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精选6篇）

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篇1

现阶段, 我国农村土地的特征是“共有私用”, 即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在土地所有权方面,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集体所有。在土地使用权方面, 集体所有的土地, 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 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 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同时, 法律还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土地的租赁等。另外, 法律还保留了在有偿的条件下国家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力。

一、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

我国农村现阶段实行的“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与相应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反映, 是在经过不断改革调整之后形成的。其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调整才逐渐定型, 形成了当前集体所有前提下的家庭承包制, 并且经过不断改革实践探索, 继续深化对“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制度的认识和实践, 逐渐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改革实践的、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协调的土地制度。

(一) 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在经历了数千年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带来的农民在身份地位上的完全不平等的历史后,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经过20多年的战争, 以革命的彻底方式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民通过革命获得了土地, 有了土地农民才翻身做了主人。土地改革之后的个体土地产权和家庭经营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户积极性, 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体农民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这一时期,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产权的个人所有和家庭经营。

(二)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正是由于自1949年土地改革以来个体农民贫富差距的出现, 同时也是为开辟中国工业化道路而完成工业原始积累,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推行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逐步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在初级合作社时期, 是以农民土地入股分红、集体生产经营 (工分制分配) 的方式来实行这一变革的;在高级合作社时期和人民公社化时期, 则是以土地集体占有、农业生产集体经营, 并实行工分制按劳分配的方式来体现的。这一时期,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集体占有, 集体经营。

(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的分地行动, 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土地生产利用形式得到了上至国家最高决策层下至亿万农民的支持, 在经过在一系列试点调研之后, 通过最高决策层的拍板决定, 这一土地制度得以稳定下来, 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至此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点是集体所有, 家庭经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入探索,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调整。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明确规定,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从而确立了我国农村土地的公有制基础。1993年, 再次修改的《宪法》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开始了农村集体土地“公有私用”的格局。同时, 再次延长了土地承包期30年, 提倡“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有条件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2003年, 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和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并允许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8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土地流转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具体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至此, 农户土地产权得以进一步划分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 农民收入来源进一步扩大, 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 此次会议还提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十六字原则: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 旨在清晰划分国家、集体、个人在土地产权方面的界限, 并加以制度化。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进的评析

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所有改革政策制定的依据,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部改革条件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再加之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在中国社会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和深度关联性。因此, 处于改革时期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演进逻辑也必须是渐进式的, 纵观其发展轨迹, 总结其规律为“渐进调试、小步快走”, 其突出特点为“坚持一条主线、增强两种能力、厘清三方关系”。

(一)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条主线不动摇, 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组织保障功能。建国以来, 除第一次调整外, 我国农村历次土地制度的调整都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改革至今日, 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党国英、蔡继明教授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化;第二种是以白永秀、马小勇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化方案, 并提出以土地产权换取社会保障的想法;第三种则是以李昌平、温铁军为代表的主张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制度改良的温和派观点。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分散化、小规模粗放经营, 单个家庭难以抵御较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只有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克服困难。同时, 集体经营组织在保障农村集体成员生活生产方面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其他经营方式无与伦比的优势。实行土地私有化,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的问题得以显性化, 大量失业问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这种代价是极大的。实行土地国有化, 农村土地划归国家所有, 会加剧作为国家在地方代表的地方政府征地冲动, 增强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对经济结构调整不利。因此,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既不能走极端私有化道路, 也不能实行完全国有化, 只能坚持在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基础上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整改革,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式的调整, 以体现渐进式改革的稳中求变原则, 土地的私有化或者国有化至少在当前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二) 从增强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两种能力出发, 稳妥划分土地产权, 延长承包期,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土地产权问题关系到农民生产积极性, 生产积极性的高低关系到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乃至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因此, 从增强两种能力的角度出发, 也凸显出划分土地产权的重要性。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等, 这些都是土地产权的核心内容。而从历次改革的过程来看, 在所有权方面, 自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始, 农村土地就属于集体所有, 至今未变, 笔者相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也不会改变。在承包经营权方面, 1984年前的农村土地不允许转包, 之后的历次改革则允许农村土地通过转让、入股、抵押、租赁等方式进行流转集中, 而之后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在法律层面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和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通过一步步调整, 逐渐理顺集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生产关系, 最终实现农户增产增收, 体现了渐进式决策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

