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

2024-12-21

解放初期(通用7篇)

解放初期 篇1

摘要:解放初期,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 科学地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 促使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 促使在民族区域自治行政体制下的西藏步入到了新的发展轨道。一、贯彻执行中央的西藏政策1950年1月8日, 邓小平在与刘伯承联名给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和贺龙的电报中

解放初期,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 科学地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 促使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 促使在民族区域自治行政体制下的西藏步入到了新的发展轨道。

一、贯彻执行中央的西藏政策

1950年1月8日, 邓小平在与刘伯承联名给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和贺龙的电报中提出了对西藏进军的具体意见和战略部署。第一, 同意1950年9月占领全西藏计划。邓小平说:“毛主席及德怀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 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领全藏。”[1]276第二, 统一与分工相结合战略部署。他拟安排二野的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 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目前“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 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领受任务, 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1]276。他决定先派遣一个军的兵力去打先锋。计划从十八兵团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西部作战。“如需要时, 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 任务完成后, 随即归还西康。”[1]276他希望在开辟进军路线过程中, 随时准备另一个师给予增援, 以做到军事战略上的游刃有余。他还希望在康藏两侧的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临界之地的各驻防兄弟部队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予以协助。因为原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北行署长官马步芳的骑兵已经从玉树进入西康, 不可轻敌冒进。第三, 调查研究, 科学决策。他希望一方面“调查研究康、藏情形”, 另一方面希望“中央情报局新、青、滇省供给该方情报”[1]276, 确保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

1950年1月10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 (即“灰电”[1]282) 中肯定了西南局的计划, 并对进军西藏的国内外环境、日程表和支持力度都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灰电”的指示精神, 在重庆召集了十八军师以上的干部商讨部署入藏任务及其准备工作, 形成了进军计划。18日, 他在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给中央军委并报毛主席、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汇报了这一计划。第一, 军事解决方案。他说:“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 三月初出动, 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 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 五月间占领昌都。昌都为藏军主力 (三分之一) 所在, 距拉萨约一千六百到两千里, 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 促进内部分化, 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 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1]282第二, 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他汇报道:“西藏的党组织, 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 以张国华 (军长) 、谭冠三 (军政委) 、王其梅 (副政委) 、昌炳桂 (副军长) 、陈明义 (军参谋长) 、刘振国 (军政治部主任) 、天宝 (藏族干部、政协代表) 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 谭冠三任副书记。”[1]281

二、因地制宜的西藏政策

邓小平为和平解放西藏的治国战略问题, 认真地调查研究, 在紧密地部署进军西藏的同时还认真地构思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问题, 并于1950年5月中旬以西南局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 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尊重风俗习惯[1]283。“四项条件”是其之后提出“十条条件”的思想基础。

1.“十条条件”是和平谈判的基调。1950年6月2日, 邓小平将中央批准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谈判基础的十条条件电告给与进军西藏有关的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平措汪杰、甘孜、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天宝 (桑吉悦希) 、云南省委、西康、川西区党委。邓小平在第八条中提出了总体原则:“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 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 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1]295其他九条则包含了强势的对外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处理西藏政务、发展西藏文化教育的政策、改善西藏民生的办法、妥善处理旧职人员政策、严明的解放军纪律等等方面。

第一, 依靠西藏人民, 反对英美帝国主义, 构建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西藏人民团结起来, 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1]295第二, 规定了西藏地方政府行使自治的权力。即“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1]295。第三, 尊重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 使西藏政府行政人员有职有权, 为新西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 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1]295第四,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实行宗教自由, 保护喇嘛寺庙,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295第五, 尊重西藏的军事制度, 将地方军队纳入中央军委统一调度范畴。“维持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 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1]295第六, 提高西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这方面主要依靠“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1]295来实现。第七, 改善西藏民生。这方面主要通过“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 改善人民生活”[1]295等途径来实现。第八, 善待旧职人员, 将共产党统一政策和宽大惠及到社会各阶层。邓小平说:“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 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 不进行破坏和反抗, 一律继续任职, 不咎既往。”[1]295第九, 规范解放军的义务、纪律和日常开支, 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1]295这些政策反映了邓小平高远的见识、灵活的处事方式、严谨求实的党性原则、科学的民族政策和高超的行政管理水平。因此, 这“十条条件”上报中央后马上就得到了毛泽东的全面认同。这“十条条件”既是邓小平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历史贡献的有力的明证, 也是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

“十条条件”也是当时正确处理西南地区藏族居住区民族关系问题的通用标准, 体现了中共中央政策的延续性和“共同纲领”的主旨。邓小平指出:“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 但是我们进军西南, 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 提出十项条件以后,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162在邓小平看来, 要处理好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隔阂问题, 关键在于克服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所以, 邓小平在西康宣布了“共同纲领”, 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尊重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 不住喇嘛寺等一系列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 实现民族的团结的政策。他还批评了有的西藏代表人士认为对藏族政策过于宽松的思想, 认为只有宽松, 才能体现出党和政府的诚意。邓小平相信:“在世界上, 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2]163他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 用抛弃大民族主义的大气来获取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政治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藏族人民, 新生的人民政府一定能够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民族隔阂, 把各民族团结好。

2.军事胜利是和平谈判的保障。西藏地方当局为阻止解放军进藏, 将其总兵力的2/3约10个代本 (相当于团) 部署于昌都地区。1950年10月6日至24日,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及其他部队六个团, 向昌都地区进发并投入战斗, 共歼灭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 争取一个代本的起义, 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完全胜利。对此, 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在1950年10月25日报中央军委、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昌都战役 (包括十四军作战) 获得完满胜利, 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308并指示做好后续工作。

