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共12篇）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1

中国主流网站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 关于主流媒体的论说很多, 并没有一个正式统一的定义。对应传统主流媒体的界定标准, 主流网站一般意义上是指党、国家、政府领导的, 以反映和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主的网站。它主要包括三个类别的网站:一是各级党委所建立的网站, 如各级党政网;二是党的传统媒体所建立的网站, 如人民网、新华网;三是其他所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网站, 包括各部委、机关的官方网站等。我国主流网站的受众面主要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我国主流网站的数量已初具规模, 目前已形成了以8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1) 为龙头, 26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 (2) 为骨干, 以其他政府新闻网站为补充的重点新闻网站体系。同时, 脱胎于优秀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 在新闻资源占有上具有独特优势, 在网络新闻质量和报道形式上不断改进和突破, 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扩大。

一、主流网站的成就和影响

主流网站已成为网上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据统计, 截至2007年3月, 中央8家重点新闻网站日均页面访问量合计达33278万人次, 比2006年同期增加12332万人次, 增长59%。在2007年“两会”期间,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页面浏览总量为50.2亿人次, 访问总人数6.8亿人次, 网民留言、跟帖1300万条。网络人气的不断聚集, 标志着主流网站网上舆论宣传阵地的形成。

主流网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主流网站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宣传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旋律。同时, 主流网站也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拓宽了党和政府“发声”的渠道、搭建了与民众更好地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进一步密切了政府和公众的关系, 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主流网站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主流网站对网络舆论积极、认真和正确的引导, 在向世界宣传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 面对海外反华势力和媒体的攻击造谣, 主流网站坚决批驳谣言、澄清真相, 并为此展开专门的舆论斗争, 在对外舆论引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内容相对呆板。目前我国主流新闻网站, 尤其是主流地方新闻网站的内容多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信息转载和简单堆积, 虽然很多网站开设了理论频道, 但大部分形同虚设, 缺乏真正的价值意义。

形式比较单调。虽然我国主流网站目前已建立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参与渠道, 但其“软件建设”却一直跟不上。例如所开设的许多栏目定位较为混乱、受众划分不够细致, 形式上单调乏味直接导致网站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公众的参与热情也随之下降。

技术含量偏低。PSP技术的出现和采用为绝大多数商业网站尤其是视频网站提供了飞速发展的又一有利契机, 而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主流网站却还在使用asp等层次较低的技术, 技术力量上的悬殊使得主流网站根本无法与商业网站相匹敌。

现实影响力有限。目前我国互联网的影响力仍然是以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为主。虽然各党报党刊以及一些政府机构依靠传统媒体的影响, 实施了报网互动方针, 但是收效甚微, 不论是网站数量、点击率, 还是影响力和知名度, 都难以和商业门户网站相媲美。

建设新时期主流网站的建议和对策

一、把握舆论主导权强化自身战略高度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年代,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 特别是涉及民生利益的热点问题, 主流网站要主动出击, 抢占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将党和政府的态度和主张告诉广大网民, 减小负面消息传播的可能性, 同时尽快找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方法, 并及时公布事件的最新发展态势, 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把公众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

此外, 主流网站还要善于围绕国家重大活动和主题事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和讨论, 进行合理的话题策划以生成舆论热点, 形成正面舆论强势, 以维护和引导主流价值观。

二、坚持以人为本打造亲民新闻理念

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网并与网民进行了亲切交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 标志着主流网站已被赋予新时期重要的历史角色, 在理念、内容、形式等方面, 主流网站应进一步贴近民生、以人为本。

内容上要准确把握来自人民群众生活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新思想、新变化。表达方式上, 主流网站应该把握和利用好自身的新闻资源, 并充分发挥网络“图文并茂”的优势, 向商业媒体学习, 努力发掘更加丰富活泼和多样灵活的表达方式, 进一步彰显“亲民”特色。此外, 主流网站还应尽力激发广大网民的“主人翁精神”, 激发网民的创作活力, 鼓励网民在网上发表科学、合理的意见和观点。

三、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主流网站在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 要努力加快改革步伐, 使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具有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主流网站尽快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技术创新体制, 不断提高主流网站的技术应用水平;要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攻关体系, 保证网络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相适应;要善于组织力量突破技术难关, 成立独立的新技术研发机构, 把技术研发和内容创新结合起来, 把技术运用和扩大服务结合起来, 大力拓展新技术、新业务, 使新技术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渠道, 使新业务成为主流网站自强的新优势, 扩大主流文化的穿透力、辐射力、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

四、完善立法工作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迄今为止, 我国共有100多部有关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的网络立法工作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之中。但也应看到, 目前在网络立法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立法层次较低, 缺少上位法。网络法律法规在总体上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 这直接导致了管理部门的职能混乱, 网络法律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其次是由于网络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 仍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和模糊不清的边界问题, “擦边球”现象也比较严重, 这也给网络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更好地维护和规范网络活动, 肃清各种不良的网络风气, 首先要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基础性立法工作, 组织修改相关法律, 抓紧制定各项政策和办法。其次, 要适时出台专门的网络基本法, 对信息化、网络环境下的有关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第三, 要进一步强化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高效、完善、系统、合理的网络立法系统, 使网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才能为主流网站的稳固和发展营造出一个健康、合理、公平的网络环境。

五、培养网络人才建设高素质采编队伍

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网时提出:“切实抓好队伍建设, 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关键在班子、在队伍、在人才……”

主流网站作为新时期党的主要舆论宣传阵地, 地位特殊、责任重大, 因此, 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硬的网络新闻队伍。在政治上, 要强化主流网站新闻队伍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指导, 严明纪律、权责分明;在业务上要全面、系统地培养网站技术操作和新闻专业素质兼具的网络人才。此外, 还要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 加强网络从业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理论修养培训、技术操作培训、网络管理培训, 培养造就一批优秀的主流网站人才。

六、整合一切资源构建核心网络体系

主流网站要想牢牢占领新时期的网络舆论阵地, 实现更加全面、深刻的发展, 必须充分利用、整合一切资源, 要以资本为纽带, 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 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文化传承、娱乐消费、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主流网站。积极和传统媒体开展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同设置主流文化议题, 相互借用优秀的编播力量, 形成强大的思想文化和舆论宣传合力。同时, 要确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由中央统一领导的、从点到面、条块结合、分工明确而又便于资源整合的主流网站系统, 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 实行强强联合, 努力建设具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主流网站体系。

注释

1 中央8家重点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站、央视国际网络、中青网和中国经济网。

2 地方26家重点新闻网站包括:千龙网、北方网、东方网、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长城在线、山东新闻网、大河网、山东大众网、山东广视网、青海新闻网、中国江苏网、浙江在线、中安在线、中国江西网、红网、荆楚网、金黔在线、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华龙网、视界网、广西新闻网、泉州新闻网、福州新闻网和宁夏新闻网。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2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xxxx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xxxx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xxxx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xx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xxxx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x.x%。但是除去xxxx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x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xx%。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xxxx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x.x万亿美元左右。但xxxx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xx%，仅有xxxx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xxxx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增速。xxxx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xxxx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xxxx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xxxx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xxxx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xxxx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xxxx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x.x%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xxxx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xx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xx.x%。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xx%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xx%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xx%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xx%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xx%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xxxx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xxxx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xxxx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x.x%，接近xx%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xxxx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xxxx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x.x%。xxxx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xxx.x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xx.x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xx%。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xx%。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xx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xx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xx%。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x.x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x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xxxx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xx万亿人民币。xxxx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xx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x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xxxx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xx%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x%。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x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xx%，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xx%。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xxxx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3

关键词:执政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4-0001-05

On the route choice of the Party's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LU Shao-qi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Fuyang Normal Univerisity,Fuyang,Anhui 236041,China)

Abstract:The governing culture is bot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ing theory of the Party,and a coreelement of improving her governing capacity.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volves constant promotion of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 equipment,active guidance of various erroneous cultural thoughts,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value system,and 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ways and methods of such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historicalexperience.

Key words:gover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the Party;governing capacity

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得到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形成了执政文化研究的视阈。当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达 到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断推行文化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形成了日益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如何在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正确引导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在 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对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核心价值和 根本意义。

一、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任务,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建立健全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机构,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展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进一步解决了指导执政文化建设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问题。党的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也给执政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这是增强执政文化建设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理论创新的价值在于实践,理论武装的价值在于使理 论的价值得以实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执政文化建设内容创新、方法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 力。通过武装头脑、通过指导实践、通过推动执政文化建设来追求科学理论的价值实现,这是理论武装的价值所在,使命所系。理论一旦 武装人,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而理论要掌握人,必须通过理论学习、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等重要环节来实现。

当前,我国文化思想理论战线,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 误思想;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这种“多元”的思想理论格局决定了在 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理论武装一定要同步跟进。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 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多变”的思想领域,反复经受考验的一个主题是,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 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社会越是多元,人们越是需要科学的理论。思想越是多样化,越是需要主心骨。弘扬主旋律、巩固主心骨 ,必须加强理论武装。

