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精选7篇）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1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摘要：转型经济学产生已近20年，中国学者对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如研究范式、企业行为、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中国模式”等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国外转型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应更多地关注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转型经济学；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2-0006-05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便已开始，转型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却起步较晚。随着1989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转型经济学在西方蓬勃发展，中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大致来说，自1993年开始，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994年4月，樊纲就中国渐进式改革发表的新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1994年6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出版，该书对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内涵作了规范和说明；1994年7月底，由上海文汇报理论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邀请了30余名中青年经济学家，联合召开“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1995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林毅夫表示，“现代经济学对于‘过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最早进行改革且成效最大，经验丰富，‘中心’抓住这一机会有可能对过渡经济学做出前沿性贡献。”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作为现实的总结和写照，转型经济学的发展也近20个年头。回顾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同时与国际转型经济学加以比较，对推动我国转型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二十年回顾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构建原则问题

中国转型经济学是指转型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有着比其字面较窄的含义。第一，它是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文献；第二，它是指对中国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研究。”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宋承先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面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过渡经济学。谷书堂呼吁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要求从中国当前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转型过程中的模式选择问题

前苏联与中国在转型模式设计的理论基础、转型方式、价格机制的形成、所有制改革、企业组织形式的转换及宏观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激进和渐进两种改革模式绝不仅仅是速度问题，也并不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首先改革旧体制的哪一部分，先触动哪些人的既得利益问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仅是个方式问题，激进与渐进对速度的强调转移了人们本应关注的重点，不能反映任何一个国家转轨的复杂进程。因此，转型经济学应完成自身的“转型”，即遵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超越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将渐进与激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其中既会有渐进也会有激进。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路径，将最终取决于其生产力及其社会成员主体可以容纳或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三)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独立性问题

转型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由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动态变化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单一的理论框架无法涵盖所有问题。不同范式问的交叉造成了经济史上的独特情景，即转型经济学这一名词容纳了多种研究范式，如新自由主义、演进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单纯在理论上构建转型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框架是没有意义的，转型经济学正在同以上学科相融合，但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正在经历的分化。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才可将自身与其他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一是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二是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三是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四是转轨过程中有哪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五是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六是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及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四)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行为与企业重组问题。大多数对转型路径的研究，都是将企业重组建立在产权改革后企业进行裁员这样的微观基础之上，这使现有的宏观层面上的转型研究，虽然在技术上显得较为复杂，但却缺乏丰富的微观基础。如何将转型路径及重构的动态过程研究与企业重构的不同微观机制更好地衔接起来，是转型经济学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二是转型中的公正问题及经济转型的代价问题。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即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或是相反。由于转型经济脱胎于集权的计划经济，缺乏有效的机制以实现每个人的利益诉求，经济转型的代价被一些特定人群所承受，这一点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转型而逐渐显现出来。公正因此成为转型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三是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问题。2002年以前，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往往是分开的。而转型中各因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是否增长及其质量的高低又决定了转型的成败，所以二者应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由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二元结构已表现出相当的“范式危机”，而对二元结构范式的借鉴性批判正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多元结构才应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四是转型中的金融市场问题。潘?@和谭鹏万利用25个转型国家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转型国家金融中介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存贷款利差与实际GDP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对私人部门信贷的相对增加不仅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在有些国家反而还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在软约束盛行的转型国家，提高金融中介部门的效率比增加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五是转型与腐败问题。

腐败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腐败增加了转轨国家特权集团(包括腐败官员及与其密切关联的人)的福利，并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

(五)“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中国模式”包括经济改革模式、对外开放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二是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抵制部分民众对短期分配的要求。中性政府更容易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模式”有六个特点：一是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二是把消除贫困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三是实事求是，不断总结与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四是采用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五是确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六是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盲从。但“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政府干预过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因此，“中国模式”应重视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二是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微妙平衡。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微妙平衡。四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国际比较

纵观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虽然文献众多，但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别。或者说，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无法完全展示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冲突和矛盾，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一)从研究方法看

在众多的中国转型经济学文献中，论文大多偏重理论综述或述评，著作大多偏重论文汇编且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偏重规范性分析而缺少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使转型经济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说服力，而同时期国外文献很少关于“是否应该转型”、“转型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其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关于转型过程及转型后经济各方面变化的实证研究，且内容比较翔实可信。某些问题如转型中金融市场和财政行为、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企业行为等虽然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分析效果。

(二)从研究内容看

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所涉及的范围相比国外而言略显狭窄。国外文献广泛涵盖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居民健康、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劳动市场(就业、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如，关于转型与公民健康，索尼娅和玛丽安对俄罗斯日常热量摄取量、抽烟与否、性别及受教育程度与肥胖人群增加关系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提醒人们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及其他因素来预防肥胖，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关于转型与劳动市场，克拉拉对俄罗斯职业流动的规模、决定因素及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重组进程提高了职业再分配率；在职业流动总量的增加中，结构转变引起的流动占主要部分；现有职业的被破坏及新工作机会的创造是俄罗斯转型期间职业流动增加的主要原因；外部机遇与结构转变的规模极大地决定了职业转换的概率。安德鲁和帕特里克考察了工人从国有部门流向私有部门所花费的时间及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发现加入社会保险的经济体系没有得到任何的福利改善。与正常的直觉相反，增加社会保险可能会放缓转型，这种结果主要取决于在可替代的两种市场结构下，利率和储蓄一般均衡的互动。关于转型与收入分配，巴苏等对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比较分析表明，转型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私营公司比国营国有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国有企业相比新成立的公司有较低的就业弹性且所提供分配的租金偏少。关于转型与不平等，格里和密茨凯维奇考察了27个转型国家的不平等、财政能力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充分的政治自由与较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相关；不平等程度是以国家的财政能力为条件的；及早进行经济转型且宏观经济稳定的转型国家目前享有较低的不平等水平；教育促进平等；较大的国家其不平等程度较高。鲁斯兰调查波兰、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代表性家庭后发现，就整体的不平等水平而言，房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私有化方案导致富裕家庭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得到更有价值的房屋资产，不平等问题加剧；波兰住房私有化制度改革却导致更公平的结果。此外，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财政行为、腐败、企业重组等问题均被中外学者共同关注，但外国学者大都采用实证性的经验分析。

(三)从研究机构看

中国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处于分散状态，缺少专业的研究机构和组织。自2005年开始，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每两年举办一次“转型与经济发展”(TED)国际双年会，但迄今为止也只举办过三届(2005年、2007年、20Q9年)。比较而言，国外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组织和机构较多，如比利时转轨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密歇根大学戴维森研究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而美国《经济观察杂志》还专门辟有“转轨经济”专栏。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在从事转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经济转型依国别条件不同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来看，转轨国家新体制建立的制度起点是相似的，即都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似的制度起点条件下，转轨国家新体制的建立可能相差甚远。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使其整个经济在短期内与过去的制度断裂，由社会主义完全转向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轨不同，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过程赋予转型经济学艰巨而漫长的研究任务，需要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关注转型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过程能否给人们持续提供相对稳定的各种环境。尽管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转轨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存在分歧，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转型经济学并非走到尽头，而是仍然任重道远。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焦点应集中在转型中的社会稳定、转型中的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型中的平等与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责任编辑：杜磊)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2

关键词：系统科学,复杂性研究,辩证法,科学哲学

导论

中国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状况

本文的标题以比较含糊的方式写就。其题意可以理解为:对于中国而言,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或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本文题意包括这两个方面。在文中,笔者将会对此两类研究做出区分。

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的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开始很早。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谓的“老三论”被引入中国学界,中国哲学领域就开始了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中国的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则开始得较为晚近。

总结三十年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出几个研究进路:

第一种研究进路是对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做逐步深入的研究,这种进路的特征有些像“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在这种研究进路上,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阶段:1.对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老三论本身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2.对于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本身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3.对于分形、混沌理论研究以及导致对于复杂性科学本身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

第二种研究进路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以系统科学的各个理论和哲学问题来比较、注释、解读、发展和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分支理论的研究。其基本研究特征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比较,在原有辩证法范畴的基础上,增加和丰富新的范畴,修改和发展旧有的范畴。这一进路的研究文献非常之多。这样的研究直至今天仍然有所延续。这种研究进路是力图丰富和发展在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研究进路的现实意义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产生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种研究进路是对系统科学做科学哲学式的研究进路。这种进路是近年来刚刚出现的,但是却意味着系统科学和哲学的研究的另一种新范式的形成。

有意思的是,在研究中,中国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多种特征和态势。

从参与者的身份看,从事中国的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人主要是大学中的学者,他们分散在各个大学,同时他们根据研究旨趣和研究对象也会参与到一些学术团体里组成兴趣共同体进行合作研究,此外,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参加。因此,不仅在自然辩证法领域和后来更为专业化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领域有学者参与研究,不仅有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在进行专业的系统科学研究的同时也研究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有民间人士参与研究,亦有政府官员进行研究。

从研究的组织看,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空间化的研究场所。如隶属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有“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2000年通过三个方面研究小组整合而成:熵与交叉学科专业委员会;自组织研究共同体;原来的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也有在乌杰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系统科学”学会,属于官员与学者加民间三结合的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组织。

从研究的地域看,就目前而言,除学者零散的自主研究外(如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自称“孤子”),在中国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比较集中的研究中心。近年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赵光武先生多次组织“复杂性与……”研讨会,并且把讨论引入研究生教学课堂的做法,也在北方推动了复杂性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对比之下,南方的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下有一个系统科学和复杂性哲学研究中心,以颜泽贤、张华夏和范冬萍教授(在英国霍尔大学朱志昌教授加盟下,笔者也是该研究单位兼职教授,经常参与其研究)为代表的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也颇具势头,推动了南方的复杂性和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此外,乌杰先生领导的系统哲学研究也是异军突起,代表了官员自主研究系统哲学而形成较为独立的系统辩证哲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系统科学学会》有学会刊物《系统科学学报》以及网站。每年召开学会年会。迄今已经召开了12届(2009年在成都召开),并且承担过国际系统科学会议。2008年该学会在内蒙古大学成立了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中心,2009年又在南方的深圳大学成立了系统哲学研究中心,正在形成另一独立的研究基地,该方向的研究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明发展的实际问题。这些研究组织和空间化场所,使得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呈现出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态势,多样性地推动了大陆的系统科学哲学研究。

