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精选7篇）
民国上海 篇1
民国年间的上海, 中西结合、华洋杂居, 充满了异国情调, 其中的摩登女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浪漫与诱惑。
上海地处沿海又最早成为殖民地, 所以民风开化很早。从清末开始, 中国的妇女已经尝试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民国时期, 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很多的女子广泛地从业于教育、医疗、传媒及服务等诸多行业。走出传统家庭, 摆脱旧式封建家长制的束缚, 以及不断经受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浸润, 使得民国时期的上海女性非常摩登, 这既表现在外在形象的装饰装扮方面, 又反映在其内心世界的根本变革上。她们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女性, 当时以“新女性”一词予以涵盖。这些新女性即使在现今看来, 也不乏时髦之气息。她们是当时新女性潮流的引领者, 更是许多妇女追求个性与美丽的偶像。彼时的上海, 因为她们的存在, 更加充满了现代与时尚的魅力元素。
民国上海摩登女郎最大的变化是其外在形象的变化。随着不缠足运动与剪发运动的开展, 追求时髦和自由的女性首先解除了身体上的束缚。就上海而言, 这一时期, 小脚女子基本消失, 大街上所看到的是一双双的“天足”, 或丝袜革履, 或足踩布鞋, 尤其是高跟鞋开始流行后, 更成为摩登女郎的最爱。再拿头发样式来说, 一般女学生是齐耳短发, 或一条辫子垂于身后, 没有各色头绳或金属饰物, 显得干净利落。20至30岁左右的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则烫发的比较多, 显得成熟而又不失妩媚。民国时期最流行的服装当属旗袍。上至政要夫人、名门闺秀, 下至女学生与家庭主妇, 大多把旗袍视为平时最常用的服装。此时期的旗袍是在满服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它与传统旗袍的最大不同点是, 传统旗袍注重宽大平直, 而它充分吸收了欧美服饰讲究凸显身体曲线的特点, 在长度、腰身、袖子上都做了改进, 更能体现中国女性的曲线美。此外, 旗袍款式在基础样式上千变万化, 有长到脚面的, 也有短到膝盖的;领子分立领、荷叶领、西式翻领等;而袖子有长有短, 中袖也较为常见, 甚至有些旗袍就根本没有袖子, 肩膀直接外露;旗袍的细节方面也极为讲究:襟式就有偏襟、琵琶襟、左右开襟等;纽扣则有盘纽、掀纽等不同款型;30年代垫肩开始使用 (俗称“美人肩”) 后, 旗袍也借鉴了这种方式;其他还有镂空花边、珠片等加以装饰。旗袍用料较为广泛, 样式也不受限制, 都是按需选料剪裁, 没有太多规矩, 主题只有一个, 即时髦与个性的最佳结合。流行服饰的图片往往登载于各种月份牌上, 供时髦女性参考选择。除旗袍之外, 欧式裙装也很流行, 那些思想开放、接受新鲜事物较快的女学生尤为钟爱。她们喜欢着欧式连衣裙或是上衣下裙, 裙子一般齐及膝盖, 露出小腿, 加上白袜黑鞋, 显得非常有活力、有自信。时髦的女性还热衷化妆, 据《大公报》披露, 一些女校“每位lady, 除了抹红涂白之外, 还要剃眉毛涂嘴唇, 以至梳洗房的镜子都不够用了”[1]。在饰物上, 女学生主要有阳伞、眼镜、手表或钢笔之类, 家庭妇女头上的各种钗、钏等金银累赘饰物也被去除, 简单以发卡、头花和衣服相搭配。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 摩登女性非常前沿, 一般广告上的商品都是她们青睐的对象, 如丝袜、胸罩、皮鞋、香水、护肤霜等, 爱美女性可以用化妆品把自己从头武装到脚, 比如用“月里嫦娥牙粉”使牙齿洁白, 用“虎牌花露水”使肌肤美白, 用“古得克思”使指甲尖尖如透笋。像《玲珑》、《良友》、《申报》、《大公报》等知名报刊都辟有专栏介绍最新的时装、美容方法和美容用品。如《良友》画报1926年第6期就用大幅版面刊登了妇女新款衣服秀。《玲珑》作为30年代上海的流行杂志, 内容涉及妇女如何穿衣、美容、搭配等, 刊登的照片全是穿最新款服装的摩登女性,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时尚女孩爱美指南。怪不得张爱玲称30年代女学生每人手持的《玲珑》, 是一部传授影星美容秘诀的刊物[2]。
除了服饰的摩登之外, 摩登女郎的生活方式也很摩登。中国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七女儿周稚芙回忆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的时候, 最盼望的就是周末回家了, 因为周日的活动早已安排好了, 有的要会男朋友, 有的要去跳舞厅, 有的要上馆子打牙祭, 有的要去看好莱坞的新片子, 也有人要去“回力球场”看西班牙帅哥[3]。1905年上海最早出现了电影, 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用铅铁皮搭建了中国第一座可以容纳250人的虹口大戏院。此后, 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影片部, 投资拍摄广告宣传他们的香烟。30年代中国有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和自产的电影, 也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影星, 她们经常出现在各类的杂志封面和广告中, 其服饰成为其他女性效仿的对象。1922年上海一品香旅馆开始举办民间舞会, 交际舞在中国逐渐流行, 到20年代末已经在中国扎根, 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成为一种时尚, 后来探戈和狐步舞相继传入。1927年, 上海市第一家营业性舞厅, 即附属于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1928年, 某报在评述上海跳舞热情形时这样写道:“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 已达沸点, 跳舞场之设立, 亦如雨后之春笋, 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 颇有不能跳舞, 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4]据有关资料显示, 至30年代末, 上海市全市舞厅共达50多家[5], 尤其像“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等一批高级舞厅, 更是富丽堂皇, 设施齐全, 服务完善。有了这些大胆、新潮的摩登女郎的点缀, 上海真的成为了一个花花世界, 令人流连忘返。当然, 这一时期的时髦活动还有骑马、游泳、打高尔夫球等体育项目, 30年代的上海时髦女性, 尤其是那些名门闺秀, 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这样的外在摩登还不是真正的摩登, 这些摩登女郎学会打扮并不是要变成一个玩偶, 而在于宣扬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摩登”生活。胡玉兰在《真正摩登女子》中指出, 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不算得真正摩登, 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 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 (一) 有相当学问 (不一定要读过大学, 但至少有中学程度, 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 ; (二) 在交际场中, 能应对自如, 态度大方, 而不讨人厌; (三) 稍懂一点舞蹈; (四) 能管理家政, 包括第一会管理仆人, 第二会自己烹饪, 第三能缝纫 (简单的工作, 不须假手他人) 。许多文章直接针对家庭妇女的日常生活, 就如何照顾家庭的卫生、教育、管理及财政方面作出指导, 此外要求她们更要懂得如何应酬宾客, 学会家庭陈设与园艺布置等技巧, 同时还要做好丈夫的“贤内助”, 学会增进夫妇感情的方法等;甚至有些文章开始宣扬不嫁主义、独身主义新思潮。更有文章走到极点, 将恋爱营销、御夫术、怎样玩弄男子、怎样对付丈夫等作为主要讨论主题[6]。此时的摩登女郎, 不仅身已新, 心走得更远。
承上所言, 不难看出, 民国上海的摩登女性不仅仅是利用上海十里洋场的地理优势, 使自己外表不俗, 同时她们也在追求自身内在修养的提高。这体现了近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关注自身发展的近现代意识。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有人也说:“上海的百年沧桑不经意间在上海女人的灵魂中沉淀了下来, ……今天的上海从某种角度而言, 成了全世界女权最为得到重视的城市之一。”[7]
参考文献
[1]郑永福, 吕美颐.论民国时期影响妇女服饰演变的诸因素[J].中州学刊, 2007 (5) .
[2]魏平.张爱玲自传别传[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6.
