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激情

建国初期的激情（精选11篇）

建国初期的激情 篇1

竹笛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从八千年前的骨笛发展到今天, 经过祖祖辈辈呕

心沥血的无数次艺术实践, 逐步将竹笛本身的形制规范、完善。其间所有的音乐乐种, 无论是宫廷音乐、民间音乐, 还是歌舞音乐、戏曲音乐, 都为后来的笛乐创作了丰厚的传统音乐基础。“2 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笛乐艺术高峰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之上厚积薄发的结果。”

1 9 5 3年, 著名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先生在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摹会演上, 成功地演奏《喜相逢》、《放风筝》两首笛子独奏曲, 是他首次把民间的笛子演奏以崭新的独奏姿态展现在音乐舞台上, 使笛子从乐队中独立出来, 完成了从伴奏到独奏的历史转变, 从此便拉开了笛子独奏、协奏作品的创作序幕。

本文所述建国初期指的是从1 9 5 3年冯子存把笛子独奏这一形式搬上舞台至1 9 5 6年赵松庭创作的《早晨》问世之前。总体上, 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在看来都称为传统曲目, 音乐语言简练、曲式结构短小是其主要创作特点。

另外, 这一时期的笛乐作品基本由冯子存、陆春龄、刘管乐等几位竹笛界的前辈改编移植。他们植根于民间, 对民间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 由于生活背景、地域的差异, 他们的创作风格也打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烙印。

中国现代竹笛表演艺术的先行者, 中国北派竹笛的代表人物冯子存先生编曲的北派经典曲目《五梆子》取材于二人台曲牌《碰梆子》, 曲调优美明快, 经冯子存改编后, 主题出现四次, 每次用不同的力度、节奏、速度和技巧加以变化, 经过这样细腻的音乐处理, 成为一首中国音乐的典型变奏曲。

乐曲结构:传统变奏曲式, 由主题和三个变奏, 共四个部分组成。主题音乐洒脱豪放, 多使用花舌音、滑音、三度装饰音, 分2 4小节加补充1 2小节共3 6小节。如下:

三次变奏, 通过速度的渐快, 音乐情绪演奏技巧、节奏的变化处理, 第一变奏多使用节奏较统一的剁音、滑音, 使得音乐诙谐幽默、明快有力, 旋律略加花。第二变奏, 随着速度的加快, 前部多使用三吐技巧形成固定的节奏型, 音乐情绪既流利, 又轻快活泼, 显露了改编者对乐曲发展的掌控能力和娴熟的即兴技巧运用。第三变奏, 速度更快, 技巧上大量剁音和滑音的连续吹奏, 之后更是使用了飞指, 音乐热情奔放、潇洒利落。

纵观整个乐曲, 由于速度的渐快, 曲式结构安排的合理有序, 技巧的恰当使用, 音乐上层层推进的动力, 使其成为整个竹笛作品中的经典曲目, 更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音乐变奏曲。

陆春龄是南派笛艺的代表人物, 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江南丝竹及昆曲, 代表作有丝竹风格的《欢乐歌》、《中花六板》、《行街》等, 昆曲素材改编的《小放牛》, 整体音乐风格轻柔秀丽, 旋律优美委婉。

《小放牛》

1. 乐曲取材于昆曲旋律, 后部取材于河北民歌。

2. 全曲共分两部分, 前有引子, 中有连接。

其中, 引子部分前有一个开场式的乐段, 音乐稳定有力, 后入田园式的散板乐段。中板四个乐段构成合头乐段, 多有补充乐句, A、B为羽调式, C、D转入徵调式。使得音乐产生了一种一问一答的效果, 富有生动鲜明的情境。连接部分节奏自由, 由羽调式, 转入宫调式结束, 以便连接快板乐段。快板由基本相同的两部分组成, 仅开始位置不太相同, 由于新素材、转调等, 音乐情绪充满活力, 场面显得更为炽烈, 达到全曲的高潮。

演奏手法上看, 这首曲子体现了南派乐曲的风格, 多用了颤、叠、打等手法, 基本确立后来江南风格乐曲的技巧运用, 音色也与北派截然不同, 既甜美又清丽。演奏家陆春龄也被称为当时竹笛界的音色干净统一的代表人物。

纵观建国时期的笛曲创作, 有如下两个特点:一、音乐素材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民间音乐, 创作手法也使用改编拼合等一些简单的、少量的技术, 音乐语言简练, 再加入竹笛演奏技法, 使其专为竹笛独奏曲。二、创作也都是演奏家本人, 冯子存、刘管乐、陆春龄等老前辈是中国竹笛独奏作品的开创者, 他们植根于民间, 创作出的笛曲, 确立了北派吐、滑、垛、花, 南派颤、叠、赠、打的演奏技巧。在各方音乐风格特点基础上, 他们形成了北派粗犷豪放, 南派轻柔委婉的音乐风格。

这些良好的开端为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笛乐艺术高峰的出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摘要：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 首先要提到的是创作问题。本文针对竹笛艺术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及演奏特点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皆在继承、创新、发展笛乐艺术, 使其朝系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传统,笛曲,创作,演奏,风格

参考文献

[1]《中国竹笛作品荟萃》 (阎黎雯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笛子教学曲精选 (》曲广义、树蓬编订人民音乐出版社)

建国初期的激情 篇2

【内容摘要】 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渗透和军阀的纵毒政策，重庆市内烟馆林立，种植、制贩、吸食烟毒的现象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以及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禁烟禁毒”的号召，发布了各种公告和禁烟条例;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基本消除了市内延续上百年的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是从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烟毒在重庆的泛滥及危害、重庆禁烟禁毒运动开展的过程、运动的历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的。【关键词】建国初期

重庆市

禁烟禁毒

烟毒流入重庆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从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到其合法化，到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重庆被开放为商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整个西南地区渗透，再到后来西南军阀的纵毒政策以及边境鸦片的走私活动。烟毒泛滥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损害了身体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950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运动分为前后两期：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1952年4月至11月。禁烟禁毒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基本消除了市内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 使重庆市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

从根本上说，重庆的烟毒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1840 年鸦片战 争前后 ,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 , 鸦片传入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泛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鸦片贸易合法化, 外国鸦片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西南地区也兴起了鸦片贸易。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被作为被开放的四大商埠之一；此后，外商（特别是日商）陆续进入长江沿岸一带，在进行普通贸易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鸦片贸易。日本烟贩不甘心英商主导中国的鸦片输入，从伊朗等国进口鸦片来贩卖，因在上海竞争不过英商便到中国内地开发市场，长江流域各省市包括重庆在内都是其贩卖鸦片的范围。在“烟”流入的同时，各种“毒”也被大批地输入中国，如吗啡、海洛因、红白丸等烈性毒品。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外国烟贩深入西南地区从事鸦片的走私，重庆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烟土集散地，四川部分毒品以及云贵的鸦片也多经重庆码头由英、美、日等国的洋行和轮船公司运往湘、鄂、沪等地。鸦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转手即可获暴利，黑货立即变成黄金白银，而且鸦片税也是有不小的利润。辛亥革命后，军阀派系林立、割据一方，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各地方军阀控制片区。西南军阀就是从这时开始从酝酿的，一直持续到解放时期，总共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军阀实行纵毒政策，毒品在整个西南地区肆虐。他们与土匪相互勾结，把转手贩卖鸦片、收取烟税作为军阀财政的重要来源。

二、烟毒泛滥重庆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中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行政区，各省种植、制贩、吸食鸦片的现象十分猖獗。首先，就种植罂粟的土地面积来说，高达1545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1人们将种植粮食、蔬菜的土地都开垦来种鸦片，四川省各地遍开罂花，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川东地区是全省的烟毒重灾区，据资料统计：解放前夕，秀山县五区几乎无户不种罂粟，年产鸦片1.5万两，城口有5个乡，烟地占1085亩；巫山、巫溪、武隆、石柱、彭水、南川、黔江等县，烟地均在1000亩以上。2当时的重庆还是隶属于四川，市内也有不少地方种有罂粟。其次，就制毒贩毒的区域来讲，昆明、贵阳、雅安、12 诸羽主编：《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89。成都、重庆等地是西南区的烟毒集散中心，在重庆就有着大量的制毒作坊。据统计，解放初期分布在重庆的秘密制毒厂坊有400余家，制造鸦片者618人，贩运烟毒者4476人。1第三，就吸食鸦片的人数来说，解放前整个西南地区吸毒问题非常普遍。重庆市内烟馆林立，吸毒成风，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重庆市共有烟民20201人，其中，吸食者为15110人，烟馆270余家；鱼洞镇2万余人中，吸毒者竟在千人以上。2人们对鸦片趋之若鹜，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百姓，买烟、吸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一个个十分“享受”地斜倒在榻上，拿着烟枪接在烟灯上吸食鸦片，吞云吐雾、乌烟瘴气；久而久之，这些“瘾君子”一个个都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鼻涕横流、呵欠连连，有时烟瘾犯了浑身抽搐，全身像针一样扎着难受。在众多的需求下，鸦片的价值超过了许多商品，人们在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甚至割肉、吃面、喝酒就用大烟折价。

