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精选12篇）
民国经济 篇1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东北的省份, 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 土地资源优越, 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10%以上, 盛产大豆、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及甜菜、亚麻、烤烟等经济作物。目前, 粮食总产量跃居全国首位,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 100多年以前, 黑龙江地区却是人迹罕见的北大荒, 直到清末民初, 大量的移民涌入黑龙江地区, 开垦荒地, 发展农业, 使很多原来渺无人烟的荒原得到开发利用。
东北是清朝统治者的发祥之地, 多年来, 清政府一直实行封禁政策, 明令禁止开垦。清末, 东北边疆出现危机, 清政府开始逐渐解禁东北, 对关内居民实行大面积放荒, 允许开垦, 但“实垦者不多”。民国以后, 关内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加之山东、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区连年天灾, 饥荒严重, 使成百万流离失所、一贫如洗的难民长途跋涉移居东北, 寻求生存。时值黑龙江地方政府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 逃荒的移民大部分迁入黑龙江省地区。移民的涌入不仅促使黑龙江地区人口剧增, 而且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 移民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加速了土地开发, 推动农业发展
民国时期, 大量移民的涌入致使黑龙江地区的人口空前增多, 到1931年东北沦陷时, 黑龙江人口已到达600多万, 比清末增长了1倍, 这为黑龙江地区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移民们克服重重困难, 忍饥挨饿, 辛勤劳作, 破土开荒, 使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进入一个较大的发展阶段。
大量的移民迁徙到黑龙江地区以后, 80%以上的移民从事农业生产, 开垦了大片的荒地, 使黑龙江地区的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据记载, 黑龙江地区在1915年, 土地耕种面积达到391.2万垧[1]65, 而到1930年土地耕作面积达到了731.4万垧[2]85。如从1915年到1930年, 瑷珲县耕地面积由1.85万垧扩大到6.25万垧、嫩江县耕地面积由1.7万垧扩大到4.2万垧、青冈县耕地面积由8.9万垧扩大到22万垧、拜泉县耕地面积由22万垧扩大到45万垧、肇东县则由5.6万垧扩大到19.5万垧、依兰县由9.5万垧扩大到19.4万垧、宁安县由15万垧扩大到26万垧、双城县由37万垧扩大到46万垧。可见, 民国时期, 大量关内移民将荒野开发成万顷良田, 使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速度日趋加快, 扩大了黑龙江地区的耕地面积。
随着移民的增多, 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这推动了黑龙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粮食产量大大增加, 为黑龙江省成为主要的产粮区奠定了基础。黑龙江地区在民国时期, 就初步形成了几个土地开发较多、耕地面积较大的农业产粮地区, 如包括绥化、克山、海伦、拜泉等县的松嫩平原产粮区;包括哈尔滨地区、双城、五常、肇东、肇源、肇州等县的松花江中游农业区;包括依兰、汤原、桦川、富锦、绥滨等县的三江平原产粮区等等, 这些农业产粮区盛产大豆、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等农作物。所产粮食除满足本地区外, 还有大量余粮供应国内和部分国际市场, 据统计, 1912年, 出口的粮食就达到15亿斤, 1915年仅中东铁路沿线31个县所产的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输出国外[3]281。可以看出, 黑龙江地区在大量国内移民的开发下, 生产出大量的商品粮, 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此外, 关内移民在开发黑龙江地区的过程中, 不仅促使黑龙江地区的农耕技术有所提高, 而且改变了耕种的经营方式, 成立农垦公司大规模生产。在开发土地过程中, 大部分地区采用了先进的休耕轮作种植法, 部分地区的农具也由原始牛犁发展为先进火犁、油犁 (机械犁具) , 如1915年, 宁波人李云书在呼玛县投资60万元, 开设三个垦殖公司, 雇佣移民耕种, 农场面积达3600垧, 其中熟地600垧, 并于当年购买一台美国产拖拉机进行耕地, 后发展到拥有5台大型拖拉机、8台播种机。主要种植小麦、燕麦, 并自己磨成面粉销售。这是中国最早使用农业机器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记载[4]196。农耕技术的提高、大规模生产经营方式的出现, 加速了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 为黑龙江地区的农业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二、促进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来到黑龙江地区垦荒的移民大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 一小部分从事手工业, 在人口聚集比较多的地区, 又有移民从事杂货店、饭馆等商业经营。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 粮食产量的增加, 一些与粮食相关的产业如榨油、面粉、酿酒等产业逐渐兴起, 大量移民又开始在工厂做工。移民不仅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也扩大了商品的消费市场,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民国以后, 黑龙江地区粮食产量大大增加, 黑龙江已经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粮食集散地。尤其是大豆和小麦的生产, 黑龙江地区已成为全国大豆和小麦主要的生产基地。因而, 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榨油、面粉、酿酒等产业在黑龙江占主要地位。以大豆和小麦等为原料的一些工厂纷纷建立起来, 并雇佣移民进行生产。如在1912年时哈尔滨榨油作坊只有2家, 1919年时已增至28家, 1921年增至43家, 1923年则达到56家, 此外还有数百家土法经营的小油坊[5]654。清末民初哈尔滨的面粉厂只有3家, 从1914年到1919年增设了12家, 1930年达到30多家, 面粉生产能力仅次于上海, 居全国第二位。20年代末, 哈尔滨面粉产量占东北地区面粉总产量的66%, 而哈尔滨面粉出口量则占东北面粉出口量的80%以上[6]140。由此可见黑龙江地区榨油业和面粉业的发达程度。
此外, 齐齐哈尔、安达、呼兰、阿城、一面坡、海拉尔等地, 相继建立起纺织、制糖、火柴、酿酒、肥皂等工厂, 在这些工厂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关内移民。还有黑龙江地区的漠河、三姓 (依兰) 、桦川等地金矿和1918年11月成立的鹤岗煤矿公司都是以传统的土法采矿, 即靠雇佣大量廉价的移民下井采矿。可见, 移民无论从提供工业原料还是充当劳动力方面都对黑龙江地区的轻工业或采矿业兴起和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移民的涌入, 人口的增多, 黑龙江地区的商业贸易呈现出比清末更为繁荣的景象, 尤其是杂货业与粮食贸易发展的比较快。如1918年, 瑷珲县有商号45家, 其中89%为民国时期设立的;珠河县 (今尚志市) 1918年有商号店铺30余家, 1921年增至100余家, 1923年增加到200余家;拜泉县1921年有杂货店、洋货铺、粮栈等商号220多家;1922年, 哈尔滨道里道外经营杂货业、粮业等商号店铺达900多家, 到1924年夏, 民族商号已近5000家[6]141。1926年佳木斯的粮食公司有80家、大杂货铺有30家;1927年, 拜泉县城有大公司97家, 其中有44家粮食公司;1928年, 牡丹江有大粮食公司7家、杂货铺12家;1930年, 齐齐哈尔有大商店121家, 中小店铺1200多家。从中可以看出商业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7]343。在这些商号店铺中有的移民投资开店成为店主东家, 有的靠出卖劳动力成为店铺伙计, 但他们都为黑龙江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推动近代城镇的兴起
清末民初, 随着关内移民大量涌入黑龙江地区, 在开发黑龙江的过程中, 一些村屯在移民人口不断聚集, 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逐渐发展为城镇。尤其是铁路在黑龙江的修建与扩大, 不仅加速了关内移民的大批北迁, 而且促进了铁路沿线城镇的兴起。
黑龙江地区原有城镇都是清政府为加强边防和统治需要而设置, 具有封建性、规模小和军事性等特征。如瑷珲 (今属黑河市) 、墨尔根 (嫩江县) 、布特哈 (龙江市) 、呼兰、双城堡、拉林 (五常县拉林镇) 、阿勒楚喀 (阿城市) 、三姓 (依兰县) 、宁古塔 (宁安县) 等, 这些城镇在民国以后, 有的已经衰落, 有的因铁路的修建和人口的增多, 规模扩大, 发展为近代意义的城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开通, 加速移民大量流入黑龙江地区, 也推动了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铁路沿线的村屯和小镇, 逐步发展为城镇规模。如因铁路修筑而兴盛或兴起的城市主要有哈尔滨、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绥芬河等, 此外还出现富拉尔基、一面坡、海林等市镇[8]76。
民国期间, 一些城镇是由清末的府、厅、州改为县制的, 如龙江、安达、呼兰、海伦等, 一些是由于移民的增加和土地开发, 新设的县城建制, 如珠河 (今尚志市) 、延寿、泰来、肇东、林甸、呼玛、漠河、克山、铁力、绥棱、望奎、明水、甘南、依安、富裕等27个县城, 这些县城的设置大致奠定了当今黑龙江省城镇分布的基本格局。
这些城镇随着人口增加, 规模逐渐扩大, 逐渐具备了城镇的功能, 如街道的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机构的设置, 交通、通讯系统的建设、中小学校的设立等等, 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小城镇已经具备了近代城市的某些特点和功能。
总之, 数以百万计的关内移民筚路蓝缕, 开荒铺路, 加速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加速了黑龙江地区农业近代化进程, 使黑龙江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主要产粮区。此外, 移民也推进了黑龙江地区的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发展, 使黑龙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石方.民国时期的黑龙江移民[J].北方论丛, 1985 (2) .
