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通用8篇）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1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的进程、经验与展望

一、财政改革的背景概述 (一)财政改革的.政治背景.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此,一场追赶时代的新的伟大革命在中国大地展开.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提出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全面改革,并要求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为起点,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先行一步.

作 者：郭代模 杨舜娥  作者单位： 刊 名：经济研究参考  PKU英文刊名：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年，卷(期)：2008 “”(50) 分类号：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2

一、机构人员变迁

1985年12月成立白银市财政税务局, 内设办公室、综合计划科、预算管理科、企业财务管理科、农业财务管理科、监察室等7个科室。1986年3月白银市财政税务局分设为白银市财政局和白银市税务局。1987年8月设预算外资金专管员4名。1988年5月增设监察科, 撤销原监察室。同年成立白银市人民政府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 挂靠市财政局。1989年4月成立白银市税收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9月成立农业税收管理科。1990年5月成立白银市国债服务部。1992年成立白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挂靠市财政局。1993年5月成立西区财政所。白银市财政局现拥有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现有职工65人, 平均年龄37.5岁, 本科以上学历37名, 占职工总数的53%。中级以上职称人员6人。市财政局机构从成立初的7个科室7位职工发展到现在包括办公室、预算科、文行科、税政农税科、社保科、综合科等13个职能科室, 2个下属副县级事业单位。

二、财政收支

白银市财政自1985年恢复建市以来, 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省财政厅的指导下,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发展, 财政收入从1986年的6352.9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27.08亿元, 是1986年的近44倍多, 财政支出从1986年的10531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19176万元, 是1986年的33倍多。全市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为促进白银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保持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07年, 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运行, 工业生产继续较快增长, 企业效益不断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市场稳中趋活,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事业得到加强, 民生问题进展顺利。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收入一直保持了高位增长, 增幅创历史新高;支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日趋突出, 均衡性明显好转。全市大口径财政收入实际完成27.08亿元, 完成计划的117.69%, 比上年增长33.53%。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0391万元, 占汇总预算的112.3%, 比上年增长25.82%, 剔除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因素, 同口径增长19.81%。其中:市级收入完成36076万元, 为全年预算的117.32%, 比上年增长31.45%, 同口径增长19.21%;县区级收入完成34315万元, 为汇总预算的107.47%, 比上年增长20.39%。2007年, 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实现319176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2.3%, 比上年增长39.6%。其中:市本级支出实现84593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1.5%, 增长33.09%;县区级支出实现234583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2.8%, 增长42.11%。全市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预计消化历年累计财政赤字在2300万元以上, 各项重点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

三、财政改革

建市二十多年来, 白银市财政, 按照党和国家的财政政策、法令, 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执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做到增收节支, 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白银市的建设日新月异, 市区内高楼林立, 鳞次栉比, 人潮熙攘, 车水马龙, 街道纵横, 一派现代新城市的景象。白银财政在这方面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对促进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 搞活经济, 支持两个文明建设, 发挥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积极作用。多年来, 市财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建设为中心, 立足实际, 开拓进取, 不断完善财政管理, 强化财政职能。贯彻落实“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 适时制定和调整财源建设扶持政策和重点, 不断壮大主体财源, 巩固基础财源, 发展后备财源, 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2003年, 全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2007年达到27亿元。同时, 不断改革预算管理, 硬化预算约束, 推行了“零基”预算, 实行了预算内、外收支统管的新型预算管理体制;积极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账户, 建立了预算外资金银行专柜, 推行了“罚缴分离”制度和国库统一支付制度, 初步将市级有关试点单位纳入了统一支付范围, 使财务支出进一步规范;建立了规范的预算外资金监管机制, 提高了预算外资金使用效益;积极探索和加强财政支出改革和管理, 大力压减各种非生产性支出。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对有关办公设备、汽车等大额财政支出项目实行政府统一采购。改革工资支出管理, 实行了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制度, 净化了工资支出内容, 推动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 实现全市财政国库的统一集中支付。同时, 市财政局始终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的工作方针, 在不断提高财政管理质量和水平的同时,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使两个文明建设成绩斐然, 树立了财政行业良好形象。

