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民国（精选11篇）

民国 篇1

这就是民国1：民国那些伟大的校长

“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儿子送到远征军中；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傅任敢先生曾在《值得我们学习》一文中评价梅贻琦

蔡元培破格聘用梁漱溟

民国大学校长之所以成为教育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文知识的内化，在对学校管理的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

蔡元培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鲜明地主张个性教育，他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尊重职员。

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后，对学生充满了期待：他主张大学要造就各界领袖，盼望着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尊重并信任教师，是民国大学校长鲜明的特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教师的尊重、信任，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更深切地体现在行动中。蔡元培强调对教师不要求全责备，要以学诣为主；他破格聘用梁漱溟等，使梁漱溟终成一代哲学大家。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时破格聘用并培养启功，终为启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打下基础。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大学时，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总是想方设法优待教师。

蔡元培向校役鞠躬

民国大学校长不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而且尊重下属职员，一改以往把校长当官做的旧习，显示出民主、平等的作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在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可谓官高位尊。以往一些校长每天进校时总是高视阔步，对校役从不理睬。蔡元培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在校门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脱帽向他们鞠躬还礼。蔡元培的举动使校役和师生们耳目一新。以后，蔡元培每进出校门都向校役们脱帽鞠躬还礼。

后人评说蔡元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更主要的还在于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摈除旧北大存在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习气。其实，这是蔡元培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之举。梅贻琦“爱师如命”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人文素养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这种人道情怀是以尊重人、相信人为基础，进而升华为对人类的爱。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则表现为对学生的爱，对教师的爱，以及对学校的爱和对教育的爱。

清华大学不少老教授在回忆梅贻琦校长对教师的爱护时常常老泪纵横，他们说：“‘梅师’爱教授已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民国大学校长对教师的爱不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教师作用的极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有不同个性、学术观点、政治派别教师的“兼容并包”。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

毛泽东曾盛赞蔡元培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若没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领域再有成就，人们也不认可他是教育家。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格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的表率。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

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永不言败的品质，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培养了南开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当今时代呼唤校长们成为教育家，迫切需要校长们不断提高素养。从人文素养对近代著名校长之成为教育家的作用来看，提高人文素养也就是提高教育素养和管理素养。因此，当代校长们不仅要充实自己的人文知识，更要涵养崇高的人文精神、人道情怀和人和意识，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蔡元培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其74年的人生历程，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蔡元培破格聘用教授

梁漱溟 辜鸿铭 鲁迅 陈独秀

陈垣（辅仁大学）破格聘用教授启功

梅贻琦（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张伯苓（1919年至193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张伯苓先生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

竺可桢（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他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在民主爱国的**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

民国 篇2

关键词：教育报道,内容分析

一、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中国的教育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12年, “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 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 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 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 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 应予保障。”民国成立后, 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教育态度和教育制度很完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就力求强化对教育发展的重视。不仅形成统一的行政体系, 教育内容也很广泛, 这些都对中国社会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那一时期教育报道的研究, 也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与现实教育状况。本文选取了上海《民国日报》为研究对象。1916年1月22日, 《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 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 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 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日出四大张。

1927年开始, 《民国日报》在报纸的第三张开辟“教育”专栏, 刊登当时的教育信息, 每期半张或一张不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原为社会科学家借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 对历史文献内容进行内容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后来, 美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者, 利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报纸的内容, 了解信息发展的倾向, 成为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 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 可用于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 具有客观、方便、经济等优点。在样本选取上, 本文选取1927年《民国日报》的教育类报道, 获得1729篇分析文本。本研究设立编码表如下:

(一) 新闻议题

这1729篇医疗报道的新闻议题可以归纳为六类: (1) 活动类报道, 指教育部门开展的各类活动的报道, 包括:参观交流、体育活动等。 (2) 会议类报道, 教育部门召开的各类会议报道。 (3)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 如新学校的筹备、学校招生工作、部门的设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报道。 (4) 工作展示类报道, 指教育部门对外公布的工作事项与成绩展示的报道。 (5) 学校建设类报道, 包括学校的校舍建设等情况的相关报道。 (6) 其他类, 指未能归入以上五类, 而与教育部门或教育情况相关的报道。

(二) 消息源

本文采取已有实证研究中较为认同的办法, 即消息源是一些在新闻引述中提及且可确认的个人、组织和实体, 不包括记者采访中获得信息的所有消息来源。分类如下: (1) 官方:包括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非教育部门政府官员。 (2) 公共档案:包括政府等各部门发布的政策、报告信息等。 (3) 媒体评论:媒体的时评、社论。 (4) 教育部门:各个学校。 (5) 其他:无法归于以上分类的。本文对消息源进行计数统计。

(三) 形象指数

对报道中提及的教育主管部门、校方、教育界人士、与教育相关的组织设立正面、中性、负面三个形象指数。形象划分以报道中的话语倾向为准, 正面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进行赞扬;负面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进行批评;中性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无评价。

三、样本研究样本概述

在这1729篇医疗报道中, 平均每天都有五篇报道见报。这说明, 当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早在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 孙中山就已经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并且“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从议题分布上看,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比重最大。在教育报道的议题分布上,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 (占报道总数的39.2%) 、活动类 (占报道总数的21.9%) 、学校建设类报道 (占报道总数的14.3%) 占据多数。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所占比例最大,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密不可分。对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进行议题细分,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分别占43.9%和56.1%。其中, “学校开学”、“招生”和“规程”议题最多。对活动类报道进行议题细分发现:体育类报道在活动类报道中比例最高, 占34.2%, 其次学校间互访交流报道。

消息源分析。记者总是要依赖各种人或物的消息源才能获得信息进行报道, 所以有观点认为, 记者虽然是新闻话语的写作者, 但他并非是话语的主体, 不过是充当了编码者和代言者的角色。因此, 考察新闻中消息源的出现可以由此判断新闻报道的倾向性。统计表明, 样本中消息源引用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官方”, 其次是“教育部门”, 然后是“公共档案”。“官方”消息源偏向的出现一方面与新闻业界的行业操作惯例有关。媒体在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处理上常常呈现出某些偏向, 它主要依赖一些常规化来源和日常性渠道 (如官方会议等) 。此外, 较多依赖于官方来源, 也是媒体追求所谓消息源的“可靠”、“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消息来源的单一性, 所以《民国日报》在教育类报道中的议题分布多集中于教育部门开展的各项活动及教学管理方面, 而且在报道中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报道形象几乎全部为中性。

