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共10篇）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1
从1910年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范围的体育运动会开始, 我国近现代体育活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进入民国时期, 新的体育社团相继成立, 体育人才与体育师资逐年增加, 全国各地、各类型的体育运动会时有举办, 一些具有约束力的体育类法规也相继出台。尽管如此, 民国时期我国民众身体素质依然比较虚弱。国民党军政部1937年撰写的一份报告声称, 民国建立26年来, 应征壮丁的身体素质标准一降再降, 但不及格者仍然有60%以上。1940年10月10日,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国国民体育大会, 蒋介石在会上讲道:从今日起, 为抗日救国而进行的教育首要注重体育教育, 要守纪律、重秩序。一年以后的9月9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部《国民体育法》。1941年9月9日,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布公告:值此举国欢庆重九登高习俗之际, 为推行《国民体育法》这部国家大法, 实施国民体育教育, 并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895年9月9日领导发起广州起义, 特将每年9月9日定为体育节。随后又公布了《体育节举行要点》。至此, 民国时期第一个体育节由此而来。
一、民国时期体育节诞生的历史背景
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的一个时期, 此时国民党政府设置全国性体育节既有战争的目的, 也有体育发展本身的意义。众所周知, 体育活动在人们体质的增强、人们素质的提高和人们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 体育活动开展的历史甚久。时至近代, 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民国中期, 国民经济在艰难困苦中缓慢发展, 源自西方的体育活动理论和活动方式也一点点地逐步传入我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这一时期, 体育活动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各类学校都普遍设置了体育课程, 并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专门的体育人才和师资力量。在民间, 还有一些社团组织, 他们所组织的体育活动一度曾呈现了一派发达兴旺景象。但是, 无论是北洋军政府还是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对这些社团组织及其体育活动都没有予以必要的重视, 更毋庸说必要的经费投入了。1929年, 国民党政府曾颁布过一部《国民体育法》, 但只是法律空壳, 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更没有被有关机构认真执行过, 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体育极大落后于世界体育事业的平均发展水平。例如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 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所有项目中均以失败而告终, 仅靠非竞赛单元的武术表演为国家挽回了一点颜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党政府很快便品尝到了过去忽视体育活动和体育事业发展的苦果。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亟需补充兵员、扩充军队, 然而, 由于长期对体育的不重视, 广大民众也由于忙于在艰难的生计中度日而无暇锻炼身体, 因此提升国民体质几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艰难任务, 使得国民党在历次兵员招募中只能得到极少数“壮丁”, 而大多数是“瘦丁”。前文提到1937年国民党军政部的一份有关入伍体检合格者比例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后文中还提到, 空军的考选, 体检不合格者超过了惊人的99%, 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震撼。不少代表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应高度重视并开展全国性的国民体育活动, 增强国人体质。因此, 国民党政府被迫临时抱佛脚, 开始紧急抓体育事业工作。重新修订了《国民体育法》, 颁布了《体育节举行要点》, 民国时期的体育节才得以正式诞生。
二、《体育节举行要点》的主要内容
具有法律效力的《体育节举行要点》,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 全国各省、各市、各县的教育行政或具有教育行政性质的机构应于每年体育节, 即9月9日分别举办具有一定内容的国民体育活动。第二, 体育节开始前的一个星期为体育节宣传周。第三, 体育节上所举办的体育活动项目可因人、因时、因地而定, 田径、球类、举重、赛车、划船、骑马、游泳、爬山、竞走、国术等都是可以考虑和纳入的体育活动项目。第四, 体育节上所举办的国民体育活动项目要深入至民间, 由主管机构领导所辖乡、镇一并举办或参与。获得优良的活动成绩即予以奖励。第五, 体育节上所举办的体育活动经费要正式列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经常性经费预算项目。第六,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举办的体育节活动以及体育节前的宣传周活动都要呈文报备至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三、《体育节举行要点》指导下的体育节开展情况
按照《体育节举行要点》的要求, 1942年的第一届民国体育节庆祝活动隆重而热烈。8月初,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辖的国民体育委员会就针对体育节庆祝活动周密安排。至8月底, 国统区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大规模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的就有重庆、西安、成都、昆明、汉中、桂林等11座城市以及16个县区。决定举办中小等规模庆祝活动的县市也非常多。这其中, 体育节庆祝活动最为突出的要数陪都重庆。9月9日下午, 第一届重庆市运动大会暨九九体育纪念大会在位于夫子池的新生活运动广场拉开帷幕。随后举办的体育节庆祝活动和体育活动包括:由新生活运动健身班表演的运动技巧;由中华国术学会带来的武术表演;中央银行对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的网球比赛;中国信托局对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网球比赛;中美空军之间的垒球比赛;女子篮球赛;川东师范的大学生之间的足球比赛;少年儿童游泳比赛;滑翔机跳伞表演;以及踢毽子、渡江、爬山等等。在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 一些反映当地民俗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也因地制宜、如火如荼地展开。例如西康地区举办的射击比赛、江西部分地区举办的自行车比赛等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军民紧张的战斗神经。
第二届体育节在1943年如期举行, 全国各地依然对此给予重视。以重庆为例, 9月9日除了召开体育节庆祝大会和进行体育表演等活动外, 还创造性地组织了以民族健康为主题的大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中, 女护士队、马队、清洁夫队、贴标语队、体育表演队等伴随着十余辆马车依次穿过重庆市内的主要交通干道。队伍中人们手举标语牌, 马车上也布满了标语, 向观看游行的民众宣传健康卫生理念。在每一辆马车中都有若干名少年儿童, 以表示少年儿童的健康卫生尤为重要。
1944年和1945年的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性体育节遇到了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1944年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马上就要迎来胜利的曙光, 但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 进一步消极抗日, 企图坐等日本战败, 导致军政各界更加腐朽不堪, 战况每日愈下。特别是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 国统区民众人心惶惶。对于体育节, 官民自然都提不起太大兴趣。因而第三届体育节在象征性地开了个小规模的庆祝大会之后便草草收场。1945年9月9日, 正好是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的日子, 举国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按照《体育节举行要点》的要求应举行的第四届体育节在无暇过问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一个体育节于1946年9月9日如期举行, 各地隆重庆祝。尤其是刚光复的一些地区还是第一次举行体育节, 因此节日氛围更加浓烈。例如南京就迫不及待地提前两天即开始了庆祝活动。9月7日和8日两天举行了游泳比赛。9日节日当天又举行了武术表演、篮球赛、网球赛、爬山比赛等体育活动。再例如上海, 9日上午上海市体育馆组织了一次“体育卫生演讲会”, 下午又举行了篮球、乒乓球等球类比赛以及游泳比赛。
然而, 国民党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独裁并发动内战, 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持续恶化,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经费极为紧张, 民国末期的体育节及其他体育活动几乎陷入了停滞的窘境, 体育节也是一届不如一届。总之, 民国时期体育节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阶段对于增进人民体质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民国末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而走向了衰微。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只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保障, 才能真正促进体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伍野春.民国时期的体育节[J].体育文史, 1992 (1) .
[2]谢世诚.民国时期的体育节、音乐节、戏剧节与美术节[J].民国档案, 1999 (1) .