因此,“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科学体 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六大以来,党 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为党的理论武装注入了新的 内容、新的活力。要求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在全党深入学习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继续全 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等。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才能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富有活力 、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是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武装的必要条件。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吸引力,不能靠自我标榜,而在于它在 实践中的作用,影响群众的深刻程度。《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 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过去,我们党内一度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曾经给革命带来危害。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首先就要认真区分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错误理解和不适当的附加,哪些是过时的个 别论断,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实践,而不能凭主观想象任意评说。最重要的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把握其 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学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条件下用它来解决各种问题和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同时,在研究中着力培养、造就一 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毛泽东曾主张,要培养一百到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同志,认为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思想战线、新闻战线、文教战 线等方面的领导,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做好宣传工作,努力提高舆论的引 导能力,重视舆论的社会效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在宣传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 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多元化”的社会思想并存,几乎是任何一个阶级社会 的共同特征。问题在于执政文化建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是:对 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各种文化思想等,应该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 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 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推进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还必须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理论武装和 理论教育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回避现实中的难点、热点、疑点,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自身的真正威力,才能教 育干部,影响群众。在方法上,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深奥的理论还原为朴实的道理,通俗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尽 量用事实说话,采用鲜活语言。马克思认为,理论越少从外面灌输,而越多由受教育者自身去体验,它就愈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渗透力 。

二、积极引导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巨大成效,是在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的。一般而言,社会文 化思潮是在世界进入普遍联系的时代,围绕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产生的,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根本利益 ,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我国当前发生的社会文化思潮大多同国内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的激发、国际霸权主义的策划以及社会变革中的趋 向引发等情况有关。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色彩,往往抓住人们心理层面的浅层次意识,进而通过深化和提升,对人们的价值 观念产生影响。如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宣扬民主宪政、福利保障制度、私有制永恒 论、市场教旨主义、追逐私利的人性论、多党轮流执政等,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进行攻击,也给人们原本十分清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造成冲击,致使一些人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无所 适从。这就迫切需要发挥执政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片面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批驳,使人们认清 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真实面目和潜在的危害。同时,在纷纭复杂的价值碰撞和选择中,给人们提供可供选择的核心价值标准,尤其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明确、清晰的界定,就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从而深刻揭示了 执政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中共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 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于 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 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

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说,就是其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执政文化建设对社 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消解与抛弃的恶果。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 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的问题,成为执政文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为执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就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所在和先进性质;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目标和主题诉求,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凝聚力和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 神动力,有别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髓和支撑,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所应坚持、反对、倡导和抵制的基本界限。虽然,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强调过 ,但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并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这是执政文化建设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4]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领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的重要作用。任何社会 的意识形态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分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哲学上讲,分化与整合是对立统一的。但是 ,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分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和限度,就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从而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是执政文化建设必须 把握和观察的敏感点。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效,除了政策和策略的娴熟运用外,执政文化在社会文化 思潮中的引领作用以及日益占据主流和核心地位,与其在思想战线、新闻战线、文教战线上有力回击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有关,从而实 现了执政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地位。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 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对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加以有效引领和整合,对群众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作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应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 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一切有利于建设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各种不同声音、各种不同价值诉求予以尊重、保护和 发扬,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但是,包容绝非放任自流、任其发展,也并非放弃引导、不加制约,应是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 基础上的包容,是将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限制在秩序范围内的包容。这种包容,既不会削弱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又可以在核心价 值体系正确导向的基础上,使具有差异的不同价值观保持必要的张力,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和互补。当然,在注重对多样化社会文化思 潮进行引导、整合时,还要警惕西方以“和平演变”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渗透,构筑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5]显而易见,这一举措会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 相应的抵消作用,也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

因此,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那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各种国内外社会文 化思潮,并加以积极引导,就能更好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走向歧途,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不能得到有效传播和大力弘扬。

三、坚持推陈出新,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执政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要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执政文化建设的反思总结为前提、相伴随的。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也要清醒看到,传统文化中有消极的思想, 执政文化建设中也有一些过时的东西,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扬弃、清理和总结,进而推陈出新, 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列宁指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 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6]新民主主 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与人的紧密联系,由于传统文化向现实生活的广泛渗透性,以 及现实社会中还有封建腐朽思想的残余影响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肃清封建腐朽思想对执政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 麻烦的民主制度”[6],刘少奇在对干部进行民主精神教育时也说过:“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没有经过民主训练 ,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有些同志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了官僚。”[6]这 种“官本位”与“民本位”的执政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妨碍着执政文化建设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确立。在对这些现状和问题作一 番清理的同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执政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这是促进执政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执政文化建设要与现实国情相结合。产生于中国革命特殊环境中的执政文化,直到今天仍是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沉伦,使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执政文化无法挽救中国的政治命运,西方资产阶级执政文化也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 情。执政体系的选择必须是执政文化基础上的择优,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执政文化基础上的执政体系容易移植和融合,建立在不同执政文 化基础上的执政体系的转移嫁接则存在着先天的基因冲突。盲目的崇拜而照搬西方的执政文化模式,一定不能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执政体系的存在,都离不开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执政文化支撑。如果缺 少或没有这种执政文化的依托,政治制度就不能稳定和顺利地发展,甚至会成为国家秩序混乱的祸根。

其次,执政文化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对于执政党来说,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作用。邓小平在总结过去教训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 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 更是一语中的地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通过现代 政党制度建设来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其他不良影响,实现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在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方面进行制 度创新,促进执政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最后,执政文化建设要与方法创新相结合。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和方法,比如报纸、广播、书 刊、动员大会、墙报等来传播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过,传播媒介比较单一。如果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完全搬用传统的宣传手段和 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种在信息传播媒介非常稀少,信息资源十分稀缺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的信息源控制和信息单向灌输就能奏效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在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信息传播途径和信息量急剧增长的信息时代,执政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必须创新。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 出发,探索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想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研究信息传播的各种规律,研究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接受信息的各 种规律,寻找执政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各种为我们所掌握的优势资源,不断提高执政文化的 传播效力。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81.

[3] 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380.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16.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33.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 篇4

十八大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新要求。如何实现这一新要求,总战略就是“两个加快”——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

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当时还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和十八大报告上的“两个加快”异曲同工,都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两个加快”战略实质上是当时战略的一种历史延续。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升为核心战略

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取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的呢?

(1)从认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开始。十七大报告首次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差别,传达的却是发展理念上的天差地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党领导经济建设、探索经济规律的经验日臻成熟,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来,打破了“唯GDP论”的束缚。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形成与战略提升。十七大报告在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把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看作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围绕这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了“两个坚持”方针、实现“三个转变”的思路。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所说的转方式强调的只有调结构这一方面的内容,虽然里面包含关于创新的表述,但也是以调结构的语境来表达的。所以十七大实质讲的是调结构。到十七届五中全会,针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发展的要求,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理论认识,围绕“主线”、“变革”提出了“五个坚持”。相比十七大报告,我们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又有了新变化,它已不仅仅是调结构这么简单,还包括改革开放,包括民生,包括生态等更为丰富的意涵。

十八大报告在强调主线同时,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定位为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强调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我们对发展理念、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围绕这一选择,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个着力、四个新”和“五个更多依靠”。其中,关于“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和“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等表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增添了新内涵,将“创新”这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城镇化”作为十八大后政府引导经济社会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突破口和总抓手。从“战略任务”到“主线”再到“战略抉择”,从“国民经济”到“经济社会”再到“发展全局”,不论在程度上还是在范围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上升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战略。

二、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部署

1、宏观层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1)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9.8%,世所罕见。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保持如此长时间高增速的增长呢?主要靠的是四方面因素,一是全球化机遇;二是巨量的劳动人口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三是改革开放的国策;四是以牺牲部分民众的福利、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然而,时至今日,以上所有的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发展,只剩下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条路。而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必须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把政府的有效作用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朝着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方向改革。

(2)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如何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保持更长时间,从新一届领导层那里透露出的执政思路一个是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51.27%。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才基本稳定,若中国的城镇化率继续按照过去30年年均1个百分点的增长,则需20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而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加上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消费增加以及个人消费增长,最终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

当然,有别于过去,我们要走的是新型城镇化之路。那新型城镇化和旧型城镇化有什么区别呢?旧型城镇化用一句词概括就是“圈地造城”,政府低价征购农民土地,再高价卖给市场,这些年用这种手段政府至少从农民身上赚取了30万亿的差价。这种圈地造城摊大饼式的城镇化,结果导致的是土地的城镇化、房地产化的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很多农民工虽然生活、工作在城镇,但并不能在城镇落户,也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他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最多称得上“半城镇化”居民。另外,由于人口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本都接近饱和,“大城市病”问题凸显。因而以往这种重物不重人,重量不重质的旧型城镇化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实现转型,而未来要走的就是“新型城镇化”之路。十八大报告对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已明确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四化融合、四化同步,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

2、微观层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调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同时明确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突出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首要的是进一步推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让企业成为科技要素、创新资源的聚集地,成为新技术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孵化场。

然而,让企业主动创新并不容易,会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一是担心创新投入过大,难以获得有效回报。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通常,企业不会为单纯获取国家研发补贴而去冒险创新,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才是企业创新的动力。二是创新的时间成本较高,从发明、研发到产业化、获得市场成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与企业最高管理者的任期制存在冲突,高层管理者总是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实现效益,因此更热衷于短期见效快的项目,相对忽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技术革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三是企业的技术革新或商业模式创新有时意味着淘汰落后的技术设备、组织架构的重新设计和人员的重新组合,必然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利益问题,碰到这样的棘手问题,很多管理者不愿直接面对,更倾向于绕开矛盾走,瞻前顾后,保守行事。因此,在实践中让企业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需要形成市场倒逼创新的机制,而非政府主导下的企业被动创新。

(2)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受到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还与人才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企业家精神、市场秩序、市场主体平等地位、市场信息捕捉等密切相关。许多创新型企业即使拥有优质的技术项目,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又导致融资举步维艰,同时税费压力、技术溢出等因素迅速摊薄企业原有的超额利润,使企业无利可图,最终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支撑,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的环境基础,有利的政策环境是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灵魂,创新人才队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只有进一步创建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企业家队伍,才能让技术创新的基因植根于企业,助推企业的科学发展。