[2]李德滨, 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3]北满之政治经济价值.1935.
[4]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年) :第2卷[Z].北京:中华书局, 1984.
[6]贾诚先.民国时期东北北部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J].学习与探索, 1990 (8) .
[7]辛培林.黑龙江开发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8]何一民.近代东北区域城市发展述论[J].史学集刊, 2002 (3) .
民国经济 篇2
“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儿子送到远征军中；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傅任敢先生曾在《值得我们学习》一文中评价梅贻琦
蔡元培破格聘用梁漱溟
民国大学校长之所以成为教育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文知识的内化，在对学校管理的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
蔡元培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鲜明地主张个性教育，他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尊重职员。
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后，对学生充满了期待：他主张大学要造就各界领袖，盼望着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尊重并信任教师，是民国大学校长鲜明的特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教师的尊重、信任，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更深切地体现在行动中。蔡元培强调对教师不要求全责备，要以学诣为主；他破格聘用梁漱溟等，使梁漱溟终成一代哲学大家。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时破格聘用并培养启功，终为启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打下基础。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大学时，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总是想方设法优待教师。
蔡元培向校役鞠躬
民国大学校长不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而且尊重下属职员，一改以往把校长当官做的旧习，显示出民主、平等的作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在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可谓官高位尊。以往一些校长每天进校时总是高视阔步，对校役从不理睬。蔡元培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在校门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脱帽向他们鞠躬还礼。蔡元培的举动使校役和师生们耳目一新。以后，蔡元培每进出校门都向校役们脱帽鞠躬还礼。
后人评说蔡元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更主要的还在于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摈除旧北大存在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习气。其实，这是蔡元培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之举。梅贻琦“爱师如命”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人文素养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这种人道情怀是以尊重人、相信人为基础，进而升华为对人类的爱。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则表现为对学生的爱，对教师的爱，以及对学校的爱和对教育的爱。
清华大学不少老教授在回忆梅贻琦校长对教师的爱护时常常老泪纵横，他们说：“‘梅师’爱教授已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民国大学校长对教师的爱不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教师作用的极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有不同个性、学术观点、政治派别教师的“兼容并包”。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
毛泽东曾盛赞蔡元培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若没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领域再有成就，人们也不认可他是教育家。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格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的表率。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
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永不言败的品质，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培养了南开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当今时代呼唤校长们成为教育家，迫切需要校长们不断提高素养。从人文素养对近代著名校长之成为教育家的作用来看，提高人文素养也就是提高教育素养和管理素养。因此，当代校长们不仅要充实自己的人文知识，更要涵养崇高的人文精神、人道情怀和人和意识，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蔡元培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其74年的人生历程，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蔡元培破格聘用教授
梁漱溟 辜鸿铭 鲁迅 陈独秀
陈垣（辅仁大学）破格聘用教授启功
梅贻琦（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张伯苓（1919年至193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张伯苓先生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
竺可桢（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民国经济 篇3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人社会经济地位一反我国“右文左武”之传统达于社会中心化之顶峰。清末军制改革成果及民初军制的路径依赖，推进了军人社会地位中心化的历史进程。其对民国军阀政治有深刻影响。
一、军官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一）新军官制度与军人地位的制度保障
北京政府于1912年先后8月、10月先后颁行《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海军官佐士兵等级表》，建立军官军佐制度。少尉军衔以上的军人叫做军官。分三等九级（将官、校官、尉官，额外军官改称准尉官，但不列入官等）。海军也分三等九级；另外，海军有代将一级，介于上校与少将之间。对于非直接指挥部队的军队现役官员，则实行一种与军官衔并行的军佐衔。军佐衔比军官衔少一级。其最高衔相当于中将，称谓也与军官不同。如在陆军中分别称“监”，“正”。士兵制度：陆军军士和兵共分为六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海军军士衔的等级和称谓与陆军相同，兵分五级。
北京政府对部队军官的任职和升职有详细规定，军职分为简任、荐任、委任三种。如师长、旅长、参谋长、上校参谋和其他同级军官要由大总统简任，是为简任官。团长、营长、中校、少校参谋及其他同等官，要由所在部队主管推荐，再由大总统或军事部、参谋部明令发表，是为荐任官。连长、排长等则由部队长官委任。而士兵主要采招募制。以后，陆军部还颁布了《陆军官佐随从规则》，（1915年10月22日）等，[1]海军部、陆军部、参谋本部联合颁布了《陆海军军职任用暂行规则》[2]并颁布了军人荣典相关条例，使新军军制日臻完善。这是民国前期军人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制度因素之一。
（二）军官士兵经济待遇
北京政府实行文武分轨的职官制度。军事机关及军队任职者均为武职。中央军政机关，如参谋部，次长 中将；参事 少将；第一至六司司长 少将；科长上校；副官 少校；一、二、三等科员依次为中校、少校、上尉；副官处设高级副官、副官、一、二、三等副官与前述相应职级军衔对应。另设二科，科长及一、二、三等科员分别由上校、中校、少校、上尉军衔者担任。[3]具体经济待遇分述如下。
1、陆军部驻保定军械局，初为部辖机构，其军官军士兵夫待遇：1923年5月，总办280元、（未注明者单位均为元，后同。）副官60、一等局员130、二等局员110、目15、马 12、 护兵6，5、库 12、伙夫5、马夫5、兵夫每棚98、后改属直鲁豫巡阅使署后有所降低，1923年7月，械库主任、药库主任、书记官、军需官、军医官、司事、录事、工务长、旧装子厂员、副官、一等局员薪资依次为：80、60、60、60、40、22、17、130、50、50、100。[4]
2、“二次革命”北洋军队南下前设立保定留防总司令，1913年7月2日该署编制饷章规定，总司令、参谋官、副官、一等书记官、书记长、稽查官月薪依次为600、200、140、80、60、50。而司事生、司书生、目、马 、护目、护兵、伙夫月薪依次为20、16、14、12、9、6、5元。
3、野战部队混成旅司令部：1914年陆军部军务司编制“混成旅司令部暂行编制薪饷表”[5]p449页] 少将旅长薪公900；中校参谋长200；上尉参谋官70；少校副官100；上（中）尉副官70；少校级军法官100；三等军需正军需官及三等军医正军医官均为100；二等军需军需官及二等军医军医官为42；一等兽医兽医官70；二等书记官55。司书生、司号长、 目、马、护目、护兵、伙夫依次为17、22、15、12、8，5、6，4、4，7。
4、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团部：队长160，队付35-60，连长75，连副45，班副35，教官75，科长100，炮兵科、骑兵科、步兵科科员依次为100、60、35。兽医处主任210，兽医60；军医处主任150，军医45，军需处主任150，一等军需6-90元。[6]
5、超省级军事机构，如长江巡阅副使署，副使1000，公费1000；参谋长300；少校参谋100；上尉参谋70；副官长200；中校、少校、上尉副官140、100、70；少尉副官30；军需处长及军法处长140；三等军需正100；三等军法正80；军医处长80；秘书处长200；秘书120、40、30；译电生20；总稽查官40；调查员18；书记长35；书记生20； 目18；马 14；护目10；护兵7；伙夫5。[7]直鲁豫巡阅使署军乐队（连）正队长薪240，公60；副队长40；司事生22；司书生17；一等兵18；二等兵14；三等兵12；学习兵8；护兵8；伙夫6；兵夫0，3元；[8]
二、军人经济地位职业比较分析
（一）文武官员社会经济地位比较
文武官员经济地位比较。1912年10月，《中央行政官官俸法》：分四级，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特任如中央各部部长，简任如司局长及副部长，荐任如处长，委任如科长及科员。薪资，国务总理1500元，各部长1000元。从简任以上官员分9等22级。简任3级月薪400-600元；荐任7级月薪200-360元；委任12级，月薪50-150元。[9]p286同年8－10月军衔制规定，军职分为三级，简任、荐任、委任三种。简任如师长、旅长、参谋长、上校参谋和其他同级军官要由大总统简任，荐任如团长、营长、中校、少校参谋及其他同等官，要由所在部队主管推荐，再由大总统或军事部、参谋部明令发表，委任如连长、排长等则由部队长官委任。师长薪公1000两，（薪400两，公费600两。）[10]p82少将旅长薪公900；团长薪公240两，（银100两，公费140两）；连长薪公80两（60两，20两公费）连副45、班副35。从薪公费用咋看文武职官无甚高下。但一个普通师长的薪公费用可与中央部长等齐，这已经是左文右武了。
（二）文武职官社会地位转换