[3]许燕耿.也谈民国时期的体育节[J].体育文史, 1992 (1) .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飞行员 篇2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飞行员当中，涌现出了不少蓝天巾帼，其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
张瑞芬，1904年12月出生于广东恩平，1921年留学美国。她从小就对飞行产生了兴趣，立志走航空救国之路。1931年，张瑞芬考入美国林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在11年的飞行生涯中，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女飞行家。张瑞芬是第一个取得美国国际飞行执照的中国女飞行员，是唯一领取美国3种飞机驾照的中国女飞行员，是第一个参加美国妇女航空协会的中国女飞行员，是第一个中国女特技飞行员，是第一个在国际飞行比赛中获奖的中国女性，是第一个驾机访问美国各大城市募集资金宣传抗日的中国女飞行员。蔡廷锴将军曾为她题词，称她为“女界之光”。1989年，85岁的张瑞芬回国省亲时，所到之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广东航空联谊会，向她赠送了写有“航空女杰”的条幅。2003年张瑞芬因病辞世，享年99岁。
李月英，广东台山人，1932年考入美国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次年毕业后返回祖国，报名参加空军。但当时中国空军拒收女飞行员，李月英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美国。二战爆发后，李月英被美军吸收，成为美空军中唯一华人女飞行员。二战期间，美国支援苏联上万架战斗机，李月英的任务就是将援苏飞机送到指定地点。至1944年11月，她和其他6名美国女飞行员一道，共运送了5000多架战斗机，为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11月23日，李月英在驾驶战斗机执行任务时，意外被另一架出了故障的战斗机撞上，结果两机坠毁，李月英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两天后在医院身亡，年仅32岁。
李霞卿，廣东恩平人，14岁进入电影界，16岁便走红。1933年，李霞卿不当影星，立志蓝天，考进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35年年底，她回到祖国，申请加入空军遭到拒绝。她决定通过飞行表演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支援国内抗战。1938年，李霞卿租赁一架命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飞机，进行环美募捐飞行。她飞访了美国42个州，历时约一年，募集了大量资金。另外，李霞卿还创过多个“中国第一”：她是第一个获政府允许在国内进行飞行表演的中国女飞行员，她是中国民航公司第一位女机长，她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表演的中国女飞行员，她是中国第一个跳伞的女飞行员等。由于李霞卿对中国航空事业的突出贡献，1997年香港回归时，她作为特邀贵宾出席了回归典礼。1998年1月24日，李霞卿因肺炎病逝，享年86岁。
颜雅清，1906年1月出生于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颜雅清决心走“航空救国”之路，前往美国求学。1938年1月，她考取了美国著名的沙非尔飞行学校。1938年11月10日，颜雅清以骄人的成绩毕业，5天后拿到了飞行执照。1939年3月，毕业不久的颜雅清便与李霞卿一道进行环美募捐飞行。1939年年底，颜雅清取道香港回国，希望回国后实现她的夙愿，驾驶战机升空杀敌。正当她准备离开香港时，日军进犯香港，香港沦陷。由于颜雅清是位有名的抗日斗士，日军将她关进了集中营，她驾机杀敌的梦想未能实现。1970年3月18日，颜雅清在美国家中辞世，享年64岁。
郑汉英，1915年1月出生于广东宝安，1937年年初考入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同年8月21日学成回大陆，被破格授予中国空军中尉军衔。郑汉英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飞行军官。1940年，郑汉英被派往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任职，是第一个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性，也是加拿大第一个持有国际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员。在加期间，她充分发挥飞行技能，进行特技飞行表演，宣传抗日，募集资金，为国内抗战服务。郑汉英精通5国语言，是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是中国学历最高的女飞行员。1941年至1943年的3年内，她日复一日不间断地飞行、演说，募集了12.5万美元。因过于劳累，积劳成疾，郑汉英英年早逝，病故时才28岁。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飞行员，绝大多数出生名门，并多为华侨女儿，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她们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学习飞行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虽在国外学会飞行，学成后都曾回国，都想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贡献。二战时期，中国女飞行员在国外的多次精彩表现，不仅为抗战募集了大量资金，激励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还赢得了外国人的喝彩，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为中国妇女争了光，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外援。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3
1“土洋体育之争”概述
要对“土洋体育之争”进行概述,了解“土体育”与“洋体育”的概念是必要的一环,因为概念是任何一项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界对土、洋体育的认识基本保持一致。《中国体育通史》(第四卷)载录:“所谓‘土体育’,习惯上是指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谓‘洋体育’,则是指由欧美传入的近代田径和球类运动项目。”[1]谢凌宇认为:“‘土体育’和‘洋体育’是在三十年代,我国体育界出现的两个特有的历史概念。前者主要是指以武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体育;后者则指从国外传入的西方近代体育。”[2]当然,此处的时间应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两者所引发的“土洋体育之争”在学界存在着些许不同的见解,周伟良认为:“‘土洋体育之争’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围绕近代西方体育输入中国过程中,与包括武术等在内的传统体育文化发生种种碰撞而展开的一场争论。”[3]谭华认为:“20年代及以前的‘新旧体育’之辨和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虽同为中、西方体育的话题,却有着重大的变化。”[4]正如熊晓正等认为:“20年代讨论的是‘何为体育’,30年代讨论的重点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形式上看,30年代的‘土洋’之争不过是20年代‘中西体育’或‘新旧体育’之争的继续。”[5]从而使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土洋体育之争”紧密联系起来,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也许当今武术与奥运会的节节碰撞就始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两次“土洋体育之争”。蔡宝忠等认为:“所谓‘土洋体育’(亦称新旧体育或中西体育)之争,是指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崇尚中国武术为典型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思潮相碰撞而引发的争论。”[6]马廉祯认为:“‘土洋体育之争’是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就现代西方体育和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体育,谁应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而引发的一场争论。”[7]除此之外,亦有学者称其为:“只是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事件”[8]等等。通过对各学人观点的梳理可看出,在对“土洋体育之争”的认知上略存出入,不过将其看作是以倡导“土体育”还是宣扬“洋体育”而展开的学术争论从而导致的一历史必然事件仿似更加客观。不管是争论、是延续还是事件,必须承认的是:近代“土洋体育之争”并非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恰恰是这么一场争论引发了众多学人对其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究,而它的前后经历更被视为研究热点。
“土洋体育之争”并非突然间横空问世,恰恰是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驱动下逐渐集成的,“土洋体育之争”是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情境下悄然展开的,也许从国门被撬开、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传入伊始,这场论争就已在酝酿了,只是在等待爆发的时机。其在时间上大致经历了前奏———高潮———尾声三个阶段,它恰如一场魅力超群的音乐盛会,奏响了近代我国体育发展的彻音,谱写了一曲思想之乐,回旋至今。对于“土洋体育之争”的正式展开(前奏)的认识学者间基本一致,如马廉祯认为:“‘土洋体育之争’是由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引发的,这是这场论争的起始,即第一个阶段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1919年鲁迅、陈独秀对马良的《中华新武术》的批判为焦点,发生了鲁迅与精武体育会的陈铁生之间的笔墨之争。”[8]确切而言,马良“中华新武术”应是“土洋体育之争”的雏形的起始标志,仅是第一阶段(新旧体育或中西体育)的开端。有学者较为客观地称:“北洋政府对马良‘中华新武术’的推倡和进步人士对借行‘中华新武术’之名而推行复古之实的批判,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燃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中西体育’大论战。”[9]而所谓的“中西体育”即土、洋体育的契合、具体指代,也就是说,从“中西体育”论战到“土洋体育之争”是有一个潜在的过渡的,这样论述比较符合史实。对于“土洋体育之争”的高潮经历学者基本能够达成共识,马廉祯认为,“土洋体育之争”的“第二阶段主要在1932年,当时《大公报》针对“洋体育”发表了多篇批评性的社评,引发了吴蕴瑞、张之江等人不同的回应,形成了比第一阶段更宽广也更有深度的争论。”[7]马之“第二阶段”确是争论的巅峰时刻,集中反映在留洋归国者与民族传统体育捍卫者之间。谭华对“土洋体育之争”第二阶段的研究早有涉及,他细致地对马廉祯所谓的第二阶段进行了再分,继续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中国传统体育与欧美体育谁更适合中国(1932-1933);第二个阶段:关于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与政策(1935-1937)。”[10]从而将争论的高潮完整地勾勒出来,对“土洋体育之争”经历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时间与争论内容的把握。“土洋体育之争”的结束(尾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志性事件,谢凌宇认为:“到1935年,方万邦先生在‘我国现行体育十大问题及解决途径’一文中,对于‘土洋体育之争’做了较为客观的总结。至此,‘土洋体育之争’便基本结束。”[2]而谭华却认为:“1935年,方万邦(1893~1969)发表文章试图对此前的论争做一个总结,结果却把讨论引入了第二个阶段。”[10]这第二个阶段(1935-1937)恰是他认为的“关于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与政策”的争论期,可以说是对谢之观点“基本结束”的进一步补充。此外,另一事件也普遍被认为是“土洋体育之争”结束的标志,马廉祯认为:“随着全国体育会议的结束,‘土洋之争’渐趋平息。”[7]李印东等也认为:“全国体育会议制定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颁布施行后,这场‘土洋体育’之争暂告一段落。”[11]任何事件的开始总是在经潜在的酝酿期后有显然的诞生标志,而其收尾就未必来得那么果断,加之在乱世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只能是自一定的确切事件而成,经激烈论战后,在断断续续的争辩中其音渐行渐远,留下的则是这旷古奇音背后人们对它成因的思索。
2“土洋体育之争”成因研究述评
“土洋体育”在经历一番激烈论战后,在一种相对和谐的基调下落下帷幕,尾声渐去。然而事物的发生总有其原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强烈思想碰撞的“土洋体育之争”也不例外,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足迹梳理关于昔日论争的成因并对其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对于“土洋体育之争”的成因可概括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对两种原因体育学界均有研究涉猎。蔡宝忠等认为:“它的直接动因是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却遭到了失败,间接动因是失败背后两种体育方式和两种文化冲突的继续。”[6]谭华认为:“这场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遭遇的失败,但在这个偶然事件的后面,却是两种体育方式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不同体育生活方式之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提倡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教育和体育也因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两种体育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就日益表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导致了这场争论的发生。”[10]以上这两种对“土洋体育之争”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李印东等认为:“真正引发这场争论导火索的却是1932年8月,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中100m、200m预赛即被淘汰的消息。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关心体育人士呼吁体育改革,终于引发了这场酝酿已久的关于中国体育道路的大讨论。”[11]众学者普遍认可由赛事引发“土洋体育之争”的观点,特别公认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而《中国体育通史》(第四卷)较为清晰地罗列了与其产生相关的重大事件,其间不乏赛事内容,1928年“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在东北大学举行以后,德国体育的迅速发展在此为国人瞩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体育界的“体育救国”呼声再次高涨;中国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每况愈下。一连串的事件促使体育界重新检讨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企图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寻找答案。其直接动因则是因为1932年刘长春一人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遭淘汰。[1]此外,还有学者对潜在(间接)原因进行了叙述,王庆军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为“洋”体育提供了潜入机会。”[12]这也为“土洋体育之争”爆发积蓄了火力。谢凌宇认为:“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保守的传统文化心理加之西方体育伴随着帝国主义的鸦片、大炮、不平等的条约渗入中国的,造成了西方体育与传统体育的冲突。”[2]朱壮志等认为:“首先在于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抗拒;其次,是源于中国国民对侵略者的逆反心理。”[13]综上可知,学者普遍认为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刘长春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悲情是引发“土洋体育之争”的直接原因,而对于其产生的间接原因,众学者多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论说,保守的心理描述等方面去加以阐释,其实“土洋体育之争”的成因并非如此简单,这背后存有太多的致因元素,相信对这些元素的继续剖解会对当下土洋体育的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借鉴意义。
3“土洋体育之争”意义研究述评