中国大陆的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不仅有理论研究,而且更有大量的应用性研究。近年来也有推进到“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等等方面的研究。在系统的存在和演化方面的研究,系统发展的动力学方面的研究都很显著。总之,要想不挂一漏万地综述三十年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1]

本文的重点是在描述这些境况的基础上,讨论系统科学哲学几个进路的研究,分析其中的特征与变化,尝试提出系统科学哲学和复杂性哲学研究的可能进路和今后研究的重点。

一系统科学哲学的三种研究进路

(一)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

系统科学的最初理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是20世纪4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后续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论是20世纪70~80年代建立的,至于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以及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对这些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中国学者也展开了对这些理论的哲学研究。

1. 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哲学研究

根据有的科学史学者研究,“老三论”(即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中最先传入中国的是控制论。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的概念和思想通过苏联介绍到中国学界。[2]20世纪50~60年代首先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介绍控制论思想和控制论研究动态的译介文献。[3,4,5]国内哲学界对此很快就有了反应。1963年北京举行了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会,[6]并且迅速开始了控制论哲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和资料编译。[7]

到20世纪70~80年代时,在译介基础上,开始了对于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系统论的讨论和研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童天湘先生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范式下率先以资料的形式介绍和讨论了“控制论的发展与应用”[8],1981年,大连理工学院的傅平先生讨论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在认识论上提出的一些问题”[9],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沈小峰先生综述地介绍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其哲学意义,[10]这类研究在原有的辩证法范式基础上,甚至对其约束有所突破,研究开始从系统理论本身出发,提出了新的范畴,如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等。[11,12]在推动对于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的研究方面,特别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研究方面,钱学森先生功不可没。[13]此外,在系统科学哲学的综合方面,国内对于拉兹洛的著作的译介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闵家胤作出了突出贡献。闵家胤等人先后译介了多部拉兹洛著作。[14]闵家胤自己也有系统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述。[15]从1982年起,以魏宏森、黄麟雏、邹珊刚、林康义和刘则渊为代表的清华、西安交大、华中理工、大连理工四所大学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轮流坐庄,共操办了12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积极推动系统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在1986年成立了系统哲学专业委员会,加强了对这方面研究的领导。使得学术界对于系统哲学的认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上还掀起过“系统热”。80年代后期,中青年学者邬焜写作了一系列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文章和著作,他后面更为关注不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信息和复杂性的哲学研究。[16]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刚也从事信息哲学研究,他更多地译介了国外信息哲学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信息哲学研究纲领。[17]

2. 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式

中国的自组织理论研究始于译介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18]后来又与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的译介有关。[19]中国学者开始的研究是针对单个理论的研究,后来发现,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以及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实际上都是讨论了自然界和社会中一类可自发、自主组织起来的系统,即自组织系统。在这个方面较早意识和开始整体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沈小峰、吴彤、曾国屏,湛垦华、黄麟雏、张强,金观涛,吴延涪,苗东升,以及颜泽贤,陈忠,胡皓,等人。[20]1992年,曾国屏、吴彤等译介了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21]湛垦华等人在一些重要期刊多次探讨了自组织与涨落、突变,自组织的基核等等问题和哲学思想,在自组织研究的早期推动了中国自组织哲学研究,形成了自组织研究的“西安风格”。[22]1993年,沈小峰、吴彤和曾国屏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自组织”哲学问题的学术专著《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23]探讨了自组织的条件、动力、途径和图景等问题,提炼了自组织所具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意义,并初步把这些思想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1996年,吴彤以自组织的思想和方法讨论了科学的演化,形成了系统的自组织科学观;[24]曾国屏以自组织的思想和方法讨论了自然的自组织特点,形成了系统的自组织自然观。[25]这两个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吴彤继续研究自组织方法论问题,并且由此延伸至复杂性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后来其研究范式亦有所变化。[26]沈小峰、吴彤和曾国屏等,由此形成了国内以自组织和复杂性为研究特征的、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研究范式的“北师大风格”。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南一批学者,特别是在颜泽贤和张华夏教授的推动下,研究自组织和系统科学则表现得更为宏观和科学哲学化。他们很早就注意到系统演化问题,并且关注国外系统哲学进展,与感知控制论哲学研究有所结合,最终走向了进化的系统哲学。近年来,也与复杂性研究中的涌现的研究有所结合,形成了系统哲学研究的“华南风格”。[27]

1988年沈小峰、王德胜在《哲学研究》(1988(2))发表了“混沌的哲学研究”一文,应该是中国科学哲学界对于混沌问题哲学研究的开始。1991年,苗东升、刘华杰对“混沌概念的演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4))做出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讨论。1992年3、4期的哲学译丛分别发表了法国学者布多的“混沌哲学”,给中国学者研究混沌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1993年,苗东升与刘华杰合作出版的《浑沌学纵横谈》,更为深入地研究了混沌理论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混沌理论的科学本性、哲学意蕴。1993年,沈小峰把他及其合作者多年来对于耗散结构、协同学以及混沌理论的哲学探索的研究集成一个论文集式的著作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系统哲学领域的研究。[28]此外,在分形和混沌理论研究较为突出的学者还有:李后强,张国祺,汪富泉等人的研究,[29]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科学哲学对于系统哲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关注与深入探索。

(二)系统科学与辩证法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前和文革刚刚结束之际,中国学术界虽然对此也有介绍,但却主要是以苏联和东欧的研究风向作为基本标准来译介和研究的。[30]1982年清华大学的魏宏森先生以“略论系统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为题讨论了系统理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四个作用,认为系统理论:(1)为辩证唯物主义提炼新的哲学范畴提供了素材;(2)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现代自然科学基础;(3)为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验工具;(4)为辩证法的具体化和精确化创造了条件。[31]以魏宏森先生这种研究作为代表,有一批研究成果首先突破了原来在教条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辩证法的范畴约束,增添了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反馈控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新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非常重视系统科学的研究,1988年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就编辑出版了一个在京地区学者关于系统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讨论文集。[32]

应该说,这个方向的研究本身,对于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推动并不直接,但是,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形成了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直接的桥梁。对此钱学森先生有很大贡献。[33]例如,钱学森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系统学的桥梁,可以称为‘系统观’或‘系统论’,它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34]。首先,对于系统科学各个分支和系统哲学各种观点的译介、引入和讨论,扩展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学者的视野;其次,一些新的范畴的引入和构建,如有序与无序,进化与退化,非平衡与平衡,时空问题上的有界与无界,打破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教科书之教条主义框框和思想束缚。再次,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关注的结构、功能与控制的概念,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概念,突现的概念,系统的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缺乏的,这些新概念的介入,打破了原有三大规律、若干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支配的一统天下,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乌杰先生的系统辩证论和后来的系统辩证哲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成的特定时代产物。它反对了“一点论”、“两点论”和“斗争哲学”,提倡“差异”和多样性。在学院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之外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35]

(三)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范式研究

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在国内,我以为开先河者是张华夏教授,他先是把系统科学用于科学说明与解释。当然,张华夏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两栖动物”式的学者。他可以自由地工作在“自然辩证法”范式与“科学哲学”范式之间。1994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一个笔谈里,张华夏教授仍以“自然辩证法”的范式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范式来讨论了“层次突现进化论及其在现代自然哲学中的地位”。[36]但早在1986年,张华夏教授已经尝试先把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科学哲学,他与合作者陈向撰写了“论解释的结构和结构解释——将系统哲学运用于科学哲学”,讨论了系统论如何运用于科学哲学,分析了科学说明的逻辑结构和系统结构,以系统论分析了科学说明的一种重要类型——结构说明,讨论了它的要素、内容和逻辑形式。[37]可见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学者经常交替地工作在两种范式中,而张华夏教授是其中的典型。与此类似地以系统科学作为某种方法论工具,是傅静、桂起权合作的文章“评大卫·霍尔的生物学哲学——从系统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点看”,也是借助系统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结合讨论某一特殊科学哲学的问题,文章中,他们讨论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理论还原和生物学定律解释”等等科学哲学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也是一种科学哲学的范式,不过是以系统科学哲学作为中介讨论其他而已。[38]桂起权教授较后也另有一文更直接地以系统科学哲学作为方法,即以一般系统论中的“不同学科中的同构性”假定作为方法基点讨论了物理学规范场论的问题。[39]

1997年苗东升教授在《哲学动态》(第2期)上撰文提出“系统科学哲学论纲”,此文初看是科学哲学范式,但其主体仍为自然辩证法范式主导,比如,苗在其中提出一个系统科学哲学的框架:[40]

该框架很明显是一种自然辩证法范式的构想。

1994年出版的《复杂系统演化论》(颜泽贤、陈忠、胡皓主编)是一部力图以科学哲学范式讨论系统科学的著作,它对复杂系统的概念、判据、标度、条件、动力机制和进程、原理与哲学基础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1995年出版的《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是清华大学魏宏森、曾国屏教授合著的著作,本书也力图在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范式之间做出融合,但是其主体仍然是自然辩证法范式的研究。该书除“导论”外,分为四篇共22章。第一篇“系统思想溯源”,包括了中国传统系统思想、西方传统系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系统思想和现代系统思想的兴起,有系统科学史的味道;第二篇“辩证系统观——从系统的观点看世界”,含宇宙观、系统观、生命系统观、精神系统观、生态系统观和社会系统观;第三篇“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其中分别阐述了系统整体性原理、系统层次性原理、系统开放性原理、系统突变性原理、系统稳定性原理、系统自组织原理和系统相似性原理。最后,第四篇“系统论的基本规律”,进一步阐述了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但很明显,这是典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应该说,在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向上,不仅起步晚,而且文章少,主要原因在于这类研究需要学者既完全掌握系统科学内容、概念和方法,又精熟于科学哲学,有很好的科学哲学训练。然而,系统科学有一种横断学科和整体学科特性,在哲学立场上是反还原论的,而受益于西方科学哲学训练的人基本上是以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为特征的,他们很难或者很不喜欢系统科学这类宏观的、理论化色彩不浓的学科。