第一, 加紧俘虏或投诚官兵的工作, 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他强调要用高度的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注意他们的伙食和生活, 并进行一周左右的集训。同时要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 强调毛主席、朱总司令对西藏同胞的关怀, 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训练之后, 一律发给足够路费, 分批地释放他们回家, 以便将我们的政治影响迅速散布到全藏人民中去。”[1]308第二, 对地方官员和高级军官进行争取。他指示道:“对于葛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妥为招待, 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 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 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 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308第三, 妥善安置外籍人员, 甄别其身份。邓小平说:“对于俘虏的英印和其他外籍人员, 应妥送甘孜, 不得释放, 亦不得虐待。你们应从他们的口中及从藏军官兵调查中, 了解他们的身份及帝国主义侵犯西藏的材料, 迅速报告我们。”[1]308第四, 成立军政合一的昌都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指示道:“尽快地筹备召集由各县上层人物组成的昌都区代表会议, 成立昌都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委员名单由你们研究提出报来批准。”[1]309第五, 精确计算留驻昌都、甘孜地区的部队数目及其给养。主要是计算运输条件及供应的可能性, 因为, 一方面要考虑“冬季运输的物资不应只是保留驻部队的食用, 还要准备明春继续进军的需要”[1]309;另一方面也要规避“部队留多了, 可能影响继续进军的准备”的风险, 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后勤保障计划, 以保障顺利进军。

除了战争的胜利, 如何巩固胜利果实, 扩大军队对地方的控制权也是顺利解决西藏问题, 巩固国防极为重要的一环。1951年10月31日, 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和西藏工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新建西藏军区人选及结构建设的思路。第一, 确定拉鲁为副司令, 体现民族政策。他说:“我们同意以拉鲁为副司令, 但还须与地方当局商定后才能确定。我们可先向他们征询意见, 请他们提出人选, 然后呈报中央考虑决定。如选中拉鲁时, 对阿沛必须解释清楚, 暗示他在政治上多负些责任。”第二, 建立一个运转高效的军区机构。他认为军区机构的建设“不要从内部干部多少去考虑编制, 不要因人设事”[1]322。西藏军区的建设为日后中央人民政府指导、规范、监督西藏地方政府的各种建章立制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二卷) [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解放初期 篇2

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刑警大队勘察盗窃现场,得出一个结论:数起案子都是飞贼所为。

1951年3月24日深夜,飞贼光顾位于王府井大街107号的新潮书店的一间宿舍,事主的3枚金戒指、人民币和大量衣物被盗。作案人是先把北窗上的一块玻璃起下来后进的屋,玻璃上留有指纹,室内床上还留下一枚足迹。

1952年5月19日夜,西单北大街28号亨得利钟表行被盗。作案人从店门外的脚手架上攀上房、经天窗入室,打碎货柜玻璃一角,盗走柜中13块手表。

7月14日深夜,广安门大街104号裕丰油盐店被盗。作案人从后院上房窜入室内,盗窃人民币10万元(旧币,1953年发行,下同)、自行车一辆,以及香烟等其它物品。

9月21日凌晨,西单大街270号德丰油房被窃。作案人从现场旁的矮墙上房,挑开门后的铁钩入室,窃去人民币110余万元。

……

1953年1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马永臣召开案情部署会,就侦破飞贼案进行了分工,对系列飞贼案进行专案侦察。他们一方面在本市寻找飞贼线索,一方面派员去天津、张家口等地,调查惯盗来京作案的线索。

案情分析会后,刑警大队协同案发地派出所先后捕获了王文贵等数名惯盗,破获了一批盗窃案件,其中以油盐店和猪肉铺最多。但是,都与上述案件无关。

就在马永臣队长眉头紧锁、刑警们一筹莫展时,飞贼又出现了。1953年10月16日凌晨3点,宣内大街106号隆丰油盐店被窃。飞贼用菜刀撬开该店后门的门板进入室内,盗窃人民币501万元。飞贼作案时,油盐店里有值守人员,可见飞贼猖獗。

马永臣带着刑警赶赴现场。从现场归来,市局刑警大队西单中队队长韩明学带领刑警队到了案发地西单分局,会同分局刑警共同研究案情。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飞贼如此猖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再一种就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刑警正在翻天入地地找他。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刑警抓他?很可能飞贼是流窜作案。从上几次的作案时间上看,飞贼从1951年3月作案后,再露面就是一年后的1952年5月了。露面后就是一两个月作案一次,然后又是一年后露面。飞贼为什么会像候鸟似的,消失一年后再度回京作案呢?这规律的背后是不是说明飞贼的作案地不仅只是北京一地呢?从飞贼的身手看,他很可能是靠此为生的惯犯,他离开北京市到另外地域作案去了。那么他此次回京,一定还会连续作案。所以适时蹲守,很有可能抓获他。事不宜迟,刑警当晚就投入蹲守工作。

侦察员选定了西单分局管辖内的7家油盐店作为蹲守点。42名侦察员组成10个蹲守小组。

夜幕降临,侦察员李文藻、赵英武和冯耀武等,埋伏在宣武门内大街天顺油盐店周围。李文藻的位置是油盐店的房顶上,因为房顶经常成为飞贼作案的出入通道。赵英武和冯耀武的位置是油盐店屋内。

午夜已过,油盐店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阵阵秋风,让李文藻偶尔感到北京秋夜的寒意。天很黑,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飞贼总是在这样的黑夜里出没。

大约凌晨3点钟,李文藻听见“蹭蹭”几声,接着,一个黑影从油盐店院外的电线杆上翻上了房顶。

李文藻紧盯着黑影的一举一动。黑影蹑手蹑脚地向李文藻靠近,动作轻的像猫一样,一点声响都没有。

李文藻已经预感到来人可能就是飞贼,但又不敢确定,因为除了一部分侦察员蹲守外,还有西单分局的一些民警担任附近地区的巡逻任务。会不会是自己人?

这时,飞贼也发现了趴在屋顶上的李文藻。他停下来,愣在房顶上,似乎也在判断着是否遭遇了同行。

黑暗中,两人在房顶上默默对峙着。还是李文藻决断快,他从黑影的轮廓上,断定不是自己人,黑影穿中式衣裤,裤脚扎着,而自己的同志都是制式服装。李文藻按照联络暗号,把攥在手里的一小块砖头往院里投去。小砖头顺着房顶的瓦楞“咕噜咕噜”地落入院内。

就在小砖头在瓦楞上滚动时,黑影掉头就往后跑。李文藻起身就追。黑影一跃,从屋顶跳下。李文藻明知自己身手不及黑影,但此时也管不了房高院深了,跟着黑影就跳了下去。也许跟得太紧了,李文藻不偏不倚、正砸在黑影身上。黑影被砸得“哼”的一声,又像一条鱼似的,从李文藻身下抽出来,“嗖嗖嗖”上了院内一根电线杆。

