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共7篇）
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1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社会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利用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举办暑期学校是大学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1920年暑期,在陶行知、郭秉文等人的努力之下,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首届暑期学校。因其招生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效果比较显著,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在其示范效应的感召之下,其他大学亦纷纷开办暑期学校。暑期学校这一社会服务形式在民国大学中迅速传播开来。
一、民国大学暑期学校起因
以威斯康星理念的形成为标志,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正式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大学中产生。这一职能诞生之后,迅速向世界其他国家传播。美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地图格局中迅速崛起。举办暑期学校是美国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哈佛大学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暑期学校,业务范围从早期的教师培训、 学生学业补习扩充到后来的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发展民族教育和继续教育等[1]85。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初期美国高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暑期学校办学经验。
近代中国大学诞生早期主要以日本大学为蓝图,日本大学又是参考欧洲的模式。所以,在近代中国大学产生早期与以威斯康星理念为代表的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的理念和实践是隔膜的。20世纪初期,因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等原因促成大批学生留美。美国大学日益发展成熟的服务职能给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极力宣传和实践此种思想。如杜威的学生、曾经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陶行知归国后任教南京高师,其对于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的成功举办,功不可没。191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留学的北大学子刘光颐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盛赞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服务理念。 信中说:“ 该校校外服务(UniversityExtension Service)为美国各大学冠”,“宗旨在供给全州人民之不能来大学者以专门或普通知识”[2]。刘光颐在信中建议蔡元培借鉴威斯康星大学的做法,鼓励北大师生从事校外服务。蔡元培后来在北大倡导社会服务事业与美国大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而举办暑期学校是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
当时的报刊杂志对于大学社会服务的思想和实践(包括暑期学校实践)进行了大量报道,这种宣传也激发了民国大学开办暑期学校的热情。《教育杂志》、《同学季刊》、《先导半月刊》、《图画时报》等都对欧美国家暑期学校的状况进行报道。例如,《教育杂志》 就刊登过1923年法国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暑期学校的报道,说法国将派出“Joseph Bedier,巴黎法国学院中世纪语言文学教授;EmileBourgeois,巴黎大学近代政治外交史教授;Paul Hazard,巴黎大学现代比较文学教授;Edonard Le Roy,法国学院现代哲学教授”[3]27等人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暑期学校担任主讲。除了对国外大学开办暑期学校的情况进行宣传之外,结合当时我国大学开办暑期学校的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暑期学校的关心者和创办者也在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如1928年杜时禄在《学蠡》第一期发表文章《城市内有办暑期学校之必要》论述在我国开办暑期学校的必要性。这些关于暑期学校的宣传和讨论,激发了民国大学开办暑期学校的热情。
二、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
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非常广泛。当时开办较好的暑期学校,比如南高师、南开大学等校的暑期学校招生一度多达千人左右,足见人们报名之踊跃。从学生来源看,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普通民众。政治的战乱、经济的赤贫导致旧中国人们识字率非常低。为了启发民智、转移国运,招收文盲、半文盲进行识字教育是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重要任务。 此类暑校入门门槛较低,大凡有兴趣者均可入学。此类暑期学校通常主要由学生组织。华西大学学生利用暑期余闲,组织义务服务团,深入民间开办学校,提供各种服务[4]21。此外,由院系组织的一些暑期学校也面向普通大众开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曾经组织暑期体育学校,不但招收中小学女体育教员,而且只要“对体育有兴趣之女子、预备作体育教员、欲求新体育知识者,亦可报名入校”[5]2。由此可见,该暑期体育学校兼顾普及和提高。
第二类是需要补习学业的中小学生和在校大学生。此类学校开办的目的,旨在提供补习教育,以期中小学生能在升学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大学生能够利用暑期余闲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在民国大学所办的暑期学校当中,以中小学生及大学生为招生对象的占有很大比重。如1924年,山西大学英文协会举办暑期补习学校,招生对象分为两组。“一为升大学或专门者而设;一为升中学或师范者而设”[6]5。其招生对象主要面向中小学生,开办目的是提供升学补习教育。燕京大学女同学会也曾面向高、初中生举办暑期补习教育[7]。除了为高、初中生提供暑期补习教育外,民国大学也通过暑期学校为大学生提供补习教育。暨南大学因为学生多为华侨子女,暑期往返费时,学生多有暑期不归者。考虑到学问不进则退,于是利用暑期开办学校提供补习教育[8]79。1933年,复旦大学暑期学校规定“凡在国内外大学肄业,及高中毕业者,均得报名入暑期学校”[9]87。
第三类是各行业在职人员。如果上述两种暑期学校旨在对招生对象进行补课的话,那么招收各行业在职人员进入暑期学校学习则更多的含有提高的意味。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的暑期学校在当时亦颇多见。行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教育、电力等部门。民国教育部对于教职人员的在职培训非常重视。曾在1934、 1935、1936年连续三年敕令各地教育部门并各地公私立大学举办暑期中学各科教员进修班。但是,教育部对于这三次暑期进修学校的成就不甚满意。教育部于是在1937年重新发布训令要求各地教育厅局及公私立大学重视中学教师进修事宜,并出台了新的实施办法。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遵照“教育部规定及浙江教育厅之催促,继续办理1937年暑期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讲习班,拟开英文、数学、理化、生物四科,每科约可容50人,共计200名”[10]。同年, 为提高工业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教育部令同济大学举办工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除了教育行业的培训之外,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在职培训还涉及其他行业。浙江大学曾经举办电业暑期学校,由该校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曹凤山亲自担任校长。东南大学、岭南大学等学校还利用自己农科方面的特色举办暑期学校,这些暑期学校也吸引了大量的农业机关单位的在职人员参加。
由以上可知,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是比较广泛的, 从文盲半文盲到有一技之长的在职专业人员都能涉及。从性别来看,暑期学校大多男女兼收。尽管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女子进入暑期学校学习的人数非常少。但是,这对于提倡男女平等、发扬社会风气起了宣传和推动作用。
三、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
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特别是名校举办的暑期学校)大都组织比较严密。例如,1934年浙江大学组织求是暑期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为校董会,校长直接对校董会负责,校长下设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下设行政会议,行政会议分设秘书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和各种委员会。严密的组织系统为暑期学校教学组织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条件。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非常灵活,主要有开设正规课程、特别讲演等。
开设正规课程是民国大学暑期学校最为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由于招生对象、学校性质和类型等方面的差异,民国大学暑期学校开设的课程类型多种多样。面向文盲、半文盲的暑期学校开设的课程通常是识字、简单的算术等方面的课程,有的也传授一些基本的生产、生活知识。以补习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暑期学校通常根据考试科目设置课程,主要提供国文、英文、三角、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课程。例如,1923年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招生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其中乙类为大学肄业生而设,丙类和丁类主要是为投考中学和大学而设,课程有伉乃如的化学和化学实验、章辑五的物理、赵克捷的几何和代数、胡适之的国语文学小史和国语文法概论等课程。课程设置的类别非常丰富,能够尽量满足补习教育的不同需要。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的暑期学校开设的课程注意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面向在职教师的暑期学校开设教育心理学、 教育统计学、教授法等方面的课程。工业、农业方面的暑期学校同样结合需要,开设一些专业课程。例如,金陵大学1921年开设的暑期学校提供棉学、蚕学等专门课程。1933年,上海沪江大学暑期学校宣传文件中称:“所有学程,务求适合时代需要”[11]65。适合时代需要正揭示了民国大学暑期学校课程开设的原则。