二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

关于复杂性的认识,中国大陆的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见诸于文献,当然这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复杂性研究。[41]1982年,沈小峰按照自然辩证法范式讨论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关系”。[42]把复杂性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哲学的研究,而不是其他现象的某种状态形容的研究。比如,类似“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性”这种研究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王志康是第一个以复杂性为概念分析对象来进行复杂性的哲学研究的学者,这种研究已经近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了。[43]伴随着对于计算复杂性以及其他复杂性理论的科学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很快,复杂性的研究引起国内科学哲学学者的重视,柳延延讨论了“复杂性科学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44]孙小礼则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方法论的角度敏感地意识到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她号召向复杂性研究进军。[45]紧接着,《哲学研究》编辑部意识到复杂性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哲学研究》1991(3)组织了一个笔谈,借中国科学院召开“复杂性科学研讨会”的东风,意图在做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之间建立一种联盟。其中参与笔谈有:张焘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及复杂性科学”,赵松年的“探索复杂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的基础”,以及玉恒对于中国科学院召开“复杂性科学研讨会”会议综述。在推动复杂性的哲学研究方面,国内的自然科学家起到了启蒙、引领旨趣,提高认识的作用。[46]钱学森、戴汝为、于景元、赵松年、张焘等科学家在复杂性科学及其方法的译介、传播和引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7]致使复杂性的概念、意义和内容很快为科学哲学界所知晓、理解。对于复杂性概念、意义的研究也才能随之展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于复杂性的科学哲学讨论逐渐增加。颜泽贤、范冬萍讨论了系统复杂性的本性问题。[48]程宗实讨论了系统复杂性的度量问题,度量即测度,是复杂性的重要属性,对于进一步理解复杂性概念有重要意义。[49]郝宁湘讨论了计算复杂性理论的哲学意义。[50]苗东升提出了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处理,才是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表达了区别还原论的复杂性科学的本性。[51]此间,苗东升有一系列的论文发表,他从13个方面讨论了复杂性的来源,对于国内理解和澄清复杂性概念有很好的推动。他还从对复杂性研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历史回顾、现状概述、学派评介、几点认识、哲学回响。讨论了复杂性研究与系统科学的关系,重点强调复杂性研究要求的方法论变革,呼吁哲学界对这一科学文化思潮作出必要的回应。[52]林德宏认为,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复杂性的科学。[53]罗文峰、李后强讨论了“系统复杂性的问题”,[54]吴彤意识到分形理论可能是复杂性结构和空间测度的新的方法论意义,并对之进行了讨论。[55]吴彤于1999年对国内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研究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研究,到哲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及其意义作出了综述和评价,对今后研究复杂性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了看法。[56]吴彤也较为注意国际上复杂性研究的进展,他多次在北京大学赵光武先生组织的复杂性研讨会和研究生选修课上讲述国际上复杂性重要的著作和文献进展,发表了多篇文献综述。[57]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吴彤比较集中地关注了复杂性研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58]

另外,吴彤根据有确切定义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概念,对之进行了归类(9类,38+15种,后15种是隐喻性描述复杂性):[59]

(1)信息类(10种):信息;费希尔信息;Chernoff信息;共有信息或通道容量;演算共有信息;储存信息;条件信息;条件演算信息含量;Kullbach-Liebler信息;算法信息含量。(2)熵类(3种):熵;Renyi熵;计量熵。(3)描述长度或距离类(8种):自描述代码长度;矫错代码长度;最小描述长度;费希尔距离;信息距离;演算信息距离;Hamming距离;长幅序。(4)容量类(1种):拓扑机器容量。(5)深度类(2种):逻辑深度;热力学深度。(6)复杂性类(10种):Lempel-Ziv复杂性;随机复杂性;有效或理想复杂性;层级复杂性;同源复杂性;时间计算复杂性;空间计算复杂性;基于信息的复杂性;规则复杂性;算法复杂性。(7)多样性类(2种):树形多样性;区别性。(8)独立参数个数或维数(2种):参数个数或自由度或维数;分维。(9)综合(隐喻)类(15种):混合;相关性;分辨力;自组织;自组织临界性;复杂适应系统;报酬递增;路径依赖;适切景观;涌现;生成关联;混沌边缘;自相似;模拟退火;奇怪吸引子。

根据以上各种复杂性概念的名称,吴彤把第(1)~(5)类复杂性以及第(6)类中绝大多数复杂性概念简称为“算法型”复杂性概念;把第(7)~(8)类复杂性概念和第(6)类中层级复杂性概念,简称为“多样型”复杂性概念;把第(9)类复杂性概念中的绝大多数简称为“隐喻型”复杂性概念。吴彤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国内外的复杂性研究。吴彤经过研究发现,国外提出的绝大部分复杂性概念,是建立在科尔莫哥洛夫(Kolmogorov)复杂性概念基础上的,与是否能够构造一个对象的算法,以及其算法的计算量的大小有关。这种类型的复杂性概念描述即“算法型”复杂性。

科尔莫哥洛夫复杂性概念,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复杂性概念,其一般的数学形式为:

其含义为:对每一个D域中的对象x,我们称最小程序p的长度∣p∣就是运用指定方法S产生的关于对象x的科尔莫哥洛夫复杂性。对计算机S而言,设给定的符号串为x,将产生x的程序记为p。对一个计算机来说,p是输入,x是输出。粗略地说,关于一个符号串x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就是产生x的最短程序p的长度。

国外关于复杂性概念的研究需要提及的,还有从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组织和管理)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些观点。比较典型的有:

第一,圣菲研究所的工作,主要代表是关于遗传算法、元胞自动机、自组织临界性和经济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以及最近关于复杂网络的工作,他们提出的复杂性概念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涌现、混沌边缘、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等。[60]

第二,《Emergence》(涌现)杂志,2001年第3卷第1期专门探讨了“什么是复杂性科学?”的问题,它如同《Science》(科学)杂志1999年4月2日的“复杂性研究”专刊一样,没有给出统一的复杂性定义,而是探讨了知识、科学、哲学、自然史、组织管理和组织叙事研究中的复杂性含义,[61]其基本含义类似于第(9)类中的各种概念。吴彤曾多次向国内介绍《涌现》的研究状况。[57]

第三,拜恩(David Byrne)[62]和西利尔斯(Paul Cillers)[63]等人,从复杂性与社会科学、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对复杂性和这些学科领域的关系以及在这些领域的视野中的复杂性是什么作了探讨。在这些文献中,复杂性的定义,也大体与第(9)类类似。

第四,法国思想家莫兰的复杂性观点。他非常重视复杂性,认为是无序和有序的辩证法构成了复杂性,其复杂性有多重含义,其辩证法特征和隐喻特征都很浓厚。[64]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其译者陈一壮对于大陆了解莫兰的复杂性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一壮本人也有复杂性的哲学研究。[65]

第五,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雷歇尔(N.Rescher)从哲学观上总结了复杂性概念,给出了一个复杂性概念的分类(见表1):[66]

而他自己在著作中则更倾向于使用认识论意义的复杂性概念即计算复杂性概念,他利用这种复杂性概念探讨了获得知识、科学的极限问题。雷歇尔的概念及其分类是非常重要的。

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颜泽贤、张华夏和范冬萍合著的《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是一部以研究复杂性为主,同时力图贯彻科学哲学分析范式的研究性著作,总的看两种范式在书中都存在,但是其主体更为科学哲学些。[67]此外,颜泽贤与张华夏合作的另一文章“进化的系统哲学和我们的研究纲领”也较强地体现了科学哲学的风格。其主要特征就是着力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的概念进行分析,关注其认识论问题。当然文章很有宏图,不仅关注了认识论问题,还力图讨论本体论、价值论和社会问题。[68]董伟、颜泽贤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的两个哲学问题思考”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及复杂性度量中的哲学问题作了科学哲学式的分析。也是典型的科学哲学范式研究了。[69]

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劲扬[70]、天津大学的郭元林[71]、中央民族大学的谢爱华[72],以及江西财经大学的黄欣荣[73]等,他们分别在复杂性的概念的哲学分析、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作出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更早些还有武汉大学的赵凯荣对于复杂性哲学的认识论方面也作过有益的探讨,[74]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并且为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队伍增添了新鲜的生力军。此外,一些学者如秦书生(复杂性技术哲学)[75]、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76]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2008年,吴彤出版了他多年来在复杂性科学哲学进行研究的专著。[77]该著作以“概念论”、“实在论”、“认识论”、“方法论”、“科学哲学观”、“社会论”六章的篇幅细致地对复杂性作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这部著作应该是目前为止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的哲学专著。

在复杂性研究方面,还有两个学者的工作需要介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吾伦先生,他以多方面的视角介入复杂性和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在国内他提出了“生成哲学”的观点,提倡演化的观念,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复杂性系统观点。[78]第二个是南京大学的李曙华教授,她以生成哲学的观点更多地考察了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特性,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复杂性研究和系统研究风格。[79]

三国内外复杂性研究差异及未来研究展望

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关系,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的认为两者是一种研究的自然延伸,因此是一个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的认为不是一个科学。就近年来国内对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状况看,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基本上在倾向性、研究哲学基础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既有文化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造成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研究路径和进一步可比较研究的问题。

(一)三种研究差异及其问题和意义

1. 可描述“多样型”复杂性研究倾向与可定量“算法型”复杂性研究倾向之间的差异

国内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工程技术领域,对复杂性概念的定义和使用,基本上与国外一样,是以科尔莫哥洛夫复杂性这种可定量“算法型”复杂性为基础的。但国内系统科学或系统哲学麾下进行复杂性研究之专家的复杂性概念则大多是以多样性、异质性为基础的。

把复杂性与异质性、数量巨大、层次性、结构多样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中国系统研究的学者与国外同行的最典型的区别之一。存在差异并不是问题。各种复杂性研究都是需要的,也许条条道路通罗马。问题在于,我们许多学者特别强调惟有自己的复杂性研究全面、客观、深刻,他人的研究则不行,片面、主观、浅薄。这就排斥了学习他人研究的可能。这样,不仅“算法型”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而且包括SFI在内的行动性的、模拟研究的“隐喻型”的复杂性概念的内核精髓也可能被忽视。事实上,国内“多样型”复杂性还基本停留在日常语言层面,需要推进其成为一种可定量化的具有科学语言和规范的研究成果。如经济学研究,国外也有人也把认识论意义的计算代价的复杂性测度应用于经济学。直接提出以计算复杂性概念应用到经济学的文献中,日本学者盐泽由典给出的复杂性观点最明确,他在批评制度经济学时指出:“我认为,‘计算成本’概念比交易成本概念更具有广泛意义。所谓计算成本是人类处理、思考复杂性问题的代价。如果注意到经济的复杂性的话,那么,计算成本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我们把计算成本定义为在给定环境中为了找到某个问题的可行解所付出的必要的符号操作时间,即计算时间或计算量。”[80]这样的定义完全是科尔莫哥洛夫意义的复杂性定义。在这样的概念下进行研究就容易定量化,而我们的学者则通常在研究前就特别强调其不能量化,这就在一开始从意识上阻塞了复杂性问题研究的科学量化道路。这些研究也影响了复杂性的哲学研究。在复杂性的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

