将农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家所有, 以国有租佃制、国有永佃制、国有股份制等形式赋予农民永久使用土地的权利, 即国家所有, 农民永佃的使用制度。 一部分学者认为, 土地国有化既符合土地的自然属性, 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 同时规避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权能不全、与国家所有权关系不清等缺陷, 土地产权将名正言顺;土地国有化将有利于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益。

2.2 土地私有化观点

与土地国有化对应的是土地私有化观点。土地私有化, 就是在所有制上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私人所有土地, 实现土地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交易权和继承权的高度统一。主张私有化观点的学者认为, 土地私有化之后, 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明晰的产权, 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有利于土地流转, 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 从而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土地私有化后, 土地的自由交易可以使土地发挥最大的作用;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理由, 秦晖教授认为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遏制官员圈地。

2.3 对各方观点的评析

关于土地国有化, 首先, 我们应该看到, 土地国有化之后, 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仍然是分离的, 最重要的所有权将掌握在国家手中, 势必会对农民的使用权造成侵犯, 导致产权残缺。 另外, 土地国有化后为国家征收土地提供了便利, 难以保证农民的土地不被低价甚至非法征收, 农民的合法收益权益将更难得到保障。 最后, 土地国有化未必会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缩小农村与城镇间的贫富差距。 因为这种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没有实现它应有的生产效率所致的。 土地在农民手里, 除了种地几乎别无选择, 只有土地能够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自由的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 才能享受到高利润和高回报。 而土地国有化并没有改变农地两权分离的状态, 难以充分发挥其经营效益。

关于土地私有化, 最大的困难是它触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根基, 将动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难以操作。 其次, 土地私有化后, 城市工商业资本和农村强势团体势必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 追逐利益, 在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有效建立的现实条件下, 将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再次, 土地私有化, 允许土地流转, 将诱发土地兼并, 使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为严重。 最后, 即便推行土地私有化, 私有化后如何公平、合理、有效地分配农村土地也是棘手之事。

由此看来, 无论实行土地公有化还是土地私有化, 在中国现行经济社会条件下都是难以实现的, 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 保留现有所有权, 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是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主线。

3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

今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做出了比较全面的部署。《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选择若干试点,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精神在土地问题上的体现。因此,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结合实际, 提出以下对策。

3.1 明晰产权主体, 规范权限范围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只有在维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 才能有效地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但在此前提下, 必须对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进行改革和完善, 通过法律明确规定集体所有权的主体, 强化村一级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多重产权主体权限不清的问题。 国家应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3.2 完善土地征用与补偿机制

首先应规范征用土地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目前中国的法律并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解释, 对征地范围和目的未作出明确界定。 因此, 对公共利益作出更明确规定和阐释, 对规范征地范围具有积极作用。 然后, 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 通过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属性, 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 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3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为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良性发展, 各级政府需加强宏观调控能力, 严格规范土地流转的秩序和方向。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这就要求基层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资源, 建立统一规范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为供需双方提供价格评估、政策咨询、合同签订、纠纷处理等各项流转信息服务。 同时应把握好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 土地流转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严格控制农地流转后的非农化使用, 绝不改变农地的农用性质, 保障粮食安全。

3.4 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 由于我国农民经济来源单一, 土地既承担着生产资料的功能又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功能。社会保障属于公共品, 理应由国家和政府来提供。但现实情况是, 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属于低层次的。城镇居民没有耕作的土地, 但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农村要完善, 完全不用考虑没了土地后该怎么办。农村居民则不同,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保障, 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作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首先要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实力。其次, 各级政府应制定出适应各地区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规范, 建立村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基金, 增加对社保基金的投入, 发展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事业, 从而减轻农村土地所担负的过重的社会保障功能。最后, 要以开明的态度鼓励乡村社会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 以民间组织的合作互助来弥补政府保障的不足。

3.5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就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要继续做好立法工作, 梳理和调整现有农村土地产权法律法规中的模糊和不规范之处。同时, 对政府对农地的行政侵权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 保护农民的利益, 监督、约束政府随意处置土地、私自截留资金的行为, 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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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次芳.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三十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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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卫祥云.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J].新经济导刊, 2013 (9) :8-9.

[10]叶剑锋.传承与创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困境与路向抉择[J].学习与实践, 2013 (11) :61-68.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5

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论 文 题 目 关于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报告

专 业 班 级

姓名（学号）

实 践 时 间2013年2月15日—2013年2月20日

2013年 2月22日

关于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的社会实践报告

摘要：

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土地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搞好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

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正文：

近年来，洙边镇坚持“群众自愿、依法实施、集约经营、利益保障”的原则，在保证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土地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实施了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全镇共发展土地合作社8

家，其中市级试点合作社3家，区级试点合作社5家，入社土地9783亩，有效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一、洙边镇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模式

（一）、创新实施了“一证、一所、一社”为内容的“三位一体”农村土地使用产

权制度改革模式。

一是发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对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进行确认，发放具

有抵押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赋予了农村土地资本运作的功能。目前全镇

发放了产权证3384本。

二是成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开展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指

导群众建立农土地合作社、建立合作社各方面利益保障机制，服务农村土地使用

产权改革工作开展。

三是发展农村土地合作社。合作社在保证土地使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接受

群众以土地使用产权入股，实行产业化经营。

（二）、确立了“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社运作模式。农户以土地为资

本入股土地合作社，享受保底金和盈余分红，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为企业建

立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企业为合作社提供产品订

单,实行护假回收，提高合作社抗风险能力。

二、洙边镇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主要做法

在推进农村使用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主要坚持了四项保证，五项扶持，一深入。

(一)四项保证，即利益分配保障、风险防范保障、矛盾调处保障和党建保障。

一是“分配分配保障”。二是“风险防范保障”。三是“矛盾调处保障’。四

是“党建保障

（二）五项扶持，即“贷“、“贴”、“保”、“扶”、“奖”。

一是“贷”。积极帮助合作社办理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满足经营者的资

金需求。目前，全镇合作社已累计贷款880万元，还有280万贷款正在审批中。

二是“贴”。对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由财政给予全额保贴。四是“扶”。在技

术，资金、政策方面面对农村土地合作社进行全面扶持。目前，全镇已落实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资金120万元，扶贫互助资金25万元及农田水利工程、农机具补