四、结论

通过以上文本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教育类报道的议题分布多集中于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 其他方面则比较平均。第二, 从本次研究数据看来, 教育的接受者一方明显“失声”, 丧失话语权。第三, 受到社会环境与记者报道操作等因素影响, 当时教育类报道只承担教育施行方的信息发布工作, 表现出了一种系统性偏向。

参考文献

[1]马少华.新闻评论[M].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民国墨盒“民国范儿” 篇3

很多人醉心于民国文人的“民国范儿”。彼时的中国，因为内忧外患，文化人在其使命感的驱使下才情进发，各抒胸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二个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一个个文人知识分子，都是一座座文化昆仑。那些个性鲜明，气质独特的文人更是民国留给中国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现代人对墨盒的理解大多来自于打印机，虽然都与文字有关，但墨盒对于旧时文人来说更为直接，因为它是用来装盛墨汁的文房用具，号称文房至宝。据史学名家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一文所述，墨盒“大约始于嘉、道之际。”但南京博物馆《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所列出土文物中即有铜墨盒一件，可见最迟应在元末明初就有了铜墨盒，只是未被人们所普遍采纳。

确切地说，墨盒的使用在清代最为流行，到晚期以后，随着书写的大量运用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碰撞，以砚磨墨的作法显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液体墨水渐渐取代了固体墨，进而出现了用以盛放墨水的器具，即为墨盒。早期的墨盒多为黄铜和白铜，以铜为墨盒算是对液体墨水的一大礼遇，因为在彼时，铜不易得，属于官方控制的管制品。也正因为如此，文人出于对文房用具的挑剔和讲究，才采用铜质墨盒。演变至后期，随着清政府的覆亡，一切旧有制度变得可有可无，墨盒的材质就变得丰富起来。民国之后还出现了银、铝、玉、陶瓷和塑胶等材质的墨盒。

随着时代的发展，铜质墨盒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成了收藏宠儿。材质上分为紫铜、黄铜和白铜，形状上更是多姿多彩，计有正方、长方、椭圆、六角、八角、双钱、圆形、矩形、棱形、扇形及各种花形，笔者收藏的这件桃形，算是极为罕见的仿生形。更为可贵的是，墨盒之上的雕刻艺术往往体现一个墨盒的格调、情趣乃至价值。比如该桃形墨盒之上，即有诗文嵌刻，为左宗棠的名句：“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意思极为浅显，又极为隽永深远，很得篆刻闲章之精妙。

民国四大校长 篇4

目录 引言

有容乃大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

一、翰林留学生1

二、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3

(一)蔡元培接掌北大4

(二)兼容并包，惟学是求7

(三)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与教育独立18

三、蔡元培的人格魅力25 附录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30 主要参考资料32

美在平衡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33

一、文理兼通的教育学博士33

二、持平办学止于至善35

(一)东南大学的创立35

(二)三育并举、四个平衡38

(三)民主与效率兼顾47

三、东大风貌51 附录

郭秉文：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55 主要参考资料56

“通”重于“专”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58

一、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58

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62

(一)梅贻琦出掌清华62

(二)办学思想65

(三)治校风范72

三、永远的校长75 附录

梅贻琦：大学一解79 主要参考资料87

求是精神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一、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二、“求是”的治校方略92

(一)“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的办学理念93

(二)德育与智育并重，以质量为教育生命100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11

三、浙江大学的辉煌116 附录

竺可桢教育名言选120 主要参考资料124

文理相通

唐文治与交通大学126

一、国学大师、工科先驱、教育名家126

二、“文理相通”的办学思想130

(一)推崇“实学”和“实业”1

32(二)以德立校、以德树人142

(三)以文养德、文理相通149

三、交通大学的辉煌153 附录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辞156 主要参考资料158

尽十二分力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160

一、物理学家、电饥工程学家出身的教育家160

二、做足“南方之强”163

(一)尽“十二分力”建设厦门大学165

(二)加强基础、强调质量172

(三)从严治校的高明管理者180

三、“最艰苦的条件”和“最辉煌的历史”184 附录

萨本栋：献给厦门大学毕业同学会187 主要参考资料189

五个结合

马君武与广西大学190

一、集革命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马君武191

二、“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19(一)欧洲办学理念的旗手194

(二)以实用教育为方针，促进广西建设之发展200

(三)言教身教并行，既关心学生的生活，更关心学生的学习209 三、一代宗师，教泽在人210 主要参考资料211

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213

一、“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和卓越的教育家213

二、“把云大办成小清华”216

(一)“现代善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有很大的努力”217

(二)实施“通才”教育，严格要求学生，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学生素质228

(三)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作用。建立现代大学体制232

三、„巍巍五华，淼淼滇池，卓哉同高深”234 附录

熊庆来填词的云大校歌235 主要参考资料235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37

一、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办237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念与南开大学的奇迹243

(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德能并重德为先的办学观245

(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251

(三)人才强校的办学观258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263

三、享誉中外的私立大学266 附录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节选)269 主要参考资料273

服务、牺牲、团结

李登辉与复旦大学275

一、以宗教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的奠基人275

二、“沪滨屹立东南冠‟279

(一)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28(二)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288

(三)仿照美国耶鲁大学模式——民主治校297

三、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300 主要参考资料303

爱国至高无上

陈垣与辅仁大学304

一、身等国宝志存辅仁304

二、名满天下的教育家308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309

(二)重视名师、基础课和教材312

(三)注重传统文化熏陶与校园特色文化的培育322

三、桃李满天下330 主要参考资料331

沟通中西

陈裕光与金陵大学333

一、从金大学生到金大校长333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38

(一)教会大学的中国性338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43

(三)民主办校351

(四)金大精神与陈裕光的人格光辉353

(五)金大辉煌356

三、永远的校长358 附录

陈裕光：教学、实际、研究的三足鼎立与有机统一361 主要参考资料362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363

