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司法考试（精选9篇）
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1
钱玄同在北大任课, 向来不看卷子。相比考试成绩, 他更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学校只好给他一个刻着“及格”的木戳, 收到考卷, 盖上木戳, 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了事。
后来, 钱先生到燕京大学兼课, 如法炮制, 凡是考卷, 就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然不看, 也退回。学校要依法制裁, 说如不判卷, 将扣发薪金等。钱先生作复, 并附钞票一包, 说:薪金全数退回, 判卷恕不从命。
相比而言, 林语堂的考试更绝, 是以“相面打分”。每当学期结束, 评定学生成绩时, 他便坐在讲台上, 拿出学生名册一一点名, 被点到的学生, 依次站起, 他如相面先生一般, 略看一看站起的学生, 便定下分数。对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 他就请对方到讲台前, 略微谈上几句, 然后定分。
对此, 他解释说:“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 而凭这十个考题, 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 打死我也不做!”他凭着超强的记忆力, 几节课后, 便能直呼学生的姓名。因此, 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 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 他心里早已有数, 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据学生回忆说:“林教授 (相面) 打下的分数, 其公正程度, 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 所以在同学们心中, 无不佩服。”
史学大师蒙文通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他考试, 不是老师出题考学生, 而是学生出题问老师。考场也不在教室, 而在茶铺里。考试那天, 学生按指定分组去陪蒙先生喝茶, 喝茶之际, 学生提问, 蒙先生回答。他根据学生提问的水平, 判定学生的专业水准。所以, 往往学生的题目一出口, 他即能考出学生的学识程度。这种考试方式, 对老师的学问和临场发挥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1948年,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节课讲完了, 梁先生就说:“课讲完了, 为了应酬公事, 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讲台下坐着的20多位学生, 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 怎么都可以, 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啊, 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 谢谢诸位捧场。”说着, 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 飘然而去。听课的人报之以微笑, 然后散了。
民国这些考试, 真是异彩纷呈, 那是老师对自己学问的高度自信, 也是对学生素质的真实体现。想想看, 今天还有哪一所大学里的哪位老师能这样考试?
(选自《时代青年 (上半月) 》2013年第8期, 有改动)
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2
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 篇3
据统计，这次考试共有1872人参加，考生以江苏(20%)、湖南(12.5%)为最多。最后计算总成绩的方式是：一试占40%，二试占40%，三试(面试)占20%。
由于教育水平落后、考试内容偏难偏繁等原因，这次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的人数少得可怜，笔试淘汰率高达94.8%，实际及格人数仅为30余人，最后戴季陶院长亲自向国民政府申请，给考生普遍加10分，才勉强录取足额100人。
面试虽然只占总成绩的20%，而且淘汰率仅为1.1%，但面试的表现很重要，有时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如外交官领事官科目应考人冯至海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口试后，成绩由倒数第二名被提为第三名，并内定为某国大使馆的重要职务。而原笔试成绩第一名的李铁铮，面试后却只任用为英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考生一试、二试及格，面试不及格，次年可以免除已经合格的一试、二试，直接参加面试(但只有一次机会，而且仅适用于同地举行的同类考试)。
曾经有一名湖北考生周世万报考教育行政人员，就是在次年的面试中合格而被录用的。不难想象，南京国民政府此项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社会人才严重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节约考试成本。当然也为考生再次提供了良好的从政机会。
（据《北京青年报》）
民国时期英语考试探源 篇4
一、民国时期英语考试类型