烟毒的泛滥对有着严重的危害，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就饱受摧残。首先，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田锐减、人民生活困苦，在一些边远山区经常有饥荒出现。其次，长期吸食鸦片，鸦片含有使吸食者成瘾的有毒物质，不仅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浪费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不少的瘾君子因吸食鸦片而想方设法变卖家产，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有的甚至偷盗强骗；他们四处借债甚至典妻卖子，倾家荡产以致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次，鸦片的泛滥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全市发生的许多犯罪问题都是因吸食和贩卖毒品。然后，烟毒的泛滥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在西南地区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转化为土匪，他们以烟馆、妓院作为藏身落脚之地，进行种毒、制毒、贩毒活动；还有一些被台湾当局派遣潜伏于大陆的国民党特务也利用贩卖毒品作为其“破坏活动”的经费。最后，烟毒泛滥严重腐蚀党政军干部队伍以及铁路、公路、航运、邮运等系统干部职工；鸦片利益丰厚，不少官员干部没有端正好心志，与烟毒犯共伙。如，西南军区某部副科长王某、管理员遂某等被昆明市同仁街华章药房的奸商刘某腐蚀，先后六次贩运毒品到重庆、宝鸡出售，共计鸦片2.8万两、砒子350两。3随着鸦片在市场上的主导，市内兴起组织了大大 12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3 云恭：《云南鸦片烟毒简史》，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47页。小小的烟帮，由于有利可图，官员往往与这些烟帮相互勾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而毒贩有了可靠势力的屏护，其活动更加猖獗。

三、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

中国的禁烟历史始于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第一次颁布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都颁布实施了各种禁烟措施，但都成效甚微。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曾执行了“六年禁烟计划”，成效虽大，但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也一直与烟毒作斗争，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封战争时期以及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都开展了区域性的禁烟禁毒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的禁烟禁毒运动才使肆虐中国百余年的烟毒祸害得意禁绝。

（一）初期的禁毒(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面对严峻的烟毒形势，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斗争：缴毁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烟毒商贩，改造吸食者。中央还在各行政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以更好地带领执行禁毒政策、监督惩戒制毒、贩毒活动。各军政委员会在《通令》发出后，都相继制定和公布了相应的禁烟禁毒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3月1日发布春耕指示，严令禁止种植鸦片。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共13条，内容大致是:要求西南各省严禁种植鸦片；严禁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严禁各药商制造、销售烟毒，各政府机关不得利用职权收购鸦片；严禁开放鸦片烟馆，吸食烟毒者要限期登记戒除。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依据该实施办法又制定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共15条，对各种毒品犯罪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量刑标准，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发展。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展的。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规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贩运与售卖烟土、毒品，如有违反，除没收其毒品外还将依法严惩；吸食烟毒者，应即向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限期戒除。同时还成立了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全市范围的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禁毒工作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禁种，即禁止全市各地区种植罂粟，将种植罂粟的田地重新翻种粮食；其次是禁运与禁售，即对个旅馆、烟馆、妓院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对重要烟毒犯实施大逮捕，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封闭烟馆，没收其毒品和烟具。再次是禁吸，依靠群众的力量发起禁烟禁毒运动，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以及减租退押运动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教育，并举行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烧烟毒烟具、公审烟毒犯，以烟毒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来教育市民。此外，市政府在全市设立了700多个戒烟所，将烟民集中起来进行禁烟；不少吸毒者的家庭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市政府还派工作人员到其家中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和政府的进行政策，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宽慰和安抚。然而，禁毒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它触及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如烟帮、大烟民以及一些官员干部，政府针对这些群体在禁毒工作中采取了既打击又安抚的政策。在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群众的配合下，至1951年春，全市共破获烟毒集团200多个，贩毒案件2万多件，查获大量烟毒品及制毒吸毒工具，施戒瘾民1.8万多人。1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中，首恶烟毒犯分别受到了枪决、判刑、罚金及拘留等处理，基本上隔绝了重庆市内种植、贩制、吸食烟毒的历史疾患。

（二）彻底的禁毒（1952年4月至11月）

为了全面深入开展禁烟禁毒斗争 ,彻底根绝烟毒危害。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斗争推向了高潮。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烟毒“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2指示对肃清运动的方针、政策及打击的重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毒指示和禁毒工作开展实施办法。全国各省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陆续开展了第二次禁毒运动。西南地区，以当时隶属四川省的綦江县和大足县为例。据资料记载：綦江县前后三批共依法逮捕烟毒犯罪分子约300人，其中判处死刑2名，有期徒刑192名，管制 12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2页。

《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59名，劳教25名，教育释放17名；共缴获鸦片烟毒1.3639万辆、沃水6磅、非拉斯丁16两、嘈达三两，吸毒、制毒、运毒工具1488件（套）。1又如，大足县在1952年7月至11月间，共逮捕烟毒犯124人，其中判处死刑1人，徒刑91人，管制、取保释放32人；缴获各种烟毒1143.44两，沃水一瓶，贩、吸烟毒用具328件，毒资银元45块、金戒4个、金子26两，步枪3支，子弹307发，刺刀1把。2重庆市从1952年8月11日至10月4日，通过三次大逮捕，共破获烟毒集团案 115件，单案2887件，先后逮捕大毒贩3148名，缴获毒品2.1908万两，制毒原料4.3944万两。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第二次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比第一次的禁毒，第二次禁毒更加彻底。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从1950年2月到1952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把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基本禁绝了，这不得不说是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国际上树立了“无毒国”的光辉形象。禁烟禁毒不仅是政府改造社会、稳定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是人民为了拯救个人及家庭的积极参与，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是一场斗争，而从社会角度，它是一场群众性运动。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它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种植、贩制和吸食烟毒现象的清除，保护了重庆人民的身心健康。其次，禁烟禁毒解除了烟毒的蔓延，坚定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从而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第三，打击贩制鸦片商贩、封闭烟馆，将鸦片赶出了重庆商品市场，有利于重庆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第四，政府在进行禁烟禁毒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剿匪、清娼、反腐等相关工作，从而一并扫除了“社会的病毒”，改良了社会风气，加强了重庆市的廉政建设，有利于重庆社会的稳定。第五，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的胜利有效地配合了其他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最后，在禁烟禁毒运动的过程中发布的各种实施办法、处理条例以及定罪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制建设道路 1 高镇如：《綦江县禁绝鸦片烟毒工作片段》，《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33页。2 邓治平、王绍武：《大足县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43--244页。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第1423页。方面的探索，有利于重庆市以后的法制建设。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与院系调整 篇3

1950年10月，陈裕光奉命参加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半年后归来，辞去金陵大学校长职，履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处主任”。

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于1949年初离开大陆，农经系系主任孙文郁代理院务。1952年，孙文郁调任北京农机学院副院长。45岁的作物遗传育种学家靳自重接任代金大农学院院长。靳自重是金大农学系毕业，获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金大农艺学系主任。接手农学院，就赶上思想改造运动，曾经的荣耀成了包袱，靳自重一次一次地剖析自己。1952年3月3日，《新华日报》登载了他的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文章最后，靳自重表示要割掉尾巴，改造思想。但一年以后，46岁的靳自重不幸去世。他丧失了改造自新的机会。