2. 客观复杂性研究倾向与认识复杂性研究倾向的差异

强调复杂性的客观性,在描述中,主要考虑复杂性描述的客观方面而不是经过认知获得的复杂性,则是中国和国外关于复杂性研究的本质性区别之一。我们有长期的唯物论传统,因此对复杂性的客观性非常感兴趣。我们常常首先要确定或证明某种复杂性是客观事物和过程的客观属性,然后才论及其他。我们的复杂性概念天生具有客观倾向。例如,王志康等的定义,是非常明显的客观性定义;笔者一开始研究复杂性时,也不自觉地采取了这样一种研究策略,探讨了客观意义的若干复杂性定义,类似雷歇尔的做法,笔者把客观意义的复杂性区分为:结构复杂性(分形的、非稳定的突变论的);运动复杂性(分叉运动的、混沌运动的、突变运动的)和边界复杂性。[81]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客观复杂性,但有时过分从客观复杂性看问题,会以为这就是客观的复杂性,其实它只是经过人们认知筛选了的、对对象的认识复杂性。例如,关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我们通常考虑的是技术组分、结构和过程带来的复杂性;而国外学者除了看到上述技术复杂性外,也看到了认识论意义的技术复杂性:“一项技术是复杂的,如果它不能被某一个专家详细地理解而且专家们不能跨越时间与距离精确地交流”,“一项简单技术是指能被某个专家详细地理解而且专家们可以跨越时间与距离精确地交流”[82]。这样的定义很有价值,它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也同时具有客观和价值意义。在认识论上,它把主体间性引入到事物的复杂性测度上,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被不同的主体感知的,后者尤其重要。马克思就说过,纯粹的自然界,对人而言,等于无。复杂性不仅仅产生于客体,而且也存在于不同主体对同样事物的感知过程中,产生于这种不同认识的交流过程中,注意到认识和认识代价的大小及其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杂性认知研究。事实上,这种复杂性概念的内涵基础是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或者说,西方关于复杂性概念的认识是不大诉诸于本体论,而是基于认识论的。这里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一种承认主体介入的客体,而对于无主体介入的客体,我们是无法言说的观点。

3. 文化上隐喻型的差异

复杂性的研究,也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这也是复杂性研究中,国内与国外学者对复杂性描述的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区别。国内复杂性隐喻更多的具有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神秘性特征,强调了不可言说的性质。而国外的隐喻性复杂性概念,则要么具有仿真实验基础,要么具有类算法的比较基础,要么具有历史案例的支持。比如,报酬递增的概念,有技术变迁过程中的案例———QWERTY键盘研究支持;路径依赖的概念有洛仑兹计算机模拟天气模型的基础;模拟退火的概念有遗传算法的类比。而周守仁把复杂性定义为“超关系、超状态、超集合、超组织、超网络、超非线性、超不可能性、难分析、难理解、深机理、杂化状态”,这就在提倡默会性、神秘性,是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义的延伸。夸大了复杂性的神秘性。[8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复”(繁体:複;异体:復)字义源于“行故道也”、“重衣”。具有“往返”、“繁复”的意义。“杂”(繁体:襍,从衣,从集)义为“五彩相合”的意义。“复”还是《易经》中64卦之一:复卦,坤在上,震在下,即雷在地中,表达一种天地生育万物的本质。复杂成为一种成卦的手段:复杂的卦,即交互的卦,表达了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复杂就是交互作用。这种复杂性的解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解释。

中国式的隐喻,有很多优点,它让我们看到的似乎更深,考虑问题的视野更宽。但无法言说的性质使得这种隐喻在复杂性研究中具有阻隔知识编码化的作用,使得复杂性概念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许多鼓吹复杂性的国人特别强调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义上的复杂性概念。然而,如果复杂性概念不能言说,复杂性研究就无法登上科学的殿堂。正因如此,复杂性概念在中国的使用也引起了颇多微辞,它似乎成了一个介于科学和伪科学中间地带的词汇。我以为,这也正是一些科学家看到复杂性概念在中国大地开始泛滥的某种文化担忧所在。例如,郝柏林就指出,复杂性概念,是一个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引发种种伪科学议论的概念。[84]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议,应该以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为概念基础,整合所有复杂性概念,尽量把隐喻型复杂性编码化,以推动复杂性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深化。以上部分是笔者自2004年就提出的一个比较,迄今为止,这种情形仍然存在。当然,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所以一定是这样的研究取向,但是,多少吸取国外研究的方面,将使我们获得多样性的眼界和多样化的视野,这岂不更好?

(二)从单一、本质主义和统一主义走向多元、非本质和地方主义

2009年,笔者结合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开始向系统科学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提出质疑。

中国系统科学领域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占主流的观点基本上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把世界视为有层次结构的系统的整体主义、系统结构主义和系统普遍主义的大系统观。例如在中国比较权威的著作《系统科学》(许国志主编,2000)就这样说:“系统科学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85]

借助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笔者对新系统观基本特征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1)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行动者在实践,因之行动者也同时就在认识,因此行动者是与行动者周围所及的那个世界是一体的,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个外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行动者实践和认识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大系统;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认识无关的世界是否独立存在,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区分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分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实践的认识论是一种介入主义的认识论,因之也是一种实践介入的本体论,一种与实践行动者相关的本体论。

(2)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行动者的视野总是地方性的,行动者的实践也是地方性的,不同的行动者关注不同的问题,即便面对的是所谓的一个环境,他们也面对的是不同的地方性情境,所以关于外部世界统一性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认识世界和实践的科学种类具有多样性,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斑杂的。因此应该放弃统一的大系统论,放弃系统普遍主义的观点,而秉持多元主义的小系统观,地方性系统观。由于不同的行动者所认知的系统可能都是存有差异和不同的,因此社会协商与沟通是必要的,应该的。

(3)建构主义的实践系统观:按照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我们并不把外部的实在视为当然的系统,更不把这种系统视为所有人共有的系统,而是视为透过行动者的实践介入的、建构起来的不同地方性的系统。是与行动者关联在一起的,通过行动者努力构建起来的系统。这种系统与其说是实在本身的,倒不如说是行动者通过实践环境建构起来的。因此,这是一种实践建构的系统观。当然,因为实践在整合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因此这种实践建构论的系统观也区别于社会建构论。[86]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未来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研究和关注系统科学哲学以及复杂性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普遍主义与地方性、语境(Local and Context)主义、本质主义、统一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论争,推进中国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推动中国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

(三)复杂性概念的多义性研究以及其他

前文说过,复杂性概念有50~60种,这些概念是否等价?尽管有人对其中几种做出等价证明研究,但是人们对大多数概念之间是否等价仍然并不清楚,尚待做出研究,这也是复杂性研究特别是复杂性哲学研究的未来研究,不过这个方面的研究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从事复杂性研究前沿研究的科学家先要对此有所研究,哲学的探索和分析才能做出。

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关联着不同领域和学科,因此也可能是一个哲学研究的富矿,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可能。比如,复杂性研究中就把隐喻方法请回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类似“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适切景观”(fitness landscape)这样一些隐喻概念是复杂性科学经常使用的说明方式,它虽无法数量化,但却有丰富的历史与案例支持。于是,对于复杂性科学的隐喻说明方式的研究,就关联着隐喻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进而还关联着解释学性质的说明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到底是否存在本质差别这样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复杂性的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关系,也是哲学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方面。现在发现,复杂性不仅来自于被认识的对象,也来自于认识的行动者方面。因此,所谓的“主体间性”研究也是复杂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复杂性关于主客观性的研究一定会进一步丰富一般哲学此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涌现与随附性的关系,不仅涉及物理世界的复杂性研究也涉及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研究,也是在分析哲学的框架中得到深入研究并且引起注意的一个研究方向。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系统和复杂之根,西方早期也有关注系统和复杂之处,但是近代以来他们走向研究简单系统和问题,这是近代科学得以在欧洲建立的一个因素。例如有学者就指出,中国是复杂性研究的典范(apotheosis),而西方是复杂研究的墓地(cemetery)。[87]进入现代后,复杂和系统的问题愈益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事物及其演化的系统和复杂性视角、立场和态度愈益引起关注。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复杂性思想和方法,变得愈益重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这不是要在价值层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切实地研究本土的、地方性的知识中那种具有研究意义的东西。对之研究将发掘出这些古老知识的本真意义和现代复兴的可能。中国文化传统里历来有系统和复杂之根。我仍然希望,未来三十年,在借助西方文化和科学之翼起飞之时,不要忘记文化传统中的中国根,当然也要努力克服民族主义,以立于国际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的哲学研究之林。

以上我们回顾了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的状况,展望了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哲学研究未来。我们应该向过去三十年为中国引入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并且做出研究的学者致敬,由于有他们的引领,我们才有如此丰厚的研究。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的哲学研究,已经形成各路诸侯和风格,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多样性态势,从多个进路、多个方向、多个立场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进行多类的哲学研究,唯有如此才能使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哲学研究发展得更为丰富,产生出中国学者独特的研究成果,也因之更为激动人心。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3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国内译介状况；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9605

收稿日期：2013-09-16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WW050）资助

作者简介：孙妮（1958-），女，安徽芜湖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①关于对“文论”这个术语的界定和翻译，可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部分。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for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in China

SUN N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One important way for introducing foreign critical theories is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eated focuses of discussion and debate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t the turn of 1990s. The initial backwardness and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led to some scholars bias against this theory. The continual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ostcolonial is conducive to the scholar and the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command of the theory. Despite the considerable progress made so far in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at home， there still exists many vacancies now. The paper attempts a brief review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for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at home as well as a prospect for its future.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t home； review and prospect

