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精选8篇）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篇1

☆ 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86年10月

身高：175cm

籍贯：徐州市

居住地：盐城市

民族：汉

政治面貌：团员

求职类型：应届毕业生

毕业院校：盐城师范学院

专业：中国语言文学

移动电话：

家庭电话：

E_Mail：

QQ/MSN：

☆ 教育经历

9月至6月  于盐城就读盐城师范学院

☆ 在校实践，获奖经历

9月至11月 于盐城第一初级中学实习

☆ 技能水平

英语水平国家四级 计算机水平一级

☆ 自我评价

个性成熟；有强烈的责任心、高尚的职业道德、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优秀的人际沟通能力；快速学习能力强，能够自我激励在短时间、高压力下完成工作目标； 富有激情，对工作和生活有由衷的强烈的热爱，

中国语言文学个人简历

，

☆ 求职意向

中学教师,院校教务管理人员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佛教

1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中国作为世界闻名的历史大国, 不单单是以文化底蕴著称, 更与他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从古至今, 佛教文化就和中国古代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佛教文化开始渐渐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展露头角时, 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佛教的传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者相辅相成。佛教的文化渐渐地演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古代文学也因为有了佛教文化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在最开始时, 许多佛教弟子通过中国传统文学宣扬佛教, 使众人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了解佛教。在另外一层面, 中国传统文学在佛教弟子的帮助下才可以五千年历史亘古不变, 一代一代的源远流长!如下, 中国语言文学和佛教有以下几种关系:

1.1 佛教文化丰富中国古代文学词汇

中国的古代文学并不像是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么迅速, 也没有如今的网络词汇, 但是和各国的往来也不是频繁性的, 所以在当时, 佛教文化为中国的古代文学词汇做了很大的贡献。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中国的佛教翻译之旅也就正式开始了, 当时引入的大多是外来词语和专属名词, 例如:“阿弥陀佛”、“菩提”、“菩萨”、“般若”等等, 并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的原本词汇经过创新有了新的名词, 例如:“本师”、“居士”、“侍者”、等等一系列新型词汇。当这些词汇进行翻译和传播之后, 很大成分的帮助了中国古代文学词汇的创新。并随着时间的流逝, 源远流长。

1.2 佛教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文学基础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许多学士子弟都开始了佛典翻译之旅, 在翻译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文人弟子开始了解佛经, 并且慢慢地学习佛经, 佛学中空灵的翻译经论让当时的文人骚客都觉得这种文体十分美妙。从那时开始, 就开始盛行了佛教人物传记, 例如;《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僧传》等等。所有的人物传记都是描写关于的人物事迹, 虽然是佛教文化刚刚传入我国, 但是其文学结构, 人物形象的塑造, 创新的构思方法, 种种都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类作品。在历史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不只是体现在人物传记上, 在古典诗歌创作上, 也给予当时的诗人很大帮助。伴随着佛教文化越来越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 他的中心思想及他想要传播给世人的中心理论也越来越被世人接受。当时, 不少文人骚客对佛教信念深信不疑。如今, 我们回过头来, 看当时的古典诗歌不少都蕴含着深层的禅意, 也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从谢灵运的“老庄告退, 山水方滋”, 到苏轼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再到元稹的“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自古至今, 佛教和古代文学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两者互为己用, 互为己出。两者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诗人从佛学中领会到了真知, 又把他运用到诗词中让佛教得以更好的传播, 长此以往, 佛教的文化被世人所知, 也有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进入寺庙, 学习佛教文化, 信仰佛教。从这一基础上看, 诗人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同时, 佛教给诗人带来的灵感我们也不能小看。就这样, 千百年来, 佛教和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流传至今。

2 佛典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

千百年来, 不论是古代的迁客骚人, 还是现如今的有学识之人, 很多都致力于讲究佛教知识、钻研佛教文化等等都对中国的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文学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与此同时, 在翻译的过程中, 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都得到了极大丰富。总是, 两者相辅相成都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如下:

2.1 术语翻译

曾经有无数的译者在翻译佛经上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在保持原文的词汇形式下更好更贴切的去翻译佛经。到底对于佛殿术语应该怎样翻译, 译者们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有了一个固定的答案, 在保持和发扬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寻找译入于语的实用词汇。唐代有一位举世闻名的佛教居士, 他的故事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 被很多人译成小说, 搬上荧幕, 拍成电影, 做成电视剧, 不管是在电视剧还是动画片, 都有着超高的人气, 他就是唐玄奘, 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五不翻”原则, 并且为后人制作了五种佛经翻译成汉语的词汇。为后人翻译佛经奠定了一系列的基础。在了民国时期, 梁启超也为佛经翻译贡献出了一份自己的力量。直到现在, 当代学者, 利用佛经一些佛教意味很浓的词汇, 翻译成汉语, 并为后人广泛流传, 被后人所称赞!佛教术语的翻译不单单是在词汇上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词汇, 更是促进了汉语的构词方式, 曾经有一份研究显示, 在魏晋时期, 汉语的双音化进程是十分缓慢的, 但是在佛经的传入之后, 随着译者和文人的翻译, 给汉语的构词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 人们开始慢慢地去接受新的构词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佛经的翻译与传入, 为汉语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2.2 音韵翻译