(三) 理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关系, 坚持国家对农村土地的调控权, 确定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稳定个人农地经营承包权。国家通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 合理调控宏观经济政策, 保持农村土地制度的稳定性, 增强农业生产的预期, 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控权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历次改革实践也很好地坚持了这一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而不能化为国有或私有,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管理能力, 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农村集体组织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得以确定, 并保持长久不变。种植大户通过承包土地, 实现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农民个人通过土地出租、抵押融资、流转等增加财产性收入, 这些都需要稳定政策, 稳定预期。因此, 农民个人农地经营权必须得以稳定, 在当前条件下保持长久不变。当然在形势条件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实行小步快走式的调整也是允许的。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新的调整。本文在系统梳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的三次较大规模的改进调整基础上, 以土地产权为视角, 从国家、集体、农户三方面总结改革特点, 并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进行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渐进

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篇2

分类：历史文化 | 标签： 承德 世界文化 北京 围场 热河

2006-11-20 20:04阅读(170)评论(8)

走进承德建国前的历史

一

承德，古称滦阳、热河，是河北省省辖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介于北纬40°12’—42°40’、东经115°54’—119°15’之间。东与辽宁省接壤，西邻张家口市，西南与北京市、天津市毗邻，东南与秦皇岛市、唐山市相连，北靠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224公里，距省会石家庄435公里。全市总面积39512.98平方公里，总人口361.28万人。全市共有汉、满、蒙古、回、朝鲜等4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0%。全市现辖承德、兴隆、平泉、滦平、隆化、丰宁、围场、宽城8个县和双桥、双滦、鹰手营子3个区。其中，丰宁、围场、宽城3个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承德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沟通关内外的咽喉和联结华北、东北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已成为联结华北、东北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是环渤海、环京津经济圈的重要开放城市。

承德地处冀北山区，境内地形多样，山脉纵横，河流交错。西北部为内蒙古高原，东北部为七老图山山脉，中部、南部为燕山山脉。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架构，海拔为200—1800米。燕山主峰——被誉为京东第一高峰雾灵山位于兴隆县境内。沿承德境内的长城要塞有喜峰口、罗文峪口、铁门关、马兰关、将军关、古北口等隘口。承德的地形地貌属于冀北山地和内蒙古坝上高原两个自然区域，具有地形高低差度大，山多平原少,地貌复杂的三大特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承德的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向寒温带过渡，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型山地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无霜期为82—180天，年平均降雨量为400—800毫米。年平均气温为-1.4℃—19℃；极端最高气温为35℃—41℃左右，极端最低气温为-37℃—42℃左右。

承德境内河流较多，主要有滦河、潮白河、辽河、大凌河4大水系。其中，被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称之为濡水的滦河是全市境内最大的河流。滦河由小滦河、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瀑河、柳河、老牛河等支流汇合而成，素称为承德的“母亲河”。此外，滦河水和潮白河水还分别注入潘家口水库和密云水库，成为天津市和北京市的重要水源。

承德的各类资源比较丰富。现已探明的各种矿山资源有50多种，主要有铁、钒、钛、金、银、铜、铅、锌、锰、煤、萤石、冰洲石、珍珠岩、膨润土等，其中钒和钛的储量分别排在全国的第二位和第六位。在林草牧资源方面，全市的有林地面积约占全省的43.4%，草场面积占全省的43.7%，森林覆盖率居全省第一位。其中，塞罕坝机械林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基地。承德丰富的森林、草场资源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而且对京津地区还具有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等重要作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承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畜牧、干鲜果品、农产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其中，围场、丰宁、隆化3县被列为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兴隆县被列为全国山楂生产基地，承德、平泉、丰宁、围场4县还被列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蔬菜供应基地。平泉县被列为全国玉米制种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围场被列为全国马铃薯生产基地。磬锤峰、木兰围场、辽河源、雾灵山分别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外，承德的野生资源也很丰富。其中，蘑菇、黄花等野生珍品有100多种，黄芩、柴胡、金莲花等野生药材有500多种，鹿、狍子等野生动物有300多种。

