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精选11篇）

建国初期 篇1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的体育运动性质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项体育事业呈现出较之以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局面, 登山运动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登山运动开展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登山活动自古有之, 早在春秋时期,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据《前汉书》中记载, 公元前37年至前32年间, 一位名为杜钦的大将军向朝廷详细报告了一支武装护卫队在攀登当今阿富汗境内海拔4827米的克里克山口和海拔4200米的乌鲁拉巴山口时所遭遇的困难情形。当时, 人们在攀越这两座海拔很高的山口时, 完全是怀着畏惧和痛苦的心情赶路的, 因为在行进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面对崎岖的山路、空寂的沙漠、匮乏的食品等艰难险阻, 在穿越高山顶峰时, 人们头痛欲裂、脸色苍白、呕吐不已, 登山活动之难由此可见。另据史料记载, 公元403年, 佛教徒法显大师与同伴胡林和尚前往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恭取佛经, 在攀越“小雪山”时, 胡林和尚突然发出一连串剧烈的咳嗽, 顷刻之间口吐白沫而亡, 这表明登山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好坏是非常关键的。在唐朝年间, 由于佛教的广泛盛行, 一些高僧曾跋涉千里西游取经, 其中628年, 高僧玄奘在带领部分高徒西游穿越帕米尔高原上的海拔约6000米的穆苏尔岭时, 随行众人突然感到头疼恶心、呼吸困难、头昏眼花和厌食呕吐, 这使富有远足经验的玄奘首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瘴疠”一词, 以代表高山气体环境因素下人们所遭患的恶性疾病,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登山活动的艰难与不易[1]26。之后的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 历史典籍也有登山活动的一些记载, 但整体而言, 处于这个漫长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登山活动都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习惯, 没有形成有组织和有目标的登山运动态势。

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开启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新局面。早在1949年9月, 先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了“提倡国民体育”的远大宗旨, 同年10月, “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在这次会议上,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深刻指出:“过去的体育, 是和广大人民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 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为了鼓励和倡导体育运动, 朱德欣然为大会题词:“为人民服务, 为国防服务, 为国民健康服务。”1950年7月, 在全国体育工作者学习会上, 教育部长马叙伦明确指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 应当由个人的锦标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也应当从过去面向资产阶级转向为面向工农大众, 最终应当使体育运动能够为普通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同年7月, 《新体育》杂志创刊, 其也将宣传和推动群众体育活动作为办刊的主要宗旨。1951年11月, 我国编排发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使得这种最基本、最简单、最宜于普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成为普及国民体育的一个重要步骤, 为有效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被国内外报刊评论为“中国体育的奇迹”。1952年6月,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 大会选举朱德为名誉主席, 马叙伦为主席, 而由毛泽东为本次大会所作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则成为之后中国体育永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2]20。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登山运动开始扬帆起步,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出辉煌和非凡的伟大业绩, 其中又以首次登上当时海拔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最为引人注目。

二、登山运动创造的辉煌业绩

1953年5月, 琼哈顿带领的英国登山队队员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从南侧 (尼泊尔) 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这次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胜利对于现代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端无疑形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55年6月, 在国家领导人的悉心关怀下, 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训练了我国第一批职业登山队员。次年3月, 中国登山队得以正式组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中国登山队先后征服了十月峰、慕士塔格山、贡嘎山等七座高海拔山脉峰顶, 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登山人才[3]30。到了1960年, 国家体委决定单独派遣中国登山队从外国媒体号称为“人类无法逾越”的珠峰北坡进行峰顶攀登, 以挑战人类极限, 展示民族精神。当时中国登山队刚刚成立五年, 面对缺乏经验、装备落后、苏联单方面宣布退出联合攀登行动等重重困难, 国家在经济状况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还是愿意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这次活动, 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登山这种体育运动, 倡导挑战自我、振奋民族精神。3月初, 由登山运动员、科考队员、后勤人员等214名人员组成的大型登山队在我国著名登山家、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的率领下到达珠峰脚下, 开始实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计划。在顺利完成三次行军之后, 5月17日, 在副队长许竞的率领下, 登山队员们整理好个人装备, 从大本营出发开始了“突击顶峰”的第四次行军。经过一周的艰苦行进, 在海拔8500米的山坡上, 许竞和其他13名登山队员建立起“突击营地”, 这也是本次登山的最后一座高山营地。经过短暂的休整, 5月24日早晨,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等4名登山队员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进发, 当时高山顶端寒风呼啸, 岩壁陡峭, 呼吸沉重, 刘连满咬牙坚持让其余三人踏着自己的双肩而攀登到更高的区域, 而自己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暂时留在原处休息[4]47。当王富洲三人到达海拔8830米左右渐近于峰顶地方时, 个人携带氧气已经全部用完, 但他们并未因为高海拔无氧状态下头疼眼花、气喘无力的状态而放弃登山团队的光荣梦想, 硬是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攀行在雪崩地带和陡峻岩壁之间。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 在越过最后一片岩石坡后,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成功到达当时海拔高度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 在登顶之后, 藏族队员贡布用一面五星红旗将一座毛主席半身石膏包裹起来置放于峰顶, 这标志他们首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伟大壮举。

三、登山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

尽管登山运动在建国初期刚刚起步, 但中国登山队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伟大业绩却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其不仅在国际体育界引起巨大轰动, 而且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人民群众从事体育运动的热情和活力。

比如1960年, 我国登山健儿在攀登海拔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时, 共有29人攀登上海拔8100米以上的山峰高度, 除登顶队员之外, 另有13名队员还登上了海拔8500米以上的山峰高度, 这些都在世界登山史上创造了新纪录。在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之后, 新华社记者及时播发了有关消息, 国内主要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对此次登山运动做了集中的报道, 人们欢呼雀跃, 为登山队员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在世界舆论圈内, 各国的主要报刊也大都刊登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顺利登上珠峰的消息, 并对中国登山队取得的如此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 也有部分西方媒体起初对中国登山队是否有能力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过怀疑, 但经过消息确认后, 它们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人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他们是从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攀登上去的北坡登上了珠峰”。

此外, 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中, 全体参与队员团结互助, 彼此支援, 发扬了大无畏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彰显出登山运动在强健身体素质、弘扬团队精神、发扬个人斗志、历练高贵品质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譬如1960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队突击组成员刘连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参加登山活动之后, 勤奋刻苦、意志坚强、不怕艰险的刘连满在短短五年当中就已经成为我国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之一, 当年在海拔8700米的珠峰峭壁处, 他连续托顶王富洲等三位登顶队员, 将个人仅有的氧气瓶保存并留给了他们, 其英雄壮举被人们誉为“舍己救人的模范”, 表现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将体育运动善于塑造人的坚韧品质和互助互爱的特征演绎得完美无缺。

参考文献

[1]吴天一.青藏之旅健康行——青藏高原健康旅游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

[2]谭华, 王玉立.共和国体育史上的1952年[J].体育文化导刊, 2002 (3) .

[3]栗树彬.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开端[J].体育文史, 1987 (2) .

[4]国红, 三足.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J].文史精华, 1999 (11) .

建国初期 篇2

建国初期扫盲纪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那时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60年来，扫盲工作在中国从未停止过。本世纪伊始，中国实现了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成人文盲率降至9.08%，青壮年文盲率降至4%以下。栏目主持：陈小波

郭磊

我国的扫盲运动从战争时期就开始了。图为1942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原载《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第一期）。

新华社记者沙飞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60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队的社员在小学生的帮助下在田间学习文化。新华社记者武纯展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0年12月，浙江杭县农村冬学普遍展开。图为挟着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1年，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冬学。图为参加冬学的学员们在上课。新华社记者曹兴华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1年，青海省的两个牧童在放羊时，温习冬学教师教给他们的生字。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2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识字小组在上课。新华社记者陈之平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1年，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研究速成识字教学法，创立一套适合部队战士学习的快速识字法。图为1952年8月，祁建华（左）帮助行军的战士学习注音字母。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2年8月2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运动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赛。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2年，天津一个剧团的演员在后台学习生字。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5年，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的扫盲班在地里通过实物进行扫盲教学。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6年，山西省昔阳县思乐村青年妇女阎志英学习文化后已经可以写信。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7年，辽宁抚顺老虎台煤矿有4000多名矿工参加扫盲学习。图为课余时，学生们和张凤仙（女）老师交流。新华社记者王少清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8年，云南玉溪县凤凰水库工地上的民工利用休息时间识字。新华社记者王传国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8年5月，四川郫县太平乡红星三社女社员倪怀凤在十天内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1500多个生字。图为倪怀凤（中）正在领取扫盲毕业证书。新华社记者孙忠靖、游云谷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1958年，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管界内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图为一个扫盲小组在练习写生字。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8年，吉林省延吉县东盛乡黎明农业社英成作业区77岁的崔龙珍（左）和78岁的金丙玉（右）通过长期的文化学习已经可以阅读《延边日报》。新华社记者刘恩泰摄（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图为1958年9月，福建省福州市生活在水上的妇女在船头练习写字。解放前，福州市的水上居民中妇女100%都是文盲。解放后，她们组织了识字班，在当地小学教师的辅导下开展扫盲学习。新华社发（资料照片）陈小波 李百顺编辑