虽然有黑影垫了一下,李文藻还是被摔得不轻,可此时他也顾不得疼了,爬起来就扑向电线杆。黑影已经爬到两米高,李文藻跳脚抓住黑影的一条腿。黑影乱踢乱踹,企图挣脱李文藻的手。李文藻哪里肯松手!结果,脑袋遭到黑影双脚狠命的踢踹,踹的李文藻眼睛直冒金星,他咬牙猛一用力,黑影被拽了下来,两人就地滚打在一起。黑影竭力挣脱,李文藻横下一条心,死死抱住黑影,就是不撒手。

眼看李文藻力量不支时,赵英武和冯耀武闻声赶到,黑影被生擒。黑影说自己叫王子富,从外地首次来京作案。

刑警怎么会相信他的鬼话?经过反复审讯,王子富交代了身世。

王子富从小丧父,4岁时跟着母亲由沈阳来北京投奔姨妈生活。不久,母亲改嫁,他从此流落街头。王子富7岁时,被乞丐收容所收容,离开收容所后,他就开始了偷盗生涯。一次,他在隆福寺行窃时,被警察抓住,警察见他年纪小,羁押几个月后放了他。10岁时,一个窃贼把他带到河南开封继续偷盗。几年后,又返回北京行盗。解放后,他依然恶习不改,1949年11月和1950年3月,两次因盗窃被抓获,释放后依然以偷为生。

多年的偷盗生活,使他练就了一身本领,越墙窜房无声息,爬杆上树轻如燕。他还学会了一套迷惑人的雕虫小技,模仿猫叫犬吠惟妙惟肖,偶尔被人抓住时,还会抽风、装死。

多年与警察打交道积累了经验,王子富除了承认10月16日盗窃宣内大街隆丰油盐店、以及企图盗窃天顺油盐店被抓外,其它的概不认账。侦察员就在查找证据上下功夫,并依靠刑侦技术,最终使飞贼认罪。

别以为刑侦技术是现代的专利,民国时期,指纹识别技术就普遍运用到侦察破案上了,多次蒙混过关的飞贼怎么也想不到,他作案时留在现场的指纹,以及几次落网留在看守所里的指纹,会把他送上刑场。

飞贼嘴硬,刑警干脆不理他了。他们把1951年至1953年2月间,在王府井大街新潮书店等7起飞贼作案现场遗留的指纹与王子富的指纹比对,结果完全一致。侦察员笑了,王子富就是他们要找的飞贼,飞贼就是王子富。

但是,侦察员调出京城有盗窃前科的盗贼材料,发现1949年11月27日,内七分局民警抓住的窃贼“王忠”和1950年3月外三分局抓获的盗贼“许绍忠”,与王子富的指纹也完全相符。飞贼到底叫什么名字?究竟作了多少次案?哪个是真名?还有没有别的名字?还在北京以外的哪些地方作过案?

继续审讯飞贼后,迫使他交代出天津的惯偷张作弼和广州的惯偷范凤仪。

范凤仪供认,他是1951年在天津通过张作弼认识王子富的。王子富当时的名字叫徐绍博。两人臭味相投,一起到广州进行偷窃活动。在广州作案后,再返到天津销赃。在广州盗窃一段时间后,又移到北京作案。有时在天津也作案,以防止在同一个地方作案易被抓获。

由此认定,飞贼主要以广州和北京为主要作案地区,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飞贼的防线全面溃败,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飞贼自1951年到1953年10月间,共作案57次,盗窃人民币1440余万元,手表61只,自行车14辆,缝纫机头3个,自来水笔8支,纸烟18条,以及大量的衣物等。这些物品绝大多数都通过同案犯销赃。

飞贼还交代了其他盗窃犯罪者,以及买赃和销赃的嫌疑人。经过细致查对,从1953年12月起,侦察员在天津、邯郸、秦皇岛等地先后逮捕了飞贼的同案犯及销赃、窝藏者张作弼、王希荣、董宝珍、王国林及飞贼的姘妇包淑华等人。

最后,侦察员把飞贼的众多名字一一罗列起来:他叫过徐绍博、徐珍、许绍忠、王忠、王子富等。每次盗窃被抓获,他都更换一个名字,从没重过样。王子富这个名字是靠偷梁换柱得来的。1952年9月,长期为飞贼销赃的王国林一家由秦皇岛举家南迁。为了能在广州有一个户口,飞贼把户口迁移证上王国林的儿子王子富的年龄由5岁改至25岁,在广州落上了户口。从此,飞贼叫着王国林的儿子的名字,却与王国林以兄弟相称,继续做着盗窃、销赃的犯罪勾当。

解放初期 篇3

一、石家庄解放初期乞丐、妓女概况

(一) 妓女的渊源与遭遇

娼妓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设女闾三百”开始, 中国就有了公娼。建国初期中国各城娼妓的数目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据有关学者统计, 在解放前的一些大城市, 妓女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高达1︰150-200之间。1据资料显示日伪统治时期石家庄有妓女三千, 2当时石家庄市共有人口200000人, 也就是说妓女人数与当地人数之比为1∕66.7。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一些大城市。到解放前石家庄仍有妓院四、五十家, 妓女300人左右。3

妓女为娼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生活所迫, 其次是被拐卖进妓院, 还有一部分是自甘堕落。据1948年1月对石家庄妓女的调查, “在册的72名妓女中为穷所迫的38人, 逃荒来的12人, 由于无依无靠或被骗而卖入妓院的19人, 由日寇或国特抓出奸污后沦为娼妓者3人。”4这些妓女们多为严重的病毒啃噬着, 除了3个小女孩无病, 17个轻病外, 多数都是重病。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 她们的人性被扭曲, 感情变得麻木, 没有欢笑、泪水、羞耻心。这些妓女就其个体而言, 是最值得同情的社会最底层的人, 但就其社会影响而言, 大量娼妓的存在导致性病蔓延, 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败坏了社会风气, 成为当时重要的城市社会问题。

(二) 乞丐的游堕生涯

乞丐, 简单的说就是乞讨之人, 是古老的一种社会群体形式。新中国成立后, 不仅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乞丐人数众多, 中小城镇人数亦为不少。有关于石家庄市乞丐健康状况、年龄结构、见下表:

(1950年5月)