贴、良种补贴、阳光培训等各类扶持资金180万元用于合作社发展。五是“奖”。

对运作好的合作社，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扶持，镇财政先后发放资金

80余万元，仅2011年，民生合作社就获得上级及镇奖金60余万元。

（三）一项深入，即深入突进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是适时探索新“三万一体”制度改革模式。合作社的发展，让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的农民渴望过上城里人生活。我们积极探索实施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

革、农村社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新“三位一体”改革‘以农村土地建设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以小城镇开发拓展创业就业载体，实现农业、农村、城镇良性循环，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是搭建城镇开发融资平台，推进城乡快速发展。注册成立了“贵禾伟业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小城镇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吸引农村土地合作社社员分红资金、社会资金入股，建设农村社区、城镇基础设施等项目。目前公司投资经营的项目

已有十几个，民康庄园和文化社区已建成交付使用，总投入3.84亿元的田园社

区正在建设；实施了总投资1982万元的国家级土地整理项目、总投资4200万元的郭河湿地治理等3个投资百万元以上的农业项目。公司计划近期开发建设总投

资3188.6万元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建筑面积140000平方米的城镇新

商业区等项目。

三是提高社员社会保障，推进农民变市民。在入社社员入股保底资金不变的情况下交出分红权的社员的医疗保险由合作社支付。对到小城镇购置公司开发的住房的合作社社员每平方米给予100元政府补贴。同时社员在镇域范围内的公司

就业优先安排录用。社员在创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资金困难的，公司根据

贷款人的实际偿还能力。为其提供一定数额的银行担保贷款。这样让更多的农民

愿意入股，交出分红权，到城镇生活，实现农民变股民、股民变市民‘真正过上

城里人生活。

三、洙边镇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成效

一是推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合作社对入社土地实行统一集中种植、劳务安排、农资供应、技术指导、收购销售的“五统一”规范管理，标准化生产。同时，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民生合作社注册的“久红”牌红椒、“久红”牌马铃薯获绿色食品认证，实现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二是破解了农业规模发展资金难题。合作社可以利用土地使用产权证向银行

抵押贷款，解决了资金制约。

三是提高了土地的产出值。合作社通过统一购买化肥、良种、农药及各种生

产资料，每亩降低生产成本280元，统一机械化作业，每亩降低劳务成本300

元，统一种植高产高效作物每亩增收3000多元，免费办理农业保险，又提高了

农业抗风险能力。

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土地改革在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同时，有效增

加了农民收入。2011年全镇合作社入社群众户均增加6900元。

五是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农民土地入社后要到城镇居住，城镇投资开

发公司的成立又加快了城镇建设步伐，进而加快了城乡统筹步伐。

四、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一）土地权属不清、承包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流转

（二）部分地区土地流转存在非粮化

（三）流转期限短期化不利于经营者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四）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影响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五、引导土地流转规范推进的合理化建议

（一）切实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长期化和规范化

（三）正确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土地流转的行为

（四）强化对规模经营从事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

（五）加强政府部门对土地流转的服务与管理

六、结束语

在莒南县洙边镇的社会实践中切实看到了土地流转带给当地百姓的好处，同时也有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工作做得更好。在此也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莒南县洙边镇党委《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情况汇报》

土地制度改革本质在于完善产权 篇6

所谓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规定的产权结构规定，其所有权在集体，经营权及相关的收益权在农户，但实际上，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都有严格管制。

首先，无论是使用权人还是所有权人，都无法主动提出邀约并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只能被动依赖于政府单方面发起的征收，农村土地才能上市成为建设用地。而征收也并非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只按“最高不得超过所占耕地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的标准进行补偿，在城市地价高企的背景下，政府转手就能以补偿价9倍以上的土地出让价转售给开发商。

其次，土地的用途也受到严格管制。已有的一些土地流转的试点，也明确规定“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这意味着，即便使用权人可以绕开地方政府，通过更加主动的有偿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但相关土地依然只能在农村部门内部发挥作用，无法带来跨部门资源配置的超额收益。

土地制度改革的症结在于，土地产权属性及用途变更而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如何分配。

一方面，市场将土地与房产的真实价值不断展示出来，让农村权益人越来越看清自己手中土地的潜在价值，而不愿被低价剥夺土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已经高度依赖于级差地租的摄取，一些地方甚至不惜放任強拆现象，造成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日益尖锐。

三中全会之后，安徽省政府迅速作出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其中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表明“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等”，相当于在用途方面放松了部分管制；而“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实施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按有关规定有偿调剂使用”，则意味着在产权转移和上市等方面也将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这些试点都是边际上突破原有制度的有益尝试。

纵观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大势，土地要素不可能持久独立于市场配置机制之外。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势必要从特定部门一言而定，逐步转向更多兼顾所有利益主体的诉求来协商而定，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巨额级差地租在土地产权所有者集体、让渡经营与使用权益的农户、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公共部门、开发土地的企业、受到开发项目影响的其他市民等之间的分配。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财产权,权能,金融信贷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农村改革问题, 这是应对抵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及时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紧迫而长远的任务。改革开放30年, 从经济积累、技术进步、政治改革等方面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来, 我国农村由于受到多种制度的限制, 仅仅承担着农业生产部门的作用, 农村土地仅仅是农业生产资料, 而农民也只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要素而已。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隔断城乡的制度模式, 严重导致了“三农”问题的凸显。而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建设, 土地价值得以彰显, 土地归属的制度性问题成为当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焦点。土地问题其实是最本质的问题。

一、现有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 包干到户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解决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户独立支配个体劳动成果的个体劳动效率问题, 它所产生的效应是基于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基数而产生的效果总和, 这样的简单制度模式所形成的制度效应周期大致5到10年就达到了制度饱和。亦即劳动效率的提高解决了当时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的同时, 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水果、蔬菜、牧畜鱼的大量增产过剩而不增收给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 而其后的近20年时间是农民工进城缓解了这一压力。

第二, 村民集体所有与集体所有制导致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农民对集体土地的享有权 (占有权) 与生俱来, (以村, 基本上以村民组为社区单位的) 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社区 (本村民小组的) 土地的权利, 由此而生成的土地成员权或承包经营权就必然要求社区土地能随着人口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调整。土地周期性调整所产生的承包经营权缺乏排他性使农民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预期, 这不利于激发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 不仅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而且影响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造成耕地减少、地力下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农业 (特别是农田) 投入不足等短期行为,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农民占据了土地, 但许多农民已经无需对土地的依赖, 但显然不会无条件放弃对土地的占有权, 同时土地之上的农作物单位收益率不大以及人多地少造成农户总收益不足, 占有土地而不耕作土地, 农村土地大量抛荒, 已成事实。