“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的体育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既表现在对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洋体育”在中国的畅行做了免费宣传。使土洋体育之间由彻底的抵牾逐渐走向融合,体现出全球多元文化并存及共同发展的趋向。学界对其意义做了较为客观的探究。如熊晓正等认为:“20世纪30年代通过‘洋土体育’的争论,体育界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但何为‘民族本位体育’,在理解上则存在较大的分歧。”[5]虽然“建立民族本位体育”目标的初步确立,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未形成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后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与继承,却起到了相对的保护作用。[14]王庆军等认为:“对近代以降西方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昨天、今天进行透析,剖析它的合理的一面及其可借鉴的内在规律性,将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12]也就是说“土洋体育之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辐射作用会不断呈现,对现实体育发展起指引作用。而李印东等则从武术角度出发认为:“在体育化过程中,以拳种门派为传承形式的武术被肢解成若干体育项目,在技术上,难以完全符合现代体育的要求;在文化上,又失去了传统武术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通过反思近代武术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武术的影响,对于指导未来武术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1]对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的发展确实存在一些阻碍,但我们必须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弃之。崔乐泉等更为客观地认为,这场争论在整体上加深了对于土、洋体育的特点和价值等问题的认识,它促使更多的人能够冷静思考土、洋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从而为中国传统体育和现代西方体育的初步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它不仅使“洋”体育能更好地走进中国社会,而且也为中国“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9]看似是两种不同体育形式的对抗,其实更多体现出的是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其实本土文化也好,外来文化也罢,我们都必须谨慎斟酌,绝不能在体育文化对待上产生情绪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5]这样将对现实情境下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再融合,达到多元文化的共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4“土洋体育之争”影响研究述评
“土洋体育之争”不单单是一次历史争论,它对当时和后来中国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学人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论争产生的影响给予了评价并加以肯定,乃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马廉祯带有建议地指出,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在体育领域里的反映,这次争论对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本土体育只有通过自我改变,除旧布新,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化本位,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体育要有足够的认识。缺了任何一方,都不免陷入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窘境。因此,在西方价值观主导现代体育的今天,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体育,必须要首先恢复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价值判断。这不但需要建立与西方体育价值相并行兼容的一套文化标准,更需要我们对于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正名与肯定,从“否定之否定”中,唤醒中国传统身体文化人文精神的重生。[7]这就为两种不同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了思路。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土洋体育之争”为文化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学者称虽然“土洋体育”之争只是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使人们认识了“土洋体育”各自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有了一种理性认识外来文化的合理心态和正确态度。同时,对于当代体育的发展而言,作为本土体育与外来体育的融合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而融合的基础是保持不同民族体育的多样性,加强不同体育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产生的具体影响有:“促进了对西方体育的了解;培养了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促进了土、洋体育的融合。”[8]谭华认为论争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加深了对体育本质的认识;第二,其讨论结果不但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促进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加速了中国体育的国际化进程,并对当时中国的体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促进了对中国体育发展目标和方式的认识,并成为制定中国体育政策的基础。另一方面,从这场有关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讨论的最终结果看,虽然传统体育最终被承认为是现代中国体育的组成部分,但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明显地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表现在:体育发展的政策导向是建立在自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理论和基础上的;传统体育所独有的对生命、健康的整体认识和对动、静的辩证认识,都在被西方体育承认的过程中被抛弃或遗忘了,真正被承认的只是传统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健身和文化价值。这对此后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谢凌宇也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进一步促进“土体育”和“洋体育”的融合;促进传统体育科学理论的发展;土洋体育之争由抵牾走向相互吸收和融合,因而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在对待发扬传统体育和吸收世界先进体育科技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无疑可以从“土洋体育之争”中得到某些历史借鉴。[2]这也就为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平台,通过“土洋体育之争”,西方体育对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印东等认为,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它既表现在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上,又从内容、形式、手段、方法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武术。[11]而蔡宝忠等从两次论争出发,阐释了其对武术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成立一批武术社团;武术进入体育课堂;设立武术竞赛活动;尚武之风传播广泛;武术书刊受到欢迎。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能运用运动生理学、运动力学、体育测量学及统计等来观察和研究武术;武术列入学校体育课程;在武术教学上逐渐抛弃了一师一徒、单兵操练的传承方式,多采用一师多徒、单人与集体操练相结合,以及应用分段教学法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大大提高了武术的教学效果;在武术竞赛方面开始设立严格的规则,如《国术考试细则》等;武术的组织机构、社会武术团体逐渐采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对武术遗产进行了挖掘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武术书刊;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武术。[6]当然,“土洋体育之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其潜在的影响仍需学人进一步挖掘,从而为更好地指导我国现实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5 结语
近代“土洋体育之争”的产生是文化融合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助推作用。土洋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土体育”的发展,在强烈的西方体育文化的侵袭下,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文化把握住时机,进行了有效的改制,从而使其在论争中站住脚跟。如此一场争辩不仅仅对当时“土体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后来本土体育的进一步丰富乃至对现如今的发展道路的择取都有深远的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一举拿下金牌总数第一的优异成绩,这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好体现,而在后奥运时代如何加大本土体育的发展力度,如何融本土体育与全民健身于一体,已成国人的重大课题。透过史实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借鉴,以为现实情景下我国体育的前行点亮航灯。
摘要：“土洋体育之争”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围绕近代西方体育输入中国过程中,与包括武术等在内的传统体育文化发生种种碰撞而展开的一场争论。“土洋体育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有其曲折的经历与非同寻常的形成之因,同时对我国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并对当时和后来体育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史料,以其“经历—成因—意义—影响”的研究为准线展开评述,旨在总结历史经验,为我国体育更好地发展提供依据。
对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业的研究述评 篇4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业； 研究述评
一、关于中国银行业研究
从微观层面看，民国时期，关于具体某个银行的研究已近有很多成果。如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资料整理专书，有《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交通银行史料》、《金城银行史料》、《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中央银行史料》等，还有一些出版的著作：《中央银行史话》、《周作民与金城银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第一家银行》、《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等。还有很多金融史和教材书也不同程度上介绍了具体某个银行的发展状况。
除了史料、书籍，还有一些论文也对具体的某个银行有一定的研究。别曼的论文《金城银行资产业务与经营管理研究》，文章以金城银行的资产业务和风险管理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金城银行的经营特色，总结出金城银行独特的经营模式。相对而言，对大陆、中南、盐业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徐峰华的《交通银行的贷款机制和投资方式》以交通银行的具体业务（贷款和投资）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交通银行贷款的运行机制，和因事制宜、灵活多变的投资方式。①洪葭管在《新金融》发表的《百年交行：1908—1949年间到的变迁》也论述了交通银行在民国时期的资本构成、组织结构和业务经营的不断变迁。先后成为国家垄断资本金融的一员和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的成员。
对中央银行问题的了解，既可以通过专门分析中央银行历史的论文，如《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与功能演进》，也可从《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侧面了解到中央银行的职能。
从宏观层面看，关于银行业整理出版的资料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最近上海金融史》、《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著作有：《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话说中国近代银行》、《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年）》《中国地方银行史》；《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银行业——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等。
朱荫贵在发表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论文中，作者指出，二战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主要受银行制度、银行的法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中国银行业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的影响。王玉茹等发表的《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与实力变化》论文在现有文献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银行业的地位做出这样的论述：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但就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其仍然落后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
在研究民国时期的银行业发展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出版的资料和著作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魏协武主编《陕甘宁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武博山主编《回忆冀南银行九年》，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冀南银行》，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等。一些研究根据地经济史的专著均有专门章节研究根据地的银行业问题。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第三篇。除此，还有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刘国昆发表的论文《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缪明杨《传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初探》等。
关于根据地银行业务的研究，姚会元认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多方面的，并不只局限于金融，它除从事金融业外，还兼管商业和贸易。②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发放贷款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等六个方面。③一些学者就发放农业贷款，扶助农业发展作了深入的讨论。阎庆生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认为边区农贷的特征是：一是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二是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三是采取了实物贷款的方法。④
二、中国银行业内部关系研究
除了对银行业务、性质的分析外，也有学者从宏观上分析华资银行的的内部关系问题。
杜恂城的《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指出华资银行的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以中国、交通两行为核心，团结中、交两行的周围；第二个层面：“南三行”、“北三行”等协作关系；第三层面：银行公会。北四行顾名思义是指总行位于北方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康金莉的《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研究》描述了四行准备库钞票业务的成立、概况和结束。作者指出，业务结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符号中国金融统一大业所需。并认为四行准备库钞票业务带来了积极作用。洪葭管在《“北四行”与四行联营事务所》中描述了“北四行”的起源、特点、内部结构。杜恂城在《短暂的旅途——“北四行”的联合之路》中指出，“北四行”的创办是竞争的产物，而最后消失的原因是：在南京政府金融统制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留给四行合作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四行的生存发生很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消亡了。潘连贵在《“北四行”和“南四行”》中也论述了“北四行”消亡的原因，同样认为它的消失是国民政府奉行金融垄断政策，加强对商业银行控制的结果。
南三行是总行设在上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洪葭管在《“南三行”——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中指出，“南三行”属于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之中。杜恂城在《“南三行”的乐与路》中，将“南三行”的关系算作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伴随着南三行的形成，江浙财团也出现了。姚回元《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分析了“江浙财团”形成的经济社会基础，认为，“江浙财团”是一个既有资本主义色彩，又有封建色彩的性质的组织。
