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与建国初期（共11篇）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1
摘要：中国画室一门古老的艺术, 在民国与建国初期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是否应该改良中国画引来了许多艺术家的争论, 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实际创作。本文就民国初期与新中国建国初期人们对改良中国画的看法进行简明的阐述。
关键词：民国与建国初期,艺术环境,代表人物,中国画
一、中国画的概念
当代有两种观点:一是笔墨论:一直以来, 很多艺术家对传统国画抱有极强的热情, 要求守住中国画的底线。黄宾虹就“中国画舍笔墨无其他”从而认为“说笔墨等于零, 就等于说中国画等于零”。二是媒介论:完全抛弃中国画的概念, 仅仅将笔墨看作一种媒介, 不需要将其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 而大可以在创作中融入其他媒材或进行更自由的创造。
二、民国时期的艺术环境
民国是有别于清王朝的民主政府, 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随着清王朝和整个帝制的灭亡, 依附于皇家贵族的院体绘画走向了衰落, 社会变革的加剧和城市文化的兴起也削弱了文人画的根基。
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 当时支持引入西方思想文化求得中国现代化发展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人士, 把中国画看成“老古董”, 认为其应同“孔家店”等所有传统文化一并打倒。这种由政治文化人物延伸至绘画的批评, 使很多艺术家积极寻求改良中国画的道路。但也不乏有些艺术家仍然坚持传统的道路。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改革派”“融合派”“传统派”。
三、代表人物
1. 徐悲鸿
徐悲鸿认为“中国画学之颓废, 至今日已极矣”1, 他不满明清正统派的绘画脱离了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也不满野逸派的绘画为写意而脱离了物象的真实性。所以他提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古法之佳者守之, 垂绝者继之, 不佳者改之, 未足者增之, 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通过引进西洋写实画, 从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具体技法上达到写实主义, 坚持以写实为绘画艺术的唯一准则。在教学上, 他更是强调“素描为一切造型”, 将西方素描的技法、观念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加以表现, 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画风貌, 造型准确, “致广大”而“尽精微”, 积极改革中国画。
2. 林风眠
林风眠虽然也主张融合中西, 但是他并不以写实为原则, 对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也并不简单地持否定态度。从这一点上说, 林风眠的态度是折中的。在他看来“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 结果倾向于写实一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 结果倾向于写意一方面……前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外, 后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内, 方法不同而表现在外部之形式, 因趋相异, 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 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调和便是这个缘故”2。他将马蒂斯的线描画移到水墨宣纸上, 又在民间瓷画流美光润的笔线和萧条淡泊的意境中吸取营养, 践行他“调和中西”的目标:“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 而期形式之发达, 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要, 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
3. 潘天寿
潘天寿是坚定的传统拥护者, 他曾说道“中国的绘画, 实处东方绘画体系中最高水平的地位, 应该‘当仁不让’……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 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向。”3他取浙派山水的强悍而去其荒率, 用金石派花鸟画的凝重而弃其温厚, 要八大的奇崛而不要其轻狂, 凝造了奇雄博大的风格。他用他的艺术表明, 以“中和”为美的原则的传统绘画可以通过艺术家的汰选和整合呈现新的形态。在教育方面, 他仍坚持传统本位, 主张中、西绘画及其教育应拉开距离, 各走各的路。他的这些主张和实践为捍卫中国画的独立和纯洁做出了贡献。
四、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艺术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艺、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文艺政策下, 林风眠等主张融合中西艺术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 潘天寿等坚持传统艺术被认为属于封建主义, 仅有徐悲鸿等改革中国画艺术因为坚持现实主义和写实艺术, 所以适合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得以更加有力地推广开去, 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画标准样式, 以及包括中国画在内的美术教育的标准模式。但由于这一极左的政治艺术观点在不久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 戏剧性地被划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右派言论。政治的批判落实到艺术的批评, 中国画于是获得官方的承认, 并相继成立了“北京 (中国) 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和“江苏省国画院”三大国家级的中国画机构, 使得传统的中国画获得一线生机。这个时期中国画大致可分为“以美术学院为基地的写实主义的中西融合派”和“以中国画院为基地的衍变派”。
五、代表人物
1. 李可染
李可染部分接受了徐悲鸿以素描为根基的写实观念, 新中国建国初期将毛泽东“深入生活”的号召和传统“师法造化”的思想结合为一, 以西方对景写生的方法改造传统山水画。他创造了一种把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合而为一的方法, 适当表现逆光, 强调形似、深入描绘的同时也求取笔墨的力度和韵味, 抛掉传统山水画的既定程式和荒寒境界, 而代之以富于真实感的现世自然场景、人为场景和入世精神的山水画新风格。在教育方面, 李可染还总结了一套从写生到创作的山水教学方法, 在美术院校和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应在真山水中重新找寻自然美、以刻画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和丰富感为主导倾向, 与强调心理空间和程式化形式意趣的古近山水画拉开了距离, 身体力行, 积极寻求美术学院中国画的中西融合之路。
2. 傅抱石
傅抱石当时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他组织画院集体旅行写生, 足迹遍及各地, 行程数万里, 影响巨大, 收获丰硕。他们直接以描绘革命圣地或工农兵移山造海、改天换地的生活场景为能事, 使传统的山水画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虽内容增加了新内容, 论其笔墨风格, 仍恪守传统中国画的写意路数, 这正是所谓“结体因时而变, 用笔千古不易”。他在自己撰写的《中国画的特点》一文中提出“中国画的笔墨技巧需要长期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墨色成为绘画中极为重要的造型手段, 这是中国绘画独特之处……中国画家应该确立这样独特的空间意识……中国画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4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中国画深刻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画院艺术家从中国画内部、传统中探求中国画发展之道。
社会文化的转型会导致生活形态的变化, 而绘画艺术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 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嬗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 最终影响绘画艺术的审美趣味和形态样式。中国画艺术每经历一次新的文化语境, 都会遭遇历史性转型, 并在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中, 开始探究自身的发展之路。每次转型都会有“主张改革”和“坚持传统”两种声音, 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观点, 中国画得以更新、坚持、发展, 直至成为历史。
注释
11 .邵琦, 孙海燕编, 《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8页.
22 .林风眠著.《艺术丛论》, 正中书局, 1936年版, 第13页.
33 .邵琦, 孙海燕编《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24页.