1950年是金陵女子大学建校35周年，吴贻芳带领全校师生举办了最后一次校庆。一年后，学校与金陵大学合并，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改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吴贻芳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了齐鲁大学，吴克明的校长职务由原总务长杨德斋代理。吴克明曾奉命将南迁的齐大师生召回，但那次南迁被定性为“在少数反动分子操纵下，裹挟部分人员和物资到了南方，打算投奔国民党”，吴克明等人难脱干系。（注：吴克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受折磨，于1977年9月12日去世。）

1951年，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管，被确立为北京的4所国立大学之一。陆志韦继任国立燕京大学校长，在校生人数一度升至1200名。但燕大很快就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主持校政多年的陆志韦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时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党总支书记谢道渊回忆：“那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快要开始了。没有多久，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大的校长，而是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待在语言研究所。”

民国时期，张凌高辞去华西大学校长时，曾撰联自嘲：“休夸厚禄高官，宦海终成孽海；还是勤耕苦读，花香更有书香。”官丢了但历史难以切割。教会大学在中国立案后，成了中国的私立大学，国外教会减少拨款，很大一部分经费得校长自筹。张凌高不得不穷于应酬，尤其得与校董张嘉璈、张群等拉近关系。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国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经济委员会主委等职，多次出面为华大筹措资金。1948年赋闲后的张凌高却不了情面，加入了张嘉璈之兄张君劢创建的民社党，出任民社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及中央常委，兼管川康两省党务。1949年11月，在中共军队逼近川东的炮声中，张凌高向成都各报社送交了辞去四川省民社党主任委员的“启事”。12月27日，中共军队占领成都市。3天后，华大校长方叔轩与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等应邀参加成都军政负责人贺龙、李井泉举行的各界人士茶会。1950年1月12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管小组对学校实行军管监督。方叔轩、罗忠恕等被派往华北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张凌高于1951年初被捕，关押在成都南较场政训班，3年后被四川省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3月5日，张凌高在成都南较场政训班病逝。1986年3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当初的刑事判决。）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随之而来的院系调整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学习苏联经验，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调整”的特点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到1952年底，全国约3/4的院校完成“院系调整”工作。

1951年初，金大、金女大整体并入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原金大电子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与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组南京工学院；金大校园改作南京大学的校址，金女大校园交由南京师范学院使用。

根据华东高等学校调整方案，齐鲁大学撤销文理学院，理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师生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天算系和文科的部分教师合并到山东师范学院。学生苗永明回忆：“1952年，院系调整，程廷芳先生领着齐大应届毕业生徐邦信和胞弟（苗）永宽到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调过去的4位老师组建天文系时，带走了天算系拥有的两架天文望远镜。……人去楼空，齐大的天文望远镜被拆走了，两座观象台只剩下空壳，不久也就拆掉了。其中一座，镶有泽普观象台的石碑，以纪念我国知名天文教育家、齐大天算系主任王泽普先生。齐鲁大学又失去两座标志性的建筑。”

齐大医学院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山东医学院，原齐大的校园由新组成的山东医学院使用。说到母校的命运，王翰章晚年仍有些忿忿不平：“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几乎不大知道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所大学。齐大沉寂湮没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有解放后政治的因素。解放初，四野有个卫生队，后来成立卫校，一下子占了齐大校址，说是合并，实把齐大的有生力量都摒弃在外面去了。后来成立的山东医学院齐大就没有人了，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人当上。”

燕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原工程学系与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合并到清华大学，文、理、法3个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1952年9月，原在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迁到燕大校址。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

华大从1952年秋起开始院系调整。据郭祝崧回忆，8月27日上午9时，省府教育厅在华大召开“院系调整”大会，由张秀熟厅长、温宗祺副厅长主持。温副厅长也是华大军管会的主任委员，他宣布华大改作四川医学院，由原任生物系系主任刘承钊教授出任院长。华大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各相关系科并入四川大学。

王翰章告诉作者：华西大学大部分的文理科知名教授调走了。如天文学家李晓舫调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夫人罗玉君去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人类学家颜訚去了中科院，农学家何文俊、管相桓去了西南农学院……先后调走了70多名教授，也调来不少医学界的名教授。图书馆馆藏有关文理学科的书籍全部搬到了四川大学。博物馆也整个搬到四川大学，连人带物一锅端。那是国内馆藏最多的中国西部文物（大部分是藏、羌族方面的文物）的博物馆。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博物馆长赵卫邦教授和全部馆员都去了川大。还有几十架钢琴搬到了四川音乐学院。从1950年至1953年，经过改革、接办、调整，将一所国内外知名的包括有文、理、医、口腔等学院，有其特色的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仅有医疗、口腔、卫生、药学等专业的医药学院。

两三年间，已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教会大学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 作者：岱峻）

浅析建国初期增产节约运动的原因 篇4

一、延安时期生产传统的延续

延安时期, 大生产运动形成的光荣传统和开展生产的方法对建国初期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相持阶段,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主力对付人民抗日力量, 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 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同时, 国民党也停发经费, 并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 致使1941年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渡过经济困难的局面, 党一方面发动了大生产运动, 以克服物资的匮乏;另一方面则发起了精兵简政运动, 以提高工作效率, 减轻人民负担。

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 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建议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党中央采纳了这条建议, 于1941年12月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 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 提高效能, 节约人力物力。同年12月28日, 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关于1942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中, 要求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关于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等问题的指示。1941年精兵简政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起来后, 逐步推广到各根据地, 至1943年底, 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基本结束。

精兵简政达到了提高工作效能和节约的目的。以被称为“精兵简政模范”的晋冀鲁豫边区为例, 边区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 只留下原有人员的4%, 其余的96%, 一部分用以充实基层, 一部分回到生产第一线。边区政府机关在紧缩后, 精简人员48%, 节省经费46%。他们三次简政后, 比原来减少12, 320人, 占原有人数的一半。因此, 太行区1944年的公粮比1941年也减征了近一半[1]。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运动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 提高工作效能, 坚持长期抗战,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有效措施, 延安时期开展生产的方法被延续下来。

二、建国初期经济形势严峻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政府的数百万留用人员需要供养、众多的失业人员需要救济, 因此经济形势严峻。

首先, 城市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以问题最为严重的上海为例, 1949年上海解放后, 由于美国施行的经济封锁, 粮食、棉花、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被切断, 供应发生困难。全市的煤存量只够用一周, 棉花存量不够用一个月, 粮食存量也不够一个月的消费。

其次, 财政出现大量赤字。1949年, 国家“只有303亿斤小米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一年的财政支出达到576亿斤小米。收入只有支出的二分之一”[2]16。1949年12月4日, 薄一波在《关于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编成的报告》中指出, 1950年国家“收入总额, 仅合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 其余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则是赤字, 即亏欠。”[3]尽管概算所列的支出与收入, 将来的实际情况一定会有若干变动。但大体说来, 1950年的赤字仍旧很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既要继续进行人民解放战争, 又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 从事经济、文化、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 因此, 国家的收入不足, 开支浩大, 经济形势面临严峻考验。

为了弥补赤字, 政府被迫发行大量钞票扭转局面, 结果导致货币下跌, 物价上涨, 给全国人民, 尤其是给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改变政府在财政措施上单一地依靠增发钞票来弥补赤字的局面, 国家“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进行节约、生产。”[4]1949年12月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人书, 号召工人阶级在恢复生产的战线上, 开展广泛地、深入地、持久地生产节约运动, 增加产量, 提高质量, 降低成本, 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1950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 把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作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三个条件之一, 增产节约被中共中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10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 要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较量, 对新中国尚未恢复的经济而言, 更是雪上加霜。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 国家对其作了调整。1950年11月, 经中央同意, 中财委确定1951年财经工作新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即把保证战争需要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稳定市场;最后才是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同年11月15日和27日, 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 对新的财经工作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简单地说, 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 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 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 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减少”[5]112。

在新的财政方针下, 新中国的国防费用激增。1950年国防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41.1%, 到1951年则高达43.0%。国防费用支出的增加加剧了国家财政紧张的程度。1951年的财政支出概算比1950年的概算增加50%, 其中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5%, 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 1951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为支出的88.5%, 赤字占支出的11.5%, 比1950年的赤字高2.5%。

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 在国防费用激增的同时, 军事人员也迅速增加, 到1951年下半年, 全国军事人员已比1950年规定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强。全国军事人员的增加对于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加速现代化兵种的组成起了很大作用, 但在财政的供应和人力的消耗上, 却成为国家最大的负担。