第三, 城市化发展、城镇建设征用城镇周边农地, 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过程在不断发生, 土地的所有权属性从农村集体所有转变成企业、城市居民个人资产, 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 所获得的征地补偿费偏低。在现实中,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管理混乱, 乡扣村留现象严重, 最后真正分到农民手中的补偿费已经不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 也失去了今后生产生活的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守英认为, 一直以来, 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之外, 或者对农地非农使用的决策权受到很大的限制, 收益权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么一套土地制度的运作规则带来的结果是, 整个中国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增长, 但同时也隐含了很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

第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制度上鼓励支持农民自主支配个人劳动所得, 此外, 农民再无其他财产权。而相比之下, 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城市居民购买房产等改革措施之后, 城市居民已拥有受国家法律认可和保护的除货币之外包括房产、股份股权、社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财产权。而农村土地“在经过规划、征用、开发和转让以后, 经过相应级别部门的批准, 这些土地可以直接转变为企业或单位所有, 并随着附着在它上面的资产, 土地也随之成为私有产权。土地不许农民私有, 但是土地产权性质的演变却在进行。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土地资源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城镇、非农产业和企业公司, 转变为其他产业和经济个体的资产”[2]。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土地之上的产出预期和投入, 需要稳定和明确的土地产权。

我国已从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局部现代化的国家, 要建设一个全面发展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必须解决农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发展农村经济,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不仅要财政扶持, 更要从制度上解放农民, 逐步减少对农民的制度束缚, 消除城乡制度“二元化”结构, 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因。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 调整农村土地制度, 赋予农民法定的土地财产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根本。

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方向

作为国家意志上的制度调整, 至少要考虑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能否更大程度上提高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否承担制度改革的社会成本。当建立在一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所承载的社会发展要求已逐步趋于饱和, 甚至不能满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时, 现有制度框架调整的要求就上升为首要目标, 利益调整的矛盾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首先体现在理论上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最终归结于能否更大程度上提高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条件进行制度调整和改革。土地制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分配, 显然土地制度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 所基于的理论基础应确定为社会关系的调整, 历史上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调整最终都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实现的。因此, 一般意义的改良主义方案与调整实施要进行社会大动员所需成本相比较, 显然是毫无实际和现实意义的。作为国家意志的土地制度调整, 至少在一个大的社会关系范围和一个相当的时间长度, 如50年或者100年以上, 才能够持续推动基于这一制度关系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

(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经营权能否界定农民土地产权

1. 占有和平均使用土地是目前农村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也就是以承包地的名义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本村民小组成员使用, 但其占有和使用都是不固定的, 既无确定的地块, 也无固定的数量。因为要按人口均分, 而人口是变动的, 因此各地不管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 大都5至10年调整一次, 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村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代表, 即集体所有。很明显, 这样的土地关系是无法从法律上来界定的, 其主体和客体都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这30年,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缺失法律的关系, 但是人口的变动、土地的流转在实际发生。

2. 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时, 并没有考虑土地产权的归属问题, 只是平均占有土地关系的延续。因此, 在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经营权也是平均占有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 没有具体地块和具体土地数量的明确的、排他性的权能。更何况承包经营关系只是合同关系, 无论其合同期多长, 它都只是一种契约关系, 承包经营权不能界定具有完全意义的法定财产权。因此, 承包经营权无法作为产权来界定。

3. 确认土地集体所有, 是虚拟的名义所有, 还是实际所有。若是虚拟所有, 必然带来所有权主体虚置, 农民农村土地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若是实际所有, 包括新出生的本村村民就有实际的所有权, 按人口均分土地就必然要往复循环, 农地保护和农业生产无法发展, 只能局限于小农生产, 土地资源被巨大浪费。

4.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 把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权能界定给农民。一方面村民委员会职能机构无力承担管理责任, 而强化其所有权的控制权也可能会回到生产大队的形式;另一方面, 村民获得承包经营权只是相对于本村村民, 其权威性变小, 流动性和可交易性变弱, 权能强度太弱, 与制度调整效率矛盾。

5. 以村或组为地域划分集体所有制或管理模式, 显然是把农村和农民限制在现代经济之外, 而从政治上也是不平等的。“人为地强制赋予集体所有制意识形态属性, 违背了土地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那种把农地集体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神圣不可动摇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教条主义。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工具, 它本身并不自然带有制度属性。”[3]从严格意义上说, 集体所有制只是特定时期的制度形式, 自实行大包干及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集体所有制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内涵, 既不适应小农经济, 更不适应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 但却囿于意识形态的自我禁锢, 导致集体资产的大量持续流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如强制盖在农民头上的帽子, 把农民永远圈在农村, 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已成为隔断城乡统一发展的制度障碍, 调整农村土地制度首先必须突破集体所有制误区, 剥离已经虚置的集体产权主体地位。

(二)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否是土地确权的障碍

所谓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 只是一种现象, 这正是“三农”问题的体现。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土地承担着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就业的直接保障功能和养老、医疗的间接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完成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后, 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这种把国家责任排除在外, 将保障制度建立在依附于土地保障的基础上, 又试图使其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悖论。”[4]坚持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观点, 实际上仍然是不愿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把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割裂的权宜之计。

(三) 地方政府的控制权是否因土地确权而减弱

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不仅要控制土地的使用管理权, 而且土地的价值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 国家在土地上的收益是国家代表公共权益的收益。无论现在所指的国有土地还是农村集体土地都是国有土地, 现行的土地一级开发权由政府掌握正是土地价值的体现。获得土地使用权的社会个体, 无论是农民、居民还是其他法人个体, 在土地交易中的所得都是土地使用权的使用价值的体现, 都是权能的价格体现。当然现行制度下表现为权能的价格分配, 但是指责政府挤占农民的土地利益, 显然是夸大了农民或其他社会个体对土地拥有的权能。土地开发商的收益是由资本决定的, 与土地权能不在同一讨论范畴。农村土地确权后, 获得土地使用权的社会个体实现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形式由市场决定, 政府的所有权价格实现形式由招标拍卖实现。一块土地的价格是两个权能价格的总和, 而不是由政府征用土地后再把总价格拍卖给开发商。