承德旅游资源丰富，是“集七顶桂冠于一身”①的著名旅游城市。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以及木兰围场为主的“世界文化遗产游”，以京北第一草原、塞罕坝机械林场为主的塞外草原风光游，以金山岭长城为主的“长城古迹游”，以“京东第一峰”雾灵山为主的生态游，以董存瑞烈士陵园为主的“红色经典游”，以及“承德满族风光游”、“承德坝上狩猎滑雪游”等旅游项目别具一格，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

承德的交通较为发达，现有干线公路20条，实现了县县通二级公路，乡乡通油路；北京—承德高速公路承德段已基本实现试通车。另外还有承德—北京、承德—天津、承德—石家庄、承德—锦州、承德—沈阳、承德—通辽等多条铁路从承德境内通过。二

承德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证实，约10万年以前史称“鸽子洞人”的原始人群在这一带生存。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红山文化”。稍晚，出现了以游牧为主的游牧民族和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农耕民族。殷商时期，承德大部分地域为孤竹国属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成为燕国、东胡、山戎的活动、生活之地。从秦汉至三国时期，承德一带分属辽西、渔阳、右北平郡，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在此居住活动。这一时期,在承德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县治——白檀县○1。魏晋时，承德是乌桓属地。西晋末是鲜卑段氏西境地，嗣后是慕容垂后燕地。冯跋继后燕都和龙○2，承德属北燕冯氏地。后魏时，承德是提携县地○3。隋朝在营州○4设总督府，承德属营州地。唐朝时，承德是松漠都督府辖境，在墨斗岭○5驻有戍边军队。隋唐时期，承德先后有库莫奚族、契丹族在此居住、活动。唐朝末年，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及邻近各部，建立了契丹国（后改为辽国），承德大部分地区归中京道大定府管辖，分别在承德境内设置北安州○1和泽州○2。金时，承德属兴州○3辖地。元朝时，承德是上都路大兴州○4属地。明初，承德归北平行都司所属宜兴守御千户所管理，明成祖朱棣时，归朵颜卫管辖，属朵颜卫的西南境，后统属诺音卫。

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为提高八旗军队的素质和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建立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承德的政治、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出来。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用时89年之久，修建了工程浩大、规模宏伟的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和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十二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寺庙群（清代称“外八庙”），承德已成为清代中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雍正元年（1723年）设热河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热河厅为承德州。乾隆七年（1742年）复设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设承德府。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1914年，改建热河特别区，与察哈尔、绥远并称热察绥三特别区。当时的热河特别区共辖2盟15县17旗，特别区的首府设在承德。1929年2月改建热河省，省会设于承德。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承德及热河全境后，设立了伪满洲国热河省，省会设于承德街。今承德地域均成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

1945年8月19日，承德第一次解放。同年10月，正式撤销承德街，设立承德市。经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和热河行政公署批准，10月11日至13日，中共承德市委、承德市民主政府相继成立。10月14日至11月10日，热河省民主政府和中共热河省委先后成立，省会设于承德市。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后，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实行战略转移，撤离承德市。国民党热河省省会设于承德市。