中华银公司是联合几家资本较大的银行合组一个金融投资公司。郑会欣的《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作者通过分析经营业务转变原因指出，任何一个企业或结构，哪怕它最初创办的动机是良好的，其经营活动确实也曾经发挥过促进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旦公司的决策人将个人牟取暴利的意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那么最终一定是走向历史的反面。⑤这一结论，对我们今天的一些企业一样有很多的警示作用。
姚会元、马长伟的《梁士诒与中华银公司》在研究银行业的热潮中，另辟蹊径研究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由梁士诒联手新交通系和北京10余家银行在1920年左右成立的中华银公司，作者通过梳理当时的史料，描述了中华银公司的兴衰历程。并认为，中华银对中国的铁路和实业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支持。
四联总处，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黄立人的《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非常清晰的勾勒出了四联总处的职能、产生、发展、以及衰亡。
三、关于中国银行业作用研究
李一翔《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直接经营》中，指出，在1932年开始，在国内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条件下，从棉纺织也起步，中国银行业走上了大规模直接经营工业的道路。除了在发展棉纺织业的作用外，银行业在国家铁路建设上，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马陵合在《债劵质押贷款与近代华资银行投资铁路模式——以浙赣铁路为中心》中提到，银行以债券质押的方式给政府提供资金修建铁路。在举借外债的模式中，中国的银行业担任外国公司在华的代理人，共同成为铁路借款的债权人。这种新模式在一定程度是保护了我国的铁路主权。⑥姚会元在发表的《银行业推动近代上海市场经济发展》文章中认为，银行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这相互促进的作用。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大大的推动了上海市场经济发展。钟思远《1927—1937年的中国私营银行》中，认为私营银行业不仅给当时的实业经济和工矿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外汇发展方面打破了外过银行的垄断，并且提供农业贷款，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私营银行对国民政府的巨额借款和进行公债投机，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消极的作用。
四、中国银行业与其他金融机构关系研究
对于银行业与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关系，在论述银行业、传统金融业的文章中都有提及。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 -1937）》提出了银行与钱庄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李一翔在《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中指出，代表现代势力的银行与传统势力的钱庄，长期处于一种既相互竞争、排斥、又相互合作、支持的博弈态势中共生共存。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林地焕。
但有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朱荫贵在《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中，指出国家资本银行的发展对钱庄形成一定的压制作用。⑦在与外资银行的关系中，研究相对较少。王巍在《钱庄与票号的衰败》中指出，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是与钱庄票号的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唐云锋考察了1914—1935年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⑧
五、结论
1、研究方法单一 。有的学者研究不注意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容易停留在历史表面，无法深入；而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不进行历史的考证，生硬地用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来进行研究，这样容易导致与事实不符的后果。在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时，应该综合两者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取得有用的成果。
2、研究的内容仍又不足。如对中国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在分开研究中提及，很少有将两者同样当作金融企业，探讨其在近代的变化差异情况的研究较少。在于外国银行的关系研究上，更加缺乏。另有与当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也较少。
3、关于民国时期金融行业的供需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在通过对当时银行业的供给，和企业或消费者等个体的需求分析，可以找出当时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时如何解决的。为如今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
注解
①徐峰华：《交通银行的贷款机制和投资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姚会元：《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党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③黄正林：《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l999年第2期。
④阎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⑤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⑥马陵合：《债劵质押贷款与近代华资银行投资铁路模式——以浙赣铁路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⑦朱荫贵：《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5
关键词：民国时期,女子,体育发展,娱乐倾向
中国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受到封建腐朽思想影响, 一直影响着其全面的开展;只有在唐代因国力强大、经济繁盛, 加之统治者对体育活动的足够重视, 才使得唐代女子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也多停留在强身健体、迎合统治者的娱乐性需要的层面之上;而体育价值观尚未真正确立。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在探寻救国图存之路上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重点性, 强身、利国的体育运动思想也逐渐被诸多思想进步人士所重视。梁启超曾于《法通议·论女学》中明确提出:“女学最盛者, 其国最强……”[1]同时, 在教会办学的影响之下, 女性教育逐渐开展起来, 中国女子体育也随之兴起。自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体育思想也不再局限于“强国保种”, 而开始重视发展女子体育, 并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女子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发展思想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为实现对国家的统一, 国民党政权则力图通过进一步宣扬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也自然开始将体育作为救国强国的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来激发民众的对其政权的认同感, 而女子体育观也恰恰在此时的民族主义呼唤之中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妇女解放角度下的女子体育思想。在国民政府民族主义渗透之下, 女子的民族主义情怀得以充分释放;妇女解放、平等的口号在喊了多年之后, 同样也拿去修饰自己的民主。但是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充分认识到, “妇女解放、平等”的口号不应只停留在宣传上, 而是应通过真正地发展女子体育来促进妇女解放。如女体育家杜若莲提出:“……束手缠足, 奄奄无生气, 垂至今日, ……今渐知觉悟……又谁谓女子体魄不如男子乎。”[2]由此可见, 学者们将妇女解放应使之融入体育活动的氛围之中, 发展体育则为当务之急。
其次, 体育救国角度下的女子体育思想。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 在中国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 全民族的爱国热情也再次被激发, 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也成为有识之士最为关切的问题。此时, 体育救国思想也成为民众、媒体所讨论的焦点。而在体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之下, 女子体育发展观也被强化为国术学习。如黄葆荷认为西方体育运动如田径、球类等运动均是外国的东西, 不适合中国女性, 于是提出了:“田径球类, 属于剧烈运动, 往往发生病象。”“这不是大众妇女的体育训练……资产者独占的娱乐品。”[3]并提出“国术运动体用兼备, ……符合生理学、力学的原则, ……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功效”[3]而曾琪还认为国术乃“最经济、最实用、最易普遍强健身体的方法”[4]由此可见, 当时国内多数学者更侧重于女性进行国术学习, 进而达到强身健体、保国保种的目的。
第三, 教育角度下的女子体育思想。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是仿效西方而发展起来的, 而学校体育教育也同样被引入到中国, 这也促使更多女性接触到现代体育运动。从燕京大学对女学生的相关规定就可略窥一斑:“学生每学期……必修体育一个学分, 每周上课二小时……”由此可见, 民国时期学校已经开设了女子体育课, 并对女学生有了更加严格的约束。
二、民国时期女子体育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早期的运动会多是男女分开进行的, 而在许多大型的运动会中也只是男性运动员的天地, 女性尚未能进入。随着民国时期女子体育的进一步开展, 体育技能的逐渐娴熟, 女子运动员也开始走进运动场;但是, 女子运动员进入大型运动会赛场也多以表演赛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而没有具体的竞赛项目, 如国术、体操等表演。此时, 女性运动员只能参加校际运动会, 主要进行国术、舞蹈、篮球、田径等比赛。如30年代, 上海中等学校还曾联合举办了几届女子篮球比赛, 如暨中、崇德、上中等学校的女子篮球队均曾参与, 而崇德女校的女子篮球队的成绩最为优异。直至1930年, 杭州举行第四届全运会上, 中国女性运动员才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会上正式登场;可以参加的运动项目有篮球、排球、网球以及田径四大项;至第五届、第六届全运会时, 女性运动员除可以参加上述四种体育项目比赛之外, 还可以参加游泳、国术、垒球三项竞赛。此时, 女性运动员除未能参加足球比赛之外, 其他比赛项目男女运动员均都一样了, 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女子运动员, 如游泳运动员杨秀琼, 田径运动员何振坤、冯发兰、吴梅仙、孙桂云等人。尤其是杨秀琼曾在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上独揽了50米和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三个单项冠军, 同时还获得200米接力赛的团体第一, 从而也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女性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上的绝对优势[5]。1936年, 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 中国还派出了杨秀琼 (游泳) 、李森 (田径) 、翟涟源 (国术) 、傅淑云 (国术) 、刘玉华 (国术) 五名女运动员;虽未在此次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但进一步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优秀女运动员的风采。
但是, 从以上大型运动会, 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体育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现状。首先, 比赛机会过少。在大型运动会上女性运动员的参与人数远远低于男性, 如第六届全运会中, 共有运动员2258名, 男运动员1649名, 而女运动员只有636人, 仅为运动员总数的28%[6]。其次, 体育项目“偏科”。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多集中在以下几项, 如游泳、篮球、国术。球类运动中, 篮球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 如两江女子篮球队曾打遍全国无敌手, 在与日本、朝鲜对抗赛中也常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排球、网球等其他球类运动上则发展迟缓, 甚至都没有女性运动员的身影。
三、民国时期女子体育发展的娱乐倾向
1. 渴望自我解放, 投身体育娱乐。
虽然, 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发展迅速, 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强国保种”、“体育救国”的影响;但是, 随着西俗东渐、风化日开的逐步渗透, 原本受到封建礼教长久束缚的中国女性其思想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尤其是在“五四”之后, 都市时尚女性开始大胆地参与了一些激烈而刺激体育活动, 而彰显其独立、自我意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均设有溜冰场, 尤以上海新世界溜冰场最为突出, “跑冰场男女混杂, 观者跑者皆有如痴如醉之”, 其中的女性也多思想开放、追赶新潮。另外, 游泳、划船运动也皆在民国时期得到更多都市女性的认同。此时女子积极参与“时尚”的体育运动;如游泳则更多地流行于知识阶层中间。此时, 舆论界对女子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多有赞许。而女性也从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禁锢之中彻底走了出来, 尽情在各种体育活动之中尽情展现着自身的活力与风采;社会各界逐渐对女子体育的娱乐性加以关注, 倡导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文章也不时见诸于报端。但是, 此时的女子体育发展思想多停留于娱乐性的体育运动, 并未形成一种竞技思想。
2. 追求健美, 展示时代风貌。
封建时代, 对女性的审美则以柔弱顺从的病态为基础范式, 而在民国时期受西风渐近影响, 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也随之改变。同时, 女性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生命价值与健康的重要性, 进而开始不断地追求健康美。而“健康美”则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女性们谈论的焦点, 这也进一步促进了20年代末期健美操活动的开展;甚至一些报刊杂志也纷纷开辟专栏, 介绍、报道女子健美运动。1934年11月, 上海有声影片公司还在新光大戏院放映了其歌舞新作———“健美运动”[7]。《北洋画报》还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大量地刊登、推介女子健美操运动。而当时的素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名将杨秀琼则成为健康美的典范, 以至于在高桥海滨曾出现“万人争看美人鱼”的壮观场景;这也带动了更多女性去参与游泳活动, 以追求身体的健康与身材的完美。而女性体育运动意识也由苏醒逐渐走向自觉, 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体育运动理论指导, 导致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发展更多的倾向于娱乐化。
3. 媒体关注下的女子体育娱乐报道。
在二三十年代, 报刊是传播信息的最主要的媒介;体育运动的发展也离不开媒体的宣传与引导。但是, 媒体对体育运动发展的关注视角则更侧重于女性运动员,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体育明星, 更成为媒体追逐、报道的焦点, 其曝光度及受欢迎度并不亚于当今的明星大腕。这些女子体育明星的代表有游泳健将杨秀琼, 田径运动健将孙桂云、钱行素等, 武术名家栾秀云等。这些女子体育明星的言行举止不仅成为媒体争相追逐、报道的焦点;同时也在女子体育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之下将女子体育运动引向了娱乐化;如杨秀琼就曾在各地方相关部门的邀请之下进行游泳表演、技术指导等, 并为地方游泳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却只是局限于发展单纯的游泳表演, 而未得到系统、全面的开展[5]。
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女子体育运动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而在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时期, 更是实施了一系列相关体育发展措施, 使得女子体育发展更具规范性。尤其是在第四届全运会中, 女子运动员得以进入竞技空间, 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全国各地区对女子体育运动的重视。但是, 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体育发展观, 导致了女子体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与此同时, 在媒体报道娱乐化的影响之下, 进一步促使了民国时期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呈现出娱乐化倾向, 这种狭隘的女子体育运动从客观的角度看, 也限制了民国时期女子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法通议·论女学[M].中华书局, 1994.