[3]宋路霞.上海滩名门闺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4]不擅跳舞是落后[N].小日报, 1928 (3) .
[5]汤伟康.上海万象[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6]黄晓燕.往昔玲珑[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7]赵东华.上海的性格[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企业集群 篇2
关键词：晚清；民国；上海；出版；企业集群
亚当？斯密很早就注意到了企业集群这种现象。他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企业集群”的概念，但进行了实质性论述。在他看来，由于社会分工，产生了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以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为目的而结成的群体。韦伯则在企业集群的概念中引入集聚因素，强调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相互联系的集聚体。后来还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例如威廉姆森把企业集群界定为介于纯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罗森斐尔德侧重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企业集群活力的决定性影响，而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垂直企业集群和水平企业集群的定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关于企业集群的基本认识：企业集群是指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或某特定领域内大量互相联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其支持机构在该区域空间内的集合。企业集群有自身的类型、特征和效应，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我们以企业集群理论来观照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企业，无疑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出版企业的建设、出版产业的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国务院2009年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鼓励打造文化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在打造产业集群方面无疑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从历史发展中吸取有益经验的。
一、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无可争议的出版中心。其中心地位既体现在上海出版业的社会影响、文化贡献，又体现在它的企业业态、产业规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而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一个城市作为全国出版文化中心的重要标志。老上海出版企业集群就是在沪上妇孺皆知、闻名遐迩的福州路文化街上孕育、成长和壮大的。
福州路东起中山东一路，西到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19世纪50年代筑成界路（今河南中路）以东一段，早期称劳勃三渥克路，后因附近有基督教伦敦会传教机构，故又称布道路、教会路。1864年筑完全程，1965年以福建省福州市命名，老上海称其为四马路。福州路文化街一般指河南中路以西，福建中路以东的福州路及其周围的山东中路麦家圈、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山西南路和昭通路一带。自184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在今福州路南的山东中路路口开设墨海書馆起，19世纪中期在棋盘街上先后涌现了文瑞楼、著易堂、扫叶山房、乐善堂、万卷楼書坊、广益書局及吴鞠潭，胡开文、曹素功、周虎臣墨庄，荣宝斋、大吉楼笺扇，西泠印社等。到20世纪初叶福州路文化街初步形成，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全国書店调查录》序中载，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福州路一带有报纸数十家、杂志数百种、新旧書肆三百余家，可谓九州皆知，天下共晓，影响波及于海内外。
从福州路到南京东路的山东中路一段早期叫庙街、望平街，在该街附近有1850年由字林洋行创办的沪上第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后改名为《字林西报》。1861年字林洋行又创设了沪上第一份商业中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2年创刊的《申报》、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等数十家报馆、报纸集中在此出版发行，这条街便有了报馆街之称。福州路書店（出版社）的源头是1844年的隆泰洋行，它经营乐谱、商业辞典、航海历、中国海岸水路图等，后来才有了由上海县城迁来的墨海書馆。1897年商务印書馆成立，申城書店向北移至河南中路福州路，20世纪以来先后开设了中华書局、大东書局、世界書局、传薪書局、开明書店等。由于福州路書业日趋繁荣，又有有正書局、生活書店等一批创设于外路段的出版发行机构云集到该路段谋求发展。到抗战爆发前，福州路一带的新旧書店已有三百多家。此时，资本雄厚的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在福州路。上海出版的图書占全国的90％，福州路的商务、中华、世界書局三大巨头就占全市的60％以上。福州路不仅是上海，也是全国图書出版、印刷、发行的中心。
老上海的出版文化企业集群既有迈克尔？波特说定义的“水平企业集群”，众多“扎堆”的出版机构共同享有终端产品市场，使用共同的技术、技巧以及相似的自然、人文资源；同时，也有所谓的“垂直企业集群”，即通过买卖关系来连接的众多关联企业集群。除了报馆、書业机构云集，福州路一带文化用品业、文化娱乐业也异常发达。如仪器文具业方面，起初是隆泰洋行开其端绪，后在河南中路棋盘街出现，有以经营传统文房四宝的鸿宝斋、文瑞楼等。1870年屯镇胡开文笔墨社在河南中路开业。19世纪后期有德隆昌、万亨和纸号，商务、美生印書馆（兼营文具）的相继开设，使该路的仪器文具业初露端倪。20世纪初期，我国首创唯一的科学仪器馆在河南中路开办，使该路传统文房四宝向现代仪器文具转化。接着有周虎臣、周兆昌、曹素功笔墨庄云集福州路附近，该行业的营业规模日益扩大。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具仪器的需求日趋增加，加之周围新闻业、出版业的蒸蒸日上，市内外文具业进一步向这一中心地带聚集。抗日战争前后，著名笔墨庄和日商掘井誊写堂，大正、大井洋行等又一次在此落户，至上海解放前夕福州路及附近仪器文具店鳞次栉比，成为中西文具兼备、文化用品齐全、批发和零售兼顾的仪器及文化用品集散地。
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除了与其他企业集群相同的成因外，租界的出现与发展也是重要的缘由。朱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所记出版单位（主要是图書机构）近600家，空间以上海市区为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租界时起，至上海解放后私营書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止。作者在列于该書卷首的《漫谈旧上海图書出版业》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二三年，上海县城外北面郊区，辟为租界，后被英、法帝国主义蚕食扩充到西北郊区。外国传教士来上海在租界内所设出版机构先后有数十家，有称書馆（如墨海書馆）、書院（如林华書院）、書室（如格致書室）、書会（如同文書会）等。这些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从好的方面说，是把西方社会科学思想、自然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出版了一批启蒙读物；从坏的方面说，他们是进行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平心而论，我国人在租界内经营出版事业比较方便些，这是事实。”作者通过列举20世纪30年代文化街一带不同路段出版机构的名称，充分展示这里企业集群的繁盛景象。这些出版发行单位，大多是在本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有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朱联保说：“群益書社是1907年由长沙分设到上海的（该社曾设分社于日本）。美华書馆是先在宁波而后于1895年移到上海，新学会社也是辛亥革命前由宁波移来上海的。宁波与上海通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地理位置、人文经济等均不及上海港发展之快，故有由宁波移来上海的。”还有北新書局因军阀的迫害由北京南迁上海后，在鲁迅大力扶持下创造了不俗的业绩，更是書业佳话。新月書店、《语丝》、《现代评论》等新文学出版机构，也在20年代后期纷纷离开北平，移驻上海，开辟了新的出版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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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汪孟邹开办于芜湖的科学图書社，后又把大本营搬到上海创建亚东图書馆，更是出版企业集群的典型表现。亚东图書馆一度在福州路江西路口福华里内经营。“陈独秀认为亚东设在里弄内营业不能开展，由于他的建议，乃于1919年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租得门面，坐北朝南双开问。那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他介绍经售北京大学出版部的書籍，营业很好。”天时地利人和，亚东图書馆成为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一份子，才创造了自己新文化出版的辉煌。出版产业的专业化和地理集中，使得上海不仅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绝对中心，也成为亚洲最富活力与影响力的出版中心之一。
二、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效应
地域性的企业集群能够释放出一种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既是企业集群存在的合理基础，也是企业集群不断完善的推动力。迈克尔？波特认为这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能获得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经济外部效应、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学习和创新效应以及品牌与广告效应。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福州路一带出版企业集群的效应主要表现为人才集聚效应、学习与创新效应以及制度效应。
先说人才集聚效应