资料来源:《民政局收容处理乞丐总结》, 石家庄市档案馆, 30-1-23-7。

可见, 这些乞丐之中既有不能从事劳动的孤老病残, 也有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青壮年, 同时还有流浪儿童。但总体来看, 乞丐之中无劳动能力的孤残老幼居多。这反映了乞丐群体的易碎性和脆弱性。同时不难发现, 乞丐的来源和成分复杂, 既有职业乞丐, 也有流散军人和逃亡地主, 但最主要的还是城市、乡村贫民, 这也正如曲彦斌所说“无论乞丐群体如何复杂, 不管乞丐史发展、演绎得怎样光怪陆离, 肮脏罪恶, 其本原总是因贫困无着, 求衣食之计的一条穷路子。”5

除乞丐、妓女之外, 解放后的石家庄还有大量的灾民、难民、流氓、赌棍, 以偷、骗、卖淫为生的分子, 以及不事劳动并造谣生事的伪军、政、警、宪等游散分子, 这部分人生活困难到处流浪, 不仅破坏治安环境, 影响公共秩序, 而且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对妓女、乞丐等游堕群体的救助

20世纪40、50十年代, 中国共产党在对灾民、难民、失业、等群体进行救助的同时, 也对妓女、乞丐等游堕群体进行了救助, 但对这些长期脱离劳动和社会规范的“另类”群体的救助方式与其他群体的方式截然不同。对妓女、乞丐的救助主要是通过强制收容、教育改造、适当安置等实现的, 主要进行的是矫正救助。

(一) 强制收容

收容是传统社会救助方式之一。民国时期石家庄出现了一些收容性质的机构, 如贫民教养院、贫民栖留所 (后改为石门贫民教养院) , 石门救济院、天主教堂婴儿院等, 但国民党在石家庄的救助活动不具有稳定性, 民间救助也缺乏全市的统一行动和强有力的保障。石家庄解放后即刻接收石门救济院, 全面接手收容工作。由于妓女、乞丐等游堕群体的特殊性, 所以对其收容和改造是由社会局和公安局协调进行的。此时的收容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集中体现为突击性收容与经常性收容, 零散性收容与全面收容相结合。

1. 收容妓女

日伪统治时期石家庄有妓院60余户, 妓女406人, 国民党时期妓院55家, 一等妓女23人, 二等妓女99人, 三等妓女166人, 明娼共计288人, 此外还有不少暗娼。6石家庄解放后仍继续营业的有15家, 营业妓女56人。7在石家庄解放之初曾对仍在营业之各妓院做过一些调查, 1948年1月4日市政府发布政社字第一号布告, 布告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 限全市一切明娼暗妓自布告发布之日起停止营业, 所有老鸨、经理、伙计、妓女限期到派出所登记;第二, 各妓馆老鸨、经理所掌握之卖身契约须一律交出焚毁;第三, 妓女所应用之一切首饰、家具统归妓女所有, 经理、老鸨不得收回。随后市政府社会局、公安局、卫生局、税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 到乐户娼妓相对集中的升平胡同一带检查, 监督按期取缔了所有妓馆。对妓女经过登记教育等步骤, 最后根据不同情形, 分别给予处理, 已嫁人的准其回家, 剩下的72名妓女送入市教养院, 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对一般经理、老鸨进行法律和政策教育, 使其明确社会制度, 认识到办淫业的罪行, 重新做人。对不据实登记, 狡猾抵赖者, 张国生、杨宗寿送交法院惩办。

2. 收容乞丐

石家庄解放后, 新政权将旧的石门救济院办成收养孤老病残和流丐人员合二为一的教养院。1947年12月收容乞丐和贫民232人入院, 1949年收容153人, 1950年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收容。通过逐一审查摸清情况后, 根据乞丐的具体情况, 做了如下处理: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参加劳动的送工赈队参加劳动;对家在农村的遣回原籍;对孤老残幼留院教养。

(二) 教育改造

对妓女、乞丐进行强制收容只是对其进行救助和改造的开始。要想真正做好对妓女、乞丐这些游堕群体的救助, 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以廓清对错, 认清是非之间的界限显然更为重要。对妓女、乞丐的教育的主要步骤是:一, 纪律教育。妓女、乞丐被收容时由于是通过强制手段进行的, 所以进教养院之初, 这一部分人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对抗情绪。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稳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了解收容的目的和好处, 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服从改造的习惯。二, 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诉苦运动使其弄清自己贫穷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通过看戏、参加活动提高了其生活积极性和生活当中的责任意识, 使其进一步认清违法与守法的界限, 增强了守法观念和爱国热情。三、劳动改造与前途教育。对妓女、乞丐在改造其思想之后开始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同时举行院民学徒的技术考试, 规定合格者提升为临时工人, 从而克服了院民感觉在教养院没前途的思想。8

综上可见, 由于政府强有力的领导, 石家庄解放后的妓女、乞丐改造工作实现了地方性的协作。使得妓女、乞丐安置工作不仅有专门的收容机构, 而且在妓女、乞丐就业、回乡生产方面都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配合。从而使妓女、乞丐改造工作领导有力、善始善终。不仅解决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且扩大了群众基础, 巩固了政权。

摘要:解放初期石家庄存在大量的妓女、乞丐群体, 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妓女、乞丐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收容、教育、安置, 不仅解决了社会问题, 而且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解放初期,石家庄,妓女、乞丐,救助

参考文献

[1].马维刚.《禁娼禁毒》,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页.

[2].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我们对石家庄市的妓女是怎样处理的》, 石家庄市档案馆, 1948年, 1-1-19.

[3].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我们对石家庄市的妓女是怎样处理的》, 石家庄市档案馆, 1948年, 1-1-19.

[4].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我们对石家庄市的妓女是怎样处理的》, 石家庄市档案馆, 1948年, 1-1-19.

[5].曲彦斌.《中国乞丐》,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9页。

[6].石家庄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人民城市的曙光》, 《石家庄文史资料》第15辑, 第5页.

[7].河北省民政厅.《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处理妓女问题工作总结》, 河北省档案馆, 1949年, 935-2-23.