建国初期的两岸秘密往来 篇3

多年后，罗青长亲口证实了这次重大秘密行动的存在。但能让周恩来亲自出马会晤，并需要做出如此非同寻常的安排的，究竟是什么人呢？罗青长没有披露。

不止一家媒体引用各种消息源称，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不是蒋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沟通台湾当局的人。”但为了保护对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信使曹聚仁

1956年7月16日下午4点，一辆蓝色“华沙”轿车行驶在通往颐和园的路上。车上坐着不到9岁的曹景行和母亲，以及专程从香港赶来的、他许久未见的父亲曹聚仁。

多年以后曹景行才知道，这个7月的13、16和19日，周恩来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系列会谈，是中共寻求两岸接触的初期尝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进驻台湾，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解放台湾的运动。当月，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据童小鹏回忆，1956年前，中共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明确起来。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海峡对岸传递了主张和谈的信息。

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

在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介绍下，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曹聚仁应邀访问北京。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此事。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接见曹聚仁。

会面中，曹聚仁问周恩来，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他，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这次会面，被曹聚仁写成《颐和园一席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

当年10月，曹聚仁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决定见见他。会见安排在10月3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等参加了会见。

曹聚仁带来了台湾方面的动态。他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

毛泽东接过话茬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他还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出门时，张治中提醒曹聚仁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左一）与原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左二）和覃异之。图/中新

4天后，周恩来宴请了曹聚仁。席间，曹聚仁问起周恩来，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如何安排。周恩来表示，台湾还是他们管，蒋介石、辞修（陈诚的字）、经国都“可以到中央”来。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蒋、陈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童小鹏回忆，为了进一步摸底，1957年春，国民党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等会见了他，介绍了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设想。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金门危机中的暗战

不久，在金门危机中，双方刚刚建立起的沟通渠道经历了重大考验，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23日下午，近3万发炮弹从厦门飞向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击毙击伤国民党军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炮击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查蒋军的防御，而是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不久，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炮击“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9月4日，炮击暂停。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负有条约义务保卫台湾。9月8日，3万发炮弹再次射向金门。

同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的曹聚仁。他指出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与岛共存亡、全师而还、美国逼蒋军撤退。9月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并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他还提出：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谈谈停停。1958年9月15日，金门炮战后，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会谈重新恢复，地点改为华沙。谈判未取得进展，陷入僵局，金门炮声再响。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后亦表示，在外岛驻军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毛泽东看出了美方态度的变化，10月5日下令，6日和7日停止炮击，“观察两天，再作道理”。同时要求：“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10月5日当天，曹聚仁将中共将暂停炮击之事写成新闻稿，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停止炮击7天。并提出：“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正如毛泽东所说，金门和马祖是两根指挥棒，金门炮声一响，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频繁互动。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了曹聚仁。他表示，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中共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因为如果蒋介石撤退，“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中共希望台、澎、金、马以后“整个回来”。

毛泽东再次引用了1956年刚见曹聚仁时打的那个比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

曹聚仁说，台湾有人问以后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还表示，中共是“拥蒋派”，支持蒋介石再做总统。“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

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时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收到了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见蒋介石。他劝说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蒋介石断然拒绝。

根据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称，大陆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复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共产党军队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武器才有用。但这会造成2000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幸免，甚至招致苏联使用核武器攻击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

陶涵1995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采访了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王冀。王冀称，199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会谈中告诉他，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派人传话给周恩来，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他将不得不听美国人的——撤出金门和马祖，届时时间一拖久了，中国就有分裂之虞。

陶涵分析，这表明，国共双方都认为，金门是中国统一的关键枢纽。至于台湾是如何派人传话给周恩来的，陶涵推测，蒋经国应是通过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传递消息的。

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逢单日炮击、单打双不打的决定。

单日炮击的做法，直到中美建交后的1979年1月1日，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

互相试探

1959年后，曹聚仁不再充当双方联络人的角色。10月24日，周恩来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指他1958年10月5日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共也透过其他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对台工作。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童小鹏回忆，这一段时间，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以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

1959年，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冷淡。”

12月14日，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首批特赦战犯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要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1960年1月3日，周恩来与张治中、傅作义共进午餐，请他们致信陈诚。他说：“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我们寄予希望。将来他们必然回来，回来必有安排，这是必然性。”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

为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这一政策，5月24日，周恩来再次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并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

他要求信中要写明中共四点对台政策：“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周恩来还通过海内外关系，把写有“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蒋介石老家照片寄往台湾，又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称，“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他说：“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据廖心文所知，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陈诚看，陈诚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对历史做交代。

1962 年，周恩来托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写信给台湾当局，转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分别写了信。

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再次致信陈诚，阐明中共对台湾的处境与前途的意见。信中说：“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信中重述了之前的4条对台政策，这便是著名的“一纲四目”。廖心文曾多次访谈罗青长，罗告诉她，这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归纳的。

之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力，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他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据童小鹏回忆，蒋介石利用中共的呼吁，派了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有一次派了4个人来，3个到北京，1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周称：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周恩来密会信使

1963年7月，周恩来从一些渠道获悉了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7月9日，他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

12月6日，周恩来在出访14国前绕道广州。在视察了一些地方后，当晚，他和张治中、罗青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航行。

这个夜晚，海面风平浪静。为了不影响周恩来休息，在舰上指挥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命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限度。为了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并确保周恩来一行的安全，吴瑞林受命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但直到多年后，罗青长才告诉了他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

经过一夜的航行，护卫舰抵达了边境。周恩来等人登上了一个小岛。12月7日，双方进行了会晤。

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表示，周恩来当时由保卫人员送上岛，但见面时，不允许保卫人员跟在身边。但据他所知，对方并不是蒋经国。一位与罗青长共事多年的老对台工作者也称，对方并非蒋经国。

会面中，周恩来希望对方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后来，对方告知，口信带到了，且蒋经国看到周恩来送他的白酒，十分感慨，说没想到周恩来一直记得他的这个爱好。

罗青长回忆：“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他们又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廖心文说。

1965年，在秘书程思远和中共沟通数次之后，中华民国原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成为对台工作的一个标志性胜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对台工作陷于停滞。1969年，李宗仁、张治中去世。1973年，章士钊去世。1974年，傅作义去世。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他两次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建国初期的笛曲创作 篇4

心沥血的无数次艺术实践, 逐步将竹笛本身的形制规范、完善。其间所有的音乐乐种, 无论是宫廷音乐、民间音乐, 还是歌舞音乐、戏曲音乐, 都为后来的笛乐创作了丰厚的传统音乐基础。“2 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笛乐艺术高峰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之上厚积薄发的结果。”

1 9 5 3年, 著名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先生在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摹会演上, 成功地演奏《喜相逢》、《放风筝》两首笛子独奏曲, 是他首次把民间的笛子演奏以崭新的独奏姿态展现在音乐舞台上, 使笛子从乐队中独立出来, 完成了从伴奏到独奏的历史转变, 从此便拉开了笛子独奏、协奏作品的创作序幕。

本文所述建国初期指的是从1 9 5 3年冯子存把笛子独奏这一形式搬上舞台至1 9 5 6年赵松庭创作的《早晨》问世之前。总体上, 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在看来都称为传统曲目, 音乐语言简练、曲式结构短小是其主要创作特点。

另外, 这一时期的笛乐作品基本由冯子存、陆春龄、刘管乐等几位竹笛界的前辈改编移植。他们植根于民间, 对民间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 由于生活背景、地域的差异, 他们的创作风格也打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烙印。

中国现代竹笛表演艺术的先行者, 中国北派竹笛的代表人物冯子存先生编曲的北派经典曲目《五梆子》取材于二人台曲牌《碰梆子》, 曲调优美明快, 经冯子存改编后, 主题出现四次, 每次用不同的力度、节奏、速度和技巧加以变化, 经过这样细腻的音乐处理, 成为一首中国音乐的典型变奏曲。