在文人进行佛经翻译的时候偶, 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音韵翻译, 与此同时, 在音韵翻译中, 最重要的影响有三方面, 分别是:四声、字母、邓韵图表。佛经的译者们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语拼音。而如今的汉语拼音成为了家喻户晓, 九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在句式上, 佛经翻译对于现代的翻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句式和语法在当时都是举世无双,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让人们更容易的接受佛经, 也可以学到更多的汉语文化。

2.3 佛经翻译

历代的翻译者, 对于佛经的翻译工作上, 不只追求数量, 更加追求质量, 在信息表达正确的基础下, 也追求其语言的完美性, 一份好的佛经译典, 能够让寻常百姓轻易的了解其中的道理, 在完美的辞藻下, 也不耽误其中包含的道理以及蕴含的知识, 只有这样, 这才称得上是一份好的佛经翻译。在当时, 佛教刚刚传入我国不久, 翻译的文人只有对中国古代汉语的掌握, 对佛经知识的掌握几乎为零, 所以, 其译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也是十分重要的, 也是在当时, 佛教的翻译文化对我国的古代文学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中国文学的不断进步, 很大一部分和佛教文化不能分家, 这种翻译的文化促进了中国的文学发展, 在佛典翻译的不断进步下, 我国古代汉语文化也在不断地前进, 向世人展示着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为中国的民族文学、文化的构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在接受和吸纳新文化, 新知识的能力是十分强的。也是值得我们当代社会所要学习的!

3 佛典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的作用及限度———结合国内外察合台文献研究

结合国内外察合台文献研究的主要国家, 作者以及研究内容和他们的成果有了以下的研究结果, 如下:

法国察合台文

在很久之前, 法国的各位学者还没有开始研究察合台文时, 卡特尔麦尔和古尔戴依便开始研究察合台文, 在察合台文的研究领域中, 他们是法国的奠基人,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们发布了极其多的文献原文和译文。据史书记载, 法国的国立图书馆有着一大部分关渔察合台文的藏书, 而他们之中的百分之八十, 都是来自于中亚地区, 也就是佛教的起源地。

4 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上著名的人口和文化大国, 以其丰富的国内文化著称, 而中国的文化发展如此之快, 和佛经的翻译有着不可区分的关系, 正是因为佛经的翻译帮助中国古代文学的词汇, 句式飞速发展, 同时, 中国的古代文学也在翻译佛经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音韵翻译, 术语翻译中中, 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为我国的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给后代世人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张欲晓.佛典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J].中国宗教, 2013, 11 (12) :32-42.

[2]李解人.佛典翻译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J].临沂师范学院报, 2013, 11 (12) :32-42.

[3]杨晓荣.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J].重庆邮电学院报, 2013, 11 (121) :32-45.

[4]杨春燕.佛典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15, 11 (121) :32-45.

[5]孙常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16, 11 (121) :32-45.

[6]王爽.国内外察合台文文献研究概述[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9, 11 (58) :32-45.

[7]乌麦尔, 达吾提.国内外察合台文文献研究概述[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6, 11 (58) :32-45.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语文文学常识之中国文学 篇4

作 家 课 文 说 明

施耐庵(元末明初)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章回体小说：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的历史小说。

演义：旧时长篇小说的一种，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

话本：话，故事。话本是宋元时说话人演讲故事用的底本。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西游记》

归有光 《项脊轩志》 “项脊轩”是归有光的书斋名。

汤显祖 《牡丹亭》即《还魂记》，写杜丽娘与柳梦生的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它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并称为“临川四梦”。

冯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 “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均为冯梦龙著。“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是明人凌蒙初。

张 溥(字天如。) 《五人墓碑记》 复社：明人张溥和张采等人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组成的一个组织。1652年被清政府取缔。

㈧清代

作 家 课 文 说 明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 《柳敬亭传》

李渔(字笠翁、谪凡，号笠翁。) 《芙蕖》(又名荷花、莲花、芙蓉。) 其写作态度：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成一言，云所欲云而止。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 《促织》 《聊斋志异》是我的历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

方 庖(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 《左忠毅公逸事》 桐城派：由方庖开创、刘大櫆、姚鼐(三人号称“桐城三祖”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文章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 《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是古典长篇讽刺小说。

洪 昇 《长生殿》(戏剧：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

孔尚任 《桃花扇》(戏剧：借写侯方城与秦淮名*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写南明王朝兴亡的故事。)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 《林黛玉进贾府》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著、高鹗续)。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并通过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 的过程，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主人。) 《黄生借书说》