1951年下半年后, 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 经济状况还未实现根本好转, 而战争耗资巨大, 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急切的现实需要使得增产节约这一克服经济困难局面的有效手段显得极为迫切和必需, 正如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为了更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 全国人民必须积极地支持前线, 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下, 保证对前方的物资供应。这就只有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6]。

三、积累工业化建设资金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自然就提上了历史日程。1951年2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的党内通报第一条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 现在起, 还有二十二个月, 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也就是说, 从1953年起, 国家就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准备以20年的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必须有不断增加的大量资金。对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采取剥削国内人民、劫掠殖民地、强迫战败国赔款、借外债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而新中国是人民的国家, 国家工业化的资金, 必须从农业、国营企业等生产中和财政预算的节省中逐渐积累, 即走从本国内部积累资金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因此,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产节约:“一方面, 节省着用。一个钱要做两个钱甚至十个钱、一百个钱用, 用一个钱要办两个钱、十个钱、一百个钱办的事。并且用钱要根据国家的计划, 把钱用在最迫切、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 要增加收入。就是要大家用现有的设备和现有的劳动力, 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品, 做更多的工作。这个办法, 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增加社会财富, 积累建设资金的最好方法”[7]。

对于通过节约筹集工业化建设资金的可能性, 刘少奇进行过详细地论述:“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避免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掠夺,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 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 又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之成为国营企业, 再加之劳动人民生产热忱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各种节约制度的建立和降低成本等, 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 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8]。从积累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来看, 增产节约是新中国积累资金的基本源泉, 也是加速工业建设的基本办法。

参考文献

[1]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N].人民日报, 1981-12-22.

[2]蒋家俊,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C].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3]薄一波.关于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编成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49-12-04.

[4]陈云.对于物价问题与发行公债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49-12-04.

[5]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6]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N].人民日报, 1951-11-20.

[7]为什么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N].人民日报, 1951-11-25.

建国初期的激情 篇5

1949年6月15日，那是一个全国人民都翘首盼望的重要日子。在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庄严致辞：“……中国的命运一经操作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这年８月，在那一世小说网 http://**西郊筹备建立的苏北建设学校，专门编印了学习小册子,详细地汇集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使后人能够始终追寻到那份珍贵的历史印记。

我随手拿起一本丛刊――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99位代表的讲话和发言。我欣喜的发现，在54位发言的民主人士和各界特邀代表中，有戏剧界名流、来自咱们家乡的梅兰芳先生。他动情地说：在抗战期间，我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来抵制敌人。到了今天，烟消云散，豁然开朗……大家要站出来，为建设人民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不仅是咱们老乡的表态，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1949年5月1日，苏北区党委机关报《苏北日报》在**创刊，发刊词指出：今后主要的任务：第一，继续支持前线；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它来进行；第三、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第四、巩固治安……这些，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中心。

我继续翻阅着有关**解放的革命史料,回顾那令人心驰神往的大革命年代……

1949年8月1 日,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工农画报社特地出版了增刊,用图、文和对比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人民解放军三年来的辉煌战绩,。增刊还热情地颂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旗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图文并茂的珍贵史料，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份画刊，任由它将我的思绪带进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我继续翻阅着有关**解放的革命史料,重温那已逝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9年1月22日，**解放啦！百废待举，教育为先。8月份，**专区党委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夏令营活动。290名教师集结在党的旗帜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聚精会神地聆听首长的形势报告，积极地参与党、团支部讨论，全身心参加田间劳动，虔诚地写下思想点滴进步……尽管物质条件贫乏，但课外活动十分丰富。有集体游戏、音乐晚会、歌剧、舞会、故事会，还有球类比赛、游泳比赛，甚至还有野餐……

1950年3月出版的**地委宣传部工作通讯，披露了某区的几个乡镇上一年有不法商人偷、漏税款的情况，并且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七八个乡、村干部。言犹未竟，在配发的评论中又直指**市有关部门和区委领导人。强调对徇情包庇者，切不可姑息。我一口气看下来，无限感慨。咱们现在的媒体，太歌舞升平，太“温、良、恭、俭、让”了。有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和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地鞭挞邪气，弘扬正气！

穿梭在时光隧道，浮想联翩。突然，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眼前，是一本1956年第3期的《文艺学习》杂志。封底画面是：一群非常阳光的年轻人身背挎包，腰插红旗，正手拿肩扛往山上攀登。套印的一首歌曲，题目是《我们要在地上建造天堂》。

虽然我不会唱这首歌，当代绝大多数年轻人可能也没见过这首歌曲，但是我们早已走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比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早已是人间天堂。但是还有更宏伟的目标，召唤一代代去奋斗去建设。

穿行在**解放那段激情岁月，时光的脚步渐行渐远，我深知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回顾这段历史，更需要我们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肩负历史的责任，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续写人间天堂新的发展篇章！

关于建国初期港澳政策的历史考察 篇6

[关键词] 暂不收回 维持现状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香港和澳门是被英、葡殖民者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除黎元洪、袁世凯外都不承认英国占领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并试图收复香港和澳门。比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都曾提出提案,要求收回租借地;1924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和租借地的奋斗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也曾试图通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奉劝英国归还香港并有两次大规模的具体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无力与外国帝国主义相抗衡,使得这些活动都告失败。解决港澳问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从大局出发,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政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但促进了港澳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而且加深了其与内地的联系,为港澳的顺利回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政治胆识和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

一、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而葡萄牙殖民者在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于是追随西方列强,加紧侵略扩张,并于1849年强行占领了澳门。其中,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租借“新界”的租期是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正是这个租期,为新中国灵活的处理港、澳问题提供了非常大的弹性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用毛泽东主席非常形象化的语言表示,就是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其中,当然包括港澳问题。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以“对我有利为主”,根据问题的性质及实际情况分别处理。具体到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和港澳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台主张“一定要解放台湾”;对港澳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经过和平谈判解决”。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对港澳做出了“暂不收回 维持现状”的特殊决定。同时宣布,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中央对港澳的特殊政策是以“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为根本前提的。因此,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推进到深圳与香港边界时停了下来,没有跨过罗湖桥。这并非军事和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做出的明智的历史抉择。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英国记者哈默问到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就香港问题对外做出的一次表态。1949年2月,苏联代表米高扬向毛泽东询问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曾表达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由此可见,建国前后中央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态度非常冷静、慎重,采用了与内陆不同的灵活策略和手法,“暂不收回、维持现状”正是这种灵活策略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国内,经济上,由于长期的战乱,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尚未巩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不但有利于香港、澳门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为新中国保留了一条同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

首先,从政治上分化敌人,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红色政权的全面封锁。二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发动了内战。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企图消灭中国红色政权。而英国考虑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拥有不能舍弃的、巨大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出现分歧。此时,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有利于中英之间保持对话,维护香港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分化敌人。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对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在同年召开的第5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1954年6月,中英建立起代办级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红色政权的全面封锁。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曾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因为,“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的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的矛盾。”

其次,保留了一条“国际通道”,可以充分利用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香港是一个传统的“国际通道”。新中国成立前,香港就是中国同西方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海外华人华侨与内地联系的主要窗口。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几次针对清政府的革命,大部分是在香港策划的,而且为革命所筹集的经费都是通过香港送到内地的;抗日战争期间,大批的物资、外援也是通过香港运往内地;等等。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暂时不动香港”、维持香港的现状,就等于为新中国保留了一条传统的“国际通道”,有利于开展与西方世界、海外华人华侨的贸易、联系,为新中国的建设吸收必要的外部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输送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解放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曾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同时,东南亚也是华人华侨相对集中的地方,暂时维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现状,有利于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北京的支持,并通过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历史告诉我们: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源源不断地从香港和澳门运往内地,不但有助于抗美战争的胜利,而且有力的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