作为内容产业的现代出版对文化人才有着特殊的需求。新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新的印刷复制技术、新的经营方式与盈利模式、新的读者群体与市场空间，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新型的献身出版事业的各类文化人。晚清时期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形成企业集群，除了工商业发展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大面积租界的形成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海开埠以后崛起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吴永贵这样论述这个群体的来源：“其中有来自欧美的文化人，他们大多有教会背景，传教之外，从事着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方面工作，其出版活动对中国新式出版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有因为战乱而来上海的中国各地知识分子，先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使受战争破坏严重的江、浙、皖地区的文化人涌入上海，继而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又有一批知识分子进入上海避难；也有出于谋生需要而来上海的文人，他们多身具一技之长，考虑上海文化市场发达，主动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另外，在津浦铁路通车以前，四川、两湖等内地人到京师去，要经过上海转海轮北上，内地青年若到日本留学，上海更是必经之地，上海以其特殊的地位，在当时简直成了西学在中国的‘批发站’和‘中转站’，求西学，奔上海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心理。”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的士大夫无论是价值观念、人生理想，还是知识结构、谋生手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或从事著译，或参与出版，构成了新式出版最为重要的作者群体和出版力量”。有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又集聚了人才——这个出版事业最重要的无形资本，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便水到渠成。
文化人才的汇聚为出版企业的创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其中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企业创业的动力之源；反过来，众多出版企业的成立、迁入、发展和壮大，也起到了筑巢引凤的效果。晚清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出版的第一个人才群体荟萃之地，留学生群体则成为最广泛的报人群体，前者根据地就在上海，后者的集群效应于沪上也有所体现。而更为典型的商务印書馆，汇聚了近代出版最大的人才群体于此，并影响到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各类人才的凝聚。商务的各路英豪中，不乏企业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印刷技术人才，最能导引出版业的还是其编译所的编辑著译人才群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商务编译所拥有的专家学者型人才多达三百多人，不逊于国内任何一家知名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用今天的话说，商务的人才队伍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以商务印書馆为人才的母体，现代几大出版机构的创办人都是从商务印書馆掊离出来的，如中华書局的陆费逵、开明書店的章锡琛、大东書局的吕子泉、世界書局的沈知方，以商务印書馆为近代中国出版人才的母体，分蘖了诸多的出版人才群体。这成为新出版的一个特点。”如果用胡适的话说，一家大的出版文化机构是一种“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一个出版企业集群就是一个“磁场”，一个海纳百川、吸引人才的“磁场”。
次说学习与创新效应
企业集群是培育企业进行学习和创新的温床。企业位置相互毗邻，企业类型彼此相同或相关，客观上为它们的互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竞争的压力也自然而然成为企业探求与创新的动力。企业如要生存以及更好地、更持久地发展，则必须在模仿中创造，在学习中超越，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近现代上海出版企业间往往通过模仿中的学习来克服新生企业的某些缺陷，迅速提升自我，发展壮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说，商务模式对上海出版业具有示范效应。“商务印書馆开辟了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事业，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有人把中华書局、世界書局的创立，看作是商务模式的延续和扩大。”除了中华、世界，还有大东、开明等重要書局，一些中等规模的出版机构，也大都学习商务模式，创业初或为独资，或为合伙，后来先后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即便是在内部管理机制、机构设置、人员晋用，以及市场布局、营销手段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借鉴了商务的成功经验。
企业集群的学习创新效应有时也表现为竞争中的学习与开拓。中华在与商务展开教科書全面竞争的同时，在辞書、古籍、期刊诸多领域也发力角逐。商务有《辞源》，中华则编《辞海》；商务有《四部丛刊》，中华则出《四部备要》；商务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名刊，中华也刊行《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八大杂志”。针锋相对，虽似“拷贝”，其实又多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内容形式皆有突破。
还有沪上群星璀璨的中小書局，在大社名社的挤压下，更是向专、精、特、新的方向拓展。出版企业集群的存在，克服了新企业因新而有的不利，推动了创业，也使后来者不断学习和探索。亚东图書馆的古代白话小说标点分段、泰东图書局与创造社的联姻、良友图書印刷公司的新型画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文学丛刊、上海杂志公司的主打期刊营销、生活書店的大胆作风等，无不体现出现代企业集群的特殊效应。不学习无以生，不创新唯有死。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上海滩众多出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各展长才。而大型書局如“五大書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的市场份额远胜他家，产业集中度之高也远胜于今日之中国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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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制度效应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企业集群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有合约、产权等，后者有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这种制度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企业集群中都有明显体现。
企业集群运行机制的基础是信任与承诺。这种人文因素是维持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长期关系的纽带，并使集群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与沪上出版企业集群相伴而生的是書业同业公会。自1874年以来，随着上海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和相关企业集群的出现，出版行业协会纷纷成立并不断发展，先后组建的書业公会有上海書业公所、上海書业商会、上海新書业公会、上海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华商書业联合会、上海書业联合会、上海特别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書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特别市装订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铅印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簿册装订商业同业公会、译書公会、译書交通公会等等。这些由出版经营者自发建立并经政府核准的行业组织旨在“谋求同业之利益，维护同业之信用”。汪耀华编著的《上海書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收录了上海書业同业公会各组织1906年到1953年的重要章程、业规、划一图書价目实施办法及相关应用附件等。这些書业同业公会通过道德自律与法规行规他律的相互协调，对于出版企业集群建立公平的交易市场，维护行业的经济利益，保护出版者的合法版权，加强经营者的道德自律，最终促进出版业良好生态环境的形成，推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新書业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出版企业集群内，除了通过行业协会加以协调和管理外，企业相互之间也自觉加强沟通，以协议等方式来共同维护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例如，1921年底商务印書馆和中华書局就签订了销售小学教科書的协议，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发行折扣、回佣、赠品、对分局补贴限制以及违约罚款等，十分细致，具有可操作性。“为了减少竞争的负面影响，1935年陆费逵代表中华書局多次约商务印書馆、世界書局、大东書局、开明書店几家主要的出版社，商讨同行业规，试图用一种行规来约束彼此的行为。”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也是企业集群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它通过政策制定，选择合适的厂商进驻集群，维护集群秩序，并通过特定的集群政策，形成适合有利的制度来促进集群的发展。“在近现代出版史上，不论先前的清朝政府，还是后来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出版管理上，基本上都采用了预防制中的注册登记制，并同时通过制定各种相关出版法律，建立各种审查机构，采取各种追惩手段，增加其管控力度。另外，政府鼓励甚至要求各地建立报业和書业公会，通过行业协会进行管理，也是政府管理出版业的主要手段之一。”近现代史上三个不同政府对待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态度不尽相同，但登记制而非审批制的基本企业设立制度，法律的、经济的而非主要是政治的、行政的管理方式，加之租界这个“特区”的特殊保护，使得沪上出版企业在并不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仍然创造了書业奇迹，企业集群的效应也得以充分展现。
三、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深处的思考