[2]吴冰倩.女子体育之我见[J].佛山精武月刊, 1927 (5) .
[3]黄葆荷.妇女与国术运动 (续) [J].国术月刊, 1935 (11) .
[4]曾琪.今后女子体育的动向[J].国术周刊, 1935 (152) .
[5]王剑鸣.美人鱼杨秀琼.中华书局, 1935.
[6]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商务印书馆, 1919.
民国时期体育思想和实践研究 篇6
一、北洋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及其实践
辛亥革命后,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窃取了国家政权, 使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列强更是在华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军国民体育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主张尚武, 提倡学校应开展军事性质的体育, 以此在增强国人身体素质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激发大家的爱国信念和尚武精神, 从而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蔡元培是这一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的有力倡导者。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现实, 再加上个人的留学经历以及当时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 使蔡元培的体育思想不可避免地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1912年, 时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他提出了五种教育主张, 其中军国民教育占了百分之十, 认为“学子重精神教育兼并重军事教育, 而尤以新兵式体操为首”, 把体育与军国民教育画上了等号。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 国家的贫弱, 尤其是日本的穷兵黩武式的扩张, 他从抵御外侮, 内抑军阀出发, 号召全民尚武, 包括女子也应该加强体育训练, 以加强自卫能力。他提倡各级学校应加强军事训练与体育的结合。蔡元培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他的努力下, 南京国民临时政府规定中小学开始就要注意兵式培养, 并延长了体育课时的时间。他还以教育总长的身份亲自主持和制定了各类学校令, 督促各级学校严格执行军事性质的体育, 并要求把军国民教育纳入主要课程。在任北大校长期间, 他还亲自组织“学生军”, 希望以自己的实践教育社会, 引导民众。显而易见, 蔡元培先生期望通过军国民体育式的实践, 提高民众身体素质, 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尚武精神, 从而能够抵御强权, 改变国家面貌, 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黄兴、蔡锷等人也积极倡导通过军国民教育来救国强国。在黄兴看来, 救国需要依靠武力, 而武力的强弱在于军队的战斗力。归根结底, 就是要通过体育加强士兵的身体素质, 然后育才建军, 最后达到救国。他建立的“大森体育会”影响深远,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体育专业人才。民国初年, 他多次呼吁政府重视军国民教育, 曾提议在湖南设立体育专修学校, 主张中学以上应修兵学两年, 以达到普及体育之目的。他还在上海组织过体育会等。通过这些努力和实践活动, 足见黄兴救国之心切。蔡锷主要是在军事上把体育作为提高士官体力和战斗力的手段, 他还积极开办学校, 旨在提高学生的军事素养和身体素质。他从弃文从武、投笔从戎到军体习练再到军体教育, 从体育强军到体育强民, 均以救国为终极目的。1915年, 北洋政权出台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 对各级学校军事体育性质的训练作了详细规定, 使得军国民体育思想在袁世凯复辟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和广度。
二、五四新文化至大革命时期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及其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各种新思潮被积极宣传和倡导, 使人民在思想上进一步获得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军国民体育教学的弊端, 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学生们的健康成长。伴随着思想上解放, 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以及海外归国学者的宣传, 使得自然主义逐渐取代军国民主义, 占据了体育教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陶行知、吴蕴瑞, 他们对自然主义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并进行了有效实践。
1. 胡适———实用主义。
作为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参与远比输赢重要。这是他亲身实践所得, 胡适小时体弱多病, 并没参加什么体育锻炼, 可在留学美国期间, 他从学校的体育课上获益良多。不仅体质有所改善, 而且认识到体育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人积极向上, 勇往直前的乐观精神;能培养人的团体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责任感;也是一个人获得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 他以后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 一改起初那种对体育消极负面的态度, 把体育上升到和其他学科同样重要的位置。亲身体会到体育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更年轻, 更有活力, 还可以作为排除压抑和伪装的一种手段, 有利于个人情绪的改善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胡适的体育思想更多的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 而具体实践并不多, 主要是他个人自己的经历与实践。但是, 我们不能否认他所倡导的, 在思想和观念上给当时民国体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 陶行知———健康第一。
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长期的教育实践,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他认为, 年轻人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战胜敌人的入侵。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 如何和敌寇搏杀, 更别说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国家于危难。他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透露出强烈的爱国色彩。他对体育教学更注重的是人的发展, 强调人的主体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喜爱的运动项目, 如优雅的体操, 激烈的球类运动, 益处多多的游泳等等, 而不再是曾经那种强制式的枯燥的兵操式体育, 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陶行知提出体育应与保健卫生工作相结合。在加强体育锻炼的同时, 也要做好个人保健和健康预防工作, 多管齐下, 比如用科学手段观察与诊断自身健康;要对饮食进行合理调节;防止过度疲劳, 合理安排休息;提高个人的卫生常识等, 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实践上, 陶行知在乡村积极普及体育教育, 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还有在任教期间, 他给予学生充分的课余时间, 绝不占用。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挤占学生们的体育活动时间。时至今日, 陶行知健康第一的思想仍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和体育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3. 吴蕴瑞———体育普及化。
1929年吴蕴瑞的《普及体育之意见》一文阐述了自己的体育普及化思想。倡导人人从小培养运动兴趣, 认为要改变国民体质孱弱的状况, 就应该从小学开始普及体育, 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同时, 要注意学校体育教学师资水平的提高, 课程教材的不断改良完善, 运动时间作息的合理安排以及运动场地的扩大和设施的扩充。强调女子体育对普及体育的重要性, 认为男女体育均衡发展才有利于民族体格的复兴。吴蕴瑞在积极宣扬体育普及化的同时, 还对当时选手体育存在的弊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界的不良风气。对自己提出的体育普及化思想, 吴蕴瑞也是躬行实践。首先, 作为学者的他, 在担任《体育季刊》主编期间, 积极著文宣传体育普及化思想, 发表个人观点。其次, 在主持中央国立大学体育系工作时, 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 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体能分组法。将普通教育课程只面向非体育课和非运动班学生开设。在设置体育教学时, 将训练分为特殊训练、普及训练和课外训练三个不同层次, 以适应不同的学生个体, 做到每个学生因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此外, 吴蕴瑞还参与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全国各级学校选派各级运动代表规程》和师范类课程设置方案等政府法案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的基本目标就是普及全民体育。此方案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较完备的一个体育方案, 也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参与研议者最多、层次最全、讨论最完善和思虑最完备的一项国家体育重大工程。吴先生的体育普及化思想对今天体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国民党统治时期体育思想及其实践
这一时期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还出现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不断升级的日本侵华战争促使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诞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的程登科为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主张“民族体育”, 认为在国家面临存亡之际, 每个人必须加强体育锻炼, 以便培育忍苦耐劳精神、增强御侮抗敌的意志。即达到“全民体育化”, 全民动员, 参加体育锻炼, 将体育作为保国强种与民族复兴的工具。他还倡导体育军事化, 对体育事业以军事形式进行管理, 体育不再以个人兴趣为主, 而是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成了军事性质的训练, 以备战争需要。指出军事体育化是从现实及军事需要出发, 将体育作为一项必需的军事课程, 运用体育的方式, 提高部队作战的能力。因为不可能实现全民每个人自觉进行体育锻炼, 程登科认为在日本侵华的非常时期就应该采取非常措施, 即利用军警的力量来强制推行民众体育。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强国。因为当时的背景及现实需要, 程登科的主张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采纳。1939年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正是对程登科观点的实践。《纲要》对各级学校的军事管理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对体育教材作了整理, 使之与军训、童训连贯。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及其实践是抗战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战的胜利, 但是因过于强调体育军事化, 也不利于学校体育全面健康地发展。
综上,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我国体育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势, 并在不同时期因当时社会现实和国家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变化而发生演变。近百年后的今天, 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近乎“完美”地举办, 中国健儿更是以绝对的实力列金牌榜首位,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目前, 我国正处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 更是需要新体育思想的指导, 民国时期多元化的体育思想及其实践对树立新的、合理的体育指导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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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7
一、内忧外患的局势为民族体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1928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之前,军阀之间的混战与割据遍及全国。为了争权夺势、扩张地盘,军队成为军阀争夺势力、扩张地盘的私人工具,且罔顾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秩序,军阀之间战争与摩擦接连不断,社会极不安定。军阀的最大弱点就是观念错误、思想落伍,他们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和世界眼光,仅着眼于现实权力和个人虚荣,因而无法推进国家建设的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团结、民族的融合造成负面的影响[1]325。除了军阀混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集团为了独掌大权,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对共产党军队曾进行先后数次围剿。
自1921年到1945年间,内忧外患的中国局势复杂纷繁,各方实力除利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力量外,教育力量、体育力量的运用亦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育界的有志之士提出了民族精神的体育理念。这一民族精神的体育运动,包含着三个重点———军事教育、体育训练及民族文化的陶冶。其中以体育训练为手段,以民族精神为教育目的,增强国家力量,消除“东亚病夫”屈辱的“体育救国论”,正是民族体育倡导者的思想精髓。
二、国际青年训练潮流的兴起是民族体育思想产生的鼓动因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朝野鉴于青年关系民族前途的兴替,特别重视青年的培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青年训练风起云涌,成为一股风潮,对民族体育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鼓动作用。依国家形态来看,民族社会国家以意大利、德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特殊;亚洲方面,如日本因地缘、民风与我国接近,仿效欧洲各国颇具成效。