最后,可以预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但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以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前提的。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有高度共识。而苏联领导人对我党“独立自主”的立场始终抱有偏见;对于苏联在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以及苏联一贯的“大国”、“大党”之“霸权主义”作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是心存芥蒂:二战结束之后,由于中国的国共两党从共同抗日的盟友转变为争夺江山的对手,苏联根据其远东地区的战略需要,在国家关系上仍与国民党打交道,与共产党的交往并没有超出党际关系的范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需要服从于前者。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奉行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另一方面,又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建立联合政府。直到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政策才做出重大的调整。也正是这一调整促成立“一边倒”政策的形成。但在整个转变过程中,苏联对华政策始终存在着消极因素,其根源在于苏联领导人对我党独立自主立场的偏见和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因此,保留香港和澳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向苏联表示:新中国还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帮助恢复中国经济,借此警惕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慑。实践证明,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交恶,苏联撕毁援助合同,并向中国政府逼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质,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香港和澳门的“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是可行的、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战略决策。它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布局。周恩来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曾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成功实践,为后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新中国暂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维持香港和澳门的现状,是为了利用港澳特殊的历史位置,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开展进出口贸易、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也很广,购买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总结过去十年来对港澳工作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央把香港和澳门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

为了保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从政治上稳定港澳,把对港澳的特殊政策与内地区分开来,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同时,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文革”动乱一开始,中央就采取坚决措施,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发展到香港和澳门,以免对香港、澳门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并严格控制内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给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对于发生在香港牵涉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的精神,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香港和澳门极大的帮助,以低廉的价格向香港大量供应食品、淡水、日用品、燃料、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等。从1962年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每日三趟往返于香港和内地的快车,以保证香港的副食品和蔬菜供应;1964年中央拨专款修建了一条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再到香港九龙的供水工程,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据统计,在20世纪60～70年代,香港每年进口食品中有40%是由内地提供的,1975年来自内地的粮食达到香港粮食总进口的52%。在价格上,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钢筋等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则便宜25%。这一切对于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是因为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对港政策,使得香港在20世纪50～6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就是说在“香港奇迹”的背后,中国因素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1年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制约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3月8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强调:“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首次披露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后期限”:“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同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这个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通过中英、中葡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创造了条件。

1974年5月,毛泽东同志会见英国当时的首相希思,在论及香港问题时,双方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里,事实上已经勾勒出了香港回归的光明前景,基本确定了实现香港回归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方式,为香港回归定下了基调。邓小平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见,这也是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为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而提出的处理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体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但又不失原则性,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在坚持香港、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保持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瞭望台、气象站、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明智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的30年时间里,我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正是中央政府采取的正确的港澳政策,促进了港澳的稳定繁荣及其与内地的联系,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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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52.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353.

[8]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经济参考资料,1979,(39):16.

[9]孟庆顺.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20.

[10]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人民日报,1984-9-27(4).

建国初期辽宁地区的城市建设 篇7

1. 恢复、修建被破坏的工矿企业, 同时有重点地新建一些工厂。

到解放前夕的1948年, 由于辽宁工业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到严重破坏, 导致大部分工厂停产, 工业建设处于停顿状态。对此, 辽宁地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采取一系列措施, 积极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为了推动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辽宁地区各城市首先恢复被破坏的工矿企业,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各市共建设各种工业厂房89.8万平方米, 为迎接大规模城市经济建设做了准备。截止1956年底, 全省新建改建200多个工矿企业。其中包括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电缆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风动工具厂, 以及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二炼钢厂、第二薄板厂等。还有阜新海州露天炉、阜新发电厂、本溪工源水泥厂、抚顺老虎台矿等。

2. 开展“创纪录运动”。

1949年10月23日, 东北总工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作出开展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决定, 号召全体职工从“伪满标准”中解放出来, 实行新的更高水平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定额[2]。辽宁各城市积极响应。在运动中, 沈阳第三机床厂的车工张尚举和赵国有, 创造了远远高于伪满时期的生产纪录。张尚举对一台六尺车床的画线, 由过去的8小时缩短到1个半小时, 并积极宣传带动他人, 使全组画一台机床的时间由178小时缩短到21小时, 在他的感染下, 赵国有将车塔轮时间由7小时缩到5小时[3]。本溪煤铁公司所属机器厂机工场车工施承春、刘文学二人做南芬锅炉丝对, 伪满标准一天只能做15个, 创生产纪录活动展开后做一个只需4分30秒, 当晚刘文学就做了80个, 创造了超过原来工时1200%的最高纪录[4];本溪煤铁公司南芬露天铁矿厂李庆振和助手, 创日产750吨的纪录, 比该矿新定额提高四倍多。此外, 抚顺西露天矿张子富带领的采煤突击队、本溪煤铁公司贾鼎勋生产组等企业也都创造了生产新纪录, 等等。

3.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辽宁各市在创纪录基础上, 认真贯彻中央“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的指示[5], 深入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刚刚获得解放的工人同志发扬主人翁的精神, 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南芬露天选矿厂电气股工友及机械股工友张海渊、韩恩贵通过改进技术, 分别做出直流配电盘与采矿机水针, 给国家节省了九亿六千余万元[6];鞍钢第二机修车间青年刨工安守信从1949年至1956年的七年间加工产品5000件, 没出一个废品[7];抚顺老虎台煤矿工人丁义山创造新支柱采煤法, 每年节约坑木5000多立方公尺, 人工12000个[8];阜新新丘矿东露天5个青年节约队在10个月中共回收了废钢铁24500多公斤, 原煤450吨, 道木1100块[9];沈阳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职工推行“不领原材料工作日”活动, 两个月共节约各种材料价值230341元[10]。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职工群众中, 克服困难,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风气逐步形成,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为生产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 为适应城市经济工作的需要, 各市建立了建设局和建设科, 领导市政、公用设施的修复和建设工作。

到1956年底, 省、市的建设管理机构基本建立, 期间机构名称几经变迁。1948年辽宁解放后, 由辽东省工业厅、辽西省建设厅管理建设事业;建国后由辽西和辽东省政府工业厅负责管理工业和基建;1952年11月改称为辽东和辽西省建筑工程局负责管理建筑业和城市建设, 1954年8月起改称为辽宁省建设厅, 1955年6月起又改称为辽宁省城市建设局[11]672。工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健全为城市经济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5. 改善私企劳资关系。

1950年1月29日东北人民政府对于如何妥善处理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公布了三个文件:即《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12]。各市认真执行劳资关系的三个文件精神, 积极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 发动工人主动团结资方, 改善劳资关系, 克服困难, 恢复生产。辽东各地工人率先与私营企业订立了劳资集体合同;安东市私营鞋业工人为了顾全大局让业主安心扩大生产, 在解雇金、工资、工作时间和假日等方面自动作出让步, 同业主签订劳资集体合同[13];安东市私营和昌造纸厂还实行了民主管理与超额奖励相结合的办法, 使产量显著提高, 实现了劳资两利;其他各地私营企业的工人也相继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 如沈阳市私营机械铁工业;此外, 安东市委还在私营企业中建党建团, 为日后党对私营企业的领导奠定了基础。“一五”计划时期, 辽宁省根据国家要求用和平赎买的方法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私营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并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56年1月15日抚顺、沈阳、旅顺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7日鞍山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18日锦州、营口、本溪三市实现公私合营。20日安东、辽阳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截止3月底, 我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完成公私合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政策, 改善了劳资关系, 改造了私营企业, 从而巩固了国营经济的发展, 实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标。

6. 维修、改造、翻建一批市政公用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 辽宁各大城市积极改造市政基础设施, 先后对市中心和人烟稠密地区的上下水进行了检修和疏通, 修复和改造原有水源、水厂和管网等设施;恢复煤气生产设施;恢复和开辟一些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线路;各市还以改建、扩建主干道为重点, 对城市道路和桥梁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造建设。将原来的绝大部分砂石路、土路改建成柏油或沥青铺装路, 同时新建了一些主干路, 如沈阳新建了小河沿路、滨河路、文化路和光荣街4条主干路, 鞍山新建了兴盛街, 辽阳新建了青年大街、卫国路, 锦州新建了锦山路、和平路;对原有桥梁进行了扩建和修缮, 将原来的木桥改建成钢筋结构的桥梁, 同时新建了一些处于交通要道的跨河钢结构桥梁, 如沈阳彩塔桥、和平西桥、望湖桥、南湖桥、万泉桥, 鞍山沙河桥、虹桥;抚顺东洲桥、城乡桥, 本溪东汶立交桥等。