民国时期, 英语考试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学招生考试及会考、高校考试入学、其他各类考试。
1.中学招生考试及会考。
民国时期, 中学招生考试及会考英语考试多采用自主命题形式, 当时英语并不是小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根据1931年, 张文昌对32所初中学校招生考察发现, 仍有26%的学校考试中, 要求包含英语考试科目。并且考试的类型和难度均存在很大的差异。1932年, 教育部正式实施中学毕业生会考制度, 根据该会考制度要求, 英语考试被包含在其中, 会考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教育部提升学生英语素质的初衷, 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 例如, 试卷中过度重视考生语法和翻译能力的测试, 对考试听说能力和阅读能力的测试明显存在力度不够;还有, 随着会考制度的实施, 一系列的应试教育倾向产生, 教师为提高教学升学率, 往往回避会考制度对考生英语素质提升的不利方面, 舍弃课程标准要求, 去迎合考试制度。
2.高校考试入学。
民国时期英语考试多给予自主招生权力, 因此高校入学考试采用自主命题, 该种情况形成了考试题型、难度, 以及题量的差异性。高校入学考试主要的题型有英汉互译、改错、语法和写作等几个部分。题量一般集中的3—5个。由于教育目标和学校课程设置的差异性, 因此, 考试对学生的要求也不同。一般来讲, 名牌大学考试难度也大于普通大学, 例如, 上海交大考试入学试题中, 除英语科目外, 其他科目也要采用英语形式命题, 并利用英文答卷;北大曾要求考试不仅仅完成汉译英翻译, 还要对古代诗词进行英语翻译, 有的考生汉语尚不知道诗词的意思, 可想用英文翻译的难度有多大。1938年, 由于战事的特殊情况, 国家教育部规定国立各校统一实施招生考试办法。根据大纲要求, 笔试科目主要有7科目。其中, 本国史地科目、公民科目、国文科目和英文科目是完全统一的。英文考试科目, 分作文占总分50%, 和英汉互译占总分的25%, 1941年以后, 又重新采用自主招生考试形式。
3.其他各类英语考试。
其他类型的英语考试, 主要是邮政、银行、海关, 以及铁路等部门, 对招聘员工的考试。外语考试是其中必考科目。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部分面对的外国员工和客户比较多, 因此, 部分招聘员工对报考者英语水平比较重视。按照他们的英语考试标准, 一般情况下, 首先需求报考者提供一份个人简历, 中英文均可以, 在正式通知面试和笔试时, 把报考人员分组, 主考官用英语咨询报考者的姓名、年龄、家庭和教育背景、求职意愿等, 并要求报考者用英文回答, 此后主考官会在有关的英文报纸上找几段英文, 让报考者阅读和翻译。
在各种考试制度规定下, 应对考试的各种参考书也随之产生, 曾有段时期辅导书泛滥, 质量参差不齐, 教育部下令取消该类辅导书的销售, 但是考试制度下, 考生为求取功名利禄, 终日抱书苦读已成惯性, 命令实施的效果也甚微。
二、民国时期英语考试试题形式和内容
民国时期英语考试经历了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过程, 早期英语考试形式单一, 直到1920年以后, 英语考试才呈现综合形式, 主要也采用笔试和口语两种形式。
1.英语单词认识考试。
民国时期, 英语单词测试设置的目的是考察学生的英语总体实力。但是教育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单词测试不能反映考生的阅读能力、听力和语法能力。民国时期英语单词测试主要有两种, 一是写反义词, 例如广东基督大学某年试题要求考生写出103个单词的反义词;另一类是进行单词归类, 主要是归类对象有六类, 分别为:人类、动物、身体结构、学校、工作以及思想和情感。
2.听写测试。
民国时期, 英语听写测试主要以听写句子为主, 句子听写也会按照难度进行排列,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听写测试的目的是测试学生听力能力, 但是考试在听写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语句的上下结构联系, 注意语法问题。在听写句子类型时, 一般为简单的与生活比较贴近的语句。
3.语法测试。
语法测试在民国考试中应用比较广泛, 教育者认为语法测试可以全面测试考试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语法测试分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改错, 一是造句。改错一般在给出的16个句子中, 找出相应的错误, 并给予修正。造句则是在给出的34个句子中, 考生利用括号中的单词, 进行造句, 同时要求造句和原句意思保持一致。
4.阅读考试。
民国时期阅读测试主要采用了默读测试法, 该方法是美国兴起的, 后1920年初期被我国教育部采用。阅读测试的主要形式为问答和判断。此时也出现了多项选择。民国时期阅读考试测试了考生的多种能力, 一是考生对英文单词的认识能力, 二是考生英文阅读速度的测试, 但是对整体英文理解能力的测试, 因此民国时期的英语阅读在分值计算上, 对阅读速度和答题均占分值, 目的是既要考查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回答能力, 同时也要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 因此民国时期阅读测试是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评, 这在当时英语考试中是比较先进和值得肯定的。
5.翻译考试。
民国时期翻译考试也是测评考生英语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题型设置上, 不仅设置汉译英, 还有英译汉部分。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要求是不用逐字进行, 而是根据意义进行翻译。例如燕京大学考试中, 曾要求考试对古文进行翻译, 但是并没有要求考生逐字翻译之乎者也, 而是要求用现代语言, 进行意思的阐释。