除了开设正规的课程之外,邀请名人进行学术讲演是民国大学暑期学校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国立东南大学举办的暑期学校就曾经邀请杨杏佛、袁观澜、晏阳初等人做主题讲演。晏阳初和袁观澜有关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论述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暑校学员评论晏阳初和袁观澜的演讲说:“(袁观澜) 此次到东大为暑校同学讲演义务教育,切合国情,适于实际,颇足为各地方教育行政人员之参考。日前既听晏阳初先生讲演平民教育,现在又听袁观澜先生讲演义务教育,此二者均为吾国当急之务。”[12]1杨杏佛的讲演“增进个人效力的原理和方法”同样在学员中产生很好的反响。 南开大学举办的暑期学校也曾经邀请海内外名人来校讲演。一些暑期学校甚至主要采取讲演的教学组织形式。1930年7月15日到8月13日,国立青岛大学为了推进学术组织而发起暑期学校。该暑期学校主要采取讲演的形式,定名为暑期讲演班[13]196。
除上述教学组织形式外,民国大学暑期学校还采取实地参观、实地调查、野外旅行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岭南大学农学院参与办理的暑期学校,除正规课业和演讲之外,还带领学生参观与农业有关系的场所,晚间甚至还有娱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14]286。这些教学形式消除了学生和社会之间的隔膜,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
摘要：受到美国大学社会服务思想和实践的激发,特别是借鉴美国大学开办暑期学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民国大学通过举办暑期学校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非常广泛,面向不同人员提供不同的暑期学习服务。民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主要有开设正规课程、举办讲演等。
关键词：民国大学,暑期学校,招生,教学
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2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育蹒跚起步,却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涌现出一大批教育家、名校长及大师,时光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这些先生们早已作古,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语),他们留给后世的只是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远方的形象,可是后人可能再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在先生身上,博爱怜悯、人性理性,像镜子一样比照世间的丑恶,如今读来,只有崇敬的悲凉感。[1]为何民国大师辈出、灿若星辰,在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时代,民国的大学何以跻身世界前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一一探寻。
一、民国大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
(一)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政府二百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中华民国的创立,使整个社会的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思想高涨、人们开始言论、结社自由。[2]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政教分离;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推动了教育独立。1919年,北洋军阀的连年内战,国内政局动荡,国库空虚,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教育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以“索薪运动”为导火索,随之,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知识分子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等一系列“教育独立”的主张形成了。[3]民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给予民国高校广大又自由的发展空间,民国政府基本能做到:对于大学内部的自由,给予充分保障;对于大学物质方面的支持,竭力扶持。[4]同时,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当时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政府对大学属性、大学校长、大学教授人格的基本尊重,政府与大学相对平衡的关系,保障了大学独立自主地发展。[5]
(二)相对健全的内部制度
1.“三会”制度
1912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起草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总务会(简称“三会”),并对它们的组成及职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如下。
评议会,由校长、学长及各分科预科互选产生的两名专任教员组成,其职能是:各学科设置与废止、聘任教授、财务预算、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学生风纪、审查大学学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等。简言之,评议会是个民主议事机构,用来倾听教授的意见和建议的,凡学校的大事,均需经过评议会。
教授会,每个教员,无论是本科或预科教授,以及外国教员都是教授会成员,其职能是:决定学科内教授法、选择教科书和编纂课程表、审定全校课程,参与行政性事务,应用书籍及仪器的添置,决议向评议会建议事件。可见,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设置,是教授治校的根本体现,保障了教授在学校内部事务及学术的管理、规划和决策。[6]
校务会,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还有文、法、理、工各院院长,以校长为主席,学校的事情由校长提交校务会议讨论,主要负责学校日常事务。
“三会”制度体现了学校独立,教育家治校、依法治校的原则。
2. 教师薪酬及晋升制度
1929年,国民党行政院发布《各省教育经费须保障其独立》训令,指出:“凡既经独立之地方教育经费,概不得辄行变更原定办法,以资保障”。[7]与此同时,按照《大学教授资格条例》,大学教授月薪400—600元,最高月薪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由此可见,民国政府给予大学教师很高的薪酬。高薪养教制度可以为教师的教育和科研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为文、治学、论证、任事都能自由选择,进退自如,其研究工作不依赖于“科研经费”,防止了所谓“项目化管理”,杜绝了“短期化”及“功利化”。同时,这样的薪俸制度为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风骨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充裕的物质基础,使之坚守人格的独立,确保其在优良舒适的环境中教研、治学。教授在经济方面的雄厚,导致社会地位的提升,在社会活动中具有号召力,方便其从事社会活动,资助青年,自办刊物等。[8]
教师的晋升制度是各校自定,有弹性和自主运作的空间。例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具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讲师满一年,有特别成绩者”;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有特别成绩者”。宽松的制度,可保证多数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跻身教授,一旦跻身教授,就免除了后顾之忧,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整个治学的黄金学术时期都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做无谓的牺牲。如此技术性地操作,是支撑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核心要素,是保持学术活力,使教授具有社会能量的前提。
3. 招生及学业制度
破格录取是民国大学招生的一大特点,例如,北大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的出色,即使总平均成绩不及格,仍旧可以录取。”[9]而且,考生可以酌情报考多所学校,在制度上避免了一考定终身。华罗庚、钱钟书、张允和、罗家伦、臧克家、吴晗等,如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当时都是被“北大”“清华”破格录取的。民国大学“注重平时”“从严治考”,有效抑制了学生考前突击的行为,使学生真正掌握知识。这些制度促使院校资源良性运转,也优化了生源机构,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为优秀人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推行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学者们
(一)具有“反介入精神”的校长们
民国大学校长大多具有“反介入精神”,他们反对政治对教育的无端干涉,为教育争取更宽广的自主独立空间,而且对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诉求。这一点,北大校长蔡元培做出了表率。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理念和制度,成就了北京大学的一代辉煌,也使中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大学思想体系和大学制度。正是作为知识精英群体的大学校长与国家政权之间“共融”,才使中国大学上演了一副世界一流大学的华丽景象: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大学校长与当时的政府在大学独立问题上,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10]
民国时期,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职责的,既是一批进士或举人,又是一批学贯中西、有先进思想并勇于实践的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这些人既有坚实的中国文化底蕴,又有扎实的西方文明素养,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居于办教育、办学校的主导地位。[11]蔡元培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竺可桢于浙江大学、罗家伦于中央大学、唐文治于南洋大学、郭秉文于东南大学,又如张伯苓于南开大学、马相伯于复旦大学、刘湛思于沪江大学、张寿镛于光华大学、司徒雷登于燕京大学、陈裕光于金陵大学、钟荣光于岭南大学,正是因为有这些卓有才识、富有胆略的“牛气”掌门人,他们非凡的气质决定了他们非凡的大学,[12]这些校长宽广的眼界视野及出众的治校理校才华成就了这些大学,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了一代大学,他们大学的学术风范及治校原则,无不反映了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他们秉奉的精神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