1948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察热辽部队收复承德市，承德以及热河全境获得第二次解放。194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重建中共热河省委、热河省军区，充实扩建热河省政府。热河省省会设于承德市。当时的热河省共辖承德、赤峰2市，承德、平泉、滦平、丰宁、围场、隆化、兴隆、青龙、青平、林西、叶柏寿、乌丹、建西、赤峰、宁城、建平、凌源、建昌18县和克什克腾、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翁敖、敖汉、喀喇沁左7旗（1949年5月将朝阳、北票、羊山三县重新划归热河省）。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5年12月30日起正式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原属热河省管辖的承德市和承德、平泉、滦平、丰宁、围场、隆化、兴隆、青龙8县划归河北省管辖；将朝阳、北票、建平、建昌、凌源5县和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管辖；将赤峰、宁城、乌丹3县和敖汉、喀喇沁、翁牛特3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1956年1月，承德市划为河北省直辖，同时建立承德专员公署，辖承德、平泉、兴隆、青龙、滦平、隆化、丰宁、围场8县。1956年9月，承德市改归承德专区代管。同年11月，鹰手营子、寿王坟从兴隆县划出，设鹰手营子矿区，归承德市管辖。1958年4月，河北省通县专区撤销后，其所辖怀柔、密云2县划承德专区管辖。同年10月，该2县又从承德专区划出。同月，承德县建制撤销，其辖区并入承德市。1960年3月，承德地、市合并。合并后的承德市（地级市）增设市区、下板城区，并辖隆化、围场、丰宁、滦平、兴隆、青龙、平泉7县。1961年5月，承德地、市分设。同时，下板城郊区恢复承德县建制，原设的市区、郊区撤销。分设后的承德市始设翠桥区、虹桥区、双塔山区、红石砬工委、双峰寺工委。1963年1月，增设宽城县，由承德专区辖属。1965年2月，鹰手营子、寿王坟、马圈子重新划归承德市。1967年11月，承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领导上述9县1市。1978年7月，承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撤销，改设承德地区行政公署，仍辖9县1市。1984年1月，承德市改为省直辖市。同时，承德县改由承德市管辖。辖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和承德县共3区1县。青龙县划属秦皇岛市。承德地区辖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兴隆、宽城、平泉7县。1993年7月，承德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体制，辖承德、平泉、兴隆、滦平、隆化5县和围场、丰宁、宽城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及双桥、双滦、鹰手营子3个区。三

承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地方。尤其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承德的大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许多历史人物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曾率军来到今承德一带解救燕国之危，讨伐山戎，并给后人留下了“老马识途”这一千古流传的成语典故；在汉代，被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为“飞将军”的著名将领李广曾任右北平郡太守，在今承德一带抵御匈奴入侵；三国时期，曹操曾亲率大军北上来到承德一带征讨乌桓，为当时我国北方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代，著名的外交家、诗人苏颂曾先后两次途经承德出使辽国，并写下了许多赞美承德山水风光和记述当时承德一带社会生活状况的不朽诗篇；成吉思汗之孙、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曾经多次来到承德、内蒙古一带，为这里的农牧业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开国元勋之一常遇春曾率大军越过长城来承德、内蒙古征讨元军，为明朝统一大业立下不朽功勋；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在任蓟镇总兵期间，曾设计和监修了包括被称之为“万里长城中最精萃的一段”——金山岭长城在内的京东600公里长城。清代，“康乾盛世”的创建者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弘历一生中数十次来到承德。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上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肇建了供避暑休息、处理政务、怀柔“徕远”之用的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稍后敕建了承德“外八庙”中的溥仁寺和溥善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还曾坐镇波罗河屯○1，指挥十余万大军在距木兰围场30余里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同沙俄勾结，妄图分裂祖国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行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此役基本上巩固了清朝北部边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完整。乾隆继位后，完善了避暑山庄功能，敕建了“外八庙”十二座寺庙中的十座。在承德几乎每年都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接见各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外国使节。如接见西藏政教首领六世**、蒙古土尔扈物部首领渥巴锡、杜尔伯特部首领“三策凌”、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等，为当当时清朝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运昌盛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此外，在承德地域内还曾上演过多幕令国人蒙受屈辱的历史活剧。清代的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于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仓惶逃到承德，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先后批准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三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追认《瑗珲条约》有效，咸丰帝病死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后，他的贵妃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等人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亦称“北京政变”），杀、贬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始了长达48年之久的“垂帘听政”，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承德人民是具有光荣斗争传统和反抗精神的人民。仅在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夕，面对国运衰败，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掠夺以及封建军阀、地主官僚、王公贵族的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和奴役，承德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西方的天主教势力陆续渗透到热河一带，以建天主教堂和育婴堂等形式称霸一方，欺压百姓。与此同时，当地的王公贵族、封建地主、贪官污吏对百姓的压迫剥削也有增无减。稍有反抗，立即遭到打击、镇压，众百姓对此早已恨之入骨。1891年秋，与承德相邻的内蒙古敖汉旗金丹教首领杨悦春和在理教首领郭万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在敖汉旗杨家湾子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的“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的口号，深受广大民众拥护，赤峰、朝阳、平泉等地的民众也积极响应，“旬日之间，由数千聚至数万”○1。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天主教堂，驱赶天主教徒，抗拒清军围剿，大有席卷整个东北之势，曾经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关注。时隔约10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俄、英、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野蛮侵占北京、天津等地，与京津毗邻的热河地区也从此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之苦。1900年6至7月间，在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地处承德北部的围场义和团组织400余人围攻了设在围场佟家营的外国传教堂，响亮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并愤怒地打死教徒60余人，烧毁教堂1间……此外，承德各地还曾多次开展抗捐、抗粮、抗税的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