乐曲结构:传统变奏曲式, 由主题和三个变奏, 共四个部分组成。主题音乐洒脱豪放, 多使用花舌音、滑音、三度装饰音, 分2 4小节加补充1 2小节共3 6小节。如下:

三次变奏, 通过速度的渐快, 音乐情绪演奏技巧、节奏的变化处理, 第一变奏多使用节奏较统一的剁音、滑音, 使得音乐诙谐幽默、明快有力, 旋律略加花。第二变奏, 随着速度的加快, 前部多使用三吐技巧形成固定的节奏型, 音乐情绪既流利, 又轻快活泼, 显露了改编者对乐曲发展的掌控能力和娴熟的即兴技巧运用。第三变奏, 速度更快, 技巧上大量剁音和滑音的连续吹奏, 之后更是使用了飞指, 音乐热情奔放、潇洒利落。

纵观整个乐曲, 由于速度的渐快, 曲式结构安排的合理有序, 技巧的恰当使用, 音乐上层层推进的动力, 使其成为整个竹笛作品中的经典曲目, 更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音乐变奏曲。

陆春龄是南派笛艺的代表人物, 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江南丝竹及昆曲, 代表作有丝竹风格的《欢乐歌》、《中花六板》、《行街》等, 昆曲素材改编的《小放牛》, 整体音乐风格轻柔秀丽, 旋律优美委婉。

《小放牛》

1. 乐曲取材于昆曲旋律, 后部取材于河北民歌。

2. 全曲共分两部分, 前有引子, 中有连接。

其中, 引子部分前有一个开场式的乐段, 音乐稳定有力, 后入田园式的散板乐段。中板四个乐段构成合头乐段, 多有补充乐句, A、B为羽调式, C、D转入徵调式。使得音乐产生了一种一问一答的效果, 富有生动鲜明的情境。连接部分节奏自由, 由羽调式, 转入宫调式结束, 以便连接快板乐段。快板由基本相同的两部分组成, 仅开始位置不太相同, 由于新素材、转调等, 音乐情绪充满活力, 场面显得更为炽烈, 达到全曲的高潮。

演奏手法上看, 这首曲子体现了南派乐曲的风格, 多用了颤、叠、打等手法, 基本确立后来江南风格乐曲的技巧运用, 音色也与北派截然不同, 既甜美又清丽。演奏家陆春龄也被称为当时竹笛界的音色干净统一的代表人物。

纵观建国时期的笛曲创作, 有如下两个特点:一、音乐素材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民间音乐, 创作手法也使用改编拼合等一些简单的、少量的技术, 音乐语言简练, 再加入竹笛演奏技法, 使其专为竹笛独奏曲。二、创作也都是演奏家本人, 冯子存、刘管乐、陆春龄等老前辈是中国竹笛独奏作品的开创者, 他们植根于民间, 创作出的笛曲, 确立了北派吐、滑、垛、花, 南派颤、叠、赠、打的演奏技巧。在各方音乐风格特点基础上, 他们形成了北派粗犷豪放, 南派轻柔委婉的音乐风格。

这些良好的开端为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笛乐艺术高峰的出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摘要：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 首先要提到的是创作问题。本文针对竹笛艺术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及演奏特点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皆在继承、创新、发展笛乐艺术, 使其朝系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传统,笛曲,创作,演奏,风格

参考文献

[1]《中国竹笛作品荟萃》 (阎黎雯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建国初期彭德怀揪军中败类 篇5

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会议讨论总政《关于执行<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指示>的综合报告》。《指示》的来源，缘自1954年7月20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关于部队中存在的四个严重问题》，其第一个即是：“部分高级干部仍滋长着个人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恶劣形象，据已发现的材料（实际情形当不止此），从1953年1月到1954年6月，师以上干部因男女关系问题而受处分者，即有26人，其中军以上干部占12人”，报告举出情节恶劣者如某军长造成女护士自杀，某副军长企图毒死妻子（未遂）等4人事例。

据此，遵照党中央指示，中央军委与总政于8月8日向全军发出了前述指示（简称八·八指示），要求师以上党委召开党委或党委扩大会议，对团以上干部普遍进行教育，对犯有此类错误的干部进行揭发、批评和处理并上报。

建国初期教育模式与工农速成中学 篇6

一、工农速成中学创办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以后, 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都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 教育上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 虽然大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人员被录用,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 仍缺乏大量的国家建设人才, 创办速成中学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1.速成中学的开办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全国的基本解放, 经济建设被提上日程, 建设国家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一直到1951年, 国家预测“在五六年内全国经济建设中级和初级的技术干部50万人左右, 需要高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15万左右”。[2] (p146) 大批的建设人才的需要不是短时间内能培养出来的, 所以使用速成的办法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2.工农干部和生产工人受教育的迫切需要。在过去长期的战争环境中, 工农干部和生产工人很少有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虽然他们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但是掌握的知识还是十分有限的。新中国建立以后, 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走向国家经济建设的道路, 客观的形势也迫使他们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在建设中需要老区干部和工农知识分子, 但他们文化水平很低, 如果不让他们学习, 他们就不能前进。”[3] (p32) 所以需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3] (p33)

3.速成中学的创办也是处于国家领导人, 尤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反映。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毛泽东同志一向关注工农的文化教育,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毛泽东同志说:“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 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4] (p1083)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41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发展为热门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5] (p79) 这条规定明显地具有大众教育的思想, 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思想上就乐于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全民的教育运动, 这也是他的“动”和“斗”的哲学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6] (p118)

4.用工农出生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必然。建国初期, 共产党实行对国民党旧的国家政权“包下来”的政策, 包括大批从事学校教育的和各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都统统地包了下来, 他们虽然无疑具有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 但是他们当中却可能只有很少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传统, 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同时由于国家刚刚建立, 从解放区培养出来的干部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而且大批的旧知识分子也需要国家对其思想进行改造, 国家最终还是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二、工农速成中学举办所取得的成绩及不足

1950年12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 [1] (p793-794) 具体地规定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制、教师的选拔、学生的入学条件、教师和学生的待遇等, 1951年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会议, 会议指出了工农速成中学的方针、任务和性质的问题, 学制和教学计划中的问题, 教材和师资的问题, 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 教学上组织领导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设置、招生、编制的问题等。速成中学在当时风风火火地办了起来, 第一所速成中学成立于1950年, [7] (p218) 速成中学第一年招生4千人, 第二年招生8千人, [3] (p32) 到1953年, 就是速成中学招生的第三年, 全国各地就先后成立了56所速成中学, 招生2万多人, [8]到了1955年, 工农速成中学招生人数已达到3万3千人, 在校学生已达到8万4千人, [9] (p1884) 创办了80多所工农教育学校。[10]工农速成中学大部附设于高等院校, 是开学的预备学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工农速成中学从1951年创办到1955年停办, 一共培养了9万6千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的人才, 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但是工农速成中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严重影响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到了1955年7月, 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11] (p211) 指出:“几年来,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 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由于有关方面的协作及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已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实践证明, 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 使之生入高等学校, 从根本上说,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 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 目前也是办不到的。”决定从1955年秋季起停止招生。以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 应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 不再采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

工农学校的停办原因是多方面的, 国家虽然在创建和领导的过程中, 多次下发文件纠正这一问题, 如:1953年末,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12] (p191-192) 但是未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1.在工农学校创办的五年中, 学校的教师、招生、领导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虽然中共的精神是工农速成学校和普通学校并举, 但是各省、市、县地方政府等许多领导人认为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 对工农速成中学采取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 分配教师时很少考虑到这些学校的需要, 甚至有的把工农速成中学中较好的教师抽调到普通学校, 把质量较差的教师分配到工农速成中学中去。在招生问题上, 虽然有许多需要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工农干部, 但是地方政府上认为地方建设更需要他们, 而不放他们去学习, 只是敷衍地随便派工农干部去速成中学, 造成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目的没有达到。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其它重要法规、指示、命令等存在领导关系上的模糊, 直到1953年12月5日,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才决定由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速成中学实行统一领导;[13] (p1823) 1954年5月15日,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又发出《关于改变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 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改归教育部领导。

2.工农速成中学大都附属于高等院校, 是开学的预备学校, 所以很大一部分都将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但是由于学生基础差, 在速成中学学习的时间又短, 所以很难与正规学校的学生竞争, 所以高等院校在1950至1951年对工人、农民降低入学标准。但事实上只有400名学生按这种规定入学。1952年初, 当思想改造运动达到高潮时, 10000名干部参加了6个月的预备课程结业之后便进入了高校, 而从工农速成中学勉强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很难达到国家规定的高等教育要求。

