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历史简介(精选8篇)
中华民国历史简介 篇1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王朝的奠基者,公元1559年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其父替其取名为努尔哈赤,满语的意思为“野猪皮”。这个名字的来历,伴随着一件奇事。据说努尔哈赤的母亲显祖宣皇后,在怀着努尔哈赤的时候,曾经梦到一位健壮的汉子,将一个被野猪皮包着的婴儿放到了他母亲的怀中。结果第二日,努尔哈赤的母亲就生下了努尔哈赤。他的父亲听说了这样一件奇事后,认为努尔哈赤的降生一定是长生天的旨意。于是给他取名为努尔哈赤,并对其悉心教导,寄予厚望。
努尔哈赤也许正如其父所想的那样,的确有着过人之处。他二十五岁时在祖居起兵,随后便统一女真各部。对于作战,他不仅勇猛无双,而且擅长谋略,多次打败明王朝的军队,后在关外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迁都沈阳后更是迅速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虽然1626年,在宁远城之役中败给明将袁崇焕,败给袁崇焕并不能阻挡他的脚步。同年4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真正的意外发生在他雄心满满,意图征服蒙古之时。亲征蒙古三月后,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之后便不治而亡。他的继任者八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雄心壮志,清朝建立后,尊为清太祖,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努尔哈赤誓师征明时说,他这一生有“七大恨”,告天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第一恨,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平白无故挑起边境争端,害死了我的父亲和祖父。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第二恨,明朝虽然与我有杀亲之仇,我仍然想与之修好。于是设碑发誓说:“但凡满汉两族之人,不要超过自己的疆土。如果有越界者,一旦发现,立即诛杀。如果见者将人放走,同样要受此罚。”我如此忍让,可是明朝却违背了誓言,派兵越过界限,帮助叶赫部。?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第三恨,明人违背誓言,越过界限,侵扰我方村落,我依据誓言将其诛杀。可明朝却不遵照之前盟约,要责问我擅自杀人之罪,捉走了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的十多人,在边境将他们杀死。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第四恨,明朝派兵越过边境帮助叶赫部,还擅自?以另外的女子代替我聘娶的女子,让其改嫁蒙古。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第五恨,?柴河、三岔、抚安三个地方,是我部世代都在这儿耕种居住,明朝却派兵逼迫我们不许收割粮食,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第六恨,叶赫部?获罪于天,明朝却偏听偏信,派遣时辰让我放过叶赫部,还对建州大加侮辱。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第七恨,当初建州和叶赫部,多次征战,建州终于遵从上天的旨意,拿下了叶赫部。偏偏明朝从中作梗,让我将叶赫的疆土还给他。但是对建州之人,数次被叶赫部侵略,却无表示。各个部落国家之间征战,顺天者胜,逆天者败,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如何又能使死去的士兵死而复生,将人还给叶赫呢?既然大国的君主是天下主,又为何独独对建州如此呢?现在联合诸部合力攻打我,如今明朝帮助被天厌弃的叶赫部,是违抗天意,是非颠倒,乱下定论。
这七大恨,也许的确是努尔哈赤决心攻明的原因。但绝对不是根本原因,努尔哈赤一早就有建功立业之心,否则也不会早早的跑到明朝边境处去考察。古代起兵,总要找点理由告诫苍天,以告知众人,我这么做事名正言顺的,是替天行道。
中华民国历史简介 篇2
建国初期, 中国实行“一边倒”策略, 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 中国走上了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 并积极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上世纪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恢复正常, 并取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要职责是:
(一) 贯彻执行国家外交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代表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 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 承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外交往来事务。
(二) 调查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研究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外交工作的重大问题, 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外交战略和方针政策提出建议。
(三) 按照外交总体布局, 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经援、文化、军援、军贸、侨务、教育、科技、外宣等重大问题, 负责与有关单位协调, 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四) 起草外交工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政策规划。