2007年, 全市继续加大各项财政改革工作。一是正式启动了会宁县作为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二是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根据改革总体要求, 研究扩大了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范围, 在全市全面实行了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模式。积极开展了乡村债务清理化解工作。建立了农村综合改革信息监管系统, 对农民负担情况实施有效监控。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全面完成了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积极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四是规范了政府采购行为, 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购资金达到8629万元, 节约资金853万元, 节约率为9%。五是工资改革和规范津补贴工作进展顺利。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已全部完成工资套改, 并已发放到位。

四、财政现状

(一) 收入稳定增长, 财政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全市经济继续较快发展, 各级财税部门克服了白银公司厂坝铅锌矿增值税划转、稀土公司享受三线搬迁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税收优惠政策等困难, 认真落实组织收入原则, 积极研究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强化税源监控, 堵塞征管漏洞, 实行目标考核, 促进税收收入的及时入库。不断挖掘非税收入潜力, 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措施, 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加上红鹭、华鹭铝业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的有利因素, 全市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07年, 是白银市财政收入增幅最高、均衡性最好的一年。同时,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的支持。共争取上级各类专项资金11.87亿元, 财政保障能力逐步提高, 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 解决民生问题的投入进一步加大。

一是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80万元, 以“两后生”为重点, 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工程”, 培训各类劳动力3.6万人。二是市财政安排配套资金200万元, 建成靖远曹若和会宁新庄、大沟三项重点人饮工程, 解决了10万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三是落实配套资金2219万元, 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部农村人口, 城市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市非职工人群, 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基本达到省上规定的标准、扶贫济困病床制度覆盖市县公立医院, 基层卫生院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供给, “四个覆盖”政策得到落实。四是落实资金248万元, 提高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城市低保标准再次提高10%。五是落实下达县区专项补助139万元, 在原报酬补助标准的基础上, 按照每村每年补助2000元的标准, 提高了村干部报酬补助标准。六是市财政安排190万元, 设立了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府助学金和慈善育才救助基金。

(三) 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

市级财政安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500万元, 区分三类不同地区, 用于支持试点示范。积极争取上级农林水事务专项资金21682万元, 安排农业专项资金、人饮工程配套资金、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大环境绿化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项资金等1450万元, 兴建了白银银蒙等奶牛养殖示范小区, 奶牛饲养量达到7000多头,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167个。2007年, 全市农林水事务支出达到44141万元, 使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负担减轻。争取专项资金7788万元, 落实兑现粮食直补资金1918万元, 农机具补贴220万元, 优质小麦良种补贴190万元, 农资补贴4137万元, 油价补贴1024万元, 能繁母猪补贴241万元, 奶牛良种及后备奶牛饲养补贴58万元。

(四) 加大解决困难群体问题。

一是在推行城市低保人员医疗保险改革的基础上, 实现了城市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市非职工人群。二是按时拨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问题。三是争取上级补助2139万元, 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14.78万绝对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四是安排专项配套资金, 使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600元提高到1000元 (分散供养) 和1200元 (集中供养) 。五是支持开展了城乡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和城市社会救助;支持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 实施了残疾人危房改造工程, 对498户低收入家庭实施廉租房补助;安排和争取就业补助资金, 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培训促进就业, 全市新增城镇就业1.2万人。

(五) 增加社会事业投入。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 为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保障,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运行良好。市级财政安排的教育专项达到2822万元, 争取上级教育专项资金10719万元, 共实现教育支出86470万元;安排农村卫生专项资金, 促进了农村卫生事业较快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达到116.49万人, 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2007年医疗卫生支出达到19309万元;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资金, 支持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丰富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

(六)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共争取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达38948万元, 下达到县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额达到38096万元;认真落实“三奖一补”政策, 2007年争取奖补资金6220万元, 争取新增工资转移支付补助9357万元;认真落实省上实行的阶段性财政优惠政策, 县乡财政困难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七)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争取专项补助资金4185.86万元, 弥补甘宝公司企业改制资金缺口, 白银公司、靖煤公司等国有工业企业和农垦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基本完成。接收移交学校31所, 接受企业移交学校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3536人, 为企业轻装上阵, 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发展目标

增强财政实力, 做大财政蛋糕, 首要的是要做好财源建设这篇文章。财政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后要更加积极地实施支持各种经济成份加快发展的财税政策, 加大财政对经济的扶持力度, 促进经济快速建康发展, 为白银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一) 收入问题。

