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先生

民国大先生（精选4篇）

民国大先生 篇1

王大珩(1915—2011)先生走了,一个一生推动中国光学前进的人,永远和我们离别了。

虽然他在5年前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但断断续续,病情好转后就回家疗养。两年前,他住入301医院,插上呼吸器后,就没有出院,也不能下床。开始时,虽然他不能说话,他的大脑还是清楚的,眼光很明亮,能眨眨眼睛表达他的感情。

后来,就反应迟缓了。今年年初,中国光学学会、光电研究院和长春光机所在北京专门庆祝他96岁大寿,举行了“王大珩星”授予仪式,大家总是希望他能再多活几年。

近年来,他如此高龄而又久病,就有两三次被报病危,我们心中都很焦虑,怕是过不去了。但王老的生命力旺盛,每次都转危为安,都挺过来了。这次,他走得也不能说是意外,他的亲属和友人与学生们思想上都有准备。他逝世时,我正在国外,噩耗传来,想起我们失去了这位为中国光学事业献出一生的敬爱的老师,我的心里感到隐隐的阵痛。我立刻发了一封唁电给王森同志,写了一副挽联:“辞权威,辞泰斗,辞光学之父,天地古今留正气。爱祖国,爱人民,爱光学事业,浩然千古有楷模;”表达自己对王老的敬慕景仰之情。

1997年以来,我有幸常受大珩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得到了不少教益,终身难以忘怀。他那坦荡宽广的胸怀,正直刚毅的品德,博大精深的学问,卓越进取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关爱青年的情感,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旗帜。凡是与他接触相处过的人,无不受到他的精神感染,他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们一起怀念这位对中国科学特别是对中国光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大科学家,纪念他为中国光学事业创造的不朽伟绩,回忆他高尚的品德和感人的人格魅力,以鼓励今天的人们去勇敢奋斗,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关于大珩先生,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祝贺他从事科学活动68年;另一篇是“中国光学界一面高扬的旗帜”,祝贺他的95岁华诞。今天,在这个追思会上,我想谈谈他为人为文为学的二三事以及我的感受。

记忆力超群

在记忆力方面,大珩先生真是一个稀有的天才,他的极强记忆力,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在病中,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楚,记性特好,即使是多少年前发生的陈年往事,他说起来,如数家珍,甚至连当时的一些微末细节、人物的音容笑貌也记得一清二楚。同样,在谈到科学问题时,他的物理概念非常清楚,特别是在评价一件科学事物的发展水平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单位量纲和数量级,说错了就会闹大笑话。我与大珩先生接触时,凡提到什么科学问题,大珩先生无论是单位或是量纲、数量级以及当时达到的水平都记得清清楚楚,谁都蒙不了他。三年前,他虽然93岁了,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我曾对大珩先生说,听说你年轻时会背圆周率达到了100位。他说:是啊!一口气给我背了………,三四十位。我真是佩服他博闻强记的本领和聪明智慧的头脑。

写文章用词遣语极为讲究

大珩先生经常讲的,也是他贯穿在毕生科学实践中的思想,是十分精辟的16个字:“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拓新、寻优勇进”。他说:我们做学问、搞研究,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开拓新的途径。这就是传承拓新。他用“寻优勇进”代替我们通常说的“循序前进”;他说,我们办事或研究事物不能完全按班就序,一步一步前进,而要寻找最好的路线勇敢地前进。

我与他多次讨论文稿,他对文字表达是十分认真讲究的,写的文章极有文采,他的思维是十分活跃致密的。有一次见他,他给我看刚写的一首祝贺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的诗。诗中有“矢致小康”的词句,我看了后,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报纸上写的都是“矢志小康”,志向的“志”,不是致力的“致”。大珩先生说,我知道报纸上写的是“矢志小康”,但这是将来式,表示我们的志向,要奔小康;我写的“矢致小康”是现在进行式,表示我们正致力于向小康进军啊。

还有一次,大珩先生以“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为题给我校博士研究生讲课。我后来问他:“光学老又新,前程似锦”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端”字。大珩先生说:“我要为这个端字作一点专门解释。这个“端”字在这里是一个语助词。如果用说书人的说法,就是在你讲到非常有起色、非常高潮的时候,加上一个语助词。这个语助词相当是一块响木,在必要的时候“响木”敲一下,响一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端”字加在光学老又新,前程似锦这几个字里,表示不是一般的似锦,是响当当、顶刮刮的似锦,是带有革命性的似锦,就是这样的意思。”