《祭妹文》 性灵说：清袁枚论诗的主张。他认为诗应抒写胸臆，辞贵自然，强调独创。

洪亮吉(字君直，号北江。) 《治平篇》

龚自珍(字瑟人。) 《病梅馆记》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

刘 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明湖居听书》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和刘鹗《老残游记》。

谴责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出现的一批揭露社会弊病小说的总称。

㈨现代

作 者 说 明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药》、《社戏》选自小说集《呐喊》;《祝福》选自小说集《彷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选自《朝花夕拾》。

《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白话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 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石。代表作有《屈原》、《卓文君》、《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

中国古典文学常识文学常识 篇5

一、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9、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0、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1、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12、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3、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4、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15、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16、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17、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18、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归类。

1、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3、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

4、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5、苟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6、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员著名的代表。

7、李斯是秦代散文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8、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9、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10、陶渊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11、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12、王维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13、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14、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5、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6、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7、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8、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

19、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20、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21、苏拭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22、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23、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24、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25、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26、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27、王实甫是元代前期杰出的杂剧作家。

28、张养浩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篇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课程：中外文学比较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中国学派的理论核心及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异同之处，中国学派跨文明的内在含义。

重点和难点：

1、中国学派提出者的跨文明考虑

2、跨文明背景与法美学派的异同之处。

3、研究范式有哪些，各自特点。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过程：

一、背景

中国比较文学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本文试图对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作一初步的总结和粗线条的勾勒，以就教于方家。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那么，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明研究”为基 本特色。(详后论证)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八”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明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明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 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大厦。下面分别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作进一步的勾勒和阐述。

二、理论特征——跨文明研究

先谈谈“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研究”。无论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都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明差异的挑战，他的同属古希腊—罗马文明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明圈。因此，他们从未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明危机感。作为现当代世界的中心文明，他们对中国等第三世界的边缘文明并不很在意，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中西文明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危机感和使命感。正如叶维廉所说，“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威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明体系。”因此，文明模式问题，跨文明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法、美学派不会，也不可能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比较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更不可能去发现并创建系统的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在《比较文学史·序》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了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早期的法国学派，关注并执著于各国影响关系的研究，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随着文学视野的扩大，已不可能再将比较文学拘囿于“事实影响”的小圈子里了，美国学派树起了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大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比较文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跨文明的时代，面临着东西方异质文明的跨越问题。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的跨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

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Guinen)指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者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到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相互认识，互相观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嗯西方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威勒克(Reu己wellek)、艾金伯勒(ReueEtiemble)、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著名学者。然而，倡导最力，见解最深，并且为之献身的，应首推李达三(J。hnJ.Deeney)，他将正在崛起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并为“中国学派”的诞生而竭尽全力。李达三先生已经明智地意识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重任和辉煌前景，他说:“我用‘新方向’三个字，是因为我相信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处于转折点的十字路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乐黛云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艾金伯勒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研究比较文学，他是这一领域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选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这个题目来作他的退休前带有总结性的讲演，正说明他以锐利的眼光洞察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预见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旧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丰富实践，以其丰硕的成果作出了令人欣慰的回答。

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将比较文学推向又一个高潮，并在这种“跨越”之中创立比较文学的又一新学派这一历史的重任，似乎已经担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肩上。想当年法国学派崛起之时，同处欧洲的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虽然也曾有不少比较文学研究，但却并没有享受到创立学派的荣耀。其原因在于德、英等国没有总结出一套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今天，同处东方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等东方国家都有可能在比较文学发展的这第三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在这方面，也许中国学者们已经先行了一步。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的初步勾勒，或许将宣告中国学派已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的制高点。这种跨越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明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明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从根本上说来，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明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因此，可以说“跨文明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明)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具体化或延伸。

三、研究范式

由“跨文明研究”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出发，我们从中国比较文学已有的学术实践中，大约可以概括或总结出这样一些方法论:1.“阐发法”(或称“阐发研究”)沼.“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3.“文明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4.“对话研究”;5.“整合与建构研究”。下面分别述之。

（一）阐发研究

尽管“阐发研究”是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于1976年正式提出来的，但“阐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早已出现在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毖、朱光潜等)的学术实践之中。刘介民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一书的“阐发研究”一节中，甚至将张隆溪的《诗无达话》，以及我的《风骨与崇高》等论文都作为“阐发研究”的范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看来，连我也被拖进了“阐发派”的行列。然而，大规模的阐发研究潮流，是港、台及海外学者和留学生掀起的。在我赴美访问讲学期间，所接触到的华裔学者及留学生，绝大部分加入了“阐发研究”的队伍。正如余国藩先生指出:“过去20年来，运用西方批评观念与范畴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潮流愈来愈有劲。这潮流在比较文学中预期了许多使人兴奋的发展。”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主要方法论的“阐发法”，正是在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中产生的。