通过企业集群的理论来反观渐行渐远的晚清民国上海出版业，我们顿生无限感慨，也有一些困惑。从出版企业集群来看，老上海留给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其一，出版的中心是不是一定要靠近甚或同化为政治的中心。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心逐步移至上海，告别北京和南京，对出版业应该是幸事。过浓的政治氛围、过强的政府干预、过多的计划管制，往往不利于出版企业的发展。其二，出版企业集群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都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和经济的规律，自发性和内生性是它的特点。现今的北京聚集了全中国差不多40％以上的出版机构，但并没有显示出企业集群的特色和效应。其三，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需要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政策和适合的法律保障。企业没有自主创设、优胜劣汰乃至自生自灭的权力，就不可能由少而多，集聚成群，汇涓涓细流成大江大河。其四，企业集群特别是中小企业集群并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它作为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现在除了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一律按省（直辖市）级设立大型出版发行集团，未必比中小企业集群更有活力，更能抗击风险。国外如美国纽约新媒体及其产业高度集聚，意大利、印度的一些中小企业集群成效显著，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快速发展，也大多是得益于中小企业集群。此外，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有利于人才群体性的形成。一个出版机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人才群体，没有自身的人才高地，要想在国内国际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不乏教训。老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有益的启示。今天的出版业应从前人那里学习些什么、怎么学习，实在还很值得深思。出版产业的壮大、出版事业的繁荣，企业是载体，人才是根本，制度是关键。克服急功近利的政绩思想，遵循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积极营造良好的适宜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政治环境、文化政策和产业生态，刻不容缓。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史版话
印刷术发明前的手抄本書籍
从大约公元6世纪，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書籍都是由抄写员依据一系列常规来复制的。这些复制员通常身为修道士，在被称为抄写室（scriptoria）的修道院工场里工作。他们的一部分工作是抄写复制宗教仪式方面的著作，以满足教育新教徒和礼拜活动之需，但他们也曾复制同样用拉丁文写作的世俗書籍。抄写工作在羊皮纸或牛皮纸上进行，这些纸事先要折成页，标上记号，打上格线。然后，纸张会被切割成页，再摞成层叠状。如果需要复制很多本，母本就会被分给多个抄写员，每个抄写员就他自己的那部分提供多个复本。工作由一个主事负责监管，他给抄写员提供羊皮纸、笔、墨和尺子。为了防范火灾，禁止使用人工光源，抄写只在白天进行。抄写员只负责用黑墨水抄写正文，留下書名、标题和首字母由文字装饰匠（rubricastor）用红笔填上。
为了提高速度，一本書的抄写会分派给多个小组承担，因此不同风格的書写方式会在同一本書中出现。
（摘编自[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書史导论》，商务印刷馆2012年版）
民国时期上海“中法药房”研究 篇3
一、“药业巨子”许晓初的开拓经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华商药厂得到发展, 国产药品投放市场开始增多。战后, 华商药房亦迅速增加。大型药房停止制售变相毒品“戒烟药”, 开始转向生产利润优厚的自制本牌成药, 将制药间扩建为与药房同名的制药厂。制药工业从西药行业中脱颖而出。国内一些大的华商药房不仅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或向洋行进货, 而且自己设厂制造本牌药品, 以市内外中小药房和西药行为主要批发对象, 也向全国各大医院、军队单位、市内烟纸店批售。以中法药房为代表的回族制药亦开始从药房制药逐步向工厂制药发展。回族商人许晓初在接管中法药房有限公司后, 承袭、改进并发展了公司以往以制造销售本牌产品为主的经营方针。1933年中法药房编印出版《卫生要旨》, 列有成药及化妆品408种 (实际上已超500种) 。本牌产品以九一四药水及艾罗补脑汁等“十大良药”为主要品种, 其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70%左右。本牌产品花色品种之多, 为同业之冠[1]178。中法药房的发展坚持扎根本土, 随着许晓初对中法药房有限公司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其发展呈现出迅猛的态势。据记载:“本药厂, 在国内成立最早, 所制药品种类最多, 行销区域亦称最广。”[2]161“本厂出品向占国内各药厂销货之首位, 故最为注重参照抗战以前本公司在英属及荷属, 南洋各埠每年销货数额以现在币值估计即应在三十亿元以上。”[2]166不难看出, 民国时期的中法药房已处于国内西药业的领先地位。无论是成立年代之久远, 还是销售数额之巨大, 以及行销区域之广泛, 无不体现了中法药房雄厚的实力。
民国时期上海西药行业还实行领牌联号制度。1936年, 全国21个省中有112个县镇的商人向上海中法、中西、五洲、华美等药房领牌。许晓初先后在全国各地发展领牌或联号的代销店达51家, 在台湾省台中市以及香港、新加坡、曼谷、三宝龙、泗水、庇能等7处开设特约经销处。1935年中法药房有限公司营业额较1934年增长24%左右。据1947年统计, 中法药房本埠、外埠分支机构, 分别为6处。本埠厂、店职工共有350人。1949年总公司资本为法币10.8亿元[1]179。中法药房对领牌联号制度的切实利用及推广, 不仅网罗了国内市场, 而且为国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 中法药厂添置机器设备54部, 改进原来的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生产。之后, 中法药房的硬件设施日趋完备, “厂房占地十二亩, 设有制丸间、打光上衣间、磨粉间、轧片间、节粉间、乳化间、胶囊间、搅拌间。建有三层钢骨水泥工厂一所, 砖造化学工厂一所, 办事处及职工宿舍一所, 仓库四处”[2]2。许晓初为了增加生产、发展新品种, 也是不断地加大资金投入, 以壮大公司的规模。中法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于1946年5月8日的调查报告中, 有这样的描述:“民国元年, 合伙组织时, 资本为六万八千元, 四年改为公司组织, 增资至十万元。十八年又增至五十万元……三十二年七月现金增至四千五百万元。”[2]2资金的不断注入为中法药房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许晓初经营的中法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其他事业甚广, 包括陆续向本行业之外的领域投资办企业。除化工制药外, 还有金融、保险、地产、五金、交电、橡胶、器械、玻璃、纺织、印刷、出版、文具等行业。其中, 报刊发行业:镇江江苏省报、市民日报、永祥印画报、新新报业公司、华美晚报、上海商报、正言报;印刷出版业:越光印刷公司、大成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公司、大象出版公司、中国联合出版公司、世界广告公司、福利营业公司;传媒业:大陆电台;制药业:中华制药公司、天平药厂、丙康药厂、中南药房、正德药厂、公益瓶厂、中法油脂厂、中法血清厂、中国保安厂;医药业:罗威公司;电力业:中国电化厂、上海电力公司;化工业:科学化工厂、双龙橡胶厂;金融保险业:富华银行、浙江典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通易信记公司;金融业:中兴振业公司;农副产品业:中兴振业农事蜂厂;农业:嘉禾蓄植公司;食品业:上海乳品厂、慎源茶叶公司;日用品业:公信会计用品社;纺织业:裕皇织造厂;销售业: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爪哇大世界;运输业:中南兴业公司等[2]118。中法药房有限公司在1945年前, 计拥有主要投资企业11家, 一般投资企业31家, 合计42家, 投资总额达伪中储劵23000万元以上。其中, 许晓初还将增资所得的2/3资金拨给1943年成立的中兴振兴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股票活动资本, 中法药房股票上市, 由该公司专营。此外, 中法药房对天平药厂、公益瓶厂、中国保安厂、中国电化厂、富华银行、富华保险公司、中兴振业公司、中兴振业农事蜂厂等多家公司都有证券投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 许晓初担任的董事长有6处, 总经理14处, 成为后期的“药业巨子”之一[1]179。在许晓初具有开拓性的经营下, 中法药房成为了当时涉业广泛的综合性投资公司。
许晓初还曾担任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席, 工部局华董委员, 上海市商会候补执行委员, 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常委, 上海急救时疫医院院董, 公益玻璃瓶厂常务董事, 化妆品业同业公会执委, 图书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 商务委员会商标法规划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许晓初作为中法药房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由于他个人杰出的领导才干及开拓性的举措, 一方面壮大了中法药房的商业规模, 增强了其综合实力。另一方面, 为其他回族西药企业作出了表率作用, 使之成为民国时期回族西药业的卓越代表。可以说, 中法药房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个上海回族西药业的兴盛。
二、动荡中前行的中法药房
“民间用药, 有助于健康生活者至大, 其不容忽视, 实不亚于一般日用品。”[2]161自中法药房创设以后, 一直以维护国民健康为企业的发展宗旨。刚开始, “制品多数为民间用药, 深入内地由来已久, 复以内地人民对于英文既罕谙习而于复杂之, 服用方法亦感不便, 故对本厂制品夙所欢迎、信任”[2]161。但是后来, “美货倾销, 所有专供医师应用之制剂及注射药, 因国人崇尚洋货心理之驱使, 致受影响甚大”[2]161。殖民列强的物资倾销严重侵害了华商药房的商业利益, 破坏了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据记载:“过去抗战八年间, 国际交通遭受封锁, 医疗药品进口困难, 民需军需, 同感匮乏。其间, 受伤及患病军民辗转呻吟, 无药救济, 凄惨状有不忍卒观者。”[2]161抗日战争的爆发, 破坏和阻滞了刚刚兴起的中国西药业的发展。中法药房也是深受其害, “战前所处各种药品, 行销于国内各地及南洋一带。嗣受战事影响, 销路限于国内。”[2]3中法药房等民族工商企业在抗战时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抗战胜利以后, 西药业国际贸易市场开始复苏, “盘古、西贡、仰光、新加坡、庇能、八打威、泗水、岷尼剌等埠, 均已纷纷前来要求发货”[2]166。中法药房亦是志在恢复东南亚及国际市场, 公司决定“于可能范围中力谋推广外, 对于抗战期间被迫放弃之南洋羣岛与安南、缅甸、暹罗、菲律宾, 以及国内台湾、东北、华北各省原有之市场, 亦在力图恢复中。其中, 尤以南洋羣岛各埠”[2]166。战乱的破坏和影响, 让蓄势待发的许晓初和他的中法药房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经济强大了, 个人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商业发展的空间。“尤以鉴于抗战期间所受教训之重大, 深以职责所在, 无论为本身业务打算, 或为国家经济建设着想, 均应就环境之所许, 力求生产量之增加。其行销于国外南洋羣岛一带, 尤能吸收外汇。其于今日之国内经济, 更未可等闲视之。”[2]161中法药房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以加强对外贸易、创汇等方式建设国家经济。
作为回族商人, 许晓初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带动了回族商人群体在西药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制药工业不仅为民族工业, 更为国防工业”[2]161。又是许晓初和他的中法药房在经历了战乱洗礼后国家认同感的上升。中法药房作为民国时期中国西药业的杰出代表, 见证了那个时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衰和曲折。与此同时, 开拓性的经营和本土性的发展也体现了民族资本家实业兴国的爱国情愫。
参考文献
[1]《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族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6) .