7. 发展城市公用事业。

为保证工业生产建设与市民生活的需要, 各市积极发展公用事业。供气方面, 1945年日本投降时辽宁地区各城市煤气设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49年末,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安东煤气仅能维持部分生产, 日供气能力仅2.4万立方米, 用气人口11.5万人[11]208。经过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 辽宁城市煤气生产设施已全面恢复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煤气设施的城市到1952年都恢复了正常生产, 抚顺市还在1952年末研究利用煤层瓦斯供气获得了成功。1953年底, 沈阳、鞍山、安东、锦州市已恢复储气罐7个, 储气能力6.9万立方米。1956年, 鞍山市在立山区自行设计施工建成1万立方米直立湿式储气罐1个, 沈阳市在铁西炼焦厂院内建成2.8万立方米直立湿式储气罐1个[11]210。供水方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辽宁10个城市只有水厂37处, 日供水能力53.5万吨, 饮用水人口104.4万人[11]198。经过各市积极组织力量对原有水源、水厂和管网等设施进行维修和抢修, 供水问题已得到迅速解决, 到1957年末, 全省日供水能力达96.4万吨, 用水人口426.4万人[11]200。仅在1956年就有飞跃发展, 抚顺东公园净水厂开始扩建和改造, 扩建沉淀池等净化设备, 净化能力由解放前的每天4.8万吨提高到8.7万吨;大伙房水库取水工程开工;大连市建成东卡门水厂, 日净化能力达到1.2万吨。交通方面, 1949年沈阳、旅大、本溪、鞍山仅存公共汽车和电车245辆, 运营线路总长413公里, 全年运客量9500万人次, 新中国成立后, 各市发动公交职工修复原有车辆, 恢复和开辟一些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线路, 公交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沈阳市在1951年新建了两条无轨电车, 成为辽宁省第一个出现无轨电车的城市。此后, 旅大、鞍山、本溪也发展了无轨电车。经过上述努力, 辽宁城市市政和公用事业企业已基本适应了城市经济建设的需要, 保证了城市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

辽宁城市经济工作主要在恢复生产、工业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维护和巩固了新生的辽宁城市政权, 改变了殖民地城市面貌, 将辽宁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为新中国城市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要：辽沈战役结束后, 辽宁各个城市相继解放。此后, 辽宁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恢复生产工作。

建国初期辽宁档案的传承与演进 篇8

这一时期,辽宁地区各省、市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当时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旧政权档案,在各级领导机关组建档案机构,建立文档管理制度,培训文档干部,为全面开展全省档案工作打下基础。辽宁地区各省、市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注意了接收和收集旧政权历史档案。1948年11月,沈阳市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委会、辽宁省政府等74个单位的档案。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图书馆(1954年8月改为辽宁省图书馆)接收了国民党辽宁省图书馆保存的明清档案和民国年间东北各官署档案200多万卷。这批档案后来被专门成立的东北档案馆接收。为适应档案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辽宁地区各省、市党政机关档案室相继建立,配备了专职人员,开始实行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到1954年,部分县也建立了档案室,配备了专职人员。同时,进行了规章制度建设。1950年,辽西省政府首先制定了《档案管理办法》,在全省机关实行。其后陆续有辽东省、鞍山市、本溪市政府和部分县也制定了档案管理办法,使文档工作有章可循。为提高档案干部水平,1952年6月,辽西省委机关档案室率先举办了档案干部研究班,结合实际进行教学,为全省干部培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以后辽西省委、省政府办公室和辽东省政府办公室先后举办了文档干部培训班,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理论和档案科学管理方法,收到较好效果。这一阶段,全省档案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档案机构、制度尚不健全,一些机关承办完毕的文件仍分散保存,未及时整理归档,档案室保存的档案亦不齐全、完整,各单位工作开展的还不够平衡。

二、辽宁档案工作全面建设阶段(1954年8月至1966年4月)

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大行政区,同年8月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了辽宁省,全省档案工作开始走向全面建设阶段,重点抓了六个方面工作。

1. 建立档案行政管理机构。

1954年8月并省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成立了档案科、处,分别对全省党群和政府系统的档案工作进行指导。随着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195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为贯彻这一决定,辽宁省委、省政府将原来各自分别建立的档案机构合并,成立辽宁省档案管理局。它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统一管理全省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各市也相继成立了党政合一的档案管理处,县成立了档案科(馆),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内的档案工作。由于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档案事业的发展。

2. 接收与收集历史档案。

在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的同时,根据中央精神和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入进行历史档案的收集和接收。1956年,省委、省人委分别发出文件,要求各地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档案和中国旧政权历史档案的收集。到1957年末,全省收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收集革命历史档案、资料1.1万卷、5万余件;旧中国档案资料3.39万卷、211万件,并作了一些整理和编目工作。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东北行政区,其档案由东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集中保管。东北行政区各机关立即组织大量人员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移交,到1955年末,整理、移交基本结束,共向东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移交档案13.2万卷,并在东北临时档案保管处基础上,1958年成立了辽宁省档案馆。

3.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1955—1956年,面对大量的档案资料和繁重的业务工作,省委和省人委系统分别制定了省、市(地)、县委、人委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省、市(地)、县及其直属各机关也参照上述《办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本机关文档工作执行办法或细则。此外,还制定了机关文书通用名称、文电统一管理办法及不需登记、不需归档的文件范围等制度。为使保管的档案更精炼和防备突然事变,60年代中期,全省各级档案馆进行了档案的鉴定和战备工作。1963年初,省档案局在全省43个单位,进行了档案鉴定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使所鉴定的档案,基本上分清了档案价值和保管期限,为在全省全面开展档案鉴定工作准备了条件。省档案局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1月在宽甸县召开全省档案鉴定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了经验。会后,档案鉴定工作在全省陆续铺开。1964年9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档案局长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战备工作精神,部署了档案战备工作,此后档案鉴定工作同档案战备工作结合进行。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省档案局连续召开四次会议,传达中央、国家档案局关于档案战备的指示精神,部署全省档案战备工作。省委批转了省档案局《关于档案战备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将这一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战备计划中去,切实做好。省档案局还制定了档案战备方案,对加快档案的清理鉴定、建立后库及档案转移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工作的开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全省档案清理鉴定工作的进程。

4. 建立和开展技术档案工作。

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大中城市多,大中型企业和科技事业单位多。随着全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科技档案。为使科技档案充分发挥作用,辽宁省档案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9年1月召开座谈会,研究了技术档案工作问题。同年12月,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全国第一次技术档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技术档案工作通则》。会后,辽宁省委批转了省档案局《关于大力开展技术档案工作意见的报告》。同时,又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八个工业系统和科研机关,分别制定本机关的工作细则,在此基础上,省档案局制定了《技术档案室暂行通用细则》,发各市试行。此后又发出文件,对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提出要求。为加强对技术档案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省人委于1963年4月发出文件,要求省直各专业主管机关,对本系统的技术档案工作加强领导和指导,指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技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抓好科技档案工作。此后,全省科技档案工作逐步建立起来。成立机构,配备干部,收集并整理大批科技档案,在为企业生产、管理和科研服务中,初步发挥了作用。但这一时期技术档案工作只是初步开展,发展还不平衡。

5. 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

1958年以后,全省积极贯彻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的“以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使全省档案工作人员明确地树立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积极地开展了档案的利用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并创造和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如鞍山市的“送货上门”、阜新县的“档案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转”的经验,收集和汇编档案史料,使档案在机关日常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和科研活动中,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为检阅工作成果,1958年10月至11月省档案局举办了全省档案利用展览会。宣传了档案工作,交流了经验,对全省档案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辽宁省也掀起了“大办档案”的高潮,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目标,出现一些浮夸、形式主义以及“全民办档案”“、人人办档案”等错误口号和作法,但这种作法不久在年底召开的全省档案资料利用经验交流会议上进行了纠正。之后,国家档案局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新的档案工作方针,取代了“以利用为纲”的方针,指引全省档案工作向健康轨道顺利发展。

6. 培训档案干部。

为适应全省档案事业全面建设需要,这一时期,省委、省人委办公厅和省档案局共举办六次档案干部培训班,将县以上档案部门骨干轮训一遍,系统地讲授了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进行文书立卷、档案整理和档案鉴定等业务实习,使学到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其后,各市、县以参加省培训班的人员为师,相继举办培训班,展开了全省规模的档案业务培训活动。为适应科技档案工作发展,1964年,省档案局和抚顺市档案处联合举办了科技档案干部培训班,省直机关、各市档案处、全省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档案骨干力量141人参加学习,请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系统讲授了科技档案基本知识,并听取专题经验报告。通过层层培训,普及了档案专业知识,提高了全省档案干部水平,为完成这一时期工作任务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建国初期的激情 篇9