(二)不拘一格的教授们
民国的教育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批民国文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民国人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带来的痛苦,但民国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从箱子里取出长衫,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以弱身御强世,示范风骨与风度。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改革,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他手下,既有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保守的刘师培、辜鸿铭,既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大也因此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民国教授个性鲜明,有的静如止水,有的狂放不羁,有的西装革履,而有的又不修边幅,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深邃的灵魂,潜心向学,他们,就像夜空中那一颗颗灿烂的明星,时隔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蔡元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信徒,他坚持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问,这才引来诸多文人投入麾下。教育家任鸿隽认为:“有了党化,就没有教育”。竺可桢决定在浙大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实施自由民主办校方针。“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博闻强识,通晓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等十多种语言,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任教授,为师33年,即使在战乱中流离、失明,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垂范后世。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对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不惜身家性命去抗争。政治驯化和学术自由的博弈,政客和教授对象牙塔的争夺,这些都是漫长而重复的。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战役虽然艰苦,可对政府的抗逆都往往能成功,西南联大时期,国民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企图逼教授们就范,知识分子仍苦苦支撑,尽管捉襟见肘、贫瘠饥饿,但依然守住独立思想的堡垒,使之成为反对政权的存在。
三、大学“独立自由”精神之根源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精神的压迫力量应被摧毁”。[13]大学(University)一词原意是指“一群宿儒先生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行会”(基尔特),“近代大学之父”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大学应当相对独立,应当研究学术、发展科学,惟科学是重,宁静而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信仰和理念,是大学以执著忠实于探索高深学问、客观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学术自由自古至今是大学实现科学与文化原创的“源头活水”,是大学生存、发展之道。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创始人弗莱克斯说过:大学应当成为科学家、思想家的家园和绿荫,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研究各种物理、社会、美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现象。《大学》提出了君子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14]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体现了当时学术及言论自由,《大戴礼记·保傅篇》写道“古者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屡大节焉”,[15]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古人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崇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屡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讲授,这些无不体现了古代教育之广泛,德育、美育、智育之并重。
从精神上讲,大学应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并且是为现实社会文化提供批判与理想的主要社群。知识分子的独立并不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也不是归隐山林、自在自得;知识分子的独立是建立在理想权威的基础上,发自内心的群体性的自信,道同则共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16]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在寻找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为公共活动家与独立教育家。自由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产物。[17]纵观世界著名大学,无论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的博隆那、萨里诺、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一盏盏亘古不灭的精神之灯。哈佛大学——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剑桥大学——以她那迷人的清灵之资和詹异流俗的风韵吸引着世人。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哈佛的内在精神,这些圣地都以各自独具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顽强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独立、超然、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18]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一直是所有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宝贵的根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是大学能够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动因。[19]当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纷飞的战火中组成的西南联大,如此之艰难,仍能人才辈出,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即自由知识分子和国家形成了相互妥协、相互宽容、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动态共生关系”。[20]
四、当代大学办学理念检视
综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自由博雅教育与功利实用教育、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等等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背后,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以及在不同时代场景下,大学办学理念的适当应对和调整。
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国的一系列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当今的国情。当时的许多经验,有的可行,有的可行性不大,这需要区别对待,需要我们有选择性地继承并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尝试和创新。[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在接管、接办旧大学的过程中,政府的文教政策比较开明、合理,教师的权利得到了较好地尊重,学术相对比较自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大学的自由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大学自主权得到了加强,教师地位得到重视,研究教学自由的空间也在扩大。但是,行政干预学术、政府对大学发号施令的现象依旧存在,大学自治及自由的能力尚待提高。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大学产业化又将大学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学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被某些人利用来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22]
近30年来,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完备、大学区域布局日趋合理、学科建设日益走向成熟、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23]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2,000多所,在校大学生3,400多万,全国教授近2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如民国时期那样有学问、有个性、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师,却像秋后的树叶一样,日见其少了,那些滋润心灵,养育良知和道德的人文精神,也似乎像村庄中的炊烟一样,越来越稀薄了。置身工业化的时代,高校也产业化,教育功利化、独立自由之大学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专家学者官僚化、教育资源商业化、教育理念形式化、大学发展指标化,已成趋势。大学内部形成了“官本位”文化,甚至出现了强势行政权力体系和弱势的学术权力体系的对立现象。“学而优则仕”,导引学者进身入仕,对学术发展造成伤害。许多高校并没有设置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专门机构,即使有些大学有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工代表委员会,却并不能对学校管理和决策发挥影响,只是学校政务活动的延续或贯彻行政指令。基于论文发表为评价指标的教师考核机制和职称评定体系逼迫教师只关注论文发表,不重视教书育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学生不重视学业,为了毕业,敷衍课程,完成学分,忙于找工作和实习,缺乏潜心学术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化的高校为了追求高就业率和专业排名,流于形式的评估和自身的盲目扩大与膨胀,内部行政事务的增多,使得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不复存在。同时,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不够,如何营造出有利于教学自由的气候,尊师重教,使之安心教书育人,值得我们期待。