3.随着国家正规学校培养的大批建设人才不断到各个工作的岗位上, 到1955年全国高等学校已有194所, 在校学生28.8万人, 毕业生4822人;高中6120所, 初中512所, 师范学校515所, 在校学生高中58万, 初中332万, 师范53.7万;小学50.4077万所, 在校学生5313万。[7] (p220) 再加上各种职业中学、夜校、函授学校、技术学校等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国家建设人才, 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建设人才紧缺的局面。

三、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对当时教育状况的分析

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当时教育的一种尝试, 可以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分析工农速成中学, 可以折射出当时教育的情况以及整个社会的状况。从笔者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和冲突的特点。

1.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早在1919年,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就开始为在沙皇制度下没有机会上中学学习并已超过学龄的工农子弟创办新型教育机构——工人系 (或者翻译成工农速成中学) , 学制为四年, 成绩合格者可以进入高等学校。1921—1930年, 工农速成中学的数量大为增加, 这种学校在培养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改变高校社会成分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 中国就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 借鉴前苏联的教育经验,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无疑带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一项研究表明, 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国出版的全部书籍中, 从俄文翻译的书占38%—45%, 从其它语种翻译的占3%到6%。到1956年, 从俄文翻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400种, 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这些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共产党边区的教育事业有着丰富的经验, 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 边区政府从边区建设的实际出发, 在文教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 贯彻文教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 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 并以学校为依托, 开办冬学、夜校, 实行群众性的社会教育, 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共产党边区教育由于战争的需要, 它的特点就是精简, 这十分适合发展群众教育的路线, 同时民办中学数量很大, 到1946年, 民办中学有1038所。共产党的群众教育思想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十分突出, 新中国建立以后, 工农速成中学就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发展, 是在实践中的应用。

3.继承了民国时期教育的遗产。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教育采取的是精英教育的模式, 分化十分明显:新的西方化的学术集中在全国性的、优秀分子的层次上和在城市中, 而农村地区在更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的价值和知识独占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 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 也需要用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他们, 这就产生了两种模式的冲突, 工农速成中学就是培养新知识分子的学校, 也必然卷入这种冲突之中。

总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教育领导者们力求把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起来, 认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应该把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当作基础, 吸收民国时期教育的有益方面, 再合理利用前苏联的经验, 以求一种平衡, 达到对旧中国教育进行整合的目的。但是实践证明,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没有达到一种平衡, 随着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 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陷入灾难的深渊。

摘要：建国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工农对知识的渴求、领导人对工农教育的设想, 以及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的需要, 工农教育被提上日程, 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工农教育的一种尝试, 从1950年创办到1955年停办, 六年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是由于速成中学存在其固有的弊端, 所以到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就停办了。从工农速成中学看, 当时的工农教育是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教育、共产党边区教育、民国时期教育三种教育模式相结合和冲突的特点。

建国初期中日民间交流的途径探析 篇7

一、抗议日本政府对工人的迫害

“松川事件”爆发伊始, 中国人民就通过访问、集会等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和对“松川事件”被捕工人的支持, 这是建国初期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表现。1961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代表团同日本国民救援会发表共同声明:坚决抗议美日反动派迫害日本人民的各种行为, 并向遭受迫害的日本爱国者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1963年,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首都各界人民支援日本“松川事件”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永远是相互支持, 相互鼓舞, 相互推动和携手前进的。中国工人和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强烈支持日本人民要求日本政府无条件释放‘松川事件’全体无辜被告, 如果他们不顾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的义愤和抗议, 胆敢向被告下罪恶的黑手, 他们是绝对逃不掉应得的惩罚的”, 并同时表达了“向‘松川事件’全体无辜被告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向全体无辜被告不屈不挠坚持战斗的崇高精神表示敬意!向日本人民在‘松川事件’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敢团结、坚持正义的精神表示敬意”[2]。这种抗议的声音很快传到了日本国内, 给予“松川事件”被捕工人以巨大的精神支持, 虽然其中包含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过依然是两国人民心与心的沟通, 是两国人民为了追求平等、自由而作出的不懈斗争。

二、为日本被捕民众捐款

捐款是中国人民对“松川事件”被捕工人支持的另一种体现。“松川事件”的被捕工人在狱中开展了艰苦的斗争。但是, 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到日本工人抗争的效果。日本国民救援会福岛分会, “松川事件对策东北地区协议会”的人员, 为了筹措经费甚至转化为小贩, 去卖“纳豆” (蒸后发酵的大豆, 副食品) 。在1951年7月以前, 被告们连写起诉书用的纸张都买不起。当时东京都职员工会的“反对解雇同盟” (在“整肃”中被清洗的人们组成的) 会员, 响应国民救援会的呼吁, 从退职金中捐献出15万日元。而此时, 住在中国的日侨和中国人民给被捕工人寄去了大量的款项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在审判的过程中, 从中国寄来的援款达600万日元, 从而根本上解决了被捕工人的经济问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于1951年9月12日汇给日本“松川事件”无辜被告及其家属1万美元 (折合360万日元) 以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该款系由日本劳农救援会代转。后人民救济总会接到日本劳农救援会会长布施辰治的复信和“松川事件”无辜被告斋藤千、杉浦三郎、佐藤一等三人的来信, 说明该款已于九月底全数收到, 扣除汇费后净数为3, 041, 985.92日元[3]。1963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又汇给日本国民救援会和“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人民币2万元人民币, 以表示对日本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支持。家住福建省闽侯县的“二七”烈士林祥谦的夫人陈桂贞, 在“二七”29周年前夕写信给日本“松川事件”20位无辜被告者, 声援他们反对美日反动派迫害的正义斗争, 并汇款人民币5万元慰问他们[4]。这些捐款从根本上解决了“松川事件”被捕工人的资金问题, 支持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三、与日本民众之间的书信往来

建国初期, 中日两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 加之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使得两国人民的交流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民间的书信往来就成为两国人民可供选择而又有效的不多手段之一。在“松川事件的”中, 两国人民之间的书信往来是频繁的, 而且这种沟通是双向的。一方面, “松川事件”的被告者们曾多次写信给中国人民, 希望得到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1951年5月13日, 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宫城监狱, 被告斋藤千代表“松川事件”全体被告致函全体中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迫害斗争的声援表示谢意。信中表示:“我们并不梦想由牢狱里出去再做牛马。我们只要一息尚存, 一定要坚持地活下去, 为保卫真理、和平、独立而奋斗。我们虽然被剥夺了在狱外活动的自由, 但是我们会写信、作诗、作歌和写文章。我们拿写信当做重要的狱中斗争之一。”“松川事件”无辜被告铃木信, 于1951年11月7日写信给中国人民, 他代表“松川事件”全体无辜被告答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援, 向中国人民报告他们在“松川事件”第二审中斗争的情形, 并呼吁中国人民继续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5]。

同时, 中国人民也给“松川事件”中的被害民众写了大量的慰问信。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50年12月18日致电日本福岛县福岛裁判所, 抗议对“松川事件”被捕工人的非法判决, 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二七”烈士林祥谦的夫人也写信给“松川事件”无辜被告, 鼓励他们继续斗争, 信中说:“亲爱的弟兄们:现在还是严冬, 谨汇上我耕种所得的一部分———人民币5万元, 请买些煤炭来温暖监禁你们的阴冷的牢房吧!亲爱的弟兄们:英勇斗争吧, 胜利一定属于你们!遥祝身体健康!”“松川事件”斗争胜利后,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七个人民团体就立即打电报给日本“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 热烈祝贺日本人民关于“松川事件”的斗争取得胜利。在整个“松川事件”的斗争过程中, 两国人民通过书信、电报这种交往手段, 增进了彼此的交往, 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四、中日两国间互访

随着历时14年之久的“松川事件”最终以日本人民的胜利为结束, “松川事件”的受害者纷纷来华, 和中国人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切交流。这种交流形式是多层次的, 有政党之间的, 也有人民团体之间的, 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1964年5月3日, 董必武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副秘书长彭炎等接见以团长铃木信、副团长斋藤千为首的前日本松川事件被告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1965年3月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接见并设宴招待日本前松川事件被告第二批访华团全体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3月6日,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倪斐君接见由阿部市次率领的日本“松川事件”被告第二批访华团全体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日本访问团的级别很高, 表明了中国高层对来访客人的重视, 也向日本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热情的礼仪之邦。

其实, 在此前, 亦有日本访问团来华。1952年5月,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三名国会议员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 取道欧洲访华, 并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成为开拓中日人员往来的先行者, 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名政治家的壮举, 不仅打破了日本当局的对华贸易“禁运”, 更为两国包括政治家在内的人员往来打开了渠道[6]。中国也同样派遣访问团到日本, 使得中日交流由单向转变为多项。1954年10月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卫生部长李德全、1955年3月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访日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年12月率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访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1957年10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的农垦部长王震等。以上这些, 不仅表明了迄今日方单向访华历史的结束和中日双向互访的开始, 也表明互访的规格提高, 官方色彩趋浓, 打破了日本政府不与中方进行官方接触的“禁区”。

建国初期, 在中日民间的交往途径中, 人民团体是中日交流的先锋官, 在没有正式官方外交的情况下, 人民团体很好地起到了两国民间交往的作用。这些人民团体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利益, 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参与“松川事件”的中国人民团体, 一方面, 人民团体的工作方针、政策, 工作的具体内容都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 很多人民团体的领导都是双层身份, 既是政府领导人, 又是人民团体的领导, 这使得人民团体在工作过程中, 都代表国家的利益。“松川事件”的过程中, 日本共产党也和中国共产党加深了联系, 密切了交往, 增进了政党之间的关系, 为以后世界政党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 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必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只能寻求发展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

参考文献

[1]李飞龙.建国初期中日民间交流下的“松川事件”[J].兰台世界 (10上) .