为国聚财是财政人的本职, 生财、聚财、理财三位一体, 不可或缺。财政部门在协调配合税收征管的同时, 在组织收入上抓好非税收入征管, 把该收的钱一定收上来。一要加强组织协调。积极主动地会同纪检、监察、物价、国资委、审计等部门, 加大对非税收入的监管力度, 逐步形成分工合作、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机制。按照“规范管理、方便操作、有效监督”的原则, 合理划分财政内部工作职责。二要抓好制度建设。根据省上修订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资产处置、有偿使用, 以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收入管理办法, 将非税收入纳入规范管理的轨道。按照白银市的实际, 将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建立政府非税收入统计报告制度, 全面掌握政府非税收入现状, 努力实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三要加快改革步伐。按照省上关于全面实行比较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的要求, 加大工作力度, 加快改革步伐。从2008年开始, 所有县区都要全面推开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 从体制、机制上保证非税收入的应收尽收。四要完善配套措施。规范票据管理, 建立以《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为主, 其他专用票据为辅的新型票据体系, 完善非税收入票据日常领用、保管、缴销、审核制度, 严格以票控收, 强化源头监管。要强化非税收入专户管理, 实行较为彻底的“收支两条线”, 原有的过渡账户, 要限期取消, 确保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规范有效进行。

(二) 支出问题。

首先要抓好支出的均衡性问题, 结合白银市实际, 从预算编制、资金分配、资金下达、监督检查等环节入手, 制定具体的措施, 确保支出进度的均衡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随着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深化, 建立科学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既有了外在基础, 也有了内在要求, 急需建立考核体系, 对财政投入的成本和产生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衡量和比较, 从而加强对政府支出行为的约束与激励, 促进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开展绩效评价, 分析, 评价财政分配资金的合规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 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转变观念, 研究如何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 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 还要用足用好财政政策。财政重点要在八大支柱产业上下功夫, 通过对招商引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土地出让金返还等政策来支持入住园区企业的发展, 拓展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 丰富财政支持发展的手段, 转变财政支持发展的方式, 支持做大经济蛋糕, 夯实税收增长的基础。

(四) 解决民生问题。

处理好保运转和促民生的关系, 更加自觉地重视民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 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民生上来。要按照“和谐抓民生”的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职能, 切实负起责任, 认真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和工作措施, 变被动埋单为主动服务, 竭尽全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不断调整工作思路,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认真调查研究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给党委、政府提出办实事的建议, 视财力情况拿出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

(五) 财政管理问题。

一要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要抓好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各环节的管理, 特别是把利用国有资产取得的收益缴入国库, 纳入预算管理, 基本实现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逐步缩小部门之间的苦乐不均, 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浪费, 实现预算管理的公开、公正、公平。二要强化财政监督。尽快建立协调财政、精细财政、透明财政、绩效财政、法制财政、科技财政和民生财政, 财政监督要围绕财政中心工作, 采取具体措施,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 自觉为大局服务, 为大局提供坚强的保障。要将财政监督工作贯穿于财政工作之中, 贯穿于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和改革的总体设计之中。要创新财政监督方式, 把财政监督与预算管理结合起来。要选择一些项目效益容易量化的专项资金开展绩效监督, 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预算监督的有效性。要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出台的重大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作为财政监督的重点, 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真正把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

(六) 关于改革创新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30年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30年，经济制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如邓小平1984年所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产业结构以至城乡关系在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运行开始转入现代社会经济即新农村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步融为一体。农村改革30年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变化之巨，远为人们所始料不及。中国农村的改革进入第三十个年头，其业绩超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经验，不能不令国人振奋，世人惊叹。

从农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敞开农村改革大门；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配置资源；从农村税费改革到义务教育“二免一补”；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改革景象。

1 大包干红手印昭示出一个方向——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改革

改革开放的阳光最先照到农村，但阳光是农民迎来的。“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安徽凤阳，1978 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只有18户的小岗村家家讨过饭。此年11 月24日晚，小岗村农民立下了一份大包干“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因“契约”上按满了手印，有人称之为大包干红手印。小岗村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冒着风险，提出“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路先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率先闯关。