1.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将所有青少年都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尤以体育训练最受重视。其体育方针有两个:一是训练国防的武力,二是培养国防的精神。意大利青年训练,在使青年倾向与祖国的理想方面,有共同一致的自立性[2]51。因此,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处心积虑经营下,其军事体育、民团体育训练、民众体育会、学校尚武训练及体育师资均有深厚的根基。意大利青年训练着重民族精神的培养和体育训练,使无数的青年能一心一意为国效命,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借鉴开展青年训练所关注的焦点。
2.德国。1933 年,希特勒执政后,着手进行全国青年训练的工作。并在1936 年规定,凡属德国青年,必须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训练[3]140。经过青年洗礼后的德国人民,个个有发愤图强的决心和毅力,心中充满了恢复大日耳曼民族精神的理念。这使德国的体育训练向着军事化、全民化的方向发展。德国的复兴从发扬民族精神开始,而且借青年训练提倡固有精神上的体育来完成。
3.苏联。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为了培养每一个青年成为劳动生产者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对于青年组织进行了训练。十月革命后,苏联进入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开始全力提倡体育。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至1932 年受体育锻炼的人民已达六百万人。通过苏联政府锐意推行的青年组织与体育训练,为维持新立国精神和汇集为数众多的青少年及青年团体加入到建设国家行列中打下了基础。
4.日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1924 年成立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日本青年团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地方上成为地方自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日俄战争时,维持后方,协助军运,鼓励从军出征,筹募民间军用品,并为出征军人服务农作,使他们放心效命疆场,无后顾之忧[4]4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青年团不论在军事行动上、精神上、物质上,都在后方尽其援助,使我国的抗日战争受到极大的威胁。
由上可知,欧洲及日本民族青年训练,久为各国政府所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更积极提倡,蔚成一股潮流。而这种潮流对我国民族体育思想的产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国内青年训练的兴起推动了民族体育思想的产生
受西方及日本青年训练潮流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也开始出现了青年训练活动,其中以童子军训练和军训最具代表性。
1.童子军。童子军训练自从1907 年由英国陆军中将贝登堡创立以来,很快传遍全球,并于1912 年传入中国。中国童子军训练以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的青年和以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为目的,这也是中国童子军发展的主要任务。因为童子军具备了青年训练的各种客观条件,自抗战以来全国朝野人士均已认识了中国童子军训练的真正价值。
2.军训。1925 年“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荡了我国军事思想。1928年“五卅惨案”后,大学院通令专科以上学校一律加军事教育课。同年7 月,国民政府公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凡高级中学以上学生应将军事教育列为必修科,且女生应修看护。随着战事的变化,1937 年教育部颁发“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在战时除继续正常教育外,应加紧实施特种教育。在中学课程方面,1940 年教育部修订了初、高中课程标准,规定高级中学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上、下学校每周三小时进行军事训练,女生为军事看护。体格训练方面,除体育军事训练及早操或课间操外,每周须有课外运动三小时。在军事训练及家事看护方面,应注重救护工作,各年级每周须有三小时为战时后方服务训练。这样的学校军训对培养青年爱国心、服务热诚、锻炼体魄、军事训练与安定校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青年训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积极推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激发了国人对青年组织训练工作的热忱。尤其是在中国体育考察团赴欧考察后,发现体育是青年训练的重要项目,体育的强弱关系到国民的体质、国家的实力、民族的存亡。这为民族体育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四、国民政府的倡导为民族体育思想提供了产生的土壤
1. 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 年。其中1934 年2 月至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最卖力的时期。特别在1934 年2 月至7 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和《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演说,修订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顺知》等重要文件,稍后再加订《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等,形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方法。后经蒋介石本人的积极倡导,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定督促,国民党舆论界一齐竭力鼓吹,在短短的几年内,一场声势浩大、家喻户晓、涉及面广的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
2.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在个人中集中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在国民全体中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不同的国民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鼓舞增进,发挥其效率。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压境。当时的中国不仅上层社会存在着反战势力,就是低阶层国民尚有不知“为谁而战”的袖手旁观者,人心涣散,组织薄弱,物质条件不如日本。蒋介石有感于若欲战胜物质条件优越的日本,不做亡国奴,必须发扬我国固有道德与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加强全国民众之精神国防,非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可,民族复兴始有希望[5]1102。国民精神总纲领提出了国民易知易行、简单而明显的三个共同目标,还提出了在精神上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和发扬的内容,其用意在于提高国民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当时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当局则通过精神总动员激发民族意识,以振作民族精神和战斗意志,达到使敌人心劳日拙的目的。
中国近代体育,除作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以达到个人身心均衡发展的教育目的外,还常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条件,而担负起自卫卫国、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情操、民族精神及养成军事技能的任务。因此,受民族复兴运动情势的影响,体育在激发民族意志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使命。民国初期的中国,面临军阀的割据、内战频仍和日本的入侵,而借鉴各国青年训练的成效,积极训练青年,并通过体育训练,开展民族复兴运动,提升民族情操,锻炼国民坚强的体魄,以完成自卫卫国,延续民族生命,就成为当时全民的一项历史重任。这种背景深深地影响了体育界人士的体育理念,同时也对民族体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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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公展.青年训练[M].商务印书馆,1937.
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镍白铜述略 篇8
一、清末民国时期镍白铜及现存传世文物的考察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常常提到的白铜,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指镍白铜,然而,很多著作中普遍认为欧洲的德国银的出现及反销,直接影响了中国镍白铜的生产,使其成为夕阳产业,如在20世纪初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编写的地质报告中,他就直接指出中国白铜产业大约在1885年走向没落,主要原因归咎于“洋白铜”的进口[2]56,这里的洋白铜应该就是来自大洋彼岸通过研究中国镍白铜而仿制成的德国银;又如张群所编著的《宁属调查报告汇编》中有“:……外国白铜输入宁属,本地白铜,相形见绌,而会理冶铜业,亦逐渐衰败,冶炼白铜之厂,即随之减色,终至停业,……故此矿自清末停办后,……用土法炼成合金,亦殊可贵也。”[3]81这里所提到的中国西南地区白铜产业的内容,应特指土法冶炼白铜的生产情况。从梅建军关于中国古代镍白铜冶炼技术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传统方法冶炼镍白铜需要多次锻烧矿物,耗时费料,单次冶炼产量也不会太高[4]66,这种冶炼方法属于传统土法冶炼,生产技术落后,产业没落也理所当然。
清末中国传统白铜产业的停滞或破产,取而代之是新的生产技术,这将在下一部分具体探讨。但是,从目前作者在国内各地考察的情况来看,到民国及解放后许多地区依然持续生产白铜器物,特别是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大量镍白铜器具的生产,现存传世品也大多是清末或民国初期的生活用品,另外,当时相关报刊中也有一定数量关于白铜产品的广告或记载,这说明中国镍白铜的产业并无完全消失,而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延续产业。
为深入了解镍白铜的生产情况,作者首先对1872年5月6日到1948年12月6日《申报》中关于白铜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白铜”一词约在报中出现了4600次,剔除非白铜器物的词组,剩余2518次,其中,多数都是出自当时的广告。通过合并及筛选工作,并进行分门别类,最后发现当时主要有7种类型的白铜器物,分别是餐饮器具、加工原料、乐器、生活用品、饰品、文具、烟具等。
为了进一步证实文献中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作者还对南京地区古旧文物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场拍摄和取样,并使用X射线荧光进行检测,通过对这些文物进行测试和初步的分类小结,发现与前述文献中的器物基本相吻合,多数器物都是由铜镍锌三元合金制作而成,主要以墨盒、手炉及水烟袋居多,部分器物表面有镀银。
二、清末民国时期镍白铜的生产技术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二十八日的《申报》,其中提到:“去春,本埠曾有闽帮人仿照西法以化学自行配炼白铜,名曰‘赛银铜’。”[5]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江南商务报》中有“:铜式宜改。白铜以中国为最多,亦以中国为最佳。乃近十数年来,各处销洋白铜而本白铜几绝于市面。推原其故,虽由洋铜价廉物美,亦因其铜料皆成片叚、长短、方圆,皆备用以造器皿,可减省人工。而白铜制未得法,每成大块欲制器皿殊费人工,即成一器而成本较洋白铜更贵。获利微细。所以洋白铜愈推愈广,本白铜竞无人问津矣。”[6]清末扬州学派经学世家刘岳云所著《格物中法》中亦有“:西人之白铜,以铜加白铅又加一种金类(译名镍)。”[7]清末江南制造总局刻本《冶金录》中有更详尽的内容“:白铜又名日耳曼银,此为铜杂质之最佳者,耐用如银。日耳曼国白铜方用红铜六十分,锌二十五分,镍十五分;又方红铜五十分,锌二十五分,镍二十五分,此为最好之方。……又有一种白铜最易用电气镀银,可镀银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其质密而坚,价亦甚廉其方用红铜六十二分,锌十九分,镍十三分,钴与铁四分至五分。……”[8]还有清末《格致汇编》记载有“:汕头锑镍:光绪初,汕头林某探得矿苗一种,寄格致汇编保管,化验云其矿为锑合镍两金类之矿。内有铁与硫磺等少许。本处炼此矿,分出其锑与镍可稍得利。若以西法炼得净镍则费甚火,不如以中国之法合而炼成白铜。”[9]
从这些清末的中国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国人已经认识到德国银与中国镍白铜的差别和差距,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改进生产白铜及其器物的工艺技术,特别是改用西方熔炼白铜的方式替代传统白铜的冶炼,或者直接进口德国银半成品用于制作白铜器具。德国人凯佛斯坦(Christian Keferstein)早在1823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生产白铜的两种可行方案[10]30,一种是传统的,由矿石直接炼成;另一种是化学的,通过熔炼几种金属单质合成,并认为后者用于大批量生产中较为可行。显然,德国银的生产选择了化学熔炼合成的方法进行了大规模生产。与此同时,当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镍”等化学元素名称,这完全归功于傅兰雅(John Fryer)的翻译工作,他也是《冶金录》与《格致汇编》的翻译者与参编者,镍是中国镍白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751年欧洲科学家发现镍以来,又经过多国科学家几十年的努力,才认识到镍矿在中国白铜生产中的重要性。而《江南商务报》中的记载一方面说明当时德国银除了生产技术优于中国白铜外,另一方面说明当时舶来之合金半成品在形式上给予生产者多种选择,这样既降低了生产和加工的成本,也便于器物的制作,同时这些半成品是能够直接锻造成器的。除了直接购买德国银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外,亦有商人学习西方制作白铜的方法,尝试生产德国银,并将其命名为“赛银铜”,在民间征集到的实物样本中,恰巧有一件“赛银”标识的器物,从而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虽然德国银化学熔炼的方法优于中国传统冶炼白铜的方法,但是,也应该根据矿石的性质来选择适当的方法生产白铜。德国银的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需要有纯度较高的镍,首先都是解决了镍的纯度问题才得以实现并能完成熔炼过程,从19世纪初期发表的关于德国银文章及欧洲镍研究的著作来看[11]3,主要都是关于解决精炼镍的问题,可见当时欧洲的生产者已经深知德国银的制作原理,并且找到了生产技术的关键环节。不过,清末在广东汕头地区发现有锑镍矿存在,傅兰雅等人经过测试认为德国银化学熔炼的方法具有可利用的价值,却建议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而非西方的白铜制作方法进行生产。这则记载也充分说明了镍矿石的性质决定着白铜生产方法的选择,如果镍矿无法通过化学方法分离出大部分杂质,那么就可以考虑使用传统方法进行白铜的冶炼。另外,作者在阅读民国及解放初期的地质调查档案时,还发现了当时在偏远的西南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用土法冶炼镍白铜的记载,例如金耀华在《西康省矿业》中记载了当地清代开采会理天全大川下马铜厂沟的镍铁矿,1924年停办[12];彭其瑞《西康天全县大川场含镍磁黄铁矿简报》中记载了当地清代开采镍矿,经煅烧后,在铜厂河参入“黄铜”,入炉冶炼成品为“白铜”,民国初期停办[13];杨崇喜在《四川省芦山白铜尖子地区物探工作报告书》中记载当地清末毛氏用土法冶炼白铜[14],等等。这些文献记载更进一步说明清末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土法冶炼镍白铜的事实。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9