[2]李颉伯在首都人民支援日本松川事件大会讲话[N].人民日报.1961-8-7.

[3]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宋庆龄写信支援松川事件无辜被告斋藤千等答谢人民救济总会的物质援助[N].人民日报.1951-11-12.

[4]新华社.二七烈士林祥谦的夫人写信给松川事件无辜被告声援他们反对美日反动派的斗争[N].人民日报1952-02-06.

[5]铃木信致函中国人民报告第二审斗争情形[N].人民日报.1951-11-30.

建国初期辽宁档案的传承与演进 篇8

这一时期,辽宁地区各省、市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当时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旧政权档案,在各级领导机关组建档案机构,建立文档管理制度,培训文档干部,为全面开展全省档案工作打下基础。辽宁地区各省、市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注意了接收和收集旧政权历史档案。1948年11月,沈阳市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委会、辽宁省政府等74个单位的档案。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图书馆(1954年8月改为辽宁省图书馆)接收了国民党辽宁省图书馆保存的明清档案和民国年间东北各官署档案200多万卷。这批档案后来被专门成立的东北档案馆接收。为适应档案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辽宁地区各省、市党政机关档案室相继建立,配备了专职人员,开始实行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到1954年,部分县也建立了档案室,配备了专职人员。同时,进行了规章制度建设。1950年,辽西省政府首先制定了《档案管理办法》,在全省机关实行。其后陆续有辽东省、鞍山市、本溪市政府和部分县也制定了档案管理办法,使文档工作有章可循。为提高档案干部水平,1952年6月,辽西省委机关档案室率先举办了档案干部研究班,结合实际进行教学,为全省干部培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以后辽西省委、省政府办公室和辽东省政府办公室先后举办了文档干部培训班,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理论和档案科学管理方法,收到较好效果。这一阶段,全省档案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档案机构、制度尚不健全,一些机关承办完毕的文件仍分散保存,未及时整理归档,档案室保存的档案亦不齐全、完整,各单位工作开展的还不够平衡。

二、辽宁档案工作全面建设阶段(1954年8月至1966年4月)

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大行政区,同年8月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了辽宁省,全省档案工作开始走向全面建设阶段,重点抓了六个方面工作。

1. 建立档案行政管理机构。

1954年8月并省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成立了档案科、处,分别对全省党群和政府系统的档案工作进行指导。随着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195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为贯彻这一决定,辽宁省委、省政府将原来各自分别建立的档案机构合并,成立辽宁省档案管理局。它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统一管理全省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各市也相继成立了党政合一的档案管理处,县成立了档案科(馆),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内的档案工作。由于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档案事业的发展。

2. 接收与收集历史档案。

在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的同时,根据中央精神和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入进行历史档案的收集和接收。1956年,省委、省人委分别发出文件,要求各地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档案和中国旧政权历史档案的收集。到1957年末,全省收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收集革命历史档案、资料1.1万卷、5万余件;旧中国档案资料3.39万卷、211万件,并作了一些整理和编目工作。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东北行政区,其档案由东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集中保管。东北行政区各机关立即组织大量人员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移交,到1955年末,整理、移交基本结束,共向东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移交档案13.2万卷,并在东北临时档案保管处基础上,1958年成立了辽宁省档案馆。

3.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1955—1956年,面对大量的档案资料和繁重的业务工作,省委和省人委系统分别制定了省、市(地)、县委、人委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省、市(地)、县及其直属各机关也参照上述《办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本机关文档工作执行办法或细则。此外,还制定了机关文书通用名称、文电统一管理办法及不需登记、不需归档的文件范围等制度。为使保管的档案更精炼和防备突然事变,60年代中期,全省各级档案馆进行了档案的鉴定和战备工作。1963年初,省档案局在全省43个单位,进行了档案鉴定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使所鉴定的档案,基本上分清了档案价值和保管期限,为在全省全面开展档案鉴定工作准备了条件。省档案局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1月在宽甸县召开全省档案鉴定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了经验。会后,档案鉴定工作在全省陆续铺开。1964年9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档案局长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战备工作精神,部署了档案战备工作,此后档案鉴定工作同档案战备工作结合进行。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省档案局连续召开四次会议,传达中央、国家档案局关于档案战备的指示精神,部署全省档案战备工作。省委批转了省档案局《关于档案战备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将这一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战备计划中去,切实做好。省档案局还制定了档案战备方案,对加快档案的清理鉴定、建立后库及档案转移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工作的开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全省档案清理鉴定工作的进程。

4. 建立和开展技术档案工作。

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大中城市多,大中型企业和科技事业单位多。随着全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科技档案。为使科技档案充分发挥作用,辽宁省档案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9年1月召开座谈会,研究了技术档案工作问题。同年12月,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全国第一次技术档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技术档案工作通则》。会后,辽宁省委批转了省档案局《关于大力开展技术档案工作意见的报告》。同时,又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八个工业系统和科研机关,分别制定本机关的工作细则,在此基础上,省档案局制定了《技术档案室暂行通用细则》,发各市试行。此后又发出文件,对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提出要求。为加强对技术档案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省人委于1963年4月发出文件,要求省直各专业主管机关,对本系统的技术档案工作加强领导和指导,指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技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抓好科技档案工作。此后,全省科技档案工作逐步建立起来。成立机构,配备干部,收集并整理大批科技档案,在为企业生产、管理和科研服务中,初步发挥了作用。但这一时期技术档案工作只是初步开展,发展还不平衡。

5. 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

1958年以后,全省积极贯彻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的“以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使全省档案工作人员明确地树立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积极地开展了档案的利用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并创造和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如鞍山市的“送货上门”、阜新县的“档案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转”的经验,收集和汇编档案史料,使档案在机关日常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和科研活动中,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为检阅工作成果,1958年10月至11月省档案局举办了全省档案利用展览会。宣传了档案工作,交流了经验,对全省档案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辽宁省也掀起了“大办档案”的高潮,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目标,出现一些浮夸、形式主义以及“全民办档案”“、人人办档案”等错误口号和作法,但这种作法不久在年底召开的全省档案资料利用经验交流会议上进行了纠正。之后,国家档案局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新的档案工作方针,取代了“以利用为纲”的方针,指引全省档案工作向健康轨道顺利发展。

6. 培训档案干部。

为适应全省档案事业全面建设需要,这一时期,省委、省人委办公厅和省档案局共举办六次档案干部培训班,将县以上档案部门骨干轮训一遍,系统地讲授了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进行文书立卷、档案整理和档案鉴定等业务实习,使学到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其后,各市、县以参加省培训班的人员为师,相继举办培训班,展开了全省规模的档案业务培训活动。为适应科技档案工作发展,1964年,省档案局和抚顺市档案处联合举办了科技档案干部培训班,省直机关、各市档案处、全省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档案骨干力量141人参加学习,请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系统讲授了科技档案基本知识,并听取专题经验报告。通过层层培训,普及了档案专业知识,提高了全省档案干部水平,为完成这一时期工作任务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建国初期 篇9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新政府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开始着手改善市政管理。笔者在翻阅大量档案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出从1950-1953年这段时期,成都市改善市政管理主要包括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两方面。

