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共9篇）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篇1

前言

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要突破口, 而文学语言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导, 这点已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认可, 本文以大众话语视角进行探究, 并结合众多文献, 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

一、从大众领域到大众话语

“大众领域”的德语翻译为“Bevölkerunggebiet”, 曹卫东教授在他的翻译作品《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对大众领域的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与思想的层面上都运用这个词汇, 在社会层次上的‘Bevölkerunggebiet’将其理解为大众性与公共性, 在思想层面上应当理解为大众领域”。尽管哈贝马斯在《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展开批判, 然而由于从资产主义的社会转移角度来抽象与提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笔者从中得到较好的印证:公共性展现为比较公共领域, 并与私人领域形成相对之势, 大众领域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部分, 并与公共机关形成直接抗衡的状态。

哈贝马斯曾表示大众领域, 主要包括封建时期的大众领域与资产阶级大众领域, 然而后者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典型, 他强调大众领域是由主体特性的私人来组成的, 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是由私人组合而成的大众领域, 然而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受到上层控制来反对大众权力机关, 而真正的大众领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国家权力保持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对文学研究人员来讲, 哈贝马斯提出的大众领域是政治大众领域的前身与先导, 公众舆论作为媒介来调节对社会与国家的需求, 并以文学大众领域作为纽带, 与大众相关的私人经验关系融入政治大众领域, 文学大众领域中的人性则成为政治大众领域发挥影响的载体。

大众话语的“大众”也可以这样认为, 然而大众话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 一方面是组成大众领域的重要条件, 由于大众话语是大众领域中民众交往对话的主要方式, 并通过大众话语, 群众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心声, 也能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 才能展开讨论与对话。章宏伟教授曾指出, 大众领域的外在组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是物理形态的大众空间, 第二是媒体形态的大众舆论领域, 第三是社团组织形态的大众领域, 第四是社会发展形态的大众领域。同时大众话语成为了大众领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面大众语言与话语具有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 然而大众话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能被公众所掌握、理解、运用的话语, 同时也包含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色彩, 即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 而这在传统社会所代表的大众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 大众话语也是公众交流与讨论的对象、内容、话题, 从某种意义来讲, 大众话语同时也是大众讨论的共同事务, 即大众会追问成为大众话语确立以及大众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二、营造大众话语与中国文学大众性的诞生

倘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型的大众领域, 而语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就掌握着这个文学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排斥民众的, 并且在传统技术水平极不发达的情况下, 接受与传播文言作品都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构筑文言经典, 是后人学习经典的主要事物, 然而写作文言文, 是后人膜拜先人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内容上说, 文言不属于真正的大众话语, 确定文言地位, 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 崇尚学则优而仕的理念,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根据许纪霖先生所说,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权宗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中枢,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士大夫阶级尊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 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是封建家族统治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 士大夫阶级往往是身兼二职, 即在朝廷士大夫辅助帝王管理天下, 在乡间为地方精英与道德表率来管理民间, 即以士大夫充当社会重心, 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与国家融为一体, 表现为有效整合。

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即可理解为创建大众领域的努力。在中国古代是否出现大众领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而封建社会末期即在这数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 则引起了这一时期的大众领域前所未有。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的社会层次结构瓦解了, 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体制以外, 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能对民众、社会的需求进行反思, 通过反思国家体制, 从而提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封建社会末期, 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字改革, 就是致力于创造大众领域的具体表现, 把文字语言置于大众讨论的重心。假如对汉字进行改革来创造大众话语一直显得较为模糊, 发动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直接改变以往文言的统治地位, 以白话文为大众话语, 那些积极知识分子提倡反对文言文与发表大量白话文的文章, 这不仅仅是对语体进行变革, 更是开启民智、启蒙民众, 进一步实现了广大人民成为大众。

三、重塑大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主要包含对民众、平民的认可, 充分体现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广泛性, 这也是“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极大超过封建末期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但是胡适对文学语言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工具方面, 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五四”时期对语言变化的理解。鲁迅与胡适对文学认识不同, 他对这语言变化的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一定深度, 尤其对传统思想与文言文化形成互为表里的联系。在现代文学转型时期, 文言对处于该时期的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种固有的儿话语, 所以改变与传统意识形态固为一体的文言, 将这充满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白话成为大众话语, 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汉字与文言所形成的汉语言文学体系成为传播传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关键载体, 鲁迅积极感受到传统的文学体系束缚对人的天性, 极大地扼杀赤子之心, 所以鲁迅先生提倡改用拼音、废除汉字, 提倡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变革传统文学, 鲁迅是提倡白话文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打破无声的中国, 即通过自己的、现代的、活着的白话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四、结束语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 在这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色彩, 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向西方学习、世界大同的意味, 一直在西方与本土、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夹缝进行延展。这与在17、18世纪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创建早期大众领域是完全不同的, 后者包含的, 恰恰是对国家以及民族内涵的认同。

摘要：民国初期的“五四”的现代文学变革, 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展开传统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这种大众话语, 不仅是大众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 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形成的基础。清朝末期广大知识分子建立的大众话语局限于二元化层次, 而现代的“五四”运动期间创建的大众话语真正形成了一元化的现代文学雏形, 依托大众话语, 才能产生公共文学领域, 具有社会大众性的现代文学才能得以转型。

关键词：大众话语,中国文学,变革转型

参考文献

[1]崔鑫婷, 丁颖.回漩与突进——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9 (06)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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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岚.中国游记体小说的现代转型与文化想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7 (10) :126-128.

[4]姜异新.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东方论坛, 2006 (06) :57-62.