民国上海 篇4
仁记路97号在哪里呢？仁记路现已改名为滇池路，如今的滇池路97号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大楼。但查阅旧资料的时候发现，仁记路97号曾经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面粉厂之一，孙氏通孚丰集团建设过一栋中孚大楼；再查，中孚大楼现为滇池路103号，是中国建设银行（第四支行）。那么就确定了，这里是等待搬入新居而暂时落脚的欧亚航空公司旧址所在。
1936年，是上海滩最繁华的时刻之一，比之战后1948的繁荣，战前的海上繁华，似乎没有那么绝望。经过战争，上海“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大战，欧亚航空公司不会那么快变成中央航空公司，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德国背景”陷入困境。（欧亚与中航实在是有趣的对比，中航历经艰险而收获繁荣；欧亚则冷静地渡过战前的岁月，在战时进入严寒期。）
1941年，抗战的冬天，中央航空公司的严冬（1941年7月国民政府对德宣战后，欧亚航空公司的德方资产被中方接收，1943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央航空公司——编者注）。几乎是从这一年，中央航空公司无飞机可飞、无航线能运营、无薪可发。在重庆的职工听说总经理陈卓林来公司午餐，就跑到他办公室集会，要求讨薪，最后冲进屋内，才发现这位总经理也不过在喝稀粥罢了。
美国人只会照顾有“美国血统”的中国航空公司，又因为两航的竞争关系，中央航空公司只得到交通部留下了两架旧飞机，伤痕累累，无法修复，飞行危险极大。（战前的飞机差不多也伤痕累累，在香港沦陷当天，因为日军轰炸，悉数报废。）
但在战后，陈卓林以同乡之谊邀来中航的陈文宽，一同救活了中央航空公司，又是后话了。
转过身，中国银行大楼，旁边就是沙逊大厦（和平饭店）。
南京东路20号·和平饭店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原本计划为34层的中国银行大楼，建成时“削减”了17层，最终顶部比沙逊大楼还低0.3米。但中国银行大楼毕竟是中国人在外滩建造的高楼，在1936年的危机之年，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奇妙的寓意。而它旁边早于1929年建立的沙逊大厦，主体为华懋饭店，二至四层是写字间，专门用于出租给洋行、公司企业等用于办公。
战后，中国航空公司的售票处，设于当时的沙逊大厦内。1946年大概是这个城市最后狂欢的开始，还不太离谱的物价以及抗战胜利喜悦，伴随着上海滩的优雅，令许多年轻人难忘。年轻的黄仁宇上尉在晚年回忆到华懋饭店之时，首先想到了它高级的地毯；而在作家陈丹燕的《成为和平饭店》里，她写到：沦陷的上海，沦陷的华懋饭店，中国员工会偷偷在地毯上小便，于是有了幽幽的报复的快感。这些细节让和平饭店变得更加有趣生动。可最后的狂欢只是麻木神经，更多的事情需要思考……
1935年，国民政府交通部统计交通要务，当年中国航空公司的票务报价，上海直飞南京为50银元，飞往汕头190银元。
同年，国民政府进行了货币改革，改银元为法币，至1938年，1美元合法币仍为2元7角半，但10年后1948年，1美元合法币已为1108万元。法币贬值，一泻千里，一根油条卖到1万元。买机票根本不可能用法币，要用金条——用硬通货结算在此时太常见了。
如今，人们可以在名人的回忆录里读到华懋饭店的细枝末节，却很难找到在这里如何买到一张机票的细节。
可逃难的记忆总是好找的，因为它与战争交织在一起。
1937年8月，虽然中日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但中航的飞机仍然开通沪平线（上海-北京），日本人也承认中航的非交战地位。8月14日当天（这个日子以后被民国政府称为“空军节”，因为在这一天，中国空军在笕桥大胜日军），曾经作为顾问团成员、时任中航公司飞行员的沃尔特·C·肯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后的一座高楼上观看中国空军的战斗。肯特的记录中说到，6架中国轰炸机的到来，本来让他更加兴奋，但后来又来的6架轰炸机偏航了，他们投下的8枚炸弹使与沙逊大厦一路之隔的汇中饭店（如今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南门）几乎“飞入云中”，沙逊大厦也沉入硝烟之中。
肯特的回忆不知是否有差？因为陈纳德曾经回忆了“八·一四”当天的误炸事件。那日上海天气很坏，于是中国空军以他们不熟悉的速度与高度向日军“出云”舰投弹，两枚炸弹当时误投到爱多亚路（如今的延安东路）与南京路上。其中一枚至少炸死了950余人。
原国民党军统电讯科成员魏大铭也回忆到，当日有两枚炸弹落在了沙逊大厦与汇中饭店之间的闹市马路上，“伤亡约400人”，同日下午又有两弹落于虞洽卿路，“伤亡约千人”。
就算今天走在外滩上，也很难相信，当时中国最精华部分的外滩，会在开战第一天就遭遇战争洗礼。而整个沪战时期，因为美国人的中立主义，中航由中国政府和员工“控制”，参与运输，频频往返于上海虹桥与南京明故宫机场。至沪战尾声，还有许多要人没有撤退，“国舅”宋子文列出长长的名单，要求他们必须离开上海滩。可知的结局是，没有离开的爱国人士，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不久，遭遇暗杀。
之后是1941年的香港。这一次，中航的美国人已完全摆脱了顾虑，参与到了战时中国的运输大军中。12月8日，第一次空袭警报刚过，日本人已经摧毁了中航停驻于香港启德机场的2架DC-2、3架“神鹰”飞机、1架泛美“飞剪”号，中航仅剩下2架DC-3和1架DC-2。至12月12日九龙沦陷，中航公司发出16架次飞机，撤出275人。当然，因为香港的中立地位，许多高官都选择寄居香港，而275人远远不能满足全部人员的撤退需要。在此期间，这些飞机从香港起程，直接飞往战时首都重庆，以及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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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回到上海的中航公司，最终将售票点选在沙逊大厦。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以及军事崩溃，使得中航公司承载运量的同时，也选择撤退。1948年解放军赢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中航公司已经准备迁往香港。航班依旧开通，但重心已转移。可以想见，这时想买一张机票或船票的困难程度。我们现在可以翻阅“太平”轮的购票记录，比之最激烈的春运丝毫不逊色，虽然没有发现购买飞机票的只言片语，但也可以就此推断购买机票的困难程度。
1949年，中航在香港还建了两座大楼，泛美公司估价中航资产最少值1500万美元。潜伏的地下党员开始说服思乡病的员工们飞回家，于是有了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的北飞行动，中航的旧时代结束。
黄浦路15号·礼查饭店
大名路2号，是中央航空公司战后的办公地址。从大名路50号往前找起，2号消失不见了。走到头，是外滩的地标建筑：外白渡桥。桥头两栋建筑，一栋是上海大厦（百老汇大厦），一栋是礼查饭店。也许，大名路2号在礼查饭店的里面？
礼查饭店建于19世纪，是上海滩最有名望的饭店之一。下榻过的名人“星光灿烂”，如：英国爱丁堡公爵、南北战争中著名的五星上将、第十八任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1920年），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喜剧大师卓别林（1931年、1936年），《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夫妇（1931年）等。
战后这里由一家公司接收，“底层大厅被分割成23间，改建成沿街店铺，开设咖啡馆、酒吧等，楼上由美军俱乐部等单位租用。”如此一来似乎可以解答大名路2号是不是在礼查饭店的苦恼。
既为单位租用，又有美军俱乐部，那么中央航空公司很有可能在里面。人们都知道战后中国与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而中央航空公司也是靠着12架美军剩余物资中的C-47重振雄风。
先来看看战争胜利后的中央航空公司概况：只有一架老掉牙的容克式飞机（很可能是中央空军留下的旧飞机），3架洛克希德“赫德森”式双发运输机（很可能是央航以国家单位的身份相“求”很久得以批复而来的）；4名驾驶员，10名副驾驶（战前曾经屡次选择同济大学会德语的高材生送往外国受训以服务于本公司）和4名无线电报务员。
转机在于两个关键人物：陈卓林、陈文宽。两位几乎淹没在历史云烟中的人物。在当年，他们像双子星座一般，守候着中央航空公司，带给中国航空公司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陈卓林，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20世纪20年代起就于革命政府担任航空局机师、教员，王叔铭、毛邦初都是他一手教出的学生。40年代入主中央航空公司做总经理，以高息筹款40万，买下美军遗留在印度的12架C-47型运输机。之后他又以“同乡情谊”力邀陈文宽加盟中央航空公司。