上述一次又一次持续不断地反抗和斗争，表现了承德人民的初步觉醒，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空怀壮志，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些反抗和斗争，都是属于自发性的和分散的斗争，没有一个具有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思想、严密的组织的革命政党来统一领导。因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振兴的神圣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了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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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篇3

1.1 土地改革时期 (1949—1952) :土地农民所有制

土地改革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在苏区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解放区继续开展, 到1952年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0.47亿hm²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1]。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和地主面对面的斗争, 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等生产资料, 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人私有制。通过土地改革, 农民翻身做了土地主人, 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迅速, 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

1.2 初级农业合作化时期 (1 9 5 3—1955) :土地农民所有, 集体经营

为了克服牲畜、耕具等生产资料缺乏, 支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中央开始在农村发动集体化。1953年12月, 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初级农业合作社仍然保持土地农民所有, 农民以自己的土地入股, 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使用, 农民集中生产劳动, 按土地和劳动及其他资产分配。到1956年4月, 农业生产的初级合作化已基本实现, 全国建立合作社1 008 000个, 入社农户10 668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2]。总的来说, 初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 依靠集体力量新修了一批水利设施, 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

1.3 高级社、人民公社 (1956—1978) :土地集体所有, 集体经营

1 9 5 6年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高级合作社将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设施无偿转为集体所有, 取消初级合作社的土地与大农具入社分红制度, 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到1956年底, 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就达1亿多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3]。高级合作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社员集中劳动, 按劳分配, 实现了土地由个体农民所有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转变, 标志着党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确立。

1958月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到同年11月初, 就把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为28 500多个人民公社, 加入公社的农户12 690多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99.1%[4]。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强调“一大二公”, 实行“一平二调”, 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 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生产, 统一管理, 分配上实现平均主义。

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统一经营, 搞平均分配在体制上有着天然的缺陷, 致使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盛行,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产值增长缓慢, 农业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 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仍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 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5]。

1.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至今) :土地集体所有, 家庭经营

1978年12月,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开始了“大包干”, 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9月中央中央向各地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阐明了包产到户的性质, 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1983年1月, 中共中央出台《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 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发展”, 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鼓励农民增加投资, 培养地力, 延长土地承包期,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当年, 中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 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的成功。

1993年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决定在原有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 再延长30年不变。200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要求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 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2003年3月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是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 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承包权长期稳定、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

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真正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2008年10月,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强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提出“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3年11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该决定在农民已享有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基础上继续拓展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处分权能, 开辟了农民融资经营新渠道, 必将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启示

2.1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保障并提高了农民权益

如果一项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并提高了农民利益, 农民则拥护, 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如果损害了农民利益, 农民则反对 (哪怕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消极反对, 出工不出力) , 制度很难得到贯彻执行。保障和提高农民权益的基础是保障并提高农民的土地权利。因为所交易的物品价值, 也就取决于交易中所转手的产权的多寡或产权的“强度”[6]。保障并提高农民权益是生产力标准在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体现。因为只有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增加并强化了,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增加, 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提高农产品产量, 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2.2 应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农民个人所有制有效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的优势 (1加1大于2) , 通过对农民扩权赋能激发农民积极性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 土地完全私有或完全公有的国家是没有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私有的土地, 政府也有严格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因为土地不仅具有私人属性, 还有公共属性。在我国,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 保障水平还较低, 农村教育还比较落后、大部分农民素质还较低的情况下, 单纯的土地私有会引发土地的兼并导致流民、城市贫民窟的产生, 而且土地私有化也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单纯的公有制 (如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 集体经营) 忽略了农民实现其个人利益, 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致使农业生产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土地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经营就是较好地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农民个人占有制结合起来, 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2.3 要相信农民智慧, 尊重农民创造和选择