(四) 农村土地确权的实现形式

集体所有制是人民公社的延续, 大包干和之后的承包责任制则是一种突破。当然承包责任制只是劳动生产效率关系的调整, 并未涉及土地制度的调整, 进一步推动农村发展的制度需求就是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大包干来源于农民自身内部的自我调整, 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则必须是国家意志的制度供给。农村土地既是农业生产资料, 又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财产保障。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效益与财产增值效益?把农村土地仅看作生产资料, 其实仅仅是基于土地属性中的使用价值的发挥, 而土地的基本属性是财产属性。承认农村土地的财产属性, 不仅包含所有权, 更包含使用权。土地的属性可以分为以使用权为主的财产权属性和以控制权为主的终极所有权属性。这里的财产所有权属性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我们必须给予社会对某些物的直接所有权, 但绝非给予它对一切物质生产资料的直接完全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 应把为了使用的财产权留给个人, 把为了权力的财产权留给民主国家。”赋予农民农村土地以财产权, 但不是完全意义的私有化土地所有权。“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第一推动力,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 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 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动力。”[5]

如何界定农村土地产权?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参照形式, 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个人、企业单位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继承、赠送, 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具有财产属性。农村土地可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 直接界定给农民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同等效力的土地使用权。这里的土地使用权只是相对于“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6], 而在国家之下, 无论是城市居民, 还是农村农民, 以及企业单位, 它们所拥有的土地都具有同等的权能, 都具有财产属性。也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个人、企业单位获得的是具有财产属性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农民从国家分配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而不是从村集体承包土地使用, 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相同的财产属性。只有如此, 农村土地使用权才有相等的权能强度, 才具有权威性、排他性, 农民与其他同具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人之间才具有同等的交易地位。

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当一项制度创新从决策到实行, 最终必须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在于社会动员。农村土地确权是一切理论讨论的终结, 无论是延续承包经营责任制、999年永佃制, 以及土地使用权或者直接的所有权的形式, 都必须最终以确权的形式实现。回避土地财产权归属农民, 而讨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股份制合作甚至土地货币化等都是本末倒置、以果证因。搞好农村土地确权首先从类别上划分土地类型为城市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农业用耕地 (法定保护耕地) 、一般农用地、林地等, 由县级政府组织区域内土地按用途进行规划, 规划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要求, 其适用年限应在30～50年, 并应通过本级人代会的审议通过。必须指出, 城市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仍然是规划的预用地, 在建设之前仍然是农民的农用地, 农民即使交易, 但未经国家政府批准不能用于建设。其次, 划分土地的原则是以现有承包地为基础, 按人口数均分土地, 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各村设计分配方案必须要经过村民代表的反复讨论, 经过全体村民投票表决通过, 并要设立截止时间。再次, 建立县级统一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所, 由土地、农业、林业管理部门联合构成, 按土地类别分类管理, 建立明细的交易档案;建立土地档案, 加强地籍管理;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运作的立法、执行和仲裁机构;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信息、咨询、预测和评估等中介机构, 使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建立健全地价评估机制, 制定农村土地估价指标体系, 确立科学的评估方法, 使农地估价有章可循。

三、农村市场化、土地资本化,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途径和最终选择

农村土地确权之后, 并赋予农村农民土地以财产权, 农民才会倍加珍惜保护土地、经营土地;也只有明确财产权属性的土地使用权, 农民转让、出租土地才能获得市场价格的收益 (当然个别较发达地区在农村土地没有明确产权的情况下实行的所谓土地参与股份模式只是少数势力者绑架农民意愿无偿获得农村集体财产控制权) ;同时也为农业企业化经营提供了制度基础。当然农业的企业化、规模化经营并不是土地产权制度调整的直接目的, 但一定是土地制度调整后经过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最大限度地赋予农村农民土地财产权这一制度调整为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制度调整的创新效率体现在我们国家已有明显的例证, 农业生产大包干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当时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改革开放解除了后顾之忧。而隐含在改革开放这30年的后半段, 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而被忽视的制度创新成因是房屋产权证的发放与金融创新相结合, 动员了大量社会资金, 推动了房地产业及其他民营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农村土地的低效益化与最具价值的最大规模的最普遍存在的土地财产及财产资本化可能产生的预期效益形成鲜明对比。农村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要素, 更是不可再生资源、财产资源, 其资本要素地位在现代社会更具彰显价值。让沉睡的资源发挥作用, 这就是制度创新与改革的需要与动力。

当赋予农民农村土地以财产权以后, 农村土地的价值属性就可以从土地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 并成为现代金融信贷系统中最具信用品级的抵押物。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至今处于市场货币和信用网络的覆盖和管辖之外, 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尚未纳入现代金融货币体系的群体。我国信用等级最低或者说根本没有信用的人口就是农民。薄弱的国家货币信贷根本辐射不到他们身上, 他们除了承包经营土地靠天吃饭和划定的宅基地外几乎没有任何信用资本。把土地作为农民的信用资源, 建立起以货币为基准、信贷为基础的土地信贷覆盖网络, 让农民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贷款, 将大大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 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现代经济运行的系统里, 货币与信贷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和创造出来的运行管理工具。也就是说, 现代金融制度是建立在一定信用保证体系的基础之上, 不仅为商贸提供借贷, 而且增加了货币总量, 银行成为了生产信贷的机构。当游离在现代货币信用体系之外的僵死的土地一旦进入量化的金融信贷系统, 土地就将成为特殊的货币, 成为金融信贷系统中最具信用品级的抵押物。现代货币金融体系赋予了贫瘠的土地以财富。土地的货币化及其土地财富的增值, 都是和货币的现代性即信用体系密切相关的。[7]农村土地产权能够在法定的物权意义上以货币化的方式进入银行的生产信贷机构, 土地的价值有多大, 它的信用价值就有多大, 从而银行的信贷生产机构就可以增加相应的货币投放。可以想见我国农村土地与人口的巨大数量, 将会多大程度地刺激经济的发展。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将由此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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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盖国强.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制度创新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3) .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8

厉以宁称, 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 所谓双重转型, 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方面, 厉以宁称, 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 但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 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与城镇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 福利待遇低, 需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 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 当前还没有对农村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 这正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 但是需要调整, 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城镇化过程正在进行中, 人的城镇化是当前最主要的,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问题。