陈文宽，1932年12月入职中国航空公司，至1946年入主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了14年的飞行经历。入职中央航空公司是其职业生涯的一次转变。时光荏苒，人们对他这次跳槽的评价仍旧很高：“公司困难时能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也不因自己位居高职而袖手旁观，他直接投入公司的运营活动中，亲历亲为。”
除去这12架关键的运输机，后又添加了150架作为战后剩余物资的C-47与C-46，使得“央航在1946年期间平均（每日）有15.4架次飞机在飞，通航26个城市，当年载运4万余旅客及4千吨货物”。
中山东一路17号·字林西报大楼
夜间的外滩人流如织，透过铁门望着洋房里面的天花板，孤零零的一盏吊灯，地毯胡乱堆在一旁。这里是1947年陈纳德民航空运队的办公地址，因为陈纳德，那些曾经在驼峰上捞金的飞行员转战于此，并独得几份大生意。
1946年，国民政府与民用航空运输
队签订了一项关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运输飞行的合同。这份合同规定的任务，就是将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给中国的救济物资——它们在各大港口堆积如山，运往中国的内地省份。在保障了运输货物的优厚条件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给了民航空运队200万美元购买飞机设备，180万美元支付工资及燃料，去程运输救济署物资，回程空吨位可按当时商业运价向公众销售。
在上海期间，民航空运队建立了基地，在柳州、桂林、衡阳、南昌和汉口建立了气象台、无线电台（前三个城市与“飞虎队”有特殊的情谊），于美国政府剩余物资中获得了19架C-46和C-47。1947年1月31日，民航空运队开始正式飞行，从上海载运物资首飞广州。
激烈的民航竞争，已经从战前的两航转移到如今三家航空公司身上：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以及新兴的民航运输队。中航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在地理分布上，天津路2号的中航公司、中山东一路17号的民航空运队以及大名路2号的中央航空公司正好占据了外滩的三个平行点，以黄浦江水为划分，难道是在寓意三分天下吗？
两航北飞后，民航空运队开始“冒险的任务”，转商业运输为情报刺探，在大陆的历史也渐入历史迷雾之中。
外滩走下来，建国前中国三家航空公司的历史痕迹也悉数收入镜头。想想在以前，乘坐飞机很是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事情，就算遇到飞机颠簸产生的晕机呕吐，当事人也认为“值得一吐”。时代的发展到底刷新了以前的往事，春运的机场现在可以和火车站PK，乘坐飞机对许多人来说是家常便饭。历史的任务是为当代服务，因为有了建国前两家商业航空公司的存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航空可以在此基础上更好发展。
海上梦繁华，外滩的传奇与神奇便在于此。（外滩篇续完）
编辑：石坚
民国上海 篇5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工作内容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民营广播的发源地,也是民营广播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少,通常只有五六个人,但经理、工程师和播音员必不可少[1]。从播音员所属的劳务关系来看,民营电台播音员可分为专职播音员和兼职播音员两类。专职播音员由电台负责招聘,以电台播音为主要工作,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收入[2]。兼职播音员则是由客串到电台播音的从事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的艺人组成,又称播音艺人。
民营电台播音员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专职播音员与兼职播音艺人在工作内容上有何差别?这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1专职职播音员工作内容
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通常称为报告员,而兼职播音员则称为游艺员(或演艺家)。这从1938年4月明远等十家电台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具报设置状况函件中可以看出。明远电台,设电台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4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华东电台,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东方电台,设电台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演艺家;东陆电台,报告员无,播音人为黄元鼎、何凤倩;中西电台,报告员无,播音人为姚国营;华兴电台,设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新新电台,设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1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3]。
民营电台由于专职播音员人数较少,一般工作时间长、工作任务繁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张芝,民国时期曾在上海的金都电台和亚美麟记电台当过播音员。她这样描述在亚美麟记电台的工作状态:“我和另一位女播音员搭班,每人轮流做一星期早班,一星期夜班。旧上海民营电台的播音员几乎都是一个人一班到底的,以早班为例,早晨六点钟进播音间,要在里面一直工作到下午三时,连吃饭也在里面,上厕所得瞅准机会才能离开。”
专职播音员的工作大致有播广告、放唱片、介绍节目、接听点播节目电话、担任实况节目转播等。
播音员张芝刚进金都电台时“工作只是介绍节目,播报广告。”后来到亚美麟记电台工作时,工作内容就多了起来。“我一个人操纵机器上各种键钮,不能有半点差错,播音时间段较长的剧目,如评弹、曲艺尚可,我只需要随时报个台号,插播几条广告(记得当时最大的一个广告客户是家庭工业社的无敌牌牙膏、牙粉和蝴蝶牌雪花膏),还可以抽空子出来透口气,最紧张的是西乐节目,特别是电话点唱,电话不断打进来,电话机在播音间门外,我要抓紧每张唱片大约放三分钟的间隙,及时冲出门去接听电话,记下点唱者的名字和点唱的曲名,例如X先生点给X小姐听某某乐曲,然后回进播音间,以飞快的速度从身旁的唱片架上抽出需要的那张唱片进行播放,而哪一张唱片放在哪一格,都要牢记在心,一索即得。[4]”从张芝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的工作内容有:介绍节目、报告广告、报台号、查找并播放唱片、电话点播时负责记录点唱者的名字和点唱曲目、操纵机器。
专职播音员有时还得负责剧场节目实况转播。播音员哈丽莲民国时曾在多家民营电台当过播音员,她回忆剧场实况转播的情形为:“转播的时候,你就拿着话筒介绍剧场的现场的情况,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播广告。[5]”
当时,一些庸俗的听众将播音员视作“戏子”“女招待”,无聊的纠缠、庸俗的吹捧,“捧电台小姐”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6]。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电台播音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明星”,受到社会关注。为笼络更多听众,招徕更多的广告客户,一些专职播音员也非常注意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据当时的“播音皇后”唐霞辉回忆,每到和听众互动的时段,她都会收到大量的听众来电和来信,“一阵阵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使我应接不暇,更有一大束一大束听众们的来鸿,几乎叫绿衣人跑酸了腿。”而听众的来信都会毫无遗漏地送到她手中,由她本人亲自答复。有人将她与听众的互动集结成“唐小姐问答集”,那数量多得足够压得死一个人[7]。邵玉华在《报告员的生活》一文中曾倾诉过自己的苦恼:“古云‘不自由毋宁死’,而我们却整天被束缚着。如果你稍有活动或在交际场中稍有应酬,只要给好事者知道了,那就要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地大加‘宣传’了![8]”
2兼职播音员工作内容
上海民营电台的兼职播音员主要是一些播音艺人,当时人们称呼他们为游艺员或演艺家。他们大多出身于光怪陆离的流氓帮会等腐恶势力荟萃的旧上海游乐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演出充斥着庸俗的趣味。
兼职播音员的工作主要有以下6项。