6.作文写作考试。
作文写作在民国考试中发展相对不成熟, 英文写作缺乏一个统一的评分体系。教育部在评分过程中, 多借鉴了美国Thomdike认定的评分标准, 该评分标准要求, 文字优美, 简单易懂, 总体优点突出等。英语写作评分中, 对标点符号的使用比较重视, 主要是想让考生在平时英语学习过程中, 加强标点符号使用的规范性, 此阶段, 对英文写作标点的重视, 可以源于当时我国母语开始引用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的规范性使用, 需要增强学生的专门性训练。
7.英语口语考试。
民国时期英语口语测试相对比较灵活, 形式多样, 根据目前考证, 关于民国时期英语口语的试题基本很难找到, 但是根据有关评价可见, 民国时期英语口语测试灵活性在当时和现在都比较受用和值得借鉴。
三、结论和评价
民国时期英语教育逐步规范和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英语考试制度也不断完善, 并逐步发展成了我国现代英语考试制度的雏形, 研究发现民国时期英语考试类型主要有三种, 即中学招生考试及会考、高校考试入学、其他各类考试。前两种主要是入学考试, 其他类型的英语考试主要是被邮政、银行、海关, 以及铁路等部门用于对招聘员工的考试;在英语考试试题形式和内容上, 也经历了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过程, 英语考试形式主要采用笔试和口语两种。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英语单词认识考试、听写测试、语法测试、阅读考试、翻译考试、作文写作考试和口语测试。
民国时期英语考试在我国英语考试史上, 属于前期阶段, 因此英语考试体系存在很多负面效应, 主要表现在:第一, 英语评分标准的趋势, 英语评分体系不健全。各个学校采用的评分标准的差异, 造成考生英语能力估量的差异;第二, 英语考试缺乏系统的基础教育, 考试难度很大, 超出考生能力范围, 学生英语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高。但是尽管如此, 民国时期的英语考试也有很多积极和肯定的地方, 英语教育考试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考试办法, 这对我国英语考试水平的提升是一大借鉴, 同时民国时期, 已经开始注意针对我国考生基本情况, 制定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和现实情况的考题。在引进的国外的考题中, 教育者已经认识到国情差异性, 以及成长环境差异性对学生英语能力发展影响的不同, 他们注意根据本土学生成长环境、爱好和需求, 设置考试内容和形式, 这是一大进步。本文对民国时期英语考试体系进行剖析后, 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英语考试体系的评价, 对当前我国英语考试形成启示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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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的经典故事 篇5
目前高中分文理班，是大错特错，贻害无穷。理科生整天只知背公式、算习题，文不能提笔作论，史不知古往今来，一路上去，日后顶多成为一台计算机器。不懂得如何做个正直的人，亦无独立思维能力，更谈不到创造，何以做科学家。良好学习环境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熟读文史。本文论及之十多位大科学家，都是读私塾出身，自幼领教经义。读文习史，通古博今，培养道德，学习做人，所谓先要成为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良好学习环境的另一重要内容，乃得名师指导。上文十多位大科学家，都曾留学海外。中国高等教育界，至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要受良好高等教育，远赴海外，无可非议。而这些科学家得天独厚，曾有许多名家导师。叶企孙在美国的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钱三强在法国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钱学森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并合作论文，创建卡门钱定理。周培源先从贝德曼，后拜贝尔为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量子力学创立者海森伯。吴有训在美国的导师，是发现康普顿效应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康普顿。
，中国政府表彰研制两弹一星贡献突出的23位科技专家，其中19人是叶企孙的学生，两人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另外两人也与叶企孙有密切的学业关系。
华罗庚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帮助父亲打理家庭店铺。他坚持自学，发表论文，崭露头角，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发现，邀请他到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作，后又被破格任用为助教，从此走上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这样有学识有道德又有慧眼的良师?又到哪里去寻找华罗庚那样做店铺小伙计的未来数学大师?
