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共7篇）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篇1

自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以来, 幼儿园“小学化”问题再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不仅各地方教育部门为响应教育部规定而纷纷转发并出台相关政策来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 而且传媒界也以“讨论”、“专题”等形式对这一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学前教育界更是围绕此“热点”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视角的探讨。然而, 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现实层面, 而没有察觉到这一问题的历史层面。

幼儿园“小学化”, 简单地说就是把幼儿园教育当作小学教育对待;具体地说, 它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方式。所谓“显性的表现是指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表现与小学教师无异, 幼儿在学习中的表现与小学生无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幼儿端坐静听, 教师始终处于讲解的状态。”而所谓隐性的表现, “其典型特点是教师的教育行为中存在着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现象, 幼儿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失去了应有的自由, 教育过程失去了应有的趣味和快乐。”[1]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显然地经历过一个摇摆与复归过程。

一、坚定反对阶段 (1949~1960)

建国伊始, 我国政府领导层以及相关幼教文件关于幼儿园是否应“小学化”的问题, 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1951年7月颁发的《幼儿园教学暂行总则》第六条原则规定, 幼儿园应以“不进行识字教学”为原则;[2]1952年2月,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幼儿教育处首任处长的张逸园在《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方针任务》的报告中, 针对当时仍有“不少幼儿园办成小学的预备班, 不但进行识字教育而且采用了文字课本”等状况, 明令“幼儿园不应进行识字教育”;[3]紧跟其后于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试行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第十七条也明确规定:“幼儿园不进行识字教育, 并不举行测验”。[4]虽然教育部领导层及其所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都明令禁止, 但幼儿园“小学化“, 特别是幼儿园识字教育之风依然浓郁。为了刹住这股“歪风”, 1954年7月3日, 教育部、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出版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幼儿园课本、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工农兵妇女课本、教材的规定》的指示, 并特意拟定了《关于出版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幼儿园课本、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工农兵妇女课本、教材的规定》, 要求对市面上的幼儿园课本、教材等进行严格管理。[5]

值得指出来的是, 曾任张雪门助理的张逸园, 作为一个专家型领导, 无疑对坚定新中国初期反对“小学化”立场发挥了正确的引领作用。但我们也不难发现, 在这一阶段, 反对的对象主要以“识字”、“测验”和“使用课本”为主, 反对的形式也主要以政策文件和领导人发言中的“原则”、“条目”和“问题之一”来呈现, 不但没有提出“小学化”概念, 而且也没有专门就此问题展开单独而全面的讨论。且随着1958年总路线的出台并贯彻落实到各大建设领域, 教育领域也迈开了“大跃进”步伐。到20世纪60年代, 即使是以这种“零散”形式来禁止“小学化”问题的行动也被全面中止了。

二、大力提倡阶段 (1960~1976)

1960年5月, 宋庆龄在《大办儿童保教事业, 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 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一文中赞扬了自1958年以来儿童保教事业所取得的“空前发展”形势下, “在托儿所、幼儿园中也搞了技术革新和教学改革, 出现了很多革新者和先进集体。也有不少幼儿园进行了教幼儿学汉语拼音, 学数字和简单的算术试验。”并认为:“这些做法将在迅速提高儿童保教工作质量、改革学制、高速度地培养人才, 使我国教育事业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中, 发挥积极作用。”[6]

于是, 在1960年7月6日, 《教育部、全国妇联关于在幼儿园教学汉语拼音、汉字和算术的通知》应运而生。《通知》指出, 过去在幼儿园中只有语言作业, 不教识字和在计算方面大班 (6~7周岁) 才达到10以内的计算是不科学的。许多省、市在幼儿园大班中进行的汉语拼音、识字、算术教学的试验证明:在幼儿园大班中不但可以学会汉语拼音, 而且利用拼音字母可学会汉字, 还可以学会100以内的计算。还有的省、市甚至在中班 (3~6周岁) 中也教学了汉语拼音, 提高了对计算的要求。由于过去规定的幼儿园的教学要求落后于儿童智力发展的实际水平, 因此《通知》认为, 汉语拼音字母是识字的钥匙, 也是学习普通话的工具。在幼儿园为识字打下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且还应适当提高算术的要求。而这更可以使小学教学缩短年限从而对小学教学改革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 《通知》还对幼儿园的语言和算术教学特别提出了建议。[7]

教育部与全国妇联此举, 无疑为我国幼儿园“小学化”提供了合法化依据, 自此以后幼儿园“小学化”便名正言顺地在我国迅速普及和发展起来了。

其实, 自1960年幼儿教育处被撤销以来, 至1978年以前, 我国幼儿教育工作便失去了全国统一领导。[8]而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更是把幼教领域扰乱得“史无前例”。贯穿于整个文革期间的教育主旋律就是:“大、中、小学一律闹革命”, 号召在教育战线上要“学习小将敢冲敢闯, 英勇善战的精神”, 幼儿园也要以编“革命儿歌”, 讲“革命故事”, 演唱“新儿童”, 办展览, 演幻灯, 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方式来开展批林批孔的活动。不仅如此, 幼儿也被要求喊口号, 背诵毛泽东诗词、语录和“老三篇”、背诵10次路线斗争的时间和代表人物等。[9]可见, 这一时期幼儿园的问题从“小学化”一跃而成为“成人化”问题了。

三、转变立场, 重禁阶段 (1977~199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得我国的各项工作重新开始步入正轨, 幼儿园也得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小学化”问题因此又重新被政府重视起来, 明令禁止“小学化”的态度和立场一再得到“重申”与“强调”。

1979年11月8日, 教育部印发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在《总则》“第四点”明确提出:“幼儿园必须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做好保教工作。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保教方法, 不要把教育小学生、中学生和成年人的材料和方法搬到幼儿园中来”;[10]1981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教育纲要 (试行草案) 》指出:“要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 并规定“幼儿园不考试, 不留家庭作业”;[11]1988年6月10日发布的《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称提出本《意见》的原因之一有“教育活动不甚符合幼儿年龄特点, 存在小学化的缺陷等”。《意见》要求学前班“要注重启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培养初步的学习习惯, 但必须注重不要把小学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放到学前班, 并防止采用‘注入式’的教育方法”, 规定“不得给幼儿留家庭作业和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入小学时, 也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12]随后, 在1988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建设部、卫生部、物价局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1989年6月5日国家教委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 (试行) 》和《幼儿园管理条例》、1990年1991年6月17日提出的《国家教委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以及1996年3月9日国家教委令第25号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等, 都有明确反对幼儿园“小学化”的相关规定。