闯关的结果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改革，从废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重要的经济内涵在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分离，由此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人民公社时期无法解决的按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事实上已经以农户经济为主要的依托基础，连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都避开了土地的所有者而直接向土地的经营者征收。由于这一基础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财产结构也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除土地以外的农业生产资料绝大部分已经集中在农户手中。在中央支持和推动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78年农户所有的生产资料户均不到10元，到1997年已达到3300元，总规模超过7000亿元，占到农村全部固定资产总额的50%以上。每亩净增250斤粮食，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4 年的355.33元。到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日子。

2 村庄里办厂，家门口上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怎么办?中央1984 年1号文件提出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的经济制度，又为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良机。1984 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开始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其新的性质和内容，使得乡镇企业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并使一部分地方、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这一改革使农民工总数超过农村人口的1/5，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农村1%的农民成为老板，10%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

3 种粮不交钱，粮补到农田——农村改革由“取”转“予”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成为上世纪整个90年代农村久治不愈的“顽症”。为探索农民减负的治本之策，从2000年中央在安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至2006年最终取消农业税，成为近年农村改革的最大亮点。

它终结了2600 年中国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使得长久以来难以削减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切实的减轻，与改革前的1999年比较，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同时也标志着国家与农民间“汲取型”关系已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种粮不仅不交税，还有直补、良种补贴和综合直补政策。2004-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390亿元。补贴政策的实施，保护了农民种粮收益，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恢复和提高，2004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增产，增产总量超过1300 亿斤。正如种粮大户所说：

“农民种田不交'皇粮'，还有种粮补贴，农民种田越来越有奔头了!”

4 学习读书不交费，合作医疗惠农村——教育医疗新举措

不学习无以改变贫穷，踏破贫穷必须抓教育。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9年义务教育问题，政府出台义务教育“二免一减”的惠农政策，迎来了农村发展教育的春天。从2005年开始，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

为缓解农民看病的压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扩大。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了新型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大部分试点地区的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补助20元。

5 农业企业化、产业化、资本化经营渐成主导——`民办、民管、民受益

改革开放以后，当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主体转为农户，同时市场全面放开，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显露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宗农副产品，买难卖难的事情总是发生，农民损失惨重。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单家独户的小农对市场信息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也就是说小农在信息处理上的成本与其收益相比偏高。而这一成本的偏高恰恰产生了小农户对组织的需求，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大转型，农业产业化的出现成了90年代农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为赢得市场竞争，自发地组织起来，或者在当地基层政府的推动下联合起来，组成了各样的专业技术协会、生产销售等合作经济组织。对此，党的十六大后给以充分肯定，支持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有效聚集和整合农业要素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个体生产经营方式，成为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6 新农村蓝图振奋民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4

以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财政体制不断迈进的30 年，是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30 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财政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30 年。

一、3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1978 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则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行政性指令状态，资源配置则采用行政性的计划安排；国民收入分配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财政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财务体制；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成，财政支出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对城市大包大揽，对“三农”仅是农业生产有专项扶持渠道，地方和企业无财力自主权。1979 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的财政体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一）前15 年：艰辛探索改革方向。

为解决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先后经历了分级包干、分税包干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三个阶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体制与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核定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地方上缴比例、中央定额补助等收支指标，原则上5 年不变；按照核定的指标，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少收相应支少。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缺陷明显，收支指标的核定缺乏客观性，“鞭打快牛”和“机会主义”并存，中央、地方“计价还价”的现象频繁发生。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期间，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1985 年和1988 年先后两次改革财政体制。1985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类。1988 年实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全国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的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 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失调，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

（二）后15 年：建立分级分税制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政改革作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4 年，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我国建立了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原包干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助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分一返”的形式，重点对财政收入增量进行调整：一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二是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是与分税办法相配套，分别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四是税收返还承认现状，分省分别确定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 年为基期年，按照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 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地方既得财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还有针对性地对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包括1997 年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1997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多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2002 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按市场经济原则，将企业所得税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地方统一按比例分享；2004 年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第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5 年起，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合并因分享增加的收入，统一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 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1999—2004 年，安排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同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的要求，新增了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如对农村税费改革、天然林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补助等，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事实证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是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 年的4348.95 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513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 亿元增加到27738.99 亿元，年均增长27.2%； 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44 亿元增加到23565.04 亿元，年均增长14.8%，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双赢”。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4年的10.8%上升到2007 年的20.8%。