(五) 负责处理联合国等多边领域中有关全球和地区安全以及政治、经济、人权、社会、难民等外交事务。
(六) 负责国际军控、裁军、防扩散等领域工作, 研究有关国际安全问题, 组织军控方面有关条约、协定的谈判。
(七) 负责办理国家对外缔结双边、多边条约事务, 负责国际司法合作有关事项, 负责或参与处理涉及国家和政府的重大涉外法律案件, 协助审核涉外法律法规草案, 组织协调有关我国履行国际公约、协定工作。
(八) 牵头或参与拟订陆地、海洋边界相关政策, 指导协调海洋对外工作, 组织有关边界划界、勘界和联合检查等管理工作并处理有关涉外案件, 承担海洋划界、共同开发等相关外交谈判工作。
(九) 发布重要外交活动信息, 阐述对外政策, 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新闻工作, 组织公共外交活动, 主管在华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事务。
(十) 负责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 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礼宾事宜, 负责驻华外交机构在华礼遇、外交特权和豁免事宜。
(十一) 负责领事工作。管理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负责海外侨务工作;办理和参与境内涉外案件的对外交涉工作;负责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 协调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并指导驻外外交机构处理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 发布领事保护和协助的预警信息。
(十二) 负责协调处置境外涉我突发事件, 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参与处置境内涉外突发事件。
(十三) 依法管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交、领事事务, 处理涉台外交事务。
(十四) 指导、协调地方和国务院各部门外事工作, 审核地方和国务院各单位的重要外事规定和上报国务院的外事请示,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对重大外事违规违纪事件的处理意见。
(十五) 处理和协调关系国家安全问题的有关涉外事宜。
(十六) 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外交文件和文书翻译工作。
(十七) 领导驻外外交机构及驻香港、澳门特派员公署工作, 负责驻外外交机构干部队伍建设, 指导、监督驻外外交机构及驻香港、澳门特派员公署信息化、财务和馆舍建设工作, 负责驻华外交机构房地产使用管理工作。
(十八) 代管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归口管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外事工作。
明清及民国安徽张氏宗谱版本简介 篇3
西汉时,张氏先祖已遍布中原、齐鲁、燕赵、关中、巴蜀、吴越以及西域等地。到唐末五代,张氏先民已落户江南各地,成为覆盖全国的大姓。明清时期,许多谱学研究者和张氏族谱编纂者,依据史籍记载,整理出了各自的世系谱。目前,国内许多档案馆、图书馆保存有不少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张氏宗谱》,为今人对张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一在这里,我仅把安徽省现存的一些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张氏宗谱》作一介绍。
明代安徽张氏宗谱
泾县《泾川张氏宗谱》三卷。程文绣、张冲等纂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木刻本,3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徽州《新安张氏续修族谱》十卷。张琏纂修,成化十二年(1476年)刻本,1册。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存卷一、卷二)。
徽州《新安王弼张氏家谱》十二卷,文翰不分卷。张一桂、张玄镐纂修,万历四十年(1612年)家刻本,2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徽州《新安张氏续修族谱》。明天启(1621~1627年)刻本,作者与卷数不详。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统宗世谱》二十一卷。张宪等纂修,嘉靖九年(1530年)抄本,10册。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
徽州《张氏统宗世谱》,卷数和作者不详,明刻本。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会通谱外纪内纪》,不分卷。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本,4册。现藏于日本和美国。
休宁《荪田山上张氏家谱》,不分卷。张应光修,清抄本,1册。现藏于浙江嘉兴市图书馆。
旌德《张氏宗谱》十卷。张宪纂修,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本。现藏于安徽博物馆。
祁门《张氏统宗谱》十卷。张阳辉修,嘉靖十四年刻本,1册。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安徽博物馆。
阜阳《颍襄张氏族谱》八卷,崇祯九年(1636年)编修。民国26年(1937年)张动栋续修。现为太和私人收藏,阜阳档案局存影印本。
清代安徽张氏宗谱
合肥《张氏族谱》五卷,首一卷、末一卷。张树声等重修,清光绪二年(1876年)惇叙堂木活字本,4册。现藏于日本和美国。