[5]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东南学术, 2001 (03) :87-94.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篇2

文本阅读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因此尽量多地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对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非常重要。因为课时的限制，这里提出一个非常简要的必读篇目，只有全面阅读这些篇目，才有可能对现代文学史有最基本的了解。建议对现代文学特别感兴趣的同学，尤其是在阅读中对某些作家已经有偏好的同学，可以再深入阅读这些作家的文集甚至全集。更进一步，可以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加深对具体文本和作家的理解。

小说：

鲁迅《呐喊》：自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

《彷徨》：祝福、在酒楼上、示众、孤独者、伤逝、离婚

《故事新编》选读

郁达夫：沉沦

许地山：缀网劳蛛

庐隐：海滨故人

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

废名：桥竹林的故事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茅盾：蚀子夜

巴金家寒夜

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张天翼：华威先生包氏父子

沈从文：边城三三丈夫

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

李劼人：死水微澜

施蛰存：鸠摩罗什黄心大师石秀

沙汀：淘金记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钱钟书：围城猫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孙犁：荷花淀

诗歌：

郭沫若：凤凰涅槃

闻一多：死水、口供、心跳、奇迹

徐志摩：再别康桥云游偶然残诗

李金发：弃妇

戴望舒：雨巷断指寻梦者

臧克家：老马

卞之琳：鱼化石断章尺八淘气无题（1-5）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手推车我爱这土地

冯至：十四行集〃一、十五、十七、二十七

穆旦：春诗八首赞美我冬

戏剧：

曹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散文：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篇3

一、白话文:功用与价值

有关白话文对中国文学在现代转型中的功用与价值, 前人已经强调过太多, 但是, 无论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性, 都不为过。笔者认为, 广泛地运用白话文写作, 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运用上由文言文改换为白话文, 看似只是语言形式的问题, 实际上却是反抗传统以及转换文学思维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 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 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域。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 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 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大规模地提倡白话文、创作白话文作品的, 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在此之前, 白话文运动已经开始, 如1898年出现的《无锡白话报》, 1901年出现的《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等, 但影响范围毕竟有限, 社会效果也不明显。真正蔚为大观的, 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继胡适等大力提倡白话文之后, 白话新诗、散文、小说如雨后春笋, 纷纷涌现, 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 并取得了统治地位。

白话文的提倡和大规模运用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影响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仅改变了文学的阶级格局, 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表层看, 这种转换是由贵族话语系统向平民话语系统的转换……从深层看, 这种文白更迭更是传统话语体系向现代话语体系的转换。”面对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 文言文最终被湮没, 而白话文因为适应了现代的文化、思维和节奏而大行其道, 蔚然成风。“文学革命从语言符号上的突破性进展, 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个所向披靡的理性之剑, 也为新文化迈向现代化的坦途, 提供了新的文化载体……新的‘文化模式’的展开, 也就相应地出现了新的符号载体,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为本世纪中国文化投下了以‘新’为支点的共时之约。白话文的出现, 为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符号载体作用。”试想, 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被废除, 白话文进入了文化、知识和文学的领域,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难道不算一次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么?

二、精神风貌、现代思想与新文学理论

白话文的普遍使用, 为中国文学打上了鲜明的现代烙印, 但这毕竟是语言形式问题, 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及内容才是它的本质。五四时期的文人们, 普遍地具有一种铺张扬厉、高远豪迈的气概, 有一种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勇气, 反映在文风上, 就是酣畅淋漓、无所顾忌, 能以强烈的情感震撼人心。而这, 恰是晚清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所不具备的。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就风格而言, 仍是温和的, 如“四大谴责小说”、《海上花列传》《断鸿零雁记》等。这种风格, 从总体上说, 仍属于旧文学的格局, 不能划入现代文学范畴。当然, 晚清时期也有不少文风酣畅淋漓的作品, 如梁启超的大量气势磅礴的文章, 但是政论文居多, 纯文学性质的作品很少。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则不同, 虽然也有不少幼稚之作, 但其形式之新颖、文风之清新、内容之充实, 足以让人拍案叫绝。如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以白话的语言、狂人的视角, 剖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可谓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晚清时期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思想, 如启蒙与救亡的思想、进化论的思想等, 但影响力毕竟有限。而到了五四时期, 启蒙思想才开始影响到文化的几乎一切领域, 民主、科学、进化论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 如当时出现的新诗和大量的“问题小说”。晚清时期新思想的出现, 归根结底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 没有触及到文化和国民性领域, 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则大有“全盘西化”之势:“他们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能富国强民, 救国民于愚弱, 反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 必须彻底摧毁, 才能为拥抱西方现代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由陈独秀、胡适起始, 联合李大钊、鲁迅、吴虞、吴稚晖等形成一个同传统彻底决裂的联合阵线, 掀起打倒孔家店, 反对儒学传统的浪潮, 致使儒学的价值体系被他们肢解, 并分别击破。”这两者在力度和性质上都是不一样的。由此看来, 晚清新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彩排, 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的出现才是爆发。

晚清时期也有比较重要的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 突出的有梁启超的“三界革命”理论, 陈季同的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乃中国文学之参照等主张。这些理论主张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并未深入到文学的本质中去。直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尤其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的提出, 才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主张使中国现代文学的规范得以确立, 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崭新的灵魂, 使中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区别于古代文学。

三、普遍、质变与全局观照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无疑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有学者将晚清时期某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或带有现代色彩的只言片语的理论的出现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如严家炎先生认为:五四文学思潮可以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这个源头上, 存在着三座标志性的界碑, 一是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 二是陈季同提出的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乃中国文学的参照的观点, 三是带有现代意义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海上花列传》的出现, 这三座界碑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有栾梅健先生仅凭对《海上花列传》的分析, 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向前推到了1892年。严家炎、栾梅健的主张不合理之处在于错把萌芽当成是一种新事物出现的标志, 他们“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 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 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文学数百年来最深刻的巨变, 其开端的标志绝不可能是这些零星出现的理论和带有新旧文学融合色彩的小说。严家炎提到的这三种情况充其量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之前的萌芽和孕育。栾梅健提到的《海上花列传》充其量只是旧文学在新环境下的产物, 并非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同理, 范伯群先生仅凭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侦探小说中隐含的“科学”精神, 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南方零星出现的白话文小报, 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到晚清时期, 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有当一种文学潮流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主流之后, 我们才可以追溯这种主流的起点, 并把它作为这种文学潮流的起点, 而这个文学潮流的起点正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同时, 我们并没有忘记促成这个文学潮流的孕育和准备阶段。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 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晚清文学的发展, 就是这个必要的量变过程, 而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狂飙突进、新文学蔚然成风, 就是由这个量变产生的质变。很多人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定在了晚清时期, 根本原因在于错把量变当成了质变。王德威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对于这个题目我非常赞同, 文中列举的实例也很令人信服, 但据此把晚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就错了, 错就错在他混淆了量变和质变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晚清文学的繁盛、小说的大举创作、出版机构的涌现、翻译文学的大盛, 固然是晚清出现的新现象,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而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前必要的准备和酝酿, 是量变, 不是质变, 是积累, 不是飞跃。