第一,演播各种娱乐节目。民国时期上海的民营电台主要以娱乐节目为主,新闻节目非常少。1934年,俞子夷对当时28家电台的节目进行过统计,娱乐节目平均每家7.75档,非娱乐的节目只有1.3档[9]。日伪统治时期,为了麻痹中国人的反日意志,日伪当局有意放松对娱乐节目的管制,上海民营电台娱乐节目更是盛极一时。抗战胜利后,上海民营电台的节目也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性的[10]。娱乐节目除了播放唱片外,就是由游艺员(或演艺家)到电台演唱。娱乐节目的种类繁多,如越剧、沪剧、京剧、甬剧、锡剧、评弹、苏滩、大鼓、滑稽、绍兴戏、故事、话剧和歌曲演唱等。
第二,演播稿件的送审。兼职的播音艺人播出的广告、节目稿本等,播出前既要送给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核[11],又要交电台老板审核,如老板认为不妥,必须进行修改或停止播出。否则,因播出内容不当导致电台老板损失,播音艺人要负赔偿责任[12]。
第三,拉广告。除了极少数红得发紫的播音艺人外,大多数播音艺人必须承担招揽广告的工作。这项工作困难重重。首先,广告难拉。且不说热面孔对冷面孔,经常是跑了十家有九家不成。其次,播音艺人间的广告竞争激烈。特别是抗战时期,民营电台数量增加,播音艺人人数众多,拉广告时彼此倾轧、相互压价,结果两败俱伤。
第四,找电台、买钟点。由于播音艺人不是某个电台的专职播音员,因此他拉到广告后,就必须找合适的电台买合适的钟点播出。电台有大小,钟点有好坏。大电台,不仅电费昂贵而且好钟点根本买不到;小电台,影响力小,商家又会不满意。因此,找合适的电台、买合适的钟点,常成为播音艺人的苦差事。通常电台的电费是不能拖欠的,必须预付,但商家的广告费却常常拖欠。如果遇到运气不好,商家关门破产了,拖欠的广告费就得由播音艺人自己掏了[13]。
第五,播广告。播音艺人为讨好广告主,常无视稿件的真实性,竭力渲染。广告主“拟就耸动听闻之播音底稿,交播音者从事宣传。播音者更为见好于委托客家,画蛇添足,予以渲染,因此一般盲于目而不盲于耳之听众,均不免于受欺。”广告播音内容不公正,“诋(只)赞自厂出品;攻计(讦)他品短处。”播音节奏太快,“每当一档节目完了,报告员很快地上去说另外一家商店的广告,之后,才放去了麦克风,介绍下一档节目。他们每秒钟能叫至少十五个单音节的字呢!”
第六,创作节目。播音艺人演播的娱乐节目除了代代相传的节目外,有很多是自己原创的。如播音艺人中的滑稽演员,与那些较为正规的、照本宣科的艺人不同,他们纵横捭阖,嬉笑怒骂,许多节目是自编自演甚至即兴创作的。1948年,由于物价飞涨,上海私立中小学校开始向学生收费补贴教师。播音艺人筱快乐、沙不器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滑稽节目予以批评,接连几天在电台中播出,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3专职、兼职播音员工作内容的差异
从上述分析看,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与兼职播音艺人在工作内容上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明显差别。相同点体现在两者都是电台播音不可缺少的主力,都承担着广告播音的任务,明星播音员和明星播音艺人都会提升电台节目的影响力、提高收听率。两者间的差别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播音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兼职播音艺人一般从事娱乐节目的播音,几乎不涉足教育、新闻节目的播音。专职播音员主要从事节目介绍、播报台号、电话点播、实况转播等工作。
其次,工作的繁重程度不一样。兼职播音艺人的工作显然比专职播音员要繁琐得多。他们不仅要创作节目,负责节目的送审报批,还要拉广告、找电台、买时段。此外,许多播音艺人常常同时在不同的电台买有时段演播节目。因此,“居然会有八九档节目,一天到晚,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专职播音员尽管工作也繁重,但因固定受佣于某家电台,工作时间、薪酬收入和工作内容相对稳定,所以工作负担和工作压力也相对较轻。
民国上海 篇6
一、关于“月份牌”
关于“月份牌”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根据前人的观点以及笔者对“月份牌”的整理观察得出这样的总结性概念:月份牌是十九世纪末外商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以独特的绘画技巧所绘制的广告宣传画,画以传统吉祥图案、仕女图等后来发展成为时尚摩登女郎(故又称作“美女月份牌”),两侧或底端附有年月日历、商品名等。周继烈先生曾说:“月份牌画的诞生,终于使国内外商家找到了理想的广告表现手法,这种既有传统工细画法的特征,又有立体效果(但又不是西洋画那样明显的明暗表现手法),且画幅清晰明亮的月份牌画,很适合一般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在我国,“月份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从兴起到衰落这几十年里,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品,也真实地反应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审美风尚。
二、审美风尚
叶朗先生曾说过“审美风尚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中流行的审美趣味”。就是说审美风尚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时代性的审美趣味,是一种时尚。“在某种程度上,时尚体现了一个时期社会上多数人的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并且形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氛。”而本课题所研究的正是一特定时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民众的审美风尚,透过“月份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民众对服装、建筑、艺术品以及生活交际的奢靡追求,但同时也透露出整个上海的时尚元素。
三、中西交融的审美风尚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从当时的“月份牌”画中不难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民众就是将西方前卫的摩登时尚的审美观与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融合,以达到另一种和谐美——“兼容并蓄”之美为美的标准。“人们都说中国就像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到中国,这个‘大染缸’都可以把他染上中国的色彩”。例如外国的产品(保洁)进驻中国市场都需要从头到脚地进行中国化的包装才能被大众接受;外国的节日传入中国,中国人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庆祝。在唐代这种融合的美早已存在,唐代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在汉服饰中尤为突出),始终不丢弃自己固有的精华。尽管月份牌画是由洋商从国外带来的广告发展而变异形成的,但在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上海,最终被改造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广告形式,这种兼容并蓄的美在“月份牌”广告中的技法、形式以及内容题材中均有鲜明的体现:
1、技法中的具体表现
“月份牌”画是一种舶来品,却又不是完全的洋文化而是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推陈出新。从它的绘画技巧到画面构成无不可以看出其内在的传统性。就其绘画技法来说“月份牌”吸收中国画的传统晕染技法,用平面化手法以炭精粉擦出人物的立体效果,以避免中国忌讳的“阴阳脸”, 画面效果清透、淡雅、写实。这一时期以杭穉英的作品为代表,杭穉英采用中国画的构图形式来描绘物象,在画面处理中采用浓淡、虚实、疏密相互映衬对比的手法,使其所画之人形神兼具,意境深远。他这种独特的画法,既折射出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又迎合了上海大众追求这种兼容兼蓄之美的审美风尚。
2、形式中的具体表现
从其形式上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画有很多是采用中国画的形式,画中常是一袭中西合璧装饰的中国美女,背景也极具中国古典传统特色。如杭穉英所绘的一些“月份牌”(如图一),画中女子手执中国古典乐器琵琶,烫着短卷发,身着西式化的旗袍坐在一 个中式建 筑的环境中;另一组画则是以传统的陶瓷花瓶,古式镂空木雕花台为背景。类似这种中西文化共存于一幅“月份牌”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月份牌”画中附加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外国的日历以及西方式的广告语汇等,囊括了中西方元素作为自己的绘画装置语言。