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93—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从22%上升到54%。财力的适度集中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3 年以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国家财政相机抉择，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取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幅度地缩小了东、中、西部的财力差距，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完善税制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条件，又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基础。1994 年，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制，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机制上推动了政企分离，推动建立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加快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截至2007 年8月，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已达到64.2%。

四是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步入依法组织收入的轨道，同时，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从而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有序竞争，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1994—2006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从16100 亿元增长到487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94%提高到61.19%。

五是支持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以来，财政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支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突出表现在6 个方面：一是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建立了“四免除、四补贴”的强农惠农制度，即免除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购置、农资综合实行补贴；二是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三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六是不断加大支付体制改革成本力度，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是注重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在改革前15年的探索中，财政体制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始终未能解决体制的科学性、规范化问题。分税制改革首先确立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新理念，通过明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促进了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谈判”转向长期“增收节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各级政府在狠抓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突出财政增收与财力相对集中两大主题。从分税制国家的一般经验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在60%以上，许多在80%以上。我国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 为重要目标，1994 年到2006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52.4%。虽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多、承担事权较多的实际看，比较适合国情。实践证明，财力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办大事，也办成了多年来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同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是注重明确政府“出资人”与“管理者”两个身份。1994 年以前，我国始终在“税利合一”的分配框架中徘徊，每次改革都走向极端。伴随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改革，清晰界定了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种权力，利润和税收两种收入，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免缴政策，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四是注重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两个关系。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深刻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作用和活动范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运行中涉及的经济关系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突出“市场功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五是注重兼顾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目标。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工作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财政体制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基础。因此，支付改革成本，财政责无旁贷；支持重大改革，财政义不容辞。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始终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在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动埋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总结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性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支出范围尚不够明确，省以下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科学，专项资金的设立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快建立起一个“财源巩固、分配科学、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制，继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

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以效率优先、节约行政成本为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国防、外交、司法、本级行政等纯公共产品，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同时，立足国情，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给予引导和补助，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后再下放地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应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应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做好本地区行政、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的支出管理。对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的比例。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如跨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流域治理等。以发挥市场基础功能作用为原则，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责权边界，明确政府主要行使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为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尽快退出；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对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完全退出，中央政府只适当参与一些特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项目，以及高科技等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并增强风险投资功能，转变政府投资运作机制。财政支出加强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和协调发展，如：以增加“三农”支出为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教育、科技支出为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为着力点，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以减少预算级次为突破，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层级较多，建立规范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收支划分解决，必须依靠预算管理体制创新。当前，要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保持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预算级次从五级减化为三级。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减为三级政府架构，并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建立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省级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

我国兔业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 篇5

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兔业发展的变化及成就进行了回顾,并对我国兔业发展远景进行了展望.

作 者：朱满兴 潘雨来 宗俊贤 作者单位：朱满兴,宗俊贤(江苏省畜牧总站,南京,210036)

潘雨来(江苏省金陵种兔场,南京,21110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6

中国从30年前改革开放而来的伟大成就数不胜数，而我们重点论述中国在这30年中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这是最为伟大，也是最为重要与核心的成就之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贸易小国，到如今的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对外贸易演绎的沧桑巨变，可以从贸易规模、增长速度、贸易结构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得到生动的体现。

第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

1950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11.3亿美元。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外贸总体增长缓慢，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先升后降。1977年我国进出口额为148.04亿美元，仅比1950年增加了136.7亿美元，同期我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91%降至0.64%。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束了长期封闭状态，外贸发展增速加快。1978～2001年，我国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5.9%。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外贸进入改革开放后发展最迅速、最平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期。2002～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26.1%，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世界排名也由全球第8位跃升至第3位，其中出口仅次于德国位列全球第2。2008年，我国进出口额达到2.56万亿美元，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贸易总量的15倍。经过6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第二，我国外贸商品结构发生了质变，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为主。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出口产品以粮食、生铁等初级产品为主，价值低、数量少。据统计，1950年仅肠衣一项出口就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1.7%。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我国相继形成了轻纺、机电、IT产品等优势出口产业。1981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首次超过初级产品；1986年，纺织品取代石油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近年来，我国采取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积极鼓励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09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57.6%、农轻纺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约占31.6%，“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仅占4%(2008年这一比例为8.3%)。