“阐发法”虽然“不比较”或不直接比较，但却因“跨文明”(跨中西异质文明)而获得了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一致的“效果”(杨周翰语)，成为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所提出的“阐发法”仅具雏形，还远未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使之日趋完善。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例如，针对古添洪、陈慧桦二人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一边倒”的片面性，大陆学者不但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陈谆、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双向阐发”，对古、陈二位的论点加以补救。陈谆、刘象愚指出:“阐发研究”无疑应该在比较文学的方法中占一席之地，但它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症结不在方法本身，而在台湾学者的提法尚有极不周密、极不完善的弊端。因为阐发研究决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如果认定只能用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和模式去阐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或文学理论，就如同影响研究中只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外民族文学产生过影响，而这个民族文学不曾受过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一样偏激，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陈、刘二位举了钱钟书关于中西文艺思想的双向式阐发等若干例证，确实令人信服。此外，陈谆、刘象愚还将阐发研究从理论阐释作品的单一模式扩展为三个方面，即1.理论阐释作品，2.理论阐释理论(各国文论互释)，3.其他学科阐释文学作品(如用画论阐释诗论，或用禅学阐释诗学)。中国大陆学者不但批评并完善了台湾学者之论，而且还维护、捍卫和深化了这一新生的理论。针对有人批评“阐发法”不比较或比较性不足的论点，杜卫撰文作了辩解和深入的探讨。杜卫不仅重申了“阐发研究”是双向的，相互的，而且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明的文学理解”。这样，就给阐发研究奠定了“跨文明研究”的坚实基础。笔者相信，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阐发法”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完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学界有人称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的特征何在。如果说，“阐发法”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理论大厦的第一根支柱的话，那么中西比较文学的“异同比较法”就堪称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大厦的第二根重要支柱。如果将“阐发法”与“异同比较法”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征，从同的方面看，“阐发法”与“异同比较法”都是一种跨文明的研究(详后论述)，从异的方面看，“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担负着开辟道路，扫清障碍等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阐发研究正是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国际性文学交流与对话，寻求中西融汇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创造了从术语、范畴到观点和理论模式等多方面的沟通的条件，扫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而“异同比较法”则是一种“正面交锋”式的研究，是文学对文学、理论对理论的互相比较和对照。它不以某方文学或理论为圭泉，而是以异同比较和对照为鸽的。这种“异同比较法”，是在破除了“西方中心”观念后的中西文学的平等比较。如果说“阐发法”是在中西文明发展不平衡，中西文明交流与对话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着眼于西方文论，在相对被动的文明境遇中引进外国文论以阐发本国文学作品的一种结果，一种策略和方法的话，那么“异同比较法”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学，以我为主地主动出击，主动将中国文学通过比较的方法推向世界。如果说“阐发法”首先关注的是西方文论的普遍有效性的话，那么“异同比较法”则更注重中华民族特色的探讨。最后，如果说“阐发法”以不比较或比较不直接不充分为特征的话，“异同比较法”则时时处处以“比较”为其显著特征。

（二）异同比较法

以上我们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中西比较文学“异同比较法”的一些基本特征。当然，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跨文明”。这是“异同法与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最本质的区别在美国学派那里，尚未面临大规模的异质文明的挑战，所以雷马克(RenyRe-mark)在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所开列的可供平行比较的作家与作品名单，全都是西方的。威斯坦因(uirichWeiSStein)甚至对东西方文学比较，即“对把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客观上不可能形成一种跨越异质文明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而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跨文明的(跨越中西方异质文明)严峻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威斯坦因的怀疑和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跨越中西两大文明圈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非常棘手一些有关中西比较文学的异国研究的论著，之所以受到学界的批评和责难，多半是由于忽略了东西方异质文明差异这个根本问题。例如，袁鹤翔先生说，“以西方‘形上学’诗格或‘巴鲁格’格调用到中国诗的评论方面，究竟有点勉强。”因为“形上诗”是有其西方文明之根的，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宇宙观的哲学化，一是“生存伟剧”(greatdramaofexistenee)中人类精神所占的地位。袁先生指出:“中国诗中是否可以找出像邓约斡赫伯特、马尔维等诗人的作品，表现出对传统宇宙少生观的怀疑、仿徨和矛盾.是很有问题的。”同样，比较中西悲别，中西浪漫主义诗人‘歹口华兹华斯与陶渊明)，如果不注意中西异质文明的差异，侧很可能成为袁鹤翔先生所批评的“浅度的”、“形似”、“貌同”的比较.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从反面证明了中西比较文学“异同法”的基础和特征，首先在于跨越异质文明。抓不住这一点，就抓不住“异同法”的灵魂，抓不住它与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区别及其特征。这一点，中国比较文学界实际上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刘介民先生在《比较文学方法论》一书中列专节讨论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即本文所说的“异同法”)，他指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注重“文明模式”，这一点区别于法国派和美国派。西方有着同一文明模式，那就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因此西方比较文学涉及文明背景的探讨不多。而当比较文学接触到东方时，由于文明模式的殊异，给这种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研究者不得不考虑“文明的诸模式”(PatternsofCulture)等问题。