合肥《张氏族谱》八卷。张绍棠纂修,光绪十三年(1887年)绍忍堂刻本,8册。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日本、美国。
芜湖《张氏续存名录》六卷。张兆才续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孝友堂活字本,6册。现藏于吉林大学图书馆及美国。
五河《张氏宗谱》一卷。张师望、张子静等重修,同治七年(1868年)手抄本。现藏于安徽五河县教育局。
无为《濡须张氏(二修)宗谱》八卷。张传禄纂修,道光二年(1822年)活字本,2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徽州《新安张氏续修宗谱》三十卷。张习礼、张士麟纂修,顺治十六年(1659年)家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安徽博物馆、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统宗谱》十二卷。张孔成等重修,乾隆刻本。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存三卷)。
徽州《张氏统宗谱》二卷。张棐恭等修,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2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宗谱》二卷。张国范等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4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宗谱》十八卷。张昌奕等修,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18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怀玉张氏宗谱》六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张其准等修,光绪十三年刻本,13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张文绣等修,光绪刻本,16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张氏宗谱》,清刻本,卷数、作者不详。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存四卷)。
旌德·旌阳《张氏宗谱》三卷。张庆彬、张书申等纂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思堂活字本,20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
桐城《皖桐张氏宗谱》十三卷,末一卷。张鲁山等续修,道光七年(1827年)书鉴堂木活字刊本,12册。现藏于日本、美国。
桐城《皖桐张氏宗谱》二十卷,末一卷。张联元等修,光绪五年(1879年)书鉴堂活字本,20册。现藏于美国。
桐城《张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张绍华纂修,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24册。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日本、美国。
桐城《张氏宗谱》二十八卷,末一卷。张士端、张焕之等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木活字本,29册。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日本、美国。
太湖《怀宁三治堂张氏宗谱》十卷,首一卷。张琮醇、张学魁纂,嘉庆十八年(1813年)三治堂木活字本。现藏于安庆市图书馆(存四卷)。
太湖《三治堂张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张新炽重修,同治五年(1866年)三治堂木活字本。现藏于安庆市图书馆(存八卷)。
太湖《三治堂张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张新炽三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治堂木活字本,21册。现藏于安庆市图书馆。
潜山《张氏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张炳荣等续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绍渠堂活字本,18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潜山《张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张必玺等八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百忍堂木活字本,17册。现藏于日本、美国。
桐城《皖桐南湾张氏重修宗谱》十四卷。张惕侬等重修,民国13年(1924年)一本堂重刊本,14册。现藏于日本、美国。
民国安徽张氏宗谱
合肥《张氏宗谱》十卷。张士煐编,1921年合肥绍忍堂木活字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天长《秦楠张氏家谱》四卷。1935年纂修本。现藏于安徽天长县秦楠乡档案室。
徽州《清河张氏宗谱》四卷。张以惠等纂修,1944年刻本,4册。现藏于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徽州《清河张氏宗谱》四卷。张守度等纂修,1944年刻本,4册。现藏干安徽黄山市博物馆。
绩溪县城北城后巷《张氏统宗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张永年等修,1930年叙伦堂木活字本,6册。现藏于美国。
桐城《桐城南乡姥乡张氏五修谱》二十六卷。张廷镇、张泽辛纂修,1915年木活字本,26册。现藏私人手中。
桐城《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辑,1915年笃亲堂活字本,28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桐城《连城张氏双河股宗谱》二十四卷。张光麟、张光廷等纂修,1922年木活字本,24册。现藏于安徽博物馆。