44 .邵琦, 孙海燕编.《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89页.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2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详细]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详细]
结语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3
[关键词]建国初期；上海党校教育；特点与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0-0017-03
一、适应上海工作需要，积极开展干部培训
上海解放后，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有计划地培训党的干部，中共上海市委于1949年6月建立了市委党校。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市委党校按照建国初期上海工作任务的需要，适时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积极开展干部培训工作。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为适应接管工作的需要，市委党校连续举办了第一、二、三期训练班，共训练学员2033人。训练对象主要是原上海地下党骨干及部分老区来的干部。第一期训练班学员446人，重点是培养与提高区以下的党员骨干，包括区委委员、支部书记、区以下群众团体和政府部门的党组书记，以及一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党员。教育内容为党的政策、群众工作（主要是工会工作与青年工作）、党的建设（主要是党性修养与支部工作）以及上海党的工作任务。第二期训练班学员945人。市委意图是培养支委一级的骨干。教育内容：一是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以毛泽东、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及共同纲领文件为主要内容，而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及经济政策为重点；二是群众工作。以工人运动与青年工作为主要内容，而以总结5个月来的工作经验为重点；三是党的建设。以支部工作、党纲党章、党性修养为主要内容，而以支部工作与党性检查为重点。第三期训练班学员642人，仍为加强区一级领导和充实支部骨干。与上期学员相比，本期学员具有较多的公开环境下工作的经验；解放区来的老干部比重有所增加，其中多系农民出身的干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仍需从理论上提高。教育内容：一是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以上海市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结合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财经决定、李立三在劳动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为学习内容，而以劳资政策与税收政策为重点；二是群众工作。以第二次工代大会及学代大会决议为学习内容；三是党的建设。以支部工作中的公开党与发展党及支部建设、组织原则为学习内容，而以发展党的问题及党的组织原则为重点；四是党性修养。以党性检查与学习总结及鉴定相结合，而以学习总结为重点。
1950年7月至9月，上海工作转到深入管理改造阶段，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同年8月11日至9月8日，市委抽调市、区两级机关的科处长以上干部367人，占全市科以上干部总数的35%强，集中市委党校举办第一期整风轮训班。上海市整风学委会决定以夏衍、张承宗、顾玉良、白彦、周元斌、马飞海、陈行庚、钟望阳、铁瑛、董铨、李庆发、李琦涛、后奕斋等13人为党校第一期整风轮训班整风学委会委员，并以夏衍为书记，张承宗为第一副书记，顾玉良为第二副书记，白彦为秘书长，周元斌为教育处长，马飞海为组织处长，负责领导第一期整风轮训班的整风学习。在刘晓动员报告后，整风轮训班学习陈毅市长的报告以及市委规定的必读文件，根据市委整风计划和《人民日报》廿九日社论精神，分析检查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以加强党的团结和改善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全市顺利开展管理改造工作。
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为贯彻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培养整党骨干，开展整党工作，市委党校举办整党干部训练班。学员786人，其中原第四期学员321人，新从市、区两级机关抽调党员干部465人。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可以作为基层整党的骨干（组织员、宣教干部）。训练班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文件及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为教学内容，要求学员领会整党意义、方针和原则，划清敌我界限、党群界限、可教与不可教界限，以便在工作中正确执行整党方针政策。
在全市工厂企业整党基础上，上海市委决定调集一批党员进市委党校学习并接受审查。1952年12月10日，市委组织部下发第五期招生通知，规定招生对象为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及私营工厂中政治历史问题比较复杂，而本单位一时不易弄清的党员。第五期训练班从1953年1月6日至4月20日，学员386人。通过整党方针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在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的基础上，动员其向党自觉交代政治历史问题，接受党的审查。经多方面调查核实，最后进行了组织处理。同年6月19日，校党委在向市委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提出：“通过整党，大多数党员得到了改造和提高，并在团结大多数的基础上清除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对不够党员条件或违反党纪的党员也做了严肃的处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并在工作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1]
1953年3月至1955年3月，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市委党校先后举办第六、第七两期训练班及一期短训班。从这个时期开始，市委党校培训对象规定为市、区两级机关、企业和工厂的科长级干部，每期训练时间为半年左右。其中：第六期训练班学员359人。第七期训练班学员364人，教育内容为经济建设常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联共（布）党史第9至12章）。短训班学员629人，重点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结束后即分配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由于党校的干部培训密切配合建国初期上海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组织工作任务的需要，“因而在建立、充实与健全党政群各级组织机构，发动和团结群众接管任务、镇压反革命、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开展各种改革、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起了应有的作用。”[2]
二、根据工作任务和干部特点实施教学
建国初期，上海的党校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在教育内容上着重于党的重大政策和决议的教育。突出政策教育，这既是服从于上海解放初期党的工作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能力的迫切需求。到1953年，国内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任务，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市委党校除了进行经济建设常识的教育外，主要是加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教育。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深入，党校教育偏重于对政策教育而忽视基本理论教育，已不能满足干部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要求。1954年10月上海市委党校明确提出：“教育内容中没有基本理论课程，由于单纯强调了当前工作需要而多半着重当前时事政策和有关业务学习，放松了有系统的基本理论教学，这样不能使学员在学习了具体政策原则后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理解，起举一反三之效，故显得局限性，不系统性。因此，有的学员反映：‘在党校学习到的东西，在工作岗位上只能派三个月用场，过了三个月就用不上了。’这亦与‘党校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中央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指示修正稿）的要求是不甚符合的。”[3]从1955年5月开始，市委党校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精神，比较系统地开设了中央规定的5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中国共产党简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主要政策、党的建设常识，从而加强了党的基本理论教育。
二是主要由市级负责同志担任讲课。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一方面，当时党校的教育内容着重于政策教育，由于党的负责同志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理解比较深，又熟悉当前实际工作情况，因而其讲课的质量有保证；另一方面，建校初期在缺乏专职教员与完备教材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由市委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担任讲课，由校领导负责解答学员在学习中提出问题的教学方式。随着基本理论教育的开展，党校才设置专职教员，增强辅导力量和加强教研工作。1954年9月成立教研室，下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与党建、总路线4个组。除时事政策及当前的专门问题及具体任务仍由市委专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作报告外，基本理论课程由党校的专职教员担任讲课。
三是采取学员自我学习、集体互助的教学方法。建国初期，党校在教学方法上主要依靠学员自学，结合互助讨论与辅导。市委党校在教学经验中指出：“这是在自动学习的基础上来进行集体互助，步步提高，层层深入，集思广益的办法。这个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大家做学生，大家做先生，大家想办法，老老实实，自动自觉有组织有准备。”[4]这一教学方法的大体步骤为：①先作一启发报告，提示学习文件的要点及方法；②组织阅读文件，漫谈提问题；③组织讨论；④支部归纳讨论结果作小结；⑤负责同志根据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结合当前工作，作总结式的报告；⑥组织讨论负责同志的报告。
对于实行这一教学方法的必要性，上海市委党校认为：“自学为主、集体互助的群众路线的学习方法，这是早就证明了的经验，尤其这样一个短期的训练班，我们又不可能请多少教师，负责同志工作忙，也只能做几次报告，就更要采取这样的办法。”[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下达后，上海市委党校在教学方法上作了适当调整，明确规定以讲授为主，以必要的自学和讨论为辅的原则。并对自学作出明确要求，规定自学主要是阅读有关的文件、复习讲授过的课程和准备讨论问题的意见，强调在自学过程中学员必须认真钻研，教研室则加强必要的辅导工作。在教学时间的具体安排上，则规定讲授占30%左右，自学及辅学占50%左右，讨论及复习占20%左右。
贯彻自学为主的方法，就是充分调动学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求学员在认真读书、领会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联系自已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这符合干部教育的规律。
三、注重思想领导，加强党性教育
市委党校建立后，始终将党性教育列为党校教育的重点内容。1949年7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党校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党校的教育方针为：提高理论水平、总结工作经验、严格组织生活。这就要求，党校在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学员理论水平的过程中，应注意学员思想意识与组织生活的锻炼，及时地纠正和克服各种错误观念，使学员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当时，学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学习思想。党校一方面通过小组漫谈会等形式，让这些思想显露出来，然后配合传达教育计划、小组学习讨论会等，加以集中教育和批评。另一方面则通过党日活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四期训练班时，党校要求党性教育结合当前党的各项政策及业务学习来提高学员的党性修养、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求学员从总结当前的群众运动、执行党的政策中，以体验到的好坏经验出发，联系党的政策原则和阶级立场，在自我钻研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批判，努力提高政治思想与工作水平。
195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十六字教育方针，强调贯彻这一教学方针，既要反对教学上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教学上的经验主义。要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使学员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从而提高学员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增强学员的党性修养。上海市委党校一部（注：1954年8月，上海市委党校改为市委党校一部）即按照中央的要求，一方面加强对教学干部的督促检查，克服与防止教条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学员学习理论、增强党性重要意义的教育，端正学习态度，有计划地结合各门课程，批判突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具体的做法是：动员学员结合课程内容，根据整风精神，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检查。党性教育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对于解决学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存在着过急、重复的现象，思想检查过多过滥。可见在理论教学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教育以及结合理论教学强化党性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结合每一门课程的特点，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提出增强党性修养的要求，就不能达到学员自觉地以整风精神来开展党性检查与党性锻炼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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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委党校第一期教学情况及主要经验[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5]市委党校第二期教学情况及主要经验[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建国初期教育模式与工农速成中学 篇4
一、工农速成中学创办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以后, 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都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 教育上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 虽然大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人员被录用,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 仍缺乏大量的国家建设人才, 创办速成中学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1.速成中学的开办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全国的基本解放, 经济建设被提上日程, 建设国家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一直到1951年, 国家预测“在五六年内全国经济建设中级和初级的技术干部50万人左右, 需要高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15万左右”。[2] (p146) 大批的建设人才的需要不是短时间内能培养出来的, 所以使用速成的办法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2.工农干部和生产工人受教育的迫切需要。在过去长期的战争环境中, 工农干部和生产工人很少有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虽然他们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但是掌握的知识还是十分有限的。新中国建立以后, 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走向国家经济建设的道路, 客观的形势也迫使他们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在建设中需要老区干部和工农知识分子, 但他们文化水平很低, 如果不让他们学习, 他们就不能前进。”[3] (p32) 所以需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3] (p33)