古添洪指出:“中国派之成为中国派，我以为除了对法国派美国派加以调整运用并创出阐发研究外，主要是调整背后的精神，那就是文明模式的注重。在欧洲比较文学里，无论是法国派或美国派，都没有特别注重文学背后的文明模式。”因此，“跨文明”奠定了“异同法”不同于美国学派的基本特征，使之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础上，另创出一种以跨文明为特征的类似平行研究的方法，即中国学派的“异同比较法”。“异同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特征呢?刘介民指出:“中西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是发现其共同性，而探求其‘异’的价值则是它的主要精神。’，显然，异同的辨析是其主要的方法和特征。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是“异同法”的基本操作方式。袁鹤翔先生指出:“文学无论东西有它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即是中西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出发点。可是这一出发点也不是绝对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引我们进入一个更广的研究范围”，那就是进一步的辨异，“故而我们做中西文学比较工作，不是只求‘类同’的研究，也要做因环境、时代、民族习惯、种族文明等等因素引起的不同的文学思想表达的研究。”这种“异”与“同”的比较辨析，与美国平行研究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更注重“异”的探讨。古添洪指出:“美国派作类同研究(平行研究)，其目的在寻求‘综合’，寻求所谓文学的共通性。”正因为美国派的平行研究注重于求“同”，所以才引起了威斯坦因对东西文学比较的忧虑和怀疑，他说:“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威斯坦因担心在中西方之间难以找到“同”，而中国的同仁们却更看重“异”，这正是中国学派对美国学派的修正。古添洪指出:把重点移于异而不限于综合(同)，这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特定领域里，我想是有此修正的必要。因为中西文明及文学传统的差异，综合(同)极为难得，“要避免外国学者动辄以‘综合’来责难，倒不如先声明‘综合’并不是唯一的量度标准。„„与其肤浅危险的‘同夕，倒不如坚深壁垒的‘异’。„„鉴于中西方长久的相当隔绝，中西方文明的迥异，中西比较文学毋宁应着重“异”，重“异”，还意味着对中西方文学民族特色的关注，对中西文论独特价值的探寻，其效果不仅仅是沟通和融汇，而且是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这又是“异同法”区别于美国派平行研究的一大特征。国际上曾有人怀疑甚至反对我们对民族特色的探讨和强调，这是毫无道理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比较文学恰恰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沟通，寻求各国文学之间，各学科之间，各文明圈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使之融汇贯通;另一方面则是互补，探寻各国文学之间，各学科之间，各文明圈之间的相异之处，使各种文学在互相对比中更加鲜明地突出其各自的民族特色、文学个性及其独特价值，以便达到互相补充，相互辉映。绝不可想象世界文苑中只有一种色彩，万紫千红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而强调民族特色，恰是比较文学之正途。

最早倡导“中国学派”的李达三先生，一开始便明确提出民族特色间题。他所提出的中国学派五大目标中，第一个目标就是强调民族特色:“第一个目标—在自己本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是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心大陆学者对“民族特色”的探求，更加注重。我在《中西比较诗学》一书中总结道:“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中国与西方文论，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不少概念上截然相反，但也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种相异又相同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中西文论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相同之处愈多，亲合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不但提出了一些与西方文论相似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不少西方文论所没有的东西。而这些恰恰可以补充世界文论中的缺憾。”以上这段话，也可视为我对“异同法”的总结。

（三）“文明模子寻根法”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第三个方法是“文明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这个方法显然是“跨文明研究”这一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寻根法”的产生，既是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中产生的，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就国外而言，文明模式的寻根，文明模子问题的尖锐化“是近百年间，由于两个三个不同文明的正面冲击而引起的”。就国内而言，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步阶段，由于没有注意中西文明根源的探寻，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浅度的，形似或貌同的比较研究。

如前所述，在海外，袁鹤翔先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将西方“巴洛克”格调用到中国诗评方面，得出了“浅度的”乃至错误的结论。在大陆，由于忽略了深层文明的探源，而出现了肤浅者居多的“X与Y模式”，谢天振指出:“对国内(其实国外也有)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牵强附会的X与Y比附模式，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人士，都早就表示了不满，‘危机’云云，即是针对此种情况而发出的警告。”当然，“寻根法”的提出，还不仅仅因为出现了“肤浅”的研究和X与Y模式的牵强比附弊端，更重要的还在于消除由于中西文明模式不同而产生的误解、隔膜与歪曲。例如，用西方悲剧观来看中国戏剧，引起了关于中国有没有悲剧等间题的论争，如果仅仅就作品论作品，就悲剧观谈悲剧观，自然越争越糊涂。现实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于是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只有用“寻根法”才能真正认识中西悲剧观的差异以及中西悲剧各自的特征。近来，这种文明寻根式的论文越来越多，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对“文明模子寻根法”论述得较为系统的，当首推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一文中叶氏指出，西方人“对中国这个‘模子’的忽视，以及硬加西方‘模子’所产生的歪曲，必须由东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作重新寻根的探讨始可得其真貌。”这种“寻根”研究，不仅是为了纠正西方人的偏见和曲解，更重要的是推进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叶维廉指出:作为跨文明的东西比较文学研究，在适当的发展下，将更能发挥文明交流的真义，开拓更大的视野，互相调整，互相包容。文明交流不是以一个既定的形态去征服另一个文明的形态，而是在互相尊重的态度下，对双方本身的形态作寻根的了解。叶维廉认为，中西比较文学首先要求其“共相”，即“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