“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使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 比如医疗。所以说, 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 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厉以宁指出, 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 二次分配补, 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 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9

一、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普遍存在农村土地产权不清的问题, 河南省在这一制度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定义抽象模糊, 集体包括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三个层次, 但乡政府和村委会本身都不能够作为产权主体。因此, 集体土地产权所有者在法律上并不真实存在, 集体土地产权形同虚设。但实际上, 集体土地的支配者和受益者往往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 使得农民遭到巨大损失。

2. 产权的权利不完整

在讨论土地产权的问题时, 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明确。土地所有权指的是, 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土地的四项权能。但目前河南农民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上有所缺失。一方面, 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未经县级以上的土地管理部门批准, 农村的乡镇、村及村民小组都不具备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但现实中, 仍有部分乡政府及村委会强行对土地实行处置;另一方面, 部分土地被国家征收, 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 更有部分征地补偿费用被在层层下发的过程中被乡干部及村干部截留, 使得农民只获得小部分补偿。这种做法限制了集体的收益权。

3.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指的是, 土地权利全部或部分地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其他主体, 实际上指的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近年来, 河南省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于是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农村土地产权主题本身就不够明晰, 加之没有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做规范, 因此在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难免中就会出现各种漏洞, 例如, 土地流转合同的权、责、利规定不明确、项目审批不严格、流转程序不当、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 不仅引起了诸多不必要的纠纷, 损坏了农民权益, 还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不合理使用, 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金融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制约

河南农村的金融借贷制度与农村土地流转资金借贷需求之间的衔接还存在一定的空隙。部分项目需要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 但是由于农业市场风险的存在和银行相应制度的不完善, 农户得不到充分的资金, 致使一些能够真正提高提低效益的项目不能够切实启动, 制约了土地流转的高效进行。

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

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虽然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社会在一定时期的快速发展。但这种以单个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 分散生产、单独核算, 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规模生产, 不利于机械化的大范围推广。单个家庭势力单薄, 经营方式有限, 成本较高, 也使得土地经营难以形成产业化和集约化。

二、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分析

1. 政府重视程度的提高

近年来, 随着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所存问题的暴露, 政府的重视程度逐渐有所提高, 政府的扶持力度也不断加大。河南省相关部门根据中央出台的关于“三农”发展的文件和各项会议的指导精神, 加大了农村各项改革, 积极推进城镇化, 将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摆在农村发展的首要位置。

2. 农业科技的发展

近年来, 河南省农业科技的发展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技术基础。各色农业科技企业不断涌现, 立足当地环境资源优势, 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运作模式。

3.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在探索中不断细化和健全。目前, 河南省为了充分解决“三农”问题, 也根据本省情况对农村土地法律法规进行了完善。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但不断得到完善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必将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进行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4. 地方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实践

为了更好地适用新时代的发展模式, 一些地区开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农村土地改革。地方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实践为河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力借鉴。例如:2008年, 四川成都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土地颁发产权证, 并允许流转, 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009年, 山东等地采取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创新形式, 引导农民依法有序的进行土地流转, 通过土地入股的形式实现了土地经营的企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

三、推进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对策分析

1. 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农村土地产权必须是集体产权。但就河南现状来看, 要想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够明晰的问题。相关法律规定要严格明确土地产权的具体归属, 准确界定乡、村以及村民小组三个层级的权利和义务。完善土地登记制度, 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及其所有权, 防止乡政府和村委会随意转让、征用、滥用土地。

2.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流转的本质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 能够有效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刺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有利于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 还可以使农民更充分地受益于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 实现土地的资产价值,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为农民提供信息咨询、代理服务和法律援助, 帮助农民在评估价值、商定价格、签订合同、调解纠纷等环节中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河南土地流转制度的持续有序运转提供可靠的服务平台。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就河南现状乃至我国国情来看,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来源。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行, 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就要着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充分解决土地流转之后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和保障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养老、农村合作医疗、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互助、优抚安置等制度, 解除农民放弃土地生产经营经济来源的后顾之忧。

4. 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制度的完善和相应的资金支援。健全农村金融体制, 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 能够解决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融资和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促进农村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还应该为农民提供通过抵押土地使用权来获得启动资金的机会, 强化农业技术投入, 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金融体制的完善使得“三农”的发展有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5. 完善农村土地征用与补偿机制

针对目前河南省在土地征用与补偿体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 需要大力完善相应制度, 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收益权。各级政府在向农民进行土地征用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 遵循法律流程, 及时让农民明确征地及补偿的相关法规、政策、程序。征用土地时应该通过公开透明的招标、拍卖等形式展开公平竞争, 必须由当事农民参与, 充分听取农民意见, 并按照法律签订有效合同, 禁止私下交易和口头协议。对于被征用的土地的后期管理, 相关部门要严格重视, 防止土地被非法用于其他用途。此外要严格把关补偿费用的发放。专门的清算机构应科学公正的计算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 并将核算结果和相关核算资料妥善备案, 以备后期核对。相关部门都要向村民公布补偿核算标准及实际补偿费用, 并及时向村民发放费用。建立管理监督体制, 严格防止补偿费用的层层截留。

6. 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

解决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所存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完善制度建设, 不仅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还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 减少他们对土地经济来源的过分依赖。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要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相关法律规定中模糊不清的内容, 根据时代发展随时调整不符合现状的内容, 及时补充法律空白, 准确界定权、责、利的归属问题, 使得土地纠纷的解决有法可循。此外, 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 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防止政府个别部门慌借职权之便侵犯农民权益, 加大对土地流转、土地征用及补偿等问题的监督力度, 严厉惩处违法行为, 促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健康有序发展。

7.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建立健全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 政府部门要发挥自身职能, 要适度加强宏观调控, 确保土地产权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 尤其是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严格掌控土地流转秩序和方向, 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发挥政府服务职能, 保障农民生活的基本需求。

8.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持续发展, 必须要统筹兼顾, 合理配置城乡资源, 整体安排城乡布局。首先要壮大城镇的发展, 以城带乡, 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吸纳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另外要健全土地流转体制,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充分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我们得知,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河南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 需要政府提高警惕, 加快改革, 尽快解决日益突出的土地矛盾, 以促进河南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高效性,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摘要：农村土地问题是直接影响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 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河南作为我国的一个农业大省, 亟需探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本文根据河南农村的具体实际, 分析了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存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对策。