一、燕园之父司徒雷登363 二、一生心血倾注燕京大学，铸就洪基大业368

(一)艰难的创业历程368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375

(三)努力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的大学”385

民国经典情书 篇5

民国经典情书1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

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民国经典情书2

收到你寄出的避暑山庄的照片了，真高兴，高兴极了，又有点后悔，我为什么没跟你去承德呢?斑驳的古塔夕阳孕含着多少哲理，又萌发出多少生命，无穷无尽的鸟没入黄昏，好象纷乱的世界从此结束，只有大自然，沉寂的历史，自由的灵魂。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

真不想让你走得太远，我曾想过用手遮住你的眼睛，现在不了，真的那么做，会使我不得安宁的。没人说你是坏人，火车开来开去上边装满了人，有好有坏，你都不是，你是一种个别的人。

民国经典情书3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民国经典情书4

1.心与心的呼唤，离不开深深的爱恋;心与心的沟通，离不开永久的思念。生命中的每一天，愿有你的陪伴，直到海枯石烂，仍不改变。

2.借一首风花雪月，叩动一串紫色的风铃，无风，你也会听到问候的声音!躲在春天的一隅，是谁醉了诗篇，谁又绯红了容颜?谁又在某个夜晚封存了莲的心事?此生，做个善感的女子，不要心动，怕心一动就会思千年!你若肯来，就住在爱情的隔壁，陪我地老天荒，好吗?

3.那些似水之流年，好想让它们与我生死不离，在青春唯美的草地上，坐看云起，行至山穷水尽，牵着你的手，去看那个叫幸福的城堡，彼此相依相偎，相知相惜，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来爱你，在火车飞速的轨道上，牵着你的手，看那个远方，属于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只为将来。

4.牵手走过爱情的花园，沉浸在醉人的花香，喁喁而语浅笑嫣然，你的一颦一笑，拨动我的心弦，若能每日面对你的笑颜，却胜似天上人间，纵然是时光荏苒，真爱永不改变，缘起本是偶然，幸福却是必然!愿与你牵手幸福一生。

5.你知道吗?那个夏天，那场暴雨，都是我的期待吗?那天，我是带着伞的。为了创造和你在一起的机会，我故意装作不知天气变化，没有带雨伞。我相信，善良的你不会不管我的。我只能如此爱恋着你。

6.有人说，人的一世会遭遇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亲爱，我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记得住前世的约定，今生就算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也会守候在路口，等待相逢，这个人便是你我，不是吗?

7.世界太大，人海茫茫，总是遇不见那个对的人;世界又太小，芸芸众生，纵使有很多分岔口，总是会在终点遇见那个对的人。想对你说：亲爱的，是天定，让你我相遇、相爱、相伴，我们会一直恩爱幸福到老!

8.我努力的强迫自己不去想你，不要打扰你平静的生活，尽管如此，当我闭上双眼，你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挥手让它散去，但它却纹丝不动，我终于明白，你对我来说不是一阵过眼云烟，而是深深的印在我的每一个角落，在我心中，有一间为你敞开门的小屋，它的名字叫做“爱”。

9.当他伤害我，我会用过去美好的回忆来原谅他，然而，再美的回怀也有用完的一天，了最后，只剩下回忆的骸，一感冒原本是一种很伤感的病

10.追求和渴望，才有快乐，也有沮丧和失望。经过了沮丧和失望，我们才学会珍惜。你曾经不被人所爱，你才会珍惜将来那个爱你的`人。

11.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12.爱上了你，我才领略思念的滋味、分离的愁苦和妒忌的煎熬，还有那无休止的占有欲。为什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潮起伏?为什么我总害怕时光飞逝而无法与你终生厮守?

13.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14.相爱却不能相恋，相恋却不相爱。

15.我也相信爱可以排除万难;只是，万难之后，又有万难。这是我更相信的。

16.你的心就是我的海角和天涯，我不能去得更远。我们此生共赴天涯海角，不是游走半个地球，而是人间相伴。

17.给老婆表白情书我不会把心画在沙滩，因为海浪会带走，我不会把心画在天空，因为风会带走，我不会把心画在春天，因为时间会带走，亲爱的，请让我把心画在你的心中，让生命带走。

18.灵河岸边，三生石畔，花红柳绿我不看，只静待着你的出现。你是一叶漂浮的小船，终究会有累的一天。来岸边吧，这里是你最美的风景线。想你，苦也甜!

19.心中的你，永远最美;眼中的你，无人能比;深入我心，印在心底;难以忘记，难以舍弃;从今往后，相依相随;对你的爱，愈演愈烈。爱你，永相随!

20.执子之手，与子共着;执子之手，与子同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夫复何求?愿一生执子之手，风雨同舟永不回头!爱你到永久!

21.用浪漫勾勒，用甜蜜描绘，用宽容着墨，用琐碎磨合，用真心书写，用日子验证，才能成就一个“爱”字。似水流年，愿与你把爱共挽，牵手向前。

22.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身体的盾锁，你是我肌肤的清泉，你是我肢体的命脉，你是我五官的光彩，总之你就是我的全部，离开你我就支离破碎!灯是红的，酒是绿的!城市是灰暗的，可你是灿烂的!我是一般的，和你在一起是我一直期盼的!文字是简短的，思念你是频繁的!