第三，我国进出口市场结构从高度集中转变为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往来，市场集中度高。1950年，我国的贸易伙伴只有十几个，仅俄罗斯

和香港两地贸易额就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3.6%。此后，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深化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市场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贸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40余个发展到目前的220多个。2008年，前五大和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占据我国贸易总额的57%和75.9%，比2000年分别下降了11.2和10.9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与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仅为48亿美元，2008年我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额均超过3000亿美元。在深化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拓宽进口渠道，进口来源地也呈多元化趋势。

第四，我国贸易主体由外贸总公司专营到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中国实行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高度集中经营体制，当时全国只有十几家外贸专业总公司，加上各地分支机构，总数不过百余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外贸经营权改革，经营主体队伍不断壮大，企业活力不断迸发。截至今年4月份，中国对外贸易经营者数量达到75.5万家，其中国有企业2.4万家、外资企业32万家、民营等其他经营者41.1万家。与此同时，三大类经营主体在我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发生了质变，国有企业从1981年的99.5%降至2008年的23.9%，外资企业从0.3%提高到55.1%，民营等其他经营者从0.2%提高到21.1%。值得一提的是，民营等其他经营者活力不断激发，2008年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7.3%，高于进出口整体增幅9.5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是国有企业的2.6倍，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这一天，距1986年7月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GATT）地位，已经过去了15年。

15年间，中国的“入世”谈判跌宕起伏，艰苦卓绝。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入世”一样，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和考验，“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与关贸总协定失之交臂，70年代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由于认为关贸总协定等是富人俱乐部，我国仍然没有“入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需要依据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从事贸易活动、规范贸易行为，既然参与游戏，就要按规则出牌。于是，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复关”申请，中国政府由此踏上了斗志斗勇的坎坷谈判路。

“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谈起中国曲折的“入世”谈判过程，“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慨万千，如果把一次次的艰苦谈判和经受的挫折都讲出来，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如果简单地讲，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

个字，那就是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

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出发，“入世”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终点，而是对外开放路线的延伸。加入WTO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加入WTO，中国不仅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开放的全球经济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事实表明，中国出色地履行了“入世”承诺。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货物进口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2007年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到62.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05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所有城市设立营业机构；到2007年底，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193家银行在华设立了代表处……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全球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勇敢搏击。2003年以后，中国一直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入世”前8%的增长速度。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是2002年的3.5倍。其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从2001年的-0.1%上升到2007年的21.5%，对GDP的拉动作用从0上升到2.6%，“入世”以后，外资逐渐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2001年到2006年，外资增加值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6.4%提高到28%，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

“入世”还使中国企业熟悉了市场经济的国际规则，并且在国际竞争中找到自信。在针对我国纺织品、鞋类、打火机、家具等多个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企业不再忍气吞声，而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入世7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正在逐渐树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7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一) 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 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 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 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 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 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 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 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 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 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 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 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正是尊重广大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 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二) 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 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 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 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 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 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人民公社体制下, 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 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 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 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 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 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 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 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 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 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 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 此辨证运动, 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 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 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 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 如同“驾片帆小舟闯汪洋大海”, 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 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 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三) 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 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 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 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 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 一头连接市场, 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 组织农户生产, 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 经济实体如蝶身, 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一) 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 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 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 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 亦然。事实显示,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 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 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 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 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 (主要是信贷担保) 等途径, 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 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 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 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 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 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二) 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 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 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 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 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 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 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 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 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 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 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 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 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 提供了实践支持。

(三) 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 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 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 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 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 通过市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 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 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 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 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 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 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 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 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 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 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 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 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 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 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 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 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四) 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 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 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 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 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 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 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 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 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 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 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 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 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 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 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 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 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 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 相当批量 (绝非个别典型样板) 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 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 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 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 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 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 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 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 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 已被农民破解了,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 应当清醒地看到, 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 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 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 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 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 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 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 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 实现新的突破, 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一) 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 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 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 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 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 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 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 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 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 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 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 比如扩大内需, 拉动消费, 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 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 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 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 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 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 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 这样的一家, 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 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 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 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 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 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 发展类似规模经营, 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 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 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 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二) 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前景十分诱人, 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 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 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 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践操作中, 几乎是天文数字, 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 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 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 普遍都是, 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 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 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 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 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 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 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 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 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2006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 是否前景无望, 就此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1)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 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 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 (其中相当批量未达到稳定就业程度) , 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2) 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 2000年为36.1%, 2004年为41.8%, 2000年至2004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 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 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 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 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 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 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 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 目前, 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发展快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 (临时就业) “雇工难”现象。目前, 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 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 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 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