解放初期北平市对摊贩问题的处理 篇4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社会秩序混乱,由于解放前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时社会治安问题极为突出,集中为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①其中一个影响解放初期社会治安的因素就是,摊贩的大量增加。摊贩大部分是为维持生计而进行小本经营的城市贫民,但成分复杂。第一种是老摊户,多少年来一直搞这个的;第二种是土地改革后,新增加的流亡地主;第三种是从前有些人做大官,现在无事可做,摆一个地摊卖东西;第四是有些商家为了占地方,也在门前摆一个摊,甚至逃避纳税;……此外还有一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②加之北平解放前夕,城外居民房舍破坏严重,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涌向城内,纷纷加入摊贩行列,一些国民党机关人员也转入市场活动。这致使摊贩剧增至43000余户。③这些摊贩在马路、便道上摆摊售货,使得原本就不顺畅的交通更加拥塞,交通秩序混乱,车祸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949年2月到6月,共发生车祸134起,死19人,伤114人,平均每月达37起!④

摊贩问题成了妨碍交通,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难题,摊贩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巩固,因此必须通过合理的措施,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二、与摊贩代表沟通对话,宣传整顿的原则和方针

北平市委、市政府并没有简单地驱散摊贩,而是向摊贩代表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使他们认识到整顿摊贩市场既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也顾及了他们的合法、正当利益,从而打消他们的疑虑,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积极配合。

北平市的整顿摊贩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 1949年5月1日到5月中旬,为整顿摊贩工作的准备阶段。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市政府就已经注意到这一工作, 并召集有关部门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刚刚进城,缺乏有经验的干部,致使这一工作有所延误。1949年5月1日,市政府在总结接管工作中几件未完成的工作时,特别提到了整理摊贩与交通管制工作,指出由于这一工作拖延至今未加整理,汽车肇祸日有所闻,三轮车、自行车的登记工作根本未办,摊贩满街阻塞交通亦无人管。市政府同时指出了造成上述严重现象的原因:一是进城以后,对上项业务究竟属何部门专责,未有公布明文法规;二是旧警察和路警的消极怠工,或怕管理,抱着不得罪人的态度放弃管理;三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志,无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四是市民利用局区间及各局间之罅隙,自图私利,而不顾全大体。 为此,市政府提出几条整理措施:办理车辆登记及摊贩登记,公布各种法规,设立摊贩管理处和规定摊贩营业税则,加强警察和路警的政治教育,等等。这些措施的提出,标志着这一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⑤

在整顿之前,市政府于5月12日召开政务会议研究了这项工作。市委组织干部对各摊贩市场的位置、摊贩的成份及资本金额进行调查,并初步划出一定地区建立新市场。

接着,在大力进行动员解释工作的基础上,市委于5月23日晚8时,邀请各区摊贩代表共计115人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市委书记彭真指出:摊贩是人民的一部分,开会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整理的原则是既能保证大家的正常营业,又能保证不妨碍交通市政秩序;整理的方法是按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就地整理”或“择地迁移”。⑥

随后,叶剑英市长向摊贩代表讲了整顿的原因、大的原则及方针。针对摊贩对政府的疑虑,他明确指出,摊贩作为一种营业方式,是正当的,摊贩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应当帮助他们从事生产,以求克服困难。既然是正当的,为何还要整顿呢?叶剑英市长讲明了原因:第一,商贩还没有办手续、没有登记、没有领牌照、没有纳税尽一点义务;第二,位置摆的不对头、不适当。⑦那么如何整顿?叶市长提出三点方针:第一,把位置整理适当,需要迁移的,就择地迁移有的则要就地整顿。双行改为单行,阔的改为狭一点,摊贩位置,……要不妨碍交通、不招来火灾、不隐藏敌人。第二,要办手续、登记、领牌照,纳税。各区设摊贩管理委员会,先搞一下临时登记,不论是活动的还是固定的,都要在摊牌上表明。位置好的、生意好的多纳些税,位置差的可以少出一些,详细税则将来再公布。第三,摊贩要组织起来,有组织、有秩序就容易搞好,且可以避免坏人侵入,什么事情都可以有秩序地办理。⑧

最后,号召大家与政府协力整理好摊贩秩序。《北平解放报》为此专门发了“整理摊贩秩序”的社论。宣传解释工作安定了摊贩的情绪,也纠正了干部中一度存在的把摊贩赶走了事的错误认识。

三、对摊贩问题的整顿及其经验

1949年5月24日,北平市委、市政府组成了由刘仁领导的整理摊贩指挥部,各区也相应组织了整理摊贩委员会。市政府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指出:一、凡在市内藉摆摊以维持生活者,政府承认并保护。其正当的营业,应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牌照,并照章交纳租税。二、维持交通秩序,整顿摊贩。并规定两种管理办法,此两种办法是:第一,择地迁移;第二,就地整理。三、凡在公地上私搭厂棚者,应以本府所公布的处理棚户暂行办法,加以管理。此项办法公布后,尚仍有不守法令及不听劝告者,则当依法执行。 四、管理摊贩办法及处理棚户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妥之处,须加修改时,由本府明令公布。⑨

整理工作以与摊贩协商合作为特点,各区先后把摊贩按行业组成小组,指定积极分子为组长,上下结合,研究确定具体实施方案。一方面进行摊贩登记工作,市及各区成立了整理摊贩委员会,经过认真准备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市共登记50029户。另一方面,市政府根据摊贩的合理要求,投入600余万元(旧币)资金进行新市场的建设,摊贩则组织起来,自动为整理做好各项准备。⑩

在整理中,市委、市政府注意抓工作的主要环节,采取有重点地整理,有分别地处理。先确定整理东单、西单、朝阳门大街、天桥一带,再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对决定迁移的摊贩市场,先研究该市场的形成历史,哪种行业是市场的骨干,然后说服组织这一行业迁移,其他摊贩也就跟着迁走了。整理过程中,照顾民族关系和摊贩生活,对一部分回民摊贩进行宣传解释(回民摊贩有两千余人);对摊贩中的少数流氓破坏分子,强制他们执行市政府的规定;对隐藏在摊贩中的少数特务分子,根据法律另行处理,与整理摊贩工作严格区别开来。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整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除少部分被安置在街巷内外,大部分摊贩被分别迁进13个市场。11随后,各市场相继建立了摊贩管理处,在比较重要的市场中还设立了摊贩市场派出所。整理后的市场一改昔日混乱景象,摊铺井井有条,秩序井然,营业正常进行,道路交通顺畅,为治安管理打下良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摊贩的管理。7月,制定了《北平市摊贩营业牌照税暂行办法》,该税按季征收,税额按资金多少分为七等;同时,市政府还制定了《摊贩用地租金暂行办法》,对占有公地的摊贩收取一定租金。收取地皮租和牌照税是管理和指导摊贩的有效手段,凡是不适宜设摊但一时又不好禁止的地方,征收较重的地皮租;许多由商店化整为零的摊贩也因收税而自然收缩。这种“寓禁于征”的办法阻止了摊贩的无限制增加,巩固了整理摊贩秩序的成果。