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6
关键词：民事习惯；民国初期司法；法律体系
民国初期，民事审判制度成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民法规范缺乏，民族立法者司法实践经验不足，因此就将民事习惯纳入到民国初期司法领域中去。由此，使得地方立法的形式使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积极探析民事习惯在民国初期司法中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去理解现阶段司法体系的渊源。
1民事习惯融入民国初期司法领域的原因
1.1民事法律体系不完备
民国初年，民事法律极其不完备，对于民国政府来讲，清朝末年修订的《大清民律草案》存在很大的异议，不能将其作为民事司法的依据。但是在众多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关系到人事解决依据，是司法的基础，是每个公民应该遵守的，在法律缺陷的压力下，民国参议院决议将前清现行的刑律作为过渡性法律，将民事部分称作为现行民事有效部分。从本质上来讲，这仅仅是从形式上形成了与现代民法结构相对应的事务，其内容虽然存在大纲，但是民事法律关系并没有界定下来。
1.2民事习惯规范性很强
另外，从民事习惯形成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重刑轻民的社会，国家法的理念也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种规范方式，是地方居民经过长期生活生产积累下来的，处理居民之间矛盾的习惯性方式方法。民事习惯是我国固有的民事规范，将其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内容，使得法律秩序得以衔接，是当时不得不做出的决策。尤其在民国新民法典还没有公布的背景下，国家制定法也难以达到相应的效能，将民事习惯引入其中，也是形势所迫。
2民事习惯在民国初期司法中的作用
2.1民事习惯在民国初期司法中的孕育过程
将民事习惯运用到民国初期司法中去，是形势所逼，但是也不能因此简单的将民事习惯搬到民国初期司法体系中去，其应该保证这是有利于国家秩序发展，有利于民法近代化发展的。也就是说，依照具体的基本原则，将民事习惯进行规制，使得其与公共制度维护，公共利益保证，民法近代化挂钩，才能够称作为民事习惯在民国初期司法中的积极应用。由此，渐渐形成一个将民事习惯纳入到法律领域的司法机制，这个机制体系下形成了具体的习惯法。主要可以将其归结为以下四个要件：其一，从内容要素来看，人人确信为法的心理基础；其二，外部要素，保证在一定时期内对待同样的事项采用同样的行为；其三，范围应该界定为法令没有规定的事项；其四，保证不要与公共秩序和利益相互违背。在上述四个基本要件的基础上，积极对于分散与民间的，不成文的，非系统化的规范进行汇编，在将其填入到现代民法体系中去，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仅使得民事习惯的可操作性得以提升，还形成比较健全的民事司法体系。
另外，明确提出了民事习惯的效力应高于条理，在此基础上对于条理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凡国际上通行的民法原则越来越称之为条理。后期虽然也在字面上进行了变动，但是其本质的民事法律内涵却更加丰富了，并且慢慢融合到近代民法中去，这集中体现了习惯法民法方面的一面，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处于当时的背景下，近代化趋势影响明显。
最后，大理院的《法院编织法》给予大理院终审权，以保障民事习惯的统一性和适用性。这相对于以往封建社会的民事处理方式，法制的精神也慢慢展现出来，并且出现了中央法律和地方法令之间的融合，上级大理院对于终审权和法令有解释权，下级法院应该积极依照民事习惯为标准来运作。
2.2民事习惯在民国初期司法中的效能发挥
简单来讲，大理院适用，规制民事习惯的司法体制，在适用民事司法的时候，还应该对于其效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一，有利于处理家族共有财产案件的时候，可以弥补但是法律内容的不完善，采用民事习惯来处理，使得近代民法做到共有财产共同协商处理的原则得以遵守；其二，有利于处理家族遗产案件的时候，可以依照地方习惯进行处理，保证做到土地流转的同时，简化土地过户手续，使得原本的制定法存在变通的渠道，是符合近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其三，有利于处理边远地区荒地买卖案件，依照民事习惯，以特别法的形式出现，可以将制定法排斥，做到了民事案件审理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而言之，民事习惯在师范适用中起到了补充，变通旧有制定法的作用，在特定案件的情况下，其效力甚至可以超过制定法，有着极强的适用价值。当然除了民事习惯给予民国初期司法的积极影响为，民事习惯也给予民国初期司法体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是由于民事习惯来源与社会行为习惯实践，总会存在部分与近代发展不吻合的情况，此时就容易使得民事习惯于近代民法出现相互矛盾，由此使得其成为阻碍民事法律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瓶颈。除此之外，各级司法机关在适用民事习惯的时候，各自的程序不同，民事习惯汇编和规制不同，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很容易造成司法机关适用局面的混乱，这也是很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出现同样案件其审理结果的不同，使得公众对于民事法律体系产生质疑。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事习惯融入到民国初期司法体系，存在其积极作用，也存在其消极作用，其对于民国初期司法产生的作用页数复杂的。因此，在将民事习惯纳入到民国初期司法体系的时候，应该积极全面的开展规制和整合，保证其符合近代社会需求，规避其与制定法之间矛盾，才是当时应该积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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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哲.民事习惯在法律实践中的意义[J]. 理论界. 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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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艾围利.论民事习惯的法律地位及其立法思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3）
作者简介：
叶金龙，助理 审判员，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7