23.或许可以爱很多个人，但只有一个人会让你笑的最灿烂，哭的最伤心。于我——应该都笑的灿烂，但我不明白给我最灿烂的是谁。哭，那是经常的吧。但是我不明白伤心，让我最伤心的是谁。只是心太痛，太痛……之后便不觉着痛了。也记不清楚那些班驳的光影。

24.爱，是一种责任。我不是碰不到更好的，而是因为已经有了你，我不想再碰到更好的。我不是不会对别人动心，而是因为已经有了你，没必要再对其她人动心。我不是不会爱上别人，而是我更加懂得珍惜你。能在一起不容易，已经选定的人就不要随便说放手。遇到你已经足够，即使你不是最好的，但我只爱你。

民国经典情书5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情书最美是民国 篇6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鲁迅致许广平

妹妹，你的信我都好好收起，注明号码。哪封是哪天发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明白白，好带回家去。我们肩并着肩的从头细看，细数这五年的离情别意。 ——朱湘致刘霓君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无可名状的欢喜，

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美，有我独到的领略。 ——徐志摩致陆小曼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朱生豪致宋清如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胡兰成致张爱玲

民国报纸研究综述 篇7

一、研究概况

最早发表的关于民国报纸的文章是方汉奇先生1962年发表的《我国早期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此后20多年,关于民国报纸的研究陷入沉寂。1983和1988年各有1篇有关民国报纸的论文发表,90年代7篇相关论文,2002年至2015年共有56篇相关论文发表,而且涉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延展,从报纸的内容分析到报业 / 报纸的经营管理乃至报纸与社会文化之关系都有涉及。考虑到个人知识水平有限和统计疏漏,难免会遗漏一些文章,但样本总体呈现的规律性是可靠的。

(一)研究数量

从1962年到2015年5月,有关民国报纸研究各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如图1所示。从1962年到1993年这30多年的时间中,关注民国报纸的学者十分少,只在1962、1983、 1988、1990年分别出现一篇相关论文。而从2002年至今,学界关于民国报纸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2013年达到高潮,发表相关论文9篇。

(二)数量对比

在发表的这些学术论文中,单篇的期刊论文占大多数, 有41篇,硕士论文19篇,博士论文6篇(图2)。说明有关民国报纸的专门研究已经展开,研究深度得以进一步拓展。

从硕博士论文的专业分布来看,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硕博士论文有14篇,历史学专业有6篇,其他专业5篇(如图3所示),说明其他专业学者亦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展开了对民国报纸的研究。

(三)研究主题

为了清晰地勾勒出民国报纸研究生态,这里尽量详细地将所有文献按研究主题划分为10个类别,即报纸内容分析、 报纸的经营管理、报业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报业史与报业概览、报纸与社会文化、报纸与读者、专业报纸、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对一份报纸的综合考察、报纸广告理论研究等。各类别的研究成果数量如图4所示。

由图可知,关于报纸的内容分析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成果最多,共有32篇论文发表。报纸内容分析又分为6个方面:报纸新闻报道评论的分析,报纸广告分析,报纸副刊研究,报纸号外研究,一篇新闻报道的解读,报纸连载小说。各类别数量分布如图5。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

(一)报纸内容分析

1.新闻报道评论的分析

报纸内容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表现为以报纸新闻报道评论等内容为分析重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学者们通过对民国报纸内容的分析,有的探讨当时报纸报业的性质, 有的试图以报纸内容作为还原历史和社会图景的参照,有的研究民国报纸的思想,有的则直接分析民国报纸的表达特色。

(1)探讨报纸 / 报业性质

胡雪莲博士的《在新旧之间:民国广州王文舒杀人案的新闻表达》文章,以《越华报》、《国华报》等商业报纸持续四年对王文舒杀人案的跟踪报道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现代报纸是“现代化引擎”这一新闻史研究者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质疑,认为报纸是报商与政客的利益的共谋,并未在推进社会平等与进步的方面发挥应有的“现代化引擎”之作用,说明了中国近现代报纸角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折射社会现实

民国报纸“是研究民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尤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风俗史的必由之路”[1],许多学者从民国报纸入手,借以还原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胡红霞的硕士论文《< 时事新报 > 视野下的袁世凯与帝制》,对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这近六年的《时事新报》的报道评论为分析对象,探讨该报对袁世凯及其帝制看法的变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变化多端的民初政坛的政党心态、民众心态,以求进一步认识民初的政局”[2]。与之类似,《< 益世报 > 视角下的1917年天津水灾救济研究》、《从“新闻纸”到“战争总动员的一个单位”———抗战时期 < 甘肃民国日报 > 社会动员研究(1937- 1945)》、《从民国报纸看民国后期的官场腐败》、《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的对日危机意识———以民国时期杂志、报纸分析为中心》、《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民国广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词语———从法律变革的视角看》、《民国时期河南报纸与河南戏剧演出的互动———以开封地区为中心》等大抵在此框架之内。

(3)报纸思想研究

孙健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报刊客观性思想研究》简要介绍民国时期报纸生态的基础上,梳理了客观性思想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盛行,以及国民党新闻统制下报业生态以及客观性报刊思想开始衰落,但在中共党报理论中被坚持并获新生。

(4)报纸新闻报道及语言特色

刘继兴《民国报纸的绝妙标题》简要介绍分析了几则民国报纸的绝妙标题。

2.报纸广告

对民国报纸广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广告内容、版式、创意、诉求

李斌《初探民国苏州报纸 < 大光明 > 广告》,分析了《大光明》报广告的位置安排、形式多样的广告创意,认为该报能够随着社会发展和受众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广告策略,反映出民国苏州报刊广告业的崭新面貌。尹琪等人的《以利为本的民国报纸香烟广告诉求分析》则概略分析了民国报纸香烟广告的诉求。赵琛《民国报纸广告》对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版面、广告内容、广告主身份、广告设计制作的艺术水平、 广告表达方式等进行了分析。郭欣《看看民国报纸如何疯狂地打广告》以民国时期的《申报》和《大公报》为重点分析了其版面广告数量和内容进行了概略描述,说明了民国时期报纸对广告的重视。

(2)广告对社会现实的折射与影响

“广告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任何一则广告无不带有该社会的种种痕迹”[3]。周子乐的硕士论文《< 晨报 > 与早期电影业(1916- 1928)》通过分析《晨报》电影广告及相关报道,透视民国时期北京的电影院及其经营活动。史伟华的硕士论文《民国早期青岛报纸广告研究(1922一1938)》以《大青岛报》、《平民报》和《正报》登载的广告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广告宣传折射出的青岛社会习俗、社会观念变迁以及当时青岛民众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民国月份牌广告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浅述》、《< 世界日报 > 广告研究 (1927- 1936)》、《民初 < 申报 > 图书广告之研究(1912- 1917)》等都属此类。