3、内容题材中的具体表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月份牌”画题材都是以中国时尚摩登女郎为元素,她们身着中西合璧的服装、脚踩西式高跟鞋、烫着卷发却也喜爱盘上发髻。这时的女性服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旗袍外穿一件大衣长不过膝;另一种是在中式旗袍的基础上加以西式的美化,在领口、袖口、下摆等做些丝、纱、羽毛的装饰。
这一时期的旗袍虽包裹严实,但仍然可以完美地展现女性的形体美,开衩高低度的把握“美而不淫”地解决了含蓄和开放这一矛盾。可见旗袍的制作,在汲取西方审美观念的同时,也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融入其中以更好地被国民所接受。
四、结语
民国上海 篇7
关键词：吴湖帆；润例；生存状态；书画市场
1 民国时期的上海书画市场
上海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海派书画在20世纪初进入全盛期，涌现出一大批书画艺术名家，书画家参照自身的艺术水准、社会地位、声望高低来制订润例，将润例刊载在报纸、杂志上，他们不单单是书画的创作者，也是书画的销售者。根据书画家的润例高低可以把上海书画家群体分为顶尖画家、精英画家和普通画家三类。顶尖书画家在上海画家群体中数量最少，但他们的润格最高。这个群体以吴湖帆（1894～1968）为领衔，吴湖帆是一位书画俱佳，又集鉴、藏、诗、文于一身的艺术大师，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声望都属上海艺术家群体中的顶尖阶层，他们的润例情况代表了一批海派顶尖书画家在书画市场中的状况。吴湖帆与同时期的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并称为“三吴一冯”。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的艺术成就和市场地位虽略低于吴湖帆，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海上画家相比，亦处于较高层次。因此，可以把三者作为精英书画家的代表。
2 各层次典型书画家润例比对
根据梳理吴湖帆1920至1930年间在上海地区刊发润例的情况，可计算得出其1920年书画价格是每平尺4元，1921年是每平尺9.1元，1923年是每平尺14元，1930年是每平尺36.7元，在此期间，吴湖帆的书画价格呈上升趋势，反映出民国上海书画市场的繁荣。与吴湖帆相比，“三吴一冯”中吴待秋、吴子深称得上精英书画家的典型代表。通过梳理1925至1936年间二者刊发的润例，可知吴待秋1925年书画价格是每平尺18.3元，1927年每平尺20.6元，1930年每平尺24.5元，1936年每平尺40.6元。吴子深1925年书画价格是每平尺14.6元，1934年每平尺28.3元。
以1925年吴待秋和吴子深山水画每平方尺均价作比对，吴子深基本相当于吴待秋的80%，虽略低但相差并不大。1930年吴湖帆书画均价与吴待秋作比对，吴待秋的书画均价只有吴湖帆的60%。由此可见，以吴湖帆为代表的民国上海顶尖书画家的书画价格远高于吴待秋、吴子深为代表的精英书画家。
普通书画家的书画价格则更低，如就普通画家的山书水画例来看，1922年盛叔青每平尺1元，孙绿冰每平尺0.375元，1925年屈尚渔每平尺2.2元，陈松夫每平尺2元，虬庵每平尺0.56元，耿逸仙每平尺2.4元。可以看到，普通书画家的书画价格相比顶尖和精英书画家有着天壤之别，均价相差数十倍。不同层次的书画家在订润时是互为参照的，顶尖书画家的作品价格在市场中起标杆作用。
3 吴湖帆书画润例与各阶层收入状况比较
民国时期上海的社会阶层构成复杂，以下选取贫民阶层、知识阶层、权力阶层的收入状况与顶尖书画家进行对比。
根据1928至1930年上海230户下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当年一个五口人的贫苦市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约国币400银元，每月平均33银元。
知识阶层中，教师和报社员工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职业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工资水平最高是大学教授，其工资为400～600元/月，副教授260～400元/月，小学教师最低，仅有30～90元/月左右。报社主编是200～400元/月，编辑为40～100/月。
薪俸是官员的基本收入。根据1927年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官俸给表，可知薪俸最高的特任文官800元/月，简任1级文官675元/月，2级文官600元/月，工资最低的委任7级文官60元/月。
与顶尖书画家相比，1928至1930年间，属于贫困阶层的上海底层市民的月收入仅为33.85元/月，相当于同时期吴湖帆一个摺扇扇面的价钱（32元）。由此推算，具备充分购买能力的只有大学教授以及高级文官。、在书画交易能够最终达成的前提下，书画家润例的高低水平可部分代表其书画销售收入的水平，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书画家的生活水准。1920年吴湖帆的山水画均价为每尺4元，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每平尺画价换算为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如下：
粳米0.5石、小麦0.6石、黄豆0.6石、猪肉18斤、鸡蛋400枚、豆油27斤、食盐133斤、白糖30斤、煤油40斤、宣纸130张。
吴湖帆一平尺山水画可以换半石粳米，据相关资料记载，民国时一石米大约重160公斤，半石米也有80公斤，如果一个包括两个成人以及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按照每人每月平均消耗10公斤米来计算，80公斤粳米可供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作为两个月的口粮，当然，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国内的物价水准和生产力状况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因为经济落后且粮食产量低下，食物类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当代要高出许多。因此，由上述换算可以看出，以吴湖帆为代表的顶尖书画家，他们的润例在1920年期间是相当高的，当年的吴湖帆仅26岁，若保守估计假设他平均每日创作三平尺的书画，一个月即可创作九十平尺左右的书画，如果按1920年书画均价每平尺4元计算，每月可收入360元，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大学教授或高级官员的水准。像吴湖帆这样的顶尖画家，其作品在当时十分畅销，仅靠出售字画即可收获丰足，并且作为一个具备相当名气和艺术水准的艺术家，还可以依靠收徒授课、外出讲学等其他途径获得额外的收入，如果能经营得当，并排除一些挥霍性的开支，即可达到一种非常优越的生活水准。随着1920年以后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金雄厚的资本家、政府高级官员、社会名流纷纷来沪，他们成为书画作品的主要购买群体，海派顶尖书画家的作品销路变得更为走俏，客观上也进一步带动上海书画市场的整体繁荣，提升了各层次书画家的收入。
4 結语
在民国上海，润例这一中国特有的书画酬劳标准，承载着重大的意义。研究中国近代书画家润例，不但可以从宏观上了解到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书画市场的状态，又能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更能从微观上为考察书画家个体的生存状态打开了一扇明窗。当然，在书画市场高速发展的当代，书画家即不能过分依赖润例，也不能完全抛弃润例。润例是书画家本人自订的价格标准，其制订必须参考市场需求，其中出现错位也属必然。专注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还是艺术价值，是当代书画家在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艰难抉择。中国艺术市场与西方相比，虽然稚嫩但富有无限潜力，我们还需要对书画润例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以期发掘出更多对当代书画艺术以及艺术市场有所助益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中秀，茅子良，陈辉.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
[2] 范景中，曹意强.美术史与观念史Ⅳ[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