关键词：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条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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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10

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

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概念界定模糊笼统,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 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或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体就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三级组织所有。在现实中村委会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 因为土地征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绝大部分被村委会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财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把土地所有权证发放到村, 有条件的发放到村民小组。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晰, 成了多主之权。

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法形成农业发展规模化和产业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 解决了激励不足的问题, 但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制度, 由于分散耕种, 单独核算, 加之农民缺乏农业生产专业技术, 缺乏农产品市场信息的搜集分析, 缺乏农业机械设备等, 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先进技术的采用及推广, 无法形成农业生产规模化。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 市场竞争力弱,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收益下降, 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 加之城乡收入相差悬殊,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农民抛荒弃耕现象比较严重。同时, 家庭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产品储存期短, 农民个体经营市场势单力薄, 只能承担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某一环节, 无法形成农业生产产业化。

1.3 农民土地收益被剥夺, 农民权益受损失

农民既然是土地使用者, 土地增值收益本该归农民所有, 但农民对土地收益和处置的权利被剥夺。在农民土地被征用时, 土地征用补偿费却被乡镇政府、村委会分割, 到农民手里只有微乎其微。在征地过程中, 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流于形式。没有开通和畅通有效的救济途径。有的地方政府强行征地, 压低标准征地后获得高价出让收益。村委会却成为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受益方, 部分失地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 农民利益和权益受到损失, 不能保证被征地上的农民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经常发生失地农民集体上访事件, 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1.4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无法体现

长期以来, 农民两大财产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得抵押和转让。承包田和宅基地不能抵押限制了农民融资行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本来收入不高, 资金短缺, 原始资本积累速度慢,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受限, 无法形成资本交易有形市场, 农民缺乏融资渠道, 只能采取民间借贷, 利息高出银行利息的2～3倍, 更加剧了农民资金紧张压力, 很难进行农业扩大再生产。影响了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承包田和宅基地不能转让限制农民离开农村,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就等于丧失了集体土地的那部分份额, 断了退路, 既失去了土地使用权, 也不能实现土地收益的变现。

1.5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受限

我国目前法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用建设, 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并依法取得建设土地的企业, 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出售给城镇居民, 只能转让给本村村民, 还得经村委会同意。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转让交易, 只有政府征用后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同时, 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行抵押, 首先要经过村委会同意, 才能进行抵押, 如果经营不善无法偿还贷款, 就意味着将转化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相比, 同地不同权, 弱化了集体土地的物权。阻碍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2 对策

2.1 明晰产权主体

美国经济学家恩拉恩·埃格特森曾指出, 产权方面的细微变化可以改变经济系统业绩并导致经济的增长或停顿。我国现行混乱的集体所属产权不但不利于耕地的管理与保护, 而且束缚了农民的生产自由, 侵犯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当务之急政府应尽快立法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实行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 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解放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束缚, 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按照尊重历史、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 农民宅基地、承包地和预留的机动地所有权由村委会回归给村民小组。农民承包地由农民长久使用, 每10年根据农民家庭人口、农地数量、土地结构等因素变化情况对承包地和预留的机动地进行调整。为了加强土地宏观管理, 更好地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更好地保护耕地, 将原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所有和管理的农村公共设施、办公楼、养老院、学校、企业、农田基础设施以及共用的山林、坑塘、水面、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果园等公共财产一律收归国有。

2.2 采取农业股份制、农业经和组织等经济形式, 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产业化

推行农业股份制、农业经合组织等经济体, 把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要素优化整合, 实现统一综合经济, 对农民承包地及地上物进行作价折股, 农民股份要占60%以上, 避免股份公司控股, 不得改变农用地土地用途, 农业股份公司可以根据当地气候、地理环境、土壤土质、先进科技、市场信息和农机设备等条件因地制宜研发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深加工和销售。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竞争力, 形成集约化、专业化的农业区、蔬菜区、畜牧区和水产区等, 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

2.3 促进农民宅基地和承包田的流转

取消农民宅基地和承包田不能抵押和转让的限制, 以农民宅基地和承包田为抵押物, 建立土地信贷有形市场, 进行融资, 实现土地资本化, 同时要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 制定实施农村土地信贷新办法, 畅通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渠道。如果农民因经营不善无法还清贷款, 可以对宅基地和承包田全部财产的一部分进行拍卖, 保证农民最低生活底线。农民宅基地可以进行出租、转让、继承、赠与。承包田可以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入股, 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形成有序交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为农民土地生产扩大再生产提供重要条件, 刺激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同时, 由于宅基地和承包权的流转, 农民获得了收益, 并保留土地份额, 没有了后顾之忧,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2.4 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由于集体建设用地 (包括乡镇村企业用地、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用地、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小型私营企业用地和家庭作坊等各业用地) 收归国有以后, 可以按照国有土地交易规则进入市场进行出租、租赁、转让、出让、抵押、兼并、联营、收购、拍卖、赠与等交易行为, 尽快建立集体用地基准地价体系, 采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合理调整和分配土地流转收益, 更多地采取招拍挂市场运作方式, 力争实现最大收益。尽快建立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流转机制。

2.5 进一步规范土地征地行为,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将土地征用补偿费由乡镇政府、村委会归还给村民小组。乡镇政府逐渐退出土地所有权职能, 单纯行使土地管理职能。直接与农民面对面协商土地补偿费, 采取区片综合地价新办法提高补偿标准, 国家要尽快立法界定公益性征地的范围, 对于非公益性征地通过土地出让来进行。

摘要：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分析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土地,产权,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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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冰,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我见[J].中国经济问题, 2009, 5.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11