任何农村农业发展的理论和主义都必须符合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实际。而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现状最了解的莫过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说明, 每一次的土地变革都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农民最具有改革的动力、意愿、勇气和决心, 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农民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经济学上有个基本的假设, 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也是如此。即便是在计划经济年代, 农民的行为也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那种认为农民是愚昧无知什么都要为农民计划安排好的观念在很多好的制度的发明创造首创于民间的现实面前不值一驳。农民是发展生产、建设农村的主力军和受益者, 最具有改革的动力、勇气和决心, 因此, 在每一次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中,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都要了解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实际, 认真倾听农民的呼声, 反映农民的意愿和要求, 要相信农民智慧, 尊重农民创造和选择, 集中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农业, 建设农村。

2.4 制度是历史的, 不断进化演变的, 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体现

制度的实施是暂时的, 制度的变迁是绝对的, 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一项实施效果好的制度, 只是因为这项制度的设计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所处的内外环境。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制度所处的内外环境也是一直发展变化的, 当生产力水平在提高, 内外环境在改变, 如果相应的制度不能随着变迁或完善便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即使是同一时期, 在不同地区,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样, 产业结构不尽相同, 资源禀赋、气候特点、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各有差异, 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要因地制宜, 适当变通。生产力水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也需要了解和掌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多倾听民意, 多了解实情, 多调查研究,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只有制定出与时俱进的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意愿的政策和制度, 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和农村繁荣。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2]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1949—1989) [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

[3]经济大辞典编写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4]王琢, 许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六十年[J].中国农村观察, 1996 (3) .

[5]陈海秋,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厉史变迁[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2 (9) .

建国前老党员齐福均 篇4

（正文）来到齐福均老人家时他正和老伴吃早饭，一盘自家园子里的生菜，几个馒头和两碟咸菜，简简单单。走进老人家的客厅我们看到，他家的家具都是六七十年代的。齐福均老人说，现在生活好了,但是老两口还是奉行勤俭节约原则,因为年轻时过了很多苦日子,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齐福均老人在赤峰敖汉旗出生，1947年在他17岁的时候光荣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集团军134师401团一营的一名军人。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战场上，齐福均老人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立下战功，因此他总是冲锋在前、勇敢战斗。1949年1月老人火线入党，他说入了党就有了信仰，找到了组织。谈及入党初衷，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同期声）解放战争结束后，当时20岁的他去广西桂林某步兵学校。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齐福均老人发扬共产党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英勇无畏、冲锋陷阵，多次立功。每每回想起那一段的历史，老人激情澎湃，不由得唱起了歌曲。（老人唱歌）朝鲜战争结束后，老人响应党的号召留在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建设家乡。1958年、1959年老人从朝鲜回到祖国，分别和战友们平息了兰州叛乱和西藏叛乱。1960年，齐福均老人到四川绵阳担任五十四集团军134师401团一营参谋长。1964年，老人转业来到宝昌，先后在银行、原贸易公司、原商业局、邮电局和农机修造厂工作，几十年来，老人把自己看成是一块砖,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一块不计个人得失的砖，只要利于党，利于组织他都服从大局，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

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篇5

一、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1.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初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初步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但是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贫雇农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而且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为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我国必须进行土改。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从当年冬开始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这就使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获得了解放;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农业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也容易导致新的地主的出现和贫富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了1952年冬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各地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达全国总农户的40%，初级合作社也建立了三千多个，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54年全国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十一万四千多个，1955年发展到六十三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2%;1956年下半年又进一步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改造的理论，标志着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是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二、1958年以后，建立人民公社，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购统销。在农村，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级合作社合并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高级农业合作社就被合并成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人民公社内部，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变成生产大队，下设产小队，后来又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有以下特点：