在建国初期,例如天津市在共产党及政府的领导之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我国的卫生运动取得很高的成就,直接反映出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的独特之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科学性,创造性及群众性。

在社会性方面体现 :涉及方面比较广,各行各业。在当时成立爱国卫生委员会,并且制定相关制度,同各部门协调一起主抓爱国卫生工作。比如在农村在改水方面特别体现出社会性。并且在改水工作人员经费及物质基础给予优惠政策。用电和用水等方面都给予减税。

在科学方面体现 :主要体现是用科学理论方面知识指导实践。开展大力宣传卫生知识,提高预防疾病控制能力。根据科学发展的实际规律,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科技资源成果,使卫生爱国工作具有新活力。

在创造方面体现 :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创造出很多解决卫生方面的措施。例如在“四自一联”和“门前三包”等相关制度的制定,总结实践经验实行全社会推广,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在群众方面体现 : 主要体现人多力量大,因为属于群众性爱国卫生,需要大家都要积极参与。因为当时医疗设施基础差,需要群众集体做好预防措施,做到少生病。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爱国卫生运动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段开始实行全面专政,传统思想观念决裂,导致爱国卫生运动难以持久开展。只有从夜校和农民中选拔和培养一百多名优秀人员结合马克思理论来全面武装群众,其中批判得有林彪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力剥削了“四旧”有力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开展。孔老的天命论,阻碍了爱国运动地开展,在过去阴阳先生揭穿”天命论“具有唯物论直接打破唯心论,积极调动群众除害灭病的积极性。

从迷信到科学具有一定的思想变革过程。因为这是长期过程,必须联系实际,不断开展革命批判,大力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开展不断进攻。在意思形态革命斗争中,出现不讲究卫生的坏习惯要严厉打击,例如吃不干净东西,一个月不理发等旧习俗要及时批斗。

三、中国特色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爱国卫生运动粉碎美国细菌战

爱国卫生运动粉碎美国细菌战对个人和社会卫生都起到很大作用。降低了死亡率及发病率。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并积极参与其中,反映我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在建国初期由于物质条件短缺,但是爱国主义所凝聚的力量对经济的发展及建设新中国艰苦奋斗革命精神起到重要意义。

第二,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落后卫生状况

农村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并与生产积肥相结合改变了对水资源和污水等方面的管理。在农村卫生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变。在防治疾病也取得很大成就,消灭了大量的鼠疫和蛆蛹等降低了发病率。

摘要：爱国运动卫生工作具有中国特色一种卫生工作方式,是一场全民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运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爱国卫生运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初期登山运动考辨 篇10

一、登山运动开展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登山活动自古有之, 早在春秋时期,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据《前汉书》中记载, 公元前37年至前32年间, 一位名为杜钦的大将军向朝廷详细报告了一支武装护卫队在攀登当今阿富汗境内海拔4827米的克里克山口和海拔4200米的乌鲁拉巴山口时所遭遇的困难情形。当时, 人们在攀越这两座海拔很高的山口时, 完全是怀着畏惧和痛苦的心情赶路的, 因为在行进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面对崎岖的山路、空寂的沙漠、匮乏的食品等艰难险阻, 在穿越高山顶峰时, 人们头痛欲裂、脸色苍白、呕吐不已, 登山活动之难由此可见。另据史料记载, 公元403年, 佛教徒法显大师与同伴胡林和尚前往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恭取佛经, 在攀越“小雪山”时, 胡林和尚突然发出一连串剧烈的咳嗽, 顷刻之间口吐白沫而亡, 这表明登山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好坏是非常关键的。在唐朝年间, 由于佛教的广泛盛行, 一些高僧曾跋涉千里西游取经, 其中628年, 高僧玄奘在带领部分高徒西游穿越帕米尔高原上的海拔约6000米的穆苏尔岭时, 随行众人突然感到头疼恶心、呼吸困难、头昏眼花和厌食呕吐, 这使富有远足经验的玄奘首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瘴疠”一词, 以代表高山气体环境因素下人们所遭患的恶性疾病,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登山活动的艰难与不易[1]26。之后的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 历史典籍也有登山活动的一些记载, 但整体而言, 处于这个漫长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登山活动都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习惯, 没有形成有组织和有目标的登山运动态势。

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开启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新局面。早在1949年9月, 先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了“提倡国民体育”的远大宗旨, 同年10月, “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在这次会议上,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深刻指出:“过去的体育, 是和广大人民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 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为了鼓励和倡导体育运动, 朱德欣然为大会题词:“为人民服务, 为国防服务, 为国民健康服务。”1950年7月, 在全国体育工作者学习会上, 教育部长马叙伦明确指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 应当由个人的锦标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也应当从过去面向资产阶级转向为面向工农大众, 最终应当使体育运动能够为普通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同年7月, 《新体育》杂志创刊, 其也将宣传和推动群众体育活动作为办刊的主要宗旨。1951年11月, 我国编排发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使得这种最基本、最简单、最宜于普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成为普及国民体育的一个重要步骤, 为有效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被国内外报刊评论为“中国体育的奇迹”。1952年6月,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 大会选举朱德为名誉主席, 马叙伦为主席, 而由毛泽东为本次大会所作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则成为之后中国体育永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2]20。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登山运动开始扬帆起步,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出辉煌和非凡的伟大业绩, 其中又以首次登上当时海拔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最为引人注目。

二、登山运动创造的辉煌业绩

1953年5月, 琼哈顿带领的英国登山队队员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从南侧 (尼泊尔) 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这次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胜利对于现代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端无疑形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55年6月, 在国家领导人的悉心关怀下, 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训练了我国第一批职业登山队员。次年3月, 中国登山队得以正式组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中国登山队先后征服了十月峰、慕士塔格山、贡嘎山等七座高海拔山脉峰顶, 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登山人才[3]30。到了1960年, 国家体委决定单独派遣中国登山队从外国媒体号称为“人类无法逾越”的珠峰北坡进行峰顶攀登, 以挑战人类极限, 展示民族精神。当时中国登山队刚刚成立五年, 面对缺乏经验、装备落后、苏联单方面宣布退出联合攀登行动等重重困难, 国家在经济状况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还是愿意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这次活动, 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登山这种体育运动, 倡导挑战自我、振奋民族精神。3月初, 由登山运动员、科考队员、后勤人员等214名人员组成的大型登山队在我国著名登山家、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的率领下到达珠峰脚下, 开始实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计划。在顺利完成三次行军之后, 5月17日, 在副队长许竞的率领下, 登山队员们整理好个人装备, 从大本营出发开始了“突击顶峰”的第四次行军。经过一周的艰苦行进, 在海拔8500米的山坡上, 许竞和其他13名登山队员建立起“突击营地”, 这也是本次登山的最后一座高山营地。经过短暂的休整, 5月24日早晨,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等4名登山队员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进发, 当时高山顶端寒风呼啸, 岩壁陡峭, 呼吸沉重, 刘连满咬牙坚持让其余三人踏着自己的双肩而攀登到更高的区域, 而自己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暂时留在原处休息[4]47。当王富洲三人到达海拔8830米左右渐近于峰顶地方时, 个人携带氧气已经全部用完, 但他们并未因为高海拔无氧状态下头疼眼花、气喘无力的状态而放弃登山团队的光荣梦想, 硬是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攀行在雪崩地带和陡峻岩壁之间。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 在越过最后一片岩石坡后,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成功到达当时海拔高度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 在登顶之后, 藏族队员贡布用一面五星红旗将一座毛主席半身石膏包裹起来置放于峰顶, 这标志他们首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伟大壮举。

三、登山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

尽管登山运动在建国初期刚刚起步, 但中国登山队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伟大业绩却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其不仅在国际体育界引起巨大轰动, 而且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人民群众从事体育运动的热情和活力。