关键词：用地违规；确权模式；地权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22-09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减少集体土地强制征用范围，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农户承包地可流转；农户房宅可出让、出租、入股、抵押（没提继承权）。中央希望通过对农户固定资产改革构建农民财产性增收机制。但是，平顶山市农地确权实践显示，在农地确权颁证高峰期的2012-2014年，农地违规案件从63件上升为320件，增长了5倍。由此可见，农村土地颁证确权并未减少农地违法案件的发生，相反还呈现上升趋势。课题组在河南信阳、郑州与新乡等地市的调研也发现类似现象，我们把农地颁证确权严肃执行与农地违规案件上升并存的现象称为“农地确权悖论”。如何看待农地确权颁证悖论？这是产权理论发展滞后造成的，还是产权理论中国化不力造成的？是农地确权工作程序失灵引起的，还是确权创新不足导致的？是在确权颁证前早已潜伏，还是在确权颁证中萌发的？是农地确权颁证中的偶发现象，还是特定国情下农地产权改革必然结果？是对农地违规案件界定的法理差异造成的，还是对确权颁证主体认知分歧诱致的？虽然理论界对农地确权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农地确权悖论，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因此，在理论上梳理出农地确权悖论的来龙去脉，不仅事关全国农地确权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农村改革的目的与方向；不仅关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农地改革方针的贯彻落实，而且关系到以农户增收权和农地长效流转机制的构建。基于此，本文以平顶山市农地违规案件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确权颁证背景下农地违规案件的特征及其频发的原因；最后提出以产权创新促进农地确权改革的建议。

一、农地颁证确权背景下平顶山市农地违规的特征

（一）确权工作有条不紊，公地违规案件频发

截至2014年2月，平顶山市先行开展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工作，完成了133个乡镇（街道）、2 654个行政村、17 49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共调查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102 685宗，面积715 188.73公顷。其中，耕地确权颁证工作进展顺利，例如，郏县、宝丰县、石龙区和叶县已率先完成农村耕地确权工作，但全市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进展缓慢，仅完成30%的行政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工作。例如，对沟渠、道路、池塘、草地、河滩、荒坡、荒山等集体公地确权进展缓慢，并发现大量违规案件。仅在2012-2013年，“滥占、滥圈、滥征”农地违规案件从63件上升为320件。在已经完成土地颁证确权的宝丰县、叶县，城镇周边的农地违规建房案件依旧处于高发状态。

（二）农地违规以耕地为主，农地非农化处于高峰期

在2012-2014年平顶山市违规案件中涉及共用土地从21.51到44.2公顷，期间增长了1倍，其中属于往年发生的违规案件曝光分别涉及共用土地0.02～ 36.81公顷，增长了1 840倍。一是涉及土地面积增长较快，占用耕地面积成倍增长。违规用地从38.51公顷上升为104.11公顷，增长率为170.35%；耕地从17.00公顷上升到59.91公顷，增长了252.41%。从违规目的看，违规案件以农地非农化使用地为主，主要集中在建房、采矿、办厂，但也存在农地非粮化，如退耕还林、还渔。二是本年违规案件发生率相对下降，往年土地违规旧案频发曝光。2012-2013年发生61～54件，下降率为11.48%；历年旧案曝光分别是2～266件，增长了132倍。三是农户占用耕地下降，农宅私下交易频繁。2012-2013年分别为40～251件，违规案件上上涨6倍，分别涉地面积14.54～45.37公顷，涉及耕地9.4～ 17.68公顷，增长近2倍，涉及农宅违规交易增长了4倍。

（三）违规案件纵向演进，违规主体日趋政府化

从涉案主体看，农地违规主体涉及所有农地利益相关者，且从农户、村民组、行政村向乡镇政府、县级政府蔓延。一是县级政府违规案件从无到有。从2012年的0件上升为2013年的2件，涉及耕地从0升为2.37公顷。然而，被曝光的县级违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个案以寅吃卯粮的方式内部消化。二是乡镇部门土地需求膨胀，违规用地以耕地为主。从2012到2013年乡级分别为1件、2件，涉及土地面积从0.78公顷上升为11.24公顷，其中耕地占用面积分别为0公顷、11.24公顷。在这些案件中，乡镇政府打着新村建设或小集镇建设的幌子圈地建房为主，利用土地寻租。三是集体组织违规用地上升，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村、组集体违规从5件上升到23件，增加3.6倍。涉地面积从3.43公顷上升到13.54公顷，其中村两委违规用地分别是3.25公顷、12.08公顷。在这些案件中，农村干部私批建房占87.3%。四是企事业单位违规用地非农化明显。2012到2013年企、事业单位分别违规17件、42件，上升1.8倍，违规面积增长2.8倍，其中耕地面积增长4倍。五是农户违规用地以骑路（乡村公路或十字路口）建房为主，借助新村建设或小集镇建设造成一户多宅现象，包括一户多农宅或城乡两套房现象。

二、农地确权颁证创新不足导致违规案件频发

如何看待平顶山市乃至河南省农村土地颁证中存在农地使用违规案件上升及其悖论？一种观点认为，确权悖论之所以存在，是源于确权工作组对农地性质与农业特点不了解所致，从而导致农地违规案件上升，并非因农地确权创新不足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与产权框架内对农地进行确权，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捍卫广大农民的利益，因而农地确权需要守成，不要创新[1]。但是，对平顶山市土地违规案件归纳分析发现，那些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合旧规不合新法，合新规不合旧律的土地违规案件广泛存在说明：农地确权悖论的存在不是源于不同类型农地的自然属性，而是由农地自然属性掩盖下农地确权的经济、政治属性共同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土地确权创新思路不明，农地产权量化创新不足

1.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思路不明，困扰确权工作推进。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要覆盖到全部农村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包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不得遗漏。”但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对农地自然属性及其农业性质认识模糊，造成农户土地确权路径与模式不明确。农地确权工作是走政府主导型，还是农户主导型？是走集体主导型，还是企业主导型？是走混合型确权模式，还是单一型确权模式？确权主体是广大农民，还是乡村精英？这就需要把农地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结合起来，找到既能符合现行涉农法律，又能满足多数农户对农地配置公平与效率诉求的方式。然而，各级政府对农地确权要么基于历史惯性，多数采用计划手段；要么基于自身利益，采用闭门造车。把广大农户对农地正当权益的诉求排除在颁证确权工作之外，形成政府主导型的农地确权颁证模式，从而使农地确权路径、内容与广大农户的诉求存在偏差，使农地确权在执行中难免存在分歧和产生差异，干扰了农地正常的确权颁证。二是土地确权工作是否与农村户籍挂钩，需要慎重考虑。对大学生、复员军人、养老院的残疾人与五保老人、在正式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农地权益如何界定，户籍是否是他们获得土地确权颁证的资格，相关法律、文件并无表述，从而加大了农地确权工作的难度。三是对农村消亡的家庭或集体组织的地权权属如何处置问题。对已经消亡的五保户的耕地与农宅权益归谁继承，是基于遗嘱还是基于赡养的原则？是归村集体组织，还是归亲属继承？其采用的方式、原则不同将对其农地确权路径与产权的性质有不同的影响。对消亡的村民组或自然村，对谁确权颁证，土地权益如何鉴定，所有权归谁所有？现有相关法条残缺，农地确权工作创新不足。四是集体组织直接支配并被集体二次发包的土地，对谁颁证确权？乡村不同的利益群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存在巨大分歧。