为文为学严谨,一丝不苟

有一次,我为他起草了“现代光学与光子学进展”文集的前言,征求他的意见。因他的眼睛不好(他患白内障,视力0.2以下),我想给他说一下写了些什么。但他不要我说,拿起放大镜,用铅笔在稿纸上改了起来,一字一句的扣,他的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真使我感动。还有一次,我和卢国琛老师为大珩先生整理了一篇文章,是出版社约的稿。文章拿给大珩先生看,他不满意改了一遍,我们又整理了一遍;第二天找他,因为他的思想十分活跃,老有新想法,他又改了,我们只好再按他的想法重新整理;再给他看,他又改了,如此往返有3、4次之多。最后我和卢老师笑着对大珩先生说,我们这次改完了,再也不给您看了,否则交不了稿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由此可见大珩先生为文为学之严谨。

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回旋本领

大珩先生的为人处事,给我的感觉,他分析问题头脑清楚,办起事来有很大的回旋本领,分寸感、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得特好。因此,他的意见和建议,常能使有关领导信服并得到支持。举一个例子,1997年,在我帮他起草给国家教委建议将光学工程设为一级学科的信时,国家教委的有关同志一会儿把光学工程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的二级学科,一会儿又把光学工程作为仪器科学与技术的二级学科。在起草时,王老极为气愤,说了一些厉害的话。第二天,我把有这些话的稿子给他看,他让我把这些厉害的话去掉。他对我说:我们还是要有理、有礼、有节,我们正面谈自己的观点,不要说人家的不是吧!给别人面子,争取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是最主要的。由于王老出面坚持,光学工程被列为工学类一级学科。

亲者严疏者宽

大珩先生是一个很尊重人的老先生,无论何时,他与人谈话都是客客气气,很尊重人的,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总是仔细听取人家的意见。但他对自己指导过的研究生及长春光机所等老部下及和他亲密的人要求是很严格的,即亲者严,不论他现在是教授、所长、校长,还是高级领导干部,凡做错了事或工作作风有问题,他批评得很严厉,毫不客气。他的秘书说,有一次听到王老对他弟子的批评之严,吓得他赶快躲开了。大珩先生的批评不是想把自己的学生骂倒,而是要他觉醒并改正之;事后,先生在很多场合还是为他说好话的。他是一个对亲者严、疏者宽的人。对不是他的学生或部下的人,或者不很熟悉的人,即使有意见,他的批评是很婉转缓和的,即疏者宽。以我而言,我与大珩先生相处10余年的日子,他一直对我非常客气和尊重,因为我不是他的嫡传弟子。有一次,他想到成都去参加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举办的先进光学制造会议,但医生和家属都不同意。他便找了我,要我作为他的代表到成都参加并祝贺会议的召开。我向王老推辞,因为正好那时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的学生们在我系的科普活动刚结束,我要主持那个典礼。王老就对我说,你代表我到成都去,我代表你到你们系与小朋友会见。王老那次到我系,还讲了话,使小朋友们特别欢欣鼓舞,王老就是这样支持先进光学制造的学术活动和关怀青少年的成长。还有一件我个人的事简单说一下,大约8～9年前,我与中国光学学会一些人有矛盾,我要辞去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的职务,并且不愿参加常务理事会和学会的活动。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大珩先生。后来王老知道了,在中国光学学会选举第六届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的前夕,王老希望我去参加会议,让他的秘书转告我八个字:“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使我很惭愧,自责自己太意气用事,便在第二天去参加会议;那次会议他坐着轮椅也来了,看到我来他很高兴。

光学领域的科学家任重道远

有一次,王老给我说:法国科学家发现光子有寿命,时间似乎是半小时。这可能对一些现象很难解释,如遥远天体的星球距地球甚至是几万光年(1光年=30万公里/秒×365×86400=9.4608×1012公里)发射的光,这么远的路程,也能传到地球上。这个实验可能有误,但光子有无寿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王老说:目前人们对一些基本粒子-原子、电子、离子等等的认识比较清楚,比较一致,但对光和光子的认识依然分歧很大。开始是波粒二象性,是波还是粒子,一直争论不清。后来量子力学学派说:光是一种几率波,这几乎是为大家所公认了。但俄罗斯有人还坚持,光就是粒子。另外,王老开玩笑说,光(光子)可能还有“人性”,也就是类似“人性”的性质,如它喜欢抱团(抱团力量大),光子缠绕并不是无目的的,而量子通信最根本的一点,是一个光子找它认识的光子,因此王老说:光(光子)如同大海,尽管对它研究了近400年,人们对它的认识依然是很表面的,在所有的基本粒子中,光子的奥秘最深,光学领域的科学家任重道远。