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3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从碎叶内迁的李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就失去了功名的机会。不死读书,却成就了艺术天才李白的数学范儿。在李白一生所写的1100首诗歌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李白对于数词的使用:白发三千丈、千里江陵一日还、对影成三人、四万八千岁、飞流直下三千尺、落九天,这是中国其他诗人望尘莫及的。李白这种数词使用的灵感,来源于李白一生的万里行路。
目前收录在《唐诗三百首》中的20首李白诗歌中,有明确数词使用的就有18首,只有《静夜思》《越女词》没有数词使用。而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既有数词又体现速度,而“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是用比喻表现速度,虽无数词,但也是用数据说话。在数据理工男看来,李白诗歌有两个特点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诗人,一是用数据说话,二是讲故事。
用数据讲故事,不仅要求你会讲故事,还要求你会使用数据。如果你是文青,你要有数学范儿;如果你是科学家,那么你要会讲故事。汉斯·罗斯林是瑞典卡罗琳学院的国际卫生学教授、医学统计学家。1996年他将人类几百年的GDP数据收集起来,用一种名为Trendalyzer的软件展示出来,并用动画技术让这些数据讲故事,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的社会制度、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全球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共同规律以及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浙江大学医学院李兰娟院士承担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协同创新平台的项目,2015年项目验收时,邀请了美国著名的数据科学家张小彦博士对公共卫生决策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张小彦博士用了几个月时间,其重心就是让公共卫生决策专家系统,变成友好的会用数据讲故事的界面。在张博士看来,故事讲得好,就会变专家决策为用户决策,“SELF-SERVICE”是故事讲得好的最高标准,不是吗?李白的诗写得好的原因在于,巧妙地运用大量的数词,故事根本不用文学评论家辅导解读。
总体来说,用数据讲故事基本上采用可视化的方法,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法:1. 叙述方式随着时间改变:著名的南丁格尔极地图,就是开创了这种巧妙的方法。2. 由大及小:就像世界杯足球赛转播的摄像师,从宏观场景一直聚焦到一个美丽的表情。3.由小及大:像很多无人机实现的自拍,从自拍一直拉伸到风景、城市,甚至地球、时代。4. 突出对比:将极端和选项的进化过程用突出的对比实现,例如GDP和政治制度的关系。5. 探究交叉点:显示几组概念的交集及其构成原因。6. 剖析原因:变量因素与结果进行对比显示。7. 描绘异常值:将异常值突出进行表现。
民国时期大学区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篇4
一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
1927年大学区制推行之初,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尚未稳固, 急需收回被政客和军阀把持的教育权。蔡元培提出的“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须经过高等教育会议承认, 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2) 等要求正适应了国民政府的这一需要, 国民政府也因此逐步实现了对教育的控制。然而宁汉合流之后, 国民政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大学区制的推行便开始与政治统一的趋势背道而驰。1927年8月, 集中了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以党治国”的建国方针, 并宣布“军政时期”结束, “训政时期”开始, 提出要做到军政统一、思想统一。此时大学区制所要求的“经费独立, 立法独立, 人事独立”显然与国民党对各项事业实行独裁统治的目标格格不入, 国民党对大学区制的不满也渐渐表露出来。胡汉民曾说:“教育不可无主义、主义只能归宗一。我们现在即已唯一的三民主义救国、建国、治国, 教育是不可跳到国家范围以外去的……我们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摇动了我们的教育宗旨!今后我们在唯一主义的民族, 唯一主义的国家, 唯一主义的政治之下, 必不允许教育独异于此唯一的主义, 而有所兼容。” (3) 由此可见, 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下, 大学区制是很难维系的。
从经济角度看, 虽然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 但是小农经济仍占据主体地位, 这一方面使得国内高等教育需求不足;另一方面, 各地不愿意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 于是各地纷纷起而反对。中山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曾就此上书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为全国学术之总汇, 其经费应由中央政府负担, 而苏省中小学校及地方教育事业不应直隶中央, 其经费来源尤不应与大学混合支配, 以免纠纷。” (4) 可见大学区制建设的经费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矛盾, 该政策得不到地方教育单位的支持。
究其根源,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政治民主化程度较低, 尚不具备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条件。何况教育作为上层建筑, 既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 又受到上层建筑中政治方面的影响, 因此要避开政治而为教育开辟一片净土的设想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二大学区制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
大学区制的试行就其理论及实践过程来看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 大学区制在理念上存在问题。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 成功实行了民主化改革, 使得当时以北大为首的中国各大学已基本形成了大学自治的理念。然而大学区制推行后,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了很大影响, 办学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可以说, 大学区制将多所大学合并成一个大学区以统一管理的办法与当时大学自治的理念是水火不容的。另外, 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教育的转型时期, 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存在, 加之大学区制十分推崇高等教育, 很多读书人便把大学作为当官发财的进阶之梯, 这与大学区制使教育免受政治影响的本意实为南辕北辙。
其次, 大学区制没有处理好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大学区制把高等教育推到了很高的地位, 而忽视了当时中国基础教育十分薄弱的现状, 使得高等教育如“空中楼阁”般畸形发展。这一点在教育经费的分配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各地的教育经费由各大学区的中山大学校长负责, 因此经费的分配往往向高等教育倾斜。以江苏为例, “在改革以前, 高等教育部分占全额百分之三十, 普通教育经费占百分之五十四。改革以后, 大学当局声言以原有经费办原有事业……大学经费实已超过普通教育经费总额。” (5) 教育经费分配不平衡激化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 基础教育界联合抗议, 表示“大学当局不谙世界教育之趋势, 甘心违背平民化之原则, 造化贵族氏之教育” (6) , 大学区制摇摇欲坠。
再次, 大学区制组织不健全, 行政效率低。要把原本独立的数所大学合并成一体, 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和矛盾。大学区制规定, 各大学区在校长下设秘书长、处长、科长, 实际权力集中于校长一人身上。然而“校长除开会外, 从不涉足教育行政的部门, 各部事务都由秘书长和部长指挥处理, 和旧时的教育厅并无两样”, (7) 这样就造成了大学校长和各教育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 其职责分配不明确, 降低了行政效率。另外, 在这种组织框架下, “往往一件事情, 一处长同意而他处长未同意, 经日累月延, 复甚至训令既发, 收回者有之, 变动者有之, 忽彼忽此, 威信动摇”。 (8) 大学区制行政效率低下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 大学区制体制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 这对于其试行的最终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模仿失当, 缺乏过渡
正如时人所言:“ (此制) 在法国施行, 也许有很好的成绩, 若整个的把它搬到中国来, 是否适合于中国的教育情形和环境的需要, 实是很大问题。” (9) 在中国推行大学区制实是引进外国的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 而其是否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决定着该制度在中国的成败。
蔡元培模仿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了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教育行政制度的优点, 在中国推行大学区制, 然而他却并未考虑该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法国自古就有地方分权的传统, 在地方教育行政体制上, 则是“中央集中领导下充分调动省、市、镇的积极性来管理初等教育并保证专家对教育决策和管理的发言权”。 (10) 然而在中国, 自古以来高度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上的权力, 中国缺乏各地区自治的传统和经验, 因此照搬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的可行性很小。