一、1912—1937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考试权在学校, 国家对考试只做原则上的规定。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之入学资格, 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历者”, “预科学生入学之资格, 须在中学毕业, 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历者”。以后颁布的入学资格和《大学规程》相差不多, 即使到国民政府时期, 根据《大学规程》:“入学试验由校务会议组织招生委员会, 于每学年开始以前举行之, 各大学因事实上之便利, 得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
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在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试卷命题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1、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地点
考试科目:在这一时期各高校的招生的科目和数量有学校自己决定。1925年, 清华大学的“必须科为国文、英文、本国历史、地理”, 而同一时期, 厦门大学“本科入学须考: (1) 国文 (作论文一篇, 分析句读) ; (2) 英文 (作文, 文法, 翻译) ; (3) 数学 (高等代数, 平面及立体几何, 平面三角) ; (4) 化学、物理或生物 (三科选二) , 受科学试验时, 须缴验实验室之记录簿。 (5) 历史 (中外近世史) ”。
考试时间、地点:各校根据自己招生的情况,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有学校制定, 地点一般在学校所在地举行, 有的大学报考的人数很多也有在全国几个大城市设置地点”。厦门大学在1921年3月和6月分别举行了招生考试。1925年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广州、武四个地方设置了考点。
2、试卷命题
由于各校属于自主招生, 所以试卷的命题权在各高校。正因这个原因, 这一时期的考试试题题型不尽相同, 难度亦有差别。
3、招生考试的情况
各高校在招生考试的录取率也是不同的。北京大学1922年的录取率只有6.5%, 交通大学1925年录取率是7.8%, 1926年厦门大学的实际录取率也只有35%, 然而在1925年“南方大学的录取率高达64%, 华北大学录取率为62%”。
这一时期高校实施招生考试自主招生考试制度, 一方面保证了各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考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学校。
二、1938—1940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这一时期, 高校实行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 但是这一时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不是完全意义上面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其仅限于公立高校。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目的:“ (一) 根据实际需要, 统筹大学设施之方针, 以统一之标准逐渐提高大学生之程度。 (二) 减轻学生因投考大学而往返奔走于各地之困难及其因此而受的经济损失。 (三) 促进中等教育之改进”。统一考试制度包括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
考试科目:这一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 对考试科目有明确的规定。笔试科目分三组。1938年和1939年“笔试科目均为7门, 其中公民、国文、英语 (投考同济大学和中山大学医学院者为德文) 本国史地四门完全相同”, 其他三门根据不同的院系有不同的选择。1940年考试科目有8门, 仍然有明确的规定。
统一命题:在1938年教育部在全国设立十二个招生处, 考试命题方面只对试题难度只做原则上的规定, 至于试题就有各分区聘委员命拟。在1939年和1940年“改为由部统一命题”。
统一阅卷:评阅试卷“改由所在地国立大学校院负责”, 这种统一阅卷并不是全国的试卷在一起来进行评阅, 而是也是采取有分区的办法进行, 将临近地区的试卷收集起来有国立大学一起来进行评阅。
统一录取标准:1938年教育部规定了各院校的统一录取标准为:“各地所定考生成绩, 其分数有宽严不同者, 以十二处总中数之差分别就各地总分数加减调整之。”以后两年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标准来录取学生。
这一时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在政府的介入下建立的。由于政府的介入使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能够很好的衔接, 同时很大程度的提高高校总体发展水平。然而, 我们应该看到实施统一招生考试存在着很多困难。一方面是交通问题, 战争时期不安全因素很多, 运输试卷完全是依靠飞机来进行, 万一飞机发生问题试卷就不能够安全的运到, 考试就不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试题因为分区印刷, 也增加了保密的困难。”
三、1941—1949多种形式的招生考试制度
1941年起, 由于各地交通困难和政府财力人力等原因, 教育部决定取消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这一时期的招生考试是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和联合招生考试制度。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各高校依据教育部有关的法令自行制定招生简章, 自行定期招生考试。“入学试验各科试题应严格依照高中课程标准命题”。
联合招生考试制度。联合招生考试是指同一考区内的几所大学共同举行的招生考试制度。实施这一制度“为照顾全学校及考生便利起见, 由教育部划分考区指定区内各公立学院联合招考”。
总之, 这一时期招生考生制度是多种形式的, 主要是因为战争原因。各校根据自身学校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招生考试制度。
民国时期的招生考试制度是多样的, 同时也是不断变革的, 这对我们当今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变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 可以把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突破口, 克服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弊端, 实施多形式的考试方式, 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摘要：高校招生考试是高校招生制度的重要一个环节, 高校招生制度又是高校办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高校大致经历了自主招生考试、统一的招生考试和多种形式的招生考试。研究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