阜阳《张氏家谱》6册,张鸿声编修,1949年手抄本。现藏于阜阳档案局。
桐城《连城张左塘公支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张贤藩、张维藩等纂,1931年活字本。现藏于江苏苏州市图书馆(缺卷一二)。
桐城《张氏宗谱》三十五卷,首一卷。张开枚等续修,1933年铅印本,28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美国。
太湖《张氏宗谱》九卷,首二卷。张泰升、张元顺纂修,1912年孝友堂活字本,10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太湖《孝友堂张氏宗谱》六卷,首一卷。张仪甫纂修,1940年孝友堂活字本,6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潜山《百忍堂张氏宗谱》二十四卷。张文彬续修,民国元年百忍堂木活字本。现藏于安庆市图书馆(存7册)。
潜山《百忍堂张氏宗谱》,1935年百忍堂木活字本。现藏于安庆市图书馆(存卷二、卷一四、卷二十)。
年代不详
安徽怀宁《留余堂张氏宗谱》,卷数、年代和纂者不详。怀宁留余堂木活字本,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存卷七)。
以上所列张氏宗谱共计51部,这是我从各种文献资料中搜集汇总而成的。
明代11部张氏宗谱,最早的为成化十二年刻本,张琏纂修的徽州《新安张氏续修族谱》十卷,现仅存二、三残卷。最晚的为阜阳《颍襄张氏族谱》八卷,崇祯九年编修。
清代24部张氏宗谱,11部较为完整,13部为残卷。其中,张其淮等修的徽州《怀玉张氏宗谱》六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卷帙最为浩繁,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仅有13册。现在藏于安徽图书馆的桐城《张氏宗谱》二十八卷,末一卷,共计29册,是目前安徽存世册数最多的一部张氏家乘史料。
清代最早的宗谱为清顺治十六年张习礼、张士麟纂修徽州《新安张氏续修宗谱》家刻本。最晚的为清光绪年间刻本,这一时期家谱较多。清代宗谱版本多为木活字刻本,但也有手抄本。
中华专利超市网简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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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品《寻觅中华》简介 篇5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著作长期位于全球华文排行榜前列,同时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的读者广泛接受,其作品具有第一流的美文,第一流的深度。令人气愤的是,因为余秋雨先生的著作深受读者喜爱,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盗版的余秋雨先生著作。许多读者因此而上当受骗,余秋雨先生更是不胜其扰。
有鉴于此,余秋雨先生“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于是“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在整理的过程中,又增补了许多作者重访文化遗迹时产生的新感觉,加入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并对自己已经不满意的文章进行了删减和推敲。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中华民国历史简介 篇6
图,督促自己不要偷懒。可是实践起来,事与愿违,结果导致时间停止了。孝孝明白了“居有常”的道理后,调整了作息时间,使一切恢复了正常。
死回生的小精灵,在帮助小精灵的过程中,孝孝感受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伤痛。
来。在这一过程中,孝孝充分领会到了“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的含义。
牛明白了“年方少 勿饮酒 饮酒醉 最为丑”的道理,打败老猫,胜利返回了现实世界。
误认为是小偷,关了起来。孝孝在小宠哥的帮助下,找到了红色蒸汽包,归还给地宫中的熊大王。熊大王为了表达歉意,将红色蒸汽包赠送给了孝孝。
中华民国历史简介 篇7
关键词:《历史教育》杂志,刊行始末,宗旨
1931年, 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东北三省相继沦陷,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在此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 历史教育的作用凸显, 历史教育类刊物应时而生, 《历史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办的。
一、《历史教育》刊行始末
回顾《历史教育》的创办始末, 就不得不述及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民国学术版图占据重要一席。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 是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创办的学术组织, 当时国内著名的高校历史系几乎都有自己的学会团体, 并且自办有学术刊物。早在1920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成立史地学会, 创办不定期刊物《史地丛刊》, 由史地部代主任何炳松担任主编, 《史地丛刊》与后来同类刊物的出现, “标志着专门性史学期刊的出现”[1]351。