1926年，皮利尼亚克从日本来到上海，与蒋光慈、田汉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交往如今已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在了解国内皮利尼亚克研究成果时，笔者发现，对于皮利尼亚克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目前学界持有如下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最早介绍皮利尼亚克的人是鲁迅、任国桢。“据鲁迅一九二六年七月写的《马上日记之二》中所记，在鲁迅作序、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提到过皮涅克；而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写的《〈苦蓬〉译后记》中说到皮涅克是‘同路人，这些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皮涅克的事了。”（丁言昭：《田汉与皮涅克》，《上海戏剧》1984年第1期）后来这一观点被人援引，如“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中”（孙海英：《“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王芗崎的《俄罗斯作家皮利尼亚克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林区教学》2015年第9期）也持相同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于1928年传入中国。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短篇小说集》中收入他的《皮短衫》一作，译者为叶灵凤”（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一文，附皮利尼亚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目录。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悖翻译史实。在此，本文从生平事略和作品译介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皮利尼亚克在中国的接受作一考述。
从民国时期的翻译史料看，1923年，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已经传入我国。是年12月10日，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了《苏俄的三个小说家》。文中，他介绍了1917年至1920年俄国文坛状况，称这三年出版的作品微不足道，几乎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那时，俄国局势十分混乱。以蒲宁、阿·托尔斯泰、库普林、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为代表的旧俄作家纷纷远离俄国，留下来的作家则苟延残喘，无法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1921年至1922年，俄国出版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日渐丰盛。沈雁冰认为，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Vogau）、伊凡诺夫（Vsievolod Ivanoff）和李淀（Vladimir Lidin）是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作家。沈雁冰笔下的“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 Vogau）”，就是我们今天通译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沃高”是其原姓，俄文为“Вогау”。沈雁冰阐述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政治态度和艺术风格，指出：“必而尼克的作品的范围更大，心理的描写更深入，题目更复杂。各时代的冲突，在他作品里表现出来。他是属于讨厌的唯美派，但的确是个伟大的天才；他看着俄国的惊人的大革命有些害怕，但又莫名其妙的赞叹着。他这个常常厌倦生活平淡的颓废派的全灵魂，实在已被大革命的悲壮热烈的行动所鼓舞，每句话都带着新的勇气了。这在他的《熊年》（1922年出版）、《母牛麦》（同年出版）、《苹果李盛》（同年出版）里都可以看见。”
皮利尼亚克是1926年来到中国，但究竟是在何月何日？据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蒋光慈在《文学周报》1926年第232期发表的《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所言，“他来上海已经快一个礼拜了，除开我与他玩了几次，考察一下上海的生活，其余的人几乎全都不知道，报纸上至今也没看见他的名字”。文末，他称该文写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皮利尼亚克是在1926年6月21或22日抵达上海的。蒋光慈指出，皮利尼亚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很著名的天才作家，来上海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民众生活，与中国文学家见面，并将在中国的印象写出来，报告给苏联民众。次年，蒋光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对《荒年》和《第三都城》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评析，并说皮利尼亚克年轻有为，有不可限量的将来，因此希望他为革命同伴者和表现者能够努力下去。
在上海期间，皮利尼亚克在蒋光慈的陪伴和翻译下，参与电影《到民间去》的拍摄，接触了许多中国文学界、艺术界人士，诸如田汉、唐槐秋、李金发等人。据1926年7月5日《申报》刊登的《文学周报社欢迎北欧文学家皮涅克》报道，是日下午，文学周报社在东亚酒楼举行宴会，欢迎从日本而来的皮涅克。接着，该报直接援引《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介绍皮利尼亚克生平和著作的文字。1927年2月10日，《申报》刊登鹏的《小黑姑娘》，其中如是写道：“还记得去年六月间，俄国文学家皮涅克到上海来。南国社的田汉君，介绍他与上海同人晤面，开了一个茶话跳舞会。那时候，延请到会的，有中、俄、法、德、日各国的文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可算是‘宾主尽东西之美。这时候，中国人中懂俄国语者，就是一位蒋光赤先生了。天气很热，蒋先生颀长的身体，穿了一件ABC内衣，面色绯红之中带着唇上有两绺疏淡的小须。头上的汗，涔涔然而下。手中的一柄红色纸扇，挥之不休。在我看来，真很当得起‘风度翩翩、潇洒出尘几个字的考语。”同年，《申报》编辑、晨光美术会和上海艺术协会的发起人、著名画家朱应鹏，为皮利尼亚克画了一幅素描，刊于《艺术界周刊》第1期（如图）。后来此画被《小说月报》20卷第7期转载，名为《现代俄国作家像：皮涅克》。此外，1928年《当代》第1卷第4期刊登《Pilniak（俾罗康司科的作者）》的照片。
1929至1930年，《申报》《小说月报》《南国月刊》《青年界》《现代文学评论》等，登载了关于皮利尼亚克的文章。1929年7月19日《申报》所载柳絮的《苏俄文学与保尔穆郎》，介绍了皮利尼亚克小说《荒年》的创作特色。“这本Nakedyear正在1922年出版的，是一部叙写那血战的内战时代、饥荒和俄罗斯的国基在动摇的时代的小说。这是革命后最早的所谓革命文学。这部小说给读者以奇怪的印象。它有很多文法不正的词句，错乱的主谓。作者新发明的新字，全部是呈一个混乱的状态。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它有许多穿插，呈着一种穿插的群众的样子。贵族阶级的打倒，火车上满载的难民、饿死及一切人生的悲剧从黑暗中涌出然后又没落……”是年，作家赵景深写了一篇现代文坛杂话，名为《小托尔斯泰与皮涅克》，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期。该文从英国上演的阿·托尔斯泰的剧作《拉斯普京》，谈到英文版皮利尼亚克的小说《荒年》，称“此书写于饥饿期间，全篇没有统一的结构，但却使我们知道，当时俄国困苦的情形”。1930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登载田汉的《我们的艺术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内有《陶醉于江南风物中的Boris Pilniak》和《田汉、皮涅克、蒋霞村》的两张照片。在此，蒋霞村是谁？吴腾凰撰写的《蒋光慈祖籍、笔名及其他》[《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118～119页] 一文，列出蒋光慈的19个笔名，但没有“蒋霞村”一名。比对蒋光慈的照片，笔者认为，蒋霞村就是蒋光慈。蒋霞村是他的第20个笔名。
1931年，国内报道皮利尼亚克在美国和日本活动的文章日渐增多。山风大郎在《得利赛打刘易士的耳光》（《青年界》1931年1卷3期）中说，1931年3月19日，美国纽约编辑莱朗邀请美国文坛知名的罗伯特·休斯、欧文·柯布、劳伦斯·斯托林斯、詹姆斯·夸克等人，为皮利尼亚克举行了一场盛宴。据是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报道，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辛克莱在欢迎皮利尼亚克的宴会上拒绝发表演说，因为在座的《俄国游记》的作者德兰散抄袭了其夫人的作品。宴会结束时，德兰散面红耳赤，与之论理，打了辛克莱两个巴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事后还合影。这时的德兰散怒气冲冲，而辛克莱则嬉笑自若。
1932年，潘修桐在《新时代》第2卷第4～5期发表《皮涅克抵日本》的消息：“曾于数年前来华游历过的新俄‘同路人小说家皮涅克（Boris Pilniak），于五月六日，乘天草丸抵日本之敦贺，在敦贺耽搁一日，七日晨九时五十分乘快车赴东京云。”那时译介皮利尼亚克的文章或照片还有：“若”的《皮涅克的美国印象》（《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1期）、《波立斯皮涅克Boris Pilniak》的照片（《文艺月报》1933年第1卷第3期）、企霞的《好莱坞的盗匪恐怖》（1933年3月5日《申报》）、某生者的《蒋光赤想做皮涅克》（1933年5月6日《益世报》）、韦拔的《弥缝政策》（1933年12月30日《申报》）。
从1927年起，我国译界还翻译皮利尼亚克的文学作品，其首译者为向培良。向培良（1901-1961），湖南黔阳人，为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从《荒原故事》译了皮利尼亚克的小说《雪风》，发表于1927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1期。同年该刊第12期刊登向培良译的另一篇小说《临谷》。后来《临谷》被收录于下列两部图书：一部是1941年7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秋夜》，另一部是1949年6月该书局出版的《苏联短篇小说选》。
20世纪20年代，著名翻译家傅东华任教于上海大学和上海公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这一期间，他译皮利尼亚克的小说《皮短褐》，以“东华”之名，刊于1927年4月10日《中央副刊》第19号。1928年，此篇小说还发表在《文学周报》第301～325期，被称为“显示革命初期的俄国及今日的俄国之‘实在，是给读者以一般游历家和新闻记者所不能供给的东西——就是新俄的生命，灵魂和动力”。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饥饿及其他》一书亦收录此篇小说。
1927年，鲁迅从日文转译的皮利尼亚克的《信州杂记》，发表在《语丝》第4卷第2期。从是年11月26日鲁迅所写“记”来看，该文译自日本井田孝平、小岛修翻译的皮利尼亚克于1926年10月在莫斯科写的《日本印象记》。《信州杂记》为一篇序词，是全书的九分之一，此外还有《本论》和《结论》。鲁迅译于1929年10月2日的《苦蓬》，发表于1930年2月10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3期。此篇重译皮利尼亚克短篇集《他们的生活的一年》，原是日本平冈雅英的译本《海外文学新选》第36篇。鲁迅称其技术“非常卓拔”，但叙述和议论有“冷评气息”，这或是皮利尼亚克受到非难的原因之一。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天的工作》，1936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皆收录有此篇小说。
1928年，《当代》第1卷第4期刊登的皮利尼亚克《俾罗康司科》，译自《1923-1924年欧洲最佳短篇小说》，但译者不详。是年6月，上海光华书店出版叶灵凤翻译的《新俄短篇小说集》，内收皮利尼亚克的小说《皮的短衫》。1929年，叶灵凤译的另一篇皮利尼亚克小说《胃癌》，发表于《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
20世纪30至40年代，登载于期刊的皮利尼亚克的汉译作品主要有：署名“界俗”译的《人类的风》（《新时代》第2卷第6期）、昌鹤女士译的《苏俄的男孩女孩厨子和农人们》（《探讨与批判》第2期）、邓季雨译的《新俄风景素描》（《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22期）、北鸥和彭列合译的《世界名家自传——波立斯·安德烈也微支·皮涅克》（《文艺月报》第1卷第3期）、叶灵凤译的《人的风》（《绸缪月刊》第2卷第10期）、周山与胡人合译的《人性的风度》（《燕然》第1卷第9期）、K.H.译的《我怎么创作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和《我怎样创作：幼年时代，在穿堂里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翻译月刊》第2期）、莫孚译的《谷上》（《新文学》第2期）、周鉴译的《结晶》（《文艺电影》第1期）、赛脱儿译的《哑牌》（《泡沫》创刊号）、段可情译的《泥手》（《苏俄评论》第9卷第1期）、林淡秋译的《贵族的子孙》（《译文丛刊》第1期）、史及平译的《“O·K”的来由》（《知识》第2卷第2期）。与此同时，上海神州国光社、文学社等出版的图书选录皮利尼亚克的作品，有刘穆等译的《狼的律法》（《蔚蓝的城》，上海神州国光社，1924年10月）、周扬译的《结晶》（《路》，文学社，1936年8月）、蓬子译的《人性的风》（《俄国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秦似译的《精光的年头》（《饥民们的橡树》，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1月）。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篇10
1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 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 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 停办高师, 专办大学。因此, 在东大刚建立时, 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 两校共用一个校园, 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 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 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东大成立时, 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 各本科 (文理科诸系) 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 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 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 学校实力大增, 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 又增设文理科, 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 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 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赴美留学, 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 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 先后担任代理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 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 直至1923年, 后由徐养秋继任。