1、左文佑武与文武关系逆转。早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期，即奠定了民国军官军士制度的基础。前述《陆军人员补官暂行章程》，《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表》及1910年7月规定，陆军司法人员比照军需军医等官阶分别补用，列为军佐。[11]该制对军人社会地位意义重大。一改重文轻武，以文统武传统，武职品级崇高，完全比照文官办理。一位新军排长（协军校）为正七品，与文官知县同品级。在清代，同品级的文官与武官总督与提督，皆从一品，但上奏权限、朝廷的重视、庶民的尊敬，则相去甚远。一位从二品武官副将，要与一位正四品文官道员有事相商，可能要“大礼”跪拜相见。[12]民初县长分三等，一等荐任中级，二等荐任末级，三等委任一级。约相当于步兵中校至上尉之间。民初进一步完善军官军士制度。加快了军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进程。到曹锟为总统时，我国文武关系扭曲达于顶峰。如，1923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几近决裂之境。北京裁员、索薪、索饷风潮，彼伏此起，[10]，乃至外人有共管中国财政之叫嚣。为此，军阀政府的办法就是文职的减政减员。1923年11月30日曹锟颁发大总统令，裁撤冗滥，“至于各部院现有官吏除实职人员外，应按照事物繁简酌定额外人数薪等就考试分发甄用等项人员遴选派充，另定简章办理，总以经常政费不超出八年度预算为度。”[13]同日，财政部令 “本部经费现经国务会议议决以八年度预算为标准自应切实裁减以期适合除现行编制内实缺人员外所有考试分发甄用等项人员听候分别去留另令遵行此令。”陆军部明令，裁撤额外人员。[14]文职人员被严格控编，以节靡费。到1927年6月军政府时期，中央减政，每月政费只留80万元，财政部减员只剩下28员。[15]p118
（二）军人与社会其他职业经济地位比较
1、军官与教师职业经济地位比较
1917年5月《国立大学职员任用薪水及规程》，四等每等六级共二十四级,正教授,300-400元；本科教授,180-280 元；预科教授,140-240元；助教50-120元；[16]中学教师：1932年前是时薪制，其中1922年改制前，中学0，5元-2元；1922年后，初中为1-1、25元，高中1、75-2元；1917年《小学教员俸给规程》：3等33级，正教员,8-60元，专科教员,6-40元， 助教员,4-22元[16] 1917年全国小学校长教员月俸表级别月俸：职别1-14级校长及正教员各级依次为60、55、50、45、40、35、30、26、22、18、15、12、10、8（元）；专科正教员及专科教员11级依次为40、35、30、26、22、18、15、12、10、8、6（元）；助教员8级依次为22、18、15、12、10、8、6、4（元）。[16]
2、士兵与工人农民经济地位比较
工人 二十年代开滦煤矿工人月均工资9-13元。[9]p287一个熟练技术工人均月薪为十几到二十几元。粗工、临时工或家庭雇工则更少，仅4-10元不等。家庭女工月薪低至1元。二三十年代中国物价水平变动不很大。如上海批发物价1926年为100，则最高年份1931年为126，7。1927年上海，一个非熟练工人抚养五口之家月生活费用约 21，34元 ，熟练工人之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用月为35，85元，需两个人挣钱。[17]
一个士兵月收入约以8元计，相当于耕种100亩地的一个四川自耕农的收入。只有拥有50－100亩左右的小地主的收入才略高于该类士兵的收入。[10]p73而据1927年，《东方杂志》第24卷，第十六期，第36页，估计，上等农民年生活费75元，中等55元，下等35元。六口之家210元；五口之家175元。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大小军阀巧立名目转嫁军费，如田赋预征，田赋附加，临时军费，苛捐杂税，兵差等，其职业负担无法具体统计，但其处职业经济收入处社会末位是无疑的。部分穷困农民被迫土匪化。1916年以前，土匪约11，4万，到军阀统治末期，武装农民土匪远超过武装士兵100－300万的人数。军队，团防，土匪，均为脱离生产的武装农民，共约500万。而同期新式工业人口仅约200万。[10]p76－77）社会结构呈病态发展。
民国经济 篇4
1.山西省银行的成立。1918年, 阎锡山兼任省长后, 财政拮据, 入不敷出, 虽在陆军修械所内附设了一个铜元局, 用收买民间制钱改铸铜元的办法, 曾获利360万元, 但仍感杯水车薪, 于事无补。于是, 阎锡山提出设立山西省银行。阎锡山指派山西省议会正副议长、太原市商会正副会长、陆军旅长、粮服局局长、政务厅厅长、统计处处长等为山西省银行发起人, 聘请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阎维藩负责筹办, 取消山西官钱局的名称, 成立山西省银行筹备处, 由阎锡山任处长, 并开始征集股本, 制定章程, 编定营业计划。最初决定, 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 资本额为银元300万元。官股部分, 除接收官钱局的财产外, 再由财政厅过拨一部分;私股部分, 也有两个来源:一是临时招募, 二是由“公债”入股。官私两项共实收资本120万元。按当时规定, 股本收足40%即可开业。于是, 山西省银行即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山西省银行的经营方针, 按其章程规定“以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为宗旨, 经营业务范围主要有: (1) 代理省金库, 发行金库券; (2) 办理存放和汇兑; (3) 储蓄业务。此外, 省银行还兼办买卖生金银, 折收未满期限的期票及汇票, 代人保管贵重物品, 经营土地庄园。总之, 什么有利就干什么, 经营手段较为灵活。
2.晋钞的发行。山西省银行1919年1月1日成立后, 太原设总管理处, 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 时称“四总两司”。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 同时在各主要县城和地区设立分行、办事处和寄庄。以后, 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以资本方面来说, 当时山西的银行业总资本额共300余万元, 而山西省银行的资本为240万元, 当然是首屈一指了, 因而山西省银行在银行业中就居于垄断地位。”到1929年左右, 省内外分支机构达40余处, 形成了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网。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 阎锡山以“划一币制”为名, 凭借政府法令, 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 由省银行垄断了“晋钞”的发行权利, 使得“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
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 山西省银行共发行三次“晋钞”:
第一次发行晋钞是从山西省银行成立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据当时中央银行对山西省银行1919-1930年纸币订印发行的调查, 银元票发行八种, 原印数为9062.45万元, 实发数为3159235吊一百文, 按市价四吊合银洋一元, 共折合银元78.98万元。铜元券和银元券合计发行额为4780万元。
山西省银行成立初期, 信誉尚未巩固, 纸币发行严格按照货币发行规律尚有一定控制, 曾一度1元晋钞可以兑换1元白洋。据统计截止1928年底, 十年间共发行1300万元, 平均每年不过130万元。随着官僚资本的积累, 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扩张, 其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从1929年起, 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其他地方军阀, 发动大规模的“倒蒋战争”。山西省银行大肆滥印、滥发纸币, 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等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时, 山西省银行晋钞发行额已经达到约7500多万元, 不到一年时间, 纸币发行量增加了大约八倍。及至“倒蒋战争”失败, 晋钱随同败军涌回山西, 晋钞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到30:1。阎锡山逃至大连, 同时蒋介石通令全国商民拒收“晋钞”, 并对阎锡山发出通缉令, 于是大批流通在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和平、津、鲁、豫等地的纸币随同阎锡山的那些部队涌回山西, 市场顿呈混乱局面。
第二次发行晋钞是1932年阎锡山第二次上台后, 在改组省银行的同时, 针对货币信用危机, 晋钞急剧贬值, 金融一片混乱的状况, 决定出新钞换旧钞。阎锡山认为“非增添流通之货币不可, 增添现货币为不可能, 只有增添纸货币之一法”, 以新省钞1元收兑旧钞20元, 很快把旧钞收回, 使一度死气沉沉的社会经济活跃起来。但是, 以1:20的比例收兑旧钞对山西人民是一次赤裸裸的掠夺。当时, 人们手中的1元旧钞, 只值新钞5分, 仅此一项, 人民损失竟达数千万元之巨。
第三次发行晋钞是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 山西全境编为第二战区。是年10月下旬, 忻口战役紧张, 太原震动, “四银行号”即停止业务, 陆续向后方迁移。阎锡山迁往晋西之后, 山西金融一片混乱。一方面, 国民党中央政府限制各省发行地方纸币, 只准使用法币。但法币这时信誉尚好, 人们都想将其保存下来, 因此市面上流通的法币不多。另一方面, 随着阎锡山撤出太原, 印刷机器和票版落入日军之手, “晋钞”所发数目无从确知, 加上日伪印发假钞导致金融异常混乱, 军民交易颇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整理晋钞”, 即四银行号原先发行的“晋钞”不再继续发行, 而是新发省钞, 投入流通。当时, 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阎锡山几经磋商, 没有结果。阎锡山遂自行决定派人购置机器, 第三次印发晋钞。新晋钞于1939年1月发行, 除用来支付军费外, 还用其到日伪区购买小麦。初买时, 15元可买小麦1石 (每石150斤) , 后来贬到每300元1石。尽管如此, 阎锡山通过此法仍收购小麦2万石。到1940年底, 由于人民拒绝使用新票, 阎锡山才停止印刷。
抗战胜利后1949年, 阎锡山南下逃往南京。到此为止, 阎锡山结束了其38年的统治, 却给山西人民留下了一个通货膨胀、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的破烂摊子, 使得当时的山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受纸币之害最厉害的省份之一。1949年4月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组接管了山西省银行的工作。从此, “晋钞”随山西省银行的结束而消失, 新中国的人民币统一了市场。
二、“晋钞”发行对山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1.统一货币制度, 改变了当时山西金融界的混乱状况。发行“晋钞”是近代山西货币现代化的开始。货币制度统一和发行集中是货币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民国初期, 山西省内各种钞票纷繁复杂, 货币制度非常杂乱, 严重阻碍着当时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晋钞”的发行对方便当时山西省内商品流通、改变货币混乱局面、解决货币计量单位不统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取缔各县纸币规则》等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使得“晋钞”渐渐成为当时山西流通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纸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货币制度统一的进程, 起到了扭转当时山西省金融业混乱局面的作用。发行“晋钞”, 真正执行货币功能, 确实是当时山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
2.改善了当时山西金融界组织机构残缺的状况。山西省银行成立时属于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有鉴于旧式金融业的种种弊端, 山西省银行先设立董事会、监事会机构, 并通过公开选举, 产生了七董事、三监察及七侯补董事、三侯补监察。由于当时山西省银行的股份来源比较复杂, 各个股东都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 造成董事会、监事会人数过多。董事会、监事会负监察职责, 它上联系总行经理, 下联系各个股东, 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主要通过信息反馈。总行、分行、支行各级经理的经营行为完全受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很多旧式金融业中的有识之士也曾想照此执行, 组织股份银行, 但大多由于大东家的思想过于保守, 多极力阻拦, 思变设想终成泡影。