3.速成中学的创办也是处于国家领导人, 尤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反映。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毛泽东同志一向关注工农的文化教育,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毛泽东同志说:“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 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4] (p1083)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41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发展为热门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5] (p79) 这条规定明显地具有大众教育的思想, 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思想上就乐于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全民的教育运动, 这也是他的“动”和“斗”的哲学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6] (p118)
4.用工农出生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必然。建国初期, 共产党实行对国民党旧的国家政权“包下来”的政策, 包括大批从事学校教育的和各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都统统地包了下来, 他们虽然无疑具有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 但是他们当中却可能只有很少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传统, 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同时由于国家刚刚建立, 从解放区培养出来的干部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而且大批的旧知识分子也需要国家对其思想进行改造, 国家最终还是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二、工农速成中学举办所取得的成绩及不足
1950年12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 [1] (p793-794) 具体地规定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制、教师的选拔、学生的入学条件、教师和学生的待遇等, 1951年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会议, 会议指出了工农速成中学的方针、任务和性质的问题, 学制和教学计划中的问题, 教材和师资的问题, 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 教学上组织领导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设置、招生、编制的问题等。速成中学在当时风风火火地办了起来, 第一所速成中学成立于1950年, [7] (p218) 速成中学第一年招生4千人, 第二年招生8千人, [3] (p32) 到1953年, 就是速成中学招生的第三年, 全国各地就先后成立了56所速成中学, 招生2万多人, [8]到了1955年, 工农速成中学招生人数已达到3万3千人, 在校学生已达到8万4千人, [9] (p1884) 创办了80多所工农教育学校。[10]工农速成中学大部附设于高等院校, 是开学的预备学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工农速成中学从1951年创办到1955年停办, 一共培养了9万6千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的人才, 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但是工农速成中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严重影响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到了1955年7月, 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11] (p211) 指出:“几年来,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 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由于有关方面的协作及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已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实践证明, 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 使之生入高等学校, 从根本上说,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 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 目前也是办不到的。”决定从1955年秋季起停止招生。以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 应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 不再采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
工农学校的停办原因是多方面的, 国家虽然在创建和领导的过程中, 多次下发文件纠正这一问题, 如:1953年末,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12] (p191-192) 但是未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1.在工农学校创办的五年中, 学校的教师、招生、领导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虽然中共的精神是工农速成学校和普通学校并举, 但是各省、市、县地方政府等许多领导人认为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 对工农速成中学采取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 分配教师时很少考虑到这些学校的需要, 甚至有的把工农速成中学中较好的教师抽调到普通学校, 把质量较差的教师分配到工农速成中学中去。在招生问题上, 虽然有许多需要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工农干部, 但是地方政府上认为地方建设更需要他们, 而不放他们去学习, 只是敷衍地随便派工农干部去速成中学, 造成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目的没有达到。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其它重要法规、指示、命令等存在领导关系上的模糊, 直到1953年12月5日,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才决定由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速成中学实行统一领导;[13] (p1823) 1954年5月15日,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又发出《关于改变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改归教育部领导。
2.工农速成中学大都附属于高等院校, 是开学的预备学校, 所以很大一部分都将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但是由于学生基础差, 在速成中学学习的时间又短, 所以很难与正规学校的学生竞争, 所以高等院校在1950至1951年对工人、农民降低入学标准。但事实上只有400名学生按这种规定入学。1952年初, 当思想改造运动达到高潮时, 10000名干部参加了6个月的预备课程结业之后便进入了高校, 而从工农速成中学勉强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很难达到国家规定的高等教育要求。
3.随着国家正规学校培养的大批建设人才不断到各个工作的岗位上, 到1955年全国高等学校已有194所, 在校学生28.8万人, 毕业生4822人;高中6120所, 初中512所, 师范学校515所, 在校学生高中58万, 初中332万, 师范53.7万;小学50.4077万所, 在校学生5313万。[7] (p220) 再加上各种职业中学、夜校、函授学校、技术学校等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国家建设人才, 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建设人才紧缺的局面。
三、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对当时教育状况的分析
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当时教育的一种尝试, 可以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分析工农速成中学, 可以折射出当时教育的情况以及整个社会的状况。从笔者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和冲突的特点。
1.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早在1919年,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就开始为在沙皇制度下没有机会上中学学习并已超过学龄的工农子弟创办新型教育机构——工人系 (或者翻译成工农速成中学) , 学制为四年, 成绩合格者可以进入高等学校。1921—1930年, 工农速成中学的数量大为增加, 这种学校在培养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改变高校社会成分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 中国就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 借鉴前苏联的教育经验,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无疑带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一项研究表明, 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国出版的全部书籍中, 从俄文翻译的书占38%—45%, 从其它语种翻译的占3%到6%。到1956年, 从俄文翻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400种, 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这些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共产党边区的教育事业有着丰富的经验, 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 边区政府从边区建设的实际出发, 在文教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 贯彻文教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 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 并以学校为依托, 开办冬学、夜校, 实行群众性的社会教育, 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共产党边区教育由于战争的需要, 它的特点就是精简, 这十分适合发展群众教育的路线, 同时民办中学数量很大, 到1946年, 民办中学有1038所。共产党的群众教育思想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十分突出, 新中国建立以后, 工农速成中学就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发展, 是在实践中的应用。
3.继承了民国时期教育的遗产。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教育采取的是精英教育的模式, 分化十分明显:新的西方化的学术集中在全国性的、优秀分子的层次上和在城市中, 而农村地区在更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的价值和知识独占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 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 也需要用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他们, 这就产生了两种模式的冲突, 工农速成中学就是培养新知识分子的学校, 也必然卷入这种冲突之中。
总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教育领导者们力求把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起来, 认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应该把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当作基础, 吸收民国时期教育的有益方面, 再合理利用前苏联的经验, 以求一种平衡, 达到对旧中国教育进行整合的目的。但是实践证明,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没有达到一种平衡, 随着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 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陷入灾难的深渊。
摘要：建国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工农对知识的渴求、领导人对工农教育的设想, 以及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的需要, 工农教育被提上日程, 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工农教育的一种尝试, 从1950年创办到1955年停办, 六年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是由于速成中学存在其固有的弊端, 所以到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就停办了。从工农速成中学看, 当时的工农教育是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和冲突的特点。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5
关键词：建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质变；量变
经过28 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于1949 年建立了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建国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建国初期，即1949 年到1956 年期间，我国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矛盾转变成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主要矛盾的转变过程中，不仅有质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量的变化。
一、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限制性条件
建国初期，一般被认为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掌握了政权。1949年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在这里他就提出了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彻底转变的两个限定条件，即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意思是在这两个条件达到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才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就转变成另外两种，“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反过来理解就是，如果这两个条件不符合，那么就不可以断定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如何理解这两个限定条件的主次关系呢？哪个为主，起着决定性作用？哪个为次，起着补充作用？列宁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同样强调：“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和列宁同样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的转变是革命的基本标志。既然如此，那么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就標志着政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革命在全国获得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开始发生质变。