3.报纸副刊研究

郭武群先生对报纸副刊的研究较多,他主要关注报纸副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对“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生态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4]。郭武群先生围绕副刊的文艺性、独立性、消闲性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发表了系列文章,如《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学性》等等。杜竹敏的博士论文《< 民国日报 > 文艺副刊研究》则以《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从其诞生和发展的三阶段谈起,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前《觉悟》时代文艺副刊在小说创作、戏剧理论、诗歌及其副刊具备的“互动”与“诙谐”特点。同时对《民国日报》作家群进行了介绍,并对《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副刊在文学视角差异和戏剧评论的不同侧重点进行了对比。李文健的博士论文《记忆与想象:近代媒体的都市叙事———以民国天津“四大报纸”副刊为中心(1928- 1937)》,截取并以1928年至1937年间天津四大报纸副刊为分析个案,详尽分析了这些报纸副刊折射的都市生活百态。而许彤的《浅谈重庆民国报纸副刊》则主要介绍了重庆一些民国报纸副刊的编辑人员、内容和风格特色,成为了解民国时期重庆的一个重要窗口。

4.报纸号外研究

关于号外研究的文献只有两篇,研究深度亦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陈桂香《< 新华日报 > 抗战胜利号外》对全国存量不足10份的1945年8月19日下午4点出版的《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号外的出版背景、版面内容、历史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张艳的硕士论文《从“战报”到“喜报”———我国报纸号外变迁研究》 在对号外定义、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国报纸号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清末到民国早期的初创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报’期、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政报’期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喜报’ 期”,并得出中国报纸号外总思路是从“战报”到“喜报”的变迁过程。

5.对一篇新闻报道的分析解读

乔云霞《明眼冷观滑稽剧———读黄远生通讯 < 囍日日记 >》 一文介绍了黄远生受邀参加国庆日同时也是袁世凯就职日的庆典并写成《囍日日记》的通讯。认为这篇通讯选材精当、 详略得当、描写细腻。同时,“重点写人物情态,作者又将自身融入人群,表现出将冷峻的纪实和戏谑的讽刺抒情化为一体。作者似乎特别注意典礼气氛的不谐和弦律”[5]。

6.报纸连载小说

1962年方汉奇先生的《我国早期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一文对中国报纸连载小说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认为《申报》1873年1月4日在副刊《瀛寰琐记》上连载小说开创了中国报纸连载小说的先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组队革命派最早注意到并确立了小说的社会地位。

(二)报纸/报业经营管理

曾来海《民国时期“报纸下乡”经营思想的思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成舍我最早提出“国家报”“深入乡村”和“小型报”“深入民间”的思想,这种报纸下乡的思想在抗战动员中得以实践,并在战后“农村复兴计划”中再次得到完善。朱盼盼 《民国时期商业报纸的经营管理研究———以 < 大公报 > 、< 申报 > 和 < 新闻报 > 为例》,以三份报纸为分析对象, 概括了民国时期报纸管理中确立股份制、完善管理架构、“以人为本”的人事管理制度,在报纸经营中强调品牌策略、以 “服务”为中心的广告经营以及报纸的定价、渠道和发行策略。最后,文章以日本《朝日新闻》为例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同时期商业报纸经营管理差异。王润泽《民国前期中国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主要分析了报贩、民信局、海关以及清末出现的邮局与报社之间的互动及对报馆报纸销售的影响。 曾来海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报业管理学术思想研究》从发行管理、广告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维度分析了民国时期报业管理思想,并介绍了民国报业管理学术群体的初步形成。齐辉的《民国报业展览会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成长———以上海世界报纸博览会为中心讨论》在介绍中国和世界报业展览历史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1935年上海报纸展览会从举办缘起、作品征集到开幕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此次展览对民国新闻业的影响和意义。沈松华的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报业制度变迁研究———以报业公司制为中心》以近代报业的起源和演变为中心,系统研究了从晚报清股份制超前应用于报业开始到民国公司制乃至通过控投化进行集团管理的尝试。

(三)报业规范与法律法规

关于报业规范与法律法规的论文只有一篇,即李国荣《< 大清报律 > 浅议》。该文简要介绍了《大清报律》的制定颁布及再次修订颁布过程,对该法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该法为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报律,是“不伦不类抄袭拼凑而成的大杂烩”[6],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专制法,其影响延伸至民国初年。

(四)报业史与报业概览

此类论文主要考察或考证区域报纸的创办、发行或社会影响,如詹文元的《从 < 杭州民国日报 > 到 < 浙江日报 >—— 浙省报业史辑录》考察了《杭州民国日报》创办并更名为《东南日报》以及解放后被接管并最终成为《浙江日报》的变迁史。《建国前的宁夏报业》、《< 宁夏民国日报 > 创刊时间考》、 《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张横排报纸》、《民国时期自贡报业研究》、《民国时期报业概述》、《民国时期的江西新闻业》等皆属此类。

(五)城市、社会、文化与报纸的互动关系

四川大学蔡尚伟博士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开创性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领域 “城市文化与报业”进行了探索,文章在宏观梳理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重庆、成都为分析重点,实证考察了两个城市的文学、大学、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之间的互动。与之类似的论文有:喻春梅的博士论文《长沙 < 大公报 >(1915- 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陈由歆的《民国时期报纸与辽沈地域文学关系》等。