一、加强城市市政设施建设

1.进行供水供电系统和消防事业建设

1950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成都市人民政府从银行贷款10亿元(旧币)用以扩大城市自来水供应量。当时成都唯一的自来水厂——青羊宫水厂(1952年改为成都市自来水一厂)职工不辞辛劳新铺管道,在市区街头安装水桩,扩大供水面积。到1952年底,城区有5万市民用上自来水1。新安装自来水管1039米(见表1),消防水栓45处。新增消防车车19辆,消防队员70名。1950-1953年,新装206条街的电灯1,632盏,使全市街灯达到3,132盏,新增岗台灯795盏。截止1953年全市共有公用时钟32处,报时电笛三处2。

:(1)1952年供水总量186.40千立方米(2)1952年有效供水道158.65千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154.88千立方米资源来源：成都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计划科,市统计局关于1952年城市公用事业调查表及历年公用事业历史资料,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111目录号2案表号12

2.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950-1953年,成都市新修马路17条,新建桥梁5座,改建5座,整修3座2。1951年,城建部门对市中心的皇城坝进行改造,拆除了旧皇城门洞南至红照壁的贡院街、三桥东、南、西、北街的破旧房屋和平民棚屋,形成了长800米,宽70米的人民南路一段。。其北半段具有广场性质,可供大型集会实施使用1。三桥长71.2米,由原有的三个石拱桥改建成为一个8米孔径的石拱桥。老北门大桥改建加宽工程把原为五孔石的拱桥,在宽10米、桥面坡度25%的基础上,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降低了坡度,变成宽10米,长594米的格局;另外,在该桥两旁各建一座2米宽,57.4米长的耳桥,费时两个月2。城区还拓宽了南大金街、盐市口至北门大桥、太平街至升平街等道路。将主要交通道路的跨河旧桥东门大桥、北门大桥、九眼桥、老南门大桥等,先后降低了桥面坡度,增建了耳桥,以增大交通流量(见表2)。1952年,为配合成渝铁路通车的需要,初建了火车站通往市区的人民北路和梁家巷路以及通往北郊仓库区的驷马桥路1。

(资料来源：成都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计划,市经济局关于1952年城市公用事业调度表历年公用事业历史资料,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111目录号2案表号2)

3.市民居住用房和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

(1)修建劳动人民新村

解放初,市中心的御河沿岸、皇城坝和后子门一带集中居住2,000余户城市贫民,全部为棚户,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同时也严重影响市容。从1950年到1952年,市政府拨出专款在外西青羊宫、通锦桥、殷家沟先后修建了劳动人民新一、二、三、四村,共建平房及二层住房4,600余间。1953年,在外北曹家巷修建工人新村,布局整齐并建有小学校、商业合作社、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这一措施大大改善了城市贫苦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为日后居住区城建工作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为市中心的规划建设提供了空间1。

(2)修建文体和商业场所

1953年,政府在市内新建了一个新街人民体育场,东西宽820米,南北长350米,面积77,000平方米,中心是足球场,绕过足球场边是500米长的跑道。另建有篮球场18个,排球场8个,网球场1个,共计用工人80,000个。

从美化市容的角度出发,政府采取了加大市内的公共绿化面积的措施。例如在火车站前的临时广场修建了一个直径76米的绿化转盘。在市中心的盐市口,拆除了原来竖立在这里的刘湘塑像,修建了一个直径12米的绿化交通岛,并另新修了露天音乐台和水质看台,内设有礼堂、图书室、俱乐部、展览室、储藏室等设备。在老西门石灰街外北干道,东御河、顺城街、昭觉寺等种植榆树,法国梧桐、樟树30,000株1。

1953年政府对市内公园进行了整修工作。如人民公园增设文娱室开辟室内文娱活动。将原小南街小学校舍合并入公园作文娱室之用,另建500平方米房屋于小南街后面空地作为小学校址,另外购置了文娱室各种设备。百花潭动物园,除使用百花潭康荘及甘家花园外另征用46508亩土地,在四周修建围篱(长1200米,高25米)收集动物。望江楼在解放前遭受严重损坏,解放初期已残败不堪。市建委将其整修复原,并适当扩充范围,除原址,另外又将雷祖庙、武胜宫、方公祠等划入,另征用土地及屋基34.24亩,其内增设滑冰场及划船设备。另外在公园内新设苗圃三处,占田45倾,培植树木、花卉3。基本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望江楼公园的格局。

为了满足市民更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1951年新建一栋楼房作为劳动人民文化宫,1952年又扩充一栋楼房,加大文化宫的使用面积。1953年,政府在人民南路广场南端的东、西御街口分别修建了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随后又在新华书店以南的人民南路西侧修建了交通银行、四川剧场,市一门诊部等建筑1。

二、城市公共环境的建设

建国前,普通市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贫民大多生活在卫生条件很差的环境下,缺乏基本的健康保障。解放后,成都市政府致力于改变这一落后局面,为此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疏浚淤积的沟渠、整修下水道、清除垃圾

成都市的下水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明代以前已具有规模,分为北、中、南、三个系统,其流向大体为西北东南方向,在西北角,因地势关系,在直接流入护城河的沟道，至清代修建官沟时,仍按照原有的规模加以扩充,保持一定的浅水系统。解放前夕,由于新旧政权交替,城市处于非正常运作状态,原本应该定时处理的城市垃圾堆积在城市居民居住圈内,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污水流入居民家内之事也时常发生,全市主要浅水沟道,大多数由大渠变为小沟,或因淤塞而改道。新政府成立了整修河道干沟委员会,将淤塞的沟渠进行了淘修。1952年开始新建下水道,从金河街至王家巷入府河,全长4220米,到1953年5月全部完成。1950年初1953年底,成都市在三年中新挖街沟12368米,新修护城河70米、涵洞八个,吸水闸一个,整修护坡保坎3574米,疏淘整修沟道27910米,共挖土方46564万方米2。另外,解放前成都市没有专门的垃圾车,政府从1950-1953年初共购置垃圾汽车3辆,其他垃圾车354辆4。

2、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成都解放后,市政府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持续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成都市爱国卫生运动是通过春季突击月扩大成果,消灭蚊蝇滋生繁殖地带,做好环境卫生,在这个基础上更广泛的开展了各个季节,各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从地段、单位、到各家各户,都进行了“翻箱倒盒”“翻坛倒罐”的空前规模的清洁大清除。

文殊院一个大竹林,落叶有二寸厚,断竹竿七万多个。天阴雨湿,不但霉臭难闻,而且是滋生和窝藏蚊子的老巢。当地居民500多人,清除和焚烧了全部竹叶,群众取其做燃料,做好了环境卫生,蚊子显著减少,使文殊院成为旅游景区。茶店子生产教养院,解放前附近群众都喊他们是“叫化营”,要求搬走。在接受了爱国卫生宣传教育后,由院长亲自带头,搞好了卫生工作,并组成一百人的宣传队,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挖蛹一千多斤,灭蝇1208两,打鼠近400只,清除垃圾25680斤5。并且每天他们都会到街道上洒水三次。其他许多地方群众填平了臭塘、粪坑,并签名参加灭蝇队,在厕所打捞蛆,池内捞沙虫;许多地方少年先锋队队员利用假期自动将附近儿童组织起来参加运动卫生;有些地区把肮脏的垃圾堆开辟成体育场所;更有许多住宿区,把疾病瘟疫消灭了。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情况下,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又组织力量在东城区内及环城四周的房屋和地带,逐步重点的喷射杀虫药剂,杀灭蚊蝇,完成了一个大清扫,包括7000余户人家,12000余间房屋,42处水塘、污水沟,约合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另外对700多个消防水桶、水缸及127个储水池杀火或定期换水。这样环境卫生得到改善,蚊蝇大大减少,传染病发病率均普遍降低5。

三、结语

笔者认为,在建国初期的三年中,成都市政府在做好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市政管理进行全面改善,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使成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面貌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谭力.当代成都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2]成都市政概况、市工作计划成都市改三年概况(1950——1953)[Z].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1案卷宗136

[3]成都市文化局公园科、市文化局1953年整修各公园名胜的工作计划、总结、工作概算[Z].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124目录号1案卷号128

[4]成都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计划科、市统计局关于1952年城市公用事业调查表及历年公用事业历史资料[Z].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111目录号2案卷号12

建国初期渔业建设成就的缩影 篇10

一、借贷制度：提供资金支持

1951，胶东政府决定向渔民发放低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捕鲨工具和生产资料。1952年，银行开始按照计划向生产者提供高额贷款，这项为期两年的贷款是为建造新渔船发放的。到1955年，有效的渔业贷款已经帮助生产者购买了400多艘渔船。尽管很多新渔船都不是专门为捕鲨业建造的，但是它们拥有超过8米的宽阔船身，能够从一种渔业自由地转移到另一种渔业。船主在夏季用钓钩替代已经卸下的其它渔具，它们就变成临时性的捕鲨船。