摘要：党的十八大再一次明确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对全面小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其中在经济建设领域设定了“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围绕这一新要求新指标,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制定了总战略,同时做出了新部署。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5

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的各种考验面前，不但能够励精图治，战胜困难，而且能够使新中国很快走上健康发展道路，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破坏旧世界，还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世界。从而使学生坚定对党的信念。

重点和难点：（1）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2）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所走过的艰辛历程；（3）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认识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深刻体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科学道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1．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

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2．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

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3．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

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4．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

5．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它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 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二）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1．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以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2．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四分之一。

3．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4．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毛泽东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三）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各届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它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时间内就被次第肃清。

2．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 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等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以及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曾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随即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第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这7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此阶段的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而中心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告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长达一百年多年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彻底地解决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具有伟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教材作了很好的说明。请看当时的情景：（插入新成立的录像）--------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胜利地开展系列工作：

一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解放了全中国，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了解放。

二是领导经济恢复工作。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营经济中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

三是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而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

四是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1951底到1952年，开展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随即又发起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共和国此后发展牢固的基础。毛泽东说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上下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建立前三年，我们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干脆、利落、彻底。特别需要指出，在此过程中，对旧旧中国官僚资本的没收和国营经济的建立，既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就为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充分条件，有机地将两个革命阶段衔接起来。

其二，1953年1月至1956年底，是全面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

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新的社会秩序开始确立、人民民主政权得到的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应该通过哪一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如，根据国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 社会的主要矛盾，国营经济长足发展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中个体经济不断分化，不能满足工业化不断增长的需要，等变化的国内国际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路线。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成功地完成了对农业、个体手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口如此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有若干缺点与不足，但是，没有发生当年苏联改造时所遭遇的强烈的那种社会震荡，而顺利地完成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应该说这是一种奇迹。与此同时，我们顺利地开展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第二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不用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以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榜样的，从而建立起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当时普遍流行的话语，集中地反映出人们的共识，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真诚的愿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苏联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特别是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总结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再次进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力图摆脱苏联模式，寻找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一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如何以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为借鉴，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1956年9月中共八大作出的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变化，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论断。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都是最重要的成果。相应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十年建设，奠定了共和国此后持续发的牢固基础，泽惠至今。

然而，这一探索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给共和国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经济上由于急于求成和脱离生产力发展现状的而片面追求更高、更纯的所有制，而在1958年推行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导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损失，这最重要的原因，政治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等，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将阶级斗争引入了人民内部和共产党内部，伤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同志，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了破坏，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发展的先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十年中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探索过程中的错误。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绝非为一己私利，一党一派私利所犯的错误。用民主人士张自忠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公错。”

第三，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脱离了实际；

第四，中国共产党能够认真检查并纠正所认识到的错误。这些错误及其纠正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三阶段：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内外历史、社会、制度、思想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局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左错误占了统治地位。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后窃取了党和国家相当领导权力，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各级领导干部、各届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建国十七 年辛勤的劳动成果大量被毁，人民的思想空前混乱，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横行。更令人惋惜的是，**使中国错过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期，而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的四小龙、正利用这一机遇，使自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党和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顽强的抗争。正是经过这场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得以减少，共和国保持了完整，而且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自行研制和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等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胜利地捍卫了祖国的安全；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一大批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如果没有文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1976年10月终于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这一过程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同样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虽然在文革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属于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其主观动机是想保持、维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这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注意的。

第四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迄今，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文革结束后，经过两年多的徘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此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和艰辛努力，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战略、发展道路、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在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共和国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等震惊世界的巨大成就，步入了辉煌时期，朝着全面建设小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苏的方向奋勇前进。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第五，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这是正确。

从这些历史性成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第一，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全面的巨大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只要不存在偏见，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是中国全面走向繁荣富强的五十多年，是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复苏的五十多年，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列的五十多年。与受尽列强任意侮辱欺侮、阴霾埋天、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与发展滞后、**不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实属独领风骚。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一个更加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中国新的盛世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东方出现。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皆为之自豪。新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具有巨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国内来说，这是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家安全、稳定、统一的保障；从国际来说，则加强了世界和平力量，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新贡献。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和平崛起昭示着社会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成为抗拒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人类和平的强大动力。

第二，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不懈努力进行探索和奋斗的结果；

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活动。当庆祝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其中所包含的前人所做的贡献，例如，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薄一波同志认为，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一论断十分公允。毛泽东虽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若干 正确分析，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辟新的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前人的错误，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人总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所认识，有所前进。总之，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成就，绝不能以今人之私而判定昨日一概为非。

第三，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三个选择”的正确性。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集中证明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那么，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史，更坚定了中国人民这一选择。中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切身体会到三个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国家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我们面前仍然有着相当多的困难，如国际风云变幻，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等敌对势力，公共或隐蔽地威胁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的不少的差距，台独势力的猖獗，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思考题

新时期中国纤维艺术的危机 篇6

关键词：危机；模仿；技术；仓储；维护；市场

“从婴儿出生时期抹去体液的布，至死去时脸上覆盖的布，从出生到死去，人类的生存空间都离不开纺织品的呵护。”这是日本设计师边广子对纤维织物与人类关系所作的精辟描述，这足以窥见人们对纤维制品的依赖。纤维制品作为一门艺术，它的熟悉与陌生、古代与现代交织成了一种迷离的情节。20纪末茹斯·高（Ruth·kao）教授带领15个纤维艺术学生敲开了中国现代纤维艺术发展的大门。但在快速发展中，它也面临着多种危机。

1 模仿跟风

纤维艺术作品本身并没有价值，全靠艺术家予以附加价值，所以艺术家的创造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今纤维艺术正逐渐失去她的“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新时期中国的纤维艺术在与西方的碰撞中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内有很多作品的元素符号都来自于西方的作品中。不可否认西方的艺术脚步走在时代的前沿，但是照抄照搬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这也偏离了艺术创作的初衷。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出现使纤维艺术集材质、功能、空间、灯光、音效于一身的艺术门类，给人们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盛宴。中国也有自己传统的纤维艺术，刺绣是其中发展最全的一种，但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纤维艺术，没有她那种创新性和艺术感。当代的纤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是短暂的，更多是学习和效仿。我们习惯都把西方艺术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一种前卫。时常跟在西方的后面，跟紧了，没有消化的时间；跟的慢了，那就是落后。说好听点是跟国际接轨，说的不好听就是抄袭，艺术展览需要多样性，而不是千篇一律，这就是新时代的纤维艺术面临的问题。新时期中国纤维艺必须具有自己的元素特色，不要让人一眼看到艺术作品就联想到国外哪个大师或者哪张画。我们太需要我们名族自己东西，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作品，而不是去模仿和抄袭。

2 技术危机

“无论哪一种工艺，其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均存在紧密联系，当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后，装饰艺术随之发展。艺术品的生产与技术是分不开的，人们精通某种技术以后即可成为艺术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慈·博厄斯说：现今，很多艺术家都被说很匠气，太讲究技术层次东西，而忽视艺术家创作和感受。但这样的理论不适用于纤维艺术，缺乏技术反而成为了一种危机。纤维艺术不同于其他的艺术门类，她需要技术，她能凭借精湛工艺和材质编织靓丽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没有技术的支持，一些好的观念，好的创意都无法得到实现。艺术如同摩天大厦，而技术如同大厦的地基；没有又深又厚的地基，就无法铸成摩天大楼。有些艺术讲究自然之美，随心之美，所以技术要求就没那么重要。但是就像武侠小说里那样，没有青年使利剑，中年使重剑的历练和感悟，是不可能直接达到草木为剑的境界。艺术是为了创造美，而技术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扎实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新时期纤维艺术的很多艺术家都摒弃此传统——害怕成为匠人，而画面所呈现的效果仍然缺乏底气，这种底气就是以技术为支撑的；艺术需要思考，需要想象力和感情投入，而技术需要经验，知识与技巧。技术是创造的基础，纤维艺术要发挥技术的优势，技术和艺术的统一才能创造出更好的艺术品，否则这种危机将阻碍纤维艺术在未来的发展。

3 仓储维护

现今中国纤维艺术领域的创作日益活跃、繁荣。1986年，瑞士洛桑国际壁毯艺术双年展上展出的中国艺术家谷文达、梁绍基、施惠和朱伟的作品，第一次在洛桑展现中国纤维艺术的风采，向世人阐述了中国现代纤维艺术的气派。之后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展”以及在西安举行的“西部艺术大展”展示博大的华夏文化气概和当代中国的造型观念。然而危机在此产生，在展览过后有多少人会关注艺术作品的存放和维护呢！是的，艺术作品该如何储存呢？这或许是每个艺术门类面临的问题。即便是专门艺术机构在库房中，也能看到随便的摆放的艺术作品，看了也许会让人痛心。

艺术作品凝聚的是艺术家辛勤的劳动，最后的归宿却是落满尘土，渐渐的在岁月中失色。纤维艺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方案解决自身的储存。我国的艺术品仓储行业处于初级阶段，很多艺术机构和艺术爱好者都没有将艺术品放在专业的仓库中，大多数存放在货物仓库或个人的居所里面。纤维艺术品在买回家后，经过时间的蹉跎，发现纤维制品比一般的艺术作品更容易损坏、老化，甚至发霉蛀虫，受众会愿意接受吗！当纤维艺术品失去她的受众，她还能向以前一样发展壮大吗？艺术作品的仓储条件，一方面反映了这个艺术门类对艺术品保护能力，同时也反映了艺术门类发展的完善性和生命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只能够作为短时间的陈列，那是多么的可惜。我们迫切需要完善的艺术体系去影响下一代的艺术家，激发他们的创造才能，为他们开创先河。