(六)报纸与读者、名人的关系

王晶的《近代读者与大众媒介关系的历史解读———以民国二十年京沪读者与报纸的关系为视角》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读者的基本状况(识字率、人均拥有报刊数量等)、京沪两地读者在阅读偏好、对晚报的认知和使用等维度的差异, 读者与报纸的非良性互动关系,上海读者报纸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概括。郭汾阳《鲁迅与两份民国报纸》一文简要介绍了鲁迅与《民国日报》投稿和为《民国新报》副刊编辑稿件的历史。杨子葶的硕士论文《吕碧城与早期 < 大公报 > 的女权与教育(1904- 1908)》,详细介绍分析了《大公报》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女性新闻工作者、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吕碧城在与 《大公报》结缘后利用该报和其他报纸积极宣传女权和女学, 并积极进行女权和女学的理论实践。

(七)专业报纸

黄夏年在 《民国时期的佛教报纸———< 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 序言》一文中考证了民国时期佛教界创办发行的报刊。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佛教界先后办刊出报近三百种,现在已经能见到的达256种,未见有名的尚有30余种”[7]。作者以《佛教月报》、《佛化新闻报》、《护生报》、《新夜报》等为分析重点,介绍了这几份周报或双周报的创生、发展及其佛教内容与作用。

(八)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

魏定熙等人的《民国时期中文报纸的英文学术研究—对一个新兴领域的初步观察》,梳理了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理论。文章认为,国外学者对民国期刊的研究成果多于对民国报纸的研究。在民国报纸研究中,国外文学学者主要集中研究报纸上刊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副刊,国外史学家们对民国报纸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研究最为突出。海德堡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的报纸, 他们重点研究了《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以及中国记者吸收欧美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知识从事新闻工作的成果。此外,国外学者对梁启超的关注也比较多,特别是其对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报刊规范理论、范长江等报人、《大公报》等的研究开始兴起;近些年来,则对民国报纸内容、报纸与民族主义、社会和政治动员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关于辛亥革命后以及1949年以前的中共报纸的研究则很少。

(九)对一份报纸的综合考察

即以一份报纸为分析个例,全面研究其新闻报道、经营管理、折射的历史图景、社会影响等。这些研究主要是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张曦月的硕士论文《< 飞报 > 研究》对上海小报《飞报》的创办、版面布局、报纸定位与发行管理、报纸内容及其折射出的旧上海经济、文化历史图景进行了分析。类似论文主要有 《< 徽州日报 > 与民国时期徽州女性研究》、《< 南宁民国日报 > 研究》、《继承与断裂:建国初期上海 < 新闻日报 > 的创办与消失(1949- 1960)》、《民国时期的 < 山西日报 > 研究》等等。

(十)报纸广告理论

这方面的论文至今只有一篇,即张立勤发表的《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的理论研究述略》,从报纸广告功能的认知、广告本位的经营观、广告发行与采编间的关系、广告传播效果等维度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理论研究情况。

三、结语

《民国四公子》等 篇8

古代”公子”有三义：一曰诸侯之子(或特指诸侯之庶子，以别于世子)，二曰诸侯之女，三曰有权势地位者或富家子弟。以之“尊称别人之儿子”，不见于先秦典籍。

“公子”之称，重在其个性或以“忠烈”名世，如“唐代四公子”，或以诗文飘逸名世，如“明末四公子”；或以变法名世，如“清末四公子”。

该书中的诸公子淌过风雨，尽管泥泞一身，仍能“笑看潮来潮去”，经历浮沉，尽管几度秋凉，仍能“乐尽天真”，冷赏风流，尽管和者甚寡，仍能“养素全真”，他们引领民国风骚数十年。虽人去楼空，然名声依旧，生气犹在。本书述公子之事迹，言公子之才德，扬公子之节品，悲公子之境遇，择公子之神韵，展公子之风采，略而纪录之。

《赢的答案》杰克·韦尔奇苏茜·韦尔奇著中信出版社

这也许是韦尔奇最后一部著作了，谁知道呢?千万不要小看这本书，它貌似简单，全书由74个问题和韦尔奇的回答组成，全书不过13万字。但就是这样一本书，却不同于韦尔奇之前的《自传》和《赢》。韦尔奇的3本书各有特色，自传偏重讲述，不免存在记忆失误、叙述随意、经验总结不够集中等问题。而在第二本《赢》里，韦尔奇试图板起面孔做一个理论家，构建一套体系。这本《赢的答案》，可以说是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CEO。”的一生智慧的总结。无数人向韦尔奇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韦尔奇精心挑选了74个，这些都是关系到每个人、每个管理者、每个企业的现实性的问题。韦尔奇举轻若重，以牛刀来杀鸡，在每一个回答中都融入了毕生的经验和体会。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就是对于最简单的问题，可以给出最让我们受益匪浅的答案。

《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王蒙著中华书局

《王蒙自传》第二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真实地表现了王蒙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生活。王蒙复出不久，即进入文化界高级领导层。先是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继而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后又担任文化部部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改革年代，风云激荡，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真理标准讨论、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电影《苦恋》、裸体油画展风波、敢不敢开放卡拉OK……

当官之初，直上高位，百废待兴，百事待举，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和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王蒙既有独到的为官之道，也有他当年难与人言的隐痛，但他终究还是见招拆招，有时游刃有余，有时绕而应对之，表现了应对人生和官场的大智慧。

王蒙自信地说：在《王蒙自传》第二部，是有不少“干货”的。

《工作DNA》郁明义(中国台湾)著海南出版社

作者在本书中用3种动物为我们诠释工作的不同阶段：

鸟：当我们在基层的时候。从一个想当皇帝的年轻人谈起，30岁之前不要计较的事情，怎样寻找一份心爱的工作，一份美丽的爱情。

骆驼：进入中层干部的时候。贵人是怎么出现的。

鲸鱼：成为决策者的时候。包括大亨的12个信条，下台的品位。

作者是一位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被指定只能做一些静态的工作人，但是他自己凭借坚毅的信念，却实现了健康人所不能实现的梦和理想，成为轮椅上的大家。

民国最美的情诗 篇9

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民国语文读后感 篇10

——读《民国语文》有感

梁屿桥妈妈四（2）班 为了养成孩子良好的读书习惯，扩大课外阅读量，在一个炎热的休息日，和孩子结伴去新华书店淘书，意外地看到《民国语文》系列丛书。

《民国语文》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师叶圣陶、蔡元培等选编的语文教材选粹汇编本，分为“初小”“高小”两大卷。我和孩子一起读了“高小选粹卷”。很快我们就迷上了这本书中自然纯朴的气息！