摊贩整顿的主要经验:

1、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前提是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之上,与摊贩代表展开协商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加以贯彻执行。

2、必须有统一集中的领导。 整理摊贩指挥部和区的联合组织,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 指挥部的委员人数不宜过多,他们主要是有重点地分头去帮助各区,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及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12

3、宣传解释工作非常重要。 首先就要统一干部的思想,然后再向群众去动员解释。 并须针对不同对象提出和解决不同的问题,打消群众疑虑及对抗情绪,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解决也是有利于他们的。牵涉到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宣传方式主要是召集摊贩代表联席会,结合个别谈话,一方面说明政策,一方面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4、必须有具体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对选定搬迁的地点,必须充分考虑它的条件,要不影响治安而且摊贩仍有生意可做。13

5、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环节,突破一点、推动全盘。在复杂的摊贩市场中,有些行业形成市场的骨干,其他行业与之联系在一起,集中全力,将主要行业的摊贩问题解决好,其它行业的摊贩会相对容易解决。14

6、整理工作制度化、规则化,整理摊贩问题在大的方针指导下,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方法,如《北平市摊贩营业牌照税暂行办法》、《摊贩用地租金暂行办法》,使得整个整理工作有据可依,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也保护商贩的合法、正当的利益,也体现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注释:

①⑥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35页。

②⑦⑧叶剑英:《叶剑英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159页,162页。

③④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党史专题文选》,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222页。

⑤⑨张世飞:《北京解放初期的整理摊贩工作》,载于《北京党史》2004年,第2期。

⑩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页,654页。

1213 14 中共北平市委:《中共北平市委关于整理摊贩问题的总结》,《北京党史》2004年第2期。

解放初期 篇5

一、影响中共军队发展的武器因素

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从人力资源角度, 在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招募足够数量的兵源不成问题, 而武器的获得对于原本军事工业就十分薄弱的中国来说则是制约军队发展的关键因素。相比于国民党军能有序获得大量武器外援, 中共军队的武器来源则要狭窄许多。美方报告估计在1944 年底, 中共军队的有效步枪数量约为28万支, 其中原有装备4 万支, 直接或间接从日军手中获得9 万支, 从溃败的国民党军手中获得9 万支, 其他来源6 万支;但到1945 年8月又新增40 万支步枪, 其中从东北投降的日军手中获得25 万支, 从全国其他地区伪军手中缴获15 万支, 以上步枪总数足以武装100 万到120 万军队[1]235。美国在评价40 年代中期中共军队发展时强调“:二战后中共军力的大部分增长取决于在苏联同意之下获得了日本在满洲的大量军火”;更为重要并具有持续性意义的是“共产党逐步不断地缴获大批国民党军的武器”“;这两个因素无限加大了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的最终前景”[1]234。

在渲染获得大量武器对刺激军力增长的积极作用时, 美国报告也预计中共军队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再以接近日本投降后的速度进行扩编, 更无法在近一年内将已有的百万军队翻番。对此, 美方阐释了两点理由。首先, 将一支100 万的军队在一年之内翻番, 需要每月缴获4 万支步枪, 但中共军事胜利趋势的继续所导致的国民党军队数量缩减, 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前者从后者手中缴获武器的速度, 在今后一年内中共军队最多可以从战胜国民党军的过程中获得20万支步枪, 即每月不足2 万支。其次, 弹药的紧张和缺乏更会成为中共军队扩充的障碍。美方情报部门指出:到1948 年中期, 中共军队40%的步枪可能仍然是日本产品, 但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东北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此时将会消耗殆尽, 由于目前很少有国民党部队使用以前口径的日本步枪, 来自国民党军的缴获将无法补充日本弹药的存货, 因而中共军队中大量日制武器的弹药补给将面临严重短缺以至无法正常使用。[1]236据此, 美国判定从1947 到1948 年间中共正规军的扩充速度大致在20 万到30 万人之间。可见, 美国认为曾经推动中共军队规模快速增长的武器因素, 反而会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成为影响其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

二、影响中共军队发展的粮食因素

除武器因素外, 美国报告认为粮食问题将是影响中共军队发展另一大要素, 并强调该问题将成为制约其力量增长的直接障碍, 尤其是华北解放区粮食供应短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将最为明显。其实, 早在40 年代初, 中共中央就已经认识到不考虑部队驻扎地区的粮食供应、不加限制的军队扩充所造成的危险。中央军委估计当时华北解放区的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无法承载超过100 万的军队, 因此有必要从其他地区转运一定数量的粮食以补足华北的军粮空缺。美方的估计是:为了弥补华北解放区的粮食赤字, 每年需要从外地进口50 万到100 万吨粮食。与此相对, 东北解放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则颇为富余, 它可以供应至少62.5 万人的部队甚至更多。这意味着一方面东北地区中共军队的数量增长存在较大空间, 美方的估算是有约30 万人以上的扩充余地[1]236;另一方面东北解放区将成为中共向其他解放区补充军粮的重要来源, 而华北地区将借助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东北解放区军粮外运的首要获益者。

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粮食生产和供给特点为例, 美方判断当时中共军队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应该位于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北部和江苏省, 并往西逐步递减。此外, 依据中共自身统计的民兵相当于总人口的5%、正规军与民兵的比率为1:4 或者1:5 以及解放区总人口约1 亿等重要数据, 美国推断1947 年时的中共军队正规作战部队不会超过100 万或者125 万人。同时, 根据军队密度应当与人口密度成正比的原则, 美方判断到1948 年中期, 中共正规军的扩充不大可能会超过150 万人[1]。可见, 美国认为粮食问题同样会成为影响中共军队发展的消极因素。