1931年,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创办《师大史学丛刊》, 历史系主任陆懋德担任主编, 刊登了不少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以来, 日寇侵略铁蹄步步紧逼, 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史学界寄希望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功用, 唤起国民爱国心,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著名噪一时。1937年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创办《历史教育》杂志, 是当时国内首个以历史教育为刊名的专业学术刊物, “在国内似汗牛充栋一般的出版品中, 像‘历史教育’这种性质的刊物, 至今还未见及”[2]1。《历史教育》实际筹办时间应始于1936年, 出版时间比预期要推迟, “本刊原定于元旦出版, 后来因为储备期间太短, 预定的稿件大多没有收到, 所以决定延迟了一个月”[3]49。《历史教育》第一期于1937年2月1日出版发行, 第二期于1937年5月25日出版问世, 前后共出版两期, 后因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北平师范大学内迁而被迫中断, 此后也一直没有复刊。
《历史教育》具体编辑工作由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编审委员会主持, 编审委员会主要由历史系师生组成, 教师编委有李飞生、陆懋德、齐思和、熊梦飞、何竹淇等五人, 李飞生担任主编。学生编委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和历史系中选出, 史学会推举四人, 分别是史学会学术股的浦安修、冯来仪, 史学会执委会的邵辅周、萧远健;历史系推举四人, 每个年级推举一人, 由于四年级同学即将毕业没有推选, 实际推举了张凤鸣、赵象山、孙克刚等三人。《历史教育》编审委员会的成员, 有不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以及抗日战争中,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历史教育的真谛。李飞生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讲授西洋史, 对西洋高等教育亦颇有研究, 曾撰写《欧洲中古大学之起源》一文, 解放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4]108。齐思和, 1935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 获聘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 开设“史学概论”、“美国史”。齐思和留学哈佛大学前, 曾求学燕京大学历史系, 并担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会刊《史学年报》的主编, 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抗战期间, 齐思和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高校任教, 数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 坚守民族气节。何竹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抗战爆发后, 任西北联大讲师, 著有《岳飞抗金史略》、《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浦安修曾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抗战爆发后, 她在延安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研究员, 从事妇女宣传工作, 解放后, 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克刚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是史学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孙克刚毕业后投身抗日战争, 1942年随中国军队远征缅甸, 后根据此段经历撰写《缅甸荡寇志》和《印缅远征画史》, 记录中国军队在抗战中远赴缅甸英勇作战的动人事迹。
二、《历史教育》的宗旨与内容
经世致用, 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每当国家、民族出现危亡的征兆或现实的危险, 史家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这个武器。明末清初之际, 顾炎武等人开经世致用的先河, 到鸦片战争前后, 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 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如果说求真是史学学科属性之使然, 那么, 经世致用, 则是时代赋予了史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史学的致用, 主要表现在历史教育方面。《历史教育》的办刊宗旨是:“努力实现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 培植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提倡历史教育之普及, 研讨历史教育之改进。”[5]1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与经世致用的目的, 即通过创办《历史教育》杂志, 刊登相关文章, 表彰民族气节, 唤起民众激情。