4 市场的偏离

当代纤维艺术的另一个危机就是受到市场的影响，商业化趋势严重。艺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利益格局，这也扭曲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心态。钱是中性的，资本是有欲望的；在资本面前，资本的属性一下子就吞噬了当代艺术，艺术品也是商品，有人买，就有人生产。从社会学角度，是一种生产活动，与精神文明没关系。今天艺术家代笔和生产的作坊化盛行，最有名数安迪·沃霍的工厂化生产模式。艺术家监工之下的作品同样有艺术市场，径直把这些具有符号性的商品等同于艺术品，应该如何认定他们艺术价值，这值得深思！

在商业化特征下，纤维艺术已不再那么纯粹。现代纤维艺术市场作品价格比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太多，也许人气火爆的艺术品价格高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作品的高价钱背后，不一定是好事。第一：天价作品不容易达成艺术贸易；第二：艺术和普罗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三：演变成畸形的艺术形式。高价的艺术品买不起，为了大众和市场，使用大量的复制，使艺术家本人和艺术市场受到恶劣的影响。这不单是纤维艺术的危机，也是整个艺术界面临的威胁。

当代纤维艺术正面临着危机，只有解决这些，她才会强大。更需要我们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基础上解决，融入我们名族性和地域性的独特元素，建立“中国特色的当代纤维艺术”。

参考文献

[1]施惠.第五空间·纤维与空间艺术[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6.

[2]朱尽晖.现代纤维艺术设计[M].陕西人美艺术公司出版社，2002年.

[3]林乐成.王凯.纤维艺术[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7月.

[4]刘鹏宇.壁挂设计与应用[M].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3月.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7

1、概念界定

体制,从词的构成看,“体”指的是一个组织,“制”有制度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指的是组织制度的范畴,可以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组织的管理权限划分、机构设置及其相关的制度规定。常见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领导体制、教育体制等多指这些含义,本文所谈论的体制是这个内涵。此外,“体制”还有“体裁、格局”的含义,如,嵇康《琴赋》:“体制风流,莫不相袭。”“体制”也可指艺术作品的体裁风格,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指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

转型,是指组织的结构形态、运行模式和与之适应的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其“内容”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其“形式”是事物结构形态及其运作模式的变化。组织转型的理性主体是主动寻求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以追求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求异求新的过程。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社会转型是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战略管理角度看,是组织战略目标与外界环境的动态平衡。从决策论角度看,是决策主体寻求最优化方案的过程。

具体到“社会转型”,其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是社会转型指导思想的变革,没有价值观的改变,就不会有社会转型的可持续推进的动力,这个问题带有本质的特性。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这是形式的变化,是适应价值取向变化的探索性选择,甚至是试错性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从社会转型的内容构成看,是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关系的一次调整。三是指构成社会的子系统的转变,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等等,他们的指导思想与转变的原则是从属于总体社会转型的指导思想与指导原则的,他们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把社会转型这个模型称之为社会转型战略结构模型(见图1)。

图1社会转型战略结构模型

2、经济体制转型回顾

20世纪中叶,原南斯拉夫率先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遭到一些批判与抵制,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兴起类似的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国进展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学界以“转型”来概括这场社会事件,并以“从计划到市场”来定义转型的本质。这场社会经济的变革,当时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思路。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采取一步到位的激烈的方式进行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有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具有探索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特点,此外,改革需要获取改革动力,需要保持社会稳定,[1]这些都是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原因。

中国渐进式改革区别于苏东激进式改革,不在于转型的方式,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温和程度,而在于“改革”还是“革命”。换句话可以理解是否是国体本身的变化。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没有也不能发生变化的。从制度与体制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体制转型,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经济体制转型不仅是功能上的变化,更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变迁,进而引起社会结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者,他则认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手段,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经济体制转型是试验性的创新,正如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着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前,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的。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随后党的十四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这一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更深入一步。在实践上,对现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从体制转型的三个层次看,在价值取向层面具有核心价值,对统一思想,凝聚民心具有导引作用,有利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有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有利于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问题

1、改革的目的有待进一步明确

经济体制转型的出发点是什么?改革初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基本回答了改革出发点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重要途径。不过,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对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重视不够以及经济建设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环境治理的高成本,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破坏,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更有待深入思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的最终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经济体制转型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可见,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一切以造福人民为纲”。将幸福作为评价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正是打破经济体制改革困局的切入点。[2]

2、谨防“转型陷阱”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不是那么容易,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不仅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要注意“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过去因转型而部分获益者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要求维持现状,尤其希望维持既定可以获利的制度,对触动其利益有防范心理,人为地形成了锁定效应。如果这种格局已经阻止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将人为地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经济体制转型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往往具有时效性,甚至是应急性,再者由于改革也是探索性,在实践中难免会形成政策的空白,就是所谓的政策真空区,这为善于投机的人提供了机会。或许道义上未必值得鼓励,但是,实际上“法无禁止皆可为”,这种利益的获取仍然也是取之有道。但是既得利益之后,依然具有这种投机的惯性,这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可能会带来的弊端,这种弊端的积累是形成体制转型陷阱的原因之一。其后果是直接导致宏观经济放缓或停滞,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我们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其利弊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在初期是明显的,现在来看,渐进式改革的风险之一是陷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的真正可怕之处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既得利益者担心进一步推进改革会损害其利益,没有得到利益的又会担心继续不能得到利益,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是转型的最大风险。可见,现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问题,而是优化资源配置策略,做大蛋糕,追求帕累托最优的问题,这是理想的资源分配状态。

3、不要束缚“无形的手”

建国初期,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高积累、低消费,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1978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1993-2003年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这一时期的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近年来,资源配置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产品定价为例,市场机制在垄断行业失灵,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价格仍由政府制定。这种资源配置导致了市场主体趋于国有化,造成了粗放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引发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3]这些行业垄断,甚至是完全垄断,自我保护固若金汤,特别是一些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后形成产业链条垄断,已经严重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甚至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简单低效益循环。现阶段经济体制中重大的不完善和关键问题是:构成市场经济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完整;市场体系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市场发展不均衡,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体系中权利和责任体系缺失,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建设滞后;公共服务的权责体系不清晰,保障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过大。[4]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解开“无形的手”的束缚,充分发挥价格手段的作用,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就曾指出,离开价格机制,人们将不明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也将不知道资源怎样分配才能效用最大。可见,能否让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是一个挑战。

4、不要放任“有形的手”

新形势下,经济体制转型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难以很好解决的老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国有企业以及无所不管的行政体制是目前深化改革,促进经济体制转型的不利因素。亚当·斯密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安全、法律秩序、公共产品的提供,在这些领域,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一定意义上,政府职能能否发生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关键。这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把“有形的手”重新还给市场“无形的手”,这涉及利益的调整,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特别是政府参与的一些投资项目,不仅在经济上对民间资本会形成挤出效应,而且在经济秩序与经济体系的公平方面也间接产生着负面效应。权钱交易极大地影响着程序合法性与公正性,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以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为借口,制定所谓的优惠政策,以巨大的政策“红利”代替法律规定,出现良心违法的现象,这些是促进经济体制转型的不利方面。对于在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渔利行为,以权谋私的行为,如果监管空白,或者被所谓的深化改革所掩盖,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如果放任“有形的手”,势必导致新的经济体制的无序,甚至是混乱。

5、不要忽视“战略协同”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既要重点突破,又要注意整体推进和战略协同问题,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尤其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5]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还需处理好一些问题。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失衡的体制转型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腐败,进而有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如果约束力不强,就会出现的大案、要案。二是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是依然有不少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是对社会不满的表现。面对社会转型,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老百姓更在意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注政府是否提供满意的社会公共服务。三是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不同文化元素不断交融,传统的价值观与经济转型带来的公平、效率等不断产生碰撞。因此,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加关注社会文化体制中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人们违背道德经营的行为将受到严惩,将付出高的代价。

三、关于推进经济体制转型的对策思考

1、构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双标准”的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体制转型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好的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考虑往那里去,怎么去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学中讲的“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的问题。经济体制转型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过,发展生产力不是目的,让人们生活富裕,让人们幸福才是目的。可见,经济体制转型的最终目的应包含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两个方面。如何“正确地做事”呢?明确目的后,要讨论经济体制转型模式的优劣问题。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绩效应该作为经济体制的最终评价标准,而经济绩效,最集中的显性指标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努力追求生产效率,追求财富的增长,以为这就是生产目的的本身。但是事实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民福祉才是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讲得很好,财利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是我们想借以达到别的目的,因此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可见,评价经济体制绩效的最终标准不能没有人们的幸福度,为此,构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双标准”的考核指标体系是转变经济体制,引导经济转型的风向标。明确经济体制转型的目的之后,什么样的体制是好的体制呢?其实,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适应国情才是最好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体制变迁是一个博弈过程,参与人策略的均衡不是一个,而可能是多重均衡,最后均衡的选择取决于内部和外部许多不同的具体条件。[6]