那么，如何使渔民得到一个捕鲨周期所需的生产资料？众所周知，亚麻绳、钓钩和铁丝还是最有效的捕鲨工具，它们不可能长期耐受海水的腐蚀效应，渔民在每个生产周期都需要更新这部分资料。1952年，渔民还只能通过与水产公司的预购合同来获得捕鲨业的生产资料。水产公司按照计划预付给渔民一笔购买资料的订金，双方签署一项预购合同，合同对产品的收购数量和价格进行规定，渔民在期满后通过捕鲨业的收益来偿还订金。

水产公司在计划初期承担着相当多的工作目标。1953年，它开始从预购合同中摆脱出来，转向职能单一的收购机构。从1954年开始，短期的渔业贷款完全取代了预订金的功能。银行向渔民提供一项为期3个月的低息贷款，它的数额不可能帮助生产者增加现有的渔船数量，但是渔民可以利用这笔钱购买必需的生产资料。贷款的偿还期限与捕鲨业上的一个生产周期相同。

在贷款以外，奖励制度也是资金和生产资料的获得途径之一。政府向达到标准的生产者提供奖金、生产资料或者授予锦标。奖金和生产资料是按照产量标准发放的，而锦标则被授予那些推进捕鲨计划的人。

1953年，第一批物资奖励如期地发放给产量最高的13户生产者。1954年，政府出台了定额奖励制度，它规定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渔民将获得5%的奖金。奖励标准对6人以上的、使用大型渔船的生产单位明显有利，这是3—4人经营的小型渔船不可能完成的产量。拥有宽阔甲板的渔船能够携带更多的亚麻绳和钓钩，而且生产出比较重的鲨鱼；而小渔船只能通过网具捕捞不足20公斤的鲨鱼，后者在工业上的利用价值很低。政府在1955年增加了对小生产单位和个体渔民的奖励条例，它规定产量超过4000公斤的3—4人的生产单位，将与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6—7人的生产单位同样获得5%的奖金。

在推行捕鲨计划中，不同的渔业贷款有其功能差别：长期的高额贷款被用来建造新渔船，短期的低额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奖励条例对大生产单位较为有利，因为小型渔船很难完成预计产量。

二、统购统销：解决后顾之忧

1952年，鲨鱼肝脏进入政府的统购计划，不过它没有迅速地结束市场交易。1954年，政府决定由青岛市水产公司向渔民统一收购15公斤以上的鲨鱼，并准许公司派出装备有制冷设施的机轮跟随渔船出海收购。1955年以后，水产供销公司的石岛支公司接管了全部的收购任务，在延续重量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几项处理和保鲜要求。在1956年的一份加工报告里，绝大多数渔业产品的收购计划都会附带一定数量的自由商品，但是130吨七鳃鲨和15吨姥鲨都是作为初级加工品被纳入计划的，没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商品，这表明鲨鱼肝脏的市场交易被关闭了。1957年以后，对渔民生产的鱼肝不再开放自由市场，水产供销公司成为唯一合法的收购机构。当然，对那些收购计划以外的产品（例如鱼肉）的市场交易并没有被全部禁止。

随着自由市场的关闭，水产公司得到了规定产品收购标准的权限，由于它在生产者和工业企业的很多分歧上明显地偏袒后者，所以收购标准更偏重反映工业需求而不是生产成本。根据现有的鱼油和制革工业的需要，公司对产品提出很多重量或者质量的限制，只有合格的鲨鱼才能被收购和分配给重要的工业企业。计划初期的最低限价是一项保护生产者收益的制度，在理论上渔民生产每吨产品拿到的最低报酬都是相同的。官方在1952年公布了第一份捕鲨业的限价文件，它规定大鲨鱼的最低收购价格是2400元/公斤，小鲨鱼是2000元/公斤。

由于生产期总是比产量更加稳定，渔业产品的价格也显示出比渔业产量更显著的季节性集中趋势。与工业需求造成的价格年际变化不同，季度差价的成因是不同季节的产品存在质量方面的差距。计划初期，每个季节的产品收购价格都是相同的。195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5、6月的水温更低的原因，这个时期生产的鱼肝比7、8月的产品更容易保鲜。根据建议，夏季产品的收购价格被调整到一年中的最低水平，在其它季节仍然维持着相同的收购价格。

价格调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年度差价的影响，以及保持合理的季度差价。现价是渔民对未来生产决策的指示，而年度收入的稳定性对决策本身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价格政策必须消除收入的年际变化对渔民生产倾向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只要价格与产品质量呈正相关性，就不能通过对低品质的季节性产品实施价格保护来消除生产时间造成的收益不公平——相反地，政策会增加不同季节产品的差价来提示渔民在最合理的时间进行生产。政府主要处理了工业需求导致的价格年度波动，而没有干预质量差距造成的季节性差价。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工业原料的生产部门，捕鲨业产品不能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使生产能够更新，必须产品全部卖掉，以换回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建立稳定的统购制度是必要的，它将帮助实现从产品到生产资料的转换过程。

三、捕鲨业的自然扩展

与绝大多数渔业相比，捕鲨业的生产期比较特殊；与生产期相同的少数渔业相比，鲨鱼的统购渠道处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这些优势使它能够以自然扩展的方式在渔业内部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通过制度向生产者施加任何压力，村社自身也不需要采用自发性的临时决策来解决产业的冲突问题。

1952年6月，很多渔民从麦田上得到捕鲨通知，他们扔掉农具重新踏上渔船，投入到这个与传统习惯相冲突的生产计划中。在第八行政区的一个渔村，1953年夏季的连续阴雨给收割带来很大麻烦，准备捕鲨的人担心小麦在潮湿天气里会发芽。这个村社的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在小生产单位实施包干制度的决定，由成员共同承担可能遭受的粮食损失。

很多农渔结合的村社自发地接受和实施了这一经验。问题也似乎得到了解决：妇女在夏季被动员起来种植面积不大的麦田，确实替代了传统的季节性农民；包干制度使捕鲨者面临的经济风险被其他成员共同承担了。从产业利益的角度看，渔业本身并没有赢得这场与种植业的竞争，因为决策的实质是通过把渔业的风险转移到种植业以消除后者的优势。假如没有这些自发性的决策，农业渔民转向职业渔民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

当然，也应该看到渔业技术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生产者在每个时期只能选择他们掌握的技术中的一种。与其它渔业相比，捕鲨业的生产效率没有优势。如果一个渔村有选择多种类型渔业的可能性，那么钓鱼业将受到抑制，人们拒绝在一个效率很低的渔业部门投入过多力量。即使在那些有捕鲨传统的地区，也并不是所有的渔民最初都赞成将钓鲨作为一个压倒性的生产目标。1952年，第七行政区的渔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两次捕鲨失败后就返回村社。在胶东东南部的一个渔区里，适合捕鲨的渔船只有半数在执行计划，受到了渔业部门的严厉指责。

生产效率对捕鲨业是一种抑制因素，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捕鲨计划并不是在同一般性渔业资源的竞争中取得的，它们在生产期上没有发生冲突。由于主要经济鱼类在夏季的数量剧减以及季节性禁渔政策的实施，在这个时期将渔业人员和工具转移到捕鲨部门是合理的。真正的问题是，传统的流网和挂网生产仍然在很多村社的自给性渔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降低了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捕鲨业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捕鲨业在1952年还被认为是一项没有市场保障的“大红大白的生产”。这个问题最终通过统购制度解决：当水产公司每年都能够稳定地购买捕鲨业的产品时，一个与种植业相似的利益保障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服一个职业渔民从事捕鲨业要比说服一个农业渔民回到渔船上容易得多。

四、结论

评价产业发展计划的关键不是体制因素，而是其后续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建国初期，胶东半岛的捕鲨计划实现了其预期目标。政府提供了必需的生产资料，建立了稳定的收购制度，扩展了其主要生产方式。在整个捕鲨计划中，任何生产者都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产业的内部环境与规则，但是选择遵守的人就必须在它的框架内行事。以产业利益得到制度保障为前提，生产者的行为也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

回顾这项捕鲨计划，几个经验可能是有益的：不要低估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性因素，政府需要利用制度为生产者创造有利的产业环境，同时有效地约束生产者的行为；不要低估生产者自身的意愿，计划的作用是说服生产者从事一项产业，但是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在价格或者收购等重要环节，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政治干预，即使产业自身并不是为政治目标而发展的。最关键的是，不要把对政治生活的批判延续到产业问题上，或者把意识形态作为否定产业的主要依据，它们都将造成一种比制度本身更僵化的偏见。