2.农村土地赋权存在歧视，造成农宅私下交易盛行。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获得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交易权，但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主要部分农宅，却因农户实际居住而排除在外。三中全会决议却把农户对农宅的权益等同于农民对耕地的权益，却忽视农宅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社会属性，及其作为农户最主要财产的准私有属性。显然，中央对同类农地进行差异性、歧视性赋权与确权政策，实质是对确权主体与客体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从而混淆了不同类型的农地的自然社会属性，最终导致广大农户土地权益萎缩与农地改革利益特权化。从改革成本看，由于中央在确权路径上没有采用“毕其功于一役”确权模式，不仅加剧农地确权未来改革成本，而且人为造成农地配置与利用的低效率。在确权模式的选择上，必然会强化集体主导型或政府主导型违规征地模式的崛起，从而造成地方“蚂蚁搬家式”地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农村建设用地，从而谋取农地非农业化的收益。这不仅难以构建以农宅交易为核心的农户财产性增收机制，而且还会对农户形成棘轮效应，造成一边是农村建设用地肆意违规扩张，另一边是农宅荒芜、村庄空心化并存的格局，使农地确权与保护国家耕地、节约土地资源初衷南辕北辙。

从法理上看，几乎现行所有涉农法律主要围绕农地用途，即对农村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与农户承包农地只进行使用权（自然属性）的管理，而忽视对农地增收权（社会属性）的放开。土地监管实质是对农户土地财产收益权的歧视或控制，变相剥夺了农户的农地收益权。因此，农地颁证确权演化往往是：政府或集体组织可做任何与土地相关的任何事，而农户产权创新得不到认同。其根源是：官方往往认为土地公有是好的，因而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简单确权是好的，因而赋予集体组织享有农地非农收益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集体土地是什么，集体正在代表谁的利益，土地确权者们视而不见。事实上，目前集体控制的广义农地（耕地、林地、矿山），很多被打上了家族化的烙印（被家族或代理人直接占有或承包），集体多数成员难以从中获得一杯羹。但是，在非农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中国，在生存危机消失的背景下，特权盛行的社会，农地悲剧案例实质是对广大农户土地收益权与分配权的剥夺[2]。

3.内部人固化农地产权创新，造成滥占滥圈滥建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给予农民明晰的土地财产权，然而《土地管理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为：乡、村、村民组三级所有，这种界定模式与农地委托代理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乡村干部“内部人”，从而抑制了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对农地产权创新。实际上，农地集体所有在很多地方是村长和村支书支配下的家族所有制。他们决定农地卖、租、分，而集体成员几乎没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收益权，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的农村两委违规卖地案件皆源于此。从法理上看，在农村公地权益分权化监管缺位的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三级代理人中的每一级内部人必然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与政策信息不对称优势，寻求构建或执行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农地产权组合政策。这种产权组合及执行日积月累产生乘数效应，形成了以乡村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他们与城镇房地产商及上层官僚集团的合谋，形成了具有较强游说能力的土地利益集团，从而左右或蒙蔽了作为“外部人”的广大农民对农地真实产权诉求。课题组调研发现，广大农民认为农地是自己的，乡村干部是国家的。因此，由“内部人”主导或控制的农地确权颁证会自然地淡化农地确权改革的合理性，从而使违背广大农户意愿土地确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只会损害土地确权“外部人”的经济利益，从而造成农村强势家族成为农地收益的终极所有者，最终诱发大量村干部违规用地现象发生。例如：在罗山县X村，村干部存在“私卖河沙、私分沙款”，农民几乎没获得任何补偿。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篇12

土地产权,是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核心问题,对于土地产权的确定和明晰是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土地的归属更是决定了土地制度具备的基本社会性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对农村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等都进行了很严格的规范,其实施规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加科学的坚持因地制宜的做法,并在科学规划土地的基础上,对农业用地转化为绿化林地以及建设用地等要进行严格的限制,目的是要使耕地的总面积保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之中。为了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这样才能使农村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保证土地能够持续高效利用。

二、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产权的对应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要实现行为主体与土地财产关系的明确,需要具体又清晰的土地产权制度,并且要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然而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来看,还存在着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土地归属不够清晰明了,土地产权制度呈现出整体较为混乱的情况。由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棱两可、模糊不清,造成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被架空,实有权益空虚化,进而导致我国现代农民土地产权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阻碍。

(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土地流转是指对土地使用权的流通和转移,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也称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但是保留了土地的承包权,只是对土地的使用权利进行转移。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出台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中央立法,也没有相应的地方规章制度。

三、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分析

(一)关于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和分配方式分析

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是影响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其中土地作为我国主要资源,对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承载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产生增值收益的主要情况有两种:第一种,国家征用农业用地后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进而产生增值效益;第二种,是农民集体将土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或者出租集体用地的使用权,进而产生土地增值收益。在这其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科学分配,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实现资本化、产权化。

(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对土地收益分配的影响分析

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地区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使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几年来,针对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来说,使得农村地区经济突飞猛进,农村消费指数也大幅度上升,加快了农村地区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使农民获得了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掌握了主体地位能对土地进行合理合法土地增值活动,其收益分配会更加均衡和合理。有了制度的保障,传统的较为混淆的土地分配方式被取缔,实现了土地产权明确、分配合理的状态。

(三)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关系分析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旧的土地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步伐是跟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形势而迈进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属于自己区域的农村土地创新模式,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宝贵的基础。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心之一就是土地产权改革,为了更加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益,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农村土地财产保护制度,使农民的财产得到了真正的保障,进而使得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加快农村地区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提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采取适宜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问题,强化土地的物权性质,促进农村土地能稳妥的流转;进一步提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要把握住因地制宜这一重点,强化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改革提出建议性的做法,做到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好的指导和带动作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灿.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基于成都市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

[2]高富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N].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