面对中国文学百余年来风云激荡的变化, 我们必须有一种全局的观念, 以全局的姿态去观照这一切, 而不是一味纠缠于一时一事。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晚清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所起到的酝酿和积累的作用, 又要从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认识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的实质性的、普遍的变化, 把晚清到五四的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局限性, 才能看清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真正面目, 而不是坐井观天、钻牛角尖。

四、结语

纵观百余年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 五四时期对白话文的大规模提倡和运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用和价值;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风貌和品格上的变化, 并且深受现代启蒙思想尤其是人学思想的浸染, 同时也形成了现代文学理论的支撑;最后, 以全局的视角看, 从五四时期开始, 中国文学才发生了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质变。因此,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时间应该是五四时期。

摘要：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发生的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首先应是语言形式上的现代化, 也即白话文的普及;其次, 必须有精神风貌上的转型, 必须有现代思想的支撑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同时, 还必须是普遍的、产生深远影响的转型。必须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放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 才能避免局限性。晚清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要过渡, 但并非其开端。必须充分重视晚清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时间仍应为五四时期。

关键词：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白话文,现代思想,质变,全局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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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篇4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和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5年以前马华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元素非常明显，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1945年后中国出版物禁止进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断绝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中转站，继续向马来西亚输入文学和文化。此外，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的中学华文课本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教材，深深影响马来西亚文学爱好者，他们从中得到写作的启蒙。本文主要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过程与形式，观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既疏离又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马华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课本 文学传播

马来西亚是中国、台湾、香港之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1945年以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背景和思想都以中国为背景，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二战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英国殖民地和当地统治者禁止中国出版物进入。马来西亚人民和中国文学界断绝交往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给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注入新的文学元素。然而，受过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华文写作者也受到影响。在马华文学作品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子处处可见。“五四”的文学传统在马来西亚一直没有断绝，主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多年来的中学华文课本依旧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教材。

各学者对马华文学的分期命名虽有所不同，但大致上以“战前”(1945年以前)和“战后”(1945年以后)、“独立前”(1957年以前)和“独立后”(1957以后)作为分水岭。战前与战后的区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划分华人的移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形成和变化，是一种从外围到中心的转移。独立前和独立后的划分，则是要观察当地华人对该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是内部本体向核心的靠拢或远离。本文以马来西亚为中心，马来西亚以外的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为外围，作为本文讨论的概念，所以采用“战前”与“战后”的时代划分，主要讨论战前、战后和马来西亚独立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传播及其影响。

一、从祖国到南洋：海外的文化基地

1945年以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还没形成自己的特色。那时在新加坡马来亚半岛活跃的华文作家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到新马谋生或避难，准备日后回归家园，所以没有长久居住新马的打算。他们情牵中国家园，关心家国的政治演变，侨民的意识还很浓厚。这些作家在新马一带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教育，为当地华人社会注入文化的养分。

南来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经营模式和文化内涵带到新马一带。一些文化名人如郁达夫、左秉隆和黄遵宪到新马时，带着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他们办报的同时，也提倡文学创作。当时在新马创立的华文报纸就有《中兴日报》、《南侨日报》、《益群报》等二十多份(杨松年249)。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报纸是传达信息、推动文学的重要工具，副刊更是争取读者的重要部分。新马的华文报纸经营模式参考自中国，设有许多副刊，刊登文学作品、流行小说、笑谈等消闲文字和创作版块。如《南侨日报》的副刊栏目就有“谐文”、“粤讴”、“班本”、“小说”、“记事小说”、“孽情小说”、“神怪小说”等，可谓应有尽有，读者从中可以吸收中华文化，以解思乡之情。此外，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也提升当地华人的文学修养，甚至写作兴趣。副刊所提供的创作园地，也为新马社会培养出许多作家。由于南来文人的办报和教育目的都以中国大陆为依归，宣扬爱国(中国)和救亡(中国)精神，作者、读者首先关心的是中国境内发生的种种变化，所以说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并不为过。1937年，日本侵华，新马文坛也掀起“救国救亡”的热潮，呼吁“爱国”捐款，鼓励“回国”参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新马地区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统治，国家概念不强烈，对当地的华人来说，所谓的“国”，指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1941—1945年，日本侵入东南亚，马来亚的华人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斗，对这片海外的家园有了感情，希望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希望家园摆脱殖民地的统治，自已当家作主。在文学题材上，也出现转变，作家逐渐关注当地生活，赞美当地的风土人情，本地意识开始显现。新马华人的本土意识形成，可说是自觉性的内在因素，不过这个转变的过程缓慢，立场也经常模糊不定。战后几年，国共内战，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海外，部分经香港来到新马，继续文艺创作，如马宁、夏衍等，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怀念故土的情怀。因而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并没有在战后几年内得到全面的认同。1948年爆发一场激烈的有关文艺独特性的论争，究竟是要脱离中国的影响，还是建立起马来亚的特色，各有各的说法，难分难解，这可看出当时文学作者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随着新中国成立，在马来亚的共产党(马共)的影响力也跟着高涨，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感受到威胁，因此加强打击马共。1948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实行戒严以杜绝新马华人和共产党的联系。由于华校、报章和中文印刷品是宣扬共产思想的主要媒介，殖民地政府同时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的书籍进口、遣送教师和文人回中国，以防共产思想继续在华人社会的传播。中国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南来文人和书刊，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之后，马来亚文坛和中国的交流不再。与此同时，马来亚作家的本地意识逐渐加深，他们意识到既然选择在马来亚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就应该投入本地社会建设，关心本地发展，也应该多创作以本地为背景的题材。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大部分留下来的马华作家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他们爱国的对象从中国转移到马来亚，从此。“国家”和“文化”正式分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是一个国家，是他们先辈的祖国;中国也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地，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华文化血脉相连。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篇5