《民国语文》（高小选粹卷）所选文章分为“神奇的科学”、“传奇的人物”、“灵动的话剧”、“深刻的寓言”、“实用的语文”、“传承的品德”等11个部分。每个部分的选文全部来源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虽然时间上离现代已经非常久远，是我们的爷爷辈、孩子们的祖爷爷辈这一代的人用过、读过的语文课本，这些课文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可爱和有趣，里面的很多故事对人都有启迪作用，书中每页都有一副趣味性很强的配图，很能吸引人的兴趣。这些教科书蕴含了民国时期一批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的教育智慧和教育责任感，这些先贤们都是既秉承传统文化血脉，又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文化大师，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特殊的知识结构与眼界，他们用这些优秀的语文课本向孩子传递科学的理念与优秀的品质，拓展孩子的知识视野，培养孩子的人文情怀，提升孩子的思维能力，从而真正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虽然年代上离我们比较久远，但现在读起来并没有觉得落后与古板，这和当时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的初步交融，刻板的文言文逐渐退出，白话文逐渐兴起有关，文字语言的纯朴风趣反而更让我们深刻反思当下小学生写作的刻板无趣，抄袭成风的不良风气。用一句白话来说：百年前的文字，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

我是结合《民国时期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下篇）来和孩子一起读《民国语文》的，从“爷爷、奶奶们”小时候写的文章中，我们读出了“他们”还是孩子时纯真可爱，看到了民国小学生生活的场景，其间的语言风格也贴近当时的用语习惯，为现代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走进那个时代的通道，也为现在的孩子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思想的来源提供素材。而且每篇作文后面都附有一些简单的评讲，用一种轻松交流的形式烘托作文主旨，给孩子们提供了整体感知、阅读感悟、拓展延伸等几个层面，提升孩子读书思考的习惯，更方便于我们家长与孩子间的亲子阅读交流。

民国四川地震“遗书” 篇11

中国是世界上受地震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常为“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骄傲，但却少有人知道，中国占世界7%的土地，也承受了世界33%的大陆强震。

四川汶川今年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但之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地震竟位居全国第五，仅次于台湾、西藏、新疆、云南。而这五个省（区）的地震合起来，约占全国地震总数的80%。

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把握未来。历史不应该被简单而粗暴地绑架为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但往者用殉难写就的历史，却可能为今天我们这些生者提供最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1923年炉霍-道孚大地震：

被忽略的灾难

1919年5月29日，川西炉霍-道孚发生6.3级地震。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很少有报纸关注此次地震。迟至同年8月8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才作了报道，说“当地喇嘛寺损失极大……乡村里几乎看不出有灾情……约有二十个藏族人民被压死”。

4年后，1923年3月24日，炉霍-道孚爆发7.3级大地震，死者约在3000人以上——《民国档案》中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各部院的电文，中间说“数百里之内炊烟断绝，成为丘墟……约计全县伤毙人口三千名以上”。

当时地方政府的救援手段非常有限。根据电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仅从炉霍商会暂借3000元去灾区一线“择要急赈”，同时要“两县知事开仓借给粮食，免误农工”。此外，还设置了一些数量不多的临时医院，以救治伤员。其时四川的情况相当尴尬，一方面“川边军政两费支拙万分”，一方面“地方罗掘已穷丁”，也就是说，既没钱，也没人，所以陈遐龄承认：上述救援措施只是“杯水车薪”，“直同束手”。

在电文末，陈遐龄恳求大总统特拨10万元以上的赈灾专款，其后并未得到回应。1923年的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在南方，孙中山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忙着巩固地盘；在北方，黎元洪正面对直系之天津、保定系的逼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年10月，曹锟通过臭名昭著的贿选得到大总统席位，据说收买500名议员就用去250万元（一说为400万）。政客为自己的交椅不惜一掷千金，对受灾的万千黎民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不止中央政府对此次地震不在乎，媒体也少有关注。成都本土的《国民公报》4月10号才刊出《川边空前之地震 炉霍县火山暴裂》一文，承认此次地震是“空前未有之奇灾”，但其“仁达沟地方火山爆裂”的说法却是假新闻——建国后有地震专家前去勘察，认为“火山爆裂”、“喷出火花”等都是谬传。《国民公报》待地震后半月才有访员发回报道，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不过当时报章尚处初级阶段，没有“突发事件报道”的意识，也不必苛责。

除了《国民公报》刊出较详细报道外，还有上海《字林西报》在更晚的时候做了报道。5月13日该报才有访员发回《章谷区域可怕破坏 土地大破裂》的稿子，而刊出却迟至7月2日，新闻基本变成“旧闻”。和1919年的炉霍地震报道一样，这次《字林西报》仍然喜欢关注寺庙的倒塌。当然，访员也叙及了当地的平民受灾情况，他进入的部分灾区估计有1500人死亡，更悲哀的是，“在我们到达前，大部分伤员已经死亡”。震后的政府救援与百姓自救，何其无力！

6月14日，道孚、打箭炉又发生较强余震，据《新闻报》报道，死亡人数高达1300人。该报道结尾说：“人民群相走避，全市顿处于黑暗之中”。

震后，政府始终没有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灾区调查，以个人身份最早进行调查的是史学家任乃强。他于1929年入康定考察一年，凭借访问材料及相关文献写成《西康图经》，其中《地文篇》记录了此次地震，中间说“压死2700余人……炉霍农村经此剧变，约废十分之一”。

任乃强毕竟不是专业的地质科学家，美国地震协会派出专人调查了此次地震，并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地震协会报告》的《道孚地震区》部分，做出了专业而详细的报告。

1933年叠溪大地震：

“聚焦”与“散光”