我们不难发现, 在这一阶段不仅“小学化”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 而且其内涵也得到了丰富发展。除了继续反对新中国初期的“识字”、“识数”、“测验”和“使用课本”这些小学化“内容”外, 这一阶段的政策文件还反对“注入式”教育方法、“留家庭作业”、“任何形式的考试”等小学化“方式”。并且在反对幼儿园“小学化”的同时, 对小学也提出了要求。

四、坚定立场, 深化严禁阶段 (2000至今)

21世纪以来, 我国政府不仅延续了重禁“小学化”的主张, 而且还更加坚定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这不仅反映在2000年以来所颁布的各种政策、文件中, 如2001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2010年11月21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及2012年5月23日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征求意见稿) 》等, 而且还特别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发出《通知》。

2011年12月28日, 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 该《通知》从教育内容和方式、教育环境、招生政策、监管、社会宣传等方面提出整改意见, 不仅要求各地教育厅、局接到《通知》后, “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和小学违规举行入学考试的现象进行督察和整改, ”而且还应于2012年3月底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送基础教育二司。此后, 各地方教育部门如江苏、河南、四川、安徽、上海等省市为响应教育部规定, 纷纷转发并出台相关政策来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 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为继“入园难, 入园贵”问题以来, 政府对幼儿园教育关注的又一焦点。

可见, 教育部此次针对“小学化”问题的专门《通知》, 不仅提出要严禁“小学化”内容和方式, 而且还对“教育环境”、“监管”、“社会宣传”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这就为切实禁止“小学化”提供了相应保障。历史地看, 不管是从严禁态度、严禁力度、严禁措施, 还是影响范围来看, 《通知》无疑达到了我国政府层面严禁“小学化”运动的高潮。

五、“小学化”存在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对“小学化”问题的立场虽然经历了一个摇摆与复归的过程, 但不管“立场”为何, 都证明了这一问题的“痼疾难医”。导致这一问题长久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教育制度化逻辑的结合、教育的经济学思维导向以及政府领导层的决策等。

(一) 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教育制度化逻辑的结合

我国学前教育有着传统的“教化”定势。我国古代正统的育儿思想, 顺着儒家重要典籍《礼记》, 到《居家杂仪》、《颜氏家训》、《童蒙须知》, 直至明清近世的集大成, 都倡导采取教化方式, 主张以读 (《四书五经》) 、写 (字) 、算 (术) 为主要教育内容。[13]“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 ……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14]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卡西尔的言论。制度化学前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虽然有其革新的一面, 但仍无法摆脱其身上的旧俗。重“教化”的观念, 佐以清末“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的主旨, 一开始便顺利地进入到了制度性框架内。虽然历经新文化运动的大力批判, 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坚定反对, 但“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教育规律的逆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型”育儿趋势的再度激化, 都加深了这一“疾患”的严重性。

另外, 在伊万·伊利奇看来, 整个学校系统就是一个按序升级的竞赛体系, 每一层次的学级代表着相应的竞赛等级。据此, 它有效地编造与维护着教育的社会神话。[15]而幼儿园在我国学制体系中一直被当作小学的“预备”, 这更强化了它在学校系统中扮演“一个按序升级的竞赛体系”的最基础部分。“学校灌输的制度化价值乃是量化价值。”[16]识字量、识数量、计算量以及背诵、记忆量便是这一量化“世界”的表征。可见, 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教育制度化逻辑的结合是“小学化”强劲的文化和制度支撑, 它们构成了这一问题最坚实的“盾牌”。

(二) 教育的经济学思维导向

经济学思维引控下的教育只关注“投入”与“产出”的效益。1951年张凌光的《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便是以经济学思维来对杜威及陈鹤琴的教育理论首发疑难的。在他看来, “杜威和‘活教育’都强调‘做中学做中教’, 都过分强调‘直接经验’, 都因忽视了:教育必须很经济的接受 (千古以来) 人类改造世界的经验——系统的科学知识。”[17]1958年总路线引领下教育领域迈开的“大跃进”步伐更是使得这一教育经济学思维得到激化。在往后一段时期里, 不仅幼儿园数量大量增加, 幼儿入园人数显著增多, 而且幼儿园的教学进度以及与小学的衔接程度也实现了“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幼儿园教育更是直接越过了“小学化”而彻底实现了“成人化”。宋庆龄的《大办儿童保教事业, 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 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的发言, 以及《教育部、全国妇联关于在幼儿园教学汉语拼音、汉字和算术的通知》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重要体现。而与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教育经济学思维类似的, 还有现今的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市场化宣传口号, 以及以“蒙以养正”和“通过儿童读经来实现文化传承”的儿童读经运动理论。这一强调提前用“人类改造世界的经验”来取代儿童的“直接经验”, 用系统知识来填塞儿童生活的思维方式, 是导致幼儿园“小学化”的重要原因。

(三) 政府领导层的决策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与我国幼儿园“小学化”问题相关的政府政策、法规、文件, 我们不难发现, 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往往是引导与践行一个时代学前教育实践的指针;而政府领导人更是居于“一言可兴, 一言可废”的关键地位, 他们的言论对左右发展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从以老解放区经验推广指导全国幼儿教育, 到以全面学习苏联反对杜威、陈鹤琴、陶行知等, 再到改革开放全面引进西方幼儿教育思想, 这一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正与我国政府对待“小学化”问题的不同立场一脉相通。

总之, 导致“小学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深刻的。我们首先应在公众意识层面上进行儿童意识的再“启蒙”, 以引导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走出偏狭的境地, 从而使公众能更理性地认识儿童和了解学前教育;其次, 我们也应该重估幼儿园在学校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不要一味地强调其“预备性”价值和基础性竞争地位。打破学制分段思维, 重新建立一个系统的、连续的儿童教育体系是解决诸如“小学化”问题的“良方”, 而这既是杜威创办实验学校的初衷, 也是其追求的美好愿望。杜威学校8年的实验探索不仅为我们证明了“此路可通”, 而且还为此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最后, 幼儿园教育应该以儿童的幸福为目的, 以儿童的成长速率来确定教育过程中的步调, 这是自卢梭以来, 经夸美纽斯、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杜威、蒙台梭利等现代教育学家所一以贯之的立场。然而无疑地, 以上所述的所有一切, 均有赖于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科学领导与规划。