3.发行“晋钞”促进了近代山西工商业的发展。山西省金融业的平稳发展, 对山西工商业的推动和长久以来外贸劣势的扭转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山西省银行发行“晋钞”对当时山西的经济发展所起的扶助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在山西省银行成立的1919年, 一个意在振兴近代山西工业为主的“厚生计划”也相应出台。该计划囊括了炼钢、炼油、机器、电气、林业、农业6个方面的建设方案, 并对每项方案的宗旨、设置项目, 尤其是建设经费预算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计划。其中用于工业方面的规划建设经费最高, 达2275.6万。而用于农业和林业方面的建设经费也分别达到118.2万和42万。当时拥有纸币发行特权的山西省银行, 正是通过不断大量印发“晋钞”, 经营地产、投资工业, 从而支撑着厚生计划的顺利实施。这种金融上的巨大支持使山西经济在19世纪20年代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为日后山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有力促进了山西公营企业的发展。阎锡山第二次上台后, 以“造产救国”为口号, 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新“晋钞”的发行成了该方案能否执行的重要环节和保障。1932年3月, 一个比“厚生计划”更全面、更系统, 几乎包括整个经济建设领域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出台。在该计划案中, 不仅对传统的工农业建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指导, 而且对原来很少涉及的商业贸易、金融货币、交通运输等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个计划案的执行虽然由于抗战的爆发被迫中断, 但是山西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36年山西粮食总产量达336万余吨, 这一水平直到1952年才再次恢复, 山西农业发展创造了历史新高。当时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办和同蒲铁路的修筑则更是国内罕见, 为世人所瞩目。这些成绩的取得必须具备一个条件, 即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因此, 仅从铁路、垦业、盐业三个专业银号的成立就不难得出结论, 没有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的“晋钞”支撑, 这一系列建设都将无从谈起。从1932年到1936年的五年间, 铁路、垦业等四银行号先后发行“晋钞”达6291万多元, 其中“借款券”和“实物准备券”就占到其发行总量的一半, 五年平均发行“晋钞”1250余万, 几乎接近了这期间山西“公营”企业资本年均增长量。事实上, 当时通过发行新“晋钞”支持山西各公营事业的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客观上也间接为山西初期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晋钞”发行对山西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1.“晋钞”发行影响了全国币制统一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1935年, 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 一方面宣布放弃银本位而确定以法币为本位, 结束了民国以来中国币制紊乱的历史;另一方面集中纸币的发行权, 规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 准许流通市面。而其他地方各银行所发行钞票虽仍然准许流通, 但规定应该逐渐收回, 从而被中央银行钞票所取代, 以后各地方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法币政策的实施是应国外时局变化之举, 又是对清末以来关于币制本位和统一主张的总结, 其对当时中国财政、经济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法币政策实施后, 山西省银行对“晋钞”的变相发行, 就对国民政府全国币制统一以及纸币集中发行计划的实施, 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于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 山西虽然不像广东、广西、云南等省那样明面拒绝, 却也只是阳奉阴违。阎锡山首先布告全省:“停止现金实行法币办法”, 不过他随后又说, “本省自应按照地方情形查照办理, 省银行、铁路银号、垦业银号、盐业银号所发行之纸币仍照常通行”;此后不久他又成立了“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 以“实物准备”为幌子, 继续变相发行晋钞, 使中央法币政策在山西的推行大打折扣。
2.“晋钞”发行是阎锡山为首的晋系集团的地方主义政治行为。如果说阎锡山前两次发行“晋钞”的政治目的不太明显的话, “晋钞”的第三次发行, 完全是阎锡山为了维护他在晋西的统治, 而在经济上采取的剥削手段, 跟前两次“晋钞”发行比较起来, 第三次发行几乎一无是处。很快地, 随着“晋钞”的加速过量增发以及阎锡山推行反共政策, 晋钞信誉丧失殆尽、币值暴跌, 1930年通货膨胀之惨剧再次上演。“其价值跌落之速, 更非民十九年可比”。抗战结束后, 阎锡山重返太原, 对于晋西各县流通的“晋钞”不闻不问, 任由晋西各县物价狂跌, 流通滞塞, 致使晋西人民损失极大。“晋钞”三次发行, 均致贬值, 祸害山西人民, 信誉尽失, 阎锡山未敢再次发行。
归根结底, 山西省银行等金融组织是阎锡山地方官僚资本体系的组成部分, 不可能独立地坚持什么货币发行原则。当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 对金融资本提出新要求时, 这些金融组织也只有顺从地大量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纸币, 其结果所导致的消极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 从本质上说, 发行“晋钞”是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实力派, 为稳定其在山西的统治, 而在经济上采取的必然措施。
四、结论
发行“晋钞”是当时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民国初期, 受战争影响, 国内币制紊乱, 山西货币市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山西省流通中的货币使用与民国后期山西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规模与程度不相适应, 与本地赋税、商贸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在军阀混战、中央无力统一币制及集中发行纸币的背景下, “晋钞”的发行是客观需要。
每一次“晋钞”的发行前期都对各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尤其对金融业的影响最大, 这是符合山西省银行成立要“调剂金融, 扶持经济”初衷的。虽然每一次“晋钞”发行的后期最终都面临着贬值的命运, 使得“晋钞”又成了官僚统治者掠夺人民的重要手段, 给山西商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导致“晋钞”贬值的原因很多, 究其根本原因,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面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伴随着阎锡山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 经济手段完全服务于政治目的, 使得“晋钞”的发行越来越多, 为其贬值和省行的改组埋下了伏笔。不过由于货币贬值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 因此, “晋钞”贬值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客观社会经济情况使然。
本文基于一定的史实,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晋钞发行史, 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发行晋钞对近代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建生, 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2].郝丽萍.“晋钞”在山西的始末[J].晋阳学刊, 1998 (3)
[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金融志[M].1984
[4].顾海兵, 石红艳.体育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 2005 (3)
[5].刘峰搏.民国时期”晋钞”的发行及其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 2004 (5)
[6].仇曾诒.抗战以前的山西财政.山西文史资料 (第三辑) [M].太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62
[7].李永福.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0 (12)
情书最美是民国 篇5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鲁迅致许广平
妹妹，你的信我都好好收起，注明号码。哪封是哪天发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明白白，好带回家去。我们肩并着肩的从头细看，细数这五年的离情别意。 ——朱湘致刘霓君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无可名状的欢喜，
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美，有我独到的领略。 ——徐志摩致陆小曼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朱生豪致宋清如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胡兰成致张爱玲
民国经济 篇6
“万年桥边小池塘，红白荷花开满塘。上桥去，看荷花。一阵风来一阵香。”（《开明国语读本》，第41课）
“萤火虫，尾巴上面光闪闪。照到窗子前，照到屋檐边。夜里不怕天黑暗。萤火虫呀，你家好开灯笼店。”（《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第94课）
“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独盛。”（《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30课）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200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的三套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到2010年已在各大图书网站脱销。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面对记者的采访，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民国语文读物热仍在持续升温。2011年，民国语文教材的队伍中又增加了青年出版社的“开明系列语文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民国语文》、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此外，民国学生的作文选本及民国时期的经典儿童读物如“幼童文库”等陆续面市，大有燎原之势。