1. 政社合一。

即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合一，它是公社高度集权的体现。公社不仅是农村中的生产组织单位与经济核算单位，它还具有以前给予乡一级政府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人民公社在功能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级政府，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是国民经济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2. 生活集体化，家庭劳动社会化。

集体主义生活是人民公社与高级社的显著区别之一，其目的在于改造农村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之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具体地说，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由公社办集体福利事业、公共食堂等。

3. 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的分配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大多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供给部分是社员基本生活必需的部分，工资部分是社员其他开支和生活零用的部分。前一部分是根据当前生产条件按需分配(按人平均分配)的部分，后一部分是按劳取酬的部分。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新的土地保障功能。“集体+土地”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确立了，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人民公社体制采取“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大队集体，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组织生产经营权，却常以所有者身份调配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队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为了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把农民土地个人所有转变为土地集体所有，但是这种依行政手段不是依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实际国情建立起来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集体+土地”的保障模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行人民公社的20年里，农村经济一直萧条。为了工业化建设，国家逐渐采取差别化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措施，这种二元体系使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并重新陷入了一种制度变迁的滞后状态，增加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最终人民公社解体。

三、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我国又开始了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土地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主体的内在要求，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1. 重塑了农业微观组织结构。

家庭承包制的改革重塑了农业微观组织结构，使农业生产又回归到家庭经营。也就是说，在农业中选择家庭经营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农业劳动质量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劳动者在农业生产周期中第一时点上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只能最后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以最终产品来评价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一定地块上的全部农活连同最终产量都承包给这个劳动者。其次，对农业中集体劳动进行监督和计量的成本极其高昂，要评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单就制定劳动定额、检查完成情况，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家庭作为最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利益无需和别人分割，不用担心利益的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监督检查成本高的问题。最后从农业本身的特点看，其本身是一个便于分割规模，却又不致破坏动植物生命周期完整性的产业，而家庭经营对劳动的时间利用也是最为有效的。

2. 对农户具有重要的产权意义。

首先，农户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户可以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其次，农户拥有收益权。由于农户拥有农产品的所有权，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使农户成为一个独立的财产主体。最后，农户拥有对土地有限处置权。政府允许农户在不损害土地集体权益、保证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进行土地转包，进一步细化了土地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3. 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

在家庭承包制下，既有集体统一经营，又有农户分散经营，被称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指农户家庭的分散经营和集体的统一服务相结合;“双层经营”是指农户家庭和集体经营两个层次。家庭承包制下集体经营层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1)集体对承包土地的发包、调整，对土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2)为分散农户提供自身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在农业和非农领域开展经营，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力量。(4)为本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就业门路。(5)发展社区福利和公共事业。

四、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土地流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使农户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扩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1. 单打独斗的零散种植使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利用。

整合农业生产要素，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在实行土地承包时，农村基本上是将土地按好、中、差均衡搭配的方式分包的，按一家农户4口人、9亩地计算，少则分3、5块，多则8、9块，每块多则1亩，少则2-3分，又分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致使道路、水利、劳动力等要素无法实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不但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甚至有的农民因此弃之不种，土地出现搁荒现象。

2. 一家一户的分片种植限制了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一方面，条块分割、分散经营的种植模式限制了新型、高效农业的发展，浪费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它严重阻碍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使得一部分有技术特长、有资金实力、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大户、种植能手、经营能人无法发挥自身优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难以推广，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难以传播。

3. 对有限承包地的留恋限制了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受个体分散经营模式限制，许多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户多是农忙时节在家种地，农闲时节外出打工，这样的来回奔波，既误时误事，又费力费钱。同时，由于部分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虽常年在家种地，但收效不大，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效益更高的工作。

总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基本国情。土地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制定的土地政策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创新，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的新模式;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当前我国由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实施与变迁的过程, 以及对我国社会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迁,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8.

[2]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12, 第1版.