三、影响中共军队发展的国民党因素

对于武器和粮食因素, 美国的报告认为两者均会对中共军队在近期的大规模发展形成制约。但美方也断言“这种制约很容易被打破”, 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国民党军在东北和华北北部的大面积溃败, 或苏联参与到中国内战当中去”。当然后一种动力在美国看来可能性很小, 因此在华盛顿强调“东北和华北北部”是国共战局的关键, 国民党军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成败与中共军队更大规模的发展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美方强调“:之后中共军队数量任何有意义的增长依赖于其获得步枪的速度。供应足够的武器以有效扩充目前中共部队的装备, 眼下唯一潜在源头只能是苏联和国民党军。”但美方坦言中共从苏联获得足够步枪的希望很渺茫, 因为这种援助会占用苏联有限的军工生产资源, 更会使莫斯科卷入他们并不想介入的中国内战[1]237。1947 年前后东西方冷战的兴起是美国得出以上论断的重要原因。冷战的爆发使苏联必须将自身军事供应的主体甚至是全部, 用于在德国等欧洲地域与西方大国的对峙, 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则并非莫斯科全球战略的重点。

基于上述分析, 美方坚信未来中共军队扩充与国民党军力的下降直接相关, 并指出“:中共军队能维持目前规模,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以更新过时或者受损的武器, 因此遏制中共军队不断扩充的主要和必要条件是国民党军队战场表现的改观, 而战场表现的改观又取决于南京政府表现的改观。”[1]237需要强调的是, 美国强调的“南京政府表现的改观”主要是指:一、国民党改变目前将一流部队用来防守半孤立的前哨城市的总体战略, 二、在战场指挥官的选拔上弃用一些在军事领导方面笨拙不堪的将领, 三、消除在增加人力和物力等军事后勤供应上的严重腐败现象。美方认为:这一切的改观都需要南京政府拥有最终要为之负责的决心和行动, 一旦这些弱点得到克服, 国民党军就能极大改变对中共军队作战的军事劣势, 并有效遏制后者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1]238。

四、对美方观点的再认识

美方这份《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 认定“枪支的取得、粮食数量以及弹药补给”等因素将对中共军队在战争中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制约, 也指出国民党政府军事战略的误区、将领选用的不当以及军事后勤管理的腐败, 直接导致了其军事失利从而助长了中共军队的发展, 进而得出“中共军队规模的扩张几乎完全依赖于国民党军失败和蜕化速度”的论断。在对策建议上, 美方强调:为了抑制数量上仍处于劣势的中共军队在目前的成功, 需要对战时国民政府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只有通过改革, 国民党才有希望遏制中共军队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增长, 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在战争中的失利[1]232。但美国的改革建议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来说犹如幻想, 已腐败入骨髓的蒋氏王朝不愿也不可能作一次完全否定自我的蜕变, 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种种失当之举已造成“民心尽失”的局面。相反, 中共各种正确举措却造就了“民心尽收”的有利态势, 直接刺激了中共军队兵源的几何数增长和国民党军兵源的不断枯竭, 而这恰恰也是美方报告没有分析的另一大影响中共军队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 这份文件也缺乏对某些中共部队内部因素的考察, 例如军人的战斗精神和意志力、良好的官兵关系等。以上缺陷决定了通过该报告所反映出的美国对影响中共军队发展因素的认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解放初期 篇6

一、精打细算,生产自给

解放军进入西藏初期,西藏地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口稀少,粮食自给不足,远离内地,交通困难。基于西藏这种现实状况,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又指出: 在西藏“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 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 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1

依据西藏工委的安排,刚进入拉萨、日喀则、江孜和太昭地区的部队,在当年冬天为解决粮食问题,而积极开展大开荒运动。西藏工委及十八军前方机关与噶厦进行协商,在拉萨的西郊地区购得一片河滩荒地。谭冠三、李觉、张国华等领导人带领部队和机关70% 以上人员,奔赴拉萨西郊,在一处河滩地上开始开荒。当时正值高原寒冬,气候恶劣,部队又面临严重缺粮的重要问题,生产工具简陋,数量很少。人民解放军在进驻拉萨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艰苦的开荒战斗中。到12月13日,共开荒2300多亩,为第二年的生产打下了基础。

据当时有关部门统计: “到6月底,拉萨驻军共开垦荒地2800亩、积肥250万斤、播种2500亩、修渠2070米、挖土43106立方米、筑防水堤1886米,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在西藏立足生根的决心和力量,奠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础。”同时,西藏工委积极筹建机关农业生产基地。工作人员定期在农业基地参加生产劳动,夏种秋收。 1952年7月1日,在国家的科学工作队专家的协助下,创立了“拉萨七一农业技术试验场”这一专业的研究机构。这个实验场不但为拉萨工委提供了粮食与大量的蔬菜,还成为了西藏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在1953年,国家科学工作队农业组里的十几名专家办了农业技术训练班,共有63名学员成为西藏地区第一批农业种植的技术骨干。1953年,在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地相继建立了农业技术实验场。

进藏工作人员和进藏部队在西藏两年多的开荒生产实践,对藏族同胞产生了重要影响。藏族群众对于军队生产粮食、平抑物价感到满意, 他们看到了解放军同西藏人民共同建设西藏的希望,看到了解放军执行决议的力量。“精打细算,生产自给”这一经济政策不仅缓解了解放军进军西藏所面临的粮食危机,改善了生活,同时也对中央在西藏地区站稳脚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它在藏族民众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邓小平曾说: “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21950年12月,毛泽东给西藏阿里的两名地方官员的信中写道: “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绝不侵扰老百姓。”3此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成为进藏部队后勤工作的总方针。 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知道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生产地水平较低,旧的社会制度落后,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束缚,广大藏族同胞生活贫穷,没有粮食供解放军去食用。

按照这一政策,部队所需的粮草与弹药大部分从后方运来,在西藏只进行少量的采购。修建公路是解决进藏部队粮食供给的关键,但是修建道路却十分艰巨,必须要有较长的时间。西藏工委依据“不吃地方”这一政策,在西藏确定了实行“保证军供,兼股民需,稳定金融物价,争取站稳脚跟”的财经方针。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需求的物资,如酥油、青稞、 牛羊及蜡烛、火柴、草纸、肥皂等生活用品,统一由贸易公司、供给处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过多影响群众生活的前提下,去进行适量的采购,严厉禁止任何单位与个人在市面上去自行购买商品。采购所得的粮食等物资, 都由贸易总公司和军队后勤部门向所属单位进行配给。这项统一进行采购的措施,是一项严格的财经纪律,一直实行到1960年民主改革,对于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三、打通内地和印度的贸易关系