革命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如果不解决，国民党政权就不会垮台，新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其二，这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转变。政治上建立起新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并不意味着不担负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列宁曾深刻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1949 年4 月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倒台。然而，全国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华南和台湾等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秣马厉兵，企图卷土重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人民极端仇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上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新解放区还有3 亿多农民没有地，封建主义仍然盛行，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人民还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城市和工矿企业还没有开展民主改革，工人仍受旧的管理制度的束缚，积极性无法得到提高，产量提高不上去；国民党败逃时留下大量土匪特务潜伏在解放区，他们恣意妄为，大搞破坏活动，人民的安全无法保障。因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肩负着民主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任务，只有继续革命，才能像列宁所说的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否则政权不会稳固，人民到手的权力也随时会有被夺去的危险。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质变和量变的微观考察
众所周知，建国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处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之下，同时还备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毛泽东经过分析得出了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成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8 年9 月，刘少奇说“: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强调说：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分析，他进一步指出“: 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发生质变，转变成另外的矛盾，矛盾转化过程就完结了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深刻理解质变的含义，认识不清楚，将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质变的发生不代表矛盾转化过程的完结，它还会伴随着部分的量变。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质变，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发生质变，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全国全局性的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矛盾转变的完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还在继续着量变，只不过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成为次要矛盾，它不可能全部消失殆尽，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进一步的解决。针对这一点，毛泽东强调：“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1949 年刘少奇去天津作调查研究，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今天的敌人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中的
代表者”。“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党中央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任务，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就是建国前矛盾的继续转变，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但量变仍然进行着。
经过建国初期一系列的运动，在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质变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和扩大。1952 年3 月，“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揪出的许多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让世人触目惊心，也让中央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6月6 日毛泽东在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中针对上述情况，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经过认真分析后，鲜明地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此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异常尖锐，到了非解决不行的地步。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也同样强调：“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确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中共中央就要采取措施去解决。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中央经过了一番探索。党把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称为过渡时期，决定在过渡时期内充分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过渡时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过渡，很多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53 年8 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毛泽东的审改，第一次以正式的文字表述出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 月28 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完整而准确的表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跨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成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三、分析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质变和量变的意义
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权的更迭，經济的不稳定，还是思想的纷杂，文化教育的混乱，都是历史罕见的。而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建设一个美好国家的枢纽就是认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不惧困难，秉承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质变和量变同时进行的，质变发生以后，并不代表矛盾转变过程的完结，前一矛盾仍然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着量变，而主要矛盾已经更换。正是因为如此，建国以后，我们才继续进行了民主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任务，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毛泽东很早就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因此不去认真分析，党就无法妥善准确地处理这些问题，进而使经济在建国初就得到恢复。当前我国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国内社会各阶层利益正在发生着大的变动，人口流动加速，种种不和谐因素显现；另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敌视。因此，回顾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的质变和量变，意义非常深远，有助于我们分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运行情况，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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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6
建国初期,在“以俄为师”影响下我国曾经出现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高潮。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引进苏联教育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中国建立之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学家平克微支积极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下的教育学,这些作品大部分在当时就被翻译成为中文传播到了我国,对我国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苏联教育学教材和专著就被引进我国。1935年,平克微支著、卢哲夫译的《教育学新论》成为我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本教育学译著。当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引进状况相比较而言,尤其是和“以俄为师”影响后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相比较来说,当时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和模仿还是十分有限的。
建国初期,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引进我国,成为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于1947年由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国立教育书籍出版局于1948年出版印刷。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教育学》第二十一章“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刊登该文后,我国部分刊物转载了“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成为介绍和引进苏联教学的重要文章。1950年,《中华教育界》先后发表了《教育学》第一章、第二章。1951年1月,旅大《文教通讯》发表《教育学》第十七章。在经过相关报纸杂志的介绍之后,《教育学》在我国开始了完整的翻译出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教育学》于1950年12月出版,第一版由新华书店出版,修订之后于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教育学》经多次修订,共出版10次,印刷数量达到了将近30万册,成为我国印刷数量较大的出版物,对引起苏联教育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6。
除了总体引进苏联《教育学》之外,我国还引进了苏联教育学的其他相关学科。比如,1949年8月,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麦丁斯基著、叶文雄译的《世界教育史(上)》。1950年8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了E·H·麦登斯基著、柏嘉译的《三十年来苏联国民教育及其制度》。1951年6月,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了《论教学认识的过程》。自此之后,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越发频繁。《儿童入学前的家庭教育》、《世界教育学史》、《班主任概论》、《教学法原理》、《苏维埃教师心理概论》、《小学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卫生学》、《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关于苏维埃学校和教育科学问题的几个报告》、《保育院教学与教育工作》、《教育科学研究法》等苏联教育学著作先后在我国出版发行。
二、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背景
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是以模仿为目标的,缺乏将苏联的教育学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与能力,是低层次的引进与模仿。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此时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在我国百废待兴之际,兴起了“以俄为师”的热潮,我国教育教学界也广泛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许多苏联的教育学被引进到我国,苏联教育学对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大影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并且将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简单的模仿为目标,这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密切关联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封锁与孤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紧要关口,我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选择了向苏联学习。因为,我国和苏联均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我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基于此,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景下,我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俄为师”的策略,苏且人们亲切地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形成了同志加兄弟一般的情谊,在此种状态下,我国形成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路线,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向苏联学习,全国各地响彻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声音,最终导致了我国被全盘苏化。在教育学、教育教学工作等方面也同样如此,开展任何教育活动,均先考察苏联是怎么做的,再将苏联的做法简单地搬到我国进行应用。在此阶段中,我国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进行学习,同时,我国还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鼓励和保障我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要求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在我国教育界,也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热潮。此种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的行为,满足了我国民众对于权威的一种崇拜心理,这和我国传统文化较为契合。所以,中国和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为我国学习苏联的教育学提供了可能性,而国人较为崇拜权威的心理状态,则为我国学习、模仿苏联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成为我国推进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直接动力源泉。