摘要：幼儿园“小学化”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先后经历了坚定反对阶段、大力提倡阶段、重新禁止阶段以及深化严禁阶段。历史地分析, 我们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教育制度化逻辑的结合、教育的经济学思维导向以及政府领导层的决策等。

关键词：幼儿园“小学化”,历史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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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凌光.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J].人民教育, 1951, (6) .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篇2

20世纪50年代初,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以俄为师”的改革。究其历史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使然。也有学者认为, 当时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在教育改革上另作抉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 这致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信息, 也无法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教育不能发展, 国家的建设和复苏就很难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 苏联各方面都已发展迅速, 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很正常的。

第二, 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认为, 苏联教育经验无论是从教材、教法到思想体系, 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加之当时中国百废待兴, 对学习苏联模式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对错误部分分析, 也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灵活运用。

第三,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 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 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第四, 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 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

二、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经过

1、194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说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 今后建国同样也是以俄为师, 从苏联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从以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1949年12月, 政务院第11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 并聘请苏联教授, 有步骤、有计划第培养新国家的建设干部。”另一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学校制度、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学习苏联的, 而且是用俄语进行教学的, 同时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讲学, 办讲习班。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 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2、学习苏联模式, 体现在教材上是学校充分采用苏联教材。教师都按照自己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 共同备课, 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课堂学习除了教师讲课外, 还引进了明纳尔制度, 又称之为课堂讨论, 就是师生互相讨论的形式。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不仅可以使师生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相互的学习, 而且可以使老师更好的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 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3、院系调整。1949年12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我国当时高校存在的布局不合理, 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 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 (设文理两学科) 及专门大学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发展专门学院, 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各大行政区综合大学最少要有1所, 最多4所。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教育部从1951年至1953年, 对高等院校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 师范生占总数的18.8%。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如石油学院、航空学院等填补了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 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才。

4、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的同时, 全国高等学校也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改变原有的系科, 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如1953年, 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 这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 专业扩大到323种, 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 我国高校专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 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 , 到1983年, 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039种, 工科664种。其次, 全国使用统一的教科书、教学计划、, 高校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也实现标准化。再次, 使用苏联教材。据统计, 至1967年, 中国留苏人员工有38000人, 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工作。其中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 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有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他们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设新的课程, 增添新的学科, 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全面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参加新教材的编纂工作。

三、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

学习苏联模式的利表现在如以下几点:

1、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 这在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改革了旧的教育体制, 建立子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3、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期间所做的探索为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回顾历史去分析学习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有利方面时, 我们也对这个模式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并且直到今天还对我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不足里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最深的应该是高等学校的分校。

1、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 缺乏长远的考虑, 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 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地, 机械地搬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情况。对高等教育中原有合理的、有益的东西, 如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存、中央与地方共同办学、通识教育模式等合理的制度、方式也一概予以否定, 缺乏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精神。这一不足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 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 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 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 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 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 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 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人才缺乏与浪费的现象并存, 就是由于在苏联模式指导下的学校院系与专业设置格局是造成的。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综合性大学, 也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被分解成为单科性学院。这次调整是在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个专业一所学校, 不仅学校的规模小, 效益低, 而且专业重复设置严重, 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 我国还照搬苏联的做法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 使大学成为了一个教学机构, 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 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取消了私立大学的存在。解放前我国曾拥有一批办得较好的私立大学, 但经过50年代的那次教育改革, 私立高校几乎全部取消。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使得一些学校失去了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间。

3、过于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为教育目标。当时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 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 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了混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 而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 比如我们当时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 只教俄语, 不教英语。就是以经济和政治作为功利目的地。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 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 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学习苏联模式的利弊, 现在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偏重工科的发展, 在一些学生中过分看重理工科的实际情况来看, 苏联模式在有上述这些方面确实弊大于利。所以, 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好的经验的同时, 也应当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 发展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四、经验教训

起步于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做法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过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影响。回顾百年以来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所走过的道路, 总结和认识在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做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毫无疑问, 有益于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选择。

所以, 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传统特点, 同时吸收世界上的优秀经验, 从自己的实际和环境出发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好, 要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并且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此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出现了学习苏联的热潮, 在高等教育上也采取了全盘苏化, 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其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模式,苏联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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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篇3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 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1]然而, 调查研究显示, 我国小学作文的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 学生对作文缺乏兴趣、缺乏自信、缺乏真情实感、缺乏个性等问题屡见不鲜。小学作文到底该怎么教是困扰一线教师们的一大难题。虽然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比比皆是, 层出不穷, 但小学作文教学质量低下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里, 我尝试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小学作文教学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二、对我国小学作文教学历程的回顾

根据我国语文课程的整体发展脉络, 可将我国小学作文教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 (1949年—1958年) ;曲折发展阶段 (1958年—1976年) ;恢复发展阶段 (1976年—2000年) ;新课程改革阶段 (2000年至今) 。

(一) 初步探索阶段 (1949年—19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教育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因此迫切需要编写一部新教材供全国使用。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努力下, 新的教材把修订的《国语》改为《语文》, 从此, “语文”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起来了。这一改变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 更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就像当时主持教材编审工作的叶圣陶所说的“语就是口头语言, 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 就叫语文”[2]。小学作文也随着教材名称的变革走上了正轨。

(二) 曲折发展阶段 (1958年—1976年)

1956年的教学大纲实施没多久, “左”的思潮便席卷而来, 将教育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片面强调政治, 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语文教育。这股极“左”的思潮也冲击到小学作文教学中来, 在中小学的作文教学中找靶子、抓典型, 积极地与社会上的批“毒草”运动相配合。从此, 中小学的作文教学过分片面强调政治性、思想性, 致使中小学的作文质量严重下降[3]。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左”的思想逐步被认识、被改正, 教育战线也开始纠正“乱、糟、偏”。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草案) 》, 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大纲对小学作文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说明了其重要性:“作文是用词, 造句, 篇章结构的综合训练。学生语文学得怎样, 可以用作文作为衡量的尺度。因此作文教学十分重要。”大纲还提出了作文教学的要求, 即“作文要从写话入手, 要注意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 要教学生听普通话, 说普通话”。