然而，“共相”的寻求必须以文明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明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叶维廉不仅谈到了“寻根”的必要性，而且论述了寻根的具体方法。叶氏指出，“模子的寻根的认识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呢?’’他认为，首先应当认清文明模子的各种不同方式，举例说，有“观念的模子”，如宇宙观、自然观，有“美感经验形态”与“语言模式”，还有创作过程中的文类、体制、主题、母题、修辞规律、人物典范等等，各个模子有其可能性及限制性，我们如何将其轮廓勾出并应用呢?叶维廉认为，具体的方法与原则应当是不但从两个文明模子的叠合处寻求“共相”，而且更要从其不叠合处作寻根的认识，这样的寻根探源，方能穷究事物之本来面貌，而避免乱作类比之弊端。例如，用浪漫主义范畴来讨论屈原，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我们不能仅仅用表面的重想象、求理想等等判定屈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者。不能“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是部分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设若论者对浪漫主义的‘模子’有了寻根的认识，他或许会问更加相关的间题;屈原中的‘追索’的形象及西方浪漫主义认识论的追索，在哪一个层次上可以相提并论虽然屈原的作品中并无相当于西方的现象与本体之间飞跃的思索在这种情形下，‘模子’的自觉便可以使论者找到更重要更合理的出发点。”

叶维廉还提出，“模子寻根法”，不但可以运用于两个文明未接触未融合前的文学作品，如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同样可以运用于受到西方文明模子影响，甚至接受了西方文明模子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为文明及其产生的美感感受并不因外来的“模子”而消失，许多时候，作者们在表面上是接受了外来的形式、题材、思想，但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左右着他对外来“模子”的取舍。一个最有趣的现象便是，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只因袭了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却完全没有一点由认识论出发作深度思索的浪漫主义的痕迹。(除鲁迅与闻一多以外，但他们的起因与西方的认识论仍然相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因素使然，值得深思。

最后，叶维廉还指出，文明模子的寻根，还可以通过它国文明模子促进本国文明模子的改变与更新。各文明模子之间的互相介入与互相比照，很可能对促进新文明模子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关于文明模子寻根法，国内学者也有不少精辟的看法，例如乐黛云大力倡导的文明转型与比较文学研究。我本人这些年也努力作文明寻根式的研究，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四）“对话研究”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第四个方法是“对话研究”。显然，“对话研究”也是跨文明研究的具体化，也是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产物。这种“对话”，主要是指东西方两大文明系统之间的文学与诗学对话。“关于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文学对话的研究，为比较文学开拓了新的广阔的研究空间”。X寸话研究”的特征在什么地方呢?与“异同法”、“寻根法”相比较而言，“对话研究”更注重沟通，或者说对话研究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沟通。面对中西文明的碰撞，我们不仅仅需要文学及文论的互相阐发，异与同的比较辨析以及文明模子的寻根探源，我们更需要沟通。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说:“多种文明相遇，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相互理解。„„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有一种充满探索精神的平等对话，为寻求某种答案而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反复对话。’所谓对话研究，就是探讨东西两大文明系统的文学、诗学的互相理解与互相沟通。在对话研究上，大陆的学者正在积极探讨之中。我于199。年发表了《中西诗学对话:现实与前景》一文，谈到了对话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对话的基础，对话的意义及前景等问题。