外国文论的引进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翻译①。后殖民理论作为20世纪西方学术中的一门当代“显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后，成为中国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掀起了一股后殖民理论研究的热潮。其涉及的内容包括后殖民理论的评介和翻译，运用后殖民理论对国内的文艺、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与重新解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中外文学作家作品，以及研究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早期由于理论翻译的滞后和不足，导致部分学者对后殖民理论产生一些偏颇之解。后殖民理论原著和文献的陆续翻译出版，促进了学者和读者对这一理论原貌的了解和掌握。

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译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的翻译资料是王逢振等编译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1988） 和《最新西方文论选》（1991），其中收录了赛义德访谈录和《世界·文本·批评家》的译文。张京媛在《彼与此》（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一文中较早地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做了相当细致系统的介绍，并指出赛义德有意识忽略了东方学的积极作用。刘禾在《黑色的雅典》（载《读书》1992 年第10 期）一文中，也提及了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的几位代表人物。但这些译介和评介当时都未引起学界重视和共鸣。直到1993年后殖民理论才真正引起国内学界关注[1]522，该年《读书》杂志第9期同时推出张宽的《欧美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赛义德谈文化》、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李长莉的《学术的倾向：世界性》四篇讨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文章，专门介绍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 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此后，众多学者撰文介绍有关后殖民理论，掀起了后殖民理论评介的热潮。

已有多位学者对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进的来龙去脉以及回应和影响进行了反思性的描述、梳理和再现，这里不再赘述参见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载《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宋国诚“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及其中国化”（载《中国大陆研究》，2000年第10期）、周兴杰“近十年中国后殖民批评综述”（载《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马建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20世纪90年代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综述”（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中国后殖民理论研究现状及反思”（载《名作欣赏》，2012年23期）、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刘海静“我国学术界对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述评”（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10期）、苏晖、王珊“后殖民理论之争与批评实践——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综述”（载《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10年）等。，但是对后殖民理论著述及其研究文献译介状况的梳理和述评略显不足，本文拟从后殖民理论原著译介状况、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译介状况、后殖民理论译介的空白和不足这三个方面对二十年来国内后殖民理论译介状况作简要回顾和展望。endprint

一 、后殖民理论原著译介状况

相对于国内学界上个世纪90年代如火如荼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后殖民理论著述翻译出版起步较晚，长期以来仅有零星的节译，散见于一些报刊和编著中。最早的翻译资料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以下资料，《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和《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发表的唐建清、张建民翻译的《东方不是东方： 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解殖与民族主义》收录了《东方学》的前言和后记萨义德《东方论述·后语》，载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文化/社会译丛”编委会：《解殖与民族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一65页。，《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发表的法农《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中的重要一节《论民族文化》（马海良译）和霍米·巴巴的《纪念法农：自我、心理和殖民状况》一文（陈永国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刊登的霍米·巴巴的《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以及《后殖民性、全球化和文学的表述——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和《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此外，北京大学2002年出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弗·马尔赫恩编著，刘象愚等译），收入了赛义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主义》一文。与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进展相比较，译介工作显然十分滞后。

1999年，后殖民理论译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该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两部西方后殖民理论译文集，各自收录了后殖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与后殖民理论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学者詹姆逊、后殖民理论先驱法农以及后殖民理论的一些批评者、研究者的部分论著。继这两本译文集之后，5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赛义德的《东方学》（王宇根译）。作为开启了后殖民理论领域的著作，该书的翻译出版是后殖民理论引进中的一个重要成果。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少波、韩刚等选译的《赛义德自选集》，收录十多篇赛义德的文章以及关于赛义德的专著《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专题讨论会发言。这些后殖民理论著述的翻译出版，有助于国内学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有关后殖民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后殖民理论原著尤其是赛义德著述的翻译出版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01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乃乔等翻译的《后殖民批评》，这本书是英国后殖民理论家巴特·穆尔——吉尔伯特于1997年所编著的后殖民理论选本，收录了后殖民理论“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三篇文章，作为后殖民理论先驱的艾梅·赛萨尔、法农和阿切比的三篇文章，以及作为后殖民理论延伸性、拓展性研究的学者戴安娜·布莱顿、赫珂斯、简穆罕默德和阿赫默德的四篇文章。涉及到后殖民理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关于东方学、民族文化、黑人女性批评、现代性以及种族和阶级的关系等。但该书在内容上与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重合之处，比如两部译文集都有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再思考”、法农的“论民族文化”、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也收入了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文译名略有不同。。2002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2003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200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彭淮栋译）；200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同年，新星出版社出版赛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金玥珏译）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200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唐建军译）以及阎嘉译的《论晚期风格》；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赛义德的《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爱德华·W·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

无疑，后殖民理论原著特别是赛义德著述的翻译和出版，不仅为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研究后殖民理论思想提供了有益的资源与保障，而且为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从《东方学》到《文化帝国主义》，赛义德对于西方文学经典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重新解读，开启了阅读西方文学的新视角，引起了一场“重读经典”的革命，它几乎颠覆了传统的英美文学研究[2]171。由此开启了国内学界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后殖民解读参见拙文《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后殖民解读述评》（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可窥一斑。。

二、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译介状况

除了后殖民理论原著的译介，有关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也陆续翻译过来。例如，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一书中，收进了美国黑人批评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和伊莱恩·肖沃尔特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谓较早地运用后殖民理论视角对黑人所遭受的来自白人的种族压迫和剥削进行了批判，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比较主要的早期文献。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是一部运用后殖民理论作为批评视角，从文学作品研究的角度来阐发后殖民思想的专著。这本书讨论了过去两百年中以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并界定了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等概念，认为“殖民”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殖民主义的文学专门指与殖民扩张相关的文字，充满了欧洲之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后殖民文学主要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3]2-3。简言之，书中很多观点和作家作品分析对国内学界后殖民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思路。2000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汪民安、陈永国和马海良主编的《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把从福柯到德里达、拉康、利奥塔、哈贝马斯到赛义德等经典文献集中在一起，试图通过文献的阅读勾勒出后现代性的谱系。该书对理解赛义德的福柯渊源以及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某种线索。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吉尔伯特的《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这是一部对后殖民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概览性著作，着重探讨了后殖民理论“神圣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总体上来看，该书涉及种族、民族、帝国、文化等后殖民理论的“话语领域”，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endprint

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林赛·沃特斯的《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瓦莱丽·肯尼迪的研究专著《萨义德》（李自修译）和美国学者保罗·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萧莎译），以批判性人文主义谱系对萨义德知识分子观点的清理，以及林赛·沃特斯对萨义德艺术批评的美学“新论” 都展现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视野与方向。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则从世界局势、个人经历和史实评述入手来审视非殖民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将讨论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涉及土著人、无地农民、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全球性的社会和生态运动。

在译介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形成做了一些纵向上溯的考察，他们把目光投向作为后殖民理论先声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例如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弗兰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和《黑皮肤，白面具》的分析。译林出版社也于2005年推出由万冰翻译的这两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

除了以上专门的后殖民理论著述外，国内学界还作了一些延伸性译介工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两本专著《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和保罗·鲍威所编的论文集《向权力说真话： 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王丽亚等译），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把后殖民理论放到“文化研究”的栏目下，知识分子图书馆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如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陆扬译）、J.希利斯·米勒的《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雷蒙德·威廉斯等的《文化研究读本》（罗刚、刘象愚主编）、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布鲁斯·罗宾斯的《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徐晓雯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萨达尔的《东方主义》（马雪峰译）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等为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思维出发和着陆平台。

三、后殖民理论译介的空白和不足

迄今为止，国内后殖民理论译介取得不少成果，不仅翻译出版了一些理论原著，特别是赛义德著述，而且还译介了一些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但总体看来依然存在不少空白和不足。国内译介主要集中在赛义德的理论著述，被称为后殖民理论“三剑客”中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著述，则除上面提到的散见于一些报刊和编著中的零星节译、个别文章和访谈录外，各自还有一个读本：即《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和《霍米·巴巴读本》陈永国等主编的《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内容分为：解构的开启；责任；底层人能说话吗？；法国女性主义回顾等。张颂仁等主编的《霍米·巴巴读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该书分为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另一个国度；关于全球化与矛盾意向的笔记；塑造法农这四个部分。，几乎没有其他中译本。学者们常常引用的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和《民族和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1990），斯皮瓦克的《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 Cultural Politics，1987）、《后殖民批评家》（The Post-colonial Critic，1990）、《对性属后殖民性学术自由的思考》（Thinking Academic Freedom in Gendered Post-coloniality，1992）、《后殖民理性批评：走向行将消失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不时髦的论文字学：重温殖民话语》（An unfashionable Grammatology： Colonial Discourse Revisited，2000）等重要著述都没有翻译过来，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憾。当然，这种状况与这两位学者行文晦涩难懂应该有很大关系。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一向以文风晦涩著称，其文章往往集多种理论于一身，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翻译其作品对译者来说确有难度。

美国学者帕瑞克·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劳拉·克瑞斯曼（Laura Chrisman）1993年编辑出版的《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 是后殖民理论的第一个选本[2]21，是迄今为止介绍后殖民理论最全面和包含后殖民理论家、文本最多的一个读本，目前国内还没有中译本。此外，对国外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的译介也严重不足。例如，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1990），被认为是研究后殖民“神圣三剑客”“最好的”著作[4]16，不仅首次系统深入地讨论了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还谈到了后殖民理论前驱塞萨尔、法侬等人，给后殖民理论的溯源提供了线索；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恩里·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合著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1989）不但是后殖民理论的第一本论著，还是后殖民文学的奠基之作，只有台湾地区出版了译本[5]。还有这三人合著的《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1995）和《后殖民研究关键词》（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1998）对于深入拓展后殖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前者是学界后殖民理论的权威读本，后者是一部全面归纳了后殖民理论术语的词典，对后殖民理论的关键概念一一予以解释确认，例如：散居、摩尼教、东方主义、法侬主义、模仿、帝国主义、黑人性、跨文化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评价说，“（这本书是）一种无价的资源——一部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包容全面的词典——对所有工作在这个领域的或者是任何新手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6]。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著作迄今没有中译本。无疑，翻译出版的滞后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规模和水平。endprint

后殖民理论著述的译介除了数量上的不足，还存在一些翻译问题，如误读、误译，曲解原文信息等。国内有关学术期刊的论文大多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和评析，鲜见对外国文论翻译的研究，笔者曾就斯皮瓦克一篇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的三个中译本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撰文进行探讨和商榷[7]。国内出版的几部后殖民批评理论文集，如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罗刚、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的《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和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英文版节选本）都收入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该文章的重要性。希望能引起译界对外国文论翻译存在问题的重视，引来对文论翻译的批评之玉，文论翻译也要出精品。

四、结语

展望后殖民理论译介前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要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后殖民理论翻译过来，还要关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后殖民理论开创者赛义德虽然逝世多年，但后殖民理论没有止步不前，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到后殖民生态批评例如格莱汉姆·哈根和海伦·蒂芬合著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London： Routledge， 2010.）该书目前只有少数节选翻译过来。参见张慧容译“后殖民生态批评发展观”，译自该书第 27-33 页，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格莱汉姆·哈根（Graham Huggan）现为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英联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中心主席 ；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现为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New England University）“后殖民与动物”研究中心教授。），发端于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早已不阈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剖析，而扩展并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后殖民理论和研究还在不断发展中。

参考文献：

[1]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博埃默·艾勒克.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Moore-Gilbert， Bart.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M].London： Verso， 1997.