《历史教育》第一期于1937年2月1日出版发行, 第二期于1937年5月25日刊行。《历史教育》杂志设置了“论著”、“漫谈”、“译录”、“书评”、“消息”、“答问”、“会讯”等栏目, “论著”栏目主要刊载两类文章, 一种是关于历史教学方面的问题, “例如, 教学方法之应如何比较研究, 教学效率之应如何设计促进, 教学设备之应如何配置充实, 教材标准之应如何决定去取, 教材内容如何可期分配合理, 以及教学经验之忠实叙述等等”。另一种是关于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如史学方法之评论, 史源之探索与指导, 史实之申辩与考订, 史籍之诠释与解题, 又或国际问题之检讨阐明, 历史辅助学科之独立研究。盖凡平日读史之所会心, 能有所见而有所抒, 直接或间接以裨益史学知识与史学教育者, 皆无不录矣”。“漫谈”栏目主要刊登有关历史教育的随笔等文章, 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译录”是对外国史学论著的译文的摘录[5]2。
其中“论著”、“漫谈”、“译录”、“书评”四个栏目是《历史教育》杂志的核心部分, 从已经出版的两期内容来看, 共有“论著”九篇, “漫谈”五篇, 译录三篇, 书评七篇, 详见下表。《历史教育》杂志所刊载的文章, 其作者既有著名的学者, 也有史学会的学生。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凸出了《历史教育》的办刊宗旨与时代特点, 第一, 十分关注历史教育问题, 《历史与教育》第一期与第二期中, 共有历史教育相关的文章有八篇;第二, 凸显时代特点与对民族危亡的关注, 关注国际局势, 尤其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远东局势, 这两期共刊登了四篇远东史或远东国际关系研究的书评, 反映了编者、作者对国际局势的关注, 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
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文章中, 有些包涵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如钱穆的《历史与教育》。钱穆的《历史与教育》发表于《历史教育》第二期, 他在文中阐述了其历史教育思想, 第一, 钱穆强调中国史教育, 认为应当把中国历史教育提到应有的位置, 他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 对其本国史的智识, 绝对需要而有用, 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 在社会各界负中心领导的人物, 对其本国历史, 更不应该茫无所知。所以一个国家真有教育, 真有陶冶公民的教育, 无论如何, 本国史, 须是极端重要的。”[6]8第二, 钱穆指出当时历史教育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了改进历史教育的方法。他批评当时教育界与史学界都不重视历史教育的现象, “教育界的眼光, 既看不起所谓本国史, 史学界的风气, 顾不到所关教育的意味, 两者凑合, 遂成浸提国内各级学校之历史教育”。面对中国史教育不受重视的局面, 钱穆提出了两点思考:“一方面要国内教育界对于国家教育国民之根本旨趣之认识, 另一方面要国内史学界对于本国史意态之转变与理论及方法之更新。”[6]9第三, 钱穆认为历史教育的责任在于培养爱国精神, 培养国民对于中国历史的尊重与理解, 他说:“国史之教育意义, 应该首先使其国民承认本国以往历史之价值, 而启发其具有文化意味的爱国精神, 同时培养其深厚的奋发复兴之思想与抱负。”“国史教育之责任, 至少当使国民对其本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及善意之看法与理解。”[6]8可见, 钱穆不仅强调历史教育对爱国精神的培养, 而且重视历史教育对国民的本国历史认同感方面的功用, 彰显钱穆对历史教育的重视, 以及强烈的时代感与危机意识。
《历史教育》杂志虽然中断, 但历史教育对救亡图存、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并未中断。抗战期间, 有的史学家投笔从戎, 直接战斗在抗战前线, 马革裹尸, 死而后已, 如姚名达。有的史学家, 在大后方宣扬爱国主义教育, 以致积劳成疾, 鞠躬尽瘁, 如吴其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民族危亡多事之秋, 在太平盛世, 也应该加强历史教育工作。当前历史教育观念淡化, 历史知识社会化过程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以错误的历史观为指导, 出现一些调侃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不良现象, 这都要求我们要重视历史教育, 重视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传播给社会、民众。
参考文献
[1]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2]李飞生.发刊词[J].历史教育, 1937 (1) .[3]《历史教育》编辑部.编辑后记[J].历史教育, 1937 (1) .
[4]刘北成等.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 (5) .
[5]李飞生.创刊旨趣[J].历史教育, 1937 (1) .
铭记历史 爱我中华 篇8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组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是啊!我们离不开祖国。
为什么人们总是把祖国比作母亲?有人说:“祖国用她那江河的乳汁喂养了我们。”有人说:“祖国用她那宽广的胸怀抱大了我们。”这当然都是对的。因为无论其他的什么词汇,都表达不出我们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而只有“母亲”这个词才能表达我们对祖国最忠诚、最纯洁、最真挚、最深厚、最伟大的感情。
当祖国贫穷的时候,她的人民就挨饿受冻;当祖国弱小的时候,她的人民就受辱被欺;当祖国富裕的时候,她的人民就快乐幸福;当祖国强大的时候,她的人民就昂首挺胸!
历史上,多少中华儿女像热爱自己的乡亲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屈原抱石投江,为的是祖国;文天祥慷慨悲歌,为的是祖国;陆游作诗示儿,为的是祖国。谭嗣同面对刀殂,脸不变色,他念念不忘的也是祖国。为了祖国,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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