科学家之间要讲谦让和团结

有一次,他与我谈起李政道、杨振宁之争。我把所了解到李、杨之争的情况告诉了王老。王老说:看来,得诺贝尔奖工作的最初创意是李政道的,故排名为李、杨。杨振宁自然也有贡献。总之,两人都有很大贡献,合作研究,有些是很难分清的。但科学家之间要讲谦让和团结。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不能成为象牙之塔

2007年底,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结束后,王老和我谈“龙井茶和乌龙茶”。他说:龙井茶只产于杭州龙井,别地没有,推广不了,稀少了,当然是很高贵。“大红袍”只有三颗树上能摘,更稀少。而乌龙茶原出自中国某地,中国其它地方也能种乌龙茶,现在都传到日本了。现在乌龙茶的名气远远超过龙井茶。

王老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不能成为象牙之塔,以少为珍贵,这样下去,实际会凋零的。同样,日本有一个研究院共600人,自视很高,很封闭;后来成立了别的一个研究院,人数到2000人,影响却大得多。

大珩先生自责自己对科学宝库的贡献太小

大珩先生是极有能力从事专门科学研究的,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有发明专利,他发表的论文在当时是一流水平的,他对应用光学的理论是很精通的。实际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长春光机所主持150工程时,就显露了他精通光学精密机械的出色能力,他本可以在一个专门科技领域大有作为,但由于工作需要,走上了领导工作的岗位,他全身心投入研究所行政和科技组织领导工作,而未能埋头于具体项目研究。他为创造发展中国光学的环境和条件做了大量前瞻性工作,包括国家规划和组织工作。

大珩先生经常自责自己,对科学宝库的贡献太小了。我对他说,您当光机所所长和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后来到北京担任学部领导工作,这应该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大幸,您领导长春光机所近30年,使长春光机所成为中国光学的摇篮,推动和促进了5个光机所和技术物理所的诞生;您到北京后,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院士倡导和推动了863计划的实行;您培育了这么多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他们已成为科学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使中国光学事业欣欣向荣、兴旺发达,这个业绩将永垂史册,是历史把您推上了这一岗位,这绝不是一般的纯粹科学工作者能做到的。中国光学,若无大珩先生,断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和成就。

我认为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作出一些较为出色成就的人是不少的,也是不难做到的;难的是像大珩先生这样集科学专门家、科学组织家、战略科学家与教育家于一身,都有出色的成就;我深深感到像钱学森先生一样,大珩先生在我国科学界也是一位全方位的学者,一位“学人兼通人”。近人吴敬恒语:“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大珩先生正是“创科学伟业,播光学种子,育一代英才,开一代风气”的人。更难得的是大珩先生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热忱的人文情怀。试看古今中外的杰出科学家或一流科学家,无不具有博大精专、高深造诣的学术素养,同时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热忱的人文情怀。大珩先生正是这样的大科学家,他温文儒雅,学富五车。

多年与大珩先生交往中,我不但感到他文理兼通,中西交融,而且深深感受他身上散发的醇厚的人文气息和人文关怀,以及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他给我的感受是,他是由东西方文化所酿造出来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的儒者风格的大科学家。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贴切,但确实是我的感受。

我每次和大珩先生接触和谈话,都觉得有很大的教益和收获。他的讲话有时我记录下来,但由于我的懒惰,还有好多没有记录下来,现在想起来感到很遗憾。大珩先生是一个既能做学问的学人,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能的科技领袖人物,他的精力、智慧过人,情感最有热力,为人热情奔放,同时他又是一个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遇事决断能力、干实事的人。人世间这些很难得的品格都聚集在他身上。

大珩先生虽然逝世了,他的一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是中国光学界一面高扬的旗帜,让我们沿着他的足迹,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共和国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努力奋斗吧!