[5]阿什克罗夫特，嘉雷斯·格里菲斯，凯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M].刘自荃，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8.

[6]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

[7]孙妮.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译本——兼论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325-331.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4

姜晓萍

［摘要］政府流程再造，是当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旨在阐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与特性，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与目标，为提升政府绩效提供必要的路径依赖和对策建议，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关键词］ 政府流程 ；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兴起了以“政府再造”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流程再造”引入政府部门，实施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绩效管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中也开始尝试政府流程再造，尤其是各地通过举办行政服务大厅的有利契机,对各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了重新整合。然而，从我国实践看，更多是技术层面的移植，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分析和提炼，本文旨在阐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程序、目标，为提升政府绩效提供必要的有效路径。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内涵与特性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内涵

政府流程再造，是指在引入现代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公众需求”为核心，对政府部门原有组织机构、服务流程进行全面、彻底的重组，形成政府组织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以适应政府部门外部环境的变化，谋求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使公共产品或服务更能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满意。其基本内涵是：

1、政府流程再造是对传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政府流程再造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反思传统行政组织业务流程弊端的基础上，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摈弃以任务分工与计划控制为中心的工作流程设计观念，打破政府部门内部传统的职责分工与层级界限，实现由计划性、串联性、部门分散性、文件式工作方式向动态化、并联化、部门集成化、电子化工作方式的转变，建立以问题诊断为前提，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服务流程模式。这无疑是政府部门迫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公信力下降而进行的一场自我变革。

2、政府流程再造体现了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核心理念。

传统的行政组织流程是围绕“职能”与“计划”展开，对公众的诉求缺乏了解和回应。而流程再造的宗旨，就是要改“职能导向”为“需求导向”，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为核心，在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上，从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改善工作业绩,以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品质的满意度，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价值追求。

3、政府流程再造是多向互动的系统工程。

政府流程再造既非工作流程的简化或重组，也非单纯依靠信息技术实现部门的整合或联动，而是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治理模式、制约机制的整体再造。它涉及政府部门内部机构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必然会带来政府部门在组织结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评估体系、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因此政府流程再造绝非在原有流程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彻底、深刻、持续的内部革命。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特性

政府流程再造尽管源于企业流程再造，但由于再造主体、客体和环境的不同，导致政府流程再造不可能是对企业流程再造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必须在“公共性”的基础上呈现特有的属性：

1、再造主体和目标的公共性。政府流程再造的主体是行使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组织。这与企业流程再造的由私人部门启动有本质不同。主体的公共性提出了再造行为的合法要件与形式要件，同时也决定了在价值追求上的不同选择：政府流程再造不仅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要最大限度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使效率与效益有机结合，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服务。

2、对象需求与绩效评价的多样性。政府流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指受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行为影响，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公众。同时政府流程的对象也具有特殊性，他们不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或主人”，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而非掌舵”，［1］政府流程必须以满足公共需求为前提。然而，对象的多元化导致公众诉求的多样性和满意度的多样性，他们不仅期望政府流程的高效、便捷，更期待政府流程的透明、公平与公民参与。

3、再造环境的复杂性与再造过程的长期性。

政府流程再造的本质是对政府在政治环境中的任务、产品与服务流程进行彻底的变革与改善，必然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政府流程再造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将影响和制约着流程再造的深度和广度，传统的以部门职能为核心的流程将被围绕过程与结果进行系统设计的流程取代，这势必引起政府部门功能定位、权利配置、职位分类、绩效评估、薪酬体系等敏感因素的变化，因此在政府部门实施流程再造会遭遇更大的阻力和障碍。

政府流程再造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流程再造过程的长期性。政府流程再造既不是简单的组织结构重组或机构减肥，也不是单一的全面品质管理或电子政务的实现，需要一个不断改善、验证、持续跟进的过程。再造的流程必须用于实践检验，在实践中持续修正、改善，以保证新的流程全面达成改造的预定目标，使组织的核心能力有所增强。应通过检测流程运作状态、与预定改造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正改善等方式，始终关注并实现流程再造的持续跟进。因此短期的效应和简单的满足并不意味着政府流程再造使命的完成。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政府流程再造必须以依法行政为前提，无论是对原有流程的梳理还是对新流程的设计，都需要对前置条件、程序等进行合法要件的审查。在实施政府服务流程再造中应特邀法律顾问参加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流程再造的合法性咨询和审查。

2、创新性原则。流程再造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重构，而不是追加式的改进或修修补补的改良，它要求转变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发挥组织的创新能力，突破现存的结构与流程，重新发明完成工作的另类方法。故政府部门流程再造不能够简单地依靠减少几张申报表、缩短个别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更要根据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组织管理原则，对政府部门内部职能进行整合，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职能的相互区隔与协调。

3、绩效原则。政府流程再造的目的是实现绩效的飞跃，即非常显著地减少作业时间、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生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这就要求政府流程再造过程应着重搞好规划、程序建设和行为监管，尽量减少部门摩擦，实现便捷互动。

4、便民原则。政府流程再造的根本目的是“便民、利民”。在流程设计中应尽量实 现“全程代理” 和“并联式”服务，以部门职能整合或通过授权组建跨职能的联动团队，压缩决策——执行间的传递过程，减少公众往来于各职能部门间的消耗，为公众提高公平、公正、公开的服务。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目标

1、流程便捷化。流程再造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分解和诊断原有流程的基础上，实施流程优化，使之达到便捷化和自动化，从而降低时间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但必须指出的是，流程便捷化不仅仅指的是精简机构或者是单一职能部门内部的变革活动，而是众多部门的联动；它不是单纯的技术变革，而是把行政业务流程系统化为战略决策。

2、行为规范化。流程再造首先是一种管理工具，其技术性的内涵便要求它是通过准确地描述并形成标准作业的一系列过程，因而，必须要求其目标和结构的科学、系统、严密和可行；同时，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系统的战略性革新，它必须追求再造过程中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总之，不管是对流程再造的过程本身，还是承担过程顺利运行的制度和人，规范化都是基本要求。

3、过程人性化。在整个流程再造过程中，要始终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要始终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进行快速回应、周到的服务；同时必须明确，流程再造的过程不仅仅是全程信息、全面技术的革新，其落实与运行最终要归结于广大公务员的全面参与，因而必须通过人性化管理，注重组织文化再造，激励和发挥行政人员的创造力，建立一种知识化、团队化、网络化的工作平台和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合作的工作关系。

4、品质标准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体现无差别服务，公平与效率兼顾。再造流程的标准化与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是达成政府部门业务流程彻底重构的基本前提。

三、流程再造是提升政府绩效的有效途径

政府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组织结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高效优质地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使社会有序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现代政府组织在其运行的内、外环境中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与困境，从而迫使政府通过行政改革摒弃传统积弊，突破发展瓶颈，如果说政府绩效评估是从结果评价的角度推动了政府绩效管理，那么政府流程再造则是从过程控制的角度改善政府绩效，在变革中追求成功。

（一）以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由于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组织规模膨胀，层级增多，行政过程的链条过长。加之传统官僚制组织过细的部门分工割裂了完整的流程，使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联动机制，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成都市工商注册登记变“串联”为“并联”的流程再造为例，它原有的操作流程是：申请者必须串联跑六个部门，其中工商局就要跑两次；有较多从时间上难以控制的环节。由于部门间互为前置条件，只要一个部门出现拖延，就难以控制整个办件的时间；申请者与部门接触点多，协调成本高。（见图1）

图1成都市餐饮业工商注册登记的“串联”流程调查显示，企业和公众普遍认为目前的政府流程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审批申报前置条件烦琐、环节多、流程长，流程重复、效 3 率低，协调成本高。通过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减少报批材料，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经济流程再造后，工商注册的流程就变为：一窗式服务，并联式审批。通过流程再造，新办企业涉及的卫生、文化、环保、工商、质监、国税、地税等12个部门按照“工商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原则，在工商窗口受理进行办理（见图2），避免了办事群众在各窗口重复排队和若干次往返政务大厅。实践证明，新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办事时间。通过流程再造，信息资源的共享，不需要前置许可的新办企业，工商、质监、国税、地税4个单位窗口办理时间全部压缩至1天之内办结，办理“四证”由原来的７个工作日压缩到２个工作日；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前置许可的，也在原有基础上压缩了办理时限（压缩最大由20个工作日变为1个工作日）。

图2 成都市新办企业注册登记“并联”流程

实践证明，新流程还方便办事群众，减少办事环节。通过流程再造，不需要前置许可的新办企业，所有的中间环节无需办事群众来回跑路，原工商、质监、国税、地税4个部门的11套表221项需填写的数据整合为5套表74项数据，申请人只需在指定窗口申报资料，并在第二个工作日缴费、取证即可；需要前置许可的，群众也只需要在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时提交齐申请材料即可办理相关审批。