1 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时期, 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 渐渐的形成“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其中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自觉从事西方文学翻译的代表, 他开始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品引入中国, 以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引导[1]。而西方翻译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影响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 开始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 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一经面世, 迅速出现“不胫走万本”的局面。小说所讲解的西方男女感情生活, 完全有别于我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度, 体现出了男女感情的唯一性、专注性、排他性, 是男女在婚姻关系上平等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西方翻译小说, 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局限, 带来了新的思想上的洗礼。为此, 我国的近代文学也逐渐走上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道路。例如:巴金所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探讨封建家庭制度的腐朽、罪恶, 极力赞扬了青年人对理想、信仰的追求, 是个性解放、自由、爱情、婚姻的探讨与追求的作品。

同时林纾在进行西方小说翻译的过程中, 重点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导, 宣扬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风情、战争等, 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眼界。而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主义、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思想因此被逐渐的改变, 开始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型。其中林译小说为近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种思想资源, 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成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无论是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 还是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甚至社会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记》等, 都大大地从思想上影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转型[2]。

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 接触西方小说所展现的各种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冒险等观念思想。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学习, 竭力打破了我国传统古代文学的创作理念, 开始向现代化的文学之路进行探寻。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优秀文学作品, 成为引领我国近代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前沿之作。

2 提升了小说文学创作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以诗词歌赋为主, 而小说、戏曲等地位比较低下, 是供人消遣娱乐的道听途说消息, 不受社会大众的重视关注。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大量西方翻译小说的出现, 带动了我国文学史上对小说的新认识, 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转型的作用。在近代这个“西学东渐”趋势下, 许多西方优秀的小说被大量的翻译为中文, 并在我国迅速传播, 大大地加强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社会地位, 逐渐跻身为“文学上乘”, 也引起了文人对小说观念的改变, 开始了小说的大量创作。

在小说地位提升的同时, 西方小说的形式多样性, 也被得到重视, 逐渐打破了我国固定的章回体小说形式, 进一步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转型。同时白话文的小说形式也逐渐走向成熟, 开始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 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 兴起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 林纾、鲁迅等翻译家, 向中国文学史引进了大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杰出小说作品, 共翻译667种外国小说[3]。同时对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技巧等也进行了介绍, 丰富了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大量西方小说译本, 丰富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引入了除言情、历史、神魔等之外的小说新类型, 即侦探、科学、政治小说。深受西方小说题材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也开始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创作, 例如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吕侠的侦探小说《中国女侦探》, 鲁迅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是因受到翻译小说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创作的。

其次西方翻译小说的盛行, 改变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语言。在翻译者进行西方小说作品翻译, 并传入市场中时, 发现白话文所进行的作品翻译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于是开始了白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 以及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等, 深受市场欢迎。这开通了中国近代小说通俗化的发展趋势, 大大的冲击了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徐念慈的《情天债》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话小说。

最后, 翻译的西方小说, 改变了我国传统古代小说的创作小说。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中, 注重叙事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小说的人物、语言、环境的描写, 译本进入中国市场后, 引起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手法的转型改变。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 主要通过时间、角度来实现, 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 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性, 而我国传统小说创作多以时间顺序来展开, 缺少变化。角度上, 我国一般使用第三人称, 展开全面的叙事视角, 而西方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 增加小说作品的真实性, 更贴近读者的生活, 引起读者与作品间的共鸣。而中国近代小说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创作了《霍桑探案》、《九命奇冤》等倒叙时间模式, 以及《禽海石》、《断鸿零雁记》等第一人称的小说作品。

而在小说的描写上, 西方小说采用多种描写, 来丰富作品内涵, 包括人物、环境、心理等, 而我国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缺乏, 例如:在描写美人时, 多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 未能呈现出具体形象的人物特征[4]。心理描写、环境描写更是少之又少, 多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来代替。受到西方翻译小说描写手法的影响, 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环境、心理、人物描写的作品, 如《老残游记》、《恨海》等, 增加了近代小说的感染力, 促进了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3 推进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大量流传之际, 不仅为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为我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了途径。西方小说译本的传入, 让我国文人清晰的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差异, 无论是思想观念, 还是创作手法上, 都对我国文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杰出小说作品, 他在进行翻译实践时, 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不同之处, 更从差异中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融合, 加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 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在进行我国文学的改进时, 必须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的智慧与特点。于是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 对原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 在保持作品原文的同时, 结合我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改变, 使之具有新的阅读效果。

例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 除了要反映出小说的内涵, 还进行了社会的正确思考, “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 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 这是林纾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思考认识, 是我国民族精神的展示、开拓[5]。同时, 林纾也在积极地探寻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契机, 积极的进行我国文化的建设。而林纾对于翻译小说, 坚持使用文言文翻译, 成为他坚守中国文化的又一途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 而古文更是我国文化的显著标志, 它延续着我国文化的精髓。

随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 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间的战争,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论战, 更是文学保守与激进的搏斗。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 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林纾深刻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拉丁文,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要废除古文的地位来实现。他从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认识理解中, 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做出思考, 是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积极推动, 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体现。林译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文学视野, 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是我国近代文学进行转型的独特精神表征, 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林纾曾翻译了多国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 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不如归》、《黑奴吁天录》等,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坚持进行二度创作, 用文言文来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受到林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 创作出了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有些作品还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6]。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翻译小说功不可没, 不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影响。

4 结语

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深受各方的影响, 尤其是大量的翻译小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走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唐爱军.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成果探析[J].兰台世界, 2012 (11) :25-26.

[2]胡全章.1898:喧嚣与躁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J].邯郸学院学报, 2008, 18 (4) :41-44.

[3]田玲.近代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J].北方论丛, 2010 (4) :44-46.

[4]禹玲, 汤哲声.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3 (2) :33-36.