三、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特征
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引进数量逐步增加。1950年引进3册,1951年引进4册,1952年引进7册,而在1953年到1956年,分别引进19册、24册、28册、22册。由此可知,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53年之前,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较少,均在7册以下。而到1953年,成为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转折年”。1953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19册,自此之后一直到1956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保持在20册以上。对此现象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虽然在刚刚建国之时,就已经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和苏联结成了同盟,但是,刚刚建国之时,一直到1952年,我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1953年之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较为亲密,使我国加大了在教育学方面向苏联学习的力度。第二,从我国国民接受苏联教育学的心理上进行分析,我们接受一种新的东西、学科,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即便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7
一、确立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完善党的代表大会 (会议) 制度。通过党的代表大会 (会议) 对党的领导进行监督, 这是建国初期提倡和采取的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1948年9月,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 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 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 现在要增加, 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新中国成立后, 党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和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中共中央曾多次指出:“定期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根本制度……今后各级党的组织, 必须按照党章规定, 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不按期召开”, 并对会议的召开频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随后, 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指出,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 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他还特别提到, “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在如何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方面,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 首次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度”的设想。他说:“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 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 有党的国会, 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并指出设常任代表的好处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 建议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 比如五年一任。毛泽东的这些意见, 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党的八大正式作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决定并将之写入了党章。党章明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1956年9月15—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一方面对七大以来推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提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 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 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 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 《报告》还对如何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 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 提出“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 都改作常任制”。推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由于代表是常任的, 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 便于使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听取批评, 答复询问, 从而使党代表即使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 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由此, “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956年11月, 中央作出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问题的规定》, 次年10月, 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改选、补选问题的规定》。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代表大会 (除西藏外) 和1 500个左右的县 (自治县、市) 从这届起都实行了常任制。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 八大没有再召开全会, 这一制度实际上停止执行了。后来由于党内民主日益遭到破坏, 不仅这种会议没有继续召开, 连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也难以保证了。
二、健全党委制, 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
推行党委制,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1948年9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由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针对党内存在的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习气, 要求各级党委、各部门党组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 并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关于这个决定的意义, 邓小平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 从长期以来, 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 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 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 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尤其起了重大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 并且知道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 在于他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 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 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党委制的实质和根本, 就是重要问题均须经党委集体讨论, 充分发扬民主, 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并分别执行, 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协调好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 两者不可偏废。
在新中国成立后, 对健全党委制的探索仍在不断深化。党委制的推行范围不再局限在党政机关和部队之中, 在企业中也开始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 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 在学校中也开始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些地区还制定了专门的制度, 保证党委制的全面推行。如1955年3月, 中共上海市委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改善领导的决定》, 提出要加强市委的集体领导, 健全党委制。坚强党委制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 在处理高饶事件中,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准则方面作出规定, 有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长篇说明, 刘少奇指出,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 必须坚决维护民主集中制等纪律, 为此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充分发扬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决议不只是重申党的纪律, 更明辨了党内组织生活的是非界限, 对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防止在党内搞不正常的非组织活动, 健全党委制, 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 起到积极作用。1956年通过的八大党章对健全党委制作出了全面的阐述:“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 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全委会必须定期召开,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党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 党的县、自治县、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四次。
三、建立党内监督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 为加强党内监督, 在党内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1949年11月9日,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各级政府已经或即将建立的条件下, 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其任务与职权是, 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 使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纪, 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 以实现全党的集中。1950年4月9日, 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强调指出, 由于党处于在全国政权领导者的地位, 如果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不能公开地及时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 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 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 在人民群众中, 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 如完全属实, 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部分失实, 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报纸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 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 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 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对于一些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 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1955年3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决定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 以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检查和处理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 以加强党的纪律。同时,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定, 赋予党员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以及向党负责任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力。在八大党章中专门以一定篇幅对加强党内监督作出制度化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 同时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 在党的各级委员会都应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各级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下, 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的各种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现象, 并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