民国大先生 篇2

也曾听人感慨，论当下之中国，已几无大师，且不言现下大师难觅的缘由，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民国年间，确是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马建强先生撰写的这本《民国先生》，很大篇幅上，便是从此入手，通过叙写一批诸如蔡元培，胡适，朱自清，叶圣陶等这些个与文教相关的大师，来向我们展示出一幅民国的文教画卷。他们无一不与文教有着莫大的干系，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众所周知，满清民国，外寇倾压，朝代更迭，百废待兴。要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重新燃起希望，毫无疑问，授民以知识，通过教育来开化启蒙，便是当务之急，当然，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便是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了。既然说到教育，那不得不说起民国时的先生。先生，不单指传授知识的老师，更是那些言传身教以为处世立身之道的人。全书第一个提到的，便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就义，康梁出逃，蔡元培毅然挂职携眷出都，放弃众人眼中极清贵的翰林院编修之职。何也？除开对清廷的失望，也有着立志教育救国的愿想，套用书中所言的，便是有对自己“此生端为国家来”的雄心，这也是传统士大夫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担当，是时代先觉者的大智大仁大勇。

记得母校苏州十中的前身，振华女校的校董之一，便是蔡元培先生。女校的创始人王谢长达女士在先生和章太炎，竺可桢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这所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女中。再加上蔡元培本身就任总理的绍兴中西学堂，随后任总教习的南洋公学特班等等，通过办学，也就是新式学堂，教育出一批求新知的洋学堂学生，而这批问新事的新型读书人，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志同道合，救国图强的仁人志士。及至后来，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长，更是让蔡元培多了份铁血色彩，不但学贯中西，更是允文允武。

民国范儿先生样儿 篇3

胡小石先生书法水平很高，板书一丝不苟。台下的学生耳听先生的高谈阔论，眼见先生的点画撇捺，如痴如醉。有时黑板上渐渐快写满了，有热心学生上台帮着擦黑板，不想底下响起了一片阻止声：“不！不要擦！”台上的学生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偶尔，全场发出会心的笑声。

作为中国的教师能写一手工整的方块字，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是必备的基本功。教学需要简洁、直观的板书，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更需要教师的言传身教。现在，教师的板书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令人忧虑。

如此诵读

还是这位胡先生，有一次他给学生讲柳宗元的一首七绝诗，讲着讲着，他感觉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也不过瘾，就声情并茂地吟诵起来。吟罢一遍，胡先生感觉不足以传情达意，又吟诵一遍，依然意犹未尽，就又吟诵起来，足有五六遍之多。吟诵完毕，胡先生有如释重负后的轻松，更有酣畅淋漓后的舒畅。他把书一摔，对学生说：“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胡先生自信就是通过诵读把柳诗的精华传递给了学生，多年之后，学生们回忆起胡先生的课，此情此景还记忆犹新，足见胡先生诵读之感染力和影响力。反观有的语文教师有时自己没完全读懂文章，就匆匆走上讲台，自己昏昏欲令学生昭昭，不授人以渔，只授人以鱼，通过自己的分析讲解将好端端的文章弄得支离破碎，以图学生快速领略到其中精华，结果欲速则不达。不如像胡先生这样，自己读得入情入境，自己读得入心入脑，自己读得如痴如醉，然后课堂上以读为主，以声传情，于师生琅琅的诵读声中，完成文化的传递和精神的熏陶。

如此交流

胡小石先生热爱学生，与他们平等相处，友好交流。他常常邀请数位学生，去菜馆品尝佳肴，去茶楼饮茗品香，去地摊一起吃小吃。长此以往，他与学生的关系可想而知。现在的教师亦应如此，不单将与学生在一起视为工作，更应该视为生命之间的互动，平易近人地与学生全面交流，通过真诚交往走近学生身边，通过真诚关爱走进学生心灵，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育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如此育人

蒙文通教授指导研究生，一开始就强调两句话。一句话是引用陆九渊的：“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口头禅：“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其实做人的教育最好在人小的时候进行。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对已是成人的研究生尚如此谆谆教导，现在的小学教师更应如此，切莫忽略了先贤所强调的师者之“传道”职责。

如此教学相长

茅盾原名沈雁冰，本名沈德鸿。他考北京大学预科班时，自我感觉不错，发榜时却没看到自己的名字，他感到意外和失望。不想没几日，他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沈德鸣”，原来是他书写潦草所致。这件事给茅盾上了一课，他下决心改掉毛病。从此，他写字特别注意，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最终练得一手好字。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也会感到自己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欠缺，如能像茅盾先生一样闻过则改，那么工作的过程就会真正成为教学相长的过程。