[5]陆双祖.论“林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2 (4) :72-75.

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研究 篇6

“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概念界定

众所周知, 中国美术的发展是从传统性进入现代性的。传统性美术是指以文人绘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 那么, 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究竟为何意呢?目前, 对于这一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既然从传统的“宇宙主义” (天人合一) 走向辩证斗争, 从“天下”意识形态转向个体性的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性的标志, 因此, 美术界可以将回应西方文学、美学、艺术的挑战视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开始, 由此1916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或者是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便可视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开端。国内学者河清认为现代性在美术上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人类中心主义;2.文化进步论;3.个人中心主义;4.对“新”的崇拜者;5.非主题化倾向, 并且将西方美术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对立的存在而加以论述。由此可以看出, 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是一个“被现代性”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创新、思想转变以及外来观念的影响而促就的。结合以上观点, 我们可以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界定为美术创作思想逐渐从传统社会精英主义、个人修养转向市场化、平民化以及注重艺术家个人思想表达与情感抒发, 既与大众审美、大众需求相吻合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艺术家打破传统规范与政教观念, 追求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这与近代以来整个社会追求经济发展、满足消费以及渴望自由、民主的思想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 近代以来, 中国美术的发展虽然历经坎坷, 但现代转型的路径与趋势却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发端

19世纪中期以后, 诸多文化形态极大地背离了以传统士大夫为主导的精英文化与艺术审美取向, 转向追逐商业利益、追求金钱消费的大众或者是通俗美术审美理念与创作意识。正是在此种环境中孕育出了现代性的美术形态。

首先是1840年左右流行于广东地区的外销画。在明朝晚期, 广州便成为中外商贾的云集之地, 被称为“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对外贸易事务, 因此, 被外国人称为“皇商”。这一时期, 广州地区的彩绘的瓷器、漆器、家具等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艺术品广受欢迎。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一批中国瓷器画师和画工采用凌娟、纸、画布、玻璃镜、象牙等材料, 以及水彩、水粉、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 以中国风物为题材创作出大量的商业画, 由此被称为“外销画”或者是“贸易画”。

到了道光年间, 一批西方画家来到澳门和香港地区。他们运用西方绘画技法, 创作出了不少以南中国风物为题材的与传统中国绘画风格炯然不同的写生作品。在此情况下, 注重写实的中国画师、画工在西方画家新的绘画技艺、绘画题材与审美趣味的影响下, 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绘画技艺与审美思想。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不仅直接临摹西方画家的作品, 甚至还通过直接复制、仿照、改绘知名西方画家的作品, 创作出面向市场的、适合描绘的外销画作品。这些外销画作品打破了传统绘画精英化、艺术性的创作意识, 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因此, 19世纪中期的外销画艺术被称为是我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开始。

其次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月份牌画艺术。20世纪30年代, 上海一跃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商业大都会。伴随着海外商品的输入, 广告宣传画也大都是一些泊来品。然而, 随着此种题材与风格的商品画的日渐增多, 商家们发现这不符合上海本土民众的审美习惯与文化观念。随后, 一些外国商家便尝试采用我国传统绘画的题材、技法与形式印制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商业广告作品。更重要的是, 这些商品宣传画还结合中国传统社会所广泛流行的月历形式来设计、印刷画片, 并且通过张贴、赠送、搭配销售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而起到了很好的商品宣传的作用。此种商品宣传画被称为“月份牌画”。到了20世纪30年代, 照相制版印刷、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开始风靡中国、甚至是伴随着特定商品远销海外, 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代表意义的中国现代美术作品, 而且也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快速发展。

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 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以及思想的解放, 我国美术不断地突破和穿越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重围, 由此开启了现代转型的快速发展之路。

首先, 我国美术在新时期的发展侧重于同西方美学、艺术的横向比较上, 并以此来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想和观念, 逐渐改变中国美术单一与传统创作思想的束缚。“85青年美术潮流”中, 西方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蕴含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反思与痛苦, 不仅在中国年轻艺术家群体中迅速得到传播, 而且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其核心思想是:一方面针对西方现代美术潮流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为了突破极端的“商业化”、“政治化”美术现代转型导向, 中国的美术发展必须检验时代, 反思传统, 从而大胆地进行新时期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尝试。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美术大展, 中国美术界用四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核心的现代艺术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进入90年代之后, 随着中国现代美术大展的推出, 中国美术界全面结束了完全模仿西方现代美术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现代美术思潮, 从而进入了多元美术的发展格局, 重新回归到中国本土美术的现代性问题上。与新潮美术家的“大观念艺术”以及“完全西化”的思想相比, 90年代在中国美术界形成广泛影响力的美术家大都出生于60年代。他们在美术创作与研究过程中试图拉近美术与观念、艺术、生活之间的精神距离, 一方面通过创作实践代替规模较大的自我建构与理论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写实的方式表现自己模糊的思想与观点。 (2)

然而, 新世纪以来,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美学、艺术、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在中国也广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发展再也不能脱离西方美术体系的参照而自行生存和发展, 因此, 当前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认同并希望快速引进西方美术的“国家民族主义”, 由此实现美术在国家进步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二是基于我国民族的文化艺术资源, 应对西方美术思想的冲击与挑战, 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当前, 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 构建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艺术、思想、经济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转型的主流美术价值观, 才能真正实现新时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针对性与实际意义, 同时也才能构建中国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 从而突破原有的价值观念与文化重围, 走一条更深远、更稳健的中国美术现代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于洋.直面百年的现代省思——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J].美术观察, 2007, (2) :26-27.

[2]顾丞峰.现代性与中国美术的转型[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6, (4) :4-7.