比如1960年, 我国登山健儿在攀登海拔为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时, 共有29人攀登上海拔8100米以上的山峰高度, 除登顶队员之外, 另有13名队员还登上了海拔8500米以上的山峰高度, 这些都在世界登山史上创造了新纪录。在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之后, 新华社记者及时播发了有关消息, 国内主要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对此次登山运动做了集中的报道, 人们欢呼雀跃, 为登山队员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在世界舆论圈内, 各国的主要报刊也大都刊登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顺利登上珠峰的消息, 并对中国登山队取得的如此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 也有部分西方媒体起初对中国登山队是否有能力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过怀疑, 但经过消息确认后, 它们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人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他们是从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攀登上去的北坡登上了珠峰”。

此外, 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中, 全体参与队员团结互助, 彼此支援, 发扬了大无畏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彰显出登山运动在强健身体素质、弘扬团队精神、发扬个人斗志、历练高贵品质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譬如1960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队突击组成员刘连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参加登山活动之后, 勤奋刻苦、意志坚强、不怕艰险的刘连满在短短五年当中就已经成为我国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之一, 当年在海拔8700米的珠峰峭壁处, 他连续托顶王富洲等三位登顶队员, 将个人仅有的氧气瓶保存并留给了他们, 其英雄壮举被人们誉为“舍己救人的模范”, 表现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将体育运动善于塑造人的坚韧品质和互助互爱的特征演绎得完美无缺。

参考文献

[1]吴天一.青藏之旅健康行——青藏高原健康旅游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

[2]谭华, 王玉立.共和国体育史上的1952年[J].体育文化导刊, 2002 (3) .

[3]栗树彬.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开端[J].体育文史, 1987 (2) .

建国初期的激情 篇11

一

中央秘书处在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业务范围和组织机构。

(一) 中央秘书处工作的指导思想, 主要是准确、迅速和保密。具体要求是:

1. 树立政治作风, 提高工作效能。

2. 严密收发保管, 保护文件机密。

3. 开展文件材料的利用工作, 提供给中央各部研究参考之用。

(二) 中央秘书处的业务工作,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项:

1. 负责收集与保管党内文件和书报刊物等, 出借或做出文件提要, 以供中央各部委调阅、参考之用。

2. 分发党内文件及书报刊物。

3. 发行党内干部读物。

4. 缮写及复印 (即打字) 党内文件。

5. 负责速记记录工作。

6. 中央办公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 中央秘书处的组织机构,

设处长、副处长, 下设处办公室、材料科、发行科、文印科、交通科、速记室。

1. 处长。处长掌管全处业务,

田真

领导全处人员完成与提高业务, 并担任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

副处长。副处长协助处长进行上述业务工作。

2. 处办公室。办公室在正、副处长直接参加和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任务是:

(1) 负责对外接洽, 联系各科、室的工作。

(2) 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以及其他不属于各科、室办理的事宜。

3. 材料科。材料科的任务较多, 其主要工作是:

(1) 收集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民运及经济建设各种材料, 分类保管, 以备中央研究、参考以及修编党史之用。但电报、干部材料、情报材料、军事材料等暂不归材料科保管。

(2) 收到各地材料后, 按材料性质, 分发给中央各主管领导以及有关的中央各部委。

(3) 把收集保管的各种材料加以整理介绍, 如编印《材料目录》、《每周材料提要》与《各地材料》等, 以供中央各主管同志及有关部委参考。

(4) 收集保存党报与各地出版的书籍, 以供中央负责同志取用。

4. 发行科。发行科的主要任务有三项:

(1) 发行党内干部读物, 包括中央出版的, 以及地方出版的某些党内刊物。

(2) 接收各地书报杂志刊物, 分送给中央同志及有关各部委使用。

(3) 管理本处外收发事宜。

5. 文印科。文印科的任务, 主要是缮写和复印 (打字) 党内文件。

6. 交通科。交通科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1) 负责建设中央与中央局及分局之间的党内秘密交通, 主要为递送党内文件, 必要时解送重要物资, 并收转各中央局送中央的重要物资。

(2) 中央秘书处交通科对各地区党内交通工作有了解情况, 调整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之责。

(3) 各中央局与中央局之间, 互寄文件而无直接交通者, 中央秘书处交通科负责转递。

(4) 凡中直机关香山与城内的文件由交通科传递。材料科、发行科给城内机关的书籍报纸, 均由交通科转递。

(5) 凡特殊情况, 经正、副处长批示的任务, 均负责执行。

7. 速记室。速记室的任务是:

(1) 负责中央会议的速记记录。 (2) 负责主席及中央各同志的谈话及言论的速记记录。

(3) 凡记录, 必须送请讲演人亲自校阅, 以便保存或发表。

二

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制度, 包括两部分, 一是全处集体办公;二是处办公室办公。

(一) 全处集体办公

1. 为加强各科、室的联系, 迅

速解决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 规定每星期一、四两日上午八时至十时实行集体办公制。参加者为正、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及干事, 各科正、副科长、速记室正、副主任及秘书处机要秘书。

2. 凡需请示处长或处长交办之

工作问题, 与各科、室均有关系或有互相协商之必要者, 统一集中于集体办公时间内解决 (有紧急性质者除外) 。这些问题均应于集体办公前一日提交处办公室主任, 以便分别通知正、副处长, 以及参加集体办公的各位同志准备意见。

3. 每次会议须由处办公室文书

干事记录, 并整理誊清, 必要时经处长批准由处办公室主任通知有关科、室遵照执行。

(二) 处办公室办公

1. 本室应到办公人员, 均应按

时到办公室办公。有特殊原因不能到办公室者, 或者有事须外出者, 均应向主任请假。

2. 本室值班员必须登记工作, 有检查有交待, 未做完的, 必须督促承办人办完, 不得拖拉。

3. 非集体办公时间, 如正、副

处长因事不在, 由本室主任负责对外接洽, 能直接处理或能通知有关科、室处理者, 处理后报告处长。不能处理者由值班员记录下来, 商同主任, 视工作之缓急, 分别提到次日办公时间处理。紧急者应立即设法报告处长或通知有关科、室研究办理。

文件回执。

6. 值班员负责填写本室当日

4.办公室内应保持整洁肃静, 《日报表》, 并督促和审阅各科、室不得零乱和喧哗。下班时应将文件

和文具清理妥当, 打扫清洁, 并将废纸销毁, 方许落锁离室。

5.凡规定在办公室阅读之文件, 阅完后立即传递或交还保管人, 不得个人保存, 并不准带出办公室。

6.凡与工作无关的人员, 不得进入办公室。非为工作必要之会客, 一律在会客室接见, 不得进入办公室。

三

建国初期, 中央秘书处及其所属科、室, 都根据实际情况, 建立了严格的值班制度。

(一) 中央秘书处的值班制度

一般采取有关人员轮流值班制。处办公室的值班员负责全处的有关事宜;其他各科、室的值班员则负责本科、室的有关事宜。但负责机关的保密、保卫工作, 则是全处所有值班员的共同职责。

(二) 中央秘书处办公室值班员有以下几项职责

1. 登记来往公文信件, 除特定

的机密文件交机要秘书及处长、室主任亲收的信件交本人处理外, 其余一律拆阅, 分别交主管人处理。

2. 收听电话, 除事务性问题可

以即时答复外, 有关本处对外以及来话人要与正、副主任商谈问题等电话, 均须请示有关负责同志并记录其内容以备查考。

3. 值班员应尽量将当日之工作处理完毕, 未办理者应于交班时交待清楚。

4. 值班员负责填写因公事外出之一切介绍信, 以及请假登记表的登记。

5. 值班员负责整理本日收回之

交来的科、室《日报表》。如有意见, 写于本室之《日报表》内, 如有紧急事项, 应调查清楚向正、副处长或本室正、副主任做口头汇报。

7. 值班员每日所做工作, 如有

主管干事在场, 应立即交办。如主管干事不在, 办理完毕在第二天报告主管干事;或于次日交与主管干事办理。

8. 值班员应负责保持办公室整洁, 并检查是否按保密条例办事。

9. 值班员加盖本室对外公文信

件的图章时, 应认真校阅稿件, 不妥之处可以提意见, 并经主任看过再发。主任外出时, 印章由值班员暂存。

1 0. 值班员无故不得离开办公

室, 用饭由公务员打回。晚间, 遇有大部分同志外出的情况, 应留守到大部分同志们返回后, 方得回去休息。

1 1. 值班员负责销毁当日废纸, 并夹好当日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