（二）以流程再造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区隔或有效整合，推动组织再造

尽管政府流程再造不是组织再造，但由于流程再造打破了以部门职能和分工为导向的流程设计模式，要求按照“公众需求”和围绕“结果”进行政府流程设计，必然涉及组织内部分工、职务、工作能力需求、薪酬、绩效评量、管理者角色及策略等因素，导致原有政府组织的重构。同时，对现有政府流程的问题诊断也表明：部门职能交叉与职能设置不够清晰、部门利益驱动、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意识不强、协调沟通不充分等是导致政府流程弊端的主要因素。流程再造要求突破部门间的界限，实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以部门联动代替按部门顺序操作。其结果自然会因流程的调整或整合凸现原有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引发组织再造。如，变“外循环”为“全程代理”的流程再造模式就是一种有效途径。以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再造为例：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原有操作流程涉及53个环节，其中要局长签字两次，土地利用处要多次安排经办人，文件资料在服务大厅与土地利用处之间要往返多次；有些环节从时间上难以控制，如局长办公会、4 土地利用处经办人踏勘现场等。该流程中申请单位需多次与业务处室直接联系，这样既不符合建设服务大厅的初衷，又不方便群众（见图3）。根据“全程代理”再造后流程，则明确了执行、决策、监督三职能的区隔，在该流程中，由服务大厅统一接收，服务大厅成为执行机关。减少了领导签字，局长签一次字即可；减少40%以上的办事环节（见图4）；减少了处室之间的交接，防止了处室之间审核标准不一，出现的推诿扯皮现象；实现了“全程代理”。

图3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图

图4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图

围绕流程再造，成都市国土局对局的内部处室职能进行了调整和整合，将综合处服务大厅作为全局对外服务的执行部门，主要负责对外服务的业务受理和办理。相关业务处室主要负责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各项业务的工作规范和标准，进行政策研究，并对执行部门的办件情况实施监督和业务指导。局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负责行政效能监督和廉政监督。局领导作为决策层，主要着眼于全市国土资源管理的宏观管理和重大疑难事项的决策管理。这样一种新的职能分工格局，基本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了处室职责分工，实现了组织结构由垂直趋向扁平化，使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到位。

（三）以流程再造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

政府行为的公共性决定政府绩效不仅强调效率，更要重视公平与社会责任。奥斯特罗姆认为“虽然效率准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其能生产最大纯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标则可能缓解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特别是非常贫困的人群的实施得到发展”［3］政府绩效的特性表明：民众对政府的诉求与满意度不会仅仅局限在速度、经济等数量层面，随 着资讯的发达，民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既要求政府部门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又要求服务的公平、公正。而且希望加大政府过程透明与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对现有政府流程的问题诊断表明：暗箱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差别服务，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等是导致公众对政府抱怨的主要因素。政府流程再造在强调流程高效、便捷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为的规范化，过程的人性化、透明化以及服务品质的标准化，始终把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作为流程再造的核心价值追求。通过岗位说明书和部分工作说明书的编写，对具体岗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责任范围、工作关系、工作标准等进行规范性描述，并且对某一工作的岗位承担者、权责范围、程序安排、服务标准、时限要求等进行规范性描述；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岗位代理制，以规范各岗位之间和各级机构之间的授权行为，避免出现空岗，方便服务对象；同时还制定《服务细则与标准》，对服务的内容和服务品质进行解释和承诺，以方便公众监督和评估；最后形成流程再造的持续性评估机制，通过专家和公众的参与，在实践中检测流程运作状态、与预定改造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正改善，以保证新的流程全面达成改造的预定目标。调查显示，成都市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部门公众满意度普遍提高，其中85.2%的公众认为工作作风与服务态度有很大转变，71.5%的公众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平服务较好，87.3%的公众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和过程透明较好。

（四）以流程再造推动公共服务的信息化进程

传统的公共部门服务流程是建立在传统的组织结构基础上的，一般被分解为由基层工作中采集业务资料、进行汇总、逐级分析决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最后再反馈到基层采取行动措施等几个流程阶段。由于以前的技术不能实现整个业务条块的联网，整个业务数据流程不得不按地理位置和人力分配被分割在多个部门，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增加了交接环节和复杂程度，致使相同的信息往往在不同的部门都要进行收集、存储、加工和管理，不仅提供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加大了协调成本。

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通过网上政务大厅建立并完善信息系统；提供工作过程查询和监督服务，把原属于若干个管理环节、若干个流程作业线加以重新整合；将业务流程“前后顺序”的运作模式改成“左右平行”的运作模式，既保证了流程运作的透明、公开，也可减少作业流程的步骤并增进不同部门的协调；避免电子政务的形式化，通过流程与信息的协作实现政府信息化平台的内在活力和持久生命。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5

摘 要：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发展 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高职教育界对其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梳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 历史，分析 其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可以提高我们对高职教育发展趋势的认识,，更加明确如何处理当前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 问题。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回顾；展望

一、中国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一)早期职业大学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与发展 为适应 经济 社会 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创办了一批新型地方性大学——职业大学，这就是我国最早具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学校。从1980年到1985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各地共兴办了120多所职业大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多年来，这些学校通过校际协作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强校际合作，共同 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经验不足，重视不够，以及职业大学在办学中尚存在着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办学条件不足、专业特色不明显等问题，结果多数学校把高等职业教育办成了普通专科，或者说，办成了“压缩饼干式”的本科。近年来，经过改革和发展，部分职业大学逐渐从“压缩式”模式中走了出来，经过改革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上重要办学力量。相对于早期职业大学的发展，初中起点的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却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成功的发展道路。1985年，中央确定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要求。为落实这一精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原国家教委决定在上海电机制造技术专 科学 校、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和北京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基础上试办5年制技术专科教育。实践证明，5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便于统筹安排教学计划，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并且由于学生年龄小、可塑性强、有效教学时间长，为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的养成创造了良好条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从总体上看，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适应了经济建设和生产第一线岗位对高等技术 应用 性人才的需要，适应了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受到了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认可与欢迎。(二)“双起点”、“双证书”的探索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目标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探索一条高中毕业程度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路，成为职业教育战线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1991年1月，经原国家教委和总后勤部共同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 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率先在全国试办高中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当时，国家对试办学校的基本要求是“双起点”、“双证书”，即学校招收普通高中起点和相当于高中阶段的职业学校起点的毕业生，学生毕业时既获得大专学历证书又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经过几年的探索，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起点、双业制、双证书、订单式”高等职业办学道路，被原国家教委称为“邢台模式”。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通过“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这一举措整合了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政策转变，也是高职教育界对高职教育认识更加深入的体现。1997年，为了明确高职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规范校名，原国家教委明确提出新建高等职业学校一律定名为“x x职业技术学院”或“x x职业学院”，同时鼓励其他通过改革、改组、改制发展高职教育的学校照此更名。3月，原国家教委首批批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挂牌。1998年，教育部提出“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教育”的要求，并拨出了11万个招生指标，在20个省市用于试点发展高职教育。这一时期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职业能力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之路。(三)办学规模快速扩张阶段 1999年1月，为了逐步把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计划、入学 考试 和文凭发放等方面的责权放给省级人民政府和学校，便于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对本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现有资源进行统筹，教育部提出：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国家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以学生缴费为主(简称“三不一高”)[1]的政策。此项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专科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专科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转变的步伐。“三不一高”政策是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2000年1月，为大力推进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加强学校教学基本建设和教学管理，教育部提出了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2]，它成为此后我国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02年7月，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要形成政府主导，依靠 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这次职教会议与其后颁发的配套文件，构成了新世纪初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和总体改革方向。会后，教育部指导各高职院校从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 内容 体系改革、专业试点、实训基地、产学研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04年2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次全国高职高专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概括了高职教育界对高职教育形成的共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从1999年到2006年，我国高职教育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已经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到2006年底，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数量为1147所；高职院校招生人数为293万人，超过了普通本科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为796万人，接近普通本科在校生人数。在办学原则上，我国高职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机制、多种模式。这一举措整合了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有：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二级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等六类院校。(四)示范院校建设 1995年12月，原国家教委为推动职业大学的改革与发展，首次开展了示范性职业大学建设工作。2000年9月和 2001年6月，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国家首批15所和第二批16所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2005年10月，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务院提出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建设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计划[3]。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为贯彻落实该文件的精神，开始共同组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重点支持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2006年12月和2007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先后评选出了首批28所和第二批42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这些学校的示范性建设带动和 影响 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五)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2001年6月，教育部首次对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工作优秀学校进行了试点评估。这次试评旨在逐步在全国树立一批高职高专教育的先进典型，运用典型的样板作用，进一步推动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为了加强对高职教育的质量监控工作，教育部决定，从2003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中建立5年一轮的高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4]，2004年至2008年为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第一个周期。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极大地促进了高职院校的发展。评估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校，为适时地推广它们的经验，提升它们的办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起示范作用，2005年6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进行了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遴选工作试点。这次遴选对这两所学校的建设过程、建设结果和办学水平进行了阶段性评估，为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评估方案》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示范性评估和建设准备了条件。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6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徐文彬

尽管影响小学数学教育（核心是其中的课程与教学）的因素有很多（甚至有些至今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或发现），但是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数学发展、社会需要与儿童发展等是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而小学数学则是在把握社会需要与遵循儿童发展的前提下，就数学发展而萃取的适应时代发展与儿童学习的“数学及其认识”，主要涉及数学思想、数学本质、数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内容。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的研究”就是对上述内容的不断深入的认识。

一、历史回顾

对数学及其思想和本质的理解、领会与把握，应该是开展小学数学教育及其研究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有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强调指出 [1]：函数（数量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譬如，四则运算、面积计算、试算）思想最重要（贯穿数学的所有领域）；“数形结合”在小学是可能的；“寓理于算”（中国传统数学的特征之一）的思想容易被忽视（推理是抽象的计算，计算是具体的推理，而图形则是推理和计算的直观模型）；而且“把变量与函数的思想、形数结合的思想和寓理于算的思想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更有研究者通过事例分析特别指出[2]：小学数学教师应“展示数学的本质，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那么，如何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具体落实“展示数学的本质，把握数学思想，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这一目标追求呢？恐怕只有树立数学素质教育观、凸现数学的文化特征，并不断地对数学教育进行反思和改革方有可能。