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向 篇7

所谓“转向”, 是指学术史研究中用来标志重要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范式大变革的专用语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可以十分明确地概括为文学的政治价值体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笼罩全国, 组构着那一时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成为国家政治权利话语对文学阐释的工具, 而始终未走上自身独立发展的道路。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 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转型, 作为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 政治上废除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规定, 文学理论才逐渐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 回归学科本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思“政治—社会批评”模式, 不断突破理论上的某些“禁区”;二是重新确认文学的特殊性质、规律和价值, 探索文学自身的属性。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了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新走向:审美自主性转向。它成为文学理论学科专业化和重建学术自由的突出标志。这时期童庆炳先生主要的理论关注点即文学的审美属性问题。他认为, 文学之为文学, 当有其独特的对象和内容, 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功能都有着独特的品质和特征。为此他发表多篇论文, 深入论证了文学的审美品质, 把文学创作看做一种以审美活动为核心的精神活动, 从社会现实、心理美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诸视角, 在与古今中西各种文学理论的对话和沟通中, 进一步丰富、完善自己以“审美特征”为中心的文学思想, 从而构建了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通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中作家、读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肯定和重视, 对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审美心理属性研究, 审美自主性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 转向人的主体性和内心世界, 大大提高了作者和读者的地位, 推动了文学理论学科从偏重客观世界向从主体出发的主客体平衡的格局发展。因此, 文学理论走向审美转向的历史, 由于强调审美主体在文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而使我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80年代下半叶开始, 文学理论学科出现了“语言论”转向, 它直接受到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论的影响, 给中国文学理论界带来了又一次历史性变革。20世纪中期, 以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为标志, 西方产生了现代性的文学观。该书区分并比较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方法, 并偏重于所谓的“内部研究”, 即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 从文学的语言入手研究文学作品。书中, 韦勒克捍卫了“正宗的”文学研究, 即严格的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 他力图证明文学是虚构性、想象性的作品, 其特点是在于以诗性的方式使用语言。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诗性运用, 并关注符号本身, 而不是其内容意义, 开创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语言, 作品意义是需要解释的东西, 并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 即用诗学的方式力图搞明白作品是怎样到现有效果的。它采用语言学模式, 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效果为起点, 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 如是什么使一般文学在一本小说中看起来具有讽刺意义?是什么使我们对某个人物产生同情?为什么一首诗的意义会显得含混不清?等等, 从文学语言角度给予分析, 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 文学的语言研究一度成为热点, 多数学者认为语言的研究是深化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必然把研究重点转向以作品为主的内部研究, 转向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析。这不仅提高了作品的地位, 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 而且引申出了以作品为中介而构筑的文学理论框架, 从而使文学理论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个一般层面深入到文学活动内部诸要素关系的特殊层面。以作品为中介来沟通作者和读者, 使我们对文学活动本身的认识也更为丰富、具体和全面, 使文学理论学科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完整的话语体系。

三、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 在学术界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知识观和研究范式。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 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文化生产如何进行, 文化身份如何构建、如何组织等问题。它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 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 可谓跨越多重学科的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的文化语境的发展、新的社会现实的出现使以往的文学理论走入了“边缘化”的危机, 让文学理论介入到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必然。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勃兴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 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入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 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因此, 过去的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文学理论研究, 就因其专业性而成为一种学术活动远离了变化了的社会现实, 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而文化研究本身的特性, 使它无可非议地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新的理论增长点。因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 这决定了它始终是在针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它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关系, 在保持充分学术自由的基础上, 更应站在历史现实、世界总体文化的视野中, 对日益分化重组的文学文化进行审读。因此, 许多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 只有在保有学术自由的前提下积极介入文化研究领域,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

但随着文化研究的勃兴、文学跨学科的“越界”和文化产品的泛文学化, 出现了理论中文学的淡出现像。许多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用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 理论中太多非文学的讨论而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衰亡。关于理论末日、理论死亡或理论之后的评论不绝于耳。面对文化产品的泛文学化, 面对文化这一边界模糊众多人文社会学科都在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 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仍应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和独特性。后理论时期“理论”的未来与出路是需要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目前仍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可能走向

总体看来, 新时期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向, 走出了一条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历史路线。经过无数学者的耕耘和努力, 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 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理论的“中国特色”也越来越得到强调, “中国性”受到人们重视。

但到目前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 文学的文化价值受到人们重视, 而传统的文学理论已无可挽回地走入了衰落状态, 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研究的未来出路与前景又该是怎样的呢?对此, 许多思想独立的文论家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如童庆炳先生不满于当下的文学研究只是把文学作品当做例证以说明某个社会学问题而不顾作品本身的精粗优劣, 于是提出了“文化诗学”这一文学批评方法论, 力图把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做一种综合, 实现超越, 即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于一身的综合研究。它首先是一种“诗学”, 是审美的文学理论;其次它主张双向开拓, 包括微观的文本细读和宏观的文化视域两方面, 使文学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曹顺庆先生不满中国文学界一味吸收西方文学理论而走向“泛文化”研究或退回“文学性”的道路, 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它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 也不退回保守封闭的“文学中心论”, 而是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 以文化研究为重要途径, 用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 将全球比较文学推向又一新的阶段。叶舒宪先生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入手, 讨论20世纪“人类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转变。在考察了多个文学研究新理论命题的相关人类学知识背景后, 如原型批判、文学解释学、符号学、文学与政治等, 他提出了建构文学人类学的新理论视点, 希望建立一种能够面对现实变化和知识更新要求的文学人类学理论。

显然, 面对“后理论”时代目不暇接的理论思想, 中国批评界也并未达成一致共识。当代中国学者的许多建议也都只是文学理论未来走向的备选可能。文学研究应走向何处, 仍是一个尚需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但至少中国文学批评界已抵制住了单向的西方文化输入, 形成了自己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并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为未来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走过了一条从审美的内部研究到文化语境外部研究的发展轨迹, 这不仅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变, 更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的发展。重新梳理并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几次转向和发展过程, 对探索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审美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 童庆炳等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6。

[2]《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黄曼君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3]《文学理论入门》 (, 美) 卡勒著;李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1。

[4]《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 三联书店, 1984。

[5]《文学前沿》 (第9辑) ﹒左东龄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4.12。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篇8