当下教材编写者缺乏的“儿童本位”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相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在审定制实施的前提下，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课程标准”。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对不同阶段国语教学的目的性有着明确描述。其中，中学国语教学目标恰为叶圣陶制定：“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小学国语的课程大纲则由吴研因拟定，其教学目标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谈到为何选择这些老教材作为孩子读物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童趣”、“天真”等词。这批教材所依托的，是民初整个中国知识界对“儿童”的重新发现和重视。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欠缺的。
民国想象是一种“姿态”和“立场”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不难发现，对“老北大”、“老清华”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民国使得一些人的怀旧情怀，特别是文化怀旧的情怀有所寄托。不过，民国在另一些人眼中可并不美好。在与谢泳的对谈中，陈丹青曾特别提到，有些人给他寄来一些很难看的民国照片，譬如穷乡僻壤的贱民，长相难看的官员等等，以此来证明民国的“丑陋”。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民国范”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黑暗面”，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分？如果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
如果将话题转回到民国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问题。突然畅销的这几套民国教材其实在语言、用词、包括内容方面，都有与当下生活脱节的一面。家长对其的追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所有对于民国的想象，其实最终都指向“当下”。民国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一个对照物，消逝了的民国有文化味、自由、洒脱、优雅，处处彰显出当下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那段历史的传奇性，这种相信本身便已成就一种“姿态”和“立场”。
民国经济 篇7
关键词：教育报道,内容分析
一、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中国的教育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12年, “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 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 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 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 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 应予保障。”民国成立后, 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教育态度和教育制度很完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就力求强化对教育发展的重视。不仅形成统一的行政体系, 教育内容也很广泛, 这些都对中国社会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那一时期教育报道的研究, 也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与现实教育状况。本文选取了上海《民国日报》为研究对象。1916年1月22日, 《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 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 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 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日出四大张。
1927年开始, 《民国日报》在报纸的第三张开辟“教育”专栏, 刊登当时的教育信息, 每期半张或一张不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原为社会科学家借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 对历史文献内容进行内容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后来, 美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者, 利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报纸的内容, 了解信息发展的倾向, 成为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 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 可用于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 具有客观、方便、经济等优点。在样本选取上, 本文选取1927年《民国日报》的教育类报道, 获得1729篇分析文本。本研究设立编码表如下:
(一) 新闻议题
这1729篇医疗报道的新闻议题可以归纳为六类: (1) 活动类报道, 指教育部门开展的各类活动的报道, 包括:参观交流、体育活动等。 (2) 会议类报道, 教育部门召开的各类会议报道。 (3)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 如新学校的筹备、学校招生工作、部门的设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报道。 (4) 工作展示类报道, 指教育部门对外公布的工作事项与成绩展示的报道。 (5) 学校建设类报道, 包括学校的校舍建设等情况的相关报道。 (6) 其他类, 指未能归入以上五类, 而与教育部门或教育情况相关的报道。
(二) 消息源
本文采取已有实证研究中较为认同的办法, 即消息源是一些在新闻引述中提及且可确认的个人、组织和实体, 不包括记者采访中获得信息的所有消息来源。分类如下: (1) 官方:包括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非教育部门政府官员。 (2) 公共档案:包括政府等各部门发布的政策、报告信息等。 (3) 媒体评论:媒体的时评、社论。 (4) 教育部门:各个学校。 (5) 其他:无法归于以上分类的。本文对消息源进行计数统计。
(三) 形象指数
对报道中提及的教育主管部门、校方、教育界人士、与教育相关的组织设立正面、中性、负面三个形象指数。形象划分以报道中的话语倾向为准, 正面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进行赞扬;负面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进行批评;中性形象指报道中对其行为无评价。
三、样本研究样本概述
在这1729篇医疗报道中, 平均每天都有五篇报道见报。这说明, 当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早在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 孙中山就已经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并且“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从议题分布上看,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比重最大。在教育报道的议题分布上,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 (占报道总数的39.2%) 、活动类 (占报道总数的21.9%) 、学校建设类报道 (占报道总数的14.3%) 占据多数。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所占比例最大,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密不可分。对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报道进行议题细分, 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分别占43.9%和56.1%。其中, “学校开学”、“招生”和“规程”议题最多。对活动类报道进行议题细分发现:体育类报道在活动类报道中比例最高, 占34.2%, 其次学校间互访交流报道。
消息源分析。记者总是要依赖各种人或物的消息源才能获得信息进行报道, 所以有观点认为, 记者虽然是新闻话语的写作者, 但他并非是话语的主体, 不过是充当了编码者和代言者的角色。因此, 考察新闻中消息源的出现可以由此判断新闻报道的倾向性。统计表明, 样本中消息源引用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官方”, 其次是“教育部门”, 然后是“公共档案”。“官方”消息源偏向的出现一方面与新闻业界的行业操作惯例有关。媒体在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处理上常常呈现出某些偏向, 它主要依赖一些常规化来源和日常性渠道 (如官方会议等) 。此外, 较多依赖于官方来源, 也是媒体追求所谓消息源的“可靠”、“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消息来源的单一性, 所以《民国日报》在教育类报道中的议题分布多集中于教育部门开展的各项活动及教学管理方面, 而且在报道中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报道形象几乎全部为中性。
四、结论
通过以上文本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教育类报道的议题分布多集中于教学管理与政策制定类, 其他方面则比较平均。第二, 从本次研究数据看来, 教育的接受者一方明显“失声”, 丧失话语权。第三, 受到社会环境与记者报道操作等因素影响, 当时教育类报道只承担教育施行方的信息发布工作, 表现出了一种系统性偏向。
参考文献
[1]马少华.新闻评论[M].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民国经济 篇8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闻史,期刊论文
一、引言
戈公振认为“一国学术之盛衰, 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1]清末民初之时, 新闻史研究已经开始, 1900年就已经出现了新闻史研究专著, 而新闻学相关的论文也相继出现在学术期刊上, 这些期刊及其论文可谓研究民国新闻史之基本史料。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在收集、综合大量期刊论文的基础上, 详细阐述民国时期新闻学术刊物种类、文章主题等史实;另一方面, 从学术史角度有选择性地对当时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题进行文本分析。
目前看来, 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新闻学期刊论文的梳理工作, 既有对民国刊物概况的初步勾勒, 也有专门针对一种刊物进行的细致探讨。《民国 (1919~1936) 时期学术期刊研究述评》和《中国新闻学术史 (1834~1949) 》两篇文章简述了民国时新闻学专业期刊的种类, 刘峰列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专业学术期刊共11种, [2]李秀云介绍了民国时期的31种新闻学刊物并点明其中的一些刊物还不能算是纯粹新闻学期刊。刘家林对民国较早的新闻学刊物进行了简要介绍, 他认为《新闻周刊》是最早有关新闻学研究的出版物, 但还算不上纯学术性的刊物。[3]谢鼎新针对《东方杂志》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他认为《东方杂志》上所刊载的相关新闻学研究具有发端意义。[4]王继先谈到了民国新闻史研究方法, 他指出在新闻学专业刊物产生发展之时, 其他一些大型综合性刊物以及专业类刊物也开始将新闻学作为新的学科和文化热点纳入探讨范围 (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政治季刊》等) 。[5]以上成果确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夯实了基础, 但据笔者考证, 民国时期新闻学研究刊物并不限于此, 对于那段时期到底有多少新闻学刊物及其论文是当今学者未能论述完整之处, 此外, 民国时期新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与热点问题包括哪些?而这些主题的研究成果于今人有何史学上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 此文研究之现实意义亦在于此。