但是, 好景不长, 1966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整个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浩劫中, 教育也不例外。刚刚端正方向的小学语文教学又被这场风暴卷到了政治化的道路上,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小学作文教学也未能幸免, 学生作文水平极低。

(三) 恢复发展阶段 (1976年—2000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 我国进行了拨乱反正。教育部于1978年颁布了新的大纲。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社会的一切迅速发生变革, 在语文教学方面, 人们也在试图寻找写作教学可直接依傍的程序或可操作的步骤。因此, 随着强调基本技能训练教学理念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序列完整、便于教师操作的作文教学体系。例如,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田若的“作文分步训练”序列;杭州大学朱作仁、李卫民的“小学作文程序训练”实验;山东烟台李昌斌等等人的“小学作文四步训练”实验;上海吴立岗、贾志敏的“作文素描训练”;丁有宽的“读写结合五步系列训练”等等。这些改革对快速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人们还不断吸收外国 (尤其是苏联) 的写作教学思想, 并借助心理学和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 不断改进小学作文教学的实践, 使得写作教学朝着科学性和有效性前进。

(四) 新课程改革阶段 (2000年至今)

20世纪末,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文主义关注取代了工具理性主义思维, 写作教学也开始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再一次促使人们反思写作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探索改革之路。2001年, 教育部编制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 对小学作文进行了重新定位, 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 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 让学生易于动笔, 乐于表达, 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 热爱生活, 表达真情实感。”并且, 制定了小学三个学段的分目标。这一新课程标准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构建教学目标, 摆脱了过去那种单纯重视写作知识和写作技能的倾向, 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小学的写作教学。

三、反思我国小学作文该怎么教

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小学作文教学的历史, 对于小学作文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历来的语文教学普遍重视对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我认为, 小学作文教学说到底其实就是三件事情, 把这三件事情做好, 学生的作文水平就不愁提不上去。第一件事, 让学生“想写东西”, 也就是让学生产生想写作文的愿望, 激发学生去表达自己想法和感情。第二件事, 让学生“有东西可写”, 也就是引导学生去发掘作文的内容。这些内容从哪里来呢?毋庸置疑, 写作的素材总是来源于生活。所以, 教师首先就是要丰富学生的生活, 另外还需要培养学生善于观察身边的生活、善于思考身边事情的习惯, 这两者相结合, 学生的作文就不愁没有内容可写了。第三件事, 让学生“能写出东西来”, 也就是让学生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和感情用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当拥有了质料和形式, 再加上一个想建高楼大厦的欲望, 何愁高楼大厦不能耸立云霄呢?

四、结语

小学作文教学经历一路坎坷, 走到今天, 实属不易。几十年来, 其兴盛过, 也衰败过, 但仍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复活。我想, 这与其本身的独特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作文是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体现, 作文的好坏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成绩的高低, 更关键的意义在于, 它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无可替代的影响。而小学是打好作文基础的关键阶段, 所以, 小学作文教学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名未来的语文教育工作者, 我对小学作文教学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但是, 回顾和反思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能从中汲取有益于今天作文教学的经验。当然, 过去的很多经验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 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再次加工和创造, 形成符合我们需求的、能为我们创造价值的东西。

摘要：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作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课程改革中, 小学作文教学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回顾过去,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小学作文教学走过了一段艰难漫长的变革历程, 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的地方。本文通过对小学作文教学自建国以来的变革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 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以期引起学者和教师们的反思, 为小学作文教学改革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小学作文教学,变革历程,回顾,反思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教育部制订.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第11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7.

[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上册) [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138.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篇4

关键词：公文处理工作制度,嬗变,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科学有效的公文处理工作制度,能够准确迅速地完成各级党政机关之间的信息往来,实现党和政府的有效管理。建国后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规范的公文处理工作制度,为公文处理工作提供了发展依据与制度保障。

一、公文处理工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建国后,党和政府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实现有效的领导与管理,从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公文处理工作制度的科学建立。

1950年,政务院秘书厅发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草案)》(以下简称为“1950办法”)。1951年,政务院正式颁发《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1951办法”),成为规范建国初期党政机关文书工作的法律依据。它对党政机关文书的处理原则、种类和写作要求作了具体规定,包括总则、公文种类、公文格式、行文规则、公文起草、校核、签发、办理和传递、管理、立卷归档、保密等内容;明确了公文的含义与公文处理工作的原则。

1955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为“1955条例”)。明确文书处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为“及时准确地处理文书,反对积压和紊乱,反对文牍主义”;对文书处理工作的任务和组织、文书的规格和收发手续、文书的立卷和归档,作出了规范性的要求;明确一文一事制度。1956年,针对党的县级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中国共产党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将公文处理工作与档案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在时代环境下,有利于二者的发展。

二、“十七年”时期公文处理工作制度的嬗变

1.公文文种的发展变化。建国以来,各类公文文种的使用不断发生变化。建国初期,废除一批带有封建性质的文种,增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的文种;其后,文种相对稳定,只做个别调整。

1950办法中,公文种类有:函,令,决定,指示,报告、签报,批复,布告,通报、通知。1951办法中,公文种类有:报告、签报,命令,指示,批复,通报、通知,布告、公告、通告,公函、便函。1957年,国务院秘书厅发布《关于对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公文名称作了必要的解释和适当的调整,删掉了签报、公告、便函,增加了令、请示、批示,同时将公函简称为“函”。

2.公文语体及文风的改革与进步。建国以来,党政机关公文一直坚持以语体文为原则,并在表达方式上不断改进,以语体文叙述为基础,兼用议论、说明和夹叙夹议;针对不良文风,采取不少措施,促进公文文风的健康发展。十七年时期,“党的文风整体朴实清新,健康活泼,呈现出勃勃生机。虽然由于受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文风上出现了讲大话、说空话等浮夸文风的盛行,但总体来看,党的文风主流仍然是积极、健康的”[1]42。