一、沈从文先生的乡土文学分析

沈从文, 是我国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极少数的理想主义作家之一。他作品之中, 大多体现了极其浓郁厚重的乡土风情。其中最具典型的便是极具湘西特色的乡镇或农村, 另外还有各种民间传统小文化。[2]这些典型乡镇或农村不仅典型概括了其他的同类乡镇生活以及村民精神, 还集中现实出了一种爱国恋家的乡土意识。这种意识将国家背景之下的地方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还将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期待以及盼望深刻反映了出来。但反观其他与之相比更加复杂的乡土文学, 如外国福克纳、台湾黄春明等人的作品, 其中对于乡土情感的升华更为完全。由此可知, 沈从文先生这种对地域的特色服务以及对普遍性的全面揭示, 会使得这种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难以被不熟悉的读者所轻易接受并预知。

分析沈从文先生的作品, 可以知道, 其在运用乡土的同时, 表达了对于地方性和普遍性的深切关怀。自此, 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成为了一个体现当时国家背景之下的微观世界, 这个微观世界里清晰地体现了乡土中国的典型代表, 以及人类心理问题、宗教问题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沈从文先生一直密切关注全中国人民的命运, 并且始终坚守本心, 追求其自身的艺术需求, 所以他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地方性”属性明显的作家。对沈从文先生讲, 其艺术需求的追求, 其实就是投身于真善美的普遍性呼唤。而这一奉献行为的推动力具有十足的必然性, 并非偶然建立在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拯救之上。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后者与其写作目的相符合的话, 沈从文先生或许也有可能彻底投身于对乡土场景的写实描写之中。可以说, 沈从文先生在文学上对于乡土的创造性运用,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范例, 至少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的中国而言, 是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做到这一点的。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 沈从文先生为人们提供的乡土文学观察素材, 是迄今为止多么丰富灿烂的宝贵财富。

二、现代中国文学中沈从文乡土文学的具体运用

在沈从文先生的早期作品之中, 表达自我慰藉、自我抒发以及自我辩解的作品很多。起初, 沈从文先生尝试过创作极具西方特色的爱情或自然抒情诗, 并且还借助其文学好友之一郁达夫的写作风格进行抒情短文的创作, 将散漫色彩和主观色彩充分体现, 以此表达自己当时既敏感又近乎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念。[3]无论是湘西地区特色的乡村习惯, 还是其家庭生活中间或反映的思想情绪, 或多或少会在乡愁方面为沈从文及其读者提供一定的情感慰藉。

从某种程度讲, 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之中, 另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当这些读者读到沈从文先生对权威的抱怨和埋恨以及对寂寞的表述, 读者肯定感触颇深。不仅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字字句句都是来源于一个自传性极强的北平愤怒青年, 通过这些片段的阅读和理解, 人们更加能够深刻了解一位文学青年真实的形象以及其所经历的磨难。在沈从文先生的乡土作品中, 对于这种类型兴趣的激发其实很在行, 作品之中很多陌生的事或物都能达到这一激发效果。例如, 苗族人民的性习俗、边缘区域之间的暴力行为、土匪之间的行业术语、绑架勒索的风气现象、民风淳朴的乡村美景以及异乡地域中的喧嚷码头等, 这些都是能够充分激发现代审美趣味的有趣事物。在沈从文先生的文学理念中, 其将湘西的主题定义为边疆, 在其1929年创作的《会明》中传达出来极其强烈的新资源、新土地等现代开发景象。

然而, 除却满足人们好奇心这一特点外, 沈从文先生早期作品之中还蕴藏了被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沈从文先生创作时, 在认真利用五四时期民粹主义者修辞学的基础上, 对各地域的方言、民俗以及民歌等进行了详细考察, 这无论是对文学表达手法的传播, 还是国家民俗民风的弘扬,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传承意义, 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另外, 作为中国国语文学以及民俗运动的重要贡献, 沈从文先生作品中地域色彩的作用和价值并不止于此, 其不仅仅只是为伟大的祖国供给了一种特色的乡土贡物, 更为重要且有价值的, 是为中国在借助全体人民的文学进行新文化复苏时添砖加瓦, 不断供应行动能源。究其根本,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发家, 主要依靠自身的文学搜集以及文学加工能力。在沈从文先生搜集和加工的问些资料之中, 最为突出的三种类型, 其一, 街头巷语;其二, 山歌趣闻;其三, 民间故事。[4]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所有的文学资料, 都是没有经过规范化处理的, 并且写作结构和写作手法都一般, 没有具体的文学要求。经沈从文先生加工处理后, 其成效显著且引人注目的作品有《湘江的夏》以及《镇簟的歌》等。在诗歌方面, 沈从文先生格外自豪, 因为其自身的诗歌作品和散文诗作品中, 没有出现西方当代诗歌中的必需词, 如云雀、天使、亲吻、拥抱以及夜莺等。对此, 沈从文先生利用苗族的词汇将这些诗歌必需词进行了替换和借代。用沈从文先生的话来说, 就是很好地避免了“我们语言的传统生命萎缩下去”。

虽然很多作品中混合有苗族词汇, 但事实上, 沈从文先生也创作了很多欧式化的抒情诗, 如《薄暮》。作家刘半农对于在民歌中吸取新生活力与创作形式的提倡也对其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除此之外, 周作人也对其有极其明显的影响。这一观点可以在沈从文展示的“哑剧”作品《卖糖复卖蔗》以及《赌徒》中得到充分认证。在这些哑剧之中, 其内容大都是沈从文先生家乡的街头小贩与赌徒之间的闲话俚语, 既民俗化, 又讽刺性十足, 颇有周树人的作品风格。不仅如此, 沈从文先生还亲自考察了各种民间故事。在其作品之中, 不仅曾复述了他的苗族保姆为其讲述的一个故事, 还在1926年介绍了一种特殊的类型, 名叫JADAKA。直至1933年, 沈从文先生为了完善《月下小景》, 又将JADAKA做了极大的改写。引其曾对苗语研究有过极为短暂的兴趣, 故而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广泛搜集有关苗族礼仪以及宗教戏剧等的文学文化。但是, 这一想法终归没有付诸实践, 最终也只是通过一位身在湘西部队的表兄的帮助, 从大量民歌之中整理完成了近两百首山歌。其中, 发表出刊的虽然只有41首, 但每一首都有相应的词汇注释以及评语。