另外, 改革没有过渡期, 缺乏群众基础, 这也加速了改革的失败。作为舶来品的大学区制改革只注重制度层面而忽视了思想层面, 广大民众对此缺乏基本的了解, 加之改革步骤过快, 使得已经习惯了原有教育模式的社会各界一时难以接受。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学更名重组, 北大学生就曾激烈反对:“北大内部之整个严密组织, 及其校内特有校风与精神, 亦因改组或合并而分崩离析, 不是把北大活活枪毙!把一个在本国与国际间文化与学术上有相当位置的大学消灭了。”○11大学区制改革没有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忽视了各大学内部已有的自治理念和凝聚力, 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是急于求成, 其最终走向失败在所难免。
四其他原因
大学区制改革的失败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
第一, 蔡元培的辞职加速了改革的失败。当时北平试行大学区制后, 北京大学按规定应更名为北平大学, 然而这遭到了许多与北大有渊源的人的反对, 其中便包括主张推行大学区制的蔡元培。但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机构坚持改名, 蔡力争无效, 于是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大学院院长等职务, 携眷离开北京。蔡的退出使得改革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支持者, 加大了改革推行的难度。
第二, 该体制内派系斗争严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教育部逐渐沦为各派系争夺地盘和权势的官僚机构。而当时在思想界, 形成了留日派、留法派和留欧美派三个派系, 大学区制的推行使得留欧美派和留法派通力合作, 与留日派产生了矛盾。大学区制的主要领导人也出现了“各怀鬼胎, 各为其主”的现象。
大学区制仅试行了两年便被废止, 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该制度自身的弊端是分不开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并付诸实践仍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其失败的原因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 全国推行大学区制改革, 然而改革仅推行不到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笔者认为, 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 其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 模仿失当、缺乏过渡等。
关键词：大学区制改革,失败,国民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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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5
2014年的青奥会即将在南京隆重开幕, 届时, 全世界青少年将齐聚金陵, 共同参加这场盛大的体育赛事。南京也将在大赛期间, 向世界展现博爱之都的风采与魅力。本届青奥会将秉承“人文青奥、绿色青奥、活力青奥”的理念, 将“分享青春、共筑未来”作为本届青奥会的口号, 用一种独特而有力的方式来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将全世界的青年运动员们都集合起来, 并为他们而欢庆。南京青奥会将以一种创新的形式激发关于奥林匹克精神和社会挑战的教育和讨论, 在年轻人之间提升体育运动意识和参与感。2014年的南京, 也将在节日般融洽欢快的气氛中和世人分享世界各地的文化。它将在奥林匹克发展运动中成为一个创新的平台, 成为能代表国际最高运动水平的赛事之一。
一.人文青奥的生态解析
生态 (Eco-) 一词源于古希腊字, 意思是指家 (house) 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 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的产生最早也是从研究生物个体而开始的, “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 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 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人类社会的进步, 始终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然而, 科技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 加速了我们利用资源、开发地球的速度, 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现象,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 也有一部分悲观主义者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产生了很深的忧患意识。正是由于生态意识的不断提升, 人们将这种忧虑映射到了各个层面, 而体育赛事成为了极赋有感染力、受众最为广泛的生态教育模式。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深了世人对生态环境的密切关注以及生态体育观念的日益凸显, 向人们表明了“绿色奥运”的理念核心在于生态体育, 即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活动, 它的时代主题是和谐与发展。众所周知, 第一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10年8月14日到8月26日在新加坡共和国首都新加坡城举行, 作为第一届青奥会的承办国, 秉承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把环境保护作为核心价值的习俗, 新加坡成功举办了兼顾环境保护与体育事业共同发展的一届青奥会。新加坡以“绿色青奥会”为主导思想, 在对青奥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 努力落实低碳环保, 保证了比赛相关设施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实现了周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为以后的青奥会举办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前车之鉴, 2014年南京应借助青奥会之机, 以城市人文自然风景为特色, 积极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 提高南京市民的公共道德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改善城市人文环境, 提倡青少年对生态奥运的理解与传播, 营造良好的竞赛氛围和文化氛围, 提升南京的体育软实力, 更加凸显生态奥运的理念。
无论从秉承生态奥运理念, 还是在青奥会的举办要求中, 我们不难看到:1.国际奥委会文件要求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城市申办和举办青奥会, 举办城市需要用现有的体育和文化教育设施, 不需要新建设施, 尽可能减少对城市市民生活的干扰。2.国际奥委会文件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生活和体育竞技同样重要, 并完美融合。青奥会应回归奥林匹克精神, 呈现出独特的魅力。3.青奥会设想是基于青少年, 为了青少年, 在青少年中广泛传播“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理念, 使之成为青少年的共同理想;树立健康向上的青少年榜样, 鼓励和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在参与、互动、共享氛围中快乐地成长。4.具体表现在城市举办、文化教育计划、适应青少年的竞赛项目和规则等方面, 其宗旨是突出世界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二.人文青奥与跨文化传播
(一) 人文青奥的理念与传承
“人文奥运”的理念是北京奥运会留下的宝贵的奥运遗产,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经过百余年的冲撞与融合的结晶。因此, 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融合, 进一步完善和传承“人文奥运”理念。
众所周知, 南京被誉为“博爱之都, 人文江南”。有着距今50万年的人类文明史和1000多处文化遗产。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南京这样的“六朝古都”也孕育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们源远流长, 一脉相传, 积淀深厚, 博大精深, 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南京也正因此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和独特地位, 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傲然跻身于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之都。南京在举办青奥会的过程中应根据青奥会的文化需求, 结合自身文化特色, 提炼南京乃至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并创设各种有利于文化元素融入和传播的活动形式, 为文化的传承提供载体和舞台。
秦淮河孕育了南京的古老文化, 被称为“南京的母亲河”。流入城里的内秦淮河东西水关之间的河段, 素有“十里秦淮”、“六朝金粉”之誉。两岸全部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群, 飞檐漏窗, 雕梁画栋, 画舫凌波, 桨声灯影, 加之人文荟萃、市井繁华, 构成了集中体现金陵古都风貌的游览胜地。秦淮文化的历史底蕴丰厚, 历来为世人瞩目, 几经沉浮, 它曾一度成为文人墨客幽然怀古之地, 谁也没有忘记它虎踞龙盘的雄姿。尤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南京城里的风风雨雨, 成为南京历史文化中最令人难忘的章节, 也是秦淮文化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历史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 六朝文化的繁盛是围绕着古金陵来完成的。秦淮河是南京古老文明的摇篮, 它孕育了金陵古城的诞生和发展, 关于秦淮河的传说实在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此外, 明城墙是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城市形象名片之一, 它是南京最具影响和价值的文化遗产。南京明城墙建于1366年至1386年, 是世界第一大城垣。1988年1月, 它被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南京青奥会要完善和传承“人文奥运”的理念需要做到:一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教育, 大力推行奥林匹克运动基础教育, 从根本上解决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问题, 使青少年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此外, 要加强我国奥林匹克运动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力度, 积极主动地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变革, 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 进行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良性发展, 加快中国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合的进程。