乐黛云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中西诗学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中发表了《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问题》，对“对话研究”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此外，钱中文先生发表了《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刘庆璋先生发表了《王国维与康德:中西诗学对话的范例》等。这些都深化了对话理论。具体说来，“对话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研究层次:首先是话语问题。乐黛云先生指出:对话必须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这里说的话语并不单指语言，而是双方为达到某种共识和理解而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打排球就必须遵守打排球的规则，一方用排球规 则，另一方用足球规则，游戏(对话)就不可能进行。构成这种话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对自身文学体系的整理，术语的翻译介绍，双方历史发展的回顾，不同文明社会背景的探讨等等，因此，对话研究，首要的在于寻找一种双方都能接受而又能相互解读的话语。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首先关注的还是处于文明中心的西方话语，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国家以其雄厚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文明话语”。作为边缘文明的第三世界，不得不学习和掌握这套西方话语，以便获得与中心文明对话的机会，以及对中心文明进行批判和解构。在美国名气很大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w.Sald)就是这样一位熟练掌握了西方话语的东方学者。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对西方的文明霸权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仅仅做到掌握西方话语是不够的。东方学者试图用西方话语来进行东西方文明及文学对话，恐怕终将困难重重。西方文论大师海德格尔(Ma卜tinHeideyger)曾明智地认识到，用西方话语进行东西方的对话，最终还是西方话语的独白。的确，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危机，就在话语本身。东方学者如果仅仅满足于对西方话语的掌握，对话就很可能走向同一个语调，仍然是西方话语的独白，最多是补充了一些异文明的材料。因而，东西方的对话，必须寻求另一种话语，一种双方都能接受而又能互相解读的话语。这种话语既非西方话语，亦非“本土”话语。但是，这很难。我曾提出，从一些文学及文论的基本问题入手，以讨论基本间题作为对话的中介，就可以用不同的话语展开中西诗学的对话了。这样，可以不必强求对话双方采用同一话语，两种不同的话语同样可以讨论相同的问题，例如，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换句话说，中西方文论虽然从不同的路径走过来，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寻文艺的真正奥秘。这就是中西诗学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最坚实的基础。

“对话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是平等或对等问题，即东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对等性和对话的平等性。要做到东西方真正的平等对话，是很不容易的。对这一点，乐黛云教授提出了较好的见解。她认为，首先，如果对话双方都是从历史出发，从自己的文明传统出发，并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畴系统来截取另一方。双方都是以对方为参照来重新认识和整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既能发现共同规律，又能发现各自文明差异，并使这种差异为对方所利用，以至促成其新的发展。其次，由于对话引入了时间轴而不只是共时性的平面比照，中西诗学对话就有了历史的深度。第三，由于历史的全面开放，中西诗学双方互相选择和吸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一定新的就是好的，也许旧的倒能在某些方面给予新的启发。例如庞德从中国古诗中获得了新的启示，中国古诗为美国的新诗运动提供了新的契机等等。最后，乐黛

二、还指出，对话本身是一个复杂概念，它包含着多层面的内容和多元化的理解，平等对话并不排斥有时以某方体系为主对某种理论进行整合。它有时是有关重大问题的思考，有时也只是一些管窥盆测的意见交换。对话中也可能由一方提出某种设想以便展开对话。只要能成为一种富有启发性而对话双方都有话可谈的话题，由谁提出并不重要。狭隘虚假的妄自尊大或唯我中心，无论出自何方都是平等对话的大敌。另外，钱中文先生在对话中的误差、激活等方面，也作了富于启发性的论述。

（五）“整合与建构研究”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第五个方法是“整合与建构研究”，简称“建构法”。这种整合与建构，主要是指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建构。随着东西方跨文明的文学与文论的互相阐释，异同对比，文明寻根与互相对话的一步步深入，将打破西方文论独霸的局面。东西方文学观念的互释、对比与对话，并最终导致一个重新建构世界文学观念的设想，已经展开在我们的脚下。“建构法”的提出，同样是由于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而产生的。美国已故著名华裔教授刘若愚在这方面较早地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在《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一书中，刘若愚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它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氏认为，对于属于不同文明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刘氏指出，提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观点，可能有人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试验的方式，去建构一个比现存理论更富有启发性的、更完善和更能广泛应用的文学理论。”刘若愚还指出:“我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注意到本书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而不再仅仅以西方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去建构一般文学理论。”

刘若愚关于融东西方文论重新建构世界文论的设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各种方式与途径，走向世界文论建构之漫漫求索之途。寻求东西方文论的建构，首先自然是要打好地基，因为世界性的总体文学理论大厦，首先需要稳固的基础。在中国，我们欣喜地看到，不但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有了诸多文论选与文论史专著，而且东方各国的文论，也日愈受到重视。乐黛云等主编了《世界诗学大辞典》，融西方、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朝鲜等诗学条目为一书，给人一种正在进行世界文论建构的强烈感受。我本人也主编了一部《东方文论选》，选择了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国文论一百多部(篇)，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译成汉语，填补了东方文论长期无文论选的空白。

在寻求具体的建构方法上，中国同仁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可以总结为“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等。

以上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的步论述和粗线条勾勒，主要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经验的括和总结。我相信，这套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之间的跨文比较文学研究，如中国与印度、中国与阿拉伯等(中日、中韩因属一大文明圈，又当别论)。同样，这套理论也适用于印度与西方，本与西方，朝鲜与西方等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思考题：

1、中国学派提出者的文明考虑

2、跨文明背景与法美学派的异同之处。

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分析 篇7

一、汉语言文字的发展

在我国的汉语诗歌中, 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汉语诗歌采用的比较普遍的, 通常都是四言体、五言体和七言体, 等等, 并且, 在这其中, 还穿插了一些文体形式, 如四六文体的骈文, 以及那些可以配以歌曲和音乐的宋词元曲, 这些文体形式的出现, 与汉语言文字都有莫大的关系。