2、明确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谋求人们福祉,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文化的交融,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如果没有价值追求,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生机与活力。2013年12月23日(新华社电)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成3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准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取舍的指针。例如,重点发展什么产业,鼓励发展什么产业,是否有利于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和谐局面的出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体系要体现公正、法治,也要体现市场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市场主体,包括个人的人生追求与做人的原则。否则,这个微观主体就会出现诚信危机,则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也将出现无序,甚至混乱,以至于存在道德危机。

3、构建“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动态平衡机制

经济学家普遍承认,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体制,这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为此,构建“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动态平衡机制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计划”与“市场”的思想,从“管理一般”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就有这些思想,甚至不比西方迟。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可以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市场神话”一比高下。老子的思想蕴含的经济无为主义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社会公平、为而不争的理念,足以让今天一些西方经济学流派失色。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自私个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他去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目标。他实际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其效果甚至比他真正去增进社会利益时所产生的效果还要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不过,“理性经济人”本性是追逐利益的,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关心的是如何降低成本,关注的是获取商机,以至于漠视消费者利益,没有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诚信原则的经济动力。[7]于是,“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德治”方面失灵,在调节两极分化方面不灵,在民生问题上欠缺。为此,政府要承担矫正市场缺陷、弥补市场失灵的道德责任。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发挥“有形的手”的功效,就像个“守夜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正如老子认为,道就像那只“看不见的手”,并且是“无为而无不为”。[8]

4、以经济体制转型为驱动,构建“五位一体”协同推进新模式

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身就是制度层面的事情,但是,经济制度的实施也要有相关政策配套。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注重全面改革,协调推进,应以经济体制转型为驱动,构建“五位一体”协同推进新模式。经济体制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利于民;政治体制改革要强化民主;文化体制改革要确立核心价值观;社会体制改革要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要改善人的生存环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要遵循既有制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坚持审慎、渐进原则,要找准切入口并有实质性措施。要倡导包容性发展,要让老百姓共享改革的红利。要将大部分税收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让全民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通过税收杠杆,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缩小收入差距,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着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文化体制改革要倡导主流价值取向,为经济体制转型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总之,推进经济体制转型,要把握“五位一体”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其他各方面,不断推进全过程。[9]

摘要：本文首先对体制转型的概念进行诠释,提出社会转型战略结构模型。然后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从改革的目的、转型陷阱、政府与市场、战略协同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后,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J].经济研究,2008,(9):4-12.

[2]张尚仁.论顶层设计的“五位一体”治国方略[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5-10.

[3]孙剑.经济体制?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模式[J].经济体制改革,2010,(5):5-11.

[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13,(7):18-20.

[5]钟学敏,段治文.党的十八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演进[J].浙江社会科学,2012,(12):4-8.

[6]张仁德.经济体制评价标准的探讨及应用———生产力与幸福度“双标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15.

[7]乔法容.论市场秩序建构中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J].中州学刊,2013,(7):100-104.

[8]魏文俊.老子思想的经济哲学探讨[J].生产力研究,(2008),8:11-13.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8

经济发展是这一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都无法回避的目标和出发点。在新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也要求中国对经济建设具备更加强大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

一是加深国际间经济合作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 掌控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尺度、控制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等是中国经济建设中需要时时关注的问题。同时, 也要注意国际热钱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 尽量避免国家金融安全面临威胁和挑战的情况。

二是对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 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自然环境的综合利用保护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理配置, 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就业、劳动力分配、社会和谐稳定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

三是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开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能够有效避免产能过剩并引导社会竞争向多元化分散的重要途径, 也是中国经济建设中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面。

四是中国经济的过快发展中带来的通货膨胀以及系列问题, 如银行呆账、物价上涨、房地产、股市泡沫等, 也给中国经济建设尤其是民生经济发展设置了障碍。

在这种大形势下, 笔者浅析中国在新时期下经济建设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二、宏观调控

在宏观调控中, 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以及宏观调控的方向尺度问题。

宏观调控理论认为, 市场都具有自发性以及滞后性, 适度、必要的调控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政治体制领导下的经济体系都不能够做到在自发的发展中, 自动调节经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转轨过程中, 市场体系的成熟需要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是需要不断摸索的。所以, 这也使得中国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不能够完全的市场化, 需要宏观调控的把握和调节。

一般意义上, 我们将宏观调控的手段分成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手段三种。行政手段具有见效快、效力强等特点, 但也易产生经济反弹、人为干扰等多方面问题。所以, 行政手段其实是最不应频繁采取的一种宏观调控方式。与此相比, 法律手段则具有常态化、稳定化的特征, 将法律手段的制度化作用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 可以减少宏观调控中的人为因素、增加宏观调控的长期稳定性;同时, 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应重点发挥, 使之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着重适应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及形式。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我国经济部门以及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发展。

笔者认为, 中国对于经济建设的宏观调控, 在方式、方法上侧重于短期见效的行政手段, 而对经济手段偏重较少。在调控方向尺度上, 侧重于经济发展, 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 在降低社会就业竞争压力、持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方面侧重力度相对较低。这种做法, 在短期内, 能够更加突出效果, 但从长远看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和后发力。因此, 处理好宏观调控与中国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一直在不断向前深化,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不断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致力于发展财政、金融、外汇管理、收入分配体制以及能源等诸多关系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然而, 中国的经济结构面临的现状较为严峻, 一方面, 以高资源消耗、廉价劳动力拉动的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构成转变比较缓慢;另一方面, 信贷投资过多集中, 体现在房地产业发展结构不稳定的问题得不到较快的解决, 这些都致使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稳定。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应侧重于解决类似问题, 而不是只单一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增长数据上,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建设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经道路和必然选择, 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 处理好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就要处理好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控因素选择。

三、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选择中,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货币政策调控作用与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比例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中选择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政府以及央行通过利率、再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调节等方式对中国经济运行整体进行调控, 一方面, 调节货币流通速度、控制总量;另一方面, 通过调高或控制投资融资成本, 调节经济发展温度。近年来, 控制和管理通货膨胀都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调节的重要预期进行考虑, 同时, 对于通过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新的调控工具提升实体经济的张力, 稳定物价、压缩房地产等经济泡沫。

不可否认的是, 这样做的同时, 政府如何控制和预防经济紧缩带来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考验。

稳定的货币政策的优越性体现在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利用加息政策有利于引导通胀预期和释放资产价格泡沫风险。除此之外, 加息还有两个“信号”性质的功能, 一是有利于配合贯彻落实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 表明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决心并继续巩固调控效果;二是向“热钱”发出信号, 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强化对“泡沫”的调控和管理。

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速度, 同时刺激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外部冲击导致金融动荡、资产价格下跌时, 执行积极宽松货币政策, 可以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获利;但这也要求国家对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采取容忍的态度, 释放流动性, 刺激经济活跃度。正如当年格林斯潘对于美国经济的货币对策, 相当于给资产价格提供了保险、强化了投资者风险偏好、紧缩了经济延迟的周期, 但由于过热的货币政策, 也最终助推了美国经济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 2002年至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终酿成次贷危机, 就是对这种货币政策的集中体现。因此, 大量的信贷投放自然会对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如果货币供应增速持续显著高于实际GDP增速, 则会导致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异常扩大。对此, 央行应密集使用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 回收货币流动性, 避免非对称政策加剧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笔者认为, 中国应采取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且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下去。以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两种手段进行调控, 虽然对于货币理论中, 提高利率是否能够起到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暂时有待商榷;同时, 如果提高存款准备金, 限制金融业整体资金规模, 提高融资成本则会提高对中国中小型企业准入门槛, 对其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而中小企业恰恰多为第三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过高的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 很有可能限制实体经济的发展。

由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的特征, 即使中国应对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的能力增强, 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所以, 在适度调整货币政策的同时, 应充分发展实体经济, 以货币政策作为发展经济各方面的调节手段的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央行的系列举措可以使货币条件加速回归常态水平, 为达到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条件, 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毋庸置疑, 尤其是在当今通胀影响和推动因素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货币政策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CPI、GDP增速的条件, 从而涵盖更大范围的价格波动。而适当紧缩货币流动性, 也可以使货币条件回归常态, 这也为社会融资总量这一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新支持指标和调控工具提供了空间。

可以预期的是, 一直以来利用储蓄过剩作为全社会融资主要来源的模式将发生转变, 商业银行由资产负债思维决定的风险偏好的经营导向也将转向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杠杆率、拨备率指标约束下对风险厌恶机制的追求。尤其是随着社会融资总量中直接融资规模不断上升, 新兴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将获得更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和金融融资支持。

四、经济发展中的民生

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这种关注达到空前程度。中国提出了“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的思想, 而世界也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 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任务也更加艰巨、更加紧迫。

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民生, 最大的挑战是民生, 增长的动力更是民生。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新一届政府并不是将追求更加好看的GDP数据作为自身执政的目标, 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繁荣上来。所以说, 中国经济必将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注重民生, 走一条集约、高效、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服务型经济转型, 民生是最大的动力。现代社会信息通畅,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自然属性, 经济增长的主观动力很大, 只要赋予合适的环境, 就会有消费需求, 也就能带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也要大力促进企业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改变企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问题。同社会的很多领域一样, 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和数字考核会让企业无暇顾及创新发展, 也无法让企业发挥促进就业、提升民生水平的重要经济作用, 只有创造、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国民经济、企业实力, 真正以市场机制来配置经济资源, 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水平、保障和不断提升民生。

现代中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要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必须抓住和利用好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文化氛围。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9

关键词：新时期,公立医院,经济管理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于2009年4月6日公布,这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正式启动。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说:中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维护十几亿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发展的关键工程。在这样一个集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的经济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契机。如何加强公立医院经济管理成为医疗改革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成为医疗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一、中国公立医院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体系有待完善———预算管理不科学、成本 控制力度较弱