二、刊物来源及其概况
民国时期, 新闻学研究刊物开始出现, 笔者首先利用期刊目录索引 (涉及《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期刊目录》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以及新闻史、新闻事业等方面著作) 获取民国时期新闻学期刊线索;其次, 在“全国报刊索引”的《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中查询期刊目录, 将新闻学及综合性期刊相关论文篇名目录导出;最后, 根据搜集的线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 下载查阅原始期刊的扫描资料, 通过阅读分析全文内容的方式加以梳理确认。
通过整理发现, 刊载了新闻学研究相关论文的刊物有以下几类:
(一) 纯粹新闻学学术刊物
此类刊物可分为三类:
1. 由新闻记者学会主办。
包括《新闻学刊》 (北京新闻学会1927年出版) 、《战时记者》 (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1938年出版) 、《新闻记者 (汉口) 》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8年出版) 等15种刊物。
2. 由大学新闻系创办。
包括《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纪念刊》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纪念刊筹备委员会1930年出版) 、《报人世界》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5年编辑出版) 等4种。其中《新闻学期刊》 (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5年出版) 刊载有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现状、各国新闻事业之鸟瞰、国内新闻事业概况等。
3. 由报馆通讯社创办。
包括《新闻学周刊》 (福建民国日报社1931年出版) 、《报学季刊》 (申时电讯社1934年出版) 、《报学杂志》 (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出版) 等5种。
(二) 新闻业务类刊物
此类分为以下两种:
1. 供学员实习使用。
这类刊物中发行得较早的要数《新闻周刊》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 如创刊于1919年4月的《新闻周刊》, 作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 [6]在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同时也丰富了办报实践。但还不能算作专门性的新闻学杂志, 当时只是供学员实习之用。
2. 供报馆内部工作人员交流使用。
如《申报馆内通讯》 (申报馆1947年出版) , 其作为当时《申报》馆内从业员交流的刊物, 也有一系列新闻学研究文章。
(三) 新闻时事类刊物
新闻时事类刊物包括《新闻杂志》 (杭州新闻杂志社1936年出版) 、《新闻旬刊》 (金陵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出版) 以及《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 (重庆新蜀报编辑部1934年出版) 等8种, 其中如《新闻通讯》 (河北新闻社新闻通讯编辑部1934年出版) 内容刊登有关新闻界及文化界的调查、介绍、统计等, 并报道国际时事、地方通讯, 并设有“新闻列车”栏目。
(四) 其他专业性刊物
此类刊物包括《无线电杂志》 (中国业余无线电社1932年出版) 、《广播周报》 (南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1934年出版) 等, 这类刊物介绍了广播、电视媒介, 不是纯学术的新闻学刊物。《黑白影集》 (上海黑白影社1934年出版) 为摄影专业刊物, 涉及新闻摄影一类话题。
(五) 大型综合类刊物
此类刊物包括《东方杂志》 (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 、《国闻周报》 (国闻周报社1924年出版) 、《申报月刊》 (申报馆月刊社1932年出版) 、《中外月刊》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1935年出版) 等。
(六) 大学学术刊物
大学学术刊物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复旦学报》等。此外, 仍有极少部分论文资料散见于其他各类刊物之上, 如《时代生活》 (1943) 刊有《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纵横天下》 (1947) 上的《新闻理论笔记》、《社会学杂志》 (1925) 刊载有《舆论与社会》等。这一方面说明了新闻史期刊论文分布的杂散范围之广,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影响力颇深。卷帙浩繁难免挂一漏万, 故对于篇幅上新闻学研究太少的刊物未能一一列举。
三、研究主题
笔者此次于上述刊物中共搜集到新闻学相关文章约4000篇, 通过对研究的篇幅数量及论文条目进行爬梳统计, 发现当时比较关注的热点领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见图1) :地方新闻事业、报纸编辑、外国新闻事业、报人记者、报刊史、新闻思想与观念、新闻学科教育、报业经营管理以及广播电视等领域。据此判断, 民国时期新闻史论文集中探讨了如下九个研究主题 (按论文篇幅多少排序) :
四、研究成果的特点
民国时期中国的新闻学科开始建立, 新闻学研究相关刊物逐渐发展起来, 这使得纯粹的新闻学学术有了交流砥砺的阵地。同时, 研究主题不断延伸, 研究内容涉及多个角度, 为学科在理论观点、编辑实务等方面进行了早期探索性的积累, 研究成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 研究视角上, 注重新闻学基础知识的普及
文章中占多数为非自觉研究, 即学科相关的描述性、介绍性文字, 自觉研究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当时新闻学尚属于新兴学科, 报人学者们最想让民众知道的就是“什么是新闻学”“新闻从哪里来”, 这些都涉及新闻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如黄天鹏就专门对最基本的新闻学这一名称由来进行了一番论述:
昔我以新闻学与报学二名请定于徐宝璜先生, 先生曰, 报学固亦未尝不可, 但命名以此学科最重要者之成分为主、新闻学以报告新闻为职责, 广告印刷等其附件耳, 以新闻命名亦自有其根据, 且约定俗成, 则仍新闻学是也。
类似的研究为普及新闻学科的常识性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养料, 这对于促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 研究重点上, 侧重实用的办报经验传授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 报刊林立, 开报馆办报纸作为新兴职业, 其过程涉及新闻从业员职业化的问题, “职业化”解释为“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们试图将其从事的工作变成一种职业并将其自身变成职业人士的条件是什么”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哪些步骤用自己宝贵的模式产生这种身份”, 威廉斯基对此曾有过详细论述, 认为职业化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职业工作的产生、专业教育的形成、专业学会的成立、寻求政治的保护、发展职业伦理。总的来说, 民国报人更热衷于传授办报经验, 提倡建立职业伦理规范, 对新闻学学理探讨较少, 不妨将其看作是一个新兴职业“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
(三) 研究取向上, 注重对外国新闻学理论的节译
众所周知, 中国很早就有了“邸报”, 但只流通于朝廷官员之间, 而现代报刊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是由西方引入的。在新闻学研究刊物的论文中, 对外国新闻学理论的节译司空见惯, 且通常都是整篇翻译, 同时也能见到较多外国作者的署名文章。例如, 《报人世界》一刊, 这份刊物由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 刊载有大量外国人士撰写的文章, 在能够检索到全文的47篇文章中, 有30篇文章节译自外文。这体现了时人对于西方理论的重视程度。而这类研究文章将外国的新闻事业概况、报纸经营方法以及新闻理论知识带到当时的中国, 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与教育的作用。
(四) 研究载体上, 新闻学专业刊物创办时间不长, 影响力受限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兴起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后来进入战争时期, 一些刊物难以为继, 导致新闻学本身发展“后天畸形”。创刊人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刊物的创办时间短使得刊物的传播效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新闻职业化的建构过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部分报人遗留下来的新闻观念和思想时而中断。笔者统计发现, 纯粹新闻学学术刊物中创刊时间不足1年的就达12种, 创刊超过1年不足2年的有4种, 超过2年接近3年的4种, 其中发行超过3年的刊物只有2种。虽然不能单凭刊物的创刊时间来判断其影响力, 但从发行时间的总体概况来看, 新闻学研究刊物的影响着实受限。
五、结语
“海量的史料以多元而零散的形式存诸于世, 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特色。”[5]对于民国新闻学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整理, 一方面, 民国时期新闻学专业刊物与综合类期刊上的新闻学论文分布各异。有些专业期刊创刊时间短, 关注的问题比较集中, 而综合类期刊有的则创办时间较长, 问题涉及面较广, 更多零散的论文史料分布在这些综合类期刊上, 这是在资料挖掘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而重视探索综合类期刊可使研究更具有客观性、代表性以及说服力。另一方面, 昨天的历史是其时之新闻, 新闻史的新与旧的特点要求学者们能有意识地跳出新闻史来研究新闻史, 将报人记者放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能使历史人物面貌叙述体系更为全面、立体。例如, 汉奸报人管翼贤的史料搜集, 既有他自己所撰关于办报业务的研究, 如《新闻纸之制作》《现代的新闻事业》《报人与国防》等, 还有其他刊物上对此人的评价文章, 如《汉奸记者管翼贤》《管翼贤的巧辩》《华北新闻报道权威:管翼贤先生》等。
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新闻史期刊论文在当时既传播了办报经验, 也普及了新闻学基础知识, 研究主题是对当时报人记者所处时代背景之真实反映, 其研究成果对当代新闻学学术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也填平补齐了一些新闻史史料, 虽然系统性有所欠缺, 但总体来说异彩纷呈。除此之外, 鉴于此次研究跨度较大, 史海钩沉, 难以勾勒出全貌, 故本文亦存在几点不足,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研究方法上, 仅限于文献法和文本分析法, 在篇名主题的统计上未能结合系统的定量调查研究分析方法, 从而导致数据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有限。
第二, 研究对象上, 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资料不仅仅限于各类期刊之上, 还包括大量的报刊和新闻学论著, 但由于本篇只局限于探讨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 未能将其纳入, 实属遗憾。