汉语, 是从单音节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文字发展的进程中, 很多文字都是有一个音一个词的。这样, 使得文字的发展形式非常的丰富。再后来, 很多的双音节词也由单音节的词衍化出来, 并且在衍化的过程中, 这些词语出现了很多新的含义, 而且俺带有一种音乐的效果。在汉语言文字的遣词造句的过程中, 中国古人往往采取一种对仗的方式, 这样, 不仅仅是使得语句的形式非常的工整, 与此同时, 诗句也读起来朗朗上口, 体现出汉语言文字的对称美和形态美。在这样的语言文学中, 汉语言文学显得非常有艺术气息, 汉语言的这种形象的气质也感染者中国的大量的诗歌, 使得这些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汉语言书法的内涵。

如今,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家家户户门口的对联, 这些对联的书写, 不仅仅是工整, 而且读起来也朗朗上口, 这是传承中国文化所留下来的风俗, 并且这种文化的沿袭将一直流传下去, 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

在中国的诗句中, 王勃的滕王阁序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在千年古诗滕王阁序中, 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

豫章故郡, 洪都新府, 星分翼珍, 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 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 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 俊彩星驰。台陵枕夷夏之交, 宾主尽东南之美。

这些诗句, 在我们读起来, 是非常有韵味的。词藻非常的华丽, 使我们能够非常的形象的感受到当时王勃看到的场景。这样的作品, 对仗工整, 文章读起来抑扬顿挫, 从整体的效果上看, 也是非常之美观。中国古代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真是不得不为我们所惊叹。在字里行间, 只要我们用心去去揣摩, 我们就会发现, 诗人在运用汉语言文字方面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合理的运用汉语言文学, 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美感, 并且将会对后世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谈及以上的这些汉语言发展的背景知识的介绍, 我们可以发现, 汉语言文字, 最初也只是同其他的文字语言一样, 用来沟通和交流, 使交谈的双方之间能够相互理解, 但是,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汉语言文字还具有其独有的特性。

第一, 在语音的读音上和语义上与其它语言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 汉语言文字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经常性的出现一音多字的的情况;

第三, 汉语言文字构成的词汇非常容易记住, 并且读起来也是非常顺口的;

第四, 汉语言的语音抑扬顿挫, 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

第五, 汉语言文字中, 存在着非常多的四字成语, 也存在着很多的谚语, 这些语言形式, 使得汉语言的文字非常丰富, 当然也使得整体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第六, 汉语言文学的词句, 具有非常多的深意。, 能带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

1.中国文学的风格

中国文学的风格非常的独特, 那么, 中国文学具有哪些风格呢?

第一, 汉字十分的直观, 但是表达的寓意非常深刻。汉字起源于图画, 这样, 文字就是从中这种形象的图画中延伸出来。但是汉语言文字的词义是非常丰富的, 这样使得汉语言文字的寓意也非常丰富。

第二, 文字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文章的韵律非常的强, 读起来朗朗上口。

第三, 汉字的语法简单, 便于读者进行使用。

2.汉语言文字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

(1) 汉语言文字使中国文学具有独特性

汉语言文字, 无论是从形式上, 还是从读音上, 都具有其独特的气息, 这样, 使得中国文学有具有独特性。

(2) 汉语言文字使中国文学具有想象的空间

汉语言文字的一词多义, 使得语句在读者的意念中能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这也展示了中国文学的魅力。

(3) 在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下, 中国文学将面向国际化

如今的汉语言文字, 不断吸收着来自外界的语言风格的影响, 在不久的将来, 汉语言文学将不断面向国际化, 汉语言的发展也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大。这样, 加深中国汉语言文字的研究, 将能够不断地为中国的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中国的文化将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文字, 汉语言文字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汉语言文字, 是汉语和文字相结合的一种语言形式, 它是由这两者的特点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文化。不同于普通汉语的特点, 同时也不同于文字的形式。对于汉语言文字而言, 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它的艺术形式的体现, 与此同时, 也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的重要体现。那么, 汉语言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哪些呢?到底汉语言文学在哪些方面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影响呢?在这里, 本文将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特性以及中国文学的风格, 进而揭示汉语言文字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 从而揭示本文所要传达的宗旨, 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汉语言,中国文学,影响

参考文献

[1]闫顺玲, 侯琰婕.浅析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J].甘肃高师学报, 2010, (04) .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篇8

【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文学研究；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城市文学的空间形态架构作为一种维系特定空间视角的独立关照，维系着城市与人、城市内部物质解构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侧面的主客体关系。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古代城市文学的生活形态，凸显古代城市潜在文学因素的物质欲望，并对城市个体的文学方式和文化意义赋予更多的深层次内涵。其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直至今天，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在其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纵横比较，借鉴移植，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将全身的“穴位”打通，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李云娜，1980年生，女，山东潍坊人，研究生，长春广播电视大学，中级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