参考文献
[1]璩鑫圭, 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分卷)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709,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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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青, 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M].合肥:合肥黄山书社, 1995:52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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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8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闻史,期刊论文
一、引言
戈公振认为“一国学术之盛衰, 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1]清末民初之时, 新闻史研究已经开始, 1900年就已经出现了新闻史研究专著, 而新闻学相关的论文也相继出现在学术期刊上, 这些期刊及其论文可谓研究民国新闻史之基本史料。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在收集、综合大量期刊论文的基础上, 详细阐述民国时期新闻学术刊物种类、文章主题等史实;另一方面, 从学术史角度有选择性地对当时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题进行文本分析。
目前看来, 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新闻学期刊论文的梳理工作, 既有对民国刊物概况的初步勾勒, 也有专门针对一种刊物进行的细致探讨。《民国 (1919~1936) 时期学术期刊研究述评》和《中国新闻学术史 (1834~1949) 》两篇文章简述了民国时新闻学专业期刊的种类, 刘峰列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专业学术期刊共11种, [2]李秀云介绍了民国时期的31种新闻学刊物并点明其中的一些刊物还不能算是纯粹新闻学期刊。刘家林对民国较早的新闻学刊物进行了简要介绍, 他认为《新闻周刊》是最早有关新闻学研究的出版物, 但还算不上纯学术性的刊物。[3]谢鼎新针对《东方杂志》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他认为《东方杂志》上所刊载的相关新闻学研究具有发端意义。[4]王继先谈到了民国新闻史研究方法, 他指出在新闻学专业刊物产生发展之时, 其他一些大型综合性刊物以及专业类刊物也开始将新闻学作为新的学科和文化热点纳入探讨范围 (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政治季刊》等) 。[5]以上成果确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夯实了基础, 但据笔者考证, 民国时期新闻学研究刊物并不限于此, 对于那段时期到底有多少新闻学刊物及其论文是当今学者未能论述完整之处, 此外, 民国时期新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与热点问题包括哪些?而这些主题的研究成果于今人有何史学上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 此文研究之现实意义亦在于此。
二、刊物来源及其概况
民国时期, 新闻学研究刊物开始出现, 笔者首先利用期刊目录索引 (涉及《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期刊目录》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以及新闻史、新闻事业等方面著作) 获取民国时期新闻学期刊线索;其次, 在“全国报刊索引”的《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中查询期刊目录, 将新闻学及综合性期刊相关论文篇名目录导出;最后, 根据搜集的线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 下载查阅原始期刊的扫描资料, 通过阅读分析全文内容的方式加以梳理确认。
通过整理发现, 刊载了新闻学研究相关论文的刊物有以下几类:
(一) 纯粹新闻学学术刊物
此类刊物可分为三类:
1. 由新闻记者学会主办。
包括《新闻学刊》 (北京新闻学会1927年出版) 、《战时记者》 (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1938年出版) 、《新闻记者 (汉口) 》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8年出版) 等15种刊物。
2. 由大学新闻系创办。
包括《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纪念刊》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纪念刊筹备委员会1930年出版) 、《报人世界》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5年编辑出版) 等4种。其中《新闻学期刊》 (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5年出版) 刊载有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现状、各国新闻事业之鸟瞰、国内新闻事业概况等。
3. 由报馆通讯社创办。
包括《新闻学周刊》 (福建民国日报社1931年出版) 、《报学季刊》 (申时电讯社1934年出版) 、《报学杂志》 (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出版) 等5种。
(二) 新闻业务类刊物
此类分为以下两种:
1. 供学员实习使用。
这类刊物中发行得较早的要数《新闻周刊》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 如创刊于1919年4月的《新闻周刊》, 作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 [6]在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同时也丰富了办报实践。但还不能算作专门性的新闻学杂志, 当时只是供学员实习之用。