基层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础, 是党稳健推进党内民主这一系统工程的起点。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 就要必须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讨论权、表决权、监督权和申诉权等等。1951年4月, 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并在此后展开党的政党建党活动中对全体党员进行教育。这个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全党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廉洁勤政, 在领导人民群众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新民主主义全面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是一个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根据这个规定, 中国共产党努力健全支部的民主生活制度:一是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 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按照党章规定, 普遍地、有领导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听取和审查各基层党组织委员会的报告,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工作问题, 民主选举各基层组织的委员会等等;二是建立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党章规定,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 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三是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并同党内存在的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这个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全党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廉洁勤政, 在领导人民群众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新民主主义全面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是一个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在建国初期,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党委制的健全和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制度的推进, 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民主发挥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曾评价说,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 实行民主集中制, 党内民主生活也比较正常。由此可见, 建国初期, 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遗憾的是这些探索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没能得到坚持, 甚至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建设探索中的重大失误。
摘要：建国初期, 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 中国共产党做过深入的理论探索, 党在确立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健全党委制、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建立党内监督制度、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几个方面, 对党的民主建设做了富有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建国初期,党内民主,探索,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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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8
一、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与运作方式
1.组织机构。民国前，中国红十字会基本实行的是董事会制，由董事会总理一切事务。董事会平时休会，遇到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才召集全体董事共同商讨，形成决议后交由办事董事执行。当红会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之后，这种董事会制就不相适应了。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由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常议员组成常议会作为红会常设的决策机构，再由常议会选出名誉总裁、会长和理事。这样，红会的体制便由董事会制转为常议会制。
1912年10月举行的统一大会决议中规定：总会设于北京，总办事处设于上海，会长常驻总会，专任对外及对政府交涉事务，副会长及常议会则驻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副会长为领袖，会同理事长，督率各职员办理，凡筹募款项，联络分会，征集会员及其他一切会务，均属总办事处负责[1]。因此，红会虽然实行二元制领导，但实际管理重任是由副会长领导的总办事处承担。
常议会设在总办事处所在地上海，设议长和理事长。常议会议员在会员大会时选举产生，最初为36人，后扩大到48人，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议长及理事长均从常议员中产生。常议会负责根据会章制订办理会务细则。总会各种款项均归常议会管理。1919年，蔡廷干担任副会长后，加强红会内部建设，在常议会之下设立会员委员会，下设财政、赈灾、卫生及交际四股。这种改制使得红会在组织管理部门化和专门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
2.会员管理。中国红十字会征集会员是从1911年万国董事会组成后开始的。在救护武汉战事的过程中，为缓解经费不足的问题，红会尝试仿照日本赤十字社的做法征集会员。1912年颁布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规定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凡独捐洋一千元以上，或募捐洋五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异常出力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名誉会员；凡纳捐洋二百元以上，或募捐洋一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一年以上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特别会员；凡纳年捐五元满六年者，或一次纳捐二十五元者，均照章认为正会员”。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正会员资格可由各地分会授予，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则需“本分会函请总会办事处议决”[1]。“会员中有犯刑事案或其做事有违本会章程者”[1]，将取消其会员资格。1920年起又添设普通会员和学生会员，“自此加入会员者益众”[2]473。会员分别佩戴不同的徽章，其徽章凭照均由上海总办事处发给。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均为终身会员。普通会员有效期为十年。学生会员以修业期间为有效期间[3]。1922年时全国共有会员26000人，此后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24年时全国会员人数已达4万。
3.经费来源。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主要有社会捐款、会员会费和政府拨款三种，其中以社会捐款为最多。
红会的社会捐款主要来自国内外企业、商会、会馆、驻外使节、海外华侨、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普通百姓等团体和个人。笔者通过查阅中国红十字会刊载于《申报》的收捐征信广告，发现绝大多数捐款是工商企业和工商业者提供的。而政府官员捐款虽不经常，但往往数目较大。例如1913年癸丑之役中，袁世凯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捐款3000元救灾。此外，海外华侨虽身在异乡，却心系祖国。因念国内“战事蔓延、同胞被难，伤者先宜医治，死者急待掩埋，分会愈推愈广”[4]，所需经费数额巨大，每逢遇到战祸及水旱灾害，红会请驻外公使、领事劝募华侨捐助，华侨都慷慨解囊相助。
除直接募捐外，《中外日报》、《申报》等为红会刊登广告、发布消息一律免费，铁路局和电报局也对红十字会免费，这些“实不亚于捐输巨款”[5]37。1912年10月召开统一大会时，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应允给外埠入会代表乘车半价优惠。1913年癸丑之战时，深荷、津浦、京奉、京汉铁路对红会会员因从事战地救护而乘车及运输物品一律免费，电报局也对所有关于癸丑战地要事给予免费电报待遇。
红十字会经费的第二种来源是会员会费。上文已述，中国红十字会明确规定了不同会员的会费标准。1912年颁布的会章规定向每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分别收取会费1000元、200元和25元。1922年增设普通会员和学生会员，分别收取会费10元和1元。到1924年时已有会员4万人，所收会费数额也就较为可观。此外，当各地发生灾情，分会无力赈济时，总会在汇现款助赈的同时，有时也会发给会员章照以为劝募。例如1921年夏、秋间，江苏水灾淹没52个县。总会在接到建阳分会呈报水灾情况后，汇去现洋500元，又发给该分会普通会员照50份，“乘时劝募，可得五百元”[6]13。在接到阜宁分会报告后，总会发给正会员照30份，以资补助。
红十字会经费的第三种来源是政府拨款。例如1914年山东兵祸水灾接连发生，政府向红会拨款5万元，1922年广东潮汕发生水灾，政府批准红十字会的请求，拨给10万元充赈。除中央政府向红会拨款用于救助各种灾害之外，全国绝大部分省也都从当地财政中拨助部分款项。
二、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虽是由民间创立、民间运作的慈善团体，但它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而且作为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其地位和角色得到了国际公约的保证，这就使它在接受政府一定程度制约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支持，从而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对红十字会负有审批及领导人任免权。根据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联合会规约》规定，各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是以所在国政府加入《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为先决条件。因此，红十字会的合法性要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的人选虽经常议会选举，但必须由中央政府宣布任命。
2.政府对红十字会负有扶持、监督的责任。政府对红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支持和对红会合法地位的保护两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经费来源之一就是政府拨款。当红会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救护时，经费往往不敷使用，中央及地方政府就会出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是民国政府承认的国内唯一正式的红十字组织，因而当中国红十字会发现一些假借红十字名义或滥用红十字标志的机构时，政府有义务保护红会的合法地位，取缔非法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依陆军部、海军部之指定，辅助陆、海军战时卫生、勤务并依内务部之指定，分任赈灾、施疗及其他救护事宜”，红会“在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程及临时军司令官命令”。同时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之资产及账簿，得由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各就所管事项随时派员检查”[5]1-2。因此，和一般社会救济与慈善机构相比，红会与政府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在接受政府对其救护行为和经济收支进行监督的同时，红十字会也从政府获得直接的保护和支持。尽管出于经济的和其他的原因，来自政府的支持可能十分有限，但对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3.在实际的救助行为方面，民国时期红十字会的活动构成了对政府救济的重要补充。在民国频繁发生的自然与人为灾害中，政府无力单独承担救济职责，中国红十字会主动与政府合作，积极参与到历次救助活动中。每当战事发生，交战双方或政府都会致电红会，请求救护。各地遭受自然灾害时，当地政府也会向红十字会致电乞赈。这些都说明了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而且被政府视为其救济事业最重要的帮助。事实上，民国政治的混乱与无序，使政府在社会救济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常常处于缺位状态，正因为如此，红十字会的存在和活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承担了社会救济的职能。
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这种合作式的互动关系，是红十字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在这种背景下，红会并未丧失其作为民间救济机构的自主性。当这种自主性受到威胁时，双方也会发生冲突与对抗。1919年和1920年，沈敦和、吕海寰相继离职。在未经红会内部选举的情况下，总统直接任命汪大燮和蔡廷干为正、副会长，这与红会章程不符，引起人们产生了政府要将红会收归官办的疑虑。1922年，红会常议员任职期满，依照会章，常议会决定召开全国会员大会，选举常议员和正、副会长，改良会务。但此举遭到汪大燮的强烈反对。会前汪即向全国各分会通电阻挠他们与会，继而又提议将常议会迁往北京，其将红会收归官办，惟政府之命是从的企图表露无疑。常议会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1922年6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如期举行。会议确立了“免受政府非法命令所束缚，反致不能发展”的自立自主原则[7]135，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重申了红会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会议结束后，根据会章，由新当选的常议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汪大燮和蔡廷干虽得以当选，但常议会以此二人均在北京总会为由，另选杨晟为驻沪副会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不久之后选举结果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上海总办事处实际上取得了这场管理权之争的胜利，收归官办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显然，既与政府合作、又适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慈善救济团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得以发展为一个拥有系统的组织机构、较为充足的活动经费和周详的慈善计划，能够独立开展大规模赈济活动的慈善团体的重要原因。其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活动在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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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苏省红十字会.江苏红十字运动88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9
1 立国思想的争论
在华盛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杰斐逊出身于种植园家庭, 从个人成长背景上对农村、农民、农场主和农业经济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法国任职时接受法国启蒙思想, 崇尚“天赋人权”, 担心工商业阶层组成的政府会侵害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利益, 会损害广大人民的权利。杰斐逊在欧洲时目睹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 认为只有农业社会才能够保证平等。因而杰斐逊的立国思想主张重农主义, 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自由民主的农业社会, “土地的耕种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 他们最有活力, 最富有独立性, 最善良, 他们与国家连接在一起, 并且以持续不断的纽带, 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合为一体。”同时提倡“自由贸易”, 主张以大量输出如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和如棉花等工业原料来换购工业成品, 从而造成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依赖。同时他也错误地认为土地面积有限而人口数量太多才迫使欧洲发展制造业, 美国西部地区广袤的领土完全能够容纳美国人口, 因此不必发展工业。总的来说, 即以“农业立国”, 把美国建设成为农业共和国。