1951 办法规定“公文以用语体文为原则,并加注标点符号。旧公文套语如‘仰’、‘理合’、‘合行’、‘相应’、‘等因奉此’和模棱两可的语句,如‘大致尚可’、‘尚无不合’等,均应废除”;“公文内应尽量避免使用简称”“;除综合性质的报告以外,采一文一事制。”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出“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并提出纠正五条办法,不许滥用省略,必须遵守文法,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这篇指示,宏观原则与具体规定相结合,使行文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有效地解决公文写作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3.公文拟制与办理的逐渐规范。建国以来,建立健全公文运行的审核把关制度,加强公文运行的催办和检查制度,把文书立卷与公文处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公文的拟制与办理逐渐规范。

1951 办法,规定了公文的体式、办理公文中各个工作环节的手续和要求;并突出了催办检查工作。1955 条例,系统地规定了公文拟制与办理的程序要求,建立收文登记制度。

195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行文关系的暂行规定》,明确各部、委员会行文的职责范围,要求各部、委员会之间必须加强联系与合作,强调必须报请国务院批准或者由国务院行文的事项,指出国务院各办公室行文办事的方式以及公文送达的程序与线路,并明确了会商、抄送、报告等制度。加强了部门协作,提高公文质量与工作效率,克服文牍主义的不良倾向,有利于党和政府集中领导的实现。

1956年,国务院秘书厅发布《关于收文处理工作中应注意的主要事项(稿)》,规定要建立公文的承办与审核制度。强调负责公文审核的人员要对承办人所拟文稿“应从内容到文字,进行全面、细致的斟酌和修改”;提出要着重审核五个方面的问题,“内容是否符合实际、切实可行,是否符合既定的法令政策,是否和其他有关的文件有重复、挂漏、矛盾、脱节的地方,同时要检查文件的处理过程,是否合乎行文关系和审批程序,是否征得有关方面的意见一致,是否经过主管负责同志的审阅”。

4.公文用纸及书写格式的演变。建国后的公文用纸及书写格式,基本建立在中共和地方革命政权公文体式的基础之上;但不够统一规范,给文书立卷管理带来不少困难。随着公文写作载体、工具现代化与相关术语的标准化,公文用纸及书写格式逐渐变革,基本呈现逐渐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倾向。

195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文件纸型与格式的规定》,要求使用16开纸,文字采用竖排形式,左侧装订。1951办法,规定公文用纸为26公分×l8公分,文字采用直行书写形式,多页文件必须加盖骑缝章。1955条例,规定“文书纸形大小,一律采用标准报纸的十六开(即长十又四分之三英寸,宽七又四分之三英寸)。一般文书采用竖写或竖排,在右侧装订。只有某些表格或外文太多的文书,可以横写或横排,可在左侧或上端装订。装订线以外不要写字。”1956年,发布《国务院秘书厅关于改编国家机关公文用纸格式的通知》,要求“一律自左而右,横排横写,在左侧装订,纸的大小,一律采用16开单页或8开双页(约长26.5公分,宽19公分)。”同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文用纸格式,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自行(或另行)规定。然而,在时代环境中,此项规定过于僵化,“有规定过死的缺点”。1958年,国务院秘书厅发布通知,废止国家机关公文用纸格式规定,并作出改变。

5.公文保密制度的发展。建国后,建立了一套系统、严格的公文保密制度,主要包括保密公文的范围和密级,密件的收发、处理和清退,以及关于保密组织与人员的规定。1952 年,政务院发布通知,将需要保密的党政机关公文划分为“密件”和“绝密”两类。1954 年,第二次全国机要交通会议决定,将需要保密的党政机关公文划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类,还规定“绝密”、“机密”文件的统称由“密件”改为“机要文件”。保密公文的收发不由办公室经办,而由机要部门、机要人员专办;其程序、要求也有别于普通公文。本时期的公文保密制度存在着缺陷,主要包括“制度执行不到位,保密范围过宽,保密对象界定含糊,以及机要人员挑选受“左”的思想影响等”[2]72。

三、“十七年”时期公文处理工作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1.公文质量较低。“十七年”时期,是当代公文处理工作制度形成与发展期。由于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等不良工作作风,相当一部分公文存在粗制滥造、质量低下等问题。第一,文种使用不恰当。主要表现在,行文方向的错用、请示与报告的混用等现象。即因为公文工作者对文种概念的把握不准确;还有着公文文种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文种划分不科学,适用范围不明确等。第二,标题拟写不规范。不注意公文标题的完整与简明。在公文标题的拟写中,经常出现要素不完备、事由不概括、错用标点符号、错用“你局、我市”等字样[3]7。第三,文字冗长、质量不高,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写总结面面俱到,写安排措施要求一大堆,写经验介绍不概括。二是发文不从实际需要考虑,简单照抄照转。三是空话过多[4]332。第四,错别字较多,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秘书工作部门要加强业务学习,在标题拟制、文种选择、文稿撰写等方面加强学习与训练,从而提高业务技能;要端正态度,认真负责,加强审查与校对,反对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作风。

2.滥发乱用公文现象严重。其一,发文不必要,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江西省赣南行署在1957 年2 月20 日至3 月2 日的十天中,往外发出公文3100 多件。既有可发可不发的,还有重发或者没有盖公章就发出去[5]33。其二,行文关系混乱,党政不分,多头主送。有的单位以行政名义送市人委又送市长,也有的单位以党组名义行文,既送市委又送市人委,不分党政,乱抄乱送,行文关系很乱[6]11。其中,乱发抄件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件不必要的重份文件,从封发、送达到启封、登记以至分阅,就要花费很大精力、很多时间;同时,一件要求解决问题的公文,多头分送,就很不便于集中处理,往往失时误事[7]12。

秘书工作部门要加强对文稿的把关,做好检查,严格控制行文;要注重行文的必要性,行文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要遵循行文规则的规范要求,遵守公文拟制与办理的各项规定。各级党政机关要制定规章制度,明确精简公文的必要性与执行要求。

3.公文旅程较长。公文旅程的顺畅及时效,关系着工作效率的提高与工作目标的实现,关乎着党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与工作作风。然而,由于官僚主义等不良工作作风,公文旅程过长,实际上成为某种程度的“公文旅行”。第一,公文办理拖沓,程序繁琐。第二,公文拖拉、积压,误事现象严重。秘书工作部门要加快公文的处理速度,加强公文的运转催办和督促检查工作;提高行政效率,反对拖拉作风。

总体上看,“十七年”的公文处理工作制度在运行上存在诸多问题,造成了公文处理工作制度某种程度上的废弛,影响了党政机关行政效率的提高与工作作风的改善。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公文处理制度形成与发展中本身存在的客观问题,但更多是受到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加强对“十七年”时期公文处理工作制度的研究,考察其运行情况,分析其得失,对当前的公文处理工作实践活动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国战.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探析[J].探索,2013(4).