2. 供报馆内部工作人员交流使用。
如《申报馆内通讯》 (申报馆1947年出版) , 其作为当时《申报》馆内从业员交流的刊物, 也有一系列新闻学研究文章。
(三) 新闻时事类刊物
新闻时事类刊物包括《新闻杂志》 (杭州新闻杂志社1936年出版) 、《新闻旬刊》 (金陵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出版) 以及《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 (重庆新蜀报编辑部1934年出版) 等8种, 其中如《新闻通讯》 (河北新闻社新闻通讯编辑部1934年出版) 内容刊登有关新闻界及文化界的调查、介绍、统计等, 并报道国际时事、地方通讯, 并设有“新闻列车”栏目。
(四) 其他专业性刊物
此类刊物包括《无线电杂志》 (中国业余无线电社1932年出版) 、《广播周报》 (南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1934年出版) 等, 这类刊物介绍了广播、电视媒介, 不是纯学术的新闻学刊物。《黑白影集》 (上海黑白影社1934年出版) 为摄影专业刊物, 涉及新闻摄影一类话题。
(五) 大型综合类刊物
此类刊物包括《东方杂志》 (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 、《国闻周报》 (国闻周报社1924年出版) 、《申报月刊》 (申报馆月刊社1932年出版) 、《中外月刊》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1935年出版) 等。
(六) 大学学术刊物
大学学术刊物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复旦学报》等。此外, 仍有极少部分论文资料散见于其他各类刊物之上, 如《时代生活》 (1943) 刊有《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纵横天下》 (1947) 上的《新闻理论笔记》、《社会学杂志》 (1925) 刊载有《舆论与社会》等。这一方面说明了新闻史期刊论文分布的杂散范围之广,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影响力颇深。卷帙浩繁难免挂一漏万, 故对于篇幅上新闻学研究太少的刊物未能一一列举。
三、研究主题
笔者此次于上述刊物中共搜集到新闻学相关文章约4000篇, 通过对研究的篇幅数量及论文条目进行爬梳统计, 发现当时比较关注的热点领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见图1) :地方新闻事业、报纸编辑、外国新闻事业、报人记者、报刊史、新闻思想与观念、新闻学科教育、报业经营管理以及广播电视等领域。据此判断, 民国时期新闻史论文集中探讨了如下九个研究主题 (按论文篇幅多少排序) :
四、研究成果的特点
民国时期中国的新闻学科开始建立, 新闻学研究相关刊物逐渐发展起来, 这使得纯粹的新闻学学术有了交流砥砺的阵地。同时, 研究主题不断延伸, 研究内容涉及多个角度, 为学科在理论观点、编辑实务等方面进行了早期探索性的积累, 研究成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 研究视角上, 注重新闻学基础知识的普及
文章中占多数为非自觉研究, 即学科相关的描述性、介绍性文字, 自觉研究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当时新闻学尚属于新兴学科, 报人学者们最想让民众知道的就是“什么是新闻学”“新闻从哪里来”, 这些都涉及新闻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如黄天鹏就专门对最基本的新闻学这一名称由来进行了一番论述:
昔我以新闻学与报学二名请定于徐宝璜先生, 先生曰, 报学固亦未尝不可, 但命名以此学科最重要者之成分为主、新闻学以报告新闻为职责, 广告印刷等其附件耳, 以新闻命名亦自有其根据, 且约定俗成, 则仍新闻学是也。
类似的研究为普及新闻学科的常识性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养料, 这对于促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 研究重点上, 侧重实用的办报经验传授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 报刊林立, 开报馆办报纸作为新兴职业, 其过程涉及新闻从业员职业化的问题, “职业化”解释为“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们试图将其从事的工作变成一种职业并将其自身变成职业人士的条件是什么”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哪些步骤用自己宝贵的模式产生这种身份”, 威廉斯基对此曾有过详细论述, 认为职业化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职业工作的产生、专业教育的形成、专业学会的成立、寻求政治的保护、发展职业伦理。总的来说, 民国报人更热衷于传授办报经验, 提倡建立职业伦理规范, 对新闻学学理探讨较少, 不妨将其看作是一个新兴职业“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
(三) 研究取向上, 注重对外国新闻学理论的节译
众所周知, 中国很早就有了“邸报”, 但只流通于朝廷官员之间, 而现代报刊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是由西方引入的。在新闻学研究刊物的论文中, 对外国新闻学理论的节译司空见惯, 且通常都是整篇翻译, 同时也能见到较多外国作者的署名文章。例如, 《报人世界》一刊, 这份刊物由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 刊载有大量外国人士撰写的文章, 在能够检索到全文的47篇文章中, 有30篇文章节译自外文。这体现了时人对于西方理论的重视程度。而这类研究文章将外国的新闻事业概况、报纸经营方法以及新闻理论知识带到当时的中国, 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与教育的作用。
(四) 研究载体上, 新闻学专业刊物创办时间不长, 影响力受限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兴起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后来进入战争时期, 一些刊物难以为继, 导致新闻学本身发展“后天畸形”。创刊人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刊物的创办时间短使得刊物的传播效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新闻职业化的建构过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部分报人遗留下来的新闻观念和思想时而中断。笔者统计发现, 纯粹新闻学学术刊物中创刊时间不足1年的就达12种, 创刊超过1年不足2年的有4种, 超过2年接近3年的4种, 其中发行超过3年的刊物只有2种。虽然不能单凭刊物的创刊时间来判断其影响力, 但从发行时间的总体概况来看, 新闻学研究刊物的影响着实受限。
五、结语