民国“诗教”两大家 篇9
1924年, 徐特立在湖南长沙县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时, 曾把学生情况写成“黑板诗”, 挂在办公室前廊的黑板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熄灯后学生还在宿舍唧唧喳喳聊天, 第二天, 黑板上就有“脚尖踏地缓缓行, 深恐眠人受我惊。为何同学不相惜, 不出嘻声即足声。”
食堂饭食不佳, 学生打烂碗来发泄怨气。第二天, 黑板上出现“我愿诸生青出蓝, 人财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 打破厨房碗一篮”的诗, 是对学生委婉的批评。
这些“黑板诗”贴近学生生活, 或表扬, 或批评, 或劝勉, 意味深长又通俗易懂, 可惜这些诗大都已散佚;留存不多的诗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徐老润物无声的教育家风范。
1939年7月, 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办了育才学校。陶行知是诗人出身, 所以他特别主张“诗教”。
他的诗朴实易懂, 广为流传。如《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还有《小孩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小?您若小看小孩子, 便比小孩还要小!”对学生的教育可谓春风化雨。像这样的“诗教”, 在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中比比皆是, 遂成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特立先生曾说:“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 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 今天学校教育中还是用得着的。”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上奉行“行知观”, 鲜明地突出了“真、善、美”三字, 他的“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早成为教育奉行的箴言。
民国报纸研究综述 篇10
一、研究概况
最早发表的关于民国报纸的文章是方汉奇先生1962年发表的《我国早期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此后20多年,关于民国报纸的研究陷入沉寂。1983和1988年各有1篇有关民国报纸的论文发表,90年代7篇相关论文,2002年至2015年共有56篇相关论文发表,而且涉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延展,从报纸的内容分析到报业 / 报纸的经营管理乃至报纸与社会文化之关系都有涉及。考虑到个人知识水平有限和统计疏漏,难免会遗漏一些文章,但样本总体呈现的规律性是可靠的。
(一)研究数量
从1962年到2015年5月,有关民国报纸研究各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如图1所示。从1962年到1993年这30多年的时间中,关注民国报纸的学者十分少,只在1962、1983、 1988、1990年分别出现一篇相关论文。而从2002年至今,学界关于民国报纸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2013年达到高潮,发表相关论文9篇。
(二)数量对比
在发表的这些学术论文中,单篇的期刊论文占大多数, 有41篇,硕士论文19篇,博士论文6篇(图2)。说明有关民国报纸的专门研究已经展开,研究深度得以进一步拓展。
从硕博士论文的专业分布来看,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硕博士论文有14篇,历史学专业有6篇,其他专业5篇(如图3所示),说明其他专业学者亦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展开了对民国报纸的研究。
(三)研究主题
为了清晰地勾勒出民国报纸研究生态,这里尽量详细地将所有文献按研究主题划分为10个类别,即报纸内容分析、 报纸的经营管理、报业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报业史与报业概览、报纸与社会文化、报纸与读者、专业报纸、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对一份报纸的综合考察、报纸广告理论研究等。各类别的研究成果数量如图4所示。
由图可知,关于报纸的内容分析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成果最多,共有32篇论文发表。报纸内容分析又分为6个方面:报纸新闻报道评论的分析,报纸广告分析,报纸副刊研究,报纸号外研究,一篇新闻报道的解读,报纸连载小说。各类别数量分布如图5。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
(一)报纸内容分析
1.新闻报道评论的分析
报纸内容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表现为以报纸新闻报道评论等内容为分析重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学者们通过对民国报纸内容的分析,有的探讨当时报纸报业的性质, 有的试图以报纸内容作为还原历史和社会图景的参照,有的研究民国报纸的思想,有的则直接分析民国报纸的表达特色。
(1)探讨报纸 / 报业性质
胡雪莲博士的《在新旧之间:民国广州王文舒杀人案的新闻表达》文章,以《越华报》、《国华报》等商业报纸持续四年对王文舒杀人案的跟踪报道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现代报纸是“现代化引擎”这一新闻史研究者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质疑,认为报纸是报商与政客的利益的共谋,并未在推进社会平等与进步的方面发挥应有的“现代化引擎”之作用,说明了中国近现代报纸角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折射社会现实
民国报纸“是研究民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尤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风俗史的必由之路”[1],许多学者从民国报纸入手,借以还原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胡红霞的硕士论文《< 时事新报 > 视野下的袁世凯与帝制》,对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这近六年的《时事新报》的报道评论为分析对象,探讨该报对袁世凯及其帝制看法的变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变化多端的民初政坛的政党心态、民众心态,以求进一步认识民初的政局”[2]。与之类似,《< 益世报 > 视角下的1917年天津水灾救济研究》、《从“新闻纸”到“战争总动员的一个单位”———抗战时期 < 甘肃民国日报 > 社会动员研究(1937- 1945)》、《从民国报纸看民国后期的官场腐败》、《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的对日危机意识———以民国时期杂志、报纸分析为中心》、《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民国广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词语———从法律变革的视角看》、《民国时期河南报纸与河南戏剧演出的互动———以开封地区为中心》等大抵在此框架之内。
(3)报纸思想研究
孙健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报刊客观性思想研究》简要介绍民国时期报纸生态的基础上,梳理了客观性思想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盛行,以及国民党新闻统制下报业生态以及客观性报刊思想开始衰落,但在中共党报理论中被坚持并获新生。
(4)报纸新闻报道及语言特色
刘继兴《民国报纸的绝妙标题》简要介绍分析了几则民国报纸的绝妙标题。
2.报纸广告
对民国报纸广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广告内容、版式、创意、诉求
李斌《初探民国苏州报纸 < 大光明 > 广告》,分析了《大光明》报广告的位置安排、形式多样的广告创意,认为该报能够随着社会发展和受众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广告策略,反映出民国苏州报刊广告业的崭新面貌。尹琪等人的《以利为本的民国报纸香烟广告诉求分析》则概略分析了民国报纸香烟广告的诉求。赵琛《民国报纸广告》对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版面、广告内容、广告主身份、广告设计制作的艺术水平、 广告表达方式等进行了分析。郭欣《看看民国报纸如何疯狂地打广告》以民国时期的《申报》和《大公报》为重点分析了其版面广告数量和内容进行了概略描述,说明了民国时期报纸对广告的重视。
(2)广告对社会现实的折射与影响
“广告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任何一则广告无不带有该社会的种种痕迹”[3]。周子乐的硕士论文《< 晨报 > 与早期电影业(1916- 1928)》通过分析《晨报》电影广告及相关报道,透视民国时期北京的电影院及其经营活动。史伟华的硕士论文《民国早期青岛报纸广告研究(1922一1938)》以《大青岛报》、《平民报》和《正报》登载的广告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广告宣传折射出的青岛社会习俗、社会观念变迁以及当时青岛民众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民国月份牌广告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浅述》、《< 世界日报 > 广告研究 (1927- 1936)》、《民初 < 申报 > 图书广告之研究(1912- 1917)》等都属此类。
3.报纸副刊研究
郭武群先生对报纸副刊的研究较多,他主要关注报纸副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对“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生态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4]。郭武群先生围绕副刊的文艺性、独立性、消闲性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发表了系列文章,如《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学性》等等。杜竹敏的博士论文《< 民国日报 > 文艺副刊研究》则以《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从其诞生和发展的三阶段谈起,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前《觉悟》时代文艺副刊在小说创作、戏剧理论、诗歌及其副刊具备的“互动”与“诙谐”特点。同时对《民国日报》作家群进行了介绍,并对《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副刊在文学视角差异和戏剧评论的不同侧重点进行了对比。李文健的博士论文《记忆与想象:近代媒体的都市叙事———以民国天津“四大报纸”副刊为中心(1928- 1937)》,截取并以1928年至1937年间天津四大报纸副刊为分析个案,详尽分析了这些报纸副刊折射的都市生活百态。而许彤的《浅谈重庆民国报纸副刊》则主要介绍了重庆一些民国报纸副刊的编辑人员、内容和风格特色,成为了解民国时期重庆的一个重要窗口。
4.报纸号外研究
关于号外研究的文献只有两篇,研究深度亦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陈桂香《< 新华日报 > 抗战胜利号外》对全国存量不足10份的1945年8月19日下午4点出版的《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号外的出版背景、版面内容、历史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张艳的硕士论文《从“战报”到“喜报”———我国报纸号外变迁研究》 在对号外定义、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国报纸号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清末到民国早期的初创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报’期、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政报’期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喜报’ 期”,并得出中国报纸号外总思路是从“战报”到“喜报”的变迁过程。