如此因材施教

一次宴会，一位钱庄商人首见丰子恺。丰子恺先介绍自己是“咸丰”的“丰”，商人一脸疑惑；后说是“五谷丰登”的“丰”，他还是茫然不解。丰子恺无奈，只好在纸上写了个“丰”，商人大声说知道了，就是“汇丰银行”的“丰”，还埋怨丰子恺不早这样说。

抛开这则轶闻本身的讥讽之意，从教师的专业角度审视此事，钱庄商人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和知识经验，丰子恺“因材施教”做得不够，造成了“教学”的低效。就像学生有时抱怨听不懂教师的话一样，也许真的是教师在备课时忽略了“备学生”，而备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路小学）

民国大先生 篇4

一、从宏观上看各大报社对案件报道情况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它是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李公朴、闻一多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公然遭到暗杀，势必会引起共产党、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可以看到，自7月13日李公朴被刺后两天起，7月到8月期间，基本上每天都有报道李闻被刺事件案情的发展情况，篇幅占据颇大。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唁电两人加起来就有近30篇，例如7月18日，就连续刊发了七封唁电，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唁电、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唁电，等等。7月28日当天，还增设了四版“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特刊。单从这些报道数量上来看，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新华日报》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新华日报》对案件报道之所以篇幅那么多，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更有利于引导舆论走向，争取民心。此外，对于案件的真相，从一开始，《新华日报》方面就表明这是一件政治阴谋事件。7月14日，社论一《悼李公朴先生》说道：“公仆先生的被枪杀，并不是偶然的事，这里边藏着暗害的阴谋……”7月15日，《梁漱溟先生亦悲愤控诉》亦说道：“……在国民党当局也不能不口头承认的‘民主’时代，而竟尚用此卑鄙劣手段，排除异己，实中华民族之耻辱……”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中共和民盟方面都一致认为案件的真相就是国民党主使特务对李公朴、闻一多进行暗杀。

《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于1928年2月1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创刊于上海，一年后迁至于南京。如果说李闻惨案真是国民党当局主使的阴谋事件，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它对事件也不宜作太多评论。因此，从《中央日报》对李闻惨案的报道来看，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与《新华日报》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也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案件的背后主谋是不是就是国民党当局。在7月18日的《社论———昆明不幸事件》的报道中，国民党对案件进行了表态，说道：“我们决不能凭主观的臆测予以武断，贸贸然归其责任于这人或是那人，关于政治意味，我们更不能任意推测，民主同盟的主要分子不是李闻这些人，李闻在民主同盟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他们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与刺的道理……”从中可以看出在看到各大报纸对案件的报道后，国民党表面上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呼吁民众要不要胡乱猜测，实质是想用各种借口来掩盖事实。

《大公报》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作为一种民间报纸，《大公报》对李闻惨案的报道及相关社评都相对客观一些。报道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有评论共产党或民盟方面对案件的过激言论，也有评论政府在案件处理上的妥当与否。7月19日，《社评———李公朴闻一多案感言》说道：“假使是政治性的暗杀，那可就太可怕了。当前国事，极度阴暗。我们希望当局赶快辑凶破案，务期水落石出，还可以使我们对国事前途不太失望。外传民主同盟潘光旦等八人请求昆明美领事馆保护，果如所传，这局面也太不成话了……”更注重对时局、对民众影响的评论。8月27日《社评———闻一多案的判决》称：“说在政治上的影响。因为出于气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致大……”

《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946年5月，国民政府强迫《申报》出让51%股份给政府，实行官商合办。作为官商合办的一种报纸，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党的控制。在对李闻惨案的报道中，倾向于国民党、政府方面，7月15日《滇警备部追缉中》，7月17日《滇警备部悬赏缉凶》、7月28日《主席派顾祝同赴昆———全权处理李闻案》等报道都特写了政府方面对案件的重视及受理情况。对于各种报纸对案件真相的猜测，《申报》也于7月30日发表了《关于李闻被刺案———龙院长发表谈话》一文，希望各报勿作不正确之报道：“关于李闻被刺一案，政府甚为重视……在案情未明以前，各方宜以极客观态度，静待政府报告，以明真相……对此案勿再轻言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可以看出《申报》对案件的报道，的确更多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在最后案件公审的结果，《申报》也是官方地赞同审判的结果，8月22日《全权处理闻案之顾祝同将军》中，申明此案不是中共“嫁祸中央”，也不是中央“一箭三雕”，案件动机单纯实是凶犯一时气血冲天的仇杀行为。