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小就以经商牟利为生, 关注工商业发展状况;信奉英国政治思想推崇“秩序”, 认为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商业、税收和农业发展, 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汉密尔顿钦佩英国工业实力的庞大, 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带给工业前所未有的繁荣, 认为“进口制造业产品必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 机器“对提高一国工业总产量是至关重要的”, “商业繁荣是国家财富最有效和丰富的来源”。因而汉密尔顿的立国思想主张重商主义, 认为美国独立后应当尽快利用国家权力建立并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 尽快改变美国农业国的地位, 将美国迅速建成为能够与欧洲各国相抗衡的美洲工商业强国, “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 并在我们中间生根, 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 并以此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汉密尔顿同时提倡“关税保护”, 主张国家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基础, 从而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以便建成强大的工业国。总的来说, 即以“工业立国”, 把美国建设成为工商业强国。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关于美国立国道路的争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连当事人也料想不到, 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开创了美国历史上两党政治与两党斗争的开端。尽管这场争论非常激烈, 甚至于扩大到了美国的内政、外交、党派等各方面, 但从经济的角度讲, 两人争论的实质是南方农业种植园经济集团与北方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之间的博弈。杰斐逊强调美国的独特性, 力主走以“农业立国”的道路, 汉密尔顿则着眼于世界大势, 主张走以“工商立国”的道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构成了两人争论的焦点。
2“工业立国”的确立
从表面上看, 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似乎预示着“农业立国”思想的胜利, 但之后的发展却出乎预料。在1807年美英冲突过程中, 杰斐逊实行《禁运法》, 企图通过农业遏制工业的方式在打击英国工业经济的同时拒绝工业在美国的发展, 但结果却与设想背道而驰。英国虽然受到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困扰, 但美国自身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美国南方盛产的烟草、棉花、粮食等农产品对外的销售出路受到严重限制, 农产品在国内供过于求, 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美国的捕鱼业和航运业也受到很大影响。禁运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最大的积极影响便在于促进了美国本土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英国工业品无法运到美国, 导致美国国内工业品价格暴涨, “利润”直接刺激了商业资本向制造业的转移, 美国迎来了工业的一次大发展, 同时也推动了杰斐逊向“工业立国”的转变。1801年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曾宣称“促进农业发展, 并鼓励以商业辅助农业”, 体现了他“农业为主、商业为辅、拒绝工业”的经济思想。但禁运带来的影响迫使杰斐逊转变认识为“商业是处理农产品的唯一手段”, “为非正义的好战国所造成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停顿, 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公民的损失和牺牲, 成为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被迫面临的这一形势, 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这一转变的范围正与日俱增”。19世纪初, 美国的经济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支柱, 但工业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前夕。禁运后美国政府重视工业的地位, 通过国家的力量发展工业经济, 改善交通运输环境, 利用“关税保护”政策保护民族工业发展。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和机械化对生产力的推动, 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美国建国初期, 农业经济呈现出规模性发展的态势, 但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转变是包括总统在内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从此美国农业经济走上了一条矛盾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农业保持高速增长, 农产品产量之多稳居世界鳌头;另一方面农业地位渐趋下降, 工业、商业、金融业逐次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工业立国”后的美国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 在政府支持与新兴科技推动下工业经济高速增长, 逐步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也为日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经济霸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3“农业立国”的影响
由于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都获得了蓬勃发展, 也由于各个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沿着“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这一链条发展起来的, 还由于推崇“农业立国”的杰斐逊最终选择了“工业立国”, 故此, 对于杰斐逊“农业立国”的思想一直有所诟病, 甚至于有观点认为杰斐逊是在倡导小农经济思想。但是, 对杰斐逊“农业立国”的主张应当正面看待, “农业立国”非但有其合理性, 而且对美国大农场经济的出现、商品农业经济的兴盛、美国在二百年时间里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美国国力的增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首先, 众所周知, 近现代农业生产的繁盛必然要建立在大农场经济的基础上, 而广阔的领土、先进的技术和合法的土地兼并则是大农场经济形成的基础。在“农业立国”思想的影响下, 杰斐逊对农业土地的扩张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在杰斐逊的极力主张下, 美国政府在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买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地区, 总面积达到260万平方公里。购买这块土地的动机毫无疑问是出自于农业生产, 杰斐逊估计, 仅新奥尔良地区就能“生产高出美国全部产量一半以上的产品”, “养活多于美国人口一半以上的人口”。杰斐逊一直相当关注农业技术的革新, 在1786年前往伦敦时把大量时间用于考察欧洲各国的农业, 积极引进各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努力推动美国农业技术提高。美国的工业革命从十八世纪开始, 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为了鼓励人们前往荒凉的西部和刚刚拓展的领土上进行垦殖, 杰斐逊政府不断调整土地法, 不断降低每位美国公民在西部地区可购买土地面积的下限, 也不断降低每英亩土地的价钱, 以此鼓励人们前往西部, 揭开了之后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的序幕。土地法实际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展, 懂得经营的部分富裕农民逐步开始了土地兼并和农场经营, 卖掉土地的农民及外来移民又纷纷转向未被开发的西部土地, 用“占地”的方式继续小农经济的生活, 小农经济与农场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成为了美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 也最终推动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形成。
其次, 杰斐逊所倡导的“农业立国”并不是要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家, 而是要将农业商品化, 推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建立面向全世界市场的商业化农业经济。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发展商业为农业服务”的方针, 这里的商业不只是国内市场贸易, 而且已经拓展到了国际市场范围。尽管杰斐逊不愿意美国国内大力发展工业, 但是作为一个遍游欧洲诸国的杰出领导人, 杰斐逊并非不了解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潮流和趋势。杰斐逊并非是要将美国建设成闭关自守的农业国家, 而是希望大力发展国内农业, 将丰富的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国外、在海外市场上换取美国国内必需的工业品。这一思想流传至今, 美国历届政府一直重视将国内生产的大量剩余农产品倾销到国际市场上。从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的农业经济就带有鲜明的商品农业经济性质。
再次, 杰斐逊“农业立国”思想的出现不只是因为重农主义思想影响、防止道德和民主蜕变、对制造业误解和强调西部土地广阔, 更重要的是杰斐逊对未来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农业压力保持了一定的忧患意识。杰斐逊强调“不能不看到长远的未来, 那时我国人口的迅速增加将使我们扩大到现有的范围以外”, 除了扩张还蕴藏着对人口增长的忧虑。在“农业立国”思想的影响下, 美国南部、西部的广大地区直到今天为止都一直保持着重视农业经济的传统, 美国自建国至今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农业经济一直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 由于市场上消耗不完的剩余农产品太多还引发了四次长期的农业经济危机, 其国民数量在迅速增加的同时从来没有面临过农产品不足的困扰, 对美国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无可估量。
最后, 尽管杰斐逊最终由“农业立国”转变为“工业立国”, 但是从杰斐逊时期开始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脚步逐步加快, 既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供给, 也为日后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还为美国的对外贸易赚取了巨额的财富, 甚至于直到一百年后的190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还占美国出口商品总值的61%, 远远超过了工业品的出口。美国至今为止在海外市场上的农产品倾销, 已为美国赚取了天文数字的财富, 也为当代美国以粮食为武器控制其它国家提供了基础, 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力的增强。
4结语
美国建国初期关于“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争论对美国日后经济发展的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全世界即将迈入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 “农业立国”的思想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工业立国”思想, 美国最终还是走上了积极加强工业建设、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基础、以工业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增强的工业资本主义道路。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自19世纪初“工业立国”的思想渐占上风, 但美国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消极影响, 相反, 在“农业立国”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农业经济规模性发展的势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停止, 为美国建国至今在世界农业市场上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最有力的生产力保障。
摘要：美国建国初期, 围绕着美国独立后究竟应当按照何种经济方针治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杰斐逊的“农业立国”与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思想分别站在农业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分别想把未来的美国建成农业共和国或工商业强国。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似乎预示着“农业立国”思想的胜利, 但之后的发展却出乎预料, 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转变是包括总统在内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但是, 对杰斐逊“农业立国”的主张应当正面看待, “农业立国”非但有其合理性, 而且对美国大农场经济的出现、商品农业经济的兴盛、美国在二百年时间里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美国国力的增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立国”,“工业立国”,杰斐逊,汉密尔顿,立国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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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中国现代艺术的特点 篇10
关键词：民国初期；现代艺术；变革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动荡和变革仍然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民不断地开展着救亡图强运动，主要表现在引进西学和革命斗争两个方面，因而民国初期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背景也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学习西方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不断冲击着中国的传统艺术，两者在混沌之中彼此对抗而又相互融合。二是此时的现代艺术带有鲜明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倾向。
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民国初期的中国，这样一个混乱时代不断展现着它的时代性特征。除了艺术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本文将主要通过建筑、美术、手工艺等方面来表现一时期的中国现代艺术。