5.对一篇新闻报道的分析解读
乔云霞《明眼冷观滑稽剧———读黄远生通讯 < 囍日日记 >》 一文介绍了黄远生受邀参加国庆日同时也是袁世凯就职日的庆典并写成《囍日日记》的通讯。认为这篇通讯选材精当、 详略得当、描写细腻。同时,“重点写人物情态,作者又将自身融入人群,表现出将冷峻的纪实和戏谑的讽刺抒情化为一体。作者似乎特别注意典礼气氛的不谐和弦律”[5]。
6.报纸连载小说
1962年方汉奇先生的《我国早期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一文对中国报纸连载小说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认为《申报》1873年1月4日在副刊《瀛寰琐记》上连载小说开创了中国报纸连载小说的先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组队革命派最早注意到并确立了小说的社会地位。
(二)报纸/报业经营管理
曾来海《民国时期“报纸下乡”经营思想的思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成舍我最早提出“国家报”“深入乡村”和“小型报”“深入民间”的思想,这种报纸下乡的思想在抗战动员中得以实践,并在战后“农村复兴计划”中再次得到完善。朱盼盼 《民国时期商业报纸的经营管理研究———以 < 大公报 > 、< 申报 > 和 < 新闻报 > 为例》,以三份报纸为分析对象, 概括了民国时期报纸管理中确立股份制、完善管理架构、“以人为本”的人事管理制度,在报纸经营中强调品牌策略、以 “服务”为中心的广告经营以及报纸的定价、渠道和发行策略。最后,文章以日本《朝日新闻》为例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同时期商业报纸经营管理差异。王润泽《民国前期中国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主要分析了报贩、民信局、海关以及清末出现的邮局与报社之间的互动及对报馆报纸销售的影响。 曾来海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报业管理学术思想研究》从发行管理、广告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维度分析了民国时期报业管理思想,并介绍了民国报业管理学术群体的初步形成。齐辉的《民国报业展览会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成长———以上海世界报纸博览会为中心讨论》在介绍中国和世界报业展览历史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1935年上海报纸展览会从举办缘起、作品征集到开幕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此次展览对民国新闻业的影响和意义。沈松华的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报业制度变迁研究———以报业公司制为中心》以近代报业的起源和演变为中心,系统研究了从晚报清股份制超前应用于报业开始到民国公司制乃至通过控投化进行集团管理的尝试。
(三)报业规范与法律法规
关于报业规范与法律法规的论文只有一篇,即李国荣《< 大清报律 > 浅议》。该文简要介绍了《大清报律》的制定颁布及再次修订颁布过程,对该法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该法为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报律,是“不伦不类抄袭拼凑而成的大杂烩”[6],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专制法,其影响延伸至民国初年。
(四)报业史与报业概览
此类论文主要考察或考证区域报纸的创办、发行或社会影响,如詹文元的《从 < 杭州民国日报 > 到 < 浙江日报 >—— 浙省报业史辑录》考察了《杭州民国日报》创办并更名为《东南日报》以及解放后被接管并最终成为《浙江日报》的变迁史。《建国前的宁夏报业》、《< 宁夏民国日报 > 创刊时间考》、 《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张横排报纸》、《民国时期自贡报业研究》、《民国时期报业概述》、《民国时期的江西新闻业》等皆属此类。
(五)城市、社会、文化与报纸的互动关系
四川大学蔡尚伟博士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开创性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领域 “城市文化与报业”进行了探索,文章在宏观梳理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重庆、成都为分析重点,实证考察了两个城市的文学、大学、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之间的互动。与之类似的论文有:喻春梅的博士论文《长沙 < 大公报 >(1915- 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陈由歆的《民国时期报纸与辽沈地域文学关系》等。
(六)报纸与读者、名人的关系
王晶的《近代读者与大众媒介关系的历史解读———以民国二十年京沪读者与报纸的关系为视角》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读者的基本状况(识字率、人均拥有报刊数量等)、京沪两地读者在阅读偏好、对晚报的认知和使用等维度的差异, 读者与报纸的非良性互动关系,上海读者报纸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概括。郭汾阳《鲁迅与两份民国报纸》一文简要介绍了鲁迅与《民国日报》投稿和为《民国新报》副刊编辑稿件的历史。杨子葶的硕士论文《吕碧城与早期 < 大公报 > 的女权与教育(1904- 1908)》,详细介绍分析了《大公报》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女性新闻工作者、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吕碧城在与 《大公报》结缘后利用该报和其他报纸积极宣传女权和女学, 并积极进行女权和女学的理论实践。
(七)专业报纸
黄夏年在 《民国时期的佛教报纸———< 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 序言》一文中考证了民国时期佛教界创办发行的报刊。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佛教界先后办刊出报近三百种,现在已经能见到的达256种,未见有名的尚有30余种”[7]。作者以《佛教月报》、《佛化新闻报》、《护生报》、《新夜报》等为分析重点,介绍了这几份周报或双周报的创生、发展及其佛教内容与作用。
(八)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
魏定熙等人的《民国时期中文报纸的英文学术研究—对一个新兴领域的初步观察》,梳理了国外学者对民国报纸的研究理论。文章认为,国外学者对民国期刊的研究成果多于对民国报纸的研究。在民国报纸研究中,国外文学学者主要集中研究报纸上刊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副刊,国外史学家们对民国报纸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研究最为突出。海德堡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的报纸, 他们重点研究了《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以及中国记者吸收欧美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知识从事新闻工作的成果。此外,国外学者对梁启超的关注也比较多,特别是其对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报刊规范理论、范长江等报人、《大公报》等的研究开始兴起;近些年来,则对民国报纸内容、报纸与民族主义、社会和政治动员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关于辛亥革命后以及1949年以前的中共报纸的研究则很少。
(九)对一份报纸的综合考察
即以一份报纸为分析个例,全面研究其新闻报道、经营管理、折射的历史图景、社会影响等。这些研究主要是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张曦月的硕士论文《< 飞报 > 研究》对上海小报《飞报》的创办、版面布局、报纸定位与发行管理、报纸内容及其折射出的旧上海经济、文化历史图景进行了分析。类似论文主要有 《< 徽州日报 > 与民国时期徽州女性研究》、《< 南宁民国日报 > 研究》、《继承与断裂:建国初期上海 < 新闻日报 > 的创办与消失(1949- 1960)》、《民国时期的 < 山西日报 > 研究》等等。
(十)报纸广告理论
这方面的论文至今只有一篇,即张立勤发表的《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的理论研究述略》,从报纸广告功能的认知、广告本位的经营观、广告发行与采编间的关系、广告传播效果等维度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报纸广告理论研究情况。
三、结语
《民国风度》 篇11
作者: 徐百柯
九州出版社
定价:29.80元
【书摘】
赵元任 ：“好玩儿”的语言
内容简介：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時，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民国那些有趣的考试 篇12
后来, 钱先生到燕京大学兼课, 如法炮制, 凡是考卷, 就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然不看, 也退回。学校要依法制裁, 说如不判卷, 将扣发薪金等。钱先生作复, 并附钞票一包, 说:薪金全数退回, 判卷恕不从命。
相比而言, 林语堂的考试更绝, 是以“相面打分”。每当学期结束, 评定学生成绩时, 他便坐在讲台上, 拿出学生名册一一点名, 被点到的学生, 依次站起, 他如相面先生一般, 略看一看站起的学生, 便定下分数。对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 他就请对方到讲台前, 略微谈上几句, 然后定分。
对此, 他解释说:“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 而凭这十个考题, 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 打死我也不做!”他凭着超强的记忆力, 几节课后, 便能直呼学生的姓名。因此, 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 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 他心里早已有数, 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据学生回忆说:“林教授 (相面) 打下的分数, 其公正程度, 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 所以在同学们心中, 无不佩服。”
史学大师蒙文通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他考试, 不是老师出题考学生, 而是学生出题问老师。考场也不在教室, 而在茶铺里。考试那天, 学生按指定分组去陪蒙先生喝茶, 喝茶之际, 学生提问, 蒙先生回答。他根据学生提问的水平, 判定学生的专业水准。所以, 往往学生的题目一出口, 他即能考出学生的学识程度。这种考试方式, 对老师的学问和临场发挥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1948年,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节课讲完了, 梁先生就说:“课讲完了, 为了应酬公事, 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讲台下坐着的20多位学生, 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 怎么都可以, 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啊, 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 谢谢诸位捧场。”说着, 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 飘然而去。听课的人报之以微笑, 然后散了。
民国这些考试, 真是异彩纷呈, 那是老师对自己学问的高度自信, 也是对学生素质的真实体现。想想看, 今天还有哪一所大学里的哪位老师能这样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