从这四种报纸分别对李闻惨案系列的追踪报道，体现了各自的不同立场，报道的详情也各不相同。

二、案件的审查过程

对于案件应该如何审查，中共、民盟方面对政府提出怎样的要求，以及政府作出如何的应对措施，这几大报纸也相应进行了报道。

对于案件受理，民盟方面请求彻查。7月23日《大公报》报道了《李闻被刺案民盟请求彻查》一文，民盟向政府提要求并招待记者，其中一项是“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推派之人员同赴昆明，进行调查该案真相，并负责保障调查人之安全”。7月18日，《新华日报》也作了相似的报道———《特务暴行下，潘光旦教授等请美领事馆保护》。对于民盟的这个要求，7月31日，《申报》在《赴昆调查李闻被刺案———政府予民盟便利———无须邀约美方代表参加》一文中作了回应：“政府派赴昆明之代表甚多，无须加派，唯政府顾派员照料民盟人员前往……”7月26日《大公报》亦有报道《李闻案之波澜———罗隆基驳霍揆章谈话》：“民盟要求政府派人同赴昆明公开并共同调查案件事宜，已遭政府决绝，政府只允民盟单独派人前往……”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民盟多次要求美领事馆保护，而政府方面却都予以回绝呢?为什么政府只允许民盟单独派人前往?《新华日报》编者对此作了一些解释，说道：“自从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实行有计划的暗杀政策，昆明已成恐怖世界，亦不得已而请美领馆保护……”政府对这个要求的回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政府一种心虚的心态，似乎害怕有美国的介入，并且公开共同调查事件，再也掩盖不住当中的秘密。

此外，在案件审查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大报社及世人对真相的各种猜测。首先，《新华日报》在案件爆发开始，就坚定提出这是一件政治阴谋事件，是国民党特务所暗杀的。7月14日，在李公朴逝世后，发表《李公朴被刺逝世发表谈话》一文，指出李氏被刺是一件政治阴谋的暴露，是反动派加强反对民主、镇压人民的进一步表现。对于各种猜测，《中央日报》在7月18日《社论———昆明的不幸事件》中作出了一些回应：“……我们决不能凭主观的臆测予以武断，贸贸然归其责任于这人或是那人，关于政治意味，我们更不能任意推测……民主同盟的主要分子不是李闻这些人，李闻在民主同盟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他们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遇刺的道理。”对于此，7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新华记者评论———昆明血案的社会反响》一文进行了驳斥：“国民党当局照例来一手猫哭老鼠的假戏，表示辑凶，表示悬赏，其目的绝不仅是推诿责任，而是在掩护其下一步更卑鄙的阴谋……根据《中央日报》的选辑，这事‘并不重要’，因而就并不是政治的暗杀。既不是政治暗杀，就自然与国民党当局及其蓄养的特务无关。这里面，透露出了国民党特务血淋淋的面目……”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掩盖罪行的痛恶之情。民间报刊《大公报》则以另一种态度来看待这一些猜测，7月19日《社评———李公朴闻一多案感言》称：“假使是政治性的暗杀，那可就太可怕了。当前国事，极度阴暗。我们希望当局赶快辑凶破案，务期水落石出，还可以使我们对国事前途不太失望。外传民主同盟潘光旦等八人请求昆明美领事馆保护，果如所传，这局面也太不成话了……”《大公报》对案件的各种猜测，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论，主要侧重对现实的动乱评论。《申报》则在7月15日刊登了《李公朴被狙击案凶犯滇警备部追缉中》的申明：“乃日来有少数人对本部妄加诋毁，意图嫁祸唯恐天下不乱，言之殊堪痛惜。本部责在治安，对治安以外之任何问题，素不干预，故对本案除加紧严令所属缉凶，务期破案外，尚祈社会人世多予协助。”意图为滇警备部进行申辩，洗脱罪责。

从以上几组报纸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案件尚未水落石出前，代表各派的报刊对案情真相的猜测各不相同。