打通西藏同内地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是解决西藏物资的供应,站稳脚跟的重要辅助措施。西藏昌都地区的商人和上层人士,过去就有骡马商队来往于川、滇、青等省去经商的习惯。昌都解放后,中央进一步去拓宽这方面的贸易渠道,支持他们去内地办货。伴随着康藏公路修建的延伸,国贸部门组织大批内地资源,运往昌都及其以西地区,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的供应状况。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每年向印度出口羊毛800万包。但是自从1950年昌都和平解放之后,印度单方面去提高羊毛进口税率,使得西藏羊毛出口大量积压,从而引起了部分上层人士内心不安。从1952年开始,经过上层统战工作,金融机构和国营贸易公司同寺院、贵族等商户签订购贷合同,购买酥油、粮食和日用品等。当时拉萨的热振拉章、桑都仓、邦达仓等商家对西藏日用品、羊毛进出口贸易、贵重物品进行垄断,他们都和银行、贸易公司建立了金融、经贸联系,签订的合同金额高达900万银元。贸易公司高价收购用于出口的羊毛,用以解决西藏积压了两年羊毛的出路。此外,西藏工委还请求中央在拨给西藏地区的经费中,增加印度卢比的比重。对拉萨商家进行大量的供应外汇,提倡他们进行西藏地方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使得其既能得到丰厚的利润,又能换来驻藏部队与人民群众的急需物资。因此,不但解决了进藏部队和群众所需物资,还有了一定的物资储备。

四、结语

后勤保障得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保证。中国中央审时度势,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解决了解放西藏的后勤保障问题, 跨过了西藏地区的“自然障碍”,在西藏站稳了脚跟。通过“精打细算, 生产自给”、“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经济政策,得到了西藏广大民众的认同,形成了积极的政治效应。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推进了民族工作的开展,为西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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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 篇7

关键词:中国画;妇女形象;徐悲鸿;建国初期;妇女解放

1 建国初期的中国画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面前有不少中国画家感到彷徨,他们一部分是在师傅带徒弟的旧传统的社会下生活过来的,因此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思想意识。例如,秦仲文、邱石冥、吴湖帆等艺术家。而另一部分则是接受了西方的艺术教育影响的中国画家,立志用新的艺术手法来改良中国画,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虽然这两部分艺术家所选择的艺术道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熟悉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文艺政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艺术观的了解也才刚刚开始。[1]

这种现象的产生由于当时的国情是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并且与外部世界隔绝。因此,国家和集体的建设任务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进行集体性劳动。而相对于旧的传统而言,动员女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她们的地位是首要的任务。例如,建国初期出台的《婚姻法》、大范围的对劳动妇女进行识字教育、普及生产生活知识都有利于她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及时了解有关政策,从而转变为集体劳动者,为社会生产生活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2]

2 《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创作背景

按照徐悲鸿的艺术经历,可将其艺术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初期,1915年,20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以画插图和卖画为生;早期,1916年到1923年,徐悲鸿分别去日本和法国学习美术,并在老师的指导下精研素描,这时期的素描和油画作品有很多保留至今;中期,1925年到1949年,这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他所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晚期,1949年到1953年,受建国初期国情的需要,徐悲鸿在文艺领域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政务繁忙加上身体每况愈下,其创作的作品数量锐减,这幅《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作品,因此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徐悲鸿一直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绘画技巧的精良之处从而对中国画的现状进行改良,而不应一味摹古,并且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因此这幅画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3]

此画横幅尺寸为150×250厘米,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并且这幅作品体现出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此图的题材、构图、造型都具有很大的创新性,直接从生活对象出发,以朴实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描绘对象的现实性和典型性,呈现出普通生活中所流露的人情味,以及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力。

3 画中妇女的形象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中劳动妇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镜头下有三类典型“美女”:女兵类、劳动女性、样板戏或影视剧里的女主角。忽略性别的差别,忽略社会阶级和职业分工的差别是当时妇女形象的主要特征。妇女能撑半边天,女性解放为独立的劳动力,和男性一样可以担负起体力劳动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

画中的农民和牛均以写生的手法进行描绘,三个农民均上了年岁,但仍不辞辛劳地进行劳作。仔细观察农妇的形象,可以发现作者进行了局部去性别化,除了身形和头饰外,与男性的形象特征并无太大区别,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已经成为生活现实,在新中国解放思想的驱使下,妇女的解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裹足、绣女红、足不出户等等旧社会的恶习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建国初期的新社会,劳动妇女已经是对传统女性新的定位。

4 从画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解放

1951年,是进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年,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徐悲鸿怎么会说“九州无事”呢?而且,他是否忽略了四万万中国同胞高昂的爱国热情,为什么仅仅描绘了两个老汉和一个妇女在“乐耕耘”呢?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徐悲鸿在《九州无事乐耕耘》的画面里,非常巧妙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里的确没有战争的硝烟,观众只看到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在辛勤耕耘,那么观众会不会问,那些青壮年都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去参军打“老美”了呢?尽管没有青壮年的帮助,这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生产热情,依旧在“乐耕耘”。徐悲鸿的注解很清楚,前线后方一条心,“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

另一方面,尽管在建国初期中国妇女已经摆脱了私有制统治和阶级压迫,获得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但是能不能得到進一步解放,仍取决于妇女是否参加公共生产劳动。道理很简单,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便不可能有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建国初期,中国妇女参与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在劳动生产中获得了自我肯定和社会的认可,从而实现了自身进步、解放和发展,她们在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里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风貌,被誉为“半边天”。恩格斯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列宁认为,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通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5]

5 小结

这时期的妇女形象特点跟当时是政治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是此类女性形象产生的直接前提。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树立起来的典型青年劳动女性形象,她的视觉形象的塑造自然会受到当时国情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投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中去,而女性形象在这种局部去性别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男性化的体态还是被保留的女性化元素,也同样服从于相同的目的,但这并不表明国家放弃了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而是具体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

参考文献:

[1] 蔡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画艺术创作[J].艺术百家,2009(S2):19-24.

[2] 韩頔.建国初期新型婚姻家庭关系下的妇女解放研究(1949-1956)[D].广西师范大学,2014.

[3] 悲鸿极品——《九州无事乐耕耘》[J].艺术市场,2004(1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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