建国初期 篇11

关键词：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国民经济恢复

新中国是在推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后建立起来的, 建国之初, 人民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年, 遭到严惩摧残破坏的处于崩溃状态的经济烂摊子:百业凋敝, 经济萧条, 生产停滞, 交通运输遭到极大破坏, 城乡物资交流滞塞, 物价飞涨, 国家财政和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如何使这个被严惩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在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后, 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其中, 组织和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活跃城乡经济是重要措施之一。

建国初期, 在广大农村,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比比皆是, 而且这时小农经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连续十二年的极大破坏, 农业生产下降, 1949年, 粮食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20%左右, 耕畜下降了16%, 农具损坏了30%, 加上水利破坏, 连年受灾, 1949年受灾面积达12000万亩, 灾民400万人, 农民生活异常窘迫。旧中国的商业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它必然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和投机性。旧中国的商业与广大人民是脱节的, 城市和乡村严重对立, 这正是旧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城市里, 一些投机资本家为追逐暴利, 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 造成城市的商品虚伪过剩、滞销;由于城乡对立, 加上战争的破坏, 城乡物资交流很少,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农村的土特产品销不出去, 购买力极为低下。解放初期, 这些特征依然大部分存在。

1950年3月, 国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 物价逐渐趋于稳定。4月, 财政收支接近平衡, 财政状况开始好转。但是, 由于“刹车”急了些, 社会经济一时发生了“后仰”现象。1950年春, 货币流速大为降低, 这时因通货膨胀而存在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 商品销售量大为减少, 银行存款猛增, 一些大、中城市均出现商品滞销, 引起部分工厂停工、商店歇业, 失业增加。5月份, 全国失业总数达到110多万人。民族资产阶级叫苦不迭, 惶惶不可终日, 失业工人亦有不满。这时有人主张乘机一举挤垮资本主义经济,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操之过急、“四面出击”的“左”的倾向, 造成全国局面紧张。以陈云同志为首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遵循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握当时经济领域内的症结, 从疏通流通渠道入手, 积极组织和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从而活跃了城乡经济, 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首先, 充分发挥国营商业部门和各级供销合作社等集体商业部门在城乡物资交流中的主导作用。

解放初期, 由于战争的破坏, 城乡物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时一些投资本家, 乘物资供应困难, 物价波动之机, 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 疯狂地追逐暴利。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国家在城市中, 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 同时也积极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 则积极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商业, 加强对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 从而掌握起主要的工农业产品, 以保证市场供应。1950年3月, 国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 物价逐渐趋于稳定。这时因通货膨胀而存在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 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货物滞销现象。于是国营商业企业又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 在城市中用收购存货、加工、订货等办法, 解决正当私营工商业销售上的困难;另一方面, 又在农村大量收购农产品、副产品和土特产品, 并扶助供销合作社组织各级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在大区物资交流会的影响和带动下, 1951年、1952年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物资交流会蓬勃发展, 从大中城市发展到小城市和集镇。参加交流会的不仅有合作社和国营商业, 还有私营商业和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反过来又促进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 社员与日具增。供销合作事业作为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 已经成为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并与国营商业部门一起在城乡物资交流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其次, 在国营经济领导下, 鼓励私商下乡开展购销活动, 并从价格、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 兼顾公私利益, 使私商在合法经营活动中有利可图, 充分发挥私营商业在城乡物资交流中的作用。

建国初期, 私营商业在整个商业系统中占有不小的比重, 据1950年统计, 在全国407.3万个商业机构中, 私营商业有402万个, 占总数的98.7%;市场上的零售业务主要由私营商业来承担, 1950年私营商业占纯商业零售总额的85%。而且私营商业分布面广, 接近消费者, 特别是小商不贩, 在农村中还兼搞短途运输。因此, 在组织和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活跃城乡经济活动中, 除了发挥男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主渠道作用外, 还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 积极鼓励私营商业下乡开展销售活动。

一是适当调整商品价格, 给合法经营的私营商业获取正当的利润。1950年6月, 政务院贸易部根据私营商业者的要求和他们的具体困难, 提出了生产者、贩运者、消费者三方面有利的原则, 指出各省市分别地有步骤地调整商品的批发价与零售价及地区差价。如华东各省市在1950年5月间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价很小, 甚至没有差价。6月初, 华东国营各专业公司按照政务院贸易部命令, 调整了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价, 粮食、纱、布、食盐、食油、糖等主要商品的差价平均调整到4%至10%左右, 百货类在6%至2%左右;各种土特产品的地区差价也调整到一般私商能获取4%的纯利。其结果是零售商与贩运商约可获利2%至10%左右, 大大地刺激了私营商业经营及参与城乡物资交流的积极性。其他各省亦根据自己省内现状, 先后作出适当调整, 给了私营商业正当的利润。

二是调整税收。1950年7月, 政府对全国税收进行较大调整。废除苛捐杂税、平衡税负。工商税中采取工轻于商与日用品轻于奢侈品的征税政策;在货物税中, 从1136项税目减少到358项;所得税亦由过去100万征税5%调整为300万征5%;在农村只向农业正产物征税, 其他杂税概不征收。通过调整税收, 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又因为税率减轻, 苛捐杂税被废除, 平衡税负等, 使私营商业更积极地参与了城乡物资交流, 活跃了城乡经济。

三是人民银行积极扶植城乡物资交流。为了鼓励私商下乡进行物资交流, 银行扩大贷款, 予以资金扶助。同时, 放贷数量也在逐渐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放贷5月底与4月底比较增加了49%。

由于采取了以上优惠政策, 兼顾了公私利益, 因此, 广大私商积极参加城乡物资交流, 在活跃城乡经济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再次, 推行贸易自由政策, 疏通、拓展流通渠道。

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 素以自给自足著称于世。但是, 小农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市场。因此, 我国历来货殖繁衍, 商旅不绝。商品的流通有它的规律与秩序, 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例如传统上, 冀西的布历来流向雁北, 雁北的粮食则销往冀西;晋东南的小米、高梁历来运销冀南, 而冀南的布、食盐则运销晋东南。这种商品的流转, 全国范围内的南北交流、东西运销相沿甚久, 各地之间、省内、县内的交换, 也是自成系统。然而到了近代, 尤其是蒋介石当权的22年中, 国民党反动派崇信强权与统制, 他们与地方势力狼狈为奸, 盘踞一方, 把持交易, 人为地制造城乡的隔阂, 严惩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大力提倡贸易自由。1950年在中南区主持财经工作的邓子恢说, 在全区“贯彻贸易自由政策, 禁止各地随便限价、任意禁止出口、不许私商购货等现象, 并取消路条、通告证、采购证明书等制度。”恢复旧的和开辟新的土特产商业渠道, 恢复和建立新的集市和庙会, 鼓励城乡物资交流, 着力疏通历史上形成的商品流通路线, 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新的流通渠道。如抗日战争之前, 四川的糖、茶和药材等运销西北各省, 西北的棉花、汽油销往四川。但由于国民党的统制政策及长达12年战争的影响, 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几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 中断十余年的川陕物资交流日渐恢复, 在国营川贸易公司的推动下, 自1950年初开始, 由川西各公私商业企业运销西北的食糖达100万斤, 药材仅3、4两个月已达15吨;从西北地区运回棉花89900余斤, 汽油547桶。而且, 物资交流数量逐月增加5月份仅私商即销出食糖50万斤, 大部分运往兰州一带销售。据西北区公路管理局成都总部统计, 川陕公路公私货车和客车1950年2月份为441辆, 4月份增加为611辆。此后, 川陕公路上往来客货车络绎不绝。再如浙江省平阳县出产的明矾, 为工业原料。历年均经海道运往京、津、沪等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民党残余武装与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 封锁我国海口, 所以1950年下半年我国海运未完全畅通, 明矾一度发生产销脱节, 产区销路呆滞, 价格疲落, 而销区到处缺货, 价格猛涨。浙江省土产公司自1950年6月中旬起积极寻求内河航运、公司和铁路运输部门的支持, 从陆路开辟新线, 首批700余吨明矾经金华转运京、津、沪、穗等地, 很快被抢购一空, 既打开了明矾的销路, 又满足了京、津、沪、穗等地工业生产的需要。随后, 浙江平阳的明矾产销趋于正常。

建国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的组织和开展, 使城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 扩大了广大农村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销路, 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购买力;农民购买力提高后, 又反过来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减少城市失业的现象, 城乡购买力也跟着提高, 工商业趋向繁荣, 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 物价更稳定, 对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陈云同志所说:“这不仅是农村问题, 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 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 1984年出版

[2]《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出版

[3]国家统计局编, 《伟大的十年》, 人民出版社, 195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