(二) 人文青奥的跨文化传播
青奥会是青年间的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是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 因此要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和差异, 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 首要的问题就是提高传播过程中的“对话”意识。信息传播者要与信息接收者进行“对话”, 在积极的互动中达到互相的理解, 而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达。就青奥会来说, 青奥会的受众无疑主要是青年人, 青奥会传播的最大价值就是实现青年人之间的沟通与对话。青奥会的举办, 正是希望奥运精神和奥林匹克理念能更广泛地在青年群体中发扬, 是为了弘扬奥林匹克运动除竞技之外更多的教育、文化、人文等元素。正如罗格所说:“举办青年奥运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类似奥运会的小型奥运会。它承载着不同的使命, 它不是全部意义的体育比赛, 而是通过体育教育青年, 青奥会要为青年提供了一次感受奥运精神的机会。”
虽然青奥会是为全世界青少年举办的一项巨大的体育传播盛会, 但是其传播的核心内容却是文化认知和交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和理念, 首届新加坡举行的青奥会, 就组织了五个主题、七种形式的文化教育活动。五个主题分别是奥林匹克运动、运动技能的发展、健康的生活、社会责任感和表达能力;七种形式的活动包括:与冠军对话、自我能力发掘、世界文化村、集体活动、艺术与文化、探索之旅和海岛冒险。通过这些教育活动, 青少年们进一步了解和形成新的奥运价值观并在今后的生活中加以应用。国际奥委会希望通过青奥会的召开, 使广大青年学习到奥林匹克的相关知识和奥林匹克全球化的体育问题;通过学习从而超越自我, 再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人与环境;让青少年在与其他国家成员的交流活动中加强对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学习和探索;同时感受奥运精神在团结多元文化和人群方面的力量。此外, 2014青奥会期间, 世界各国青少年齐聚南京, 亲身感受有明城墙、护城河与秦淮河组成的南京特色本土文化, 南京也将向世人展现其特有的人文风貌。
此外, 传播人文青奥也可以利用南京丰富的教育资源, 除了开展中小学青奥知识普及外, 更要面向高校来推行青奥文化交流。可以通过开展青奥系列论坛向外国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精髓:首先是人本精神, 中国先哲认为, 在宇宙万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人在自然界中具有崇高地位, 人的存在, 生命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其次是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情操, 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 其人文素养和思想追求也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提升。
南京青奥会肩负着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策略:1.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受众的文化背景等因素, 应借助大众传媒进行跨文化传播, 整合和扩展传媒资源, 力求创新文化传播内容, 应选择中西体育文化内涵接近、西方受众容易接受的内容作为重点, 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向全世界传播, 以减少潜在的文化误读。例如英语电影通过编织美国的强势文化和话语的霸权, 完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控制和殖民, 亦即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保持其所谓的“高尚、民主、自由和发达”而这个优势和强权地位大多是通过对于第三世界的“歪曲的凝视”完成的, 是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来矮化边缘化第三世界, 英语电影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2.体育文化传播者要抓住受众的兴趣, 发掘我国传统体育优势所在, 把握住“以人为本”的中西文化的共通点和契合点, 借青奥会之契机弘扬我国传统体育文化。3.借助新加坡青奥会的成功经验, 我们不仅要组织好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应设立奥林匹克教育课堂、冠军成长讲座等各种体育文化活动, 可以增强感染力和亲和力。同时, 我国传统体育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发挥品牌体育文化的力量, 将文化与文化节活动有力结合, 奏响我国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动人乐章, 展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4.通过城际青年奥林匹克文化交流、体育竞赛等多种互动形式,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鼓励青年参与, 着力于追溯和延展与东方文化、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渊源, 让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通过持久参与体育运动和文化教育交流而建立起沟通与友谊的桥梁, 增进青少年群体的沟通与友谊, 交融中西文化, 共同认知与学习传统体育文化。5.建立丰富的青奥文化圈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博物馆, 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承具有非凡的意义, 也是全世界的青少年学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直接传播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最佳场所。
三.结束语
青奥会在南京举办, 是一种光荣与责任, 也是一次机遇和挑战。南京将用一座城市的热情与努力, 为世界贡献一场激情飞扬、活力四射的青春盛会。举办青奥会主要是通过青少年来传播奥林匹克的体育文化和人文文化知识,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奥运会中来, 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让青少年学习和理解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全球化问题和体育问题;让他们学会超越自我, 通过体育运动积极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与其他参与者相互交流, 促进对新思想的学习和新文化的探索;颂扬奥运价值观以及世界多元文化, 同时感受奥运精神在团结多元文化和人群方面的力量。
南京青奥会是中国继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后承办的又一大型体育盛会, 是一次全球性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平台。南京将借助青奥会为契机, 积极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生态观, 进行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在向世人展现一场和谐、别开生面的体育赛事的同时, 也让世界领略南京的厚重的人文风情, 凸现中国的国家形象。我们期待2014的南京青奥会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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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6
将民国大学文学教师的《诗经》教育、文学教育和出版的相关教材三条线索做一个时序上的排列, 我们发现, 三者多有重合。以朱自清为例, 他的《诗言志辨》是文学批评研究论文结集, 叶兢耕称此书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源头”。“诗言志”一篇是全书的中心, 也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从目录和内容都可看出, 这部书与《诗经》关系极为密切。作为“历时最久、工力最深的一部书”, 《诗言志辨》恰是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朱自清另一部与诗歌有关的重要著作是《新诗杂话》。此书于20世纪30年代动笔, “新诗的进步”、“解诗”两篇写于1936年, 到西南联大以后, 在李广田等人的“鼓励与引导下”, 继续其他篇的写作。朱自清在书中肯定了新文学的进步, 还对新文学史上一系列作品进行了精彩的细读与分析。和《诗言志辨》一样, 《新诗杂话》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对新文学创作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
再考察朱自清在大学讲授的课程, 陈学祖做过统计: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开设的课程, 与诗歌相关者主要有中国古典诗歌、新文学及歌谣三类。其所编讲义和出版的教材、专著也多以诗歌为主题。
朱自清的《诗经》教育、文学教育以及诗歌著述的出版与他任教大学的经历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我们认为, 这种时间上的重合并非偶然, 它显示了朱自清试图在诗论 (与《诗经》相关) 和文学教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而这种联系, 在他看来, 对大学文学教育十分重要。
在教材编著、课程讲授方面与朱自清情况类似的教授为数不少。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群颇具代表性。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是西南联大中文系课程的重头戏, 先后由朱自清、闻一多、罗庸、刘文典、唐兰、杨振声等教授讲授, 课程共开出25种, 先秦文学类课程占10种, 《诗经》居首。闻一多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一文中附有一份“文学史教程时数分配表”, 先秦“授课时数”为18, 《诗经》一部分就占去6课时。与先秦文学相比, 新文学课程所占比例不大, 仅有杨振声、沈从文的“现代中国文学”、杨振声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沈从文、李广田的“语体文写作”等。
课堂之外, 西南联大最早的学生新文学创作社团———南湖诗社 (到昆明后更名为“高原文学社”) 请闻一多、朱自清两人担任指导老师, 此举开创了联大文学社团聘请著名教师担任导师的先河。据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中回忆, 指导老师审阅诗稿并参加诗刊社员的座谈会:有一次闻先生和朱自清先生都来了……而朱先生较严肃, 说话慢慢的。他说新诗前途是光明的, 不过古诗外国诗都得用心学。
上述记载勾画出相当一部分民国大学文学教师的形象, 他们穿行在新旧之间, 寻找沟通古今的文学教育之路。但是, 作为“旧材料”的《诗经》, 能解决“新文学特殊的”发展问题吗?当“诗”已不再是“经”, 而新文学在语言选择上又放弃了文言, 民国大学生学习《诗经》的意义何在?朱自清等文学教育的推动者看重的是《诗经》哪方面的教育作用?