有研究者在肯定此前“三个转变”（由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由只重视学习结果转向

[3]既重视学习结果又重视学习过程，由只研究教法转向研究学法）基础上，指出：（1）

应重新认识数学及其教育；（2）应精简传统的数学内容；（3）应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4）应探索新的综合的教学模式；（5）应大力提高教师素质。还有研究者在肯定“数学教育改革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前提下和梳理“国际数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如，对数学意识、问题解决、思维能力和信息交流等数学素质的关注与强调）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教材的改革成果”（目标与内容两方面）基础上，进一步指出[4]：（1）应改革教学内容；（2）应更新教学思想；（3）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更有研究者在揭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全部本质内涵”（即，“小学的数学教育，其学习的认知对象不仅仅是目的──掌握这些事实并能运用，同时也是──发展科学地对社会探求的意识、价值、方法和情感的过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其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5]：（1）注重社会实践；（2）培养科学精神；（3）发展创造潜能；（4）加强情感体验。还有研究者认为，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通过以下方式来凸显数学文化特征（传播人类思想的基本形式、特殊的语言形式、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工具、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高度的渗透性）[6]：还原数学概念的真实生命，绽放数学法则的严谨之美，彰显数学思想方法的深邃，洋溢数学价值的理性精神。

今天看来，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10多年”前的这些设想与展望部分已经实现或正在部分实现。不过，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天我们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发展的迫切，可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7]：（1）如何对待“满足学生兴趣与小学数学教育的强迫性之间的矛盾冲突”；（2）如何看待“大众数学教育与精英数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3）如何处理“数学专家的建议与学校数学教育目标之间的差距”；（4）如何把握“小学数学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与过程的非功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对此（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进行过反思[8]：为什么教，即教学目的问题──知识、能力和品德；教什么，即教学内容问题──精选、增加和渗透；怎么教，即教学方法问题──手段与目的、继承与借鉴、主体与主导；谁来教，即小学数学教师问题──政治与业务、教书与育人、工作与学习、“过教材关”。并同时对“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展开思考[9]：如何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何转变教育思想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教学质量（即，如何做到“教学有法、法无定式、贵在得法、妙在创式”）？如何加强与实际的联系？如何重视数学教学评价研究（即，如何既关注评价的全面性又关注评价的实际可行性）？如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然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科学性失误”需要避免[10]：领悟全面分析的观点，克服结语的片面性；坚持相互联系的观点，防止论述的绝对化；掌握发展变化的观点，理清概念间的关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发挥算术解法的优势。同时又有一些“数学教育观念”需要切实落地[11]：包括动手实践与主动探索的学生活动应是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自觉行为，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教学形式；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使学生建立关于相应逻辑结构的牢固记忆，而应帮助学生形成适当的认知结构；教学中既应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同时又应当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超出“日常数学”上升到“学校数学”的必要性；不应将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绝对地对立起来，而应很好地实现其相互渗透与必要整合；在积极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同时，我们应注意防止理解上的简单化与做法上的片面性，并应注意对已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二、现实反思

由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可知，这30年的研究确实提高了我们对小学数学的认识。就当下的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而言，其四个内容领域（即，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中的知识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贯穿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可能更为重要，而由这些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所折射出的数学本质也应该得到必要的彰显。

数学文化观的提出为我们准确、系统、全面地认识数学及其发展，乃至数学思想方法的产生与运用等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数学的产生与发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社会需要的刺激加速与探究“自然的奥秘”的原始推动，而数学的精神气质也在这刺激加速与原始推动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想象走向实在：从“自然的秘密是上帝的数学设计”到“世界的本质是数字的存在”──“万物源于比特”，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揭示自然的数学结构”到“设计我们的世界结构” ──数学建模。与此同时，数学的作用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存。[12]

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以及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任何思考、谋划与实践，就不能不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上来进行与展开，否则就会显得有点不合乎事宜乃至落伍时代，更无法真正实现我国现行数学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四基”与“四能”之总体目标。

三、未来展望

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就是数学文化中的“数学科学”与“数学人文”之间的辨证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虽然作为整体的数学文化之发展我们无法观察、归纳和概括，却只能依靠局部的“主观体验”和“想象力”来建构这个整体及其特征，但努力把握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却是我们开展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前提或基础乃至出发点。

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2）数学的技术特性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人放言，高科技的核心乃是数学；

（3）数学的统一性主要突出体现在不同的数学文化传统之间的趋于一致，而非数学理论的统一；（4）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已经成为数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因此，站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来开展有关小学数学的思考与研究，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理解并把握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1）不仅要熟悉现行课程标准中的数学内容，更要力争了解更多的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因为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是我们更新教育观念和开展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活水源头之一。目前，在小学数学教育改革中，就有不少只知道自己所关注的那一个学段（甚至年级）的数学内容而不知道该学段的“上下左右”之为何物的现象，而这显然就是所谓平常“精讲多练”、考前“多练精讲”、考后“训练补救”的必然原由之一。更不要说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的了解、消化与运用了。

（2）不仅要与教育家或教学论专家结盟，而且还要与数学家或数学工作者交朋友。小学数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教育学原理或教学论之原则，而应该把这原理与原则“融进”数学文化当中。而数学文化的教育原理和教学原则最好本身就来自于数学文化──数学家和数学工作者的数学研究就是这数学文化本身之一。另一方面，小学数学研究者最好也能够兼做些数学至少是初等数学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数学活动中体验数学活动”。

（3）应努力至少使自己了解、熟悉乃至精通一门或二门现代数学的分支学科，以便真正体验“数学地思考”和窥视“数学文化的整体特征”。这一要求可能过高，但唯有如此方见小学数学研究的真工夫。

（4）要重视“数学技术”中所蕴含的人文意蕴，而不仅仅是其“方便、快捷、高效”的工具价值，以避免“技术手段”对人的异化。技术要服务于“对人的培养”而不是训练。因此，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学课程、教学与学习问题就应该成为小学数学研究的一个内在蕴含而非外在强加的研究课题。

（5）勤思考并研究数学的科学性与数学的人文性之统一、教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整体，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整合小学数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以此来回应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注 释：

[1] 张景中.感受小学数学思想的力量——写给小学数学教师们[J].人民教育，2007（1

8）：32-35

[2] 张奠宙，唐彩斌.关于小学“数学本质”的对话[J].人民教育，2009（02）：48-51

[3] 周玉仁.21世纪我国小学数学教育改革展望[J].中国教育学刊，1997（06）：59-61.[4] 卢江.面向21世纪的小学数学课程改革与发展[J].课程•教材•教法，1998（10）：38-43.[5] 杨庆余.浅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四个基本特征[J].中小学数学：小学版.1998（0

6）：1-4.[6] 李晓梅.实施凸显数学文化特征的小学数学教育[J].课程•教材•教法，2008（11）：40-43.[7] 王维花，王永红.对小学数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02（07）：5-9.[8] 张玺恩.谈谈当前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若干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5（01）：14-18.[9] 张玺恩.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工作[J].课程•教材•教法，1991（09）：1-5.[10] 肖鉴铿.掌握辩证思想，克服教学失误：对小学数学教学中一些科学性失误的思考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7

十年的实践证明, 党中央、国务院当年做出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加入世贸组织, 是我国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标志, 是中国人民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世界经济平等竞争的应有权益, 是我国对外开放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回首十五年的入世谈判, 漫长而艰辛, 那是一场维护国家利益的特殊战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当时在国内开展了一场全民族广泛参与的、旷日持久的、艰苦而激烈的生产力大提升, 我有幸参加了应对的后期工作, 令我难以忘怀的有这样几件事:

1. 促进思想解放。

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及以后一系列关于发展道路的摸索, 为后来的入世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实现了观念的飞跃。

2. 建立制度基础。

1992年, 中共中央十四大确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我国入世谈判指明了方向, 铺平了道路。

3. 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加入世贸组织前后, 我们清理了大约数千件法律文件, 制定了一批新法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这个成就的取得, 与入世后我们获得了一个由法律支撑的稳定开放的外部环境、把自身的经济建设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和公平的规则内是分不开的。

4. 增强企业活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改制、改组、改造、加强企业管理”, 俗称“三改一加强”全面开展。提升生产力水平是最根本、也是最积极的应对措施。

5. 完善组织保障。

当时, 非常令人担心的是第一产业的农业, 第二产业的汽车, 第三产业的金融。为加强应对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 在有关部委内部相继成立产业调查局、公平贸易局、世贸司等专门从事保护产业安全、执行世贸规则的机构。

6. 勇敢面对竞争。

1995年前后, 家乐福、沃尔玛等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相继被引进。我国的本土商业惊呼“狼来了”。外资商业的引进, 给我国零售业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 也带来了学习成长的机遇。从此, 中国以连锁经营、统一配送、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体系迅速成长壮大。现在, 我国国内流通领域的浙江物产集团已进入世界500强, 过千亿的零售企业已有4家。

7. 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群众广泛参与。

从1985年开始谈判以后, 历任国家领导人亲自组织领导了入世谈判。入世之初, 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党校亲自向省部级领导宣讲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会同原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 迅即在全国开展世贸知识普及活动, 数月内收回500万张答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如此重视, 世界经济史上史无前例, 传为佳话。

回望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的十年, 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十年。进入新世纪的十年, 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从2001年到2010年, 我国的货物进出口规模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增幅达4.8倍,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左右, 国内生产总值从9.43万亿元增加到39.8万亿元, 翻了两番, 经济年均增长约10%, 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融入全球经济, 是完全必要的, 没有这一步, 我们就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今天的地位。

入世十年的历程, 我们正在实现从“学习规则”、“执行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的角色转换。众所周知, 经历了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艰难地推进经济复苏。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 正遭受着严重干扰。与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背离的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随着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我们十分有必要认真学习如何参与规则的制定。这项工作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 使世贸组织的规则更加平衡, 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总之,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扮演着“维护者、建设者、促进者”的角色。

眺望未来, 我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国家注意培育、壮大一批自己的自立于世界的中国的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即NGO) 。这是培育和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根支柱 (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社团组织) 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中, 强大的企业和行业组织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争取在培育出一批充满活力、守规则, 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的跨国企业的同时, 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社团组织, 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壮大。说到这里, 我想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不久前国务院决定, 从2012年1月1日起, 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 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这是我国为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而做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我们中国商业联合会为这个政策的出台一直在积极推动, 做了大量工作, 为全行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因此说, 只要真正代表行业、全心全意为行业服务, 在国际和国内两个舞台上, 企业与行业协会完全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