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让人们又想起了发生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这次7.5级的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地震造成死难人数6900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对这次地震，媒体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新新新闻》、《国民公报》、《川报》、《新川西北日报》、《华西日报》、《大声日报》、《商务日报》、《重庆新蜀报》、《世界日报》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均有报道，其中做的最好是成都的《新新新闻》，前后共刊发百篇以上系列报道，全面而细致，并首开灾难报道宏微观结合的叙事手法，在新闻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

地震发生后仅3天，《新新新闻》就有访员从灾区一线发回报道《沙湾又成了泽国，松茂地震三昼夜，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估计受灾群众在20万以上，“伤亡人数，至为奇重”，反应可谓迅捷。

四川军政府此次的应对也比1923年更快。8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急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各部，汇报灾情并恳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已经有专门的赈灾机构，叫“赈务委员会”。

邓电文中说：“据调查报称，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三十余里，东西约五十里，松坪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实空前未有之奇祸”。相比1923年的炉霍大地震，政府对灾区形势的了解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媒体的进步更大，多数灾区一线的有效信息主要由地方媒体传播。以《新新新闻》为例，它持续刊发了灾区大概损失、地震详情观察、屯区震灾描写等文章，尤其9月18日发自茂县的快讯，将北路各村寨受灾实况与人民伤亡人数分细目列出，并统计出死亡人数在六千人左右，功莫大焉。此外，《新新新闻》还派出访员前往江油、新都、绵竹、犍为等余震较烈的地区采访，非震中灾区的信息，由此得以被社会知悉。

《新新新闻》的一些报道甚至可算珍贵的史料，比如《黑水震灾，男夷压死特多，因女夷多在外耕牧，男夷则在家抽烟》，记录当时少数民族如羌、戎等还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女主外，男主内，结果震灾死者多为男性；《青城山第一峰崩塌大煞风景》，记录青城山上清宫庙后的峰巅崩溜数丈，全山景物也稍形减色；《黑水成灾，岷江倒流》，详细记载了悬湖形成的过程及决堤前的样貌；《地质专家常兆宁谈，叠溪每五十年即有一次大震》，现在我们都知道，目前地震无法短期预测是科学界共识，但中长期的地震预测或预报仍有可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兆宁在70年前根据史料记载（叠溪所处的地震带在明嘉靖、清康熙、咸丰中各震一次）与地质分析，得出的这个猜想，应该予以一定重视。比如1923年发生7.3级大地震的炉霍，在1973年又发生7.9级大地震，周期恰好是50年，也许并非巧合。

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各报也多有聚焦。遗憾的是，其时的军政府对此认识不足，应对缓慢，仿佛眼睛得了“散光”，终酿成二次受灾的惨祸。

据《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大地震后，崩塌山体在银瓶崖、大桥、叠溪三处形成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湖连成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4、50华里，最宽处达4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11个，潜在的洪水威胁极大。

在江水倒流的期间，四川军政府却基本没有应对措施。震后近一月，善后督办刘湘才派出全晴川（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等十余人前去调查悬湖危机。10月9日，大悬湖决堤，水高20丈，壁立而下，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都江堰，沿河两岸被洪水一扫俱尽。据1958年四川省社科院周郁如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在2500人以上。而前去调查悬湖危机的分队，除全晴川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悬湖决堤后的10月12日，四川军政府接到灌县县长杨钧寿的电文，同时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灌县分会的电文，才知道又受巨灾，于是派员分头驰查。其中水利专员周郁如的报告最为详尽，该报告也刊发在12月30日的《新新新闻》上。随后，军政府制订“疏积、修堰、赈灾”三项方案，并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希望中央能拨出棉麦借款100万元，储作三项之用。在电文中，邓锡侯特别提到“四川正值‘剿赤’期中，财赋供应尚苦拮据，实属无法可设”，又言“受灾各人民，有兵灾、匪灾、震灾之重重难关，较诸他省人民，痛苦迥不相同”。其时灾民的受难，实是多重！

令人钦佩的是，此次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1934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一是四川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

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

1948年理塘大地震：

不幸中的万幸

叠溪大地震的阵痛还未消散，15年后，一场7级以上的大地震又光顾四川。1948年5月25日，理塘发生7.3级大地震，死难近千人，但这次地震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致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里竟然没有收录此次地震，而当代媒体回顾历史上的四川大地震时，此次地震也往往变成了“透明”。

当时的人们对此次地震缺乏关注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尚且自顾不暇，哪能他顾。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展开最后的全面决战；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包括四川），经济已经接近大崩溃，国民生计举步维艰。对老百姓来说，最恐怖的东西是疯狂的通货膨胀。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次年4月，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更上扬了不可思议的135742倍）。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赈自己的灾尚恐不及，遑计他人？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的外部不幸。

但也有幸运。此次地震发生在5月25日下午，震中在平原地带，多数村民正在地里忙着收麦子；而在山区地带，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伤亡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另外，悬湖崩溃等次生灾害，在此次地震中也表现得比较温和。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的报章，在焦头烂额中，只给了理塘地震一些为数不多、小篇幅的报道。最早发消息的是《西康日报》，该报馆位于康定，离理塘较近，地震第二天的5月26日即刊出专电，披露“理化（当时的县名）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甚多，居民颇有伤亡，尤以郊区平原地带为剧”。随后，《华西日报》、《国民公报》、《新中国日报》、《工商导报》、《西方日报》等也刊发了报道，不过内容大同小异，采访力度不大。比如《新中国日报》9月3日说：“死伤人民在一千以上……恐廿年后尚难恢复旧观”，而《国民公报》9月10日也说：“死伤人民以千计，廿年内亦难复旧观”，两者如出一口。

理塘地震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专业团队进入灾区调查，也没有科学工作队自发前往，因此该次地震的第一手记录相对匮乏。直到建国后的1960年，国家南水北调工作队在当地调查时，才作了一些简单统计。1966年，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对理塘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1948年理塘地震的全貌终于被逐次勾勒出来：房屋倒塌600余幢，损坏1000余幢；压死埋没800余人，伤数百人；部分村庄的房屋倒塌达100％；区内地裂密集成带，长约100公里，最宽处达8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