[2]侯桂红.共和国初期公文保密制度述评:以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2008(5).

[4]市财政局办公室.克服文牍主义,严肃对待公文[J].天津政报,1961(23).

[5]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发文情况的检查报告[J].山西政报,1964(8).

[6]十天发出3100多件公文[J].江西政报,1957(7).

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 篇5

总体来看, 建国以来,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可以分为特色鲜明的五个阶段:

一、破旧立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这个阶段, 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是比较重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国民党政权的一切法律、法令以及司法制度, 另一方面开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对于巩固新生政权, 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 中国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 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 是根本大法”, 宪法“通过以后, 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 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2]

随后, 根据宪法, 先后制定了五个组织法等一大批重要法规。特别是1956年党的八大认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 国家的基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 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 国家必须根据需要, 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在这次会议上, 董必武同志指出:“依法办事, 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 国家治理“必须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3]。

这个阶段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在于:废除了国民党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无到有, 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二、饱受摧残阶段, 1957—1978年

1957年以后, 受“左”的思想的干扰, “八大”的正确方针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认为, 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强调要继续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而彻底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正确方针。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 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 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 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 我也记不得。”刘少奇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 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正是这种重人治, 轻法治的观点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导致了也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等原则受到了严重批判。当时, 立法工作几乎陷入停滞阶段。从1965年2月起, 全国人大长达十年不开会、十年间只制定了一部法律, 那就是1975年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做了许多倒退性的修改, 如取消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缩小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围等。许多法律已成一纸空文。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在遭到审讯时, 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张权利, 但被粗暴拒绝。

这个阶段中国民主法制遭受严重践踏, 法律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实际上荡然无存, 社会发展受到毁灭性破坏。

三、重新确立阶段, 1978—1993年

1978年, 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决定实行工作中心的转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和原则, 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78年, 中国又制定了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部宪法的一些“左”的错误思潮。但是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这部宪法仍然保留了一些错误理论和条文, 如继续保留“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 民主法制观念也逐步强化, 逐步深入人心。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 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按照党中央的主张, 中国制定颁布了1982年宪法。并于1988年4月, 1993年3月, 1999年3月进行了三次修改。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从1978—1992年10月, 中国经济体制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从1988年宪法的修改到1993年宪法的修改, 反映了中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此期间, 为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如地方人大、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全国人大组织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各种单项经济法规, 以及集会、游行、示威法, 国旗法, 国徽法, 婚姻法, 经济合同法, 商标法, 专利法, 民法通则, 海商法, 会计法, 义务教育法等300多件。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外交、军队、行政、卫生、交通等各个方面。

这个阶段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维护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逐步成熟、完善阶段, 1993—2000年

1993年, 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这标志着中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在此次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规定了健全法制的指导原则。从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和法律实施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一系列的规定, 从而为健全法制做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1996年初, 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依法治国, 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1997年9月, 在党的十五大上, 江泽民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了出来, 并把以前的“法制国家”一词改为“法治国家”, 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认识上逐步走向成熟, 也为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1999年3月15日,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法治社会。

综观这个阶段的立法工作, 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法律体系趋于完备。通过四大方面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法规。刑事方面的法律:1997年新《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民事方面的法律: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收养法等。商事与经济方面的法律: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证券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保险法等。二是在立法中贯彻了法治原则, 使法律的内容更加科学化。比如在民法中贯彻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原则;在刑法中确定了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诉讼法中确定了无罪推定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 是中国法制走向成熟、完善的主要标志。三是立法过程更加严谨科学, 立法质量明显提高。立法机关充分发扬社会民主, 主动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法律草案一般都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 最后由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这种积极审慎的态度和做法, 保证了法律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提高了立法质量。

五、一国多法阶段, 2000年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法律在历史演变进程中逐渐地在地域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法域, 即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制;香港的具有浓厚英国普通法色彩的法律制度, 澳门的具有浓厚大陆法系特征的法律制度以及台湾实行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在人类社会迅速走向21世纪的时候, 中国法律正在从离析走向一种整合。而构成这一整合的基础, 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根据这一构想, 在统一的中国, 香港、澳门回归后, 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 可以包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 因而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 同时并存着几种不同的法律体系, 进而构成一种新型的法律系统。这一新型法律系统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 这一法律系统中的四种法域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的认同感;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法域之间又是相互贯连的。并且可以相互借鉴、吸收和促进。另一方面, 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又是很明显的, 无论在法律分类、法律渊源、司法组织、诉讼制度、法律解释, 还是在法律技术形式、法律职业的构成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差别;因而在法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 而这种法律冲突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又是可以加以解决的。因此, 祖国统一大业完成以后, 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三法四域”的法律格局。

摘要：健全的法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千百年来,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法制建设的完善、法学的昌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 法制建设成就斐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几十年的经验证明, 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要立足于中国国情, 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关键词：法制建设,五个阶段,建国以来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3.

[2]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132.