然而, 让人唏嘘的是, 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对沈从文先生的方言故事广泛传扬, 反而对其保持一种蔑视轻看的态度。大多数读者也认为这些方言不仅粗野, 而且还很难懂。更有甚者, 鲁迅先生也曾将沈从文先生使用不规范或不标准的语言嘲弄为“努努阿文”, 即幼儿语言。沈从文先生则对自己的方言进行了限制处理, 通过添加注释、来源标注等方式升华自己的作品。仅从文学使用的角度分析, 沈从文先生早期作品中使用的方言或许自我放纵的气息真的有点过于明显, 但是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理解, 一旦放弃这种继承, 从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完全抛弃了自己家乡、自己国家的丰厚馈赠。

虽然在沈从文之后的人生作品中, 创作出了《边城》《龙凤艺术》等巅峰之作, 但是不可否认, 在这些璀璨之作中, 读者仍然可以在其字里行间找到独属于乡土文学的风格气息。这也证明了沈从文先生从未放弃乡土文学, 并且, 还在此基础上, 将其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特色之一。由此可见, 随着沈从文先生部分作品名誉的不断恢复, 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重要, 其缔造的乡土文学也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愈发闪耀且特殊的瑰宝。

三、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人们对现代文学解读观念的深入认知, 沈从文先生的许多作品都会受到新的审视。当然, 现代乡土作家或其他作家想要从沈从文先生中断的地方进行乡土文学的探索和进步, 就需要中国对沈从文先生创作的现代主义表示更多的欢迎和接受。

摘要：本文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作品中表现的乡土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这一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实际运用, 以期为我国广大文学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沈从文,乡土文学,运用

参考文献

[1]李丹梦.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以乡土小说派、茅盾、沈从文为核心[J].南方文坛, 2013 (03) :50-59.

[2]赵咏冰.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J].文史哲, 2012 (03) :54-62.

[3]杨瑞仁.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22-26.

影响中国信用文化现代转型的因素 篇9

在经济转轨阶段, 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 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契约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信用维持体系因市场的扩大、人格化交易地位的下降以及观念的急剧改变已然解体。旧的已破, 新的未立, 信用体系出现转型真空, 信用缺失作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一、两种文化的对比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 契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宗教传统。《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上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 灌输了“约”的神圣性, 履约的强制性和义务性。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 大量的世俗化的契约交易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使得契约的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原则。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卢梭从人性和自然法的角度出发, 强调契约对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及普遍性意义, 并用契约思想来构筑其国家理论, 使契约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法律乃至政治领域, 出现了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契约化, 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西方国家的契约文化是构成其现代信用文化的核心, 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孕育了丰富的信用文化。中国儒家学派非常重视信用文化, 著于2400多年以前的《论语颜渊》中就写到“民无信不立”;《论语》中的“信则民任也”,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言必信, 行必果”等诚信古训, 至今仍是被人们崇尚的美德。但是, 传统的诚信观的另一面在于它的“信”是与“义”结合在一起的, 或者说“信”随“义”走, “义”指向哪里, “信”就实践到哪里。所以, 对于信用在一部分当代中国人中“丢失”了的问题, 应从“义”的迷惘中去探求原因。因此, 在处理义、利关系上,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义”, 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 应自觉遵守。在信用问题上, 如果“义”、“利”发生冲突, 则应该舍利而取义。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调拨和统购统销而不是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调节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因此,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范畴的“义”, 一直外在于“利”, 与“利”相对立。所谓“重义轻利”, 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理解和价值界定。中国人传统的信用一直跟着“义”在“利”以外游走, 而在“利”的世界, 信用便失去了“义”的有力支撑, 变得苍白无力。当改革开放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范畴—————“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的时候, 传统与现实便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二、道德化、人伦化的信用文化与现代契约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信用建立在人伦、道德化的关系基础之上。这显然同主要依靠契约关系来调节权利义务关系的非人格性的、法制化的契约文化产生了悖谬。中国是礼仪之邦, 中华民族也有讲信用的传统, 可我国传统的信用文化却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契约文化。传统的“仁义礼智信”, 是一种依附在“身份”关系前提下的道德约束, 是一种以义务而非以权利来划界的约束。而契约的精神就是独立主体间的平等, 平等意味着对于身份的排斥。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使我国商品经济缺乏充分发展的土壤, 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契约文化基本上缺失。在封建专制下倡导的“三纲五常”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多地体现为等级关系、发号施令和服从忠孝的关系, 而非平等、自由的缔约人关系, 身份等级是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长期的封建社会为近代中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转变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自然经济的超强发达又使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同外界很少联系, 契约化交易就不可能成为经济交往的基本方式。造成了近代我国民众的独立、开放的生活方式和平等观念极为缺乏, 民主观念和法制意识淡薄, 契约文化难以形成。

三、传统信用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尴尬

在现代化从启动阶段进入到转型阶段后, 整个社会还缺乏与大规模市场交换相适应的信用道德、信用文化传统, 在国民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 还缺少与现代化及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衔接的契约意识和信用理念。中国原有的那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必然要同新的经济社会规则发生冲突, 而冲突的结果就是出现市场道德秩序混乱, 并迅速蔓延到其它领域。民族传统的诚信文化还基本局限在社会个体的道德修炼范围内, 更多地是作为修身美德来倡导的, 较多地同个人道德生活而不是同社会经济生活挂钩, 因此, 其往往表现为个人的道德目标而非社会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同经济生活是脱节的, 这种朴素的信用文化只能适用于人际关系或行政关系大于市场关系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 而不能适应以价值规律和大规模市场交换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一旦遇到外界经济利益的诱惑, 这种缺乏社会规范、仅靠道德约束的个人“美德”就会很容易瓦解。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由于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秩序规范, 因而制度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并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 许多人认为, 市场经济就等于赚钱, 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商品交换领域不断扩大以及现代化开始从追求发展数量向追求发展质量过渡,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信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特别是信用缺失已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市场道德秩序的混乱, 已经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瓶颈。

四、市场经济对诚信人格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