在建筑方面，早在清末开始，西方入侵我国，在势力范围所到之处，渐渐出现了一些洋式建筑。民国初期的建筑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外建筑艺术的一个缩影，尽管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各个地方的建筑风格又各不相同；一般都为砖混结构，这是一种混合结构，是采用砖墙来承重，钢筋混凝土、梁柱板等构件构成的混合机构体系。就建筑风格而言主要分为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民族主义三种，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指运用古希腊罗马建筑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样式和古典柱式的建筑，主要是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以及其他地区受它的影响的建筑为模板建造的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是借用古代英雄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描绘现实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直接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建筑风格，这正好符合当时的资产阶级民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新民族主义建筑是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下，众多建筑艺术家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思想而发展出的一种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这三种风格的代表建筑有上海外滩建筑群、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原汉口南洋大楼和南京各类官员府邸等。此时的建筑艺术装饰特点主要表现在建筑材料演变和欧式风格的再现与演变。在建筑材料上，从晚清开始，西方的建筑材料，如砖块、水泥、石材、玻璃等被引进到中国，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木材在建筑中的构造主体地位；此外红砖、钢筋混凝土也被大规模的运用，几乎在整体上改变了中国今后的建筑材料风格。在建筑形式上，民国初期建筑在汲取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上，保留了西方古典形式的装饰，结合近代工业设计思潮，并加入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构建出了大量的杂交建筑。
在美术方面，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就有很多去国外留学的学生开始修习美术专业，到民国初期，一大批留学生回国开始致力于推动中国美术发展。清末中国美术依然主要秉承传统的一些技法，但也开始融入西方的元素，其代表人物有吴昌硕和徐悲鸿等人。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吴昌硕的绘画以篆印入画，大胆使用西洋红，深红古厚，他生于晚清，卒于民国初年，但此时他的作品中已显露出了一些中西结合的元素。作为一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家，吴昌硕却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新纪元；他的艺术对于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远传日本、韩国，深受海内外学者的推崇，是那个时期中国传统现代艺术在历史条件下最美妙的艺术瑰宝。徐悲鸿的青年时代正处于清末民初，出国求学的经历使得他更能领会中西艺术差异，在之努力之下开创了民国初期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风格，并为后世确立了艺术基调，其代表作《愚公移山》用西方油画风格，以中国水墨画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古典历史题材，成功地使中西艺术相结合，是当时中国现代艺术的经典之作。
在手工艺方面，以木刻版画为代表，出现了新兴木刻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版画作为中国手工艺的一个重要门类，能充分代表中国手工艺的发展方向和创作方法，木刻版画自古便有，由于其独特性使得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民国初年，欧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泛滥，并在我国艺坛上产生影响，鲁迅针对此情况说：“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19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因而鲁迅大力扶植木刻艺术发展，特别重视表现形式要切合内容的需要，努力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既反对徒有其表而内容空泛的作品，也反对因艺术性差而致使不能表现内容的作品，更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东西。鲁迅先生为使木刻青年能在借鉴外国的进步木刻中吸取养分，更快地磨利木刻刀，刻出更好的作品来，经常在他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挤出钱来自费精印画册，提供创作参考，就当时情况来说，尽管社会主体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木刻运动，却是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美术领域里的重要斗争运动。木刻版画一直都以中流砥柱的艺术形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木刻艺术都坚守正义，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并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的发展往往能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的思想觀念和人文特征。中国人在个人发展的潜意识中一直秉承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艺术领域的人也是如此，因而在民国初期的文人艺匠的艺术创作中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他们学习西方，却并不向西方艺术低头，或是摒弃自己的传统艺术，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艺术的先进性来实现自身抱负和民族抱负，无论是建筑、美术还是手工艺，都有崇高的自我抱负在其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在各方面都在不断开放，现代艺术的发展更是展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然而从深层次去思考，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走民国时期的路，政治上、经济上如此，艺术上亦是如此，就如乱世出英雄一样，民国初期现代艺术中所产生形成的理念与实践是历经动荡与沉浮而留存下来的，经住了时代的考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当代艺术工作者去好好学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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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建国初期 篇11
1 两交易所概况
我国证券交易在晚清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产生, 但犹如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一样, 证券交易也处于“虽有萌芽但无突破”的局面。如果说证券交易所的开办是我国近代证券交易发展史上的突破性进展的话, 那么其发轫就是1918年北京 (北平) 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在时任农商部长的张謇的大力推动下, 北洋政府在1914年和1915年分别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和《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 这为证券交易所的开办奠定了基础。北京 (北平) 证券交易所于1918年6月5日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正式开业, 这是中国近代自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当时在北京 (北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 包括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以及股票。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后, 北京 (北平) 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
1949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由于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广泛存在以及货币不能迅速统一等问题, 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非常兴盛, 游资众多, 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加强对金融的管理, 堵不如导, 不如设立交易所来“疏导游资, 奖励投资, 繁荣经济”。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报请政务院批准, 1950年1月30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开业典礼, 2月1日正式开业。北京证券交易所内所交易的品种主要是股票, 但由于经纪人的一些违规交易行为, 同时, 1951年年末, “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展了对经纪人进行全面检查工作, 证券交易所即告全面停业。清理工作全部结束后证券交易所第二次退出北京的历史舞台。
2 两交易所性质及兴起原因的对比分析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建国初期的证券交易所, 两者的性质上是有差别的。这种性质的差别, 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 北洋政府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而新中国成立后至三大改造完成前, 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社会性质的不同使得两者的经济制度有巨大差别前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是在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的大潮中得以产生的;而后者, 是在新中国为了平抑物价、稳定社会, 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背景下的过渡政策, 因此两交易所建立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 因而造成了两者性质的差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具有很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一方面, 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国人自发成立的,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实业资本急剧发展的背景下成立的。这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 同时也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另一方面, 又是在1905年外商设立的上海众业公所的刺激下为振兴民族经济而产生和发展的, 这种模式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是非常相似的。
这两者的对比还可从另一个侧面来反映, 北京证券交易所于1918年开业, 早在1914年和1915年, 《证券交易所法》和《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先后颁布, 而这时, 尽管已经距离1872年中国最早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的时间已经30多年, 但是毕竟是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尚未成立之时, 而先有相关的法律。再对比建国后的情况, 建国后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开业时便“无法可依”, 北京市人民银行临时制定了《证券交易所营业简则》、《股票上场须知》、《交割办法》、《证券交易所内部组织》等规定和办法, 来监督和约束证券交易所的行为。这可以说明, 在北洋政府时期, 证券交易的发展已经比较兴盛, 早就需要政府立法来进行监管。而在1950年的情况则大大不同, 法律的不健全正是因为证券交易尚未进入大多数人的生活,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于证券交易是不需要的, 但为什么还要设立证券交易所呢?这就表明, 游资的绝对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 但是掌握这些游资的人只是社会上很少的一部分人。因此, 建立交易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大量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有一个交易的平台, 防止其在市场上囤积居奇, 影响市场的物价水平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可以说, 两者在性质和兴起的原因上是截然不同的。
3 两交易所交易品种对比与分析
北洋政府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在交易品种上存在较大差异。北洋政府时期,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内交易的主要品种并非股票, 而是债券, 这时的证券市场甚至可以成为“财政市场”。而建国初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如现在的证券交易所一样, 是以股票交易为主的。
而某种经济现象的产生, 必然有其政治和社会根源。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是军阀统治的附庸自年中国大门被打开以来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在外来经济的冲击下, 大多经历了一个破坏与推进的双重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延伸, 使这些城市的自然经济不断瓦解,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些外商和民族资本家兴办实业的风气十分盛行, 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的口号深入人心, 使这些城市有了较好的产业基础, 一些重点城市如上海也由此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的大门却始终没有打开, 北京在产业基础方面非常薄弱, 工业和服务业十分欠发达。而证券市场的产生, 在正常情况下, 是工业和服务业大发展的结果, 只有实业需要公开募股集资来扩大生产时, 股票才能应运而生并且真正流通起来, 北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北京证券交易所就在一个股票并未成为广泛流通和大众需要的时候开办了, 这里的重要因素就是公债。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战争频仍, 总要大量举借外债, 但一时又无力偿还, 因此只能再发行公债向民众借款, “拆东墙补西墙”, 1912-1926年, 北洋政府总共发行了28种共计超过6亿元的公债, 同时还有各种有奖公债、国库券等将近百种, 而这其中多是1918-1922年发行的。如此巧立名目的手段, 使得公债品种不断扩充, 债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实业对于他们是遥远的, 进行股票买卖的人也大多是投机者, 而名目众多的公债作为有价证券在市场上流通起来, 正好迎合了产业基础薄弱的状况下投机者的需求。一时间, 投机者纷纷涌入交易所进行公债投机, 同时这也刺激了北洋军阀政府, 面对供不应求、竞相追逐的公债市场, 更加无所顾忌地发行公债, 北京证券交易所也成为了军阀统治的提款机。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基础薄弱的北京虽然北京没有被解放战争的战火所累及, 但是全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 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情况下, 同北洋时期一样, 北京也不具备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条件。但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再一次成立了———这是因为解放之初, 一些游资抓住了币值不稳、物资短缺的时机, 囤积居奇, 一时间黑市交易和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证券交易的增多和解放前天津证券交易所的兴盛, 使得证券市场逐渐更加被熟知, 游资在政府的打击下就转向了证券交易。这样, 为了“堵”、“导”并举, 才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 大部分是北京周边地区 (尤其是天津) 的企业发行的, 著名的启新洋灰、华新纺织、发展至21世纪还兴盛不衰的耀华玻璃等等。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北京产业基础的薄弱以及为了疏导游资的建立目的。
而事实上, 两交易所的交易品种虽有较大差别,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两个北京证券交易所都是在特殊的背景由于有特殊的需要而建立的, 在其中, 市场的力量———主要是持有游资的投机者成为了关键因素, 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 前者可以称之为“畸变”, 后者可以称之为“权衡”———两者交易品种的不同, 都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需要而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郑振龙等.中国证券发展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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