建国以来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发展 篇6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共产党没有执政的实践, 因此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没有系统的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 围绕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 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第一, 提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还在中共七大召开时, 毛泽东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54年, 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 社会上出现怀疑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 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 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以后,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下, 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保持和加强党的核心地位的决心和信心。正因为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二, 提出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

的、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前者可以解释许多存在于社会长期发展中而为后者不能解释的制度现象, 后者则具体化了前者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的领域, 更适合解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的制度现象。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起来, 两者相互补充, 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关系的认识:从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看, 技术也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 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动机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从短期来看, 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根本制度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各种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确实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同的反作用。

我们说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理论具有互补性, 并不是说要把诺思的制度理论与马克思的制度理论置于同等的地位。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理论, 既讲了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 也讲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反作用, 只是其中更强调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与之不同的是,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集中在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理论的指导地位, 同时也要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 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2卷

2.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3.林岗.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1

4.方竹兰.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J].学术月刊, 2005, 3

5.刘苏雨.诺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几点对比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 2005, 7

党执政以后, 社会地位变化了, 中心任务变化了, 工作环境变化了, 生活环境也变化了。这些变化都是新挑战。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是要掌好权、用好权。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60年代,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两个务必”的核心, 就是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所在。在长期执政中解决腐败的历史难题, 共产党就可以跳出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率, 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 提出必须发扬党内民主,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共八大认真研究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提出要根据执政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贯彻集体领导原则, 扩大党内民主。中共八大后,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62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没有民主, 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 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民主集中制,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第四, 提出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干部建设,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1964年, 他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 懂得多一些更好;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不是为少数人, 不是为剥削阶级, 不是为资产阶级, 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听各种意见, 要讲民主, 不要“一言堂”;自己有错误, 要做自我批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 也关键在于党的干部和接班人。有了这样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党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也才能正确地落到实处。

这几方面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建党思想直接发展而来, 结合了执政的新实践, 指导了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以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构筑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内容

十年内乱中, 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的不断发展,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党的建设受到了极大削弱。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 清醒地认识到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他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和在改革开放中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 创造了着重从制度上建党的新方式。

第一,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拨正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此, 邓小平认为必须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7月,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他指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1978年9月, 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 他批评照“两个凡是”搞下去, 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式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的展开, 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 制度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之后, 必须要有科学、健全的党内制度作保证, 才能贯彻落实。因此,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因此,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第三, 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端正党的组织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的组织原则, 邓小平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 离开民主讲集中, 民主太少, 因此导致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个人集权和专断的发生, 最终导致了文革十年内乱的惨痛悲剧。所以, 要建立健全党内的各项规章制度, 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崇拜, 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规定, 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四,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 使党的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邓小平认为, 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制度中, 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为此, 邓小平指出, 一要解决“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的问题”;二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三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四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按照上述思路, 中共十三大对党的领导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决定, 在完善和健全党的各项制度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历史使人们成熟起来, 邓小平理论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具体的论断, 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人们了解到这一点, 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将始终是有益处的。

三、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丰富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地位

从马克思、恩格斯, 到列宁、斯大林, 再到毛泽东、邓小平, 都曾结合当时的实际, 提出过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理论尽管包含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问题, 但毕竟没有清晰明确地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鲜明主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党面临长期执政考验的复杂形势下, 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执政党建设”, 并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 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探索, 形成了系统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第一, 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最富创造性的贡献。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党的建设, 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十三年的实践, 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 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 都要贯彻和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第二, 围绕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主题, 结合变化了的新实际, 对党的性质和目标作出了新的概括。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看来, 保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和主题。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 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科学概括, 以全新的视角对党的建设总目标作出了全新的表述, 使奋斗目标更加明确, 也更加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要求。

第三, 把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两个能力”作为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上。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围绕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 党的十六大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就科学地回答了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明确了重心、开拓了思路。

第四, 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是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 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 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 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阐明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基本路线的关系, 既是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 也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规律的新揭示, 对于我们彻底摒弃从过去那种脱离经济建设抓党建的片面做法, 实现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的高度统一,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抓党的建设的一贯思路, 也是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建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成熟驾驭。

四、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了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 党的各方面建设, 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 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明确提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它反映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处处体现着时代创新的执政理念。

其一, 科学的理念。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的概念, 强调要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就使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连接起来。其二, 民主的理念。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概念, 要求牢固树立“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的思想, 努力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使民主运用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 从而实现民主的形态与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紧密结合”。其三, 法制的理念。“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 领导立法, 带头守法, 保证执法, 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置共产党执政于法制的环境之下。其四, 发展的理念。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体现执政成效。其五, 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上升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要求“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 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 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六, 创新的理念。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是我党阐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思想的一项内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格, 也是长期执政的保障。树立创新的理念, 才能做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这些理念体现了时代内涵。

建国后的保险历史 篇7

一、武汉市各区摊贩联合会筹备会的成立

民国以来,随着商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工商业发达的武汉,商会和工商同业公会组织不断发展健全。 但作为商人最底层、处于工商业链条最末端的摊贩,由于本小利微、流动性大等原因,难以建立统一的组织。 解放以后,一方面,摊贩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人民政府有认同感,政府有保障摊贩权利的义务;另一方面,新政权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的。 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然要对包括小商贩在内的个体劳动者进行改造。 而对一向散漫无组织的摊贩进行改造,显然是一件费力的事。 从这两方面来看,建立摊贩组织是非常必要的。

1952年底 ,在武汉市工商管理局指导下 ,武汉市在5个城区分别成立了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本区内合法经营的摊贩为会员,受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领导。 各区摊联会筹备会成立之初, 内部机构设置大都比较简单, 一般在正副主委之下设秘书1人, 副秘书1人,协助正副主委工作。 秘书之下设组宣、总务、卫生等组,每组设组长1人,干事若干人,分组办事。 对于各区摊联会的运行机制,武汉市没有进行统一规定,由各区自订章程。 各区摊联会筹备会之下设立摊贩大组,一般按街道和行业编成街道大组和行业大组,有的区也有联合大组,设正副大组长,协助筹委会工作,负责本组的日常事务。

从《 武汉市硚口区摊贩联合会筹备会简则》 来看,摊联会成立的目的是:“ 团结全区摊贩业者,在硚口区政府和硚口区工商联领导和监督下,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筹备会任务是:“ 领导会员遵守《 共同纲领》 和政府的法令;反映会员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组织会员进行学习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1]。 很明显,摊联会的主要职能是配合政府繁荣市场和对摊贩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两个方面。 因此,政府对摊联筹备会委员组成的规定,也必然会考虑其履行这一职能的有效性。 如硚口区规定,摊联筹备会的委员“ 由现有的菜市场委员和大组长及街头大组长中提名协调产生, 另由区工商联派委员两名”;“ 市场民管会委员和街道摊贩联合大组长由领导审核或提名,用投票方式选举;行业委员会和街道大组长的产生,也应经领导审核,用票选进行选举”[1]。