近60年来, 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与改造小农经济紧密相连, 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 尤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更是经过大起大落后, 创出了农民自愿选择、政府正确引导、平稳快速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前景广阔的道路。历史唯物论不仅仅是理论,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运动。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运动的主体, 而且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经济运动的主体。树立坚定的唯物史观, 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 支持其实践中的创造, 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60年最深刻的教训和最重要的经验。

摘要：家庭经济单元内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的外化解决, 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催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 形成了市场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式, 从市场与生产结合、构建双向稳定机制、奠定宏观调控机制基础和再造农业集体化等方面,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现实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 又是必须统筹推动、稳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篇8

关键词：改革开放；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权力制约

1978年是当代中国法律历史一个明显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的法治基本上是人治，在此之后才进入了法治的进程之中。作为中国法治进程的起点，总结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法治的发展情况并不理想的原因，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传统的政治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初认识有：1.权利高于一切。2.要夺取权利就要有强大的军队。3.要取得胜利要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要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服务。

二、对现代法治的作用认识不够。夺取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对于现在法治的作用和认识比较低，新的政治传统文化还没有形成。

三、角色转变没有完成。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人员对自己的地位是革命政党，对执政党角色的认识不够深入。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切正义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事物最初的表现都是违法的。

四、党内力量结果方面存在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内部结构失衡，受过专业法学教育的人员微乎其微。

这一切都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法治建设的状况是轻视法律，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在立法方面。立法方面基本上只有两类的立法，一是出于革命与改造社会之需要制定的特别法，二是证明权利合法化的组织法。

二、在司法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建立起了基本的司法制度，但是之后由于阶级斗争的开始与扩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被批判，在文革时期，司法机关大多处于瘫痪、半瘫痪和被取消的状态，到文革后期，无司法机关，实行群众专政。

三、在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民国时期中国的法学随着西方现在法学思想的传入，曾一度兴盛，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兴盛势头开始逆转。反右运动以后，随着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学教育和研究受到的冲击更重。法学教育规模严重压缩，只剩下了“四院四系”，且每年的招生人数也被严格控制。到了文革时期，政法院校被解散，法学教育最终被完全取消。

总结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全无法律体系可言，处于一种残缺不全，漏洞百出的状况，整个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一直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但是改革开始以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总结下来，有一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至90年代初，拨乱反正阶段。打出了“加强民主和法治”口号，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回复1957年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进行。这个阶段的理念强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法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两者不割裂谈，已经接近了现代法治的核心。

二、80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初，促进经济发展阶段。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是恢复，那么这一个阶段中，中国法治开始有了自主创新的涵义。法治开始转型，强调经济生活法治化，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建设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在89动乱以后，政府认识到同时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太大，于是重点变为经济建设，进入了经济法治时代。之前的法律泛政治化、泛道德化，这个阶段法律开始从政治、道德中脱敏，变成调节人民日常生活的准则。

二十世纪开始，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由于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公权力越来越腐败，社会出现失衡。如果说第二个阶段法治建设的重点是效率，这个阶段则开始注重公平。

而纵观改革开放之后法治建设的三十年，我们历经磨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总结为两点。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以往我们只提依法办事，现在是依法治国。二.法治进程的基础更加深厚。1.专业法律人士、知识界的深度参与，使法律越来越成熟。2.民众开始懂得合法维权。普法活动之后，人民懂法之后自然的开始护法。3.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互联网的广泛性、开放性，让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意志表达成为一种可能。

我们现在的法治存在司法不独立的问题，现在法治改革的弱点是：如何处理既得利益。怎样处理法治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法治和政党的关系。我们的政府怎样领导，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怎样处理改革开放的法治假设的关系。法律要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法治建设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而不是跟随着改革开放的逻辑。（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N].光明日报.细8—02—29.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