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 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 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 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 (即学校系统改革案) , 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 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 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 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 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 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 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 还开设主、辅系学程, 其选体育为主系者, 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 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 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 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 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1923年8月12日, 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 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 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 养成体育人才, 普及体育学识, 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 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 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体育馆终于建成, 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 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 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 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 并格外重视体育, 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 则筋骨不能劳, 体肤不能饿, 心意不能困, 咸施夸毗之病夫, 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 以树不世之业, 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 没有体育, 德智就无从谈起, 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 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 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 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 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培养健全的人格, 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 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 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 形成“健康之堡垒”, 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 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 既重视身体锻炼, 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 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 不使生病, 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 懂科学, 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 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 保持健康, 二者缺一不可。
第三,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 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2.2 麦克乐的自然体育思想
麦克乐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 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 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 后担任东大的体育系主任。自1919年, 杜威访华后,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基于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也被国人所认可、接受。麦氏长期在华讲学并推行体育, 他将实用主义教育的精神引入体育界, 并大肆宣导, 对我国自然体育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成为首度正式将民主思想引入体育领域的人。
第一, 麦克乐认为体育教学, 不仅要重视身体的健康, 也要人格的教育, 将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体育活动中, 并落实于平时生活之中。传统的体操和兵操过于呆板, 应该多从事一些激烈竞争的游戏与运动, 这样可以培养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 指出体育教育不应该偏重身体或精神任何一个方面, 而应该向“三育”的目标前进。
第二, 麦克乐受自然主义思想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体, 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育课程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 要以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为依据, 并使学生自主操控及自由发挥有一定的空间。麦氏的自然体育精神在学生本位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体操和兵操式体育课, 把“兴趣”纳入到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中。体育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取, 教学方法的采用, 都应该重视学生的兴趣。否则, 即便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从生理学的角度很有价值, 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
第三, 适应社会生活是麦氏自然体育思想的另一主张。他认为学校体育所发挥的功能不但要适应个人, 同时还要适应社会, 学校体育必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集结在一起, 以求适应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
3.1 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 “生活教育”观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体育思想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并很好的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式的自然体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时隔近百年之后, “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虽然当时健康的含义与当今的健康的含义不尽相同, 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 其先进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教育乃至学校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首都经贸大学长城旅游学院“以体育课程改革为龙头, 全面开展学院的教学改革”。该学院用一个“拓展运动会”来说明、展示和诠释这一观点, 并在运动会上提出了一个“标语口号”系列, 其中在主席台北侧的标语就是“给生活以体育, 用生活来体育, 为生活向上而体育”[9], 这很明显就是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不可否认, 陶先生为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推动体育的科学研究, 开启体育学术化风气
麦克乐在华期间, 一方面通过体育教学和译著体育书籍来介绍西方的体育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许多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他编写的《体操释名》, 第一次基本规范和统一了我国近代的体育术语, 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体育专门用语书。麦氏还编著、翻译了一些体育教科书等, 如《田竞赛运动》、《篮球》、《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等, 在当时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发展非常落后, 文献量非常少, 填补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许多空白, 而这些著作也都作为当时的体育教科书或体育教师的参考用书。此外, 麦克乐于1922年还在中国创办了《体育季刊》, 由东大体育系刊社负责编辑发行, 实际主持编辑人员为麦克乐, 后来该期刊更名为《体育与卫生》[10]。
麦氏还指出, 体育科学研究应该在体育的实践中进行, 而不只是注重书面上, 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研究体育与卫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凭空推理与猜测, 而是要反复“凭实地研究”[11]。在麦克乐的研究中, 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体测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编制“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1924年, 他指导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包括人体测定和身体检查、对少数运动项目的研究、精确研究运动的测量标准等。麦克乐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导的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的科学的发展, 开创了我国体育学术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对麦克乐如此评价:“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 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 促进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麦克乐认为, 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国民的, 体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 体育不分贫富贵贱, 要提倡全民体育。麦氏极力反对二十年代在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选手运动”倾向。他认为, “若一个学校之内只有选手运动, 而无全校普及运动, 就难以培养学生的德谟拉克西 (民主) 精神。1921年4月30日, 中华业余联合运动联合会于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麦氏在担任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期间, 即呼吁成立地方体育联合会。同时为了帮助地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 他还带领大家借鉴参考国外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在麦氏等人的努力下, 我国各项运动竞赛活动渐次推展, 同时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成立。麦克乐普及体育运动的思想以资产阶级“平等、民主”为基础, 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化, 把从事体育运动提高到了民众权利的高度, 这客观上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8]。
3.4 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东大体育系非常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不仅引进饶冰斯、麦克乐等外籍体育教授, 而且还派中国教员到国外进修, 如曾派卢颂恩到美国春田大学进行学习。在大学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麦克乐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普及体育运动, 他积极推行体育干事训练班, 借以培养急需的社会体育人才。如, 他曾参与举办了江苏省的六十余县的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他在东南大学任主任期间, 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工作者和学生, 他们中有许多对我国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界的发展颇有贡献,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 结语
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学校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成长的历程中, 孕育了丰富的体育思想, 并推动了体育的科学研究, 促进了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杰出体育人才。可以说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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