新时期的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要根据经济管理和医疗业务的需求,在优化管理模式、理顺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决策、临床业务以及账务管理之间的相协调,同时实现医院各个科室部门的成本控制与核算。目前,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的漏洞。一方面,预算管理不科学,主要体现在预算编制基础不充分、编制方法较为单一、预算执行不灵活导致的极端现象较为普遍等;另一方面,成本控制的力度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耗材的使用管理、控制方法不适当等。

(二)物资管理制度有待健全——管理方式单一、范围 不全面

公立医院的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各种医用药品、医疗器械的管理都要求物资管理要有一套完善的、系统的方式。 大多数公立医院,尤其是基层的公立医院,在物资管理的方式上都较为落后。有的医院在进行物资管理时,依旧以人工管理为主;有的医院虽然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但是操作还欠缺规范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物资管理的范围往往不全,一方面体现在种类管理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流程管理上。

(三)信息管理系统有待提高———范围较窄、更新缓慢

在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的信息管理系统虽然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系统覆盖面较窄。有的公立医院将信息管理系统只是集中于科室临床医疗以及挂号、药品收费等信息系统。但是,医改背景下的信息是相互融合的,需要各个部门、各个板块的信息予以融合才能更加有利于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信息系统的更新维护较慢,即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方面跟不上实际的需求。

二、新时期下加强中国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财务管理体系

新时期下,公立医院的市场化特征在逐渐的加强,因此其财务管理的模式也可以适当的借鉴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由于公立医院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因此在进行预算编制时,要收集好相应的数据资料,为编制工作打好基础。以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该医院为了适应医改后各种政策的调整,做好预算工作,在进行预算编制之前,由各个科室和部门抽调出一名业务管理骨干配合预算工作人员进行往年数据收集,并对下一期各方面医用耗材、床位需求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信息汇总上报,再结合医院往年的经济效益、相关政府财政政策,综合开展预算编制工作。预算编制的方法直接影响着预算执行的效果,因此公立医院在预算编制的方法上除了采用最基本的方法外,还可以适当地结合中期滚动预算、弹性预算以及零基预算等方法,向企业的预算管理靠拢。通过预算编制方法的合理选择,不仅使得预算编制更加科学,而且也避免了预算执行过于死板或者过于随意的现象。在成本控制上,公立医院除了要采用财务手段以外,还要结合下文所阐述的物资管理方式以及信息管理方式予以完善。同时,还要加大对成本考核的奖惩力度,避免各种物资的浪费给医院带来损失。

(二)健全物资管理制度

物资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着公立医院日常治疗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也进一步影响了公立医院的经济管理。 一方面,公立医院要加强物资管理的信息化程度,改变以往的以人工为主的管理方式。只有将物资管理予以信息化,才能使得物资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趋于简便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物资管理的范围要更加全面,这样才能使得医院的成本管理更加科学和全面,有利于成本管理的实时监控和目标实现。以江苏省中医院为例,在横向的物资管理上,涵盖了各种医院所有的物资;在纵向上,以医疗器械的管理为例,主要分为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账务管理以及运维管理。值得借鉴的是,在每个管理模块下又进行了非常详细细分和严格的流程管理。比如, 采购管理下细分为采购申请、论证审批、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法律意见书审批等。通过这种全面、规范的物资管理模式, 大大提高了医院的运作效率,推动了医院的经济管理工作。

(三)提高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贯穿于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的整个过程,也是公立医院开展经济管理的基础性工作。通常情况下,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横向贯穿于药品管理、临床业务、财务管理、医疗器械管理等全过程,纵向贯穿于门诊、病区检查、住院治疗等全过程。公立医院在进行经济管理时,应当尽可能地扩大信息管理系统的范围,尽可能地将医院的整个经济管理纳入到系统当中,便于对各个方面的实时监控。国外一些公立医院在这方面做得很完善,它们将医院的信息系统进行板块式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科室的需求或者医疗业务的需求进行详细的子系统构建。以某国外公立医院为例,该医院建立了临床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决策信息系统、辅助信息系统,在这些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如临床信息系统细分为门诊医生工作站、病区医护工作站、医学影像子系统、检验报告子系统、功检科室子系统、血库管理子系统、手术麻醉子系统、病理报告子系统等。此外,中国的公立医院在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的同时要注重系统的升级和更新,以满足医院医疗业务等的发展需要。

结论

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篇10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十分重视党建工作的开展, 由于当时国情和党情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初期是非常薄弱的。如何壮大自身又不使投机分子钻入到党组织之中, 保持组织自身的纯洁,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亟待一种保持自身纯洁性的党建思想。

(一) 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自身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影响, 这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工会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共产党人的根本利益同整个无产阶级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 非无产阶级要想加入共产党, 就有必要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摒弃过去旧的世界观, 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其思想, 即“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任何残余带进来, 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 以此来确保党的纯洁性。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保持政党纯洁性, 要在党员的入口机制严格控制, 做到从源头上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些有益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二) 现实基础

1. 革命时期

近代的中国由于封建末代王朝的腐朽堕落, 成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侵略的对象, 清政府一味妥协投降, 不仅助长了列强嚣张的气焰, 更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二战中,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 全国上下挣扎在战争和炮火的洗礼之中,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危急时刻登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 从此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生存和成长的巨大压力, 迫使其必须短时间内积蓄足够的革命力量, 大范围地发展党员成了当时扩大自身实力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党员数量扩大, 并且不影响党员的质量, 党的建设工作需要一种指导思想, 这种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

2. 建设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全球贸易的不断冲击, 世界一超多强格局的最终形成, 这一切都不断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党建思想的调节和指导。早期的以“三位一体”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已经很难满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要求, 新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求, 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必须得到升华, 正是这种现实基础促使中国共产党主线完成了由“三位一体”向“五位一体”过渡的过程, 并最终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新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变化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积累。

二、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主要内容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 必须对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一个整体和多维度的把握, 要把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同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党情结合起来, 不能刻舟求剑, 一定要以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维度来全方位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

(一) 思想纯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急需增强自身实力, 所以在对入党要求上把控得并不严格, 虽然短时间内壮大了党组织, 但是不求质量地发展党员给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带来了许多其他阶级的思想倾向, 这就使得肃清党内风气和思想成为了当时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1929年2月, 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 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2]并制定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详尽措施, 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对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

(二) 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又被称作党风, 政党的党风整顿和治理直接对政党在民众面前所体现出的政治面貌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这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建设是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党的作风建设又有了新的理解,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对于作风建设的重要影响,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 思想僵化, 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3]。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的创新, 为党的建设思想更添光辉。

(三) 组织建设

保持党组织的作风纯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随着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党、老党相继丧权垮台,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认识到通过从严治党来加强自身纯洁性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从严治党,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4]2000年1月14日, 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 为党建理论提供了新思想。从严治党的提出, 就是从组织层面上保障了党的建设工作的常态化运行。

三、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探索和辛勤创造, 正是这些革命前辈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深入透彻的研究, 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对于我们当今形势下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工作很有借鉴意义。无论是从理论创新的维度上还是从实践工作的维度上, 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作风,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中国的几代领导集体, 都主张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共产党员的头脑, 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 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由毛泽东首次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和目标, 是为了完成反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后期的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使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进入到新时期以来, 党的建设的要求和目标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概念, 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推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进程,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二) 完善了新时期开展党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

纯洁性建设思想是一个常谈常新的思想,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纯洁性建设已经同过去的党的建设大有不同, 按照老的方法套路显然不能满足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许多要求。党的风气建设越来越被各层党组织所重视, 究其原因就是党的风气是党执政环境优秀与否的晴雨表, 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认识和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最表面层次的依据,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五位一体”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提出, 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建设的基本工作,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基础, 其中对于党的作风建设的许多有益想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三)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成果, 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两大理论成果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近成果, 对于开展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这些党建理论成果的升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具体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党情和国情, 进行了数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整党整风运动, 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2005年的“保先教育”、2013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建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 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为我们当前形势下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许多有益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于纯洁性建设思想的探索和研究从未停止过,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新时期, 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从严治党的党建工作, 研究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已经成为开展党建工作的理论准备, 也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品格的必然选择。

摘要：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 政党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在世界各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执政党, 如何保障自身的执政地位, 以哪种思想指导自身的建设, 一直是全世界各个政党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自身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将党的纯洁性建设纳入到了党建工作的主线之中, 这充分说明了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进行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进行全方位的阐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纯洁性建设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2]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3]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篇11

【关键词】全球危机 中国对外战略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作者介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3-0001-11

本文讨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首先厘清，一是新时期的定义。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新时期是涵盖面较广的，本文论述的范围限于中共十六大以后的将近10年时间。做这种划分显然是以中国国内政治发展为主脉的，旨在对这个重要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做初步探索，力求论证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决定性时期。另一是对外战略的定义。大国的对外战略一般具有全球性的范畴和布局，但中国迄今并未颁布过任何关于中国全面的对外战略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国的对外政策宣示基本上不会涉及中国是否有全球性的战略，尽管在学界层面上这经常是讨论较多的议题。和平发展战略被视为十六大以后中国全面推行的对外战略，其理论渊源和政策基础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系列理念思维和外交实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中国在国力成长、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时期最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对外战略。这是本文全面探讨该战略的理由，虽然这还不能说和平发展战略就是中国的全球战略。