各区摊贩联合会筹备会运行时间近三年,期间在协助对摊贩进行宣传教育,发动会员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协助政府部门进行摊贩整顿、物价检查以及税收、治安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2]。

二、武汉市各区摊贩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及其组织结构

1955年夏 , 随着武汉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推进,对摊贩的全面改造也提上日程。 1955年7月,武汉市工商联制定《 各区摊贩联合会组织暂行通则》 ,对摊联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作了统一规定。

首先,《 武汉市各区摊贩联合会组织暂行通则》 规定:凡在本区内从事正当经营之市场及街道的固定与流动、已领有营业许可证之摊贩业者, 均为本会会员; 会员代表的名额按每百人选举3至5人的原则民主产生; 会员代表大会有决定或修改本会章程, 听取、审查、通过工作报告和预决算,选举或罢免正副主任委员以及议决其他重要事项的权力。

其次,规定摊联会内部设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下设总务、组宣、业务辅导、税务等组为具体办事机构;另根据工作需要设组宣、业务、税务、市场管理、卫生、物价、财物等专门委员会,各设专门委员3至7人。

再次,规定了摊联会的基层组织,包括:摊联会的基层组织为市场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街道大组;在各市场成立市场民主管理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若干人,均由各市场摊贩选举产生。 委员会之下分别按自然行业成立行业小组;以街道办事处辖区为单位,成立街道联合大组,设大组长1人,副大组长2至5人,由各街道辖区内摊贩选举 。 大组之下,固定摊贩按营业地点 , 结合自然行业,成立××街固定摊贩××业小组;流动摊贩按居住地点,结合自然行业,成立××街流动摊贩××业小组。 市场民主管理委员会、联合大组和街道联合组得按工作繁简配备办事人员若干人[3]。

相比筹备会而言,改组后的摊联会不仅机构设置完整规范,而且基层组织设置更细密,也更符合实际。 如硚口区规定“: 摊贩联合大组、行业委员会、市场民主管理委员会都统一于摊联会之下”“; 关于行政组与行业组的分工:属于行政事务、调查登记整顿、发证、物价检查,都由联合街道大组或民主管理委员会推动,有关业务如进货审核、配购等由行业委员会推动。 ”[4]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摊联会对摊贩的管理,也有助于政府对摊联会的统一管理。

三、武汉市各区摊贩联合会的性质及职能

1.摊贩联合会的性质 。“ 摊贩联合会是群众团体 ,是工商业联合会的组成部分之一。 ”[5]1956年中共武汉市委对摊联会的定位,表明了摊联会的地位和性质。 但无论是摊联筹备会,还是正式的摊联会,都未取得独立的群众团体地位,而始终作为工商联和政府部门的附属组织发挥作用。 政府成立摊联会这一组织的目的,是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国家对私营小商小贩的管理。 一方面,摊联会有自身的基层组织,可以将固定摊贩和流动摊贩最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使得它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对摊联会不仅实行工作上的指导与监督,而且实行组织上的掌控,以保证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繁荣市场服务。

首先, 国家通过主导摊联会委员及基层大小组长的产生,来掌控摊联会组织。 按照章程规定,摊联会主委、委员、大小组长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但其候选人的产生则由官方掌握。 各区对委员、组长都限定了以下条件:历史清白,政治进步,遵守政府政策法令;作风正派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并有一定办事能力, 各项运动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为摊贩群众所拥护;确实经营摊贩业务,依靠摊贩业为生[6]。 各区摊联会委员中,几乎都有政府部门派出的干部和职工。 据1956年2月的统计,各区摊联会由政府派出的职工共有104人[7]。

其次,政府通过对摊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监督以及政治运动等方式,监督摊贩组织完成国家交派的各项任务。 无论是摊联筹备会还是正式成立后的摊联会,在协助税收、协助政府整顿摊贩、帮助摊贩进行改造、稳定物价、维持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尤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各区摊联筹备会在区工商联指导下,通过张贴海报、电台广播等形式对摊贩进行宣传教育,起到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2.摊贩联合会的主要职能 。 根据《 武汉市各区摊贩联合会组织暂行通则》 的规定,摊联会的基本任务是:第一,领导全区摊贩业者遵守国家宪法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第二,指导全区摊贩业者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改善经营,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代表全区摊贩业者的合法利益,向区人民委员会和区工商联或各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协助解决其有关业务等问题;第四,组织全区摊贩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 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第五,执行工商业联合会的决议、指示和工作计划[8]。 由此可知,摊联会的主要职能侧重于配合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和对摊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1955年摊联会改组之时 ,正值武汉市社会主义改造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建立健全摊贩组织就是为了适应这一形势。 摊联会内部机构的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 硚口区摊联会下设业务辅导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业务辅导委员会“ 负责协助调整摊贩的购销关系,指导摊贩联营、 合营及业务改进,推进税收政策、法令及研究和指导有关纳税事宜,协助市场管理及整理事项,并推进摊贩之调研工作及其他有关业务性的事项”;物价委员会负责“ 协助物资价格的研究,推进物价统一工作,对市场物价检查事项”;组织宣教委员会负责“ 推进摊贩之团结,指导各市场、街道、行业组织之成立、变更等组织事项,组织摊贩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及指导有关宣传工作”[9]。 1955年下半年,随着武汉市公私合营范围的扩大,各区摊贩也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合作小组或联营小组。 到年底,全市已有七百多个摊贩联营和合作小组。 进入1956年, 武汉私营工商业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摊贩也纷纷要求合作化。 1956年1月,各区摊贩先后集体申请合作化,并得到政府批准,这其中摊贩联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概括地说,摊联会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辅导摊贩进行经济改造;二是对摊贩进行思想改造,目的是将私营摊贩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将摊贩个人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在这一点上,摊联会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是一致的。 也正因为如此,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武汉市各区摊联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

摘要：建国初期,武汉市建立了由小商小贩组成的工商团体——摊贩联合会。摊贩联合会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属工商业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重要助手。摊贩联合会建立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协助政府对摊贩进行管理,发挥摊贩的积极作用;二是协助政府摊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摊贩联合会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