“海量的史料以多元而零散的形式存诸于世, 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特色。”[5]对于民国新闻学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整理, 一方面, 民国时期新闻学专业刊物与综合类期刊上的新闻学论文分布各异。有些专业期刊创刊时间短, 关注的问题比较集中, 而综合类期刊有的则创办时间较长, 问题涉及面较广, 更多零散的论文史料分布在这些综合类期刊上, 这是在资料挖掘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而重视探索综合类期刊可使研究更具有客观性、代表性以及说服力。另一方面, 昨天的历史是其时之新闻, 新闻史的新与旧的特点要求学者们能有意识地跳出新闻史来研究新闻史, 将报人记者放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能使历史人物面貌叙述体系更为全面、立体。例如, 汉奸报人管翼贤的史料搜集, 既有他自己所撰关于办报业务的研究, 如《新闻纸之制作》《现代的新闻事业》《报人与国防》等, 还有其他刊物上对此人的评价文章, 如《汉奸记者管翼贤》《管翼贤的巧辩》《华北新闻报道权威:管翼贤先生》等。
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新闻史期刊论文在当时既传播了办报经验, 也普及了新闻学基础知识, 研究主题是对当时报人记者所处时代背景之真实反映, 其研究成果对当代新闻学学术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也填平补齐了一些新闻史史料, 虽然系统性有所欠缺, 但总体来说异彩纷呈。除此之外, 鉴于此次研究跨度较大, 史海钩沉, 难以勾勒出全貌, 故本文亦存在几点不足,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研究方法上, 仅限于文献法和文本分析法, 在篇名主题的统计上未能结合系统的定量调查研究分析方法, 从而导致数据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有限。
第二, 研究对象上, 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资料不仅仅限于各类期刊之上, 还包括大量的报刊和新闻学论著, 但由于本篇只局限于探讨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 未能将其纳入, 实属遗憾。
民国的司法考试 篇9
“万年桥边小池塘，红白荷花开满塘。上桥去，看荷花。一阵风来一阵香。”（《开明国语读本》，第41课）
“萤火虫，尾巴上面光闪闪。照到窗子前，照到屋檐边。夜里不怕天黑暗。萤火虫呀，你家好开灯笼店。”（《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第94课）
“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独盛。”（《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30课）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200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的三套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到2010年已在各大图书网站脱销。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面对记者的采访，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民国语文读物热仍在持续升温。2011年，民国语文教材的队伍中又增加了青年出版社的“开明系列语文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民国语文》、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此外，民国学生的作文选本及民国时期的经典儿童读物如“幼童文库”等陆续面市，大有燎原之势。
当下教材编写者缺乏的“儿童本位”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相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在审定制实施的前提下，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课程标准”。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对不同阶段国语教学的目的性有着明确描述。其中，中学国语教学目标恰为叶圣陶制定：“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小学国语的课程大纲则由吴研因拟定，其教学目标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谈到为何选择这些老教材作为孩子读物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童趣”、“天真”等词。这批教材所依托的，是民初整个中国知识界对“儿童”的重新发现和重视。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欠缺的。
民国想象是一种“姿态”和“立场”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不难发现，对“老北大”、“老清华”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民国使得一些人的怀旧情怀，特别是文化怀旧的情怀有所寄托。不过，民国在另一些人眼中可并不美好。在与谢泳的对谈中，陈丹青曾特别提到，有些人给他寄来一些很难看的民国照片，譬如穷乡僻壤的贱民，长相难看的官员等等，以此来证明民国的“丑陋”。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民国范”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黑暗面”，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分？如果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
如果将话题转回到民国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问题。突然畅销的这几套民国教材其实在语言、用词、包括内容方面，都有与当下生活脱节的一面。家长对其的追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所有对于民国的想象，其实最终都指向“当下”。民国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一个对照物，消逝了的民国有文化味、自由、洒脱、优雅，处处彰显出当下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那段历史的传奇性，这种相信本身便已成就一种“姿态”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