新时期前十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与中国国力急剧增长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对“9·11”以后的国际形势做了深刻分析，预测今后20年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中国的对外战略视野提到新的高度，并首次将具体时间段划入战略规划设计，为新一届领导层审时度势掌控全局提出新战略奠定了基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之际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在接下来10年取得加速发展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战略架构，因此也是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标志，而催生此项战略的则是全球频发的危机。

一、新时期全球危机征兆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正是全球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危机高发之时，标志性事件就是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国际恐怖组织以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对冷战结束后已经牢固确立霸权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揭示了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学界有着众多讨论，其中美国国力在当时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是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由一系列事实和数据所支撑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特征，使恐怖袭击的诡异性非常突出。

新世纪之初，美国政府更替，以小布什总统为代表的保守共和党人从克林顿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底气十足的美国。美国国力的急剧上升主要得益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美国主导了信息革命的主要进程，从计算机工业到互联网建设，美国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角色。当克林顿政府交班时美国解决了政府财政赤字，并开始有较大规模的盈余。政治上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对苏联集团的“不战而胜”，为美国带来了“历史终结”式自信，成为世界体系的领导者，进而促使美国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企图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一统天下。军事上美国更是集冷战时军备竞赛的余威，将军力扩张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近一半。美国实力达到顶峰，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所预言的帝国因过度扩张而导致衰落的前景形成巨大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布什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迅速掌握了话语权，企图塑造战后美国一直追求的“泛美国永久领导权”， 即在美国领导下得到其他发达国家辅助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这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制崩塌以来美国地位重新登顶的转折。

“9·11”事件对美国的顶峰地位是一次意外的打击。此前，美国在科索沃战争及其他冲突中都保持了超强势地位，但国际恐怖组织的意外袭击动摇了这种看似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至于最终迫使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恐，并连续发动了两场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这些事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上看，美国在过去近10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不是顺势而为的。虽然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是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美国也因而赢得普遍的国际同情，但美国随后发动的战争却不是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特别是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美国及西方盟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驻军及当地不断加剧的动乱，以及美国随后推出的“大中东计划”等战略设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争议，而久拖不决的战争更使美国背上沉重的负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9·11”十周年之际接受采访时认为，“美国为9·11付的账单根本没办法计算，这个世纪的头十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至亚洲，而美国却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在中东的错误战争中”。 另一位美国学者迈克·哈特更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更加仁慈和品德高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那么单干了。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势力、经济能力、文化和政治力量了。现实是美国的那种政治妄想早已经失败。”

美国从鼎盛开始走向国力下降的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的国力下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战略优势……但西方大国意识到国际体系出现于己不利的力量转移，开始调整战略策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调整策略是新时期国际体系发生的最重要趋势之一，这些调整包含了诸多方面，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的策略。西方大国通过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机制，试图使国际体系继续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主导的方向发展。但发达国家能否如愿却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意志，事实上当前国际体系已经体现出来的危机征兆正在蔓延，从美国的金融危机衍生出民众的不满，到欧洲持续发酵的主权债务危机，都预示着新的不确定性正在加速累积，而新兴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可能是决定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构成了中国在新时期构筑对外战略的主要背景。

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

党的十六大针对新时期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此阶段，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战略，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个战略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要趋势的思想是中国新时期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论根源，但两者关系绝非是简单复制。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思想主要是对世界大势的研判，新时期的和平发展战略则是根据现行国际体系和正在出现的新的力量对比形势提出的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架构，以中国为主，两者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体现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

冷战结束后最初10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攻坚时期。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和一超独霸格局，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应对冷战结束的冲击，抵制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攻击和孤立中国的图谋，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略的指引下构建对外大战略。这不仅涉及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关系，也与中国的周边政策及对发展中国家方针有密切联系，同时如何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即统筹两个大局的问题也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求中国在后冷战初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喧嚣一时的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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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整体上坚持邓小平制定的大政方针，通过对中国对外政策主要构件的阐述，完整建构了中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概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这四大构件第一次多方位阐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范畴和切入点，并在操作层面上列出了优先顺序，使中国对外战略具有宏观前瞻与微观掌控相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对外战略制定进程的一个重要进展，也为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推出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这个时期的对外战略指导下，中国成功突破西方合围，冷静面对不利国际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坚持不搞对抗，加快“入世”进程，加快与外部世界融合进程，实现强国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于2000年GDP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三、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

十六大以后，中国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美国突遭恐怖袭击后转移战略重心，先后发动阿伊战争，并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支持，令中国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变化。中央的战略机遇期判断抓住国际形势于中国有利的因素，审慎判断正在出现的新形势，促使中国发展顺利跃入新阶段。

和平发展战略的先声是学界的“和平崛起”说，主要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该说提出与西方在新世纪初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旨在打破西方宣扬的大国兴起必导致战争冲突的所谓“规律”。郑必坚接着又在美国的《外交》双月刊上发表关于该命题的重要文章， 激起中国学界的热烈讨论，包括对该命题用词提出异议，认为“和平发展”比“和平崛起”更为准确，但这个争论并没有影响其战略性意义的体现。 “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因其涵盖中国在新时期应奉行何种对外战略的至关重要方面，并最终演进成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和平发展战略是十六大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方略，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中国进入新世纪后国力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及国际形象发生显著变化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前20年的成就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新时期对外战略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平台，在此基础上，和平发展战略提出新的目标，创造性运用新的手段，发挥现实和潜在的影响，从而使该战略成为中国新时期崛起于世界舞台的标志，具有深刻的内涵。

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是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一切國际有利因素，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为实现下一步发展目标，即使国家经济总量在接下来的20年内再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目标留有充分余地，中国经济总量在接下来的10年实现翻两番，在2010年超过了6万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二。这个惊人增长是对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好阐释。实现这个目标有着众多条件，国际环境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央抓住国际形势变化中于中国有利因素，提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旨的对外战略，不但在理论上驳斥“中国威胁”论，而且在政策实践中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准确解释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繁荣和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相互依存之理，在国际上产生深刻反响。

和平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杠杆手段。在“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方针指引下，以后冷战时期已经成熟的外交政策构件为基础，根据中国国力日益走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实，进一步提炼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民间外交、海外领事保护及参与国际海上运输护航等，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10年，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威胁中国根本利益及世界稳定的事端层出不穷。每当危机来临，中国对外战略都面临新的考验，无论是十多年前的撞机危机，还是今天呈现逐步升温的南海主权和权益争端，或者是持续多年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与周边地区动荡，或当前仍在蔓延的西亚北非地区大规模动乱。中国对外政策手段的日益完备为应对危机提供了保障，并通过这些手段，如主持六方会谈坚持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紧急动员从利比亚大规模撤退中国公民，在解决叙利亚动乱进程中坚持维护地区稳定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逐步向世界亮出了中国的外交资源和根本目标，为中国发展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创造了条件。有些观点试图用“软”或“硬”来评判中国在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但这种评判方式本身是有缺陷的。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评判方式过于简单，并不能说明中国外交在日益复杂的局面中采取的应对方式和结果，不同的评判者因立场不同而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而从政策实践角度看，“智慧比拳头重要”。

和平发展战略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或可分为现实的与潜在的。在现实层面，该战略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郑必坚的相关文章发表在美国最具影响的政论刊物，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引起反响。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中国领导人在重大国际场合详细阐述了该战略的根本思路和追求目标，强调中国在“9·11”以后出现的新形势中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中国无意挑战现行国际体系，而是以负责任大国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合作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人多次阐明中国立场，希望与发达国家加强合作，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克时艰，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并积极推动世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策与只强调对抗的斗争哲学可谓有天壤之别，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新形势下正在政策领域引领深刻变化。

和平发展战略的潜在影响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看法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际上对中国高速发展终将成为全球大国基本不持异议，但成为什么样的全球大国争议较大，其中将中国视为威胁的看法在舆论中较为突出。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及中国相关政策实施，向世界揭示了中国战略目标，起到较大的拨乱反正作用，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大力促进与周边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等的经贸交流，大量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加快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签署自贸协定步伐，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给予关税优惠。对一些有争议的政治、领土、权益和经贸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反复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作出政策调整，显示中国泱泱大国的气度和眼光。在国际体系范畴，中国更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突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以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成为该战略的最佳例证，在国际学界亦产生深远影响。

四、和平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布局

和平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以和平外交促进营造发展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如邓小平所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真正核心也是为发展服务。这在具体实施上根据发展任务和目标不同而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十六大以后的最初5年，中国在相对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利用美国忙于打反恐战争，加快中国建设周边环境步伐，同时仍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低调策略。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心逐渐转向主动，大力推行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周边地区的睦邻友好政策，取得显著成效，这也是后来西方提出“中国利用美国反恐打造势力范围”这种无端指责的根源。而中国在此期间通过支持国际社会共同反恐等战略举措扭转了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的不利氛围，使中国的大国外交得以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重点落实在非洲和拉美，特别是对非战略取得重大进展，于2005年出台“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为下一阶段的中非关系奠定良好基础。这一阶段或可概括为“宏图初展，进取与低调并行；成果斐然，机遇与挑战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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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以后中国国际地位有新进展，成为中国新时期对外战略的第二阶段。中央在十六大预测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成熟，不但使中国在经贸方面与世界体系结合更为紧密，而且在政治安全领域也展现出宏大战略布局。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关系更加深入发展，包括美国政要在内都承认此阶段中美关系为历史最好；与欧洲关系进入长期谋划阶段，双方分别发布相关政策文件，表明中欧关系逐渐摆脱互相猜疑进入更深入相互依存阶段；与日本关系也取得阶段性进展，双方努力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虽然目前这还是愿景，但与本世纪初期双边政治关系不断下滑相比，已有很大进步。和平发展战略在中国与大国的合作互动中得到最佳表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国力取得惊人发展，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实际力量已跃升至全球大国地位。中央适时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方针，重新全面阐释了和平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坚持战略机遇期判断，以合作为主旨，不主动挑战现行国际体系规则机制，以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为主导，向国际社会及时传达了强大起来后的中国如何看世界的信息。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进入更高阶段。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所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领导人随后在各个重大国际场合多次阐述和谐世界的战略与目标，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对外战略的重要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国力迅速上升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面临重重困难以及围绕此现象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在世界引起广泛反响。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对外战略通过积极参与20国集团峰会等世界危机管控机制，展示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势仍是寻求化解矛盾、减少摩擦、增加信任、坚持合作，这些基本面在新世纪最初10年中国全球战略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敌视中国崛起的国际性现象在本阶段也有所上升。如何应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地区出现的新挑战，成为本阶段对外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其中处理周边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性逐渐突出，某些邻国企图利用域外势力在与中国有争议问题上取得先机，使中国睦邻友好政策受到考验。中国坚持以谈判和解姿态化解矛盾，但由于解决矛盾难度较大，涉及各方核心利益，预期周边问题将在下一个10年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大挑战之一。