建国前土地改革制度 篇6

1. 制度变迁的原因

制度学派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 人们能够获得的潜在利润就会降低。举个例子, 在我国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之前, 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由于经济落后, 家庭的收入水平仅能解决温饱问题, 不能支付所需的教育费用。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行、相应学杂费的免除及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逐渐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加之, 教育费用成本的降低,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通过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时, 开始接受教育。

2. 制度变迁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 要认知潜在利益, 发现变迁机会、创造变迁条件;其次, 根据实际需要, 组织和形成行动团体或变迁主体;接着, 确定变迁目标、设计和选择变迁方案;之后, 便是实施制度变迁;最后, 还要检验变迁, 并不断修补和完善。如果已有的制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需要探索新的能够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 进行下一轮制度变迁。

二、我国经济体制变迁方式和过程

1.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这一时期,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和各级政府手中, 中央指导地方指令化生产, 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 我国超计划地完成了战后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 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开始实行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现实需要, 基层各生产者相互攀比指标, 严重脱离现实的生产力水平, 出现问题后也不能及时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 下级政府部门隐瞒不报, 国家发布的经济指令太过超前而脱离实际。原本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失灵,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也应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 不断调整经济制度,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2.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1) 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

党的十二大报告清楚明确地指出:我国目前主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私有制并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其一方面提倡市场充分发挥效率, 使商品价格围绕市场供求关系等市场因素自行确定, 并能在正常范围波动, 借助市场“无形的手”摒除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部分, 使经济体制成为发展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其首次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明确定义范围, 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主要是:我的商品经济制度应该是在遵守市场发展规律和商品定价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具有计划性和目标性的特性, 对市场价值规律熟知并能加以利用的经济制度, 它是我国向完全市场化商品经济制度过渡的重要垫脚石。

(2) 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 党中央在党的十四次会议中清楚地提出了改革我国商品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加快进程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进。这就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经转向确立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中更高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 同时, 政府的宏观调控退为“第二把手”, 主要是协调市场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两只手共同管理市场、规范市场秩序, 使社会经济健康、稳速地发展。利用企业在生产活动过程中追求利益的特性, 鼓励引导其投产于新兴行业、潜力较大的产业, 最大化地发挥资源的效率。价值规律作为市场活动中不可小觑的规律之一, 生产者在生产销售活动中必须遵循它、熟知它并对它加以利用。除此之外, 重视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作用,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展开展生产活动, 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 弥补计划经济信息不对称的缺点。由于市场不成熟而出现的干扰、妨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时, 国家可以运用宏观政策进行调节, 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3) 确定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框架结构, 该框架结构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 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强调我国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但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各种其他类别的经济体制, 并使其完善;在分配制度方面, 依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并以其为基础, 演变出更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形式, 发掘出遵守并利用市场价值规律和生产规律的生产资料组织形式和劳资分配方案, 鼓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使用中分离, 专业化生产经营, 实行股份合作制, 调动社会闲置资金投入到社会生产;改革完善现有企业制度, 向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 强调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原则, 规范公司内部监督管理,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2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 20世纪头2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经济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 2006年全国彻底废除了长达年的农业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 绝大部分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已经完成, 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政企分幵、政资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和选人用人机制改革步伐加快, 并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管理。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门滥, 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改革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 如何进行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变迁, 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倡导诱致性制度变迁, 鼓励社会大众根据自身需要, 大胆创新和发展部分经济规则, 指导社会生产, 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那些推动部分行业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改良, 推广到更多的领域, 实现局部性制度变迁和整体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

四、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新常态下, 为了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 我国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进行局部的制度变迁, 进而实现整体性的制度变迁。在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快速转型。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 就是从需求者的角度出发, 生产者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而不是将产品生产好了供需求者去选择。具体来说, 审核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 淘汰生产力落后的企业, 创新发展低效率产业, 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使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进行改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生产力的革新及相关制度的变迁,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到“供给侧改革”,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口优势逐渐消失, 消费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拉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对产品供给的要求越来越高。“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因此, 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当下发展经济最为迫切的任务。

摘要：一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有效的组织和管理, 而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必须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为基础, 并不断创新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个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本文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制度变迁,计划经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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