三、案件审查结果与真相

对于案件的审判结果，官方发布统称是凶犯出于一时愤怒而行凶，并无受人指使。《申报》于8月22日随即发表了《闻一多被杀案公审》一文，全权处理闻案的顾祝同先生强调说明案件不是中共“嫁祸中央”，也不是中央“一箭三雕”，只是单纯的一件主观行凶案。8月27日，又发表了一篇对案件真相的评论———《闻案的宣判》，指出：“1.闻案动机单纯，没受到指使，更无所谓政治作用，实系凶犯一时血气冲动的仇杀行为……2.国家特派陆军总司令主持调查审判，此固足以表示我政府当局对本案之重视……审判结果已复公正无私，秉公处理……”旨在说明遭到暗杀，闻一多这样辱骂政府和军人，本身就有错误，军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可以看到以《申报》为代表的一方，对审判的结果和真相深信不疑。《中央日报》对李闻惨案向来报道不多，也于公审后8月16日，发表了《闻一多案昨日公审》一文，说明汤时亮、李文山对案件供认不讳，一庭审讯终结即将定期判决。似乎也在表明案件已于国民党抛开干系，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大公报》对案件的结果，也无过多疑虑，8月27日《社评———闻一多案的判决》，表露了其对案件的看法。其中说道：“……当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时，许多人以为是政治暗杀……这次判决，案情虽意外简单，但总算水落石出了……”对案件的审判结果表示出一种肯定的态度, 凶手称是因为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的出言不逊才起杀机。对于此，该报道从言论自由方面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并认为作为军人的李文山和汤时亮更不应该知法犯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民间报纸《大公报》对事件作为旁观者身份进行较为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新华日报》则对审判结果相关报道更多侧重的是一种疑虑和不满。首先，8月23日刊登了《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对闻案审讯事发表意见》一文，指出此案疑点甚多，力主张在京公审，揭露当局企图藉闻案冲淡李案阴谋。其称：“凶手已捉获，并已经受审。这不过是当局欺骗人民的另一花样，疑点甚多……对李案只字不提，对当场捉获的李案嫌疑犯只字不提，竟无下文……”8月27日，《梁漱溟氏报告指出：闻案“审判”骗局》更进一步推测处刑的不是真正凶手。并预言道：“1.李案一定无下文;2.闻案也不会再审;3.凶手临刑时一定有替死鬼……”在这《新华日报》的一系列报道中，确实会发现案件还是疑点重重，那么幕后主使究竟是谁呢?梁漱溟在其全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中作了较为详尽分析。报告书中对案件作了如下推断：“1.凶手是谁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2.是谁主使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还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3.他们怎样谋划布置的内幕经过问题。我们答复说，只有待他幕内人献出来(有人曾来接洽，惜无力购得)，并肯出面作证才行。再从前边‘政府对于本案之处理’种种来说，以及其对于李案的拖赖不破案来看，国民党何止百口无以自解，他们直悍然不求自解了。” (2)

案件在对李文山、汤时亮进行枪决后，逐渐平息下来。对于李闻惨案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最终的水落石出，将凶手全部缉拿归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四、结语

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实属国民党发动的一次政治阴谋。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大调查中得到了证实。1946年8月本已将李文山、汤时亮等人枪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局发现李文山、汤时亮两人还活着，安全局随即将两人再捉拿归案，判处死刑。这也说明梁漱溟于1946年8月27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推测是正确的，1946年8月26日枪决当天，李文山、汤时亮等人确被霍揆章掉包，受刑的已不是凶手本人。惨案直接策划者前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也直到1951年1月才被捉获，执行枪决。1958年，又将惨案另一个直接策划者蔡云祈捉获并枪杀。至此，案件主谋和各参与者基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李公朴、闻一多作为民盟中央重要成员，于1946年7月11日、7月15日先后惨遭暗杀，引起了国内外巨大震动，各大报社对案情的发展争相报道。《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也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案件调查可谓迂回曲折，不过谎言掩盖不住事实，真相终究大白于世。

摘要：1946年6月间,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政治气氛萧瑟、冷酷的年份里, 7月11日、7月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分别在云南、昆明惨遭暗杀。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接连遇害, 引起了国内外巨大震动。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 民间报纸《大公报》, 以及与国民党官商合办的《申报》对事件的爆发、经过、原因、调查及真相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跟踪报道, 并刊登了各种言论, 不时透露出各自的立场。

关键词：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报刊报道

参考文献

[1]新华日报, 1946, 7-8.

[2]中央日报, 1946, 7-8.

[3]大公报, 1946, 7-8.

[4]申报, 1946, 7-8.

[5]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