五、与其他大国全球战略比较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前景

新世纪前10年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各大国为处理新问题纷纷提出各自的全球或对外战略。如小布什上台后不久为应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奥巴马接任后于2010年继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将使用军事手段视为外交政治手段之后的最终选择。欧盟于2003年发布其历史上首份“安全战略报告”，针对国际反恐、伊朗核问题等提出欧洲的统一立场，成为审视欧洲安全政策的重要文件。日本在国家层面上尚无全球战略报告，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再发表“中国安全报告”，显示日本正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性布局。俄罗斯则在2009年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能源在俄未来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并声称要维持与美国的核均势。从宏观角度观察，大国的全球战略具有一定相似性，既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也坚持与自身价值观相应的国际观，都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中国对外战略与美俄等的类似战略仍有较重大区别，如美国的全球战略强调维护当前秩序的重要性，并由此推断出维护其在世界范围之主导地位的重要性，这是由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欧盟和日本的战略报告更关注具体问题，且不具有全球战略谋划的意义。俄罗斯2009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强调能源在其未来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以及维持俄美核均势的决心，反映出俄不甘全球大国地位失落，希望利用自身所长强化其全球地位的诉求。与美俄等相比，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较低，无论是和平发展理论还是和谐世界思想，都集中在表达中国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政治意志，这个做法客观上极大降低了中国“咄咄逼人”形象，也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表现的姿态相一致。

2012年以后国际体系将继续呈现中国国力加快上升和美国努力守成维护既定地位和利益的平行现象。据此，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应可适当调整姿态，从比较低调转向以提高透明度为主的坚决态势，因中国大国地位客观上已形成，过于低调的对外战略可能导致误解。近年来西方媒体学界任意曲解“韬光养晦”策略便是一例。新时期前10年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心在发展，未来10年或将更注重维护和平，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实质。和平发展战略也许可表达为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以逐步突出作为全球大国的正面形象，应对预期可能有所发展的与大国的矛盾及周边问题。与前10年不同，未来10年的对外战略似宜明确以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这实际也是目前所有大国的做法。中国过去强调对外战略的全面性，有其历史背景，今后或可调整，进一步明确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为中国最高的战略设计，向世界展示中国新的全球形象。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在新时期前10年是中国成功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对外战略指导框架，也是中国在今后10年继续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政策基础。和平发展战略经受了国际局势动荡和中国周边地区不断出现各种挑战的考验，证明坚持该战略的困难与因坚持而获得的成就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制定全球性对外战略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从其他大国类似战略的目标来看，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无疑非常突出，这或许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相信随着中国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进入新的十年后，中国必将会更加重视国际环境的塑造，在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制定全面积极可持续的全球战略，服务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浅谈新时期的中国先锋戏剧 篇12

一、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的舞台艺术和表现手法千变万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时代的进展, 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 伴随着西方艺术思想的进入, 中国的戏剧也开始以种种独特新颖的表现手法大量涌现。而先锋戏剧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给中国的戏剧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它即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果实, 同时也给戏剧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例如:由高行健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明显就是一个标志着改革开放的信号, 更是西方20世纪实验戏剧影响的产物, 同时也被众多戏剧界人士认为是戏剧思想解放的标志。

20世纪50至60年代,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戏剧艺术效果在中国的戏剧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新时期, 戏剧表演者们大胆的打破了旧有的陈规模式, 积极采用更富有人性化以及夸张的艺术手法来表演, 这样不仅可以使戏剧界的导演群体和演员们有机会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 也加速了中国戏剧舞台手段前进的步伐, 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剧整体的前进。例如:新时期著名导演演林兆华的创作就是一个见证, 近三十年来, 他从《绝对信号》到2007年的《大将军寇流兰》, 林导演的各种新颖、奇特表演手法始终都在吸引着业内人士和众多大型媒体的眼球。进入新世纪之后, 他导演的《赵氏孤儿》《刺客》《大将军寇流兰》等一些作品, 不仅采用表面上的一些俏丽手法, 而且北京人艺的传统成为支撑这些创作最重要的美学根基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新时期的戏剧新探索在舞台空间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舞台装置与手段的变化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导演们的大胆实验层出不穷, 令人瞠目结舌。在设计理念上, 戏剧家们摒弃了以往一桌二椅的传统舞台形态, 大胆使用能表现舞台艺术美感的表现手法来塑造舞台。

二、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的内容更加丰富化

一种新生的事物, 如果只有形式的变化而没有内容上的创新, 无疑是一种华而不实、姿态上的先锋, 真正的先锋戏剧应该是内容上的先锋, 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升华。新时期中国的先锋戏剧在戏剧内容、情调、创演立足点等方面与以往的戏剧都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剧本到舞台的转变, 以往的戏剧都是以一种蓝本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之上, 演出的时候, 它为了使群众感受到表演的真实性, 演出时尽可能多的隐藏;而如今舞台上的表演不需要剧本的支持, 演员只用在台上表演即可, 可以尽情的自由发挥和创作; (2) 从英雄到凡人的转变, 英雄在整个社会中起着较大的影响力, 英雄的召唤、道德的启蒙可以为生活在困境中的人指明方向, 他们在社会的任何阶段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往的戏剧导演们把英雄过于神化, 现如今导演把英雄请回了凡间, 消除了传统戏里高大的脸谱化形象, 另外, 新时期先锋戏剧也渐渐转向了众多的普通民众和典型小人物, 使戏剧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3) 表演方式及意识形态的转变, 新时期的戏剧导演创新精神引人注目, 他们实现了从照着传统经典剧本的表演到可以无剧本、无对白、无掌声、无票房等的现代化表演方式, 先锋戏剧家们还尝试着建构中国戏剧新的文化秩序等, 把中心转移到了以追求自由的人文价值为目标来进行戏剧创作; (4) 从反叛到皈依的转变, 新时期的先锋戏剧, 打破了传统戏剧僵化的旧有体制, 实现了精英化的创作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 先锋戏剧走向了消极、反叛的道路, 时至80年代中后期, 这种文化逐渐分崩离析, 改革开放, 时代变迁, 先锋戏剧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 渐渐皈依到和谐和超前的社会发展中, 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三、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的得与失

解放后, 中国的戏剧表演把政治第一作为戏剧的指导思想, 戏剧呈现了带有时代特征的公式化现象, 这样的戏剧无疑限制了戏剧家们的思维, 桎梏了他们的才华, 从而中国的戏剧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戏剧危机”。而新时期的中国先锋戏剧, 产生于举步维艰的戏剧发展阶段, 经历了诸多磨难, 巧妙地躲避了诸多危机, 也为中国的戏剧和文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 它的诸多转变加速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 它逐渐把戏剧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挖掘了出来, 使戏剧的人文价值逐渐显现。其次, 先锋戏剧的出现与改变为戏剧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文革过后的中国戏剧界危机重重, 曾一度陷入颠覆的困境, 那时, 虽有国家的拨款, 但是面临观众减少, 成本收不回来等一系列尴尬的局面, 正是这样难堪的局面才使小剧场的先锋戏剧演出实现了存在的必要, 虽然当时影响力远不及传统戏剧, 但它为以后活跃新时期中国戏剧舞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而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作品, 如《绝对信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等。再次, 为追赶时代潮流的发展, 提升中国戏剧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为中西文化和中西艺术方面的交流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早在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的戏剧文化便被西方的理论家汲取营养, 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这些经过西方理论家改造的戏剧观念又重新传播到了中国, 这一典型历史现象, 表明了中国戏剧文化和西方艺术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化。最后, 中国先锋戏剧那种打破旧有模式和极力向具有现代化气息戏剧转变的表演风格的那种反叛和大无畏的创新精神为中国戏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纵观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的发展过程, 很容易发现, 新时期先锋戏剧内容上虽然较以前丰富化, 但还是难以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主要表现在主观上形式化过于严重, 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构建等。但我们相信, 新时期的先锋戏剧家们在戏剧未来发展道路上, 一定会不断努力探索,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智慧去促进戏剧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傅谨, 思想解放与传统回归——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戏剧的发展主线[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08, 6 (4) :2-5.

[2]冉东平, 先锋还是去先锋——评新时期中国先锋戏剧得与失[J], 广州大学学报, 2007, 6 (12) :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