就表述形式看, 新文学很难从《诗经》中获得直接的可借鉴资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宣布: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 不更作文言诗词, 此后虽有关于新文学和旧诗的种种争论, 但“旧诗”多指的五言诗确立以后的韵文形式, 而《诗经》从这个意义上说, 并不在“旧诗”范畴中。
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民国大学文学教育者似乎更看重前者。而学习《诗经》则为新文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以义救文。正如胡适所言:形式上的束缚, 使精神不得自由发展, 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 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 所以丰富的材料, 精密的观察, 高深的理想, 复杂的感情, 方才能跑到诗里去。正是在这种“诗体大解放”的浪潮中, 人们对旧诗逐渐产生了近乎敌视的态度, 其中不乏感情颇为决绝者。1920年发表于《少年中国》上的一篇“难道这也应该学父亲吗?———我之忏悔录”值得注意, 作者易家钺全面颠覆了旧诗的形象, 其观点十分激进。他认为新诗应当极力避开旧诗的一切, 宣布“我现在决计不作旧体诗”, 易家钺将旧诗比作父亲, 表达了与之决裂的强烈感情。
有学者将这种反抗姿态称作新文学发展的“弑父情结”。如果说, 新诗要成长壮大, 不得不摆脱类似“父亲”权威的旧诗阴影, 那么, 《诗经》则是民国大学文学教育者为新文学找到的“母亲”。《诗经》和新文学有某种血缘上的联系, 作为诗的源头, 它丰富博大。对新文学这个新生儿来说, 《诗经》之母提供了一种发现诗的真价值的可能性。《诗经》被前人当作经, 但民国大学文学教育者却“从《诗经》的里面, 把诗拉了出来, 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何谓《诗经》的“本来面目”?用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中所言: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皆源于诗。胡怀琛认为, 人情的喜怒哀乐, “国风所载, 不可胜数焉。”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中列举了《诗经》的四大可借鉴处:真实、朴素无饰、体裁简单、音节的自然调和。这四点容易让人联想到初民的生存状态, 与幼时和母亲同处的感觉类似。《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古老源头, 和旧体诗这位父亲“已失天然之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因此, 《诗经》不仅没有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 反而颇被借重。用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的“自序”中的表述来概括, 即“古代文学最可珍贵的内容是其中藏的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东西”, 具体地说, 就是“浪漫气质、自由精神、个体意识、叛逆思想的意见”。明乎此, 我们也可以理解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判好诗的标准:评判一首诗, 首先不是形式, 而是它是否为“悲伤”, 是否为“乱世之歌”。可见, 民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施教者, 有相当一部分同时关注《诗经》教育和新文学发展, 在他们看来, 新文学发展需摒弃旧的形式而上溯至先秦文学的源头, 从《诗经》中寻找新文学更生的崇高精神和不朽情绪, 因为它们和五四时代是吻合的。
民国大学文学教师这种借重《诗经》精神实施文学教育的尝试对学生的新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影响。以1944年4月9日成立的学生社团新诗社为例, 指导教师是讲授《诗经》课教室爆满的闻一多。新诗社有明确的纲领:“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 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 就是创作的道路。”看得出, 他们的诗歌精神与先秦文学教材中对《诗经》的描述多有类似。此外, 以西南联大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文聚》在1942—946年的4年时间里, 大约出版了八九期, 其中颇有些优秀乃至经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 与学生创作同刊的竟有署名佩弦 (朱自清) 的“新诗杂话”。这不仅从侧面证明了朱自清扶持学生新文学创作力量, 也能从中推断, 朱自清对《诗经》、新文学发展的理解, 必然通过教学影响学生, 这些学生有的 (如穆旦) 将在未来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综上所述, 《诗经》是民国时期先秦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从事先秦文学教育的大学教师, 相当一部分同时是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因此, 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对《诗经》的讲解和阐释与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所不同。教育者首先关注的并非《诗经》的形式, 而是其真实自然的风格、朴质无华的情感。一方面, 新文学需要与旧诗划清界限, 摆脱旧诗之父的影响和束缚, 另一方面, 新文学又期待从诗歌的源头———《诗经》之母那里得到来自传统的启发和营养, 从而探索新文学发展的路径, 推动新文学的前进。
参考文献
[1]李广田.论文学教育·朱自清先生的道路[C]//李广田全集·第五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288.
[2]陈学祖.朱自清诗歌教学活动及其影响[J].美育学刊, 2012, (6) :55.
[3]陈学祖.朱自清诗歌教学活动及其影响[J].美育学刊, 2012, (6) :55.
[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C]//胡适全集 (第1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160.
[5]伍春明.“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J].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9 (4) :78.
民国文青的大学生活论文 篇7
一、国民政府对公立大学研究院所的补助政策
1.关于基础设施和设备材料的补助。根据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的规定,研究所由若干研究学部组成,而具备三个研究所以上的,可称为研究院。1939年,教育部颁令各校筹设研究学部后,对于国立大学的研究院所,以研究所之下的学部为单位分别予以补助。如电机、土木、机械、矿冶、土壤、化学、物理和农林植物等学部,每学部补助3000元;中国文学、数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史学、史地、经济和农艺等学部,每学部补助2000元。1940年之后,由于物价上涨的缘故,政府又酌情提高了大学研究院所的补助费,按学科性质给予每学部3万元到4万元的补助,并明确规定其作为充实设备和材料之用。事实上,到1941年,政府又追加124万元作为国立大学研究院所之经费,以研究所为单位,并重订了补助标准:(1)理、工、医科研究所,设1学部者4万元、2学部者5万元、3学部者6万元、4学部者7万元、5学部者8万元;文、法、农、师范科研究所,则相应为3万元、4万元、5万元、6万元和7万元。即在学部数相等的情况下,理、工、医等学科的研究所比文、法、农、师范等学科的研究所每所多补助1万元。到1942年,国立大学研究院所的经费增加到150万元,但补助的标准未变[1]。抗战结束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原有经费的实际购买力加倍缩减。为此,1947年下半年,行政院又追加设备费以充实国立大学研究所,具体分配标准是:(1)文学院、法学院各研究所,理学院数学研究所,农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商学院经济研究所,每所各补助600万元;(2)农、工、医学院各研究所,理学院生物、物理、化学等研究所,每所各补助1400万元;(3)理学院地理、心理等研究所每所各补助800万元;(4)当年8月起新设立的研究所,则折半补助。至1948年上半年,各国立大学研究所经费共为47.25亿元,后来行政院准予追加1倍,教育部规定的分配标准是:(1)文、法、教育及数学、农业经济等研究所每所追加1500万元;(2) 心理、地理及教育之包括心理等研究所每所追加2000万元;(3)其余理、工、农、医等科研究所每所追加3000万元[4]。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更倾向于对实类研究所的资助。
2.关于学术刊物和特种研究的补助。1942年,教育部为奖励公私立大学研究院所刊物的出版刊行,制定颁布了《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研究院所研究刊物补助办法》,其规定:(1)对于大学研究院所之研究刊物,补助经费由教育部国立研究院所经费项目下匀拨;(2)各研究院所申请补助研究刊物时,应附具最近一年内所刊行的研究刊物;补助研究刊物以种类计算,各院校得合并或分别申请,每年每种仅能申请一次;(2)经审核合乎规定的研究刊物,酌予一次性补助3000元至5000元。此办法并不限于公立大学研究院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类学术刊物的发展。1945年1月16日,教育部为了补助各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教授及研究生之特种研究起见,制订颁发了《大学研究院所特种研究补助办法》,以补助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经费之不足。办法规定:(1)申请特种研究补助的,应先拟具体详细的研究计划、经费预算及填写研究人员履历表,并报请所在学校研究院所核转;(2)特种研究补助的申请每年两次,经教育部核定准予补助的特种研究工作,其补助经费定为每种一万元至五万元;(3)经核定补助的特种研究,未能按期完成研究工作的,不得再行申请特种研究补助,研究工作报告经审核不合格者,以后不得继续申请。但因1946年底教育部新颁了《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取消了大学研究院的设置,改称学部为研究所,故此办法于1946年12月废止。同时,教育部修正并颁布了《大学研究所特种研究补助办法》[7],其具体内容与前办法基本一致。
3.关于研究生奖助学金和生活补贴的补助。抗战爆发后,受战事的影响,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大受影响。1939年,为奖励大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部给予每学部5名研究生享有生活费补助的名额,每人每年补助400元。而每学部5名指标之外的研究生,则由各校自行筹给适当的补助[8]。后来因为物价的高涨,此项补助费亦时有调整。如1940年,每名每年补助生活费600元,每学部限定10个名额;1941年8月,又改为每名每年补助1200元,并取消了每学部只有10个名额的限制;1942年1月又改为每名每年补助1416元;1942年8月起,补助费又提高至1960元。这些生活补助费均在国立大学研究院所的经费下支出。1943年,教育部决定实行公费制度,制订了《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根据规定,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之研究院所的新旧研究生一律作为甲种公费生,即免交学费和伙食费,并享受其他补助费用。1947年,教育部为提高研究生水准并鼓励他们安心从事学术研究,拟定《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研究生生活补助费核给办法》,即自1948年1月份起,研究生不得再享受公费或奖学金待遇,国立大学研究所的在校研究生每人每月生活补助费20元。1948年8月,教育部又规定研究所研究生一律公费。此外1948年7、8两个月的生活费仍按照每人每月法币140万元发给,自9月份起调整为每人每月25金元,并规定此项补助费,应以1949学年度以前招收的研究生为限,以后招收之研究生,不再发给生活补助费。1949年6月,教育部又将研究生生活补助费调整为每人每月25金元,按行政院公布的各区生活补助费倍数发给。同年10月,又将生活补助费改为奖助金,发给研究生上学期成绩在70分以上者,每人每月10银元,其中4元为膳费,另6元为奖助金。
二、国民政府补助政策对公立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影响
从上述的补助政策可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补助政策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这些补助政策主要是针对公立大学研究院所的,而未能关切到私立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需要;二是出于对抗战及战后重建的现实需要,这些补助政策明显偏重于理、工、农、医等实类研究所和学部,而对文、法、商、教育等文类的关切不多。正是补助政策的这些倾向性,给此期公立大学研究院所发展带来了如下影响。
1.公私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不平衡,即公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私立大学研究院所。如1936年,全国大学共有研究所22个,其中公立大学有13个,约占全国总量的59%;而私立大学有9个,约占全国总量的41%。到1941年,全国大学共有36个研究所,其中公立大学有25个,约占69%;私立大学有11个,约占31%。因教育部在1946年底废除了研究院的设置,将原有的研究学部改称为研究所。所以到1947年,全国大学共有156个研究所,其中公立大学有134个,约占86%;而私立大学有22个,约占14%。
2.在补助政策的刺激下,公立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也明显快于私立大学研究院所。如1939年,全国大学研究所共有在校研究生144名,其中公立大学研究院所有51名,约占35%;而私立大学研究院所有93名,约占65%。1940年,全国共有284名,其中公立的161名,约占57%;而私立的123名,约占43%。1941年,全国共有326名,其中公立的187名,约占57%;私立的139名,约占43%。1942年,全国共有289名,其中公立的219名,约占76%;私立的70名,约占24%。到1947年,全国共有424名,其中公立的309名,约占73%;私立的115名,约占27%。
3.由于补助政策倾于实类的研究所和学部,故而抗战后公立大学新增的研究所或学部大多是实类的,使得实类研究所和学部的发展速度也明显快于文类。如1936年,全国公立大学研究所共有研究学部27个,其中文类研究学部有14个,约占52%;实类研究学部13个,约占48%。到1941年,全国公立大学有研究学部47个,其中文类20个,约占43%;实类27个,约占57%。到1947年,全国公立大学共有133个研究所,其中文类的42个,约占32%;而实类的91个,约占68%。而就在实科当中,又属工科和医科的研究学部增长更快。如1936年,全国公立大学工科研究所仅有北洋工学院的1个研究学部,而到1947年则达到19个;1936年,全国